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整体转型。材料一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贡献…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她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2分）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化三个阶段”对应的历史事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外部环境四方面分析“此后三十年中国近代化目标未能实现”的原因。（7分）材料三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中国的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目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的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三十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果。与西方相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有哪些? （6分） - 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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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贡献…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她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2分）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化三个阶段”对应的历史事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外部环境四方面分析“此后三十年中国近代化目标未能实现”的原因。（7分）材料三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中国的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目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的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三十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果。与西方相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有哪些? （6分）（15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整体转型。材料一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贡献…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她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2分）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化三个阶段”对应的历史事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外部环境四方面分析“此后三十年中国近代化目标未能实现”的原因。（7分）材料三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中国的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目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的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三十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党国英 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果。与西方相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有哪些? （6分）科目:最佳答案（1）动力：专业化分工和商业货币的发展（2分）（2）事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从器物——制度——思想）（3分）原因：经济上：自然经济尽管瓦解但仍占据统治（主导）地位，民主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缓慢；政治上：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专制统治，压制民主，战争不休，政局动荡阻碍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上：封建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主流价值观未形成；外部环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干涉阻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4分）（3）成果：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重大进展；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思想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方面不断进步；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生活文明化时尚化；中国国力、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答到两点给2分）优势：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强；吸取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伟大战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世界总体趋向缓和，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有利中国现代化。（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各2分，共4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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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说说西汉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措施
分别说说西汉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措施
一、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二、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赞普（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几次向唐太宗李世民求亲。太宗便嫁文成公主与他，唐土（汉藏）关系日益密切，8世纪中期，唐玄宗还封回鹘首领为怀仁可汗，汉维关系友好，玄宗又在东北靺鞨人的领地设州，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又封南诏首领为南诏王。三、元朝中央政府将西藏纳为宣政院辖地，加强管辖，还设行省，管理全国；四、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乌思藏都司等机构管理东北和西藏及当地少数民族事务。五、清朝设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又设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盛京将军等来管理少畅穿扳费殖渡帮杀爆辑数民族地区。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打的，求采纳~~）参考资料：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
一、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二、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赞普（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几次向唐太宗李世民求亲。太宗便嫁文成公主与他，唐土（汉藏）关系日益密切，8世纪中期，唐玄宗还封回鹘首领为怀仁可汗，汉维关系友好，玄宗又在东北靺鞨人的领地设州，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又封南诏首领为南诏王。三、元朝中央政府将西藏纳为宣政院辖地，加强管辖，还设行省，管理全国；四、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乌思藏都司等机构管理东北和西藏及当地少数民族事务。五、清朝设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又设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盛京将军等来管理少畅穿扳费殖渡帮杀爆辑数民族地区。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打的，求采纳~~）参考资料：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
西汉的政策不太清楚，西域都护府不是民族机构 唐代的民族政策比较宽松，谈不上管理，有点宗主国的意思元朝是汉蒙分治，西藏设宣政院到了明朝，除了奴儿干都司之外，还授予少数民族首领 千户，卫所军官等官职 对部分地区则是改土归流，汉化，畅穿扳费殖渡帮杀爆辑设置流官管理清代和明代基本一致。。另外对蒙古实行减丁政策，西藏参与设班禅 将军相当于明代的都司机构不同的是禁止汉人出关
