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在邺下地区的传播和古都安阳一带的佛寺武僧武艺--邺都马爱民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你确定要删除此博文及其所有评论吗？
佛学在邺下地区的传播和古都安阳一带的佛寺武僧武艺
佛学在邺下地区的传播和古都安阳一带的佛寺武僧武艺马 爱 民（安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在我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出现有众多武僧活动的寺院是邺下（今安阳一带）寺院，从北朝著名武僧稠禅师到隋唐时期的慧休、玄林等邺下名僧大德都与武艺武功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在其他佛教寺院中并非多见，他们佛武双修，声名卓著，在中国佛教史和武术史上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关键词：北朝；隋唐；邺下；寺院；武僧 作者简介：马爱民（1958-），男，河南安阳市人， 教授，安阳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体育与武术文化、武术史学The buddhist studies is current in Yexia and the martial arts , warriormonks and buddhist temple in Anyang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Sui and Tang dynasties MA Ai-min (Thedepartment of PE of Anyang Teachers University,Henan Anyany, 455000 China)Abstract: Yexia (Anyang this area) temple have many monkswith activities and the earliest recorded literature in our history . Thewell-known Northern dynasties warrior buddist monk Chou , Huixian and Xuanlin during Sui andTang dynasties , and the famous monk Dade of Yexia , they have a closerelationship in martial arts activities . As thus , all of these form a unique phenomeno of historicalculture , and the phenomeno is not found in the other buddhist temple . These monks learning buddhism and wushu , andthey were distinguished , therefor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influence i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Keyword：Northern dynasties；Sui and T Yexia；temple；warriormonk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相互起兵混战，到公元319年后赵石勒、石虎相继称帝。后赵之际西域沙门佛图澄（232——348）在邺都弘扬佛法，佛图澄“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我国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即源于佛图澄于后赵的传播，因而可以说安阳一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之地。后赵全国大建寺庙，遍及各地，百姓也纷纷剃度出家学佛。慧姣《高僧传》载：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以神异著称，其受业门徒有数百，前后弟子达近万人。门徒弟子中著名者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僧朗、竺法汰、竺法等人。后赵建武十四年（公元348年），佛图澄117岁（应为虚岁）终于邺地，仅随葬有一钵一杖，被埋葬在历史上的漳河北岸地方紫陌附近。