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我的图书馆
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 编者按：2011年1月初，凤凰网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联合主办的一项关于国人生活信条的大调查——“征集中国人的信仰”，共收集了63707个有效样本，覆盖了来自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士。本报告结合此次在线调查的数据结果，对国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分析。
&（一）&& 您有自己的信仰吗？&
在这个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时代，有76.9%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而矛盾的是，92.6%的被访者都认为今天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
（二）&& 如果您有自己一直坚持的生活信条，请问是以下哪些呢？
&&&&&&&&&&&&&&&&&&& 真诚& 59.4
&&&&&&&&&&&&&&&&&& 正义& 57.3
&&&&&&&&&&&&&&&&&& 孝道& 54.7
&&&&&&&&&&&&&&&&& 信誉& 45.3
&&&&&& 理想与追求& 38.5
&& 对祖先的敬重& 37.5&
&&&&&&&&&&&&&&& 信任& 34.8
&&&&&&&&&&&&&& 节俭& 34.6
&&&&&& &助人为乐& 31.5
&&&&&&&&&&&&&& 其他& 8.7&
(三) 您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哪种精神?&
&&&&&&&&&&&&&&&&&&&& 正义& 81.7
&&&&&&&&&&&&&&&&&& &真诚& 68.5
&&&&&&&&&&&&&&&&&& 信誉 &618
&&&&&&&&&&&&&&&&&&&信任& 60.9
&&&&&&&&理想与追求& 47.6
&&&&&&&&&& 助人为乐& 42.8
&&&&&&&&&&&&&&&& 孝道& 33
&&&&&& &&&&&&&& 节俭& 32.8
&对祖先的敬重& 30.8
&&&&&&&&&&&&&& 其他& 6.7&
&& 一半以上的被访者表示坚持真诚、正义与孝道。有趣的是，尽管至少30%或以上的被访者在这些生活信条上表示了自己的坚持，但却依然有至少30%或以上的被访者表示了时代最缺乏的是这些精神。而相应的，他们认为，正义、真诚、信誉、信任和理想追求是这个时代最缺失的，排在前五名。
（三）&& 下面列举的这些信仰与精神品质中，哪些是会令您纠结的/很难做到的？
&&&&&&&&&&&&&&&&&&&& 正义& 58
&&&&&&&&&&&&&&&&&&& 信任& 37.3
&&&&&&&& 理想与追求& 36.1
&&&&&&&&&&&&&&&&&& 真诚& 31.8
&&&&&&&&&&& 助人为乐& 23.9
&&&&&&&&&&&&&&&& &信誉& 20.4
&&&&&&&&&&&&&&& &节俭& 10.9
&&&&&&&&&&&&&&&& 孝道& 9.3
& 对祖先的敬重& 7.2
&&&&&&&&&&&&&&& 其他& 4.5&
&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评论别人容易自己做到却很难”，在这些信仰与精神品质中，最难做到的是正义，有58%的人表示了自己会为正义感而纠结。&
（四）&& 过去一年，在您工作与生活遇到转折甚至挫折的时候，您进行过以下哪些类型的活动或者做过哪些事情？&
&&&&&&&&&&& 向朋友诉说& 62.4
&&&& &&&&&&&&& 默默祷告& 34.5
&&&&&&&& &&&&&&&&&& &拜佛& 13.6
&& 参考星座/血型/
&&& &&&&&&&&& 生肖学说& 10.5
&& 找算命先生算命& 4.6
&&&&&&&&&&&&&&&&&&& 求签& 3.2
&&&&&&&&&&&&&&&&看风水& 2.6
&&&寻求心理医生
&&&&&&&&&&&&&&&& 帮助& 2.3&
&& 60 %以上的被访者表示在工作和生活遇到转折甚至挫折的时候，会选择向朋友诉说，朋友依然是人们最好的倾诉对象。另外，综合来看有69%的被访者在这样的时候还会选择各种其他的诸如祷告、拜佛、星座生肖说、算命、求签、风水等一些与神冥有关的排解内心的方式，然而，只有12.5%的人完全相信这样的方式能够为他们带来生活与工作的指引。或许，很多人真正需要的是一条可以获得心灵释放的通道。&
（五）&& 因为曾经听说过/遭遇过一些尴尬甚至不公平的事情，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你是否还会选择对一些事情挺身而出呢？&
&&&& 没有再遇到，目前说不清& 21.6
&一如既往，该出手时就出手& 17.5
没挺身而出，却会纠结很久& 44.3
&&&&&&&&&&&&&&&&&&&&&&&&& &绝对不会& 16.7&
其实选择是煎熬，毫不犹豫选择“躲避”的行为最为简单，然而，它反衬出的依然是善良的内心世界；“在内心博弈挣扎”的人是大多数，鉴于之前的“听说”和“遭遇”，“不作为”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自我保护方式；可喜的是还有17.5%的被访者拥有那颗“强大而勇敢的心”让他们愿意挺身而出维护公平与正义。&
（六）&& 您觉得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焦点事件（如：李一/张悟本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等），归根究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社会道德沦丧& 71.8
&&&& 信仰/主流价值缺失& 67.4
&&&&&&&&&&&&&&& 法治不健全& 55.8
&&&&&&& 教育体制不健全& 36.4
&&&&&&&&&&&&&&&&&&&&&&&& 其他& 9.4&
聚焦几个社会焦点事件，大家把社会道德排在了第一位。尽管时代要求法治社会，但几千年来“无讼”即“民风淳朴”的社会思想的熏陶，国人依然把道德放在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标准的最顶端。或者说，守法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标准，而在人们心灵深处，更愿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事与物。
&&&&&&&&&&&&&&&&& 怎样才能保护公民的道德心
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信念缺失的三重基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缺乏症，可以追溯到很远。19世纪末，在西方冲击下，整个传统伦理与信仰被激进的文化决定论者所否定。说传统伦理很好，优越而高尚，但为什么在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之下，中国却不堪一击？文化决定论者最后追究到文化，尤其文化的核心——伦理层面。
