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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09-06-08 &匿名提问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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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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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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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推动的进步作用兼谈华夏的君权神授中国的很多网友一谈起基督教起来就马上联系起中世纪的黑暗,过于关注它对文明发展阻碍性,个人认为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它的产生发展是西方文明一个不可获缺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谈西欧的基督教时我有必要谈谈中国的君权神授和穆斯林的政教合一.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论诉秦汉唐宋元明清时开国皇帝出生之时,祥瑞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刘邦以赤帝之子生份斩白蛇起义还是赵检点出生时红光满面,皇权和神权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竞管以今人的眼光看有些荒唐,但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老百姓认为皇帝的天地之子,君权神授相信的是一塌糊途.从民间的神话中玉皇大帝管理天上神仙到地上君王管理黎民百姓,缺少制衡皇权在封建的历史长河中是绝对-更绝对.  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却有一个不同的现象,两元对立的政制体,世俗的国王-贵族和罗马教皇领导下的教会,双方时而合作时而争斗,造成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一手遮天,王权发展没有神权支持,神权发展有君权牵制,给老百姓和新思想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对比中国的君权神授和穆斯林的政教合一,这一点在大航海时代中西方对外反映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皇权和神权相互制衡,底层老百姓的权利和义务比较固定了,无论你是国王还是贵族你不能也无权任意加大民众的负担,就象分蛋糕一样,要想自己多分一点就要去做新的一块蛋糕,对于国王和贵族而言是增加财富和封地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是有了自己的土地,所以双方形成了一个合力都关心扩张,在加上教会舆论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往外拥动的可怕力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少数人占有了一块蛋糕的大部分已经吃的很饱了,他也不关心去做一块新蛋糕,大多数人虽然饿着肚子但以他们的地位而言很难有能力去改变什么,就如同明末不少华人下南洋一样,虽然人数众多但和高层形成不了合力,也就改变不了什么!因而无论中世纪多么黑暗欧洲都应该感谢有基督教存在.  二.大一统的扩张性和偏抵狂理想  在谈到基督教时不得不谈谈它的扩张性,西方文明还有一个老祖宗是希腊文明,它发展出来了科学等进步思想,但是一个大一统和扩张性思想是很缺乏的,希腊的十二神太人性了!基督教教义天性就是要扩张,它主张凡是有人地方就应该有教堂,信者升天堂不信者下地狱,表现十足偏抵狂理想(历史上成就大业的人如成吉思汗等都是偏抵狂代表人物,关键时候把老本全压上,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强调是教化黍民,穆斯林世界中你虽是异教徒但只要你老实交钱改变你的思想并不是头等大事,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改造异教徒的思维远比按时交税更为重要.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中,无论是哥仑布远涉重洋还是麦哲仑环游世界都有传教士的大力支持,尤其对于发现之后开发问题上,罗马教皇起到一个总的协调作用.事实上当时的美洲大陆是一片没开恳的蛮荒之地,以当时人类的科技水平去那里是九死一生,皮萨罗等人在美洲竟乎于自杀的疯狂举动光用贪财是很难说的通的,事实上他们是有为上帝献身讨伐异教徒的圣战理想(在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上印第安人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印第安人属于人类,一种认为要用对付穆斯林的那一套对付异教徒印第安人,罗马教皇是支持后者的)带来的结果有两种,种族上被征服欧化,思想上被征服西方化.为西方文明全球传播打下了基础,联想到明末西方传教士不为钱不为利冒着生命危险远涉重洋只为了传教到现在美国经常干涉它国内政,这种文明要么全世界被打压要么全球化  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原罪说,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四.一些教导人民向善思想,这点和儒家穆斯林没有太大的区别,姑且不论.  既使是中世纪基督教最让人逅病的宗教审判所,也只不过在中南欧国家盛行,在中北欧国家没有太大的影响,大部分的矛头也主要是对付犹太人和摩尔人(阿拉伯人),布鲁偌们还是少数,既使是保持在宗教审判所最盛行的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中,宗教审判所也有积极一面,辟竟两国受过摩尔人五百年统治,国内有大批摩尔人和影响,利用宗教审判所减少摩尔人的数量和影响伊比利亚半岛西方化也是成效显著  总的来说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它的产生发展是西方文明一个不可获缺的有机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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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诚信标准.