继高僧佛图澄之后，最有影响的是他的著名大弟子释道安成为了全国佛教道场的一位重要核心人物，道安法师通经明理，精通佛经，在邺地安阳一带宏扬佛教，传授弟子,译经说法，具有极高的声望，以后道安法师又带领众多弟子来到我国南方各地宏法传徒，使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在全国更加普及和兴盛，后赵邺地的佛教传播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居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民间武术更是盛极一时，外来的佛教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中。历史上的邺下一带（今河南安阳一带），随着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争夺邺都中，显示出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融汇与统一，促进和丰富了邺都武术活动朝着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北朝时期在邺下建造寺院有4千多所，出家僧尼近8万，全境寺院多达4万余所，住寺僧尼已有200万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就是既信奉佛教又喜尚与佛教戒规不相容的习武活动广泛流行。佛教在传入中原之前，中华武术早已兴盛于民间各地。邺都曾以著名的西门豹治邺而家喻户晓，又以曹操营建的“铜雀三台”而闻名于世。邺都成为大分裂与大融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各族人民尚武风习传播交流的一次大普及。寺院武术活动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制约，有着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寺院武功是以僧人强体防身，保护寺院财产而形成习武之风。南北朝时期，这里高僧云集，名寺林立，邺下寺院出现了拳捷骁武的著名武僧稠禅师和大量的武僧活动，隋唐时期崇佛之风遍及邺下，武术活动也十分盛行，他们的武功事迹在北朝与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中极为突出和罕见。 1稠禅师的角力拳搏和邺下寺院武功在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我国古代成千上万的寺院中，邺下寺院是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出现有众多武僧习武练功活动的寺院 ,稠禅师（公元480年—560年）就是邺下寺院中一位“拳捷骁武”的著名武僧。稠禅师，又被称为禂禅师。北魏孝文帝太和4年（公元480年）稠禅师出生在邺，他幼年于邺下为沙弥，在刚当小和尚时，由于身体瘦弱，力气又小，他就经常被一些会武术小和尚们的戏弄，稠禅师志向远大，毅力坚强，他发奋练武自强，后来居然练得武功惊人，身灵体健。稠禅师文武兼修，论武，他“筋骨强劲”，“拳捷骁武”；论文，他“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张鷟（约公元658年—约730年）《朝野佥载》卷２载：“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 （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这一个“戏”字十分传神地表现出了邺下寺院武僧们独特的习武活动。稠禅师能“横踏壁行，自西向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稠）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 (按：林虑山位于今安阳市林州境内)。文中的“腾趠”是指邺下僧人在寺院内的各种蹿蹦跳跃练习活动，而“角力”则是指包括“戏殴”在内的技击搏斗方面的功夫内容，古人常把摔跤、相扑、角抵和角力混用，它反映了稠禅师少年在邺下寺院习武活动的一个侧面。唐代《朝野佥载》作为一部纪实性历史笔记，对稠禅师的武功或许存有神化色彩，但类似这种功夫不能一概视为无稽之谈，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所掌握这类技艺者，并非仅稠禅师一人。据《太平广记· 骁勇》载：“后魏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 。张鷟《朝野佥载》中还载有“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迅捷，踊身而上，挺然如飞，十余步乃止……又以足蹈殿梁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通过刻苦的练功，达到常人所不及的能力还是可信的。