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新政策怎样打上鲜明的“中国海关新政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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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宣言(上):被误导的中国
作者:滕泰
和讯专栏作者、经济学家滕泰
  新供给主义宣言(上)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的大批倒闭和股市的剧烈下跌。
  此外,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任其不断恶化。
  事实上,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不是来自于凯恩思主义的政策刺激,物价得到控制也不是货币主义的功劳。
  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印度人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政府睡觉的时候偷偷增长的;中国呢?人们的确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国经济列车的尾部,但到底是这只手在推着列车前进,还是列车在拼命挣脱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凯恩斯主义危害的同时,却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有资格谈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玩游戏的人自己也厌倦了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
  然而,这些人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吗?
  此时,货币派的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印钞票长期不能促进增长,所以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滕泰,和讯专栏作者,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深交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导师;曾任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资总监、研究所长,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多次出席各部委、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门的专家咨询会,并曾于2010年6月向温家宝总理、副总理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做宏观经济专题汇报,是70年代学者中唯一多次受邀“中南海问策”的少壮派经济学家。
  本文内容为作者应和讯网专栏之邀,独家授权和讯网发布。和讯网邀请各界名家开设专栏,为读者提供趣闻博见。敬请读者关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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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新政策怎样打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摘要】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固然有其经济学理论根源和对经济政策他山之石的借鉴,但更多还是决策层回应中国经济所碰到的问题而开列的政策药方。而抓住当前中国经济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关键便是要破解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关键词】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中国版本【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  理论渊源:供给还是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应该侧重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这个问题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也是宏观经济学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演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危机之后,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大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政策上的应对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写作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理论框架。凯恩斯的理论可以说从一产生就带着需求管理的基因,因为其分析的起点便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和波动,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政策就要更加重视总需求管理。当经济萧条时需要政府的刺激之手来扩大需求,使经济摆脱萧条;当经济过热时需要政府的收缩之手,来控制经济的脱缰野马。凯恩斯的理论发表以后影响日益扩大,总需求管理政策一时风靡全球,各种脱胎于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流派蓬勃发展。  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给理论提出新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大家始料未及的滞胀时代。所谓“滞胀”,就是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同时发生。而“滞胀”发生时,如果还以总需求刺激政策作为药方的话,无疑会进一步助推通货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称之为供给学派的另一种理论框架开始受到重视和欢迎。供给学派强调,政策之手应该从经济的供给方切入,核心是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显然这是和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管理入手完全不同的思路。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措施就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当税率较高时降低税率不但不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反而会因为降低企业负担而提高总产出也就是扩大了税基,从而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  供给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政策回应  当前中国经济所碰到的问题和当年美国有很大不一样。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滞胀”问题。如果仅从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所描绘的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低谷的情况,典型的特征就是物价相对紧缩和增长率处于低谷同时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十分重视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只要着眼于扩大总需求就可以了呢?  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确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供给大于需求。其中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主要根源于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于相当多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处于产能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状态。产能过剩时如果通过扩大总需求的方式来提振经济,将让这些本来处于过剩的产能又利用起来,使得产能过剩难以解决。  我们过去经常从总需求的角度说,中国经济的动力有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仔细分析当前的三大需求不难发现,就净出口而言,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国未来不可能寄希望于长期维持较大的贸易顺差。而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比较稳健,甚至较快增长的态势。主要的需求不足表现在投资需求上,投资下滑速度大大超过了GDP下滑的速度。而当前投资需求下滑,有深刻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原因,这是因为供给的结构性过剩,资本从实体经济难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自然导致投资下滑。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卓有成效地调整过剩产能,促进新的盈利机会的产生,投资需求的迅速下滑就能有望得到扭转。  供给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对供给政策运用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而言自然会有共同之处,比如不排除大力度减税措施的推出,已降低当前高企的企业成本;但源于对中国经济所要解决问题独特性的理解,这些供给政策的运用会打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首先,对供给侧政策的重视并没有排斥对需求侧政策的运用。总供给政策是着眼于长期的。因为供给的改变往往涉及到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行为等方面的调整,这些变化往往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因此,一方面,总供给的政策十分重要,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在供给的调整上;但另一方面,却又往往远水不能解近渴,对短时间内的经济问题往往成效不显著。而需求管理的政策恰恰相反,一般来讲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起作用。比如政府财政开支的扩大、货币政策的放松,大体在一年以内都能明显的提振经济。所以,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既需要强调供给侧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抛开需求管理的政策。  再者,当前中国供给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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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四川在线通行证供给新政策怎样打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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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供给新政策怎样打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理论渊源:供给还是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应该侧重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这个问题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也是宏观经济学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演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危机之后,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大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政策上的应对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写作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理论框架。凯恩斯的理论可以说从一产生就带着需求管理的基因,因为其分析的起点便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和波动,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政策就要更加重视总需求管理。当经济萧条时需要政府的刺激之手来扩大需求,使经济摆脱萧条;当经济过热时需要政府的收缩之手,来控制经济的脱缰野马。凯恩斯的理论发表以后影响日益扩大,总需求管理政策一时风靡全球,各种脱胎于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流派蓬勃发展。
  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给理论提出新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大家始料未及的滞胀时代。所谓“滞胀”,就是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同时发生。而“滞胀”发生时,如果还以总需求刺激政策作为药方的话,无疑会进一步助推通货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称之为供给学派的另一种理论框架开始受到重视和欢迎。供给学派强调,政策之手应该从经济的供给方切入,核心是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显然这是和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管理入手完全不同的思路。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措施就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当税率较高时降低税率不但不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反而会因为降低企业负担而提高总产出也就是扩大了税基,从而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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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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