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最终文明战胜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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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而且至今基督教的圣经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犹太教的圣经内容(旧约全书)。说到犹太教就必须说到它的创始人摩西。摩西是在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征服并沦落为埃及法老的奴隶时代的以色列人。但他与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同,他是以色列人,却是由埃及法老的女儿抚养,并受到良好的埃及文化教育长大的以色列人。正因为他的传奇般的经历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使得他成为犹太教的创始人和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本来以色列人的原始宗教神是耶和华神(上帝),于是摩西利用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传神的意旨,组织以色列人完成了摆脱埃及法老奴役的逃亡行动。对于民族大逃亡行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当时没有宗教力量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光是领导以色列人,而且对付埃及法老也都是利用了宗教的力量,因为他了解埃及的宗教文化所以才能与埃及法老进行交涉。这些在圣经中都有很具体的记载。如在圣经《出埃及记》“摩西与燃烧的荆棘”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神又对摩西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通过与埃及法老的多次交涉与斗争,埃及法老才不得不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由于摩西的智慧和勇气,带领以色列人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的摆脱埃及法老的追杀,安全到达巴勒斯坦地区。成功的摆脱埃及法老奴役使摩西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民族的救星。但是,他知道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这样悲惨,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民族的团结。而要实现民族的团结就必须有一个精神上的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要求,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为全民族接受的宗教;并且,这个宗教的教义必须与原始宗教不同,应该具有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统一作用,也就是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加强的支持。为了使大家接受他的思想,摩西需要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利用传达耶和华神(上帝)的话来建立新的、更加强力的宗教。为此,摩西和以色列人的长老们在西奈山准备了相当隆重、神秘的仪式。这在圣经《出埃及记》“在西奈山”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到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畜牲,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所以上帝的话是完全由摩西来转达的,从而他垄断了与神之间的交往权,成为神的唯一代言人。这点对于摩西建立新的宗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实际上使他变成了神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话也就成了不可违背的神喻。摩西建立新宗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全体以色列人提出《十戒》,并且是以与耶和华神(上帝)的约定的形式提出的用石板刻下,所以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必须无条件地、全面地遵守。  对于人的社会性问题,我们来看看作为犹太教的基石的摩西《十戒》的内容。(1)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2)不可用自己想象的任何偶像来祭拜,而要从心里遵守戒命;(3)不可滥用耶和华神的名义;(4)当记住安息日,工作六天,就休息一天,定为圣日,以记住耶和华神的创造天地功绩;(5)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财。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摩西《十戒》除第1~4条是对祭拜的规定,第5~10条就都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具体规定。并且在圣经《出埃及记》“希伯来人奴仆”,“人身伤害”,“保护财产”,“社会责任”,“公平与怜悯的条例”等几节都进一步对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秩序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这些都说明建立该宗教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培养人的社会性,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即使是以耶和华神的意旨来推行新的宗教,仍然还有很大的阻力,在圣经《出埃及记》“金牛犊”一节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就在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立刻就做出了违背戒律的事情——崇拜金牛犊。