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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蒋介石：看毛泽东著作试验土改
　　“中国救星”？“人民公敌”？
　　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下］
　　主讲人 ｜杨天石&& 整理 ｜刘火雄
　　蒋介石学毛泽东著作，在大陆搞土改试验为何失败？
　　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之二是思想、主义、策略之争。蒋介石认为要救中国，只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要最终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蒋介石总结了三点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分歧：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国民党主张保护私有制，后来蒋介石把这句话加了几个字，“国民党主张保护合理的私有制”。其次，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第三个分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此后，蒋介石从原来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改良主义者，终其一身，蒋介石始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土地问题可为例证。
　　耕者有其田，让没有地、少有地的农民取得土地，这是孙中山的主张，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但孙中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让农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话“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两句话才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完整的表述。后来中共和国民党实际上走了两条路，中共在农村搞的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先决条件是“打”，没有“打”，地主的土地拿不出来，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线是一条斗争的路线，“打”字当头，地主为此就要受损失。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就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搞的是和平土改，是让地主也不吃亏的土改。一个是革命路线，一个是改良路线。&&&
　　中共以“斗”字当头的土改胜利了、实现了，而国民党那种和平的、双赢的土改，在大陆，在国民党执政22年之内始终没有作为。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到浙江奉化老家走了一圈，他在日记里说：22年了，奉化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国民党保守。
　　蒋介石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在大陆最终失败就是没有进行土改，所以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的双赢主张做的。一边是地主把土地交出来，另外一边是政府把公营公司的股票交给地主，这就是和平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损失。不少地主知道股票是好东西，保存了下来，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业资本家。
　　国民党的土改在大陆搞不下去，为何到了台湾却成功了呢？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要动的是大陆的地主，这些地主往往是国民党员，或者是国民党官员的三亲六故，怎么下得了手？
　　1948年，蒋介石思考过一个问题，共产党的部队打仗很勇敢，每战必胜，国民党部队都不想打仗，每战必败，怎么回事？蒋介石就学毛泽东著作，想从中找答案。他看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后，恍然大悟，共产党的部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士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仗就勇敢。这好办，国民党也可以学。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宣称凡是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的地方，国民党收回以后，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蒋介石在江苏北部找了四个县种试验田。可试验区刚成立，地主就不干了，他们给蒋介石、给南京国民政府写信、请愿，说自己八年抗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抗战之后，又饱受共产党斗争之苦，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还要我们承认共产党的土改，宪法不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吗？经地主一叫一闹，国民党的试验区，蒋介石学毛泽东著作那点“收获”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见，蒋介石尽管早年很激进、极左、很革命，但到后来他成了一个改良主义者。
　　对国民党的腐败，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蒋介石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定了一个计划，国民党要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谁能够参加“劳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两种人，第一是农民，或者有农民家庭背景的人；第二是革命军人。蒋介石这是想让国民党从阶级基础上有一个变化。蒋介石在重庆办一个高级党员训练班，把国民党高级干部找来学习，第一课蒋介石亲自上。蒋介石不讲课，给每一个学员发一个问卷调查，问题之一，请回答为什么国民党处处比不过共产党？问题之二，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授、教员、学生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让学员回答这些问题不容易，这要有点勇气。
　　蒋介石还定过一个计划，要在三年之内培养10万革命干部，每一个干部要下乡三年。蒋介石多次提出，军队要给农民种地。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通过了一个党章，蒋介石很认真地读了这份党章，他觉得其中有两段写得太好了，一段是党员和群众，一段是上级和下级。蒋介石觉得这两段可以解决国民党的许多问题，所以他把这两段抄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还写了感想。他说共产党进步得那么快，国民党再不奋起直追的话，很块就完蛋了。蒋介石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不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的腐败，他改不动，他孤掌难鸣，整个体制把他捆住了。
　　蒋介石什么时候才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的呢？在台湾。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一个是搞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党的改造，搞党的改造运动。国民党的改造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在重庆防空洞里遥控河南等地的抗战
　　蒋介石还是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另外，蒋介石把自己看作是太极的代表。太极在中国哲学中是代表宇宙、社会、道德等最高法则的概念，由此他的思想方法形成了一个形式逻辑三段论。三段论讲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蒋介石看来，我蒋介石是革命的，这点从他参加革命那一天，一直到死都没有怀疑过。这是大前提。小前提是你反对我蒋介石，于是得出结论：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蒋介石一辈子反共就是这个思想逻辑。1927年在江西反共时他就讲，我蒋介石是革命的，如果不革命可以把我拉出去枪毙，信誓旦旦。与之对应，只要反对蒋介石，对不起，就是反革命，我就可以杀你。
　　蒋介石自我迷信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中国古代有一本《孙子兵法》。蒋介石说他在抗战中发明了一些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跟孙子相比。蒋介石认为自己写的文章也和唐宋八大家差不多，极端自我迷信。什么事情，任何人干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要下命令，要独断。如抗战时，重庆是陪都，安排垃圾堆怎么摆放这本来是市政府的事，蒋介石却要管。国民党办高级党员训练班(党校)，学员睡觉是木板床，免不了生臭虫，蒋介石下令怎么消灭木板床上的臭虫。重庆女孩子追赶时髦，认为长发披肩是一种美，蒋介石下命令，女孩子长头发不能够超过几寸几分。国民党有一个宣传部长姓叶，吃饭时有点狼吞虎咽，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叶部长吃相太难看，我要提醒他。有一个官员作报告，走上讲台，从裤兜里把讲稿掏出来，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个人混账，讲稿应该放在上衣口袋里，怎么能搁到裤兜里！