西汉，西域都护府唐朝，封官，伯爵，夷人治夷人元朝，明朝，清朝，设立将军（乌里雅苏台，伊犁），派大臣（驻藏大臣），满蒙联姻
通过复习西汉.隋唐.宋元.明朝.的对外交往和清朝的闭关锁国的不同后果,谈谈你的认识……
不好说,中国对外交流是很早的了。西汉多早啊,唐宋元明,其中元朝,没有什么对外交往,因为蒙古铁蹄只顾着...实际控制统治最大的是西汉,唐朝,明朝,清朝,是哪个?……
所以我说是清朝嘛,清朝是统治,别的都是服软。首先清朝东北地区及蒙古地区真正...分别说说西汉唐朝元朝...分析西汉,唐朝,明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
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开明政治,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前期的贞观之治,开元...分别说说西汉唐朝元朝明...唐朝政府和清朝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具有哪些相同点?……
唐朝政府和清朝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具有哪些相同点?... 分别说说...元朝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特点?……
元朝在边远地区设立宣慰司进行管理。影响: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坚实......作者:隐龙先生 提交日期:　12:06:05
　　中华二十五史不可分割,56个民族不可分割!!!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立国之初就曾强调：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五地位一地，合五族为一族。其后的各界政府均遵循了一原则。
作者:隐龙先生 提交日期:　12:49:29
　　屈原的爱国主义，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和宋蒙之间，明朝政府与割据政权满清的战争性质是两码事。岳飞的称号与祭祀活动元朝政府也有加封与支持，清朝更是达到了高潮。乾隆皇帝曾骂宋高宗，忘记故土，连鸟兽都不如（难渡宋家忘北金）。要知道他可是女真人的后代啊。诸位要知道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以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他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近代只有朝代而已，如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远在中亚的黑汗王朝自称自己为中中国，宋为上中国，辽为下中国。而且宋，辽，金都自称称中国，而且互不承认。在如南北朝时南朝称北朝为北虏，北朝骂南朝为岛夷。北周武帝在灭佛的时候曾对一高僧讲道：朕非胡人，不信佛。但他的的确确是鲜卑族人啊！！！在如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尽指周天子直辖地区，如中原各国讲秦为西夷，楚为南蛮，吴越为东夷。所谓臣子各为其主是也。屈原因楚亡而殉国，是爱国主义啊。文天祥为抗元而亡他是民族英雄啊。 这又问题嘛。而日本侵华性质则完全不同，1.他从未录属与中原王朝，一直被历朝历代视为外国。2.虽有汉，魏等王朝册封，但仅是虚名，且很快自称天皇与中华帝国抗衡。3.历代少数民族立国或入主中原都沿袭中原文化，自称中国，从朝廷到地方大量任用汉人，实行汉法，和汉族一样祭天祭地，设立太庙，祭祀三皇五帝。而日本则是完全是依一种征服者的立场强行要求中国站在日本旗下，成为日本殖民地。并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抢夺文物。要求中国祭祀他们的所谓天照大神。4.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里边就祭祀有中国各个时期著名君主的灵位。包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少数民族大汗或皇帝。明太祖称自己继承元统，写书招降元顺帝。并认为凡是故元的土地，人民皆属于明。清朝加以扩大，并在南京祭祀明太祖朱元璋，高度赞扬太祖功绩，称自己是继承的大明天下而入主中原的。清高宗乾隆在研读宋，辽，金史时不顾自己是金朝建立者的后代，认宋为正统。并指出：满汉平，则天下遂平。而日本无论元，明，清，还是民国都始总被视作纯粹的外国，与其交战。
作者:隐龙先生 提交日期:　22:43:16
　　那依诸位的意思我们汉人应退出所有的边疆领土了，恢复内地十八省了，那孙中山先生声讨外蒙独立干吗，孫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仅是一个激进口号而已，而且很快发现了这个严重的失误，所以十八星旗（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后的内地十八省）很快改为了五色旗（合汉，满，回，藏，蒙为一地，合汉，蒙，回，藏，满为一族，合汉，满，回，藏，蒙为一人）。　　　那称人家溥仪建立的国家是伪政权干吗？那我给别人争什么西藏，新疆干吗？那明朝在历代帝王庙祭祀元朝自成吉思汗的元朝皇帝干吗？哪有中国皇帝祭外国皇帝的啊。那国共两党和蒙古德王抢成吉思汗陵干吗？他们不属于中华嘛，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人家土地干吗啊？还给人家吗？那提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干吗？　　蒙古族的起源 　　　　在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以来，北与南西伯利亚相接，地理学上称作蒙古高原的地区（今中国、蒙古国辖区）在历史上，很久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这些强悍的草原民族，一个接一个勃然兴起，然后大多在历史上的洪流中消逝。这些民族既有各自自己特有的发展历史，也对不同时期中原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上活跃在蒙古草原的众多民族，就主要而言，包括东胡与突厥两大文化系统。突厥“千种万类”，操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大多以蒙古高原中部山地为中心，向东西南方向发展，长时期是蒙古草原上的强大统治民族。东胡也是各类繁多。他们的原始的居住地大概在大兴安岭。由于居住条件不同，同属东胡的诸部，其生活方式也存在诸多差异。东胡语当是属阿尔泰或士兰语系的蒙古语言，在发音上多带很重的鄂音。 　　　　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东胡在秦时被匈奴打败。乌桓、鲜卑，皆系东胡之裔。 　　　　蒙古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汉文史料将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的北段，位于契丹以北、靺鞨以西、突厥回鹘以东的一些部落统称为室韦，他们与鲜卑、契丹同属于东胡之裔，故史书有时称其为“契丹之类”。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以东。蒙兀就是蒙古最初的汉文译名，以后又有过“萌古”、“蒙古”、“蒙骨”、“蒙古里”、“盲古里”等多种音译。大约在唐朝末年，蒙古部逐渐西迁入漠北草原腹地，居于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 　　　　由森林进入草原以后，蒙古人原始的血缘氏族制度趋于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贫富分化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富人（“伯颜”）和世代担任首领的氏族贵族（称“那颜”，汉译为“官人”），这两个阶层往往结合在一起。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掳掠人口以为役属，于是其周围便有了身份地位不等的人如自由人、奴隶、平民等。另一个重要阶层是从属于贵族（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军事侍从（蒙语称那可儿，汉译为“同伴”、“伴当”，或称“自由人”，成为日后蒙古军政制度中战士和亲信人阶层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其中凝聚了不同氏族、富民、侍从、奴婢等形成的地缘部落集团。贵族家庭不断分化出新的氏族部落。辽金时期（整个 10 至 12 世纪），草原上分布着众多游牧部落集团，（如克烈、塔塔儿、弘吉刺（又译作广吉剌、翁吉剌），蔑儿乞、斡儿乞、吉利吉思（属突厥语族）、乃蛮（突厥语族，用回鹘文字），汪古（白鞑鞑）等等。（鞑靼一词来自突厥人。突厥人用它概称室韦是因为塔塔儿部一度强盛。久之，这一称谓概指草原上诸多游牧族的泛称。）各部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混战。）而成吉思汗的出现，结束了草原诸部之间争雄内战的混乱格局。 　　　　2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 1162 或曰 1167 年生于蒙古一个贵族家中。他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后，铁木真随母亲和几个弟弟生活处境艰难，曾被其他部落俘虏。铁木真被迫依附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部主（脱里汗），并与另一蒙古部的首领（札木合）结拜为兄弟，在此二人帮助下，铁木真渐渐扩展势力，重建了以本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并于 1187 至 1189 年被一些贵族拥立为汗。 1196 年，铁木真和脱里汗共同出兵，帮助金朝讨伐塔塔儿，并打败之，铁木真的声望日高，势力渐大，后来引起脱里汗等人的疑惧，他们联合攻打铁木真，铁木真被打得大败，一度从者仅剩十余人。不过，不久由于敌手内部纷争，铁木真又反败为胜，相继攻灭了几个部落。 1206 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完成了统一蒙古高原的事业，在斡难河源召开贵族大会，即大汗位，建大蒙古国，号成吉思汗。成吉思一词有“海洋”、“有力”、“天赐”、“伟大”等诸多不同说法。　　　　唐朝原有的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县，在元朝几乎都同于内地，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对不同地区元朝采取了不同的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 　　　　1 ．