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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讲道德有品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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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讲道德、有品行”强调的是品德合格，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讲道德”侧重强调思想认识上要“知德明德”，“有品行”侧重强调现实实践中要“守德行德”。“讲道德、有品行”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到道德的“知行统一”。
“道德”的含义及其本质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行为活动的总和，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等。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是具体的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道德，在社会先进分子中还体现为共产主义道德；同时一些社会成员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封建社会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元素。一般而言，道德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方面，指一定的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包括道德标准、道德规范等，它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等；主观方面，指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包括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等。道德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道德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实现个人的人格完善，通过对善的价值理想的自愿践行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人格的升华。
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公民道德规范
共产党员是社会公民中的一员，所以，首先要在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上做好表率。2001年中央印发实施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发展凝练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公民道德规范主要由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规范构成，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不仅体现了道德的先进性与道德的广泛性的统一，还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道德的统一。“爱国守法”是公民对国家的最首要的道德义务；“明礼诚信”是公民如何待人的道德规范；“团结友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基本规范；“勤俭自强”是公民对待生活、对待自身的道德规范；“敬业奉献”是公民对待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
社会公德主要规范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礼貌，要求人们互相尊重; 助人为乐，要求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爱护公物，要求增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保护环境，要求强化生态伦理观念；遵纪守法，要求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爱岗敬业是对职业责任、职业荣誉的深刻认识，不论做任何工作或劳动，都要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不辞辛苦；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办事公道是指对于人和事的一种态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称道的职业道德；服务群众要求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尊重群众的人格和尊严，千方百计方便群众；奉献社会就是要立足本职积极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
家庭美德的主要规范是“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重要规范；坚持男女平等的美德，既要反对“大男子主义”，也不赞同“夫人专政”或“妻管严”；夫妻和睦、相敬如宾是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关键；勤俭持家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要提倡弘扬淳朴、善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邻里团结、相互尊重、以礼相待、互谅互让、互帮互助，才能形成和谐的邻里关系。
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行
共产党员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但在道德水准的要求上，却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共产党员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要更严、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要更高。
一要严私德，陶冶和培塑道德情怀。要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先要做一个好人，即人们常说的“有道德的人”。道德情怀是一种情感体验，指个体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和道德认识的主观态度。在个人的道德品质构成中，道德情怀的作用体现在，个人一旦对某种义务和行为形成道德情感，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陶冶道德情怀是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形成和增强健康的、积极的道德情感。
要有恻隐之心。恻隐有同情、怜悯之意。恻隐之心是人最朴素的道德情感之一，也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在儒家思想文化特别是孟子的思想中阐述了恻隐这个道德元素。《孟子?公孙丑上》中写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就是说，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恐同情的心理。这种不忍、同情、怜悯的情感，是人内心道德的外在体现，是人发自内心的一种真实的、非功利的情感。恻隐情感，是每个人道德修养的根基，也是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能让人们推己及人、互不侵害、相互尊重，能让人们自然而然体谅他人、关心他人。当前，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见死不救冷漠旁观、见义勇为反遭诬陷、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等社会现象，这与社会个体人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情感匮乏有关。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的先进分子，更应该具备这种朴素而宝贵的道德情感，在自己的内心打下坚实的道德根基，坚决做到拒绝冷漠、拒绝残忍、拒绝伤害，带头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体谅，为社会营造和谐而充满人情味儿的氛围，以党风带民风，以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
要有荣耻之感。荣辱观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人要知羞耻，《孟子?公孙丑上》中写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事实上，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丰富党的思想理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如果社会成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荣辱不分，就会导致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美丑不辨，众人皆如此，就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道德伦理大厦的根基，破坏整个社会的风气。所以，作为党员必须自觉知荣辱扬正气、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构筑强大的思想道德防线。
要有仁爱之情。“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精髓，孔子的仁爱思想立足于修身，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孟子的仁爱思想强调“情感修身”，即对自己进行道德情感的自我修养、磨练和完善，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仁爱施于他人、普爱天下。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倡导，也是我们今天共产党人应具有的道德品质。仁爱精神是一种不计外在功利、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体现在对孩童的怜爱之心、对老者的恭敬之心、对朋友的真诚之心、对不幸者的恻隐之心、对他者的包容之心、爱国之心等。当代社会的“仁爱”，从内涵上看体现的是一种博大的爱心、善心、同情心、包容心，从外延上是指从爱亲人推广到爱他人，推广到爱祖国、爱人民。共产党员要自觉培塑仁爱情怀，胸怀更崇高博大的人生境界，以共产党人独有的大爱践行忠党、爱国、爱民之举。
二要重公德，发挥共产党人的模范示范作用。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遵守社会公德，应该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一是“必须为”的公共行为准则，如公共场所勿随地吐痰、勿高声喧哗、勿吸烟；二是“应该为”的崇高道德行为，如要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奉献社会。当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时候，就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纯净的社会风气。共产党员在社会公德领域，要以更高的觉悟和更执着的行为，在守公德方面做好表率。
