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败走缅甸,谁的责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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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人为何不欢迎中国远征军
二战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尽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缅甸人并不欢迎中国远征军,他们反而将日军视为“解放英雄”,对其入侵相当热情,甚至不惜帮他们对付中英军队。为何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呢?
英国的高压统治,使缅甸人欲借助外部力量谋求独立缅甸遭受到英、印的双重剥削,迫切渴望寻求外国援助谋取独立19世纪英国占领缅甸后,把缅甸作为印度的一个省,从此缅甸百姓便受到英、印的双重剥削。英国人方面,殖民当局将缅甸出产的大米六成运向国外,还禁止缅甸人手工编织他们日常使用的“隆基”(一种缠在腰上的布),布类都要使用英国的产品,暗中织造的妇女要被逮捕,据说有些人的手指也被剁掉了。在缅甸这个信仰佛教的地方,英国官员甚至公开亵渎缅甸佛塔和佛像,或棒打,或脚踢,甚至尿淋。印度人方面,“缅甸的工商业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商店街上尽是印度人开的店,没发现有缅甸人的商店;农村也被印度人控制着。土地坡印度人用高利贷给夺走了,村长、地主也尽是印度人,缅甸人、克伦族人、掸族人等缅甸土著民族都处在印度人的统治下。缅甸人在这些‘外来者’的统治下当工人和佃户。”在这种情况下,诚如日军记者小俣行男所说:“那些高呼‘把印度人从城市、农村赶出去!挣脱英国统治!建立一个缅甸人的缅甸!’的缅甸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面对英印的殖民统治,缅甸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进行过各种努力。首先,他们选择暴力反抗。1930年缅甸革命组织“咖咙会”发起暴动,可惜失败了,1939年,参加过暴动的数万居民惨遭屠杀。英国人因害怕缅甸人造反,要求军队中绝对不吸收缅甸人,更是严格限制缅甸人进行任何武装训练,缅甸人根本没有建立自己武装的可能。暴力既然不行,他们就想用妥协的方式与英国商谈。二战爆发后,英国在欧洲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因而在亚洲的统治力量相对被削弱,日,缅甸最大的党派德钦党召开了一次由各地代表参加的重要例会,他们表示愿意与英国合作反法西斯,条件是只要英国作出在战后给予缅甸独立的保证,但是英国当局拒绝任何让步。此路仍是不通,无奈的缅甸人想起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1940年6月,“自由联盟”在仰光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英国给予缅甸独立,并号召缅甸人民不参战,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然而,换来的是英国当局的大逮捕,德钦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它反对派的领导人、积极分子都被捕入狱。当一切努力都失败后,缅甸人为了独立,迫切寻求一切外界力量的支持,他们甚至喊出了“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机会”,当时作为德钦党主要领导者的昂山更是认为:“谁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弥漫在缅甸人中间的民族情绪,给了日后日军收买缅甸人心以可乘之机。日本人为了堵死英美援华通道,积极支持缅甸独立运动与此同时,日本人也盯上了缅甸。因为到了1940年前后,随着东南沿海等交通线的丧失,中国抗战主要靠滇缅路获得的英美援华物资支撑。而当时日军并没有进攻缅甸的计划,因此此路线成为日军参谋本部的心腹大患。很快,负责此事的日军大佐铃木敬司盯上了缅甸的民族势力,特别是民族运动的核心领导德钦党,他认为如果民族独立运动能发展成武装暴动,那么切断缅甸路线的目的自可达到。1940年3月,铃木以《读卖新闻》特派记者的身分进入仰光并设法联系上了德钦党的领袖德钦弥亚,并向他保证:“日本支援缅甸独立,提供武器、弹药,由日本训练缅甸青年”。正是通过德钦弥亚,铃木了解到,德钦党领导者昂山和拉绵因为想寻求中国方面的帮助,因而带着缅共的介绍信从仰光潜入厦门,打算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前往重庆。铃木迅速命令日本特务机构掌握了昂山和拉绵的行踪,并于1940年11月将二人经中国台湾送往日本。昂山与铃木一拍即合,日,德钦昂山秘密返回缅甸,与缅甸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协商,最终同日本人达成以下协定:(1)凡愿意接受日本援助的各个民族主义政党合并成人民革命党;(2)人民革命党将建立缅甸独立军,在缅甸各个地区组织起义,日本政府将保证供应“独立军”及国内起义部队一切武器和物资;(3)日本政府立即承认缅甸独立;(4)日军将在战争时期保卫缅甸;(5)人民革命党将获得总额为日本帝国政府“重建缅甸基金”2亿缅元资助;(6)缅甸给予日本贸易上以优惠待遇,并将缅甸公路的控制权移交日本。此外,还达成了缅甸派出一批人员由日本军官训练的协议。在日本的资助下,1941年3月,潜回仰光的昂山带着29名缅甸民族主义领导人前往日本,后来又到日军占领的海南岛、台湾等地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工作由日军大本营直属的“南机关”负责,该机关成立于1941年1月,受铃木领导。据昂山回忆,因为起初决定这30人潜回缅甸后主要是搞武装起义,所以训练所极为严格,他感叹说:“要不是海岛的话,恐怕就逃走了。”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铃木也不忘利用他们的反英情绪向他们灌输亲日的理念,他对这批人说:“缅甸老百姓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痛苦生活了100多年,现在是清算白人的时候了!日本与缅甸同种同族,共存共荣。