稠禅师还曾挥杖赶走两只在山中斗架的老虎，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卷16载：稠禅师“闻两虎交斗，咆响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 可见稠禅师武勇过人。由于僧人们长期静坐修禅，讲法诵经，时间久了，他们难免身体困倦，精神不振，需要舒筋活络，消除疲劳。邺下山林寺院常有猛兽出入，寺院僧人生活在这样特殊环境中就要习武练功防止盗贼的掠夺和野兽的侵袭。著名武僧稠禅师和邺下寺院武僧们在空闲时进行的“角力”练习明显带有“决胜负”的武功特点，是一种斗智斗勇、较技较力的比武形式，带有很强的娱乐性搏击活动色彩，同时，更具有重要的体育意义。从中使我们看到，邺下寺院僧人的尚武活动，不仅在于防身自卫，而且还出于健身愉悦的目的。少林武术讲究“文武合一”，内容丰富，历史久远，具有丰厚的人文文化内涵，在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自卫强体、竟技娱乐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嵩山少林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建寺后出现的第一个武僧，就是来自于邺下寺院的稠禅师。少林寺作为一个佛教圣地，能够使武术在寺院中流传宏扬，除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环境因素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分不开的，而最早将武术带入这一佛教寺院中的是既精武功、又通佛学的少林二祖“拳捷骁武”的邺下武僧稠禅师。在北魏宣武帝延昌2年（公元513年）33岁的稠禅师成年后到了嵩山少林寺，继初祖跋陀（印度高僧）之后，稠禅师成为少林寺二祖和建寺后最早的第一个武僧。少林武功名扬天下，少林武术的始祖就是邺下著名武僧稠禅师。河南登封《嵩岳少林寺碑》记载：“稠禅师，探求正法，住持塔庙。”又据《少林寺德心政公和尚灵塔记》：“钵陁（跋陀）开基，稠禅继续” 。少林寺初祖、印度僧人跋陀不会武功，但精于佛学，稠禅师到达少林寺时，不久，跋陀“年渐迟暮”，“躬移寺（少林寺）外”，（《续高僧传·佛陀传》）由“拳捷骁武”的邺下著名武僧稠禅师主持少林寺，从此开创了少林寺僧人习武之风，他起了直接的倡导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杰出武僧的个人贡献。少林武术作为一种独特的人体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早已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远播于海内外，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天保3年（公元552年）当时的北齐皇帝高洋下诏为晚年又重新回到邺地的稠禅师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诸山谷” 。稠禅师同时身兼龙山“云门寺”与宝山“石窟大寺（今灵泉寺）”两座大寺的寺主之职，这在历史上十分少见。稠禅师是名扬北朝的一代佛学 国师大德 ，又是一位拳捷骁武的著名高僧。 到了北齐时他的地位之高，所受礼遇之重，当时无人可比。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载：北齐禅师，首称僧稠。稠于嵩岳、怀州、邺城各地弘道，练众千百。魏孝武帝为立禅室，齐文宣帝躬身郊迎，礼貌优渥 ，稠之影响当甚大[1]。稠禅师禅学武功先后两次由邺下传入少林，他在主持云门寺与石窟大寺（遗址均位于今安阳县善应镇境内）时又教授了不少岀家弟子习武修禅，在他门下求法学功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北周时期成为少林寺大师的慧远法师。据《续高僧传》载：慧远“气上心痛，状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将欲绝。忆惜林虑(今安阳西部境内)巡历名山，见诸禅府，修蒙传法，遂学数息，止心干境，克意寻绎，经于半月……苦得静乐，身心怡悦，即以己证，用问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调摄，堪为观行。”邺下高僧不少人在武功上都是内外兼修，身心并练，稠禅师是“禅武合一”的第一人，不愧为少林功夫的开创者。洪遵(公元533年—641年)，俗家姓时，相州人，少林寺“古今寺僧都称洪遵为长命活佛” ，洪遵与“慧远” 是一代齐名的少林高僧。裴漼《嵩岳少林寺碑》载，“周大象中，寺初复选沙门中德业灼然者，置菩萨僧一百二十人，慧远法师、洪遵律师即其数也”。稠禅师以81岁（虚岁）卒于云门寺，弟子们在今安阳西南25Km处“小南海石窟”前壁上刊刻了纪念题记：“大齐天保元年（公元 550 年），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暨乾明元年（公元 560年）岁次庚辰，于云门帝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 。