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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左翼文化运动中，正如毛泽东所说，成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
)A．瞿秋白 B．茅盾C．邹韬奋 D．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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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有了爱——再读《香草山》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刚迈进大学校门的freshman。在操场看台下简陋的宿舍里，我点着蜡烛一口气读完了余杰的《火与冰》。读完之后感到胸闷，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去，于是来到看台上，看着那黑云密布的夜空，我似乎找到了那颗能够照耀我心灵的星星。接着读完了余杰的其他著作，趁着热血沸腾，我奋笔疾书写下了要发奋图强报效国家的《大学四年计划书》。一年后，校园里流行着余杰的《香草山》，我草草地看了几页便放下了，我以为那是本单纯的爱情故事。我还平静地写过随感：“余杰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单纯的揭穿‘皇帝新衣谎言’的孩子了，不再是那个敢于独自和风车作战的唐吉坷德了。他从山顶退到了山腰。”然后大学生活也不容我再有“闲情逸致”，考研、找工作、毕业、再开学……时光如流水，或湍急或平静，在不知不觉中逝去。直到最近在这所全国名牌大学慢慢安顿下来，这天我在还不太熟悉的图书馆里闲逛，忽然发现了那本已经很破旧的《香草山》。正好无书可读，权且看看。这一看不要紧，余杰又报废了我20多小时的宝贵光阴，又打开了我紧闭的感情闸门。原来是我错怪了余杰。他是长大了，不再是个纯碎愤世嫉俗的“愤青”了，他懂得了宽容和怜悯，对于他这样的天才来说，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余杰没有后退，他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战斗而已。他挥舞着“爱”的伟大旗帜，站在更高的山峰上，以更深远深情地目光注视着这苦难的大地，以更宽广宽容的胸怀来拥抱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这句话送给余杰是最合适不过了。“爱之深，责之切”。余杰的满纸愤怒来自于他的满腔爱情。那余杰是否会宽恕那些恶人？我想他的回答应该和鲁迅一样，“一个也不宽恕。”爱也是该有一定适用范围的。余杰有了“爱”，这是他的进步，也是他的必需。他太孤独了，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心灵，需要一双和他一起哭泣的眼睛。据余杰坦言书中男女主角的情书，就是自己当年与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恋人宁萱的往来情信。算算余杰也是奔三的人了，也该谈婚成家了。余杰有了这样可遇不可求的知心爱人，我万分衷心地恭喜他、祝福他。这是上天对余杰最大的回报，余杰应该知足了。如他书中所言：有了这样一个伴侣，以后的任何困难都将不足为惧。也愿他有了归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只是最近两年余杰的最新消息不太多了，只是听说他在香港出版了几本书，去了美国参观访问。最近在天涯上看过据说是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虽然还是字字爱怜但已多少失去了那份锐气激情。还听说……不知是真是假，想作“现世的鲁迅”和“大陆的李敖”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无论等待余杰的是什么，余杰已经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我们的心中及中国文化史里。或许是自己的修养提高了，而今读余杰用的不再是曾经崇拜的目光了，而是崇敬欣赏的姿态。没有人生来是天才，余杰也是寒窗苦读修炼出来的。“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我辈只要努力也许不会达到余杰的高度，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那日有位朋友祝福我有个远大的前程。我回信说：“如果在前几日，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礼物。”但现在《香草山》让我改变了自己曾经远大的志向，如同胡彦彬的“红颜”所唱：“这一世英名我不要，我只求换来红颜一笑。”真的，我愿意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爱，余杰那样的爱，爱情人，爱知识、爱人类苦难。也就是罗素所说的：“支撑我生活的力量便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句话我寻觅了好久，幸好现在还不晚，一切还来得及。