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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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岩：论苏共亡党亡国——一没有人民民主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楚岩：论苏共亡党亡国　　
——一没有人民民主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20世纪是个悲欣交集的世纪，有两个事件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并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解体，给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最丰富、最深刻的经验教训。苏联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苏共这个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独自执政70年、拥有90年党史和2000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夜之间政权易手、党亡国破。此间缘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和出版了几百部学术专著，都在探讨分析苏联的历史悲剧。
　　作为社会主义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贯彻民主集中制也非常彻底。列宁主政时期，苏共充满民主充满活力。但不幸的是，列宁在苏联建成不久于1924年就与世长辞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建立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在1918年—1920年的三年战争期间，由于刚刚夺取政权，苏俄政权机关还不完善。为了加强领导，不得不由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发号施令，由党的机关和领导人直接处理本该由政权机关管辖的事情，于是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是违背政党政治常规的。政党政治固然要求政党来执掌政权，但政党不是政权机关，不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1921年，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很快意识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1922年，列宁致信中央全会：“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领导，不是像目前这样进行过分频繁、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列宁看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机制弊端，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去世以后，他的探索就戛然而止了。斯大林构建了等级森严、强大系统的官僚机构，充满了神秘性、封闭性，普通党员只有听命的权利和义务，最后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斯大林执政30年间，不仅在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捕风捉影地搜查了各种政党，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加强了个人集权。1941年，斯大林以苏共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大权。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主政治遭到了无情践踏。到斯大林晚年，更加专制，党的政治变成了宫廷政治。
　　二是干部任用的任命委派制和职务终身制。恩格斯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人民的公仆，就要由人民来选择。但在苏联，人民的公仆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指派任命的，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苏共还通行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是终身的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一直干到死。由于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委派制，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上级机关。最终这些大大小小、层层级级的官僚们，就不会为人民负责，而只是为给予他们权力、官位的上级负责。久而久之，苏共党内唯书、唯上、不唯实的风气甚嚣尘上，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也由此渗透到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三是决策体制高度集中。苏共党章规定，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列宁时期，苏共党内民主生活是公开透明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斯大林掌权后破坏了这一制度，压制党员干部发表不同意见，决策往往决定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盛行。斯大林还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 “肃反运动”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倾向。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各级干部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苏共党代会的报告、决定，事先早就拟好了，只待照本宣科地念下去，照例是英明伟大的决策，照例是雷鸣不息的掌声和完全一致通过的情景。有时候也会照例公开意见，也会照例讨论一下，但都是搞形式、走过场，其实不起任何作用。
　　四是干部得不到真正监督。苏联建国之初，列宁非常重视监督，1921年俄共(布)八大出台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明确监委会与党委共同行使职权。俄共(布)十一大又制定了《中央检查工作条例》，又赋予检察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从章程看，苏联共产党是高度民主的党。但这些原则章程，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而是被束之高阁。整个官僚体系的官员，并不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官僚机构监督官僚机构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列宁逝世后，他曾经高度重视的纪律检查部门，在斯大林手里又降了规格，使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关系降为下级地位，导致了党的领袖和一把手及重要干部成为特殊党员，长期处于虚置失监的状态。在苏联，不光是普通群众，即便是党员、党的干部都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权利。官员来自上面任命，而不是来自于民主选举，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徒具虚名。
　　苏联在政治建设上很成问题，甚至可以说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苏联之前，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具有世界意义的一次演习，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巴黎公社的三条历史经验：一是全民公选国家公职人员，并随时可以撤换;二是只给国家公职人员发普通人员的工资;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列宁非常重视民主，他创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是充满民主的，不同意见会得到真诚尊重，整个党充满生机与活力。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共各级领导干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自上而下地任命。领导干部职务只能上不能下，职务终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
　　苏联过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忽视无产阶级民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惨遭杀害，苏共元气大伤。由于高压的政治氛围，人人自危，党内许多同志不敢发表不同意见。苏联的政治民主非常缺乏，甚至还不如西方国家。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攻击苏联为极权国家、独裁专制，且不难找到有力证据。苏联这种形象，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都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既有思想文化原因又有民族宗教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又有领导者背叛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因。笔者认为，促使苏共亡党亡国，最关键最要命也最受西方国家诟病的原因，就是苏联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笔者认为，可以认为苏联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但并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党政不分、个人专断，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委派任命制和干部职务终身制，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权利。整个社会由苏共官僚控制。