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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第一章 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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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军事思想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但“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于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阐明，战争从属于政治，政治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战争居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换句话说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如中国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意志，就是想变独立的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这也是它的政治目的，用一般的手段它达不到此目的，因而发动侵华战争；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意志，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双方交战的目的就是企图有暴力手段，迫使对方放弃自己的意志，服从己方的意志。一旦有一方让步，即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另一方的目的达到，则激化了的矛盾随之解决，战争结束，又转入不流血的战争，如日本战败投降。再如朝鲜战争中打打停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等等。
战争作为一种暴力行为，起源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出发点和目的，最终原因都是经济原因，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社会关系。这是从阶级范畴来看，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期的战争，就是为了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通过政治的、和平的途径无法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即战争；英国、法国在16、17世纪进行的一系列革命，也是资产阶级为了其经济利益，同封建阶级不相适应，阻碍其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斗争等。另一方面，战争又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以经济为后盾，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无非是为了取得或维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3）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毛泽东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科学的划分。他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毛泽东对战争性质的划分，奠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这就是反对非正义战争，拥护正义战争。毛泽东也说过“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的论述说明了我们采取拥护正义战争的态度。
（4）战争的最终目的和消灭战争的道路
我们共产党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消灭战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毛泽东曾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他还指出：“我们是战争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在这里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从而将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与战争的最终目的科学地统一了起来。这是无产阶级战争观伟大而崇高的志愿，是区别于其它阶级战争观的根本所在，是同我们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消灭战争，为什么还要进行战争呢？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反民族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都没有不经过战争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代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更是如此。只有拿起革命战争这一武器，才能推翻国内外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的国家政权；才能粉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武装侵略，保卫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2．无产阶级的战争方法论
战争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怎样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正确指导战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1）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
所谓战争规律，就是战争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各方面的本质联系及其必然趋势。即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决定着战争发展的趋势。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们之间的这种制约关系就使四个因素有着内存的联系性。这种内存的联系性，决定着战争必然发生，不可避免，并且向着一定的趋势发展，导致战争的最终结局，这就是战争规律。
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因素及其内存联系是如何决定战争规律的。如抗日战争，当时日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独霸中国是其军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目标，它必然要发动侵华战争。其军力、经济力较强，在短时间内具有较大的战争能力；但它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反动，政治上野蛮退步，极其虚弱；地理上是异国作战，资源匮乏，有诸多不便，又是小国，难以支撑长期战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必然遭到侵略，同时中国人民具有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必然进行抵抗；中国军力经济力较弱，战争潜力很难一下子发挥出来，可是中国进行的抗战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政治上进步；中国是本土作战，国大人多，人民广泛支援，有长期支撑战争的能力。经济上、军事上“敌强我弱”决定战争是持久的，速胜是不可能的；而政治上、地理上的我优敌劣又决定了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亡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日双方战争四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战争规律具有客观性、重复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属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可以认识、掌握和利用它。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战争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2）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
第一，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要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战争指导者要驾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必须善于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研究和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制定指导战争的正确方法。毛泽东把这种合乎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方法，比作“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称之为“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战争的客观规律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诸条件，以及敌情、我情、民情和国际环境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战争指导规律也需要随之变化而变化的。把握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确定战争的主观指导方法。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全面抗战的指导路线和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作战原则；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确定了“战争的人力物力来自前线”的指导法则。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同样是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但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就不能将战争的人力来源寄托在前线，美军的俘虏兵断然不能大批充实到我志愿军的队伍。
第二，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就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研究战争为什么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