这显然是对摩西刚刚确立的政治权威的最严重的挑战。[ “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就这样,摩西用武力重新建立起他那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威。摩西建立的新犹太教仍然根据传统的祭祀活动方式,使用牛、羊等各种牲口,谷物、乳香等物品进行供奉。若是有人犯了罪,可以用钱、物品进行供奉来赎罪。同时,新犹太教还规定了一系列的社会规则和律例、典章要求全体以色列人遵守,这在圣经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而这些规则都是对于维护当时奴隶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所以犹太教可以说对当时以色列人建立自己的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起作根本的保证作用。直到今天,犹太教的这些律例、典章仍然是犹太社会的道德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保证。而且,以后随着由犹太教而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对世界的广泛影响,这些道德和社会秩序规范对西方社会的历史,甚至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作巨大的影响力。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也在不断地改革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的要求的变化。对于宗教改革适应社会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进行讨论。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基督教的社会作用。  公元一世纪左右,巴勒斯坦犹太人处于罗马帝国奴隶主统治下,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激起犹太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发生了多次犹太民族大起义,但都在罗马帝国的残酷地镇压下失败了。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奴隶、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是反抗运动的主力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原来以维护以色列国家的奴隶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犹太教已经不能起到团结犹太民族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的作用。所以在巴勒斯坦拿撒勒地区的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教思想。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给耶稣施洗礼的约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等。他们同投靠罗马帝国的犹太教上层权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对立。因为新的宗教思想是提倡人人平等、互爱,反对强权统治,而且他们组织民众与犹太教上层权贵作对,所以传播新宗教思想的人都遭到统治阶层的迫害。这些内容在圣经新约四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中都有记载。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后来,这一派信徒中有许多人遭到杀害,剩下的人被从各个犹太会堂中驱赶出来。但是,新的宗教思想已经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教派。它于一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成最初的基督教。从基督教的圣经可以知道,新宗教完全接受了原犹太教的社会规范——犹太民族以色列国家的秩序,同时也接受并扩展了诸如一神论(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先知弥赛亚(基督)等犹太教教义。但犹太教领袖一直认为基督教的一些改革思想与犹太教相悖。其实,正因为当时犹太民族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继续宣扬上帝的绝对统治权威,不仅是支持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而且也无法向民众解释上帝为什么不来解救他的子民于苦海。新宗教要利用宗教意识来向民众宣扬他们的思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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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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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好的,可以教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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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便一直遥遥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各种思想及理念至今仍以高蹈的气度占据着当代的制高点。而作为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全球16亿信徒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本文将探讨的,便是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中许多已发展为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的重大影响。   