大日本帝国决不容许白种人继续统治缅甸,一定要还给你们一个独立的缅甸!亚洲是亚洲人的,让英国佬美国佬法国佬都滚出去!”昂山将军: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缅甸人积极配合日军攻缅,并参与攻击中国远征军独立义勇军为日军迅速占领缅甸,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帮助本来日本只是想策动缅甸独立,以控制滇缅路,切断中国的补给线。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日本统帅部为切断滇缅路并打击英美军事力量,也为了抢夺缅甸的铝矿、石油及大米等战略物资,决定发动缅甸战役。为了配合日军作战,缅甸独立党员在铃木的带领下,悬挂起象征缅甸独立的孔雀旗向缅甸国内进发,在各地组建独立义勇军。借助势力遍及缅甸国内的德钦党,独立义勇军迅速壮大,越过泰缅边境时仅有190人,到进入毛淡棉时已激增到5000人。这些义勇军为日军侦察、收集英军、中国远征军的详细情报,进入农村为日军筹集根食,还有一些人潜入英军阵地偷来枪支参加义勇军。据随军的日本记者后来回忆说:“到农村去的义勇军领导做一番讲演后,振臂一呼,立刻有不少青年当场加入义勇军。‘赶走英军,缅甸独立的时候到了!日军是援助缅甸独立的!’这种宣传在缅甸人中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缅甸到处高喊‘独巴马’(意思是‘缅甸人的缅甸’)。”独立义勇军所到之处,都高喊“赶走万恶的英国人,缅甸独立的时刻到了”“日本人是来援助缅甸独立的”等口号,这对饱受英国人欺凌的缅甸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由于缅旬独立义勇军无孔不入的宣传活动,缅甸民众欢呼着迎接日军,日军也同样用‘独巴马’来欢迎独立义勇军。日军无后顾之忧,一路进攻到仰光,从未发生过一次通信线路被切断的事,缅甸人欢迎日军。”应该说,缅甸战争初期当地人对日军的欢迎确实出于真心。独立义勇军虽非正规军,但对日军帮助不小,“举凡有关侦察、情报、宣传、架桥、行军、补给与扰乱后方等等军务,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随着独立义勇军的宣传,缅甸当地人也被动员起来,“给日本人做向导,或者为他们供粮米、备饮料,竭诚协助。倘有印度部队被日军追击,逃入山庄,当地居民都拒绝协助补给,又如果敌势弱小,他们还会揭竿助战。勇敢的青年则骑牛通报日军。”当日军第33师团进攻仰光被宽达1000米的西汤河所阻,山炮及快射炮带不过去,而日军工兵苦于找不到材料无法架桥时,缅甸人就代为架起特有的筏桥,“简单实用,完全符合日军需要。”相比之下,缅甸人痛恨英国人,这种情绪也连累了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缅甸人本来就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一起帮着英国人垄断了缅甸经济,而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更是被当地人视为帮英国维持殖民统治,因此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很难得到当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缅甸人帮日本人侦察和传送军事情报,这给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独立义勇军后来还直接参与攻击盟军防线。这些都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产生了作用。缅甸人被蒙蔽还因为日军入缅初期军纪不错,也很懂得宣传除了独立义勇军的宣传和缅甸人对英军的痛恨之外,日军之所以能得到缅甸人的支持,还因为入缅初期日军非常注意军纪和宣传。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贴告示安民。据日军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后来回忆说:“我去仰光市内转了转,防波堤上贴着日军的大布告。布告上堂而皇之地写着“驻缅甸的日军行动受世界之注目,军规必须严正――军司令官”。街上贴着告居民书。麻烦的是,一种语言不够用,仰光不仅有缅甸人,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此,日军罗列了缅甸语、印地语、孟加拉语、汉语、英语等各种文字写成布告贴出去。”利用缅甸民间传说。在缅甸民众中,传说“正当缅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从东方出现了骑着白马的‘博莫乔’将军前来拯救缅甸。”指挥义勇军的铃木就利用了这个传说,骑着白马,自称为“博莫乔”。骑白马的“博莫乔”和义勇军的牛车部队成为一个迎合民意的神话,在缅甸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博莫乔”一经过各个村落,村民们常常合掌致意,满怀喜悦地流着眼泪。当缅甸独立义勇军进入仰光,并在那里举行胜利游行时,铃木仍然骑着白马以“博莫乔”名义现身,赢得了全场轰动。尊重当地人信仰,利用僧侣的影响力。缅甸为一佛教国家,僧侣是社会的领导阶层,对于赢得民心来说,安抚僧侣至关重要。因而各师团的情报官在部队要攻城时,都必先拜访僧院,将日本的战争目的详细说明,竭诚求其协助。而且,“日军在战斗中也没有毁坏被缅甸人视为灵魂的庇护地――宝塔,所以,日军在这里受到市民的信赖。”及时有效的危机公关。据小俣行男回忆:“占领缅甸之初,不知是谁用刀把宝塔中的金佛砍下一大块,大概是想看看佛像是不是纯金的,也许知道是在铸件上涂上金泥制成的便放弃了。市民们发现佛塔中那尊早晚两次必去顶礼膜拜的佛像被砍坏,非常愤怒。据说以后开来的日军部队知道这件事后、向缅甸人道了歉:‘先头开来的不是日军,那是些在朝鲜和满洲募集的部队,真正的日军都是佛教徒,他们遵守佛教教规,非常爱护佛塔。’”正是这些手段,让缅甸人受了蒙蔽,感觉日军还不错,加上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也就甘受其驱使。日军军乐队与街头的东南亚欢迎民众。发觉日军无意真正实现缅甸独立后,缅甸人再度决定抗日日军占领缅甸后强制实行“军事管制”,给欢迎日军来“解放”的缅甸人以重大打击独立义勇军和缅甸人之所以死心塌地帮日军,是因为他们想着也许明天就要实现缅甸独立了。义勇军的干部们也相信缅甸独立政府将会诞生。日军攻占仰光后,德钦党的干部们聚集在德钦党党魁德钦弥亚的宅邸,构思独立政府的未来。总理是德钦弥亚,国防部长人选则从义勇军中选择了昂山。