因为战争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永远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中，毛泽东针对我国有些人只知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和别人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明确地指出：“研究战争要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这是因为，从时间条件来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变化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有其特点；从战争性质来说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从战争规模来看，有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区别；从作战形式来说，有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的区别；另外，军队的作战任务和战区的民族、宗教、经济、交通、地形、气候、水文等等不同的条件，战争规律都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战争实践已经证明，如果研究战争规律不着眼于特点和发展，不动态地研究战争，是要吃败仗的，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更惨痛的损失。如在红军时期，王明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机械地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否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工农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不切实际的正规化和打阵地战，结果使红军力量损失了90%，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差点丧失了中国革命前途，红军被迫长征。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事当局机械地搬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对新式武器装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普遍运用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对机械化装备对作战样式的影响进行很好地研究，忽视了德国“闪击战”的新特点，结果战争伊始就吃了大亏，精心构筑的“马其诺防线”一夜之间即告崩溃，短短几个月法国全境沦陷；苏联判断苏德战争的样式时，认为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先在边境交战几天，而后双方主力交战。极大地忽视了战略防御，忽视了德军在欧洲战场上一开始就投入主力交战的特点。在战争初期陷入被动，全线后退，德军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们的教训至今发人深思。
研究战争怎么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呢？
第一，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战争的时代背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发展，时间、地域、性质上的差异等等，来制定正确的战争指导策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治多极，竞争共处”是这朝代的特点，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一句话，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保卫祖国，巩固国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入小康社会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根本任务。因此，如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如何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赢得胜利，成为新时期军事理论的研究方向和根本问题。关于如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由于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夸大了战争危险，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没有完全根据时代特点进行研究。现在时代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就需要在军事理论研究主题上来一个大的转变。所以，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注意分析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才能抓住战争的特殊本质。
第二，要着眼未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军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指导未来战争，预见未来战争。和平年代，研究战争的一切活动，其着眼点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研究战争史也是为探索战争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预见和把握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服务的。特别是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转变到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上来以后，我们研究战争的着眼点更应该放在未来上。当然，着眼未来不是鼓励脱离现实地空想，而必须立足现实。比如：我们要预测二十一世纪可能发生的战争，就必须对制约战争发展的政治势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等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进行认真研究。
第三，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要立足全局，掌握重要关节。全局是事物的整体和发展的全过程，局部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毛泽东曾说：“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全局。”反之，凡属战争全局中带有某一方面和某一阶段性质的都是局部。全局统帅局部，局部从属于全局，构成全局和局部之间的正确关系。
战争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全局关照的好或关照的不好，指导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如果对全局关照的好，战略指导正确，战争就可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所能够自如地驾驭战争，控制战争舞台，除了他科学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善于一切从全局出发，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毛泽东所关照的全局，不仅是个空间全局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时间全局，也就是战争过程的发展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依照客观情况，协调好战争各阶段的关系。毛泽东十分注重在对整个战争进程和结局进行基本预测、宏观谋划的同时，精心设计，继而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战争从一个阶段顺利地引向下一阶段。如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毛泽东对整个战役发展做出预测，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占区，这一行动对整个战略全局意义重大。二是在全局利益之下，组织好各个战略区的密切配合。三是统筹部署战役，密切协调各战役的作战动作。四是注意抓住战略战役枢纽部署战役战斗。
关照全局，必须善于掌握重要关节。在战争指导中，抓住了重要关节，就有利于解决其他问题，能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从而推动全局胜利发展。所谓关节，就是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局部。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因为，有一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被破坏或失败，全局也会立即发生变化，甚至导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战争指导者在关照全局的前提下，一定要掌握好关节。诸如掌握情况，确定主要作战方向，部署主要兵力兵器，预备队的使用，对核武器的防护和使用，攻击发起的时机等等，指挥员要善于从分析敌我双方当时当地各种实际情况入手，找出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具体问题或动作，集中力量把每个关节问题抓好。比如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先打哪个？后打哪个？这就是关键，如果决策不当，将影响整个战争全局。毛泽东等经过分析比较，认为东北是蒋介石控制比较弱的地区，打下东北，整个战场形势对我有利。因此，决定先打辽沈，控制东北。而在辽沈战役中，又有全局和关节点。毛泽东决策先打锦州，是实现“关起门来打狗”，将卫立煌集团4个兵团55万兵力，锁在东北境内就地歼灭的关键环节。若按照林彪首战长春的意见，在打下长春后，会促使卫立煌其他三个兵团南逃，势必给我解放战争随后的作战增加难度。而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之敌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全局上精心关照，运筹帷幄的战争指导艺术。
在军事上，战役战术指挥员必须服从全局。战争的全局不仅是战略指挥员的事，战役战术指挥员也必须了解某种程度战略全局的东西。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能深刻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自觉地服从全局。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服从全局需要这一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况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做到胸怀大局，自觉服从全局。所以说立足全局，掌握重要关节，不仅是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
第四，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要做到“知彼知己”。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细致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个侦察、判断的过程就是“知彼知己”的过程。毛泽东认为，正确的战争指导必须使主观符合客观，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又在于熟识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这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基本条件，是一条重要的、贯穿始终的原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知彼知己”是条古训，所谓知彼，就是对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条件、民族文化、科学技术等进行全面地了解，正确客观地分析，认清它们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知己，就是熟知己方的与战争有关的全面情况，对自己的力量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估价。之所以这样，总的说是为了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制订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争取战争胜利。具体地讲，一是因为它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的前提，二是因为它是探索战争规律的基础，三是因为它是制定战略、战役战术原则的主要依据。所以，自古以来，所以军事家无不把它作为指导战争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如何做到“知彼知己”？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知彼知己的办法。首先要全面考察。所谓全面考察，就是通过主观努力，对影响战争、战役和战斗的诸因素进行全面系统地了解、分析，因为战争这一矛盾斗争，始终是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的，表现为互相对立、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一方的存在必然决定和影响另一方的存在。因而，放弃或忽视对任何一方情况的了解，就必然陷入盲目性，犯主观主义错误。