在出版的不少书刊中都将“重莹修成”一语，误写为“重茔修成”，这是错误的。安阳小南海北齐石窟题铭称稠禅师为“国师大德”并刻有“稠禅师雕像”，历经1450多年的风雨岁月，至今仍然保存在这座石窟上。稠禅师是中国古代最早被称为“国师”的高僧之一，而邺下寺院武功在武术史上更占据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朝时期的安阳小南海石窟、宝山灵泉寺、林虑天平山和九龙山云门寺等处都留有稠禅师活动的遗迹和历史记载。 2 &河朔第一古刹灵泉寺和清凉山合水寺等著名高僧的佛学道业与武功 著名的宝山寺高僧释道凭曾在青年时代到嵩山少林寺，为著名武僧稠禅师的师侄及少林寺和邺下大觉寺高僧慧光的著名弟子，据《续高僧传》：道凭“诚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偏讨嘉猷，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拜少林寺名僧慧光为师，“经修十载，声闻渐高”，在少林寺十年后又返回邺下寺院，高僧灵裕为其著名弟子，后于“北齐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有二。春秋七十有二”。道凭“将终之前，大钟两口，小触而破”[2]。可见道凭掌指功力的不凡。又载他“康存之日，愿生安养。故使临终光寻满室，凭独见之” 。现安阳西部宝山灵泉寺有北齐河清2年(公元563年)道凭法师一对墓塔尚存。两塔由青石垒砌，坐北朝南，东西并列，均为单层方形石塔。道凭法师原有骨灰存置在西塔中。西塔塔身高0.45米、宽0.53米，用两块青石雕琢而成，南壁火焰拱门，塔室素面无饰，门两侧刻方形倚柱，柱础呈覆莲状，柱头雕莲瓣三枚，门楣上刻“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洞门东侧刻“大齐河清二年（563年）三月十七日”。东塔与西塔外形风格基本相同，塔身花纹略有差异。通高2.14米，为西塔的陪塔。笔者最近一次（日）又去灵泉寺时，看到道凭双石塔的裂纹自然损毁非常严重，有关部门加强保护也迫在眉睫。隋唐邺下灵泉寺（即石窟大寺）武风兴盛，继稠禅师等人之后担任该寺第三代方丈的玄林大师，就是一位武功出众的高僧。唐代有碑刻载：玄林大师“至如枝拒、蹶张、步骑弹射，人则旷劫，艺皆绝伦” [3]。碑言玄林武艺精绝，武功过人，此碑所载还是可信的。邺下民间武功和军中武艺十分盛行，灵泉寺玄林大师 “声振两河,被教千里”。可谓是一位声望卓著，名重天下的高僧大德。玄林是继过去为灵泉寺（即石窟大寺）寺主的著名武僧稠禅师之后的又一位邺下著名武僧，该碑载：玄林“腾声洛下，独步邺中，齐达睿之大名，继稠融之遐躅” ，“万古云门、灵泉飞塔岿然（指云门寺稠禅师塔和灵泉寺玄林塔）”。稠，就是指武功高深的稠禅师；融，就是隋代灵泉寺的大融法师，现宝山灵泉寺塔林仍遗存有开皇13年（公元593年）“故大融法师枝提塔记”。邺下作为历史上的佛教中心，崇佛之风遍及民间，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许多佛教寺院成为军旅来往之处。邺下天城寺和云门寺曾与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唐代开元7年（公元719年）玄昉《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修定寺者，后魏兰若沙门释僧猛之所立也，师俗姓张氏”。孝文帝太和年间邺人僧猛所居的邺下天城寺，北齐时名为“合水寺”，是南北朝时期全国著名大寺，隋代又改称为修定寺（寺名沿用至今），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18年（公元494年），位于今河南安阳西北35km处的清凉山。孝文帝“太和十有八载，六军自北徂南，陈万骑于此山，设三驱之礼”。北魏时期邺下寺院就岀现了弯弓射箭的武事活动，邺下天城寺僧猛法师出家前就武勇过人，曾山中弯弓射箭，又有降伏猛虎之能，显示其武功精娴，佛法高深。按佛教戒规，僧人是不允许杀生的，寺院并非全为佛门清静之处，僧人中也不都是安于戒律限制之人，出家人既然“归佛”，就应“受戒”。僧人追求的虽是佛国净地，却是在现实之中生活，不可能不受尘世间的各种社会因素影响，包括盛行于民间尚武活动之风的影响。安阳西部的清凉山天城寺高僧僧猛深为孝文帝所称赞。唐代开元3年（公元715年）《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碑》载：“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猎于此山……及孝文逐（虎）又投房弗出”。该碑又载“此虎来奔，（僧）猛以纳衣覆裹，安置床下……群虞崩骇，莫敢前受”。唐碑所载事虽神异，但却证实历史上确有僧人伏虎之事。