在岭（漠）北地区：相当于今天内蒙、新疆以北今天外蒙周围及西伯利亚直至北冰洋这一辽阔区域。大蒙古国时期，这些地域由蒙古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朝武宗时设岭北行省（今和林）。行省内无州、县建制，按蒙古旧有的千户、百户作行政单位，不设州县。诸王分地是漠北一类特殊的政区，有一定独立性。元政府在至元年间曾将大批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蒙古军民等调往那里，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2 ．西北地区：名义上，元朝的疆域很辽阔，应包括四个宗藩国，但四化上汗国实际上呈独立和半独立状态。元朝直辖地主要包括今天新疆、青海的部分地域和甘肃大部。甘肃行省（原西厦大部分领土）在元朝地方官员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得到了恢复和重修，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今天新疆地区，是畏兀儿人聚居区，元朝也设官府，置大都护、副都护等。置驿站，设屯戍，行交钞，计亩征税。并有不少汉人，在那里与回纥人共同生活。各族进一步融合，对开发大西北共同做出了贡献。 　　　　3 ．西藏地区 　　　　唐朝时强大的吐蕃王国在 9 世纪以后由于内乱分裂了， 11 世纪时。（即北宋时），西藏地区佛教寺院势力发展壮大起来，寺院僧侣集团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大扩张，使地方世族首领转而投靠和依赖寺院僧侣集团。于是在西藏地区出现了各个佛教教派，各教派都以大寺院为中心，形成由住持统治的宗教小王国。如乌思（前藏）地区的噶丹派；后藏盛行萨斯迦派等等，搽里八派活动在搽里（今拉萨东南）等等。这种政教分裂、互相斗争的状况，直到 13 世纪中叶（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 　　　　1239 年，蒙古派军进入乌思藏， 1244 年，如前所述，蒙古皇子阔端召见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简称萨班），萨班带着他的侄子八思巴于 1246 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 1247 年，阔端与萨班议定藏地归附蒙古条款，（蒙古与西藏建立了宗藩关系），并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今阿里），各地僧侣首领，在萨迦派的带动下，各教派首领均归附蒙古。由于西藏政治上分裂，各地还有一些未归附的部落，蒙古对这些地区继续用兵或招降，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完成对西藏地区的完全控制。 　　　　至元六年（ 1269 ），忽必烈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西藏地区为其封地，此后，西藏地区一直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随着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藩王权势削弱，西藏地区军民财赋由元朝朝廷设置的地方官府进行管理，并统辖于中央宣政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所以西藏地区不设行省。宣政院和一般行省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央它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必经过中书省，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藏的重视。同时，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了扶植宗教势力，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他扶植率先归附的萨斯迦派，封该派新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即帝师），命八思巴之弟萨斯迦寺恰纳统治西藏地区。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置都元帅、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前后藏又分 13 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元政府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由元朝中央政府所规定。 　　　　4 ．在云南地区 　　　　两宋时云南为大理国统治。在灭南宋前，为了实施忽必烈从西南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战术，蒙古军必须攻下大理。公元 1253 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率领下挺进到大理，并于 1254 年初灭大理国。至元十一年，元政府在大理国旧地建置云南行省，按内地制度，设置路、府、州、县。但除了行省主要由流官担任外，路以下各级官府机构中大部分任用土官，由当地土著民族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云南行省辖区包括今天云南全省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区。在这里，元朝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实行屯田，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云南地区真正与祖国内地统一起来。云南与内地统一为一体，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5 ．台湾、澎湖地区 　　　　南宋时，澎湖已与泉州的晋江县确立了较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进一步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地区，并征收盐税。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同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湖广行省管辖，元朝政府也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管理。 　　　　6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众多民族或部族。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有辽阳行省，下设七路一府，并建陆站 120 处。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州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诸路。北部诸族土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有五个军民万户府。汉人、蒙古人和当地的女真人，共同开发，促进了黑龙江下游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总之，元朝是我国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和交流，开发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时在中国形成，对民族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蒙古族也形成于此时。 　　　　7 ．驿站与急递铺 　　　　为了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　　　　朱元璋曾经说过:“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明太祖实录：》。
作者:隐龙先生 提交日期:　00:49:30
　　本人是赞成元,清,是中国历史的.我所以发一篇与此相反的文章是做一个比较而已！！！
作者:隐龙先生 提交日期:　17:24:59
　　以雄峙中国北方大地的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横贯今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历史时期处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半岛的若干地区。其范围南北宽约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长约数千公里。长城带自远古至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观察和理解长城带一切事物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的古代民族，有些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融合生成，它们都与当今分布在长城带的20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论已经消失的还是至今继续发展的各民族，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但目前对于长城南北民族关系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尚不充分。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揭示长城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长城学、民族学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长城带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经济文化结构 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决定了整个中国大陆古代经济、文化大致分为东西两大区和南北三带的天然布局。东西两大区即北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至横断山脉一线，以东为农业经济发展地区，其西是畜牧业(间有河谷或绿洲小块农业)经济发展地区。