苏共官僚以人民的名义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但生产资料并不归他们所有。因此有学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叫官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有两个前途，黑暗的前途和光明的前途。黑暗的前途，就是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官僚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私有化，把属于人民公有的财富、生产资料，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从共产党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家资累万的资本家，整个社会倒退到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从苏联、东欧剧变历史来看，整个官僚集团，都有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天性倾向。这与当前中国右派官僚拼命挖社会主义墙角，极为狡诈地推行私有化，是如出一辙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而另一个前途，就是人民群众起来，强迫官僚集团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建立真正的健全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光明前途。可惜苏联人民没有选择这个前途，使十月革命以来的一切成果全部丧失。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需要民主。不建立民主，不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官僚当家作主。最终必然滑向修正主义，走向历史反面。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他认真地对毛主席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非常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大多数人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权力只有真正来自人民，人民才会起到强大监督作用。只有发展真正的民主，人民才能起来负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最忠诚、最坚定的保卫者、拥护者。历史告诉我们，苏联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不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不让人民群众起来负责，结果不到70年就党亡国破灰飞烟灭了。
　　要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必须让政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果不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政权就不会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由人民群众通过民主的形式严肃选择。苏联71年，共有7任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只有列宁、斯大林是伟大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经过残酷的革命战争考验出来的。赫鲁晓夫，是鲁莽草率的矿工，提出所谓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勃列日涅夫思想平庸、爱慕虚荣的行政官僚，他曾授予自己30多枚勋章。1980年勃列日涅夫死后，在葬礼上为他捧勋章的就长达几公里，可谓世界奇观。安德罗波夫，个人、人品、思想素质都还不错，但身体不好，出任苏共总书记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契尔年科，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出任苏共领导人不到一年就死了，仅有的一年时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戈尔巴乔夫喋喋不休、华而不实。如果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权利，他们绝对不会选择鲁莽草率的赫鲁晓夫，也不会选择才能平凡、思想平庸、满脑子虚荣的勃列日涅夫。也许戈尔巴乔夫还有一定魅力，但他那点马克思主义水平经得住人民的火眼金睛吗?苏联建国以后,高层政治动荡不安，经常发生政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表现。
　　一个政权，打着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但不让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权利，不让人民当家作主。久而久之，其本来面目就会被人民识破，人民也就会最终抛弃他。“官，舟也，民，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1991年苏联解体，拥有2000多万党员的苏共、拥有70年辉煌历史的超级大国，在国破党亡的时候，竟无一人起来捍卫，沦落到连封建王朝都不如。一个封建王朝在灭亡之前，总是有那么几个死节之臣，而苏联没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又不难理解。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说“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搞垮的;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的”。苏联是被官僚集团和人民群众双重抛弃的。控制着社会资源，控制着社会生产，享受着特权，过着剥削阶级生活的苏共官僚集团，先天就有历史倒退的倾向。因为搞私有化，化公为私，就可以把受他控制但并不为他所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变成属于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他们享受着特权，挖着社会主义墙角，巴不得社会主义早日寿终正寝。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受两种教育：一方面是理论上书本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逻辑推论;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饱受官僚主义的控制、欺凌，在政治权利上还享受不到西方那种程度的民主，现实的种种不公，引起了人民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反而对资本主义心向往之。再加之，过度欺骗宣传、长期思想禁锢，人民群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必然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乱，缺乏捍卫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力量。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必然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迈进的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会享受越来越充分、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倾向，就是过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辨证的。无产阶级是对剥削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进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真正广泛的民主。只有建立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力量，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保护神”。人民民主越健全，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越有力量。这个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不建立民主，不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官僚当家作主，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势力复辟，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让资本主义的美国干掉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当前中国社会渴望民主，就像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农民渴望土地一样，这几乎成为社会常识。中国官场腐败最为老百姓痛恨，已经超过社会的容忍度。问中国为什么这么腐败，近95%以上的人会回答到，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不像人家美国搞的是民主制度。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谁抓住了土地就抓住了革命的要害，结果毛泽东抓住了。在今天的中国，谁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历史主动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高举人民民主的大旗。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民众的诉求，就会错失历史机遇。
中国必然走向民主。但只有马列主义者才能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我们不仅要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而且还要建立真正的经济民主。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就是要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让人民群众享受比资本主义好得多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建设真正的经济民主，就是要重建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将民主管理的原则贯彻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让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真正当家作主人。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真正的广泛的经济民主