要正视和重视当前社会公德失范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大大改善。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生活的公共领域还存在着一些公德失范现象，比如社会公共领域漠然麻木心态的滋长、公德知行分离等问题。“佛山小悦悦事件”是当前社会公德失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佛山一五金城附近，一个2岁女童小悦悦独自玩耍时被两辆车碾压，肇事司机逃逸，之后7分钟内，18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但最终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引发人们对道德冷漠的控诉和对社会公德的深入反思。现实中，一些人面对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规范满不在乎、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一些人对理应做出公德行为的时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些人对公德规范认知很清楚，批判他人失德行为态度很积极，轮到自己反而不遵守公德规范。在这些违反社会公德的人之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其负面社会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要成为公德规范的模范遵守者。关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在遵守社会公德规范方面，对于“必须为”的公共行为准则，党员要发挥表率作用，在自觉遵守公德规范上做好表率。党员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社会公德规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众形象，对普通群众有很大的示范效应。雷锋、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优秀共产党员，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理想和信仰的光芒，另一方面是他们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道德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形象，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也是共产党人看不见的“党徽”。
要成为崇高道德行为的引领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先进性就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走在群众的前面。党员的先进性也集中表现为道德上的先进性。先进性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人民群众看我们党是否先进，不只是看理论、纲领和路线，更重要的是看共产党员的行动，从党员身上感受党的先进性。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彭伟平，生于1986年5月，是中共党员、安徽省灵璧县高楼镇张场村村民。她不顾身怀六个多月的双胞胎身孕，毅然跳进2米深的池塘，拼尽全力托起一名两岁溺水女童，却付出自己双胞胎一死一残的代价，事后婉拒组织安排工作，在家乡带领留守姐妹成立养殖合作社致富，带动30多户农民走上养羊致富的道路，被称作“最美孕妇”。一个党员就是一盏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在社会公德“应该为”的崇高道德行为方面，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须要体现出来。在人民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党员要毫不犹豫、施以援手，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三要明大德，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要靠党员来体现。所以，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上，有些事普通群众能做的，党员却要严于律己、不可以做；有些事普通群众做不到的，党员要不辞辛苦、勇于奉献努力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有更严格的行为约束、更崇高的价值追求。作为党员，面对矛盾要勇于迎难而上，面对挑战要勇于身先士卒，面对危险要勇于挺身而出，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要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不动摇。信仰作为价值意识是人对某种理论、宗教等的坚信与敬仰，是恒定的价值追求和核心价值取向，也是人们日常行为的驱动力和规束准绳。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忠诚信任，对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胜信念和信心。坚定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大德。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母亲看他翻译得很辛苦，非常心疼，就想给他弄点好吃的东西。陈母用糯米给他包了几个粽子，把粽子送去时，还附上了一碟红糖。随后，母亲在屋外问他，是否还需要加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了，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是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执着。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至真、至纯、至诚的信仰。
马克思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里，我们感到的将不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建国，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仅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至于无名烈士更是不计其数。究竟是什么赋予了革命烈士不畏严刑拷打的坚强意志，是什么赋予了革命烈士前赴后继死而不惧的勇气？1934年11月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在红军牺牲的数万血肉之躯中有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他们面对生死考验，没有动摇背叛、没有惧怕屈服、没有怯懦退缩，他们坚强不屈、大义凛然，他们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每场战斗共产党员都冲在最前面，血染湘江，战斗之惨烈不可名状。以至于当地百姓为了祭拜和缅怀死去的红军战士，流传着一句谚语：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武昌鱼。“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源于一种用生命坚守的至真、至纯、至诚的信仰。坚守住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命脉灵魂；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在践行共产党人的大德。共产党人为了什么而活着，共产党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方志敏、刘胡兰、雷锋、王进喜、钱学森、焦裕禄、沈浩、杨善洲、郭明义等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诠释。生于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共同的信仰，坚守着一样的精神家园。他们坚守信仰的人生足迹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黯然无痕，反而会在时代的涤荡中彪炳千秋而引领后人，名垂史册而永生不朽。信仰感染的是我们的心灵，净化的是我们的灵魂。信仰是历久弥坚的一种力量，它能引领航向，亦能迸发力量，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点亮信仰的灯，看清脚下的路和远方最美好的未来。这种希望唯有寄托在无数忠诚智慧、敬业践行的共产党员身上，集结在信仰的旗帜下，发一点光、一分热，则星星之火，必会燎原。
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责任不动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更是对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将民情冷暖挂在心头，将民众关切落到实处，是共产党人肩头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为人民做事的。他明确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这既重申了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又道出了新形势下共产党人必须永葆的政治情怀。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恪守为民情怀，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高高举过头顶。1962年，他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却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共和国的脊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共产党员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恪守为民情怀，把群众当亲人, 发自内心地亲民、爱民、为民。无论什么时候，群众本色不能变，群众情怀不能淡，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供、民有所盼我有所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尊重、信赖和拥护，工作才会有热情，干事才会有激情。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常说一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1979年4月，孔繁森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毅然放弃“高堂在，不远游”的古训，告别年逾古稀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三个尚处幼年的孩子，到海拔4700多米的西藏自治区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历时三年之久。