作于2005年12月余杰有了信仰　　　 ——《我的梦想在燃烧》读后感半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余杰有了爱》。其中写道:“他挥舞着‘爱’的伟大旗帜站在更高的山峰上，以更深远深情地目光注视着这苦难的大地，以更宽广宽容的胸怀来拥抱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但当时我没有进一步追问余杰为什么有了爱。而现在看完《我的梦想在燃烧》后,我有了答案。这本书是我在南京卖的第一本正版书,自从《香草山》之后的余杰的新书好像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在大陆始终见不到面。所以可以想象我见到它时的惊喜,如与分别已久的老友相遇。所以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然后一阵狂读。余杰这次也没有让我失望,依旧是“忠肝义胆”,鞭辟入里，虽然锋芒收敛了不少,谈的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主义”。而爱的旗帜却更加招展了，字字爱怜,句句关情，余杰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批判者了，不再是自以为是的唐吉坷德了,他成了布道的牧师和疗治心疾的医生，以爱的名义。为什么余杰有了爱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余杰个人的成熟,无论是思想还是性格,不仅仅只是热血澎湃了，他有了更多的理智和胸怀。二是余杰有了爱人，在自己享受幸福时，爱也必然会下意识地从他的笔端流露出来。三便是余杰有了信仰。余杰走的太累太孤独了,他需要归宿需要安慰。除了在现实中找到家外，他也需要找到终极的“母亲”。有了母亲,他才能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样有不竭的力量,才能更坚定地走下去，梦想才能继续燃烧。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说：“当人感到身处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肯定价值事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道路,另一条就是救赎之道。”而自由主义本身如许纪霖所说虽然能解决问题但不能提供终极答案。于是，余杰自己就像他分析画家旺忘望皈依基督那样“当他意识到反叛不能实现艺术更新，审美也无法达到生命和谐的时候,他终于向真理靠近、向爱靠近、向神靠近,成了一名基督徒。”余杰有了信仰，投向了耶稣的怀抱，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无可厚非，有总比没有强，他也必需得有个归宿了。但心里总不是个滋味，难道真的儒家不能再复兴吸引中国人了吗？难道除了基督教，爱没有别的源泉？作于2006年6月
众议：你冰一样透明的眸子里，跃动着火焰。黑暗，因一颗，孤独的星辰，而减却了一份沉重。——网友白衣飞霜，诗歌《香草山上》。“青春写作”是这样一个意思，它主要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充满激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缺乏理性；它有鲜明的立场，但那个立场又是不稳定的；它的文字风格是那种初看非常有才气，但细读又不是很有回味余地；它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但它的力度又是感情的一时宣泄。——学者谢泳将余杰的写作称为“青春写作”。在这个视爱情、友情为多余的时代，犀利猛锐的余杰，却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分为看重，这不仅在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与亲戚朋友的交往中，更体现在他对真挚爱情之不遗余力的追寻里。——作家冉云飞，《我所认识的余杰》。陈冲以及许多反驳嘲讽余杰者之所以对余杰反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感到，余杰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余杰当然不是上帝。当他用那一套基督教神学的话语阐述人的“优先性”和“忏悔”之必要时，便同时否定了他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合理性。与此相关，余杰的另一个失误，是主张全民性的“大忏悔”。——南大教授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中评论余杰批评余秋雨不忏悔的“失误”之处。余杰大段大段地摘录别人的文字，是不是说明他的思想力逐渐丧失呢？余杰从愤怒尖刻走向他用爱作底色的文章是让人失望的。文章经常出现的《圣经》上的话是让我们看到了余杰的“疲软”，他所谓的沐浴在爱只不过是让爱和怜悯变成了媚俗。是“刀客”余杰的妥协和退让。 我们纵观一下余杰的写作生涯。呐喊过后名有了，出书也容易了，于是书一本一本地出，质量也一本一本地下降，内容也一本一本地重复。浮躁的余杰已无法安静的读书、思考，他的写作速度快、文章数量多是说明了他对自己的不自信，而期望发出更多的声音让人们记住自己。——红袖添香网友胡锐，《余杰的“疲软”，周国平的“阳痿”》。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而已，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岁月里，将目光投注在同一片美景中的人。对于余杰的关注，也只是喜欢他文字中流露出来的那种青春的反叛与正义，那种几乎被所有官方作家一度摒弃的理想坚守，在余杰身上却保留地非常完整。——新浪网友罗博学，《余杰触及到时代的命脉》。