　　——二论苏共亡党亡国
　　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300年才走过的历程。这是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也充分昭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可以遵循借鉴。列宁进行了伟大的探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就着手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坚定地剥夺剥削者的全部财产，并将其收归国有，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战争的条件下。为把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保证战争需要，苏俄政府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非常的措施，史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特殊政策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实行余粮收集制;二是普遍实行国有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三是贸易国有化，禁止一切私人的贸易和地方商品的流通，主要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四是在分配方式上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实行平均化和实物化分配。在当时特殊战争环境和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为集中有限财力，打败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作用，也给苏俄领导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可以借助这些非常措施、非常政策，加快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于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实践过程中，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反对。1924年2月，喀朗斯塔得水兵叛乱。喀朗斯塔叛乱表明苏联不仅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也遭到了自己同盟军的反对。工农联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为消除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稳定社会。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及时把工作重点从军事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决定从苏俄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农业方面，废除余粮收集制度，规定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余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换所需物品;二、在工业方面，国家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国家还允许私人开办小型企业。在国营企业中，除了国防工业外，在相当程度实行了商业原则，普遍推行经济核算，企业成为国家经济计划指导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三、在商业方面，废除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允许私营批发、零售商品，作为国营商业的补充;四、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扩展到国际关系中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实行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政策;五、在分配制度上，废止平均主义的实物配给制度，按照物质利益的原则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励制度、提成制、分红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根据俄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险恶的国际环境提出来的，符合当时实际，对迅速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新经济政策，苏俄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系。
　　新经济政策体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向前开拓的理论勇气。正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列宁因病逝世。列宁的早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继列宁而起的是斯大林，尽管他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但他的理论水平弗如列宁远甚。列宁逝世后，他生前所做的理论探索也就中止了。1927年,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经济破坏案件。斯大林认为城乡资本主义发展是导致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要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快消灭城市私人资本，消灭农村富农经济，结束新经济政策。1929年新经济政策结束后，苏联采取了以下措施向资本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一是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采取各种措施发展以集体农庄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农业,大办集体农庄，要求农民把牲畜、家禽、农具、住宅、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二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基础上，由限制富农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政策;三是废除土地租佃和劳动雇佣法，禁止富农租佃土地和雇工剥削;四是禁止私人经营各种形式的企业，禁止国营与合作社营机构出售私人企业的产品,通过行政关闭私营厂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最终形成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计划、高度集中和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
　　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计划、高度集中和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苏联经济迅速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人力、物力和财力，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经济门类，建成了许多重大的经济项目;二是利用这种体制有力地调整了经济结构，使苏联的基础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三是有力地加大了落后地区的投资，使生产力布局得到调整，比如加速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四是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客观地说，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超级大国。
　　毋庸讳言，斯大林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苏联问题专家陆南泉认为有这样几点：“ 第一，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意识，对生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消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得到改变;第五，出现了一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筒” 的经济领导干部。后来，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本来二战以后，苏联就应该下决心审时度势，下决心进行改革，而且当时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但是当时苏联的声望如日中天，致使苏联经济体制弊端不仅没有得到改革，反而进一步强化。二战后，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苏联模式被作为“神圣”、“正统”的模式被输到外国。由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很多问题，致使政局动荡、问题不断。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多，吸引力不强。1950年，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抛弃和否定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工人自治，走上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毛泽东认真分析借鉴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后，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著成《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新探索。1953年3月5，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先后发起改革。但由于正确的改革思想、明确的改革目标，最后都没能取得成功。最后僵化的脱离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体制，致使苏联灰飞烟灭、土崩瓦解。