三带即秦岭、淮河以南为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阴山、燕山以南和东北平原是旱作物农业经济发展带，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为畜牧业经济发展带。两区三带的天然布局，构成中国大陆古代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长城带包含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大部，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文化上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不断汇聚与辐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的腹心，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在整个畜牧业经济区，自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腹心。长城就坐落在这两个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它是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产物。长城既将 　　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民族格局 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形成，标志着两大系统民族的初步形成。西周以降，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形成华夏民族，近长城以南的黄河中下游，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起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长城以北畜牧业地区，也于战国末形成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匈奴奴隶制政权。长城的修建，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形成的标志。而秦汉的长期统一，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自秦汉至明清，匈奴、氐、羌、东胡、乌桓和鲜卑、突厥和回鹘、党项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复汇聚长城带，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进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实体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实体诞生。到元、明后期，长城带的近代、现代民族实体都先后形成，构成长城带当代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长城带的民族关系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其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的联合与交流——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还是民族间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体系一分为二、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 　　长城带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与发展 农业和畜牧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人员定居稳定生产，而畜牧业人员却在流动中放牧，两种生产方式各有其不同特点，因而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之对农业有很强的依赖，又常常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出现严重的对抗。而古代牧区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会组织，很容易形成军事优势，有时进入农业区掠夺，给农业区造成极大破坏。长城的修筑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自秦汉至明，控制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多数都利用农业社会的强大组织力量，不断修筑长城，同时采取大规模向长城带沿线移民、修筑交通通道、开拓边疆新区域的举措，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交通孔道的打通，长城的延伸，使畜牧业经济地区一分为二，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使中原农业区与新疆南部农业区联结成为统一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条通道进而形成为联结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的走廊和重要枢纽，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内东、西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辐射的极其重要的输送线。所有这些，为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扩散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经济既需要畜牧业为自己提供农耕、运输用的畜力和战马、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畜 　　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断向畜牧经济区出卖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等，使畜牧业经济地区成为农业经济地区的重要商品市场；而畜牧业经济不仅需要农业经济地区提供粮食、布疋和铁、铜、锡、金、银、陶器等各种手工业品，而且也需要出卖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产品，这样便促使了两种经济的贸易交换沿长城一线不断展开。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在历史上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况下的民族之间的抢掠，使农、牧业产品沿长城一线集散，长城一线也就成了国内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集散基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关口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可见，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又是农、牧经济的汇聚线。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的重任。 　　勿庸讳言，长城的修建与存在，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藩篱，曾给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给农业民族与畜牧业民族的往来，曾制造过不便，带来过消极的影，向。长城毕竟成为人为的障碍，尤其当农、牧两区的统治阶级上层利害关系冲突激发时期，中原的统治者往往关闭互市贸易场所和交通孔道，严禁人员和物资进、出入畜牧业地区，限制和阻碍了农、牧业地区对对方物资的取得，从而对农、牧业地区的各民族都带来不便和困难，不利于各民族的正常生活、生产和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过不利的影响。然而，长城的消极作用与它在古代阶级社会对其经济支柱——农业经济的保护作用，维持其领先地位的整体效益比较而言，又有某些合理性，因而，消极作用居于次要地位，并且仅为短暂的瞬间。 　　鉴于古代社会农、牧业两种经济类型既矛盾又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作为农业经济、文化腹心地带的中原的盛衰，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畜牧业地区的发展和安宁。历史发展事实证明；中原地区统一，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全国就统一，畜牧业经济地区和全国各民族就共同稳步发展；相反，中原地区分裂，畜牧业经济地区和全国各民族就分裂，相互争雄兼并，战乱不已，经济、文化遭到破坏。如此看来，长城一线的安宁与否，成为整个中国治乱兴衰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长城带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长城带民族关系的核心，是各民族进步与发展，统一格局巩固与完善的坚强纽带。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事汉”，标志着长城带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在政治上开始成为统一体，初步形成中华民族统一格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有分有合，但政治上的统一，自秦汉至明清却一脉相承，日益紧密和完善，形成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文化的运动规律。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不断加强经济上的联系开辟了道路；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促使文化上的联系日臻紧密，以致共同性日益增加；而不断发展与增强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又成为政治关系的坚强纽带。 　　