“先知”朱大可朱大可对文化的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个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必须指出，朱大可不只是文化界的先知，还是整个当今时代的先知。他只是借用文化之笔，写下这个时代的判词，描绘这个社会的乱象。在如今这个“燃烧的迷津”里，在如今这个“聒噪的时代”中，朱大可像先知般“绝世而独立”，挥舞着“话语的闪电”，追述着“逃亡者的档案”，刻录着“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谱写着“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歌颂着“流氓的盛宴”。他像先知般大胆地宣告了中国“文学的死亡”，孤独地为文化为时代守夜，隐晦地指示未来。观看他的照片，你也会明显“沐浴”到那先知般的光辉，他如佛般庄严，双眼澄亮似乎看透一切，平静之中又略带哀伤。八十年代，朱大可就已经是文化界的先锋。他早年以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而一举成名惊动天下，此后更是雄文不断闻名海内外，与李泽厚、朱学勤等齐名。那个时候的朱大可“狂的要死”，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他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1994年，正值巅峰的朱大可抽身而出远渡澳洲，做访问学者，做华文传媒，还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网站的资讯总监，但几乎停止了书写。八年后，“朱大可归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许多人预测文坛从此休想太平。果然，朱大可“不负众望”，唰唰抛出《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和《上海：情欲在尖叫》两把飞刀再次威震“江湖”。像李寻欢一样，他不在江湖，江湖仍旧有他的传说；而他在江湖，那江湖就是他的江湖。回归后的朱大可已经不再仅仅是当年凭着朝气才气闯江湖的先锋了，而是俨然成了“取了经”“得了道”的先知。他的力作《流氓的盛宴》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他领军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化批评的重镇，他的言论、文章被广为转载……“朱大可热”又一次风生水起、波澜壮阔。朱大可的魅力和杀伤力首先来自其独树一帜锐利而敦厚的语言飞刀。我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被闪电劈中般的震颤和“痛快”，常常为其语言而忍不住拍案叫绝，常常忍不住反复“玩弄咀嚼”。朱大可是研究话语的行家，更是操控话语的高手；朱大可是批评家，更是作家。他的批评让作家感到恐慌，他的写作让作家感到绝望。其语言感性和理性交织，超炫超酷人称“朱氏语言”，像变形金刚一样变幻自如各种学术词汇，使之重新拼装组合而华丽坚硬，散发着金属般的光芒。朱大可的语言是独特精神生命和长期磨练的结果（早在小学期间，朱大可就开始拥有自己的语词笔记本，开始进行语词的打磨），很多人刻意模仿却总是不得其道而流失为“酷评”。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朱大可滥用语言暴力和卖弄技巧哗众取宠。其实，朱大可煞费苦心建立文字迷宫也有其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像昆德拉一样，隐喻从来都是特定文化语境中充满诗性智慧的叙述策略。正如朱大可所言：“真正伟大的先知，从来只是一些启迪者，坚定地向人们提供有关真正处境的消息，以及改变这种途径的若干方法”，朱大可在其瑰丽的文字迷宫里藏着打开真正宝藏的钥匙，谁能找到这把钥匙谁就能打开“逃循之门”谁就能抵达彼岸，朱大可的迷宫里包藏着他“不可告人”的“祸心”与“阴谋”。“因词害意”，盛装浓抹往往夺人目光，而使人们忽视其内涵。有的甚至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这不是朱大可的“罩门”，如朱大可所言“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朱氏话语”的背后是其新锐奇谲丰厚的思想、是对文化对时代的敏锐与深刻洞察。朱大可素有“一剑封喉”的美誉，像小李飞刀一样“例不虚发”。从早年揭开谢晋温情脉脉的面纱，到揭露余秋雨涂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再到揭穿中国当代文学垃圾场的“真相”，朱大可每次出手都“快、准、狠”，都让“亲者快、仇者痛”，都让江湖掀起风暴震荡不已。正如朱大可所言，批评的另一面其实是阐释，朱大可除了“骂人”之外还擅长“挖土”，他的文化考苦学、神话阐释学等功力在中国也是罕有敌者。