因此，必须下功夫考察，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从本质上把握战争总体。其次，要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是在全面考察基础上的深化，是进行决策的前提，因此，不但要注重研究各个方面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个反映战争或战役战斗总体的结论，即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情况的综合判断方法，做了精辟地概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对敌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况后，再把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敌我的对比和相互关系，从中做出判断，定下决心，找出行动规律。再次，要科学预见。就是在对掌握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战争、战役和战斗可能的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是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知彼知己”目的的关键一环。我国历次革命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的预测，贯穿于战略决策到战役战斗的实施，他善于综合分析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因素，洞察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预测战争的基本进展和结局，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五，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要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学习军事和战争，除了在书本上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有益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经验，认识战争规律，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时期，主要方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和平时期，主要是靠学习战争史，进行国防教育，加强军事训练来提高战争观念和战争艺术。
第六，认识战争客观规律，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曾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首先，要科学认识战争规律。这是取胜的物质基础，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限度内，不失时机地把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解放战争中，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时机的选择，就是一例。这时战争进行了一年，在战场上我军歼灭蒋军112万，蒋介石孤注一掷，以其主力对我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形成中部空虚，在政治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毛泽东毅然决定以我军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取得了变化全局的作用，而且是全军团千里跃进，无后方的战略反攻和进攻，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独特的。这是毛泽东抓住战机，实施正确指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施战略转变的一个范例。
其次，要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要用先进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指导战争。战争实践证明，只有先进的武器技术装备，没有先进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指导战争，也还会失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的失利，就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思想落后，没有对希特勒“闪击战”、“总体战”理论引起重视和研究，结果法国精心构筑的“马其诺防线”一夜崩溃；英军也是节节败退，酿成敦克尔克大逃亡，被德国法西斯战车赶着跑。
综上所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应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继承和发扬。
（二）人民军队思想
人民军队是人民群众自发地或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建立的并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毛泽东军事思想把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提出，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谁要想夺取政权，并保持它，谁就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谁没有枪谁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革命人民也应该拿起枪来，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人民军队就是人民手中的钢刀。”毛泽东还说：“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系统地解决了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高度军事素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方针和原则问题。
1．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中国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军队中存在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军队的腐蚀剂，并对其表现根源和危害，以及纠正方法都作了系统说明。1927年9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根据斗争形势，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规定了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使起义军一开始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一制度，保持至今。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指明了我军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于敌对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对于人民大众，它是人民利益的卫士。我们的军队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所以，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确保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军队必须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军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独立地领导和指挥这支军队的政党。
2．人民军队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士兵明确为人民去打仗”，“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我军从建军之日起，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做了完整地概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所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核心，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
我们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压倒一切敌人，就是因为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战争时期是这样，和平时期更是如此，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我们的军队就会出现在那里。如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80年代的大兴安岭大火、90年代的“三江”抗洪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每一次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只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军将无往而不胜。
3．制定了严格的革命纪律
我军建立之初，成份大部分是农民，也有改编过来的旧军队，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作风、旧习气。为了保证党的任务完成，为了密切军民关系，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在向井冈山进发的途中，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中指出：“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不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同时要求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在全军得到统一，并沿用至今。
4．人民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
旧中国时期，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旧军队内实行封建主义压迫，不允许有民主生活，形成了军阀主义统治，也影响到人民军队内部。由于旧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这就使我军内部产生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因此，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着手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连、营、团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长不打士兵，经济公开等项办法，收到积极效果。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的内部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地说明了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他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民主生活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有了不少新的创造。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批示中，把部队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个方面，称之为三大民主。所谓政治民主就是士兵或下级有权批评或评议官长和上级，进行政治监督。所谓经济民主，就是士兵参与经济生活的管理，公开帐目，士兵选出代表参加经济管理机构，防止官长多吃多占和其他经济腐败行为。所谓军事民主，就是在战时通过火线开大小“诸葛会”，广泛发动士兵参与战斗方案的研究，而在平时，则体现在训练时互帮互学，官兵互教等方面。发扬三大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建设和作战上的生动体现，是我军与一切旧式军队在内部关系上的一个显著区别。