他们还商议在阁僚中增派一些年轻的德钦党干部。铃木也想着亲自指挥义勇军颁布军事管制,掌管国家财产,建成独立的缅甸政府。然而,缅甸人的愿望落空了。日军攻占仰光之后,就在德钦党谋划缅甸独立之际,东京传来指示:“大本营已决定实行军事管制的方针。”随后日军南方军司令部决定:“新政权虽表面具备独立形态,但应忠实秉承帝国之意图施政。新政权之指导,由占领军司令官担任,承认新政权一事,决定延至战争结束后。……注意确保油、棉和铅等资源。”对此铃木很恼火,他提出:“缅甸独立义勇军和缅甸民众之所以协助日本,是因为日本方面曾许诺缅甸独立。事到如今,要废除独立,实行军事管制,那么,缅甸的民众会怎么样,日军又会怎样!?如果这样任何物资的筹措都将十分困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已经无济于事了。日军随后的“军事管制”措施如下:“1、将来允许缅甸独立,但是必须在军事管制下独立,主权完全由日本掌握。2、政府中的大臣及其他重要职位要由日本人担任。3、在独立问题及其他方面不对缅甸人许诺政治性诺言。4、缅甸人担任官吏的绝对条件是亲日。5、地方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委托给缅甸人,但是警察权和税收权须由日本掌握。……”这些措施与英国统治时期几乎一模一样,有些甚至还要严厉。正在为胜利狂欢的缅甸人就这样被出卖了。铃木一面安抚缅甸独立运动领导人,一面却解散了独立义勇军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该怎么安抚缅甸人了,如果让义勇军士兵或是缅甸民众知道他们被出卖的话,恐怕会出现叛乱。铃木是怎么做的呢?据小俣行男介绍说:“铃木大佐召集了昂山等几名干部,对他们说:‘你们为了缅甸的独立而战,假如日军反对缅甸独立的话,你们怎么办?我也是日本人,为了独立,先朝我开枪,然后坚持战斗。你们决定吧。’昂山等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无言以对,过了许久才说:‘我们参加北伐,进攻曼德勒。’”日,热闹的出征仪式结束后,义勇军出发“北伐”。当然,让独立义勇军“北伐”只是昂山等人对日军失望之后自感无力反击,而采取的一种保存实力的手段而已,对此铃木也很清楚。为了不至于给日军留下太大的威胁,日,铃木专门飞到曼德勒去解散了聚集在这一地区的三万余独立义勇军士兵。而为了安抚缅甸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他将由昂山等干部和3000名“具有优秀军人素质”的士兵编成了“缅甸国防军”,昂山任总司令。随后铃木离开缅甸,在日军的“军事管制”之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府”诞生。一年之后的日,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为了稳定缅甸局势,东京决定同意让缅甸“独立”,组成新政府。然而,“独立”后的缅甸与“军事管制”下的缅甸别无二致。看清日军真面目后,昂山等人等待时机举行起义,给予日军极大打击以德钦党为主的缅甸民族解放力量一直把实现缅甸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们与日本合作,原指望依靠和利用日本的援助获得独立。然而,日军的背叛让他们慢慢将日军也视为“侵略者”。但由于缅甸人自身的军事力量太弱,德钦党为了保存缅甸仅存的军事力量,不得不继续与日军合作,昂山本人更是在“独立”后的新政府中出任国防部长。他们隐忍不发等待时机,并利用“合法”的地位,积极寻求扩大军队,改善装备,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1943年8月缅甸“独立”时,“缅甸国军”兵力已达到15000人。在之后的将近两年时间内,缅甸军队不断壮大,为之后的抗日武装起义积蓄力量。终于,当1945年3月盟军反攻兵临城下之时,昂山看准机会谋划起义。他向驻缅日军提出把武器发给国民军,并把国民军送往前线,这一要求得到国民军中的日军少将顾问的同意。3月17日,国民军离开仰光,昂山在达雅建立司令部。3月27日,缅甸国民军在昂山的指挥下,发动武装起义。缅甸军队起义对日军的冲击还是很大的,诚如日国民军领导人奈温在广播讲话中所说:“我们驱逐了曼德勒、东吁等地及三角洲的所有日军,并收复了上述地区。我军还把日军准备破坏仰光的大型建筑、工厂、交通要道和大小桥梁的炸药悄悄地取走,使其计划落空。由于我们的努力,日军的交通线遭到极大的破坏以至完全瘫痪。”就连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的官方报告中也承认:“由于缅甸军队不断袭击孤立的警备部队和破坏通讯线路,并保持对日军的压力,因而牵制了大量敌军,否则这些敌军是可以用来阻截盟军第14军向仰光进攻的。”缅甸人在关键时刻转到了盟军一边,对英国在日本战败后承认缅甸独立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战后,昂山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艾德礼谈判,1947年1月,缅甸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昂山也成为缅甸人民自由联盟政府的领导人。1945年6月,中国军队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击败日军后,进入缅甸首都仰光参考资料: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缅)觉迎,《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黄毅、梁强,《日本占据时期遗产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安于道,《血战缅甸》;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缅甸作战》;朱振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下的缅甸》;《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伊藤正德,《日军东南亚战史》,昆明军区司令部二部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浸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英)哈威著、姚梓良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张旭东,《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等。