基督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然而却在欧洲兴盛,并由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它集中由精神层面的思想及世俗层面的组织架构,对西方文明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先谈谈思想。基督教思想中有着一种人文主义传统,有着贯穿两千年历史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也是它在创办初期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信仰的原因。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古罗马时期税吏在犹太人中最遭厌恶)不也是这样行的吗?”(《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圣经.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   由这些字句,我们可以对基督教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略窥一斑。它的实质是承认有一位造物者,所有的人都是自它所出,因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应该相互友爱。(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翻译为“生而平等”的这个短语在许多西方著名法律文献如《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中的英文表述是“created equal”,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造而平等”)正是这些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这种与东方式无情的专制帝国架构——如波斯、亚述、中国等——相抗衡的人文思想,影响了之后西方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使人相信,人人都是由上帝而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上帝之间无须中介而可直接沟通。(这一点与印度教相比尤为明显。印度人信奉梵天,认为梵天的头造出了婆罗门,梵天的胳膊造出了刹帝利,梵天的腿造出了吠舍,梵天的脚造出了首陀罗。这种思想让明显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到现代还有牢固的基础)这就拒绝了东方式的君主,一种至上、绝对的无限权力。源自希伯莱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后来西方民主政治一个长远的精神推动力。   当代宪政思想的重要核心,便是限制公权力。而基督教从几个方面确立了这一核心思想的基础。首先,是上述人文主义精神对一种东方式帝国架构的制约。再者,中世纪教会的存在,也是公不可没的。我们现在对于中世纪教会统治大多贬多于褒,然而在中世纪一个强大教权的存在,也给予了王权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正如耶酥所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教权主要作用在精神层面,它对世俗王权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你该管的领域到此为止,决不能染指人的思想和精神。你可以管我做什么,但决不能管我想什么。这也就为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提供了保障。   基督教对于宪政的第三个影响,在其原罪思想。《圣经》记载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从此人类便具有了原罪。原罪意识宣告了人人都有罪,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是完人。人性是恶的,哪怕是最伟大的人,他依旧带有人性本原的罪恶。因此,治理国家的办法也不再是通过寻找所谓“明君良相清官忠臣”来实现,而是依托于制度,依托于法律。这正是一种从“人治”到“法治”(“rule of law”而非“rule by law”即法制。“法制”是统治者用法律来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人治”,而“法治”则是由法律来治理)的飞跃。即使你是个普天称颂的大好人,因为人性罪恶的问题,你还是有可能蜕变为坏人,于是就需要制度来约束你了。“人治”只能期望好人出现,对待坏人却无能为力。而在“法治”之下,好人尽可以做好事,坏人却休想干坏事。这种性恶论,看似刺伤了人类的自尊,却比温情脉脉的性善论优越得多。只有正视人性中的恶,我们才能尽力去塑造一个真善美的社会。   再谈谈基督教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科技?这与宗教不是扯不上边甚至势不两立吗?天主教会不是还烧死了布鲁诺吗?是的,当时气焰熏天的教权统治确实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它对后来科技的发展的作用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始终认为:“劳动就是祈祷。”体力劳动是精神劳动的组成部分。“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在此之前,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国人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然而他们都出于各种原因鄙视手工劳作,因此许多发明未能充分发展。而西方则因为重实践、重手工,所以科技不断发展,最终掀起一场技术革命。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修士们是有功劳的。   后来,基督教在西方探索扩张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在西方历次对外探索、扩张的活动,如十字军东征、收复失地运动、新航路开辟、移民北美等活动中,绝大多数领导者、船长、水手、贵族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推动他们勇敢地向外探险的动力,除了财富,主要是巨大强烈的宗教热情。他们视传播基督教义为己任,以救其他地方的人摆脱异教徒统治为使命。