长城带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它的领先地位，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强烈地影响着落后民族的发展，使在民族大流动中进入长城带腹地的氐、羌、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向前发展。同时，又把长城带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纳入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日益密切联系的轨道。同样，汉族也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进一步促进了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长城带古代社会的经济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8个方面： 　　生产技术的传播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的先进生产技艺，如金属冶炼工艺及金属制品、手工业品制做技艺、育蚕技艺、精耕细作等生产技艺，随着汉族俘虏、移民、屯田士卒或自然迁徙等人口流动，从长城带腹地向四周辐射、传播，文物和文献记载十分清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端的汉赵信城有“秦人”为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中亚地区的大宛城“得秦人知穿井”，超出了我们所说长城带的范围。汉设河西四郡，开发河西走廊；大批军卒和人民前往西域屯田，从事农业生产，汉人最早在吐鲁番盆地种植棉花。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有属于乌桓时代汉族的铁制工具。受中原的影响，长城带各地的某些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汉代北方的边陲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已推行中原先进的代田法。在少数民族建立王朝或政权的时代，生产技艺和经济交流的规模尤为宏大、深远。辽金时期，随着大量汉族进入契丹和女真人居住的地区，中原的生产技艺从西喇木伦河流域到黑龙江流域传播，在当地被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蒙元时期，大规模从长城带腹地移民和“发军”到漠北地区打井、开渠、浚河，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东北到西北及当时的谦州(即原属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境内的姆瓦自治共和国)等许多地区都建有农业生产点。 　　生产技艺的传播与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少数民族迁徙、流动进入长城带腹地，他们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艺传入长城带各地，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作技艺、棉花、芝麻、花生、麦、高粱、西瓜、葡萄、苜蓿等许多瓜果、蔬菜及其他生产技艺；马、驴、骡等畜力的繁育技艺和某些生产工具的生产、制作技艺，也从西域或大漠南北传入中原。“胡服骑射”的传入，对军事编成和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军事装备的生产技艺等带来重大影响，各民族对于长城带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商业贸易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统一格局中的长城带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相互联系、交流、影响、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地区构成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双方所需产品，除少部分为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所需要的奢侈品之外，绝大部分是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各民族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相互间的需求，推动并维持着古代社会长城带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间2000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贸易，即使战争和分裂时期也从未间断，成为长城带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商业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互市贸易，它包括由官方垄断的“官市”、如关市、榷场、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民间的“民市”、“私市”，即民间的年市、月市、日常农副牧产品交易等。 　　长期商业贸易往来的积淀，在长城带形成了许多商业贸易城镇，各历史时期的贸易交汇线虽然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一致，即大多位于万里长城一线南侧的农业区，如明代著名的互市重镇张家口、大同、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宁夏镇(今银川)、兰州、凉州 (今甘肃省武威)、甘肃镇(今甘肃省张掖)、哈密、吐鲁番和秦州(今甘肃省天水)、洮州 (今甘肃省临潭)、河州(今甘肃省临夏)、西宁等地，东北地区的开原、广宁(今辽宁省北镇)等地，都是历代各民族商业贸易、物资集散的中心，是农、牧业经济区的重要联结点，在长城带历史的商业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 　　贡、赐和交聘馈赠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城带各民族同中央王朝或各民族统治上层之间的贡赐和馈赠，既是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经济往来和交流，是同互市贸易相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长城带主要王朝或政权如何强大或衰 　　弱，也不论和平时期或战乱纷更的时代，长城带各民族的统治者或头人，都把贡、赐和馈赠作为向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靠近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也常常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抚绥”手段，企图以此去控制边远地区各民族统治者或头人；边远地区各民族的统治者则常常以这种“贡”、“赐”的机会所取得的册封、诰命和印绶，作为在本民族地区行使统治权力和经济剥削的合法根据，这正是不可分割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体现，是生活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然反映。而各民族派出的庞大进贡团队，也是一个庞大的商贸队伍，进“贡”之后，一般都能得到相应或超过进“贡”数量和价值的回“赐”；同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带有自己的物品，在进“贡”地或往返途中变卖，换取大量物资，或以自带金银、所得赏赐银两购取大量物资随队携回，供自己享用或出售。但不论哪种形式，“贡”、“赐”和馈赠，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联系和交流的形式，它加强了长城带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 　　特殊的财货转移形式 长城带特定的经济、文化结构，是近代社会以前的历史过程中民族战争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某些民族战争是长城带经济运动中矛盾发展、经济失衡的结果，理解了这种经济动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长城这一世界伟大人造景观出现于世的根本原因；才能真正理解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为什么长城带民族战争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古代封建社会长城带的民族战争，实质上也是民族间进行财货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各民族通过战争大规模掠获战利品，统治者甚至包括某些军卒，可以取得某种现实的利益，但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战争双方的损失是惨重的。但从经济运动角度来观察问题，它确实是经济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总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是多方位的，规模是宏大的，对各民族影响极为深刻，是中华民族一体格局长期发展的动力。　　　　汉文化为主导 中原(汉)文化是长城带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自新石器时代起，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它的领先地位，成为多元化的主干，在各民族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中，汉文化向四周辐射，各民族文化发展以汉文化为主导，共同发展，从而使长城带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姿，各放异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随着汉人向长城带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迁徙；随着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等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向四周辐射，整个长城带的文物出土和大量文献记载表明，自秦汉至明清，传入大漠南北和西域等地的钢铁制品、丝绸和各种手工艺晶，数量极大，构成较完整的汉文化体系。