二战的复杂性,在缅甸体现得很典型。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常有诸多的起承转合,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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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中存在的史实错误让人哭笑不得
尚无任何资料能够证实孙立人或者其部下杀过日本俘虏。
工坊式小科学很灵活,非常适合做探索。
不存在“八成地震善款流入政府”,但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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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最伟大的神话:中国缅甸远征军
抗日战争最伟大的神话:中国缅甸远征军
文章简介: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是一群应该被我们牢记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翻开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让我们追忆往事、珍惜和平。同样,英雄也应得到尊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是一群应该被我们牢记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翻开这一段尘封的记忆,让我们追忆往事、珍惜和平。同样,英雄也应得到尊重和关怀。白骨早已化为泥土,历史长留我们心中。
  “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的确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一、入缅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美军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贡献,以往仅限于对苏德战场上和太平洋战场有牵制日本的作用。但将各战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认真的梳理后发现: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浴血奋战,同北非战场的阿拉曼会战、以及苏德战场决定了德国命运的库尔斯克会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威逼英国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远东殖民地后方。英国见势不妙,决定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并于10月重新开放三个月前为讨好日本而关闭的滇缅公路。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要求中国派军队入缅协助英军保卫缅甸。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对轴心国家作战。翌日,蒋介石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随后,中、美、英经协商决定,由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三个军(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第66军)进入缅甸,协同英军队对日作战。美国方面提供作战物质并出动第10航空队对中国远征军实施空中掩护。
  然而从3月初至8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以惨败告终,一路退往印度,另一路退回云南境内,十万大军只剩下四万余人。以往史家认为,史迪威指挥失措、英军不顾大局擅自撤退,蒋介石越级指挥、某些将领消极避战等等是主要原因,也顺便提到没有制空权的因素。此说因袭至今。
  实际上除了制空权外,其它原因或者不能成立,或者是在战场形势严重逆转情况下产生的,具有不可抗拒性。史迪威在1943年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出击时,显示出不凡的指挥才能。蒋介石越过史迪威发指令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第一次入缅作战,第二次入缅作战大获全胜时同样存在,史迪威甚至为了进攻密支那,劝说郑洞国别受蒋介石的干扰。至于某些将领消极避战更值得商榷,因为当战局已经无法挽回时,与敌脱离接触,保存有生力量是唯一正确的战场选择,怎能说成“避战自保”、“消极避战”(见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75页、280页)同样是这些部队,为何能打出气壮山河的“同古包围战”
和“仁安羌大捷”呢?英军确实打得很糟糕,他们的崩溃导致中国远征军侧翼危机,但为何后来的英法尔会战却打得有声有色?另外,曾担任远征军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将军发表于1960年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对此战失败的原因分析是在特赦战犯身份和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