据《安阳县志》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十月，癸卯，孝文帝南巡至邺”[4] 。可见孝文帝于此时猎于邺地清凉山实有其事，“孝文帝猎于此谷，（僧）猛乃抱彪还群，诏猛祖谈，果有倾天拆地之禅，降龙伏虎之神迅”（明嘉靖《启修定寺观音禅院功德传记》碑）。以上所载既是赞颂了僧人的佛法高深，又表明了他们的武功惊人。北齐合水寺高僧法上任全国最高僧官“大统”长达近40年，他还多次在嵩山少林寺活动，唐代裴漼《嵩岳少林寺碑》称法上为少林寺“十大德亦号十英”高僧之一。清凉山合水寺在北齐时期十分兴盛，还驻有军旅士兵守护，“北齐天保元年八月……大启殿堂，方封十里，禁人采猎，武军兵士守卫”（明代《清凉山修定寺启建水陆塑像功德之碣》碑记）。可见合水寺规模宏大和军中对这一佛教寺院重地的关注。军旅士兵在与寺院僧人的交往中，对寺院僧人中的习武活动无疑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合水寺宝塔为北齐时期“沙门大统”法上主持下完成的一座别具风格的佛教建筑。法上“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吏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又下诏曰：仰惟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营宝塔”[5] 。东魏兴和3年（公元542年）由大将军高澄奏请法上入邺，任昭玄沙门都维那初居于邺城的定国寺，后居清凉山合水寺。玄昉《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文宣登极，敬奉逾甚。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八月巡幸此山，礼谒法师进授菩萨戒，布发于地令师践之，因以为‘大统’。既见二水寺前合流，又改为合水寺焉。……师以什物余积拟建支提，有一工人忽然而至入定思虑，出观剞镌，穷陶甄之，艺能竭彫，镂之微妙。写慈天之宝帐，图释主之金容，虽无优之役，龙神无以加也”。合水寺宝塔虽后人有过复修，但最初应是由北齐时期法上法师所建，现存此寺宝塔华美壮丽，形状图案与此碑所载极为相似。合水寺宝塔遍布大量武士、力士砖雕图像，透露岀邺下地区兴盛的尚武之风习。在周武帝大肆灭佛中邺下地区的大量寺院被毁坏，而合水寺宝塔则幸免于难。玄昉《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武帝纳张宾邪谏先废释宗。邺城三县二千余寺限十日内并俱焚除。此寺于时亦同毁灭，赖使者深重三宝不忍全除，虽奉严敕，才烧栏槛阶砌拆去露盘、仙掌而已。是以齐国灵迹，此塔独存也” 。合水寺（隋改名修定寺）宝塔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邺下武功活动留下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邺下寺院僧人与嵩山少林寺的关系十分久远，南北寺院之间常有高僧来往[6]，少林寺名僧慧光（惠光），后来在邺为国统，曾活动于洛阳、嵩岳、邺下等地。唐初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2《齐邺下大觉寺释惠光传》：“佛陀异其(慧光)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居于少林寺。以后慧光又离开少林寺，长期居于邺下寺院。“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奄化于邺城大觉寺，年七十。”虽然慧光卒年70，各种书籍对此均有记载，但慧光卒于何时？历代文献对此含糊不清，有的甚至出现相互矛盾。据《魏故昭玄沙门大统（慧光）墓志铭》：“法师字慧光，俗姓杨氏，中山卢奴人也。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栖心妙境。凡在轮下，咸成正首。是使寰中义士，望玄风而云驰；日下锱英，（寻）妙响而影萃。德音随年而弥高；声价与运而俞美。春秋七十，寝疾不救，以元象元年岁次戊午三月庚申十四日癸酉，在于邺京大觉寺□□□世，灵山丧宝，法宇摧梁，门徒崩号。于是天子哀至德之长沦，悼灵音之不永，乃遣黄门侍郎贾思同，宣旨吊慰，赐赠斋施。十七日丙子，道俗更送，迁窆于豹祠之西南。四部望高坟而殒涕，学徒抚幽泉而长悲，徘徊顾慕，莫之能返”。以慧光墓志所记，仅载慧光葬地在“豹祠”西南处，而历史上的西门豹祠在不同地方则有多处，笔者根据多座西门豹祠的建造年代、各处的环境位置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资料考证得岀，认为慧光墓地及墓志出土处，应位于今安阳107国道西侧约500米处的安丰乡木厂屯村北地。学者一般认为慧光的卒年是在北齐时代，有的还认为慧光在北齐仍然活跃于佛教界。《中国佛教》一书载：慧光“东魏时（534—550年），他任国僧都，北齐时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北齐时代，慧光始弘《四分律》。他在北齐任天下僧统，世称光统律师”。也有人认为，慧光死于北齐时代。《中国历史大辞典》：慧光“北齐初圆寂于邺大觉寺，年七十”