　　当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成年成月24小时不间断地疲劳式狂轰滥炸，中国空军起飞应战，蒋介石看着看着就会让空军作战指挥官靠边站，自己亲自指挥。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从河南发动进攻，打下了湖北、湖南、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给前线打电话。他不打给司令官，而是打给团长、营长、连长。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指挥千里之外的营长、连长，这个仗焉有不失败之理？这叫遥控，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这和蒋介石的个人中心主义，极端的自我迷信很有关系。
　　领导北伐、坚持抗战两大功，清党剿共、挑起内战两大过
　　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大功方面首先是领导北伐。年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附近，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结束了袁世凯上台以后所出现的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第二大功是他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消除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是日本侵华。在八年抗战里，蒋介石坚持到底，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两大过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发动清党剿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大过是1946年到1949年，挑起三年反共内战。
　　蒋介石一辈子做的事情不少，要讲他的功还可以讲一点，如1911年武昌起义，在杭州有一支敢死队100多人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相当于省政府)，这支敢死队队长名叫蒋志清，他就是后来的蒋介石，辛亥革命时他是敢死队的队长。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当皇帝，在山东有一支讨袁军，参谋长正是蒋介石。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兵变，炮轰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匆匆忙忙从总统府逃到珠江的永丰舰上，是蒋介石千里迢迢从浙江、上海赶到珠江上的永丰舰，和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1924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托，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军事精英，这也是功。
　　后来，北大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发文提出，蒋介石还有一大功，那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蒋介石到台湾最初的十年，没日没夜地制定反攻大陆计划，海龙计划、海狮计划、海蛟计划，名目有十多种。一会想在福州登陆，一会想在广州登陆，一会想在雷州半岛登陆，蒋介石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连“国民党来了，共军赶快投诚吧”一类的反共宣传品都写好了。但是蒋介石发现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美国人不支持他，苏联人支持，但他又不敢，后来他觉得反攻大陆没什么希望了，所以把精力放在建设台湾上。
　　上世纪60年代，大陆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武斗，蒋介石却在台湾提出了“科学第一、教育优先”的口号。蒋介石日记里本来写的都是打仗、反攻大陆，此时日记里开始出现“开发区”、“发展电子工业”。应该承认，蒋经国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有巨大的功绩，但先行者是蒋介石。他在台湾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主张把高雄开辟为开发区。蒋介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应该承认有他一功。
　　蒋介石在台湾同样有一个错误，那就是白色恐怖。蒋介石初到台湾，要巩固他的统治，镇压了一些共产党人，包括已经位至“国防部”副参谋长的吴石，后来被蒋介石发现给枪毙了。台湾省国民党的主委李友邦，原来是抗战时的台湾义勇队的队长，也是中共党员，同样被蒋介石枪毙了。蒋介石还镇压了一部分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最有名的是雷震。雷震在台湾办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胡适是后台，蒋介石不敢动胡适，把雷震抓起来，而且判刑了，这是蒋介石的过。总体来说，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这么看待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比较全面、比较准确。
　　蒋介石认为东北战场的失败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蒋介石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在最困难、甚至绝望的时候，蒋介石认为上帝会帮助他挺过难关。蒋介石想，他那么相信上帝，那么虔诚地敬仰上帝，上帝是不会把他抛弃的。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再吃败仗。蒋介石想来想去，他找了一个原因。他说他是基督教徒，教会有一个规定，不拜偶像，不能在偶像面前鞠躬低头。他说他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大禹的陵墓，因为敬仰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所以曾经在大禹像前鞠了一躬，因此他在东北战场的失败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蒋介石晚年最不愿见到胡适
　　蒋介石不是民主主义者。蒋介石抓雷震、判他的刑，主要因为雷震主张要民主、自由，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反对蒋介石传位给蒋经国。蒋介石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从他对胡适的态度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本来是很喜欢胡适的，1948年国民党举行总统选举，蒋介石说他不当总统了，他建议国民党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此举似乎表明蒋介石不贪恋权力，愿意让位，让一位无党派人士出来当国家总统。但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很客气，实际上对胡适咬牙切齿地仇恨。蒋介石曾讲过，他一辈子最不喜欢、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倡导民主自由，是雷震的后台和支持者。蒋介石可以抓雷震，但他绝对不抓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礼上，胡适院长邀请蒋介石出席，蒋介石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蒋介石讲话以后，胡适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总统您错了”，当面驳斥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胡适，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还是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为悼念。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王海晨、杨晓虹
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作者：王海晨、杨晓虹。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90年，值得总结、回忆、探讨和深思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但有一个话题，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这就是：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取１际钦欣础⒛祭吹摹Ｄ怯赂业愕模褪谴模褪蔷佟&&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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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蒋介石发表演讲（资料图）（原标题：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原载《同舟共进》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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