  分析一场会战的成败,不能违背一般的军事规律而苛求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是受到具体条件限制。在战场对抗中,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火力是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采取的基本作战样式和作战规律——地面部队与空军的协同来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把原定用于掩护地面作战的强大的第10航空队调往北非。日本空军自始至终掌握着缅甸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而中国远征军始终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在每次关键性战斗中,日军由地面和空中构成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同样,英军也是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崩溃的。
  以关键性的同古保卫战为例,日本空军自3月17日起进行了多次轰炸。3月26日,日军由空中和地面的坦克、重炮构成优势火力,突入市区。同时以90架飞机猛轰同古以北的平满纳,炸毁火车站,使大量的援军无法增援同古守军。相反,日军的增援部队于28日到达战场,杜聿明率第5军全力攻击包围同古之日军,企图内外夹击,但却没有成功。中国守军被迫于30日放弃同古,整个战局趋于恶化。如果制空权在中国方面,那么,战况将反过来,日军增援被阻止,中国援军赶到,内外夹击在空军支援下就会获得成功,日军将溃不成军。这一假使能否成立?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作了最好论证。
  如果中国军队地面火力与日军持平或超出,再享有完全的制空权,就同样能够击败日军。1943年10下旬中国驻印军向缅北的战略反攻充分证明了这点。日,中国驻印军在美国第10航空队(两个航空营)支援下,激战四昼夜攻克于邦,日军大本营战史记载:“历来的行情都是日军一个大队(团)对付中国的一个师而绰绰有余。尤其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更有最强的自信心。岂然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在编制、装备和战法与训练上都完全不同,……使我军损失惨重。……
我军接得此情报后,均为之愕然。”(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 第971页)。
  据中国驻印军第22师师长廖耀湘回忆:“……当面之敌,只日本18师团,又没空军掩护,而当时18师团火力稍逊于驻印军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续可能调用之新30师,认为占绝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规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锋利用空投补给,不顾后方交通,直簿密支那地区。”(见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2页)。
  中国驻印军获得美式装备后,兵出胡康河谷后,在绝对制空权的掩护下,利用空运补给,空降部队,空中轰炸,连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腊戌,击破日军精锐第18师团、第56师团、第2师团。与此同时,集结于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在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掩护下,击溃当面敌人,与驻印军会师。
  时任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认为:“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P—51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B—25、B—29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白崇禧回忆录》第238页)”、“……
飞虎队到来,拥有P-51驱逐机及驰名国际之B-25、B-29轻重轰炸机,性能皆远超日本,我空军之劣势顿时改观,远征军因得飞虎队之支援,掌握制空权,故于地面作战大为有利(《白崇禧回忆录》第239页)。”
  许多专家都意识到,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却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证并指出,它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是引发后来一系列战场危机的总根源。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3页)
  德国隆美尔元帅对制空权与地面部队的关系,有切身感受和精辟论述:“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但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那就好像是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33页)。
  今天,当人们从唯意志论的歧途中走出来,客观地审视战争就会发现,在1942年夏季的缅甸战场,丧失制空权且地面火力略逊一筹的中国远征军的失败,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
  二、缅甸战场与北非战场的制空权交换
  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惨败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当初约定,美国派出强大的空军,以第10航空队番号为中国远征军提供空中掩护,如果美国政府兑现承诺,即便美空军不能掌握完全制空权,起码可以同日本空军对半分享缅甸战场的制空权,起码能够在空中缠住日本空军,使之不能直接支援地面作战。这样也会使中国地面部队的压力大为减轻(比如同古之战,平满纳火车站不被日空军炸毁,中国援军就会及时赶到,即使美空军不能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地面作战双方援军都已经赶到并投入战斗。不会形成我方援兵不及,敌方援军赶到的绝望之势)。