　　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过许多论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阶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许多天才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述社会主义，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产生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发育程度为着眼点来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前提的。但后来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实现突破，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在这样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大课题。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过度超前和滞后都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完善。
　　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搞经济建设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要在建立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同时注意发挥非公经济的补充作用。建立强大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基础，是苏联一切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但根据苏联生产力发展水平现状，要给私有制经济留有一定空间，这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会方便人民群众的生活，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二是必须坚持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决不能允许私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最终归于消亡。如果放任私有经济的发展，不坚持限制、利用、改造的原则，那么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为资本主义复辟产生强大的经济基础。
　　二是要科学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人类最终要归于计划经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商品经济也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合理运用市场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小。这样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有序，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苏联实行的是超越历史阶段且不正常的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导致经济体制不活、生产效益不高的问题。
　　三是要让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必须享受更加广泛、更加真实、更加健全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不仅要享受广泛、真实的政治民主。而且还必须在劳动过程中享受民主，真正当家作主。在苏联，工人阶级虽然被宣布为国家与社会的领导阶级，是社会的主人，但由于普遍推行一长制，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比如，取消企业干部任命委派制，由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民主选举，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前南斯拉夫在工人自治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没有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的干扰与破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在政治、经济体制都是照搬苏联模式，问题很多。南斯拉夫的铁托、匈牙利的纳吉、卡达尔都根据国情进行了大胆探索。但苏联视自己的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搞大国沙文主义，其他国家的任何改革都视为离经叛道，横加干涉，使南斯拉夫的改革遭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二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改革，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结果出现工人把企业分光吃尽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每一个企业都是市场竞争主体，工人民主选举企业的负责人，是对自己的饭碗负责，因此他们将更加庄重而审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在旧中国并无多少现代企业，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可谓是一片空白。在企业的管理上，中国照搬了苏联模式，结果出了很多问题。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时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同志，在苏联一长制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实现工人、技术和干部三结合。相对于苏联的“一长制”，这是伟大的创造。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已经诞生了50多年，但在当今世界仍然是最先进的管理办法。
　　四是要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斯大林认为，只有重工业才是工业的基础。苏联非常重视重工业的发展，钢铁、机械等工业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苏联不重视民用工业的发展，生活日用品非常匮乏，生活水平得不到长期改善，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降低了社会主义吸引力，从而也使一部分群众对资本主义生活心向往之。对苏联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解放后不久，在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对正确处理重、轻、农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陈云同志也有深刻的见解，他提出“综合平衡论”。邓力群曾经评论说陈云同志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
　　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年取得了成绩举世瞩目，遇到的问题堆积如山。著名统计学家李成瑞在《大变化》一书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和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和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为37%与63%。二是收入分配已经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局面。从1995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先后超过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次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根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的比例约为32:1。三是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新的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于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于当时24亿元的639倍。工人阶级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四是国民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尖锐化，过高的环境代价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的GDP的 3%到8%，生态破坏的损失约占GDP DE 3%到8%。五是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日趋附庸严重危险。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资产控制权。李成瑞指出，“五个方面的变化，最根本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阶级关系的大变化，是私有化的直接结果。对外经济的附庸化趋势，是国内私有化的带外延伸，而且损害民族利益，危及独立自主的原则。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尖锐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私有化泛滥，唯利是图、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行为对高耗能、搞污染的庇护作用。”