。而墓志铭记载是：卒于公元５３８年，即在东魏元象元年，而非北齐时代。这方慧光墓志的出土，对进一步确认和明晰少林寺建寺的年代有着重要的作用。慧光在少年时期就是一位身手矫健的小沙弥，“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蹀 &，一连五百，众人喧竟，异而观之……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也应无昧”。稠禅师弟子僧贤也是一代著名高僧并担任沙門大统最高僧官，并诏命为邺都总持寺和兴圣寺二大寺院的寺主。《大齐故沙門大统僧贤墓銘》：“法师讳僧贤，俗姓張氏，桑乾人。家有旧风，名德相跌。 法师风尚英远，題调贤秀，早著出群之望，夙立绝伦之表”，又说他“年廿九， 敕修內起居法集 ……所說四部 ，俱仰龙象之望， 朝野推焉， 诏为沙门都， 俄转沙門大统。总持、兴圣国之福田，又诏为二大寺主” 。僧贤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并不多，道宣《续高僧传》对他略有提及，安阳小南海北齐石窟也记有僧贤之名。据道宣《续高僧·僧伦传》：释僧伦“齐武平九年，与父至云门寺僧贤统师玟禅师所受法出家。时年九岁。二师问其相状。答以白光流脸二幡夹之。叹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齐。时年十六。与贤统等流离西东。学四念处诵法华经。至开皇初方兴佛法。云门受具。时年二十三”。但《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銘》则称僧贤卒于公元 570 年，也就是北齐武平元年。僧伦怎能在“齐武平九年，与父至云门寺僧贤统师、玟禅师所受法出家”。《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銘》载：僧贤“以武平元年岁在庚寅二月乙卯朔五日己未 ，迁神于兴圣寺，时年六十六 。上下嗟殇 ，缟素酸感。以其月八日葬于野马岗东北二里”。志中“野马岗”位于安阳县西北的北嶺，邺西漳河之南的安阳县洪河屯、安丰一带等是东魏、北齐高官贵臣墓葬群，汉末魏武王曹操陵墓也被确定在这一区域内。道宣《续高僧传》所述僧伦9岁在龙山云门寺随僧贤出家、北周灭北齐时又“与贤统等流离西东”都发生在武平元年之后，显然，《续高僧传》记载僧伦与僧贤师徒两人关系在经历年代问题上存有不符。我们知道，安阳西北30公里处清凉山北齐合水寺（今名修定寺）法上是被文宣帝高洋“事之如佛”的一位高僧，又是“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慧光和僧贤这两位沙門大统的墓志记载对确定法上担任沙門大统的具体年代和时间意义重大。 3 &九龙山云门寺的兴盛和云门寺武僧助唐岀战、保卫相州 北朝邺下武僧稠禅师及高僧僧猛法师在历史记载中都有与虎相斗的经历。在邺下发现的古瓷器图案上就绘制有不少稠禅师以锡杖解虎的故事，反映了稠禅师的佛法高深和勇武不凡。据后唐天成4年（公元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载：“有虎（至）庵前，师（稠禅师）乃以约杖驱，而皆弭伏” 。杖，就是棍。棍在古代很早就已成为僧人手中常用的一种护身“武器”。稠禅师在邺下云门寺所收著名弟子昙询，也武勇过人，道宣《续高僧传》：“往云门（寺）值径阴雾，便成失道……山行值二虎相斗，累时不歇，（昙）询乃执锡分之……虎低头受命便饮气而散，屡逢熊虎交诤事略” 。稠禅师师徒两人都擅长与猛兽搏斗之技。稠禅师晚年“练众将千”的云门寺，僧人尚武之风代有流传，由于著名武僧稠禅师对这一寺院的重要影响，隋唐时期云门寺武僧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唐武德年间，著名高僧慧休从云门寺挑选精壮僧徒“二十余人”，助唐卫战，抗击当时攻打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起义军，反映岀邺下云门寺僧众中不乏武功过人之辈。唐代邺下云门寺慧休大师，武勇异常，威猛过人，亲率云门寺武僧助战相州（安阳）城。据《续高僧传·唐相州慈润寺释慧休传》：“刘闼贼兴魏相诸州，并遭残戮，忽一旦惊急，官民大小弃城逃隐，（慧）休在云门（即龙山云门寺），闻有斯事，乃率学士二十余人，东赴相州（安阳城），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远道俗，承休城内，方来归附……人各藏身，而休挺节存国，守城引众”。学士，为弟子之意。事平以后，“曹公（徐世勣）为奏，具述休功，登即下敕，入贼诸州，见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验人，休量难准。”慧休“春秋九十有八，见住慈润（寺），爽健如前，四众怀仰。”