1630年,在前往北美洲的航程中,清教主义的领袖人物温斯罗普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基督教这种普救情怀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使西欧日后成为世界中心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在世界文化传播中,尤其是传播西欧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他们不遗余力、不惧艰险地远涉万水千山,客观上传播了西欧文化,也将其他民族文化带回欧洲,才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   最后,谈谈基督教在西方伦理道德体系形成中起的作用。在东方,以佛教、印度教为代表的时空观是一种圆周式时空观,相信轮回、转世。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则是一种现世文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都体现了这一点。反观基督教,它是一种直线式时空观,而且特别强调“末日审判”。“头顶三尺有神灵”,基督教在强调世上有鉴察人心的神,且神最终将审判众人的前提下,成为警醒人心、使人向善的重要力量。反观儒家,由于失去了一个“彼岸”、“来世”的寄托,尽管有着系统的道德说教,却最终流于空洞无力。   而“救赎文化”也是一个闪光点。以耶酥基督为救世人苦难而上十字架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类两边讨好的处世之道相比,孰优孰劣,也就毋须赘言了。   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中,早已渗透至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仅凭此文是无法讲完讲透的。但本文已尽力将基督教文化中的精华之处对西方文化的正面影响一一分析,希望以此为参照,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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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困境,这是必然的吗?    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仪式的节日,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上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结果如大家所见,收效甚微。      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西方节日的盛行的确有很大的“文化自我殖民”的嫌疑。一个黄皮肤讲汉语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宗教原由的情况下热衷于过圣诞节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正如我们大量采访所显示的,对于大多数漠视本土节日而推崇洋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圣诞节也和诸如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LV和NBA等一样,其实只是一件来自西方的时髦的消费品。西方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欲望搅和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节了。我们知道并期待的可能只是一次减压的好睡眠或假期,只是一次疯狂购物或消费的好理由,只是一次彻夜狂欢的借口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用来表明自己时尚态度的符号,当然不用说,节日更是一次商业促销的良机或一个拉动内需的杠杆......所有这些,已经使我们节日的文化气息变得非常稀薄,而节日在强化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方面的仪式功能正日渐丧失。      所以,如果说,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需要保护和捍卫的话,那么其假想敌不是圣诞节这样的舶来节日,而是全球化时代所有那些令传统价值遭受致命打击的东西。      好好过节吧,认真做一回我们自己。    18位意见领袖的节日观       回溯传统,中国人的本土节日意味着纪念活动,或团圆、或庆祝、或祭祀,春节之后的“土节”依次有元宵节、龙抬头、清明节、端午节、七夕情人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小年等,阳历节日一般是纪念日,如植树节、劳动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元旦等,此外,中国人近年来还热衷过“洋节”,大致有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等。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调查显示,53.6%的年轻人过“洋节”是为了“找个快乐的理由”;对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有何区别”,57.1%的男性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停留在吃、穿等物质享受层面上,而洋节更注重精神的交流”,60.7%的女性认为“洋节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累”。      今日中国,平均每月便有两个节日,人们是怎么对待这些节日的呢?本次调查涉及儒学学者、宗教学教授、私塾先生、前驻德大使、媒体评论员、在华留学机构教授、青年导演、音乐家、外企高管、美女作家、国际名模、杂志主编、在华老外、派对搞手、职业牧师、登山迷、海外华人学者、现代艺术家等。(统筹/董薇)      张杨:“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      “第六代导演”,当代最真诚的青年电影艺术家之一。他最近面临两件大事,心情极可能处在一种微妙之中:一是去年10月份自己的影片《向日葵》在西班牙获得两个大奖,二是新片在国内上映,票房惨淡。对于有关节日的话题,张杨表现得相当淡然。      “节日往往意味着人们获得一段自由和快乐的时间,而我们搞电影的,时间上较一般人自由。对我来说,节日就是高兴的一天。”      张杨认为真正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元旦、五一、国庆。圣诞更像是年轻朋友聚会的日子,而在春节,很多人都要回家。