5．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最初是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的。
官兵一致，就是干部战士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尊干爱兵，建立自觉的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达到全军团结一致。这条原则是处理军队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我军特有的。战争年代，官兵同吃，同睡，同战斗；和平时期，官兵互相帮助，同训练，同娱乐，同休息。军民一致，就是自觉地尊重人民，尊重政府，实行秋毫无犯的严格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减轻群众的负担，坚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达到军民团结一致。这条原则是密切军民关系，正确处理军民之间矛盾的基本原则。瓦解敌军，就是我们的胜利不但要依靠作战消灭敌人，而且要靠敌军的瓦解，要正确执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和宽待俘虏的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敌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必须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明确规定“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歼敌807万余人，其中投诚、起义、改编的为177万余人，俘虏458万余人，仅解放战争前两年，我军即融化了大约80万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军战士。
6．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革命的政治任务，就是毛泽东规定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三大任务。这是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任务，是由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是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区别。
在战争年代，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即战斗队任务；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党组织等任务，即工作队任务；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即生产队的任务。其中，战斗队任务，在三大任务中居于主要地位。但也要根据不同时期，因时因地有所侧重。如红军时期，我军执行的是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我军的三大任务称为三套本领，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在新时期，我军的战斗队任务主要是体现在教育训练和改进武器装备上；工作队的任务主要体现在帮助地方进行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支援地方重点建设，以及抢险救灾等方面；生产队的任务出发点仍然是为了改善生活和减轻人民、国家的负担。因为军队的经济生活保障主要靠国家供给，所以为了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部队至今仍保持着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好作风。
7．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
加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是毛泽东为我军规定的新时期的建军方向。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阶段”很显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军队提供现代的武器装备已成为现实。因此，我军必须抛弃以往是正确但现在又是落后了的非正规性和游击性，进入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新阶段。
全国解放以后，部队的教育训练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全军从初级步兵学校到军事学院，从陆军院校到军兵种院校，从技术院校到指挥院校，一共开办了100多所，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军事院校体系。毛泽东还颁发了若干训词，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方向。
（三）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及其战友们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
1．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精神
人民战争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人民战争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正义性、群众性和组织性。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性质既取决于它的政治目的，又取决于它的社会效果，就是能否促进历史的进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凡属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正义战争，均可称为人民战争。
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古已有之。恩格斯指出：“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和新起的剥削阶级在革命时期领导的革命战争都属于人民战争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曾把法国179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游击战争、中国人民19世纪50年代反对英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等称为人民战争。毛泽东也曾称“武王伐纣”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此外，像我国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都是此类的人民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往往缺乏正确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多带有群众自发的性质，不能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
近代某些资产阶级军事家，在战争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曾专列民众武装一章，认为“善于运用人民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人民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优势”。若米尼认为：“一个几乎全部武装起来的巨型民族，加上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就会击败任何入侵者。”尽管他们认识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但由于受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提出的人民战争与无产阶级的有本质区别。在战争目的上，他们仅仅把人民群众当作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企图以此形成军事上的优势，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使用上，仅仅将人民战争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如克劳塞维茨就明确提出民众武装主要使用以下两种时机：一是失败后，二是决战前；在战争理论上，他们以“民族血统论”和“民族性格”等为依据，完全抹杀了阶级属性的本质。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人民战争才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全面、彻底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观，形成了完备的人民战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的人民战争。
2．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基础
（1）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战争是力量的抗争，人民战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人民战争思想，就必须首先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把这一基本观点应用到中国革命战争，论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等著名论断，从思想上武装了参加革命战争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失败主义的亡国论和悲观主义的妥协论者为敌强我弱或国民党腐败的现象所迷惑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是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他又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战争中一切力量源泉，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2）战争的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历史上的战争，按其性质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是进步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不但真心拥护，积极支持，而且踊跃参加。相反，非正义战争是退步的，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必然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尽管战争发起者采取蒙蔽欺骗手段，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或者煽起宗教狂热，驱使人们去为他们卖命，但终有一天会被识破，从而导致失败的结局。所以，非正义战争是不可能实行人民战争的。战争的革命性、正义性，是唤起民众、激发热忱的政治基础。革命战争的目的与民众的根本利益一致，就能调动民众自觉的行动和勇敢奋斗的能动精神。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的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只有正义的革命战争，才能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战争。
（3）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和武器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因素，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战争是人和武器的综合竞赛。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惟武器论”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靠人去掌握的。”这是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对人与武器关系的精辟论述和高度概括。