慧休晚年,身体仍是“爽健如前”，显然，这与他平时在寺院中练功强身的实践分不开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攻陷相州等地，慧休“既处僧端，预明利害，集众告曰：官军静乱，须有逢迎” 。在官府“弃城逃隐”的情况下，慧休带领云门寺的僧徒赶赴相州“牢城自固”，使相州军民免受更大的灾难。事后，慧休“独诣军门”，“于时曹公徐世勣引劳赏悦，仍令部从随休至寺”，将云门寺“僧食众物，义当先送于”官军[7]。唐代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李世民频召入京诏见慧休，可见其影响之大。现灵泉寺塔林有贞观21年（公元647年）建造的“故大慧休法师灰身堂”。安阳宝山《慈润寺故大论师慧休法师刻石记德文》：慧休“贞观廿季岁次……春秋九十有九……法师金刚之性，坚固不染”[8]。金刚即为“力士”之意。慧休率徒征战，来往于军旅之间，寺僧同官兵之间的交往频繁，由于社会客观现实的影响，在寺院中开展习武活动就成为需要。云门寺是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一座以武功和佛学闻名的大寺，“六时禅忏，著声寰宇”[9] 。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在西行求法前，曾遍访名师，求道精勤。期间又在云门寺拜高僧慧休为师，而慧休的师傅是灵裕法师。现宝山灵泉寺塔林存有灵裕法师塔龛和碑刻题记。据《续高僧传》记载：公元622年前后，２０多岁的玄奘法师慕名至邺，于安阳云门寺拜在慧休大师门下求法达八个月之久。通过八个月的相处学习，慧休称赞玄奘：“希世若人尔，其是也” [10] 。其时，玄奘法师来到邺下之地后，慧休法师正住于安阳西南龙山之阳的云门寺并与玄奘在此修行。云门寺还是三阶教的发祥地，隋改云门寺名光严寺，高僧信行（魏郡人）在光严寺开创了著名的三阶教。信行开创的三阶教信仰在民间群众中得到广泛接受，影响深远，形成一个声望极高，信众众多，发展兴盛和势力庞大的教团组织。道宣曾亲临云门寺考察：“大业之末贼所盘营。房宇孑遗余皆焚荡。余以贞观初年陟兹胜地。山林乃旧情事惟新。触处荒凉。屡兴生灭之叹。周睇焚烬。频曀黍离之非。传者亲阅行图。故直叙之于后耳” （道宣&&续高僧传·僧稠传&&）。由于佛教的迅速发展，不少寺院还拥有大片土地和财产。历史上著名的稠禅师“云门寺”，人们只知道地处“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这是根据道宣&&续高僧传&&的记述，提供的大致方位，但具体确切遗址位置在何处，这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有一位专门搞“佛教考古的专家”就将安阳西南的“小南海石窟”误作是稠禅师“云门寺”（温玉成《少林访古》第33页，199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这一观点是错谬的，显然缺乏深入的考证 [11] 。“小南海石窟”并非是云门寺，云门寺在九龙山下的天喜镇。我们知道，稠禅师龙山云门寺“初敕造寺面方十里”，后稠禅师极力反对，“十里大广，损妨居民，恐非不济，请半减之”，乃以云门寺“方五里为定”。据笔者多年来数次实地考察和询访民间得知，现安阳县天喜镇村小学即是古老的云门寺遗址所在，现遗址周围仍存留有大量云门寺残石遗物。据当地多位上年纪的村中老人和知情者对笔者讲：天喜镇村小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盖教学楼时，将寺院遗存的很多高大的古代石碑作为地基使用了，现在都还在地基下边呢！在此我也呼吁，将来安阳县天喜镇村小学教学楼拆除翻修时，别忘了地基下的东西，或许会给我们又带来不小的惊喜啊！文宣帝高洋在极力崇尚佛教的同时，他本人又十分热衷于武技之事，喜爱流行于邺下地区的角力活动，文宣帝高洋规定将国家财物的三分之一用于寺院使用和僧人的生活，他曾师事邺下著名武僧稠禅师，“军国大事，咨而后行”。稠禅师在河北弘道时高洋一再下诏恳请稠禅师赴邺“教化群生”，并从稠禅师“受菩萨戒法” 。无疑寺院经济的发展越快,僧人习武就会越加得到促进和增强。 邺下寺院与少林寺之间关系异常密切。按汤用彤先生的观点，佛陀扇多就是少林寺初祖佛陀，我们仅从道宣《续高僧传》没有专列《佛陀扇多传》而只有《佛陀传》来看，汤用彤等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佛陀扇多也曾来往于邺下寺院之间，并在邺下寺院译经说法，《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传》载：“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元年到元象2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昧》等经十部。”又据安阳西部宝山《唐故灵泉寺玄林禅师神道碑并序》中有对少林寺初祖“天竺跋陀(佛陀)之妙”的记载。佛陀是否为来到邺都寺院活动的佛陀扇多，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佛陀确有译经的经历，曾在少林寺西“造舍利塔，塔后造翻经堂。”