大年初二、初三,张杨常去云南,在大理等地和朋友们聚一聚。张杨基本不过“情人节”,他认为这是20岁以前的年轻人在意的节日。      张杨认为,节日和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情人节、圣诞节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些“洋节”更有记忆。      张杨知道清明、中秋分别是哪一天,但不知道端午节是哪天。张杨不认为“洋节”是“文化侵略”,“事实上,它只是让中国人找了个可以狂欢的理由,它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机会,并没有改变人的观念。以后也不会出现只过圣诞不过春节的情况,因为人有一个历史传承。”(采访/吴炜)      棉棉:“情人节多假多形式化啊!”      联系到名噪一时的美女作家棉棉的时候她正和朋友吃饭,话筒中传来的喧闹铺陈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好像棉棉就应该是这样,身边总有一大群朋友,永远是众人的焦点。这样的派对动物对过节想必是兴趣满满,她的每一个节日,都应该是Colorful Days吧——      棉棉竟然说平安夜她本打算待在家里,可是号称女版许巍的唱将姜昕约她出去吃饭,于是一起去了“幸福花园”,后来又去向北京音乐台的著名DJ有待Say Hello,出来路过“BABYFACE”的时候棉棉又听从了自己的预感进去找到了很少现身的老板,又开了两瓶香槟......就这样,本打算安安静静在家的棉棉过了一个喧闹的平安夜。她说她对圣诞节没什么感觉,倒是小女儿对圣诞激情澎湃,因为每年的圣诞她都会去国外和爸爸一起过,就像标准的外国小孩儿一样。说到这里提到了情人节礼物,没想到棉棉的回答竟然是“从来没有!”她说如果要取消一个节日,那就是情人节,“有什么意义呢?多假多形式化啊!不觉得无聊么?”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印象最深的节日,棉棉想了半天,认真地说应该是春节吧,“因为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即将到来的春节打算也是“陪陪爸爸妈妈”。至于自己过得最开心的节日,棉棉说一个是两年前自己在长城上面办的世界顶级DJ Party,另一个就是不久前在荷兰的摇滚音乐节。对于大众的节日,棉棉既说不出什么洋节的来历典故,也想不起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传统节日庆典,“我是一个对过节特别没有感觉的人”。 (采访/韩峰)      王达三:“我们的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      各大论坛上以一篇《就所谓圣诞问题告国人书》而引来板砖无数的王达三,就是人大哲学博士王甬。所谓达三者,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此儒家三达德也。王甬说,这就是他的目标和理想,“我欲为此三者,故名。”学者之气扑面而来。      王甬坚持用“耶诞”来称呼“圣诞”,他说:“圣,是基督教徒的圣,不是我们的,所以不是‘圣诞节',而是‘耶诞节'。”他称“圣经”为“耶经”或“新约”、“旧约”,语气自然决断。      女儿的幼儿园里有耶诞节的联欢活动,他很不满园里这样的安排,于是没有让女儿参加,还特意给幼儿园方面递交了一份意见书,但是石沉大海,他挺无奈。“为什么要过人家的节日呢?我们有我们的圣人孔子,圣诞应该是孔圣人的诞辰;我们有我们的牛郎织女,情人节也不应该是2月的瓦伦丁纪念日吧。”他说起以前七夕还和爱人互送礼物,害羞地笑笑。      作为一个儒家学派的捍卫者,他对于其他宗教也还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在过去,一个庙里中间供着孔子,左边供着老子,右边还有释迦牟尼,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多一个耶教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他说,“儒家思想是一种渗透进中国人骨子里、血液里的精神和思想,不是另一种文化十几二十年就冲得垮的。”这样说着,他还是流露出忧心忡忡的警觉,“这是一种全民无意识,全民无意识啊。”在风俗习惯的背后,是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归属感。“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啊。”他说,并做出身先士卒状。      即将到来的春节,王甬准备以最中国的方式来度过:挤火车,回老家,给父母磕头,一家人吃团圆饭,还要去给祖先上坟。他的家乡在并不太遥远的山东,那里也是孔子的家乡。(采访/于亚男)      金宜久:“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      在麦当劳刚刚过了来到中国的第15个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教授站出来说:“一味支持麦当劳,这个民族就要完蛋!”还没生日快乐完的麦当劳,就这样作为舶来文化的代表被推上了审判台。      提到这句引起很大轰动的推论,金宜久教授呵呵一笑:“这句话可不是我的原创,是我身边一位老教师的话,只不过我比他名气大一点点,所以我提出来了,得到的重视和反响也就更多一点。”他的温和,和许多70岁上下的老教授并没有哪里不一样。      因为经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金宜久感觉节日的样子很模糊。土节?洋节?都是不过的节。即使是将要到来的春节,在金教授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在国外研究和学习的时候赶上圣诞,他也只是应邀去朋友家里吃个便饭。在金宜久的观念里,所谓节日,总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远离家乡上海这么多年,在他心中早已没有了节日的概念。惟有说到小时候的春节,他才略略兴奋起来,说起年幼时一家人穿着长袍在年三十去亲戚家里辞岁,还有中秋节家人做月饼,放什么样的馅,说起来仿佛近在眼前。“其实我们中国这些传统节日都是很好的,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在里面,可是现在的人们不懂得珍惜啊。”一声长叹。      金教授用“文化渗透”来代替“文化侵略”,他宽宏大量地理解了年轻人对洋节的好奇心理。作为一个不大过节的人,他并不是很在意什么样的节日在时下最受欢迎,他只是希望不该被遗忘的没有被遗忘。在他的论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中提到:“人类社会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在金教授看来,如果把圣诞节变成了中国人每年要狂欢的日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中秋节也推出国门呢?