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中的人包括人力、人心、人的能动性三个方面。其中，人力是物质力量，人心和人的能动性是精神力量。因此，人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体，是最具精神活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武器和物质，都要靠人去掌握，从而构成了人和武器之间的主导与非主导的关系。
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对武器的反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但是，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当人的主观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制定正确战略战术去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时候，又能改变条件，创造条件，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即使是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弱者，也能打败武器装备占优势的强者，赢得战争最后胜利。所以，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决定的了。”
武器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肯定人的决定因素的同时，也重视武器这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以往战争年代，在我们没有军事工业的条件下，毛泽东采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办法，以缩小敌我武器的差距。建国后，他又强调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毛泽东历来坚持两点论，即反对忽视武器装备，片面夸大精神作用的“惟意志论”，同时又反对片面夸大武器作用的“惟武器论”。
（4）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人民战争作为战争的指导思想，不是群众起来就可以自发形成的，它必须要有战争的领导条件。人民战争领导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二是懂得和掌握群众路线的指导方法，善于制定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方针和政策。这两个条件，惟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具备。
战争的正义性，揭示了人民战争的可能性，但并非具有必然性。具有正义性的战争，并非都能实行人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少国家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或封建领导集团，出于他们阶级本能，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后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不可能实行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只能采取片面的抵抗政策。
中国的人民战争，就其参战成分而言，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古代农民战争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毛泽东认真分析研究了自秦朝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总计数百次农民起义，特别是几十次著名的农民大起义，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在肯定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又在理论上严格区分了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两个不同历史范畴，论证了农民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古代农民战争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史，乃是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失败史。这是一个严峻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我国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战胜国内外强敌，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3．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战争的统一领导；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形式密切配合；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战略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是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的总结，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语言给予了概括，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反攻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兵家公认的原则，然而真正加以辩证地认识和运用的却并不多见。
2．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是毛泽东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防御概念作的科学概括，深刻揭示了积极防御的实质和消极防御的要害，指明了积极防御的目的和必然进程。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一是后发制人。战略上的后发制人，是指不首先挑起战争，战略上不打第一枪。而敌一旦挑起战争，就应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去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二是攻防结合。毛泽东强调；要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做到防中有攻；同时要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三是特久胜敌。这是指在敌强我弱、举国迎敌的条件下，坚持持久战。通过持久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关系，扭转战争局势，最后战胜敌人。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是辩证统一的，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必须采取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
3．歼灭战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对于为什么要实行歼灭战做了形象的比喻：“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是指消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作战，消耗战是逐渐消耗敌人力量的作战，击溃战是打跑敌人迫使敌人溃退的作战。毛泽东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的影响”。
实行歼灭战方针，并不排斥必要的消耗战。在战役总体指导上，以歼灭战为主，而以消耗战为辅。例如：辽沈战役第一阶段首战锦州时，担负塔山地区和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蒋军东进和西进的两路援兵的部队，是执行消耗任务，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使蒋军援兵在逐渐消耗的过程中无法前进，以保证我合围锦州守敌的部队打好歼灭战。另一方面，战役的歼灭战在战争总体上又是起到战略上消耗敌人的目的。比如抗日战争中，我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之主力的成功战例。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
4．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的作战形式
运动战：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内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的作战形式。它是特点是：正规兵团也就是大兵团作战；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兵力；进攻性；流动性等。毛泽东曾经把运动战通俗地解释为：“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然这里所说的走，并不是逃跑，而是为了机动兵力，然后更好地打。例如：解放战争中，运动战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形式。解放战争第二年，蒋军总计被歼灭260万，其长江以北的几大主力兵团被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形成了我“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态势。我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南征北战，持重待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随后，毛泽东果断地导演了以三大战役为核心的战略大决战的活剧，实现了“决战决胜”的计划，达成了将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目的。所以说，运动战是大量消灭敌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
阵地战：是军队依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据守阵地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形式。实施时一般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充分的准备。二是有明确的作战目的。三是充足的各种保障。因为阵地战是一种消耗战，打起来比较艰苦，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毛泽东一生中力避与敌进行阵地对峙作战。但在有些战役战斗阶段，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如朝鲜战场上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军就与敌军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以坑道为主的阵地对峙作战，打垮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
游击战：是指民兵、游击队或正规部队组成的游击队，分散流动，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形式。游击战通常是正规战的辅助形式，一般是较小规模的作战，但这种小规模的作战铺天盖地展开，也可形成战略上的大规模游击战争，具有灵活性和隐蔽性特点。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把我军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写入军事教科书，被世界军事指挥者所推崇。
5．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法则