(见裴漼《嵩岳少林寺碑》)禅祖达摩除在嵩洛外，还主要活动在邺下地区（安阳一带），“泛海吴越,游洛至邺”（净觉《楞伽师资记》）。道宣称他为 “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续高僧传》卷16）可见达磨在北渡至魏以后，游化在嵩、洛、邺之间，随其所止，居无定处。这位印度高僧达摩大师晚年的游化传法主要是活动于邺下一带。菩提达磨为中国禅宗初祖，生于南印度，为婆罗门族。他来到魏地后，常爱独处自修禅定，被人称其是“壁观婆罗门”。其著名弟子慧可，也常游化在邺、卫之间，现邺下元符寺（也称二祖寺）就是慧可灵骨安葬之地，寺内唐代碑刻《达摩大师碑》可考其师徒传法活动的历史踪迹。邺下元符寺还遗存有历史上记载达摩最早的石刻碑记《菩提达摩大师碑》，背阴有唐元和12年(公元817年)昭义军监军使李朝正所刻碑记为“重修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碑并叙”，碑载：“云梁武崩后，菩提达摩犹行化人间，盖或者自惑耳。”达摩在中国武术史上长期争论不休，此碑是研究达摩事迹的第一手资料。 4 &结 &语 少数民族首领在两晋南北朝之际相继攻占邺都，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朝代定都邺城。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争夺邺都中，进一步促进和丰富了邺下寺院的武僧习武活动。邺下寺院武术活动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和发展，必须认识到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只有把寺院武术活动放在历史现实的环境中才可能正确的理解它。我们不能设想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去单独谈寺院武术活动的发展形成，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充满着动乱、战争、灾祸和死亡威胁的恐怖之世。邺下佛寺中的出家人，经常在闲暇之余练习拳捷腾跳和进行搏击为戏，有不少僧侶武艺惊人。这一时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以经营土地为中心的寺院经济，由于统治阶级向寺院投入大量财物，寺僧们又拥有土地进行自我垦植，使寺院经济生活得以迅速发展，为僧人中开展习武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内部环境条件。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邺下寺院武僧活动，对于中国古代武术的流传与发展和历史上的寺院僧人尚武风习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道宣.续高僧传（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陆长源（唐）.唐故灵泉寺玄林禅师神道碑并序[Z].此碑今存安阳县善应镇宝山灵泉寺遗址半山坡，天宝8年（公元750年）. [4] 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安阳县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5] 道宣.续高僧传（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 马爱民．邺下僧人对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贡献与影响［J］． 体育学刊．2002. （5）. [7] 道宣.续高僧传(唐相州慈润寺释慧休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马爱民．我国历史上的寺院尚武活动新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6） [9] 道宣. 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道宣.续高僧传(唐相州慈润寺释慧休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 马爱民．传统武术文化新探[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有不一样的发现
<div class="num1_b" id="commend_num_
下一篇&&&&
邺都马爱民
欢迎您来我的凤凰博客！
博主最近发表的 10 篇博文
凤凰博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