  1942年5月初,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美国第10航空队突然调往北非,是因为北非英军在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军队打击下,已接近总崩溃。如果北非失陷,英联邦等于折断了脊梁,英国本土同远东和澳洲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无法动员英联邦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控制了北非,不仅英联邦之间拧成一股绳,而且可以西西里为跳板,进攻意大利,打击在希特勒占领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上,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考虑是”先欧后亚“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国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隆美尔”非洲军团“的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凯塞林第二航空兵团瘫痪了英国马耳他岛空军基地,获得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并对地面战斗实施了火力支援,以及保障了地中海航线的畅通,使得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物质得到及时补充。
  当美国在5月初决定将用于中国远征军的地面装备和作战飞机紧急调往北非后,形势立刻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在坐以待毙的前景威胁下,隆美尔被迫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和燃料短缺的“非洲军团”在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姆哈勒法战斗中遭到惨败。
  曾任隆美尔“非洲军团”作战处长的梅林津在回忆录《坦克战》第66页、180页,186页上,对双方实力和战场情况有如下描述:
  “……但是英军的空军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要打一场打仗,我们的汽油是不足的。”
  “……但到了1942年5月,英国装备了(美国)‘格兰特’坦克以后,(英国)第8集团军的坦克实力有占了上风。”
  “英军的炮兵还不断”轰击非洲军,再加上飞机不停地轰炸,我军损失惨重。汽油储备几乎消耗完了……非洲军已处在危殆中。9月1日这一天,坦克部队进退维谷,动弹不得,并遭到炮兵和航空兵不断的轰炸。……9月2日早晨,隆美尔决定撤退,但由于缺乏汽油,在白天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退却都是不可能的,非洲军只得就地不动,接连不断地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的袭击。……9月3日,隆美尔的突击群全力以赴地向东撤退,我们扔掉了50辆坦克、50门野炮,还有约400辆战伤的汽车。“
  威廉。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卷
第1262页中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
  隆美尔元帅在自己日记中,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英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是在美国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获得地面和空中优势,并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让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压力为代价。如果美国这些飞机坦克按原来约定,配属给中国远征军,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阿拉曼会战英军的胜利和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的胜利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因此,中国的战史学家们应该负起责任来,向人们指明: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三、中国远征军影响之余波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日向英美军队投降。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将战争引向欧洲本土。
  此刻,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转折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逐渐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
  曼斯坦因元帅在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写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万4千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泰因元帅。“
  盟军在西西里的迅速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拒绝了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固然没有直接影响库尔斯克会战的结局,但仍需客观地地指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的确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就是这样不可分割地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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