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把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使用于主要作战方向，每战要造成对敌兵力的对比优势。“各个歼灭敌人”就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一部敌人，再转入兵力歼灭他部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长期处于弱势条件下，对敌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略战术原则。因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使自己的军队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处于局部优势地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就能将敌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被动，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弱者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这样，我军就能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防御战的同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解放战争中，我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遵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法则，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去攻击敌军的局部劣势，并以此逐步转变了整个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最终战胜了数倍于我的蒋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核心，是我军历来战胜强敌的主要方法。
2．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
（二）军队建设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邓小平提出的“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深刻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军队和国防建设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富国强兵，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1．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军事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经济基础决定着军队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水平。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能为军队建设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军队建设才能扩大规模，加快速度。第二，经济基础决定军队建设的质量。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队难以装备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军人素质的提高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军队的体制编制和作战方式的变化。第三，经济条件还决定着军队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程度。军队建设目标是通过综合国力来保障的，而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力。经济力越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可望达到的目标就越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军情，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重要思想：即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经济建设为军队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邓小平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军队装备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民经济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当然，军队也不能被动等待，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力所能及地搞好自身建设。
2．军队和国防建设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根本保障，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指出：“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实践表明，没有国防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无论从当前世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来讲，还是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来讲，国防建设都应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历史进程之中。
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既强调经济建设是大局，又指出军队和国防建设涉及大局；既突出全局，又照顾局部，充满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强调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明确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存在着一个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这里，丝毫没有轻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意思。相反，它反映了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客观规律，是一个从长远和根本上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涉及到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军事力量的强大始终是综合国力中固有的重要内容。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二者都反映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可偏废。国不富不足以养兵，兵不强不足以卫国。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只有强大的军队才是立国之本，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强国的地位，弱国无外交。要想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强大的国防。
（三）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新时期我军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确定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必须牢记我军的职责和使命。为此，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强调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为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环境的艰巨任务。
1．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始终放在第一位
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是邓小平对新时期国家安全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精辟论断，是他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贯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成为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党和国家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比较安全这个先决条件。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尤其珍贵。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安全利益，还是发展利益，都面临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威胁。西方敌对势力不希望看到中国健康快速地发展，千方百计地希望中国“乱”和“变”，不断采用遏制、制裁手段对我施加压力，干扰我国的经济建设，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国内也有少数敌对分子企图闹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会不稳，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就有可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充满希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可能夭折，现阶段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极大危害。所以，不论是从国家的安全利益还是从国家的发展利益看，我国都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2．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
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环境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可靠保障和坚强支柱。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入侵，防范国内敌对分子颠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要使我国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居于主动地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更没有国家的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是如此。
（四）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的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遵循的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我国所面临的军事斗争相结合，确立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指导和统揽新时期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方针，为我们认识和解决新历史条件下各种重大军事问题，提高军事斗争艺术和战略指导水平指明了方向。
1．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