　　中国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口，要么是历史倒退、资本主义复辟;要么是历史进步，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广泛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是恢复重建的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公有经济要有质上、量上和管理上的优势，严格限制私有经济的范围和空间，对私有经济实行严格的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政策;二是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运行体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计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小;三是在企业内部实行真正的严格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探索先进的管理制度，让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真正当家作主人;四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行新的集体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工农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官僚特权阶层是埋葬苏联的主力军
　　——三论苏共亡党亡国
　　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之前，只有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巴黎公社仅仅存在72天，就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失败了。马克思说“即使巴黎公社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巴黎公社践行着这样的原则：一、国家公职人员不断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国家工作人员;二、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三、让所有人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都成为暂时的官僚。对此，列宁高度评价说：“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由选举产生，把他们减到普通人的工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原则却是超越时空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有充分的论述。列宁具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思想。但由于苏联脱胎于封建残余非常浓厚的沙皇俄国，建国后又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下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基本上不具有建立直接民主的条件。列宁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党和政府官僚化进行了认真探索。但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他就与世长辞了。列宁去世后，他的许多探索也就半途而止了。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叫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是经济运行体制，还是政治运行体制，都非常缺乏民主。
　　由于严重缺乏民主，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逐渐滋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从历史上看,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源于任命委派制度，而任命委派制度又源于苏共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的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的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最重要的职务名册有三号：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3号“职务名册”，是由各部委员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职务名册”制度推广的结果，苏共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社会集团。斯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尽管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政治高压下，还是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
　　赫鲁晓夫对苏共体制机制弊端深有感触。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他做了《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联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行了全面揭露，但他把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赫鲁晓夫宣布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重要工作变部门领导为地方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措施：一是改组保安机构，限制其权力，改变保安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二是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三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四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法制，恢复检察机关职权;五是减少高薪，缩减国家机构。但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苏联的体制弊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僚特权制度，改革只能是半途而废。随着赫鲁晓夫主观主义的发展，个人专权的势头愈来愈严重，瞎指挥、个人专断愈来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领导干部轮换制，并不为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所欢迎，最后导致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队伍的尊重”，理论家苏斯洛夫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一切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采取完全依靠官僚特权阶层的方针，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轮换制度和任期制度，恢复并扩大了官僚阶层的特权。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僚从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也摆脱了赫鲁晓夫领导干部轮换制的困扰。当时苏共领导干部基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承平之官”，与革命时期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老布尔什维克”相比，既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又不具有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安享官僚体制赋予的种种特权，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这个阶层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据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的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5%。
　　分析苏共官僚特权阶层，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隐秘性和保密性。列宁时期，苏共党内事务很透明。当时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得到他作为其成员的党的当选机关及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常委会)及其办事机关的一切信息;连普通党员也拥有党员的平等权利。苏共党章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的声明完整地送给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报刊编辑部”。在斯大林时期，随着官职等级名录制和任命委派制的确立，领导干部的任命、委任、确定职务以及等级特权待遇的享受，都是由领导机关自上而下确定，最后由高级领导人批准，避开广大党员的耳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随着斯大林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党的保密制度更为严格，更加变本加厉。日益严密的保密制度，使得普通党员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例如，特权待遇，就是中央一级行政部门通过少数几个人确定下来的，别人很难了解情况。因此，下级干部，更不用说普通党员，对此难以说三道四。