此后又两次援藏，其间行程8万多公里，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贫困牧民送衣御寒、解难救苦，为了抚养两个藏族孤儿，三次偷偷卖血。孔繁森用忠诚和奉献为党员干部树立了道德楷模。这种德是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私利的大德。正是这种大德让孔繁森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把心血倾尽在雪域高原，在亲民爱民上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光辉榜样。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这是我们应该做到、能够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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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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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国史上，过渡时期一般指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1956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这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但是，党的八大并没有明确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八大后，“过渡时期”一词还经常出现(这一概念在“大跃进”运动中，指的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常被用来指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本人也多次使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59页。】。那么，在1957年至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这段时期，毛泽东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过渡时期”概念的?具有哪些独特的理论内涵呢?
一、借“过渡时期”概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值得指出的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规定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实际上是指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为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而不是指完全实现工业化。这一点可从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1954年宪法时，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得到证明。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采用了这个观点。】，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在1953年的设想，完成这个总任务，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而实际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到1956年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和必须的，并且时机和条件也是成熟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并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在于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2页。】。同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两大任务之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也使得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任务显得更加紧迫。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后继续使用“过渡时期”的概念，首先意在强调我国虽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充分，经济特别是工业还很落后。1957年5月18日，他在会见印尼军事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经济还落后，是处在过渡时期。”他特别提出，中国所以老被外国人欺侮，就是没有工业，因而我们要搞自己的工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59页。】。在他看来，逐步实现工业化，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是“过渡时期”的一大重要任务。
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没有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和详细说明。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心任务转变的问题。特别是1957年3月他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视察期间，多次强调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所谓转变，就是由革命转到建设、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斗争、由过去的政治革命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9页。】他强调：“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2页。】他明确提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20页。】
从改变落后面貌、逐步实现工业化这个角度说，“过渡时期”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对此毛泽东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十几年，一是几十年，前一种说法使用得多一点。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内部发行，第549～550页。】1957年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又指出：“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27、228页。】十几年这个时间段，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的时间段，是一致的，目标就是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联系此前1957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再联系此后11月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再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时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比较充分了，我国的落后面貌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总之，党的八大后，毛泽东沿用“过渡时期”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内涵就是想说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的工作中心要转到建设上来，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基础，不断加强和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二、用“过渡时期”概念阐释：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他之所以要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目的即在于“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1958年1月，他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还使用过一种提法：在“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80页。】。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本身是一个不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八大后毛泽东使用“过渡时期”概念的第二层理论内涵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从不完善、不巩固到比较完善、比较巩固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的“过渡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完善和巩固，前提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56年后，毛泽东多次指出，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辩证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矛盾，“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并且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具体到八大后我国当时的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又还很不完善”，因而和生产力的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应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所谓相适应，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初步显示出了优越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就是一个证明。所谓相矛盾，是指“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在实际工作中，八大后，党在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方面，进行了很多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比如说，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允许个体经营、自由市场的存在。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还指出：“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在管理体制方面，1957年秋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在上层建筑方面，我们以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为鉴戒，强调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强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党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举措。