“融合是互相的嘛。” (采访/于亚男)      蔡佳禾:“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      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每年招收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各50名:其中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学生由南京大学招收,美国学生(含少数其他国际学生)由霍普金斯大学招收。学生在中英双语环境中受到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教育和训练。      “不管是端午节,还是万圣节,我们都会搞活动庆祝。”“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管学术副主任蔡佳禾教授介绍说,“这样的环境里,过节是学生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      忙着筹备晚宴的蔡教授自称是一位很开明的新派人士,对于在中国盛行的洋节他很是热心,“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西方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已经没有太多宗教的涵义,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沟通的机会。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自然还是有跟大众不一样的过节方式,比如去教堂。” “中美中心”每年秋季入学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是中秋节晚会,蔡教授称举办庆祝活动是为了让西方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融入当地习俗。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也是“中美中心”热烈庆祝的一个节日,中心特地组织了圣诞晚宴、派对、圣诞专场电影等活动,而蔡教授都一一参加了庆祝活动,“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到年轻学生们热情洋溢的样子”。说到不远的春节,蔡教授很肯定地说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度过:走亲访友,吃团圆饭等,“当然还要放鞭炮。”他笑着补充。 (采访/殷贝贝)      包一峰:“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     上海的霖杰时尚总经理包一峰是一位资深Party策划者,他是个“航空士”,飞来飞去,去完美国迈阿密的一个艺术展后,又去参加北京的一个Dior品牌的发布会,刚刚赶回上海不久,就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圣诞节小包没刻意设计,是在家里过的,最开始叫了十几位朋友过来喝酒,吃饭,后来又来了10多个人,也就像了一个Party。小包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的小弄堂里过的那些“土节日”,“咱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传统继承好了。”他提到香港人在传统节日,比如冬至、清明、端午,会给市民放假,很人性化,内地却没有。      传统节日中,小包最重视春节,因为是尽孝心的时候。大年初一初二,小包会去串亲戚,拜访长辈,初三初四后可能去国外旅游,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去度假。“由于节日惰性,一般中国人要到正月十五才会恢复工作的状态,如果整个春节假期全在家,可能受不了。” 情人节那天是胡兵的生日,小包他们往往给胡兵过生日。      小包留意到,“洋”节日的蓬勃其实也受到商家的触动,“他们巴不得全国人民都过节日,这样他们可以多做生意”,小包说了上海的例子,“12月25号那天,希尔顿饭店据说有800人用餐,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外国人很多回国过圣诞了),销售额有100多万,破了纪录。其他五星级的西餐厅据说也全部爆满。大家去那里,估计是觉得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现在节日奇多,听说还有个秘书节。“节日一多,最高兴的是商家”,小包说中国 移动每当节日都会在短信收入上大赚一笔,运营商的一个手法是会聘请一些短信写手,写一些比较好玩的短信祝福语,然后让这些祝福语在手机用户之间互相传播,这样,信息费也就滚滚进入了他们的腰包。 (采访/吴炜)      陈擎:“中国节日在国外也有很多人过。”     这位广州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是个大帅哥,经常满世界地演出。双簧管大师 Maurice Bourgue (前巴黎管弦乐团首席)、 Hansjorg Schellenberger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Anthony Camden(前伦敦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都是他的授业恩师。      和往年一样,陈擎的平安夜又在演出中度过。作为职业演奏家,陈擎一年之中大多数节日都站在舞台上,他说:“春节是我最期待的节日。今年春节,我们会回太太的家乡大连。”       陈擎身边的朋友和他一样没有太多时间过节,但都很看重传统的中国节日,西洋节日在他们看来只是大家在一起凑热闹,是个仪式。2005年圣诞,星海音乐厅也在户外搞了个酒会,他说:“音乐厅本身就是个西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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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11013年—— 神创世公元前4990年——  挪亚时代的洪水公元前7年——耶稣基督诞生教会时代——公元33年5月21日 - 日, 圣经审判日——日 (世界末日近在咫尺!)您请参阅:, 圣经中有关信息, 证明。, &时间的终结—圣经的世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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