朱大可对文化的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个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必须指出，朱大可不只是文化界的先知，还是整个当今时代的先知。他只是借用文化之笔，写下这个时代的判词，描绘这个社会的乱象。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写道，“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使我们处于丧失自己的预言精神的危难之中。中国游戏精神和后现代主义，从拒绝关怀未来的角度，深化了这一事端的后果。先知早已化为尘埃，只有他们的姓氏，滞留在历史的遥远景象里，仿佛是一些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事物。这正是世界之夜本性的尖锐呈示：未来沉浸于巨大的黑暗，它已丧失了预言光辉的照看和眷注。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发出不安的询问。”的确，八十年代的先知们纷纷化为了尘埃，海子卧轨了，李泽厚“吃起饭”来了，朱学勤闷头书斋了，刘小枫投奔上帝了……硕果仅存的先知，似乎只剩下了朱大可自己了。如今这个时代诸神归位、众声喧嚣，如今这个时代英雄退场、大众当家，如今这个时代精英无语、哄客登台，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和先知，甚至开始嘲笑攻击起他们了。此景此情下，朱大可必然是孤独的，“我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孤独是我的常态。”一方面，他是文坛的独行侠，不被主流所接纳；另一方面他的言论也只是被消费者当作时尚品而“一笑而过”，没有几个人会用心去理解去吸收，即使那些传媒们也不过是借其“装点门面”“招摇过市”。而且，说出真相往往是要付出代价招人骂的。但朱大可不怕骂（他还喜欢收藏骂他的文章），他怕的是另一种孤独。如朱大可所言，“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这是所有孤独中最深切的一种。”最后请允许我篡改朱大可《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一文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先知的使命就是这样决定的。他在那个现场，他充任痛苦之眼和刺眼之手，他进行最后的观测与追问。而后，与死亡一起开拓文化在新世纪的面貌。在庞大的游戏同盟外面，先知的幸存引发了一种希望。挪亚说，水要来了。面对诸多嘲笑和蔑视，他坚定地打造着信念之舟，这显示了先知对命运的极度关怀。正式基于这样的关怀，文化（或者还有其他的）的死亡与复兴都已纳入未来。”
简历：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1991年出版《燃烧的迷津》。1994年，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1998年出版《聒噪的时代》。2001年，回国定居，后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2003年出版《话语的闪电》。2003年开始主编大型文化年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2005年出版《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006年出版《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2008年出版《记忆的红皮书》。代表作简评：《话语的闪电》。书如其名，名副其实，本书的话语就像是一道道凌厉的闪电令人惊叹，劈开精神的黑夜，照亮时代的苍白。此书是朱大可回归前的投石问路，敲开了其回归之门。这“降龙十三篇”篇篇“狠毒”，证明了不在现场的朱大可对当代文化的把脉依旧犀利甚至更加准确，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功力大增。朱大可依旧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此书是吾等“猪肉”（朱大可的粉丝）必读的“红宝书”。它既是朱大可成长经历、精神历程难得的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朱大可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精华的“集大成者”，其中一些散文堪称现代汉语的瑰宝。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流氓的盛宴》。无论身份多重，朱大可首先是个学者，是个严肃的学者，此书便是体现其学术成果的大作。也许，此书不会像《潜规则》一样盛行，也许此书不可能使“流氓”改头换面，也许此书有故弄玄虚生搬硬套之嫌，但无论如何，它试图还“流氓”清白与伟大的苦心努力、它独辟蹊径的研究思路和开天辟地的研究领域都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另外，它还是一场“阅读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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