&“大跃进”后，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是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个反面教训。从1958年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不断纠正“左”的错误，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强调要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强调在总路线之下还要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办法，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努力。但这只是初步的，并且是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即是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要以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为前提；不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么打不开局面，要么误入歧途。
　三、用“过渡时期”概念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八大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但这并不代表阶级矛盾不存在。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22页。】可见，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使用“过渡时期”概念的第三层理论内涵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所谓“过渡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
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向全党阐述的重点问题是，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无疑是八大正确路线的继续。但是，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他逐步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个新判断：“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认为：“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07页。】在此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他又多次强调这个观点。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的这一新判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4页。】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这里说在“过渡时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是“总起来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18页。】的。具体分析来说，他又把阶级矛盾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方面：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并不一定是敌我矛盾。就敌我矛盾方面来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3页。】。这显然是反右派斗争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严重估计后得出的结论。就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来说，毛泽东指出，阶级矛盾中的敌我矛盾并不是主要的，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样，毛泽东所谓的“过渡时期”，就是指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还要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不断进行革命，直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完全巩固。
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强调不能因为阶级矛盾而忽视对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忽视对党内存在问题的解决；进入1958年后，他还强调，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革命要搞，但工作重点还是要放到技术革命上。尽管这样，但他关于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判断，还是在理论上撕开了一条口子，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隐患。此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延伸到党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为全党所接受，从理论渊源上皆发端于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理论判断。
以上分析了八大之后毛泽东继续使用“过渡时期”概念的三个方面的理论内涵。概括起来说，笔者有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八大后毛泽东使用的“过渡时期”概念，与此前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的过渡时期，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在党史国史上，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党的十五大报告都有明确表述。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总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过渡时期已经结束了。党的八大后，毛泽东使用“过渡时期”概念，与此前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内涵。对此我们要严格区分，不能因为毛泽东仍使用“过渡时期”概念，就说党的八大后我们还处于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说不通，也会引起思想混乱。
第二，八大后毛泽东使用“过渡时期”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八大后，毛泽东所谓的“过渡时期”，其实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逐步改变落后面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不充分到比较充分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不巩固到比较完善、比较巩固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不断取得优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理论阐释，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对当时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分析和把握，反映了他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努力。尽管毛泽东的探索未能最终突破斯大林模式，但是其中反映出的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懈探索的精神、勇于创造的品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和怀念的。
第三，毛泽东上述所提出的三大问题，今天仍然有现实借鉴意义。以上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概念下三方面的阐述，正确与错误相交织。他正确指出了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大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中心任务要转移到建设上来，但是在如何搞建设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正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有一个从不完善、不巩固到比较完善、比较巩固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总体上没有找到正确的目标和途径；他正确地指出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条件下，阶级矛盾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在对阶级矛盾的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但是不可否认，毛泽东提出了以上这三大问题，本身就是他的一大历史贡献。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大问题，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需要重视和不断解决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回顾毛泽东对这三大问题的阐释，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重视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都具有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17)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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