汉族的语言文字在长城带各民族中有广泛的影响，《汉书》至今保留着秦汉时期尚无文字的匈奴与秦汉长期书信往来的史料；大量的木简和铸有汉文与蚀卢文两种文字二体合璧的“和阗马钱”等文物在新疆南北各地均有出土；各民族语言中大量使用汉语词汇，甚至许多民族诸如鲜卑、契丹、女真、满、回、东乡等民族逐渐采用了汉语和汉文，特别是儒家思想和汉族的礼仪及典章制度，历代都对长城带各民族产生过巨大作用。许多民族地区发现和出土有《论语》、《孝经》甚至《礼记》木简。各民族将大量的汉文经史典籍等著作译成本民族文字，在长城带各民族中广泛流传。汉族的建筑艺术对各民族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差不多整个长城带各民族地区都有秦砖汉瓦出土，有汉、唐、明、清的汉式建筑存世。汉文化不仅对长城带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更通过各民族播向四方，丝绸之路上的历代民族曾将汉文化传向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而长城带东部的历代各民族，则曾肩负起将汉文化撒播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漂过日本海的重任。 　　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原汇聚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文化不断向中原汇聚，汉文化混合、融汇各民族文化，其发展受着各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衣、食、住、行和文化艺 　　术无所不包，思想制度无所不有。 　　少数民族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大量传入中原，极大地改变着汉民族的衣、食结构。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是古代汉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的重大演变过程。在饮食结构中，随着来(小麦)、牟(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民族的传入，逐步改变着中原汉族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和习惯。中原汉族自汉代开始面食，称一切面食为饼，曾出现有胡饼(烧饼)、馒首、汤饼(汤面)、蒸饼、煮饼(水饺)、混饨、水溲饼 (凉拌面)等食品名称，并且面食逐渐变为长城带汉族普遍而重要的食品。 　　胡床(马札子)自汉末从西域传入中原，引起汉族习俗的一场革命，它的传入并被汉族广泛应用，改变了汉族席地而坐，没有桌椅的习俗。自汉魏迄唐，豪门贵族逐渐坐蹋床，宋代便开始有桌子、椅子、杌子等家具。到了元代，西域民族的凭桌坐椅习俗传入长城带，汉族的双腿和膝盖才离开了地。这是汉族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 　　长城带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对汉族的文化艺术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羯鼓、腰鼓等乐器；音乐音律；四方的歌舞及杂技等艺术自南北朝传入中原。长城地区各民族对我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北方音乐、舞蹈、戏曲、歌曲的特点，是长城带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成为长城文化(中国北方文化)的特有现象。汉族的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也受到长城带各民族的深刻影响，现存的玉门昌马、酒泉的文殊山、洛阳的龙门和大同的云岗等石窟艺术，敦煌的壁画艺术等，是长城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汇聚的结晶，是长城带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中华民族尤其是长城带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艺术遗产。 　　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更是长城带各民族的共同贡献。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佛教、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最广的是长城带，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尤其是长城带的少数民族传入中原。至今两大宗教在长城带少数民族中仍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长城带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出过较为重要贡献。隋唐以后，阿拉伯的天文历算经西域各民族传入中原，产生过重大影响。元代回回人札鲁马丁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并制造了7种天文仪器，在全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伟、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网，进行全国规模的观测。精密的回回历对中国历法的改良起了重大作用，给优良的《授时历》的制定以很大影响。长城带少数民族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是中国最先研究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人，而清代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的《割圆密律捷法》是对数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对中国的医药学的发展也做出过重大贡献。 　　长城带各民族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做出过特殊的贡献。自秦汉至明清，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一脉相承，文化传统从未被割断。秦汉在长城带农业区建国，匈奴统一畜牧业地区，建立奴隶制政权，至呼韩邪单于归汉两政权归于统一，国家政权始有农、牧政权的性质，实现国家元首对农业区称“皇帝”，对畜牧业地区称“天子”、“天可汗”、“博格达汗”等，实现了农、牧两个系统国家元首的称号合于一身。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对农业民族和畜牧业民族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农业区实行州、县制度；对畜牧业地区，中央机构和地区则设属国、大鸿胪、南北面官、理藩院、羁縻府州和都护府、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实行胡汉分治或因俗而治，逐步完善对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的管辖治理。元朝对地方行政实行的行省制度，奠定了中国行政区划及其统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制度进入确立阶段的标志。而清朝则集秦汉至辽、金、元之大成，实现了对各民族行使直接管辖的典制与律令的系统化。看来，畜牧业地区的统一，只有草原上的畜牧业民族才能完成， 　　进而成为中国大统一的必要前提。同样，对草原畜牧业民族行使直接管辖的典章制度，也由北方各民族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法律化、典制化。这一历史过程，既体现了文化为历代制度基础这一基本理论，又体现了长城带各民族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总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着以汉文化为主导，向四周辐射，各族文化呈多元不平衡发展，向汉文化汇聚，从而创造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 　　长城带古代各民族的冲突与协调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结构和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自始就极不平衡，矛盾对立自始存在。而当矛盾发展超过利益集团所能接受的限度之时，就会出现对抗与冲突，甚至发生民族战争。因而，在历史过程中，长城带充满了民族之间的战争记录，自秦汉至明清，诸如汉武帝征匈奴、魏太武帝征柔然、隋文帝征突厥、唐太宗对突厥之战、高粱河之战、萨尔浒之战等大大小小的战争，便是矛盾冲突的产物。同样，也正是由于长城带古代的经济结构和民族构成格局，决定了两种经济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尤其是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使它对农业经济和农业区的依赖性更大，从而农、牧两区又结成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统一的国家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建立了日益强固的经济联系，由此而产生各地区、各民族日益强烈的渴望统一的共识。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在统一体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各自区域的独立性，甚至各区域内部又分成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元。这种独立性便是矛盾冲突的发源地。这样看来，长城带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联合的力量，它是使统一多次反复出现并且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根本因素。但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以致分裂的潜因。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在长城带历代各民族统治者来说，如何协调各种力量，维持其统治，便是他们不得不经常反复考虑的对策和根本任务。