　　二是专权性和反民主性。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官职等级名录制，从形成之时起，就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而是少数领导者以至最高领导者个人确定的结果。因此，他们掌握党政机关大权，控制着这个庞大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趋向专权、反对民主。官僚的权力既然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和中央机关委任得来，或者是名为选举，实际仍是上级委任，因此，他们忽视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也忽视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对掌握大权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苏维埃系统和党的监督都丧失了独立地位，而且形成了监督机构服从于受监督者的现象。无论苏维埃系统的监督，还是党内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制度，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对执行机关实施监督。这就加强了官僚特权阶层的专权性和反民主性。斯大林之后，专权和反民主的这种极端表现有所改变，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这种专权、反民主的极端趋向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即便在号称“解冻”年代的赫鲁晓夫时期， 1962年6月发生了罗斯托夫州诺沃契尔卡斯克市因食品涨价群众闹事的事件，苏军奉命开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多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加强迫害、判刑，以至制造借口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等等。
　　三是保守性和腐朽性。官僚特权阶层强烈要求维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体制。因为官僚特权阶层，是从这些体制中产生的，享受着这些体制带来的一切好处，因此要极力维护这些体制，力求稳定，反对变革。即便出现某些变革，也要竭力使之流产或流于形式，最后使之走回头路。1965年，柯西金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果而终就是典型事例。柯西金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但改革推行后，经过前后几年不断地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不得不偃旗息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布拉格之春”。苏共领导层害怕这场改革波及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就对这场改革，先扣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帽子，然后以苏联为首，纠集五个国家军队出兵镇压。这个行动暴露了苏联统治层也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极端保守性和虚弱性。当时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工作小组为苏共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推进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压了下来。科技革命报告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苏联发现了西西伯利亚秋明油田。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因中东战争暴涨了十几倍，苏联靠出口石油赚得大量外汇，财源滚滚而来。苏联领导层于是依靠石油美元购买外国设备，大量进口粮食，缓解经济困难，而不愿搞费脑筋的科技革命。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在他的保险箱中找出了这份报告。这种对待科技革命的态度，充分地暴露了官僚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落后性、保守性，以至腐朽性，早已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过来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制动器和压抑者。
　　四是两面性和欺骗性。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除了因控制党和国家统治机构之外，还因他们有一套两面性的欺骗手法。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40年代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得以维系人心的重要业绩。但在卫国战争之后，苏共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的经济政策，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同时却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殊待遇、享受只增不减。官僚特权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不断暴露。欺骗手法之一，就是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过着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实际上却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当时苏联尽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却被压得很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水平。据苏联报刊报道，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只有 30%，而美国则占62%。对农民来说，则经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固定在农庄里，经过“义务交售制”，加上后来的低价采购制，迫使农民将农畜产品低价交给国家，并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和不自由境地。欺骗手法之二，是为确保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利益，在卫国战争胜利后，不顾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要求，继续扩军备战，把军备扩展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搞起了一个超军事化的经济，生产资料和军备生产比重过高，消费资料生产比重过低。从而导致消费品长期短缺，工人工资水平只能限制在很低水平上;另一方面，隐瞒经济的畸形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恶性影响，隐瞒军费开支的实际数字，把苏联伪装成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统计国防开支数字只有200亿卢布。只是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较为实际的数字：苏联国防开支为780亿卢布。但这仍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三，就是在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上夸大成就。这是苏联领导人，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欺骗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法。后来，谢柳宁、哈宁合著的《虚假的数字》一文揭露了这种手法。这篇文章否定了1929～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3倍(年平均增长8.1%)的虚假数字，而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数字：增长5.6倍(年增长3.3%)。
　　五是贪婪性和颠覆性。贪婪性首先就表现为贪权，把持住大权不放。苏共领导许多人任职之后，事实上成为终身制的根源就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点表现得最为突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期身体状况恶化，但仍然把住大权不放。在他带动之下，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为 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除去去世的中委)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的后果是，领导干部严重老化。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是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
　　贪婪性最本质的东西是贪财。贪权的目的最后是依杖权力聚敛财富。这些人由于大权在握，无人监督，得以为所欲为，重大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勃列日涅夫对下属的贪污不法行为，常常装聋作哑，不去过问。在最高领导人庇护和带动下，苏共特权阶层的贪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特权阶层的稳定发展到完全成熟以至烂熟并充分暴露其贪婪性、腐朽性的时期。苏共领导层加速脱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苏共最后败亡准备了条件。
　　苏共的官僚特权阶层，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滋生发展，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震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稳定、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局和改革政策的混乱，直到最后成为埋葬苏联的主力军。《20世纪俄国史》的作者深刻分析到：“80年代中期，新阶级世纪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