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我军一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进行多次调整，但积极防御始终是我军军事战略的本质和核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重新审视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这一论断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我国国家性质和对外政策决定了新时期仍然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二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决定了新时期仍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三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仍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只有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才能实现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在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目标和任务是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2．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有新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建筑在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基础之上，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一是做好战争准备。邓小平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明确了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任务，提出了新时期战争准备的新思路。二是坚持自卫立场，实行后发制人。邓小平在指导新时期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在指导自卫还击作战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后发制人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三是寓攻于防，攻防结合。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事斗争的实际，对寓攻于防、攻防结合的实质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在指导新时期军事斗争实践中，邓小平对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运用，在战略指导上充分体现了积极性与防御性高度统一。四是对待强敌，特久作战。这是弱军战胜强敌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我国是一个大国，既有坚持长期战争的辽阔战场和雄厚的战争潜力，又有进行持久作战的传统以及和平时期的充分准备。任何强大敌人要想对我动手，只要我们把它拖进持久战之中，最后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五是灵活运用兵力和战法。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的战略问题不能太死，我们军队的好处就是活。这个“活”字，在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在指导未来军事斗争时，我们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努力在“活”字上做文章。其中包括：灵活选择作战样式；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手段；灵活运用战法；灵活地机动兵力和火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战略指导上既坚决又灵活。
3．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坚持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五）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必然。革命化是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灵魂；现代化为革命化和正规化规定了具体的任务和检验的标准；正规化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1．革命化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
邓小平把革命化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提出，这是由我军的性质决定的。
2．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根本方针。邓小平多次强调，谋划军队建设全局，“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以现代化为中心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决策。它反映了我军建设的客观规律。新时期我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打现代战争能力不够。邓小平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多，但素质比较差。以现代化为中心，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解决我军建设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军事人才、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和军事理论现代化。
一是大力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其基础和关键，是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深刻阐明了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强调：“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建军之本。不造就一大批现代化人才，就谈不上军队现代化。他明确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军队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必须把教育和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必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必须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必须采取院校培养和在职训练相结合。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是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物质基础，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曾指出：现在人民战争与过去的不同，
三是建立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科学的体制编制。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军队整体优化和建立高效运行机制的基础，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环节。
四是发展创新现代军事科学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能够揭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使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军事规律，把握军队发展的趋势，正确选择军队建设的目标和途径。
3．提高军队正规化建设水平
正规化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主要是指军队的组织、管理和军制等规范化建设。
‘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50年代中期，前苏联撤走专家和设备后，我国的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努力，我们也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但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的军事科技化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所以，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严肃指出：“我们的革命建设，包括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是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同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国防科技牵涉到战争胜负，国家安危，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当前国际形势虽然趋向缓和，但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企图垄断和把持高技术和敏感技术的实质，这已成为他们推行强权政治乃至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主要还要靠我们自己发展国防科技。经过努力，我们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如1982年潜射导弹发射成功，1985年地地战略导弹首次用机动平台发射成功，1988年我国水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尤其是航天技术起步晚，进步快，目前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三、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和形成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是邓小平对当今国际形势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的结果，又是对新时期我国国情、军情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着眼于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国情的深刻分析，着眼于新时期我军建设的实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军队和国防建设实践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基本规律。它坚持把当今世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把我军传统的经验原则同新时期新情况有机结合，抓住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在经济基础不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化军队所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军和国防建设的科学指南。
（三）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我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指导原则
&&&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揭示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提供了理论武器。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他提出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把建设强大的常备军与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他为我军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赋予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涵；他为我军建设确定的总目标，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按照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全面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等等。这不仅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依据，同时也是赢得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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