历代王朝甚至地方政权，都有一套对付民族关系的观念和政策，用以协调民族关系。这种协调关系和解决矛盾的程度便是他们的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从而出现了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各民族上层之间为此而采取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协调措施(政策、策略)，上列大大小小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较多的协调关系的成分，是长城带历代各民族的无奈选择。此外，不论是汉匈和亲或昭君出塞，还是呼韩邪单于款塞“事汉”以后的“宠以殊礼”、位列“诸侯之上”，都是汉代统治阶级在实现农、牧两大民族统一前后，协调汉匈民族矛盾冲突的措施。此后，在统一体内，历代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都曾致力于协调和解决民族矛盾与冲突。如唐与吐蕃、回鹘、奚、契丹等民族的和亲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以及满蒙联姻等基本上都发生在长城带历代各民族之间，这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长城带的经济结构和民族构成格局所趋使，是长城带各民族上层协调矛盾和冲突的体现，也是协调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调解剂。如此看来，长城带的关市、榷场、绢马贸易、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启与关闭，历代各民族的朝贡与封赏，都是历代各民族协调矛盾与冲突、协调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一定选择。同样，历史过程中的所谓渭桥之盟、澶渊之盟、隆庆议和以及承德燕宴，也都是长城带历代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为协调民族之间矛盾冲突而行之的杰作。不难看出，民族关系的协调实质是各民族之间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矛盾协调与统一。既然如此，生活在矛盾与冲突中的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协调矛盾冲突的能力，便决定着它的胜败，决定着胜利者的统治能否长久，决定着长城带的统一与分裂。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长城带在整个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全国的统治中心在绝大多数历史时间内都设在长城带，因而它又左右着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分裂 　　长城带的民族融合 长城带的民族融合主要是指在统一局面下，长城带的两个以上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逐步缩小乃至消失，共同性逐渐增加并趋于一致，从而演变成一个新的民族实体。因而，长城带民族融合的时间断限要早得多，早在新石器时代农、牧两种经济、文化交流时起，便进入了它的准备或起步阶段，而西周晚期的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内迁时代便正式开始，到战国同称诸夏，早期的华夏民族便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并继续发展为汉族。战国末，匈奴民族形成，从而开始了长城带农、牧两大系统民族的融合。 　　自秦汉起，匈奴、氐、羌、东胡、乌桓、鲜卑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侵错居，相互交往。汉末魏晋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杂居汉族之中，形成关中之人，“戎狄居半”，从而出现南北朝和所谓“十六国”纷更局面。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进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变成那里的匈奴、氐、羌、月氏等民族的成员或与之杂居。长城带各民族之间，诸如鲜卑与匈奴、月氏与匈奴、乌孙与匈奴、楼烦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各民族也相互交往和融合。经隋唐长期统一局面下的交流、通婚等民族融合的积淀，使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都同当地民族融为一体，匈奴、东胡、羌、羯、氐、乌桓、鲜卑等许多民族不见于史乘，它们的绝大多数融合于汉族之中。两宋时期，长城带形成又一次民族大迁徙，突厥、铁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动辄以数十万、数百万计之规模，在整个长城带各地流动迁徙，同时强迫大批汉族及其他民族迁往他们的原居地，造就各民族大混杂的形势，各族人民在长期相互杂处的环境中，共同劳动、相忘相化。元、明及清初，蒙古、回回、色目、满等民族再次大迁徙，造成了新的民族大杂居，进行了民族融合。这样，自唐末至明末，突厥、铁勒、沙陀、党项、回鹘、室韦、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实体消失，更大的民族实体即长城带20余个当代民族全部诞生，成为新的中华民族实体，并在整个长城带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至近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自觉的民族实体，在长城带各地继续交流，进行着新形式下的民族融合的跋涉。 　　长城带数千年民族融合的特点是：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型态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多元的交流与融合；长城带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民族的名字在这里被淹没，而许多新的民族实体在这里诞生，形成“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交融关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长城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一般的共识是：中华民族，是对居住在中国领土内的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具有民族认同的古今各民族单位构成多元，中华民族则是其统一体，现今有56个民族单位，人口计有11亿多。历史过程中，长城带一直是它的重要的地区性多元一体。 　　长城带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最早的地区性统一中心。陈连开教授等认为，中原农业地 　　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业地区的匈奴族的汇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之始。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源于长城带。并且，长城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始终是中华民族统一与分裂的决定性因素，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数次分裂与统一的反复，南北朝；五代十国；西夏、辽、金、宋鼎立等，都据地建国，各霸一方，但最终走向更高的统一。而这些分裂与统一势力的活动，大都发端于长城带。 　　长城带的古代民族政权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所建立的民族政权形式多样，既有统治地域大小不等的地方政权，又有统治全国的强大封建帝国，也有既与中央王朝保持某种联系而实际半独立性政权。与秦汉并存的匈奴奴隶制政权，前期独立存在。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事汉”后，两大系统民族初步统一，奠定中国统一和疆域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前赵、夏政权为匈奴人所建；后赵统治者是羯人子孙；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西燕又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前秦、后凉政权为氐人所建；后秦政权属羌族控制；北凉政权族属则是卢水胡；翟魏政权又由丁零人控制。这些不同族属的政权走马更迭，后由鲜卑人统一，建立北魏；北齐统治者的族属学术界虽有争论，却不否认其多民族成份的事实；北周统治者又是鲜卑人。如此看来，北朝政权绝大多数是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经隋唐 320余年相对统一后，长城带又出现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后唐、后汉和后晋，以及由粟末 人为主，既是唐朝地方政权，又为藩属的半独立的渤海国；由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西夏、金朝与宋朝鼎立，它们的统治中心或大部地区都处于长城带；蒙古族在长城带起家，稳固占据长城带以后，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元朝大帝国，统治中心设在长城带的大都(今北京)；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也自长城带起家，乘明末混乱之机占领北京，统一全国，统治长达260余年。元、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统一王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民族政权，都是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不断巩固和加强这首交响诗中的重要乐章。 　　长城带的民族居住特点 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南北最初民族格局，南部的华夏／汉族相对稳定；长城以北的畜牧业民族多游动迁徙，至近代民族形成之前的变化很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北方畜牧业民族的不断南下又往往成为全国性民族交错迁徙的重要动力。