　　戈尔巴乔夫是打着改革旗号的上台的。但他对官僚特权阶层日趋腐化的危机，漠然无动于衷，视而不见。执政之后，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讲，特权待遇的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在其执政后期，特权阶层范围并有所扩大。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实行“三自”(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改革，颁布《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等，官僚特权阶层的若干头面人物，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同高级领导人的种种关系，取得各种特殊的经营权力，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侵吞国家财富，逐渐从管理者变成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实际是在埋葬苏联，埋葬社会主义。
　　最先是从共青团开始。他们利用了在苏联当时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自发形成的时机成立专门机构“青年科技创作中心”，涉足影视业、国际贸易、旅游业等领域，并从事倒买倒卖的金融活动。这就是所谓“共青团经济”。后来出现的七大银行家中的有些人，就是由此发家的。
　　另一种形式，在1989～1990年间，在各个国家职能部基础上建立康采恩和托拉斯。部被取消，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部长或副部长任公司总裁，国家股份由集团公司领导托管。其他股份在部的领导人之间被瓜分。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再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国家银行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后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有化组织起来的。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的董事长。石油化工银行、无线电技术工业银行和其他一些所谓“部门银行”统属此类。
　　最后，在商业领域，则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通过苏维埃的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团交易所(莫斯科商业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许多合资企业和一些大的商社。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些掌握着管理权的官员们，谁是管理者，谁就成为占有者、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苏联剧变之后，不论在商界和政界，官僚特权阶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高位和利益。
　　俄罗斯和原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则是经历了原苏联中央和各共和国特权阶层人物之间的争斗最后形成的。这种争斗，特别是地方官员阶层，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很大作用。据俄罗斯学者分析，“苏联社会的民族官员阶层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变成一个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网络性特殊集团。各地的民族官员集团起初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十分戒备。后来开始利用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巩固自己的权力。1990年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带头作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大部分民族官员变为新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从而完成了由苏联民族官员到新独立国家政治精英的转变。”
　　在这些政治精英中，叶利钦打着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为了同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最后竟不惜使苏联解体。叶利钦在竞选人民代表时，故意坐公交车到区医院挂号看病，表演作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同特权作斗争是他重要的竞选口号”。但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叶从未放弃过与高层职位有关的特权。”。在他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就想方设法排挤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他拒绝戈尔巴乔夫有关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建议，宣布“苏联停止自己的存在”，完全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同时苏联也从此宣告解体。
　　总之，苏共官僚特权阶层，是在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十分封闭的体制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批人待遇优厚，手握党政大权，在严格保密制度下，不受任何监督;这批人在中央委任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体制下，惟一专注的是如何讨好上级，求得升迁，以便取得更高的特权待遇;随着高居领导岗位日久，这批人拉帮结派，相互包庇，形成了各种集团，以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随着权势地位的发展，这批人日益熟悉领导层应付人民群众要求的各种手法，他们习惯于利用各种动人的口号，欺骗人民群众，掩盖问题，炫耀成绩;这批人长期在优裕环境中度日，惰性很大，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一心维护旧有体制，对改革畏若蛇蝎，迫不得已时最多只在形式上敷衍一下，而无意进行真正的改革;随着新老领导干部不止一次的交替，新提升上来的领导层越来越难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权力以多种手段聚敛财富，特别是当发现改革政策有漏洞可资利用时，就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把公有财产攫为私有;而在政局出现变动有利于他们扩大权势地位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捞取私利，而使国家陷于瓦解境地。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社会主义信仰完全丧失，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神往。他们已不完全满足于生活上特权享受，而是要把由他们控制但是并不归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传之子孙后代，由政治垄断回归到政治经济双重垄断。
　　戈尔巴乔的改革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他将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搞“民主化”“公开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这就为整个官僚集团公开与“资本主义”接轨提供平台。官僚集团与西方国家还与被愚弄、对西方民主充满幻想的普通人民群众一起，上演了一出盛况空前的“反社会主义”大合唱，合力把苏共推向“亡国亡党”。据《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5年第1期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新精英的构成和来源的情况如下：最高领导中来自旧权贵阶层的占75%，政党精英中占57%，地方精英占82%，政府占74%，商界精英占61%，总体占69%。今日掌管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是旧时的权贵，即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中的人物。苏共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苏共的葬礼上一夜暴富。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走到一半：进行了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由于通行的是干部任命委派制和职务终身制，人民群众并未当家作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翁，而是被当家做了主人。而且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体劳动者共有，但人民群众并未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没有享受多少民主权利。由于普遍通行的是干部任命委派制，民主的缺乏，先是官僚主义蔓延，再就是发展成为官僚特权阶层。苏共干部(官僚特权阶层)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掌握所有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并不归他们所有。由他们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享受着种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官职挂钩的，不能传之子孙。一旦失去官职，特权就不能再享受。为了让世代享有特权，最安全最保险办法就是私有化。由“官僚社会主义”倒退到“官僚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让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两点是必须的：一是“人民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让人民群众享受比资本主义更健全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权利;二是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主人，成为劳动的主人，建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当家作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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