历代民族大迁徙、移民、屯垦，都曾造成原有民族分布格局的大规模变动，差不多到清末，已形成汉族在全国范围内与各民族交侵杂处的形势，其他许多民族也星散分布于全国许多地区与汉族等民族杂居，造就了各民族呈大杂居和地区性小聚居的总特点，长城带表现得尤为突出。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但居民却以汉族居多，同时居住着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民族；阴山南北是蒙古族的故乡，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区，其民族构成却是汉族占据多数；回族聚居区宁夏，汉族人口占第一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人口虽居第一位，但汉族人口也占近40％，还有相当数量的哈萨克、蒙古、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等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青梅、甘肃则是汉、蒙古、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藏等民族杂居的省份；长城带其他省市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和散居。古代少数民族苗裔更为广布。总之，长城带这种当代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长城与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 长城带历代各民族既构成区域性多元一体，又是中华民族统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发展及其实体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完善与升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华民族实体于长城带形成以后，无论分裂或统一时期，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控制中央或地方政权时期，各民族都心向中原，追溯民族起源时都号称炎黄子孙，都号称是华夏之后，都视控制中原政权为“正朔”；分裂时，他们视自己控制的地方政权为中国的一部分，各民族共同祖国的观念日益增强。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回归，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内涵与牢固性。长城带的历代民族，一旦强大到可以夺取中原王朝时，就会进入中原，夺取对中原的控制。而历代各民族反复进入中原，进入长城带腹地，虽然对这里的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曾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通过各民族密切的交往、相互学习和影响，通过各民族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使强烈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在长城带形成并日益深入各民族心目之中，从而使长城带各民族成为日益紧密的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长城带在 2000多年间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强大纽带作用。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一体性的不断加强，只是由于古时不曾有过一个真正足以威胁中华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外部的世界力量，加之古代被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所掩盖，中华各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虽然早已形成，但尚不能自觉地认识这种内在的联系与一体性。直至清末以后，尤其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深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独立的斗争中，这种极深刻的内在联系才被认识，并迅速上升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觉悟，而对这种自觉的民族意识的公开认识，首先公诸于长城带，即1913年内蒙古22部34旗王公在反对外蒙古“独立”的通电中向世界宣告：“我蒙同系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又首先在长城带得到升华：“不到长城非好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强音，凝聚成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整体团结御侮、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强大敌人和困难的精神力量，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意志和信念的具体体现，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进一步加强长城与民族领域的研究 　　在当今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化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开展长城与民族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各民族之间的统一与团结的自觉意识，对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对于进一步提高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中华民族迈向更高的发展与文明的阶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当前研究的状况 对于长城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古已有之。二十五史和某些朝代的实录等文献，对于长城带的历代民族关系都有一定的记载，对当今长城与民族的研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古代治史家，对某些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活动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过专史或可观的记载、评述，《元朝秘史》、《满洲源流考》、《藩部要略》等则是研究长城带上特定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我国历史上的类书、丛书、志稿、典章、纪等大量古籍，对于长城带上的某些民族状况也有较多的记载或研究，散见诸史籍之中；涉及长城带的民族关系的专著有，《西汉与西域关系史》、《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关系史》等，是集中研究有关地区、有关时期历史上民族之间关系的著作；至于研究论文，解放前后都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涉及到长城带上有关民族的某些问题。总之，自古至今，有关长城带的民族、民族关系和某些民族问题专题的记载、研究都已 　　经展开，达到一定的深度。但是，作为长城与民族内在关系的研究，虽有文章发表，但还属刚刚起步阶段，而作为长城与民族内在关系的专著则尚未问世。 　　民族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民族学科与长城学及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读者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民族学科与长城研究的所有学科，诸如历史、军事、经济、地理、建筑以及文化艺术等学科，都有广泛而紧密的依存或因果关系，民族和民族风俗历来是旅游者极为关注的内容。而它与各学科的这种密切关系，又使民族学科成为长城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方面。 　　长城是民族形成的象征，自存在之日起，它就和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城与民族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如果抽掉了民族学科的内容，长城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长城也只能同亘古长存的高山、大海一样，最多也只不过如古城堡一样留存于世，供人观瞻。因此可以说，民族是长城最为关键的复合体，是长城学最活跃、最主要、最基本的要素。只有正确认识民族与长城的内在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过程中发生在长城带上的政治、军事等历史事件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长城带的经济、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 　　长城与民族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是长城学极为重要的研究内容。鉴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始阶段，鉴于我们的水平，仅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些一般的研究成果；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我们期待着有志于长城与民族内在关系的研究者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面世。 　　主要参考书目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 　　(李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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