我们多次搞文化批判运动，十年“文革”危害深远。不仅传统的伦理道德再次受到全面清扫，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也被冲毁了。社会主义思想里，有一些所有文明都能认可的价值，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等。太强调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后，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都不再适用，留下一些最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这摧毁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在任何文明和制度下，本都不应被扫掉。
1978年改革开放，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人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经济人最重要的视角，是谋利。
权力滥用破坏底线德性
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我还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里，有太多非经济力量对经济的干涉、扭曲与掠夺。很多公司对用自己产品质量的长期进步，通过建立品牌信誉赚法律保障之下的钱，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经营多少年，于是捞一把是一把。
如果成为官商利益体，即使生产销售了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保护，避免受到足够惩罚。这样的行为，在一些行业成为基本共识。不用讨好消费者，讨好权力就行了，用不着辛辛苦苦、如履薄冰地做好产品的质量。
学校里也是这样。很多家长不送礼，一些事情就搞不定，小孩会丧失正当的机会。对孩子来说，十堂课讲的道理，比不上一件父母的坏行为带来的颠覆影响。所以才有孩子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小孩不会撒谎。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点，在权力系统里，劣币驱逐良币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有时候讲真话、做好事，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讲假话、做坏事带来的回报。不少地方还是上面说了算，给领导做十件好事可能得不到提拔，帮他做一件坏事，反可能得到提拔了。结果，很多场合是非颠倒，基本的道德准则丧失掉了。
三种力量维护道德与信仰
现代社会有很多推动力量，利益驱动是其一，它不能被毁掉，否则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西方社会制约谋利冲动的力量，至少有三种。它们在中国都非常微弱，受这样那样的管制，还缺乏可持续活动的条件。
第一就是西方社会里的宗教。这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来源。西方国家，也有少数教派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但最重要的宗教，一定会与时俱进，对当下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的解答。由此出发，在家里、邻居之间、工作场所，人们都能讲道德，有基本信念。
其二，有各种保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可以长期活动，对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可以去调查，通过自由而发达的信息渠道发布调查结果，引起广泛注意。
比如，美国所有重要的建筑物旁边，都会给坐轮椅者设置能上能下的斜道，很能体现一个社会的人道与伦理精神。这种对残障人的尊重，主要是靠社会公益组织。
再如，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本科生，提出和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很多大学基金投资海外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说，大学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些在美国干不了坏事，却在海外干坏事，如雇用童工、血汗工厂、破坏环境，他们要求学校对海外投资每年清理一次，如果发现它们做坏事，就让其抽回投资。
这些都不是靠一个英明的机构、某个领袖或中心设计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将自己的关注变成行动，从而产生实际的正面效果。像这种对道德源泉的挖掘，对公民自发的道德行为的爱护，我们的社会有多少？
其三，他们可以迫使民意代表，将此类关切带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形成良法。这是硬的架构。仅靠宗教信仰的劝导，社会组织去发信函、表达诉求，对少数有道德感的公司和个人，有点作用。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怕的还是有形的法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能起效果的法律。
1993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后，经常比较香港、内地与美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措施，跟美国比，香港还有显著差别，但比内地又好多了。食品、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都牵涉到消费者利益，没有有效的司法制度，不法厂商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把利润最大化。
其实，内地有些法律比香港写得还好。1990年代中期，内地法律就写明，产品一定要有制造地点和公司，那时的香港法律就没有这一条。有些蒙人的品牌，看起来像信誉很高的日本品牌，其实不知是哪里生产的。但总体来讲，对消费者的保护，香港比内地要好很多。不能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良法，则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吁与公民的道德呼吁，都很难起作用。
所以，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采访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中国人缺信仰，不能全怪转型
问：去年年底，你在FT中文网上谈《中国人信仰什么》，反响较大。凤凰网博报最近做《寻找中国人的信仰》专题，也有很多反馈，网友激烈辩论什么是信仰。国人对什么是信仰还缺乏共识，在中国的语境下，该怎么定义和诠释信仰？
葛剑雄：信仰没什么国界，我理解的信仰是这样，对某种事物、观念、思想甚至概念，非常坚定地信任、认同，以至不自觉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或人生追求，就是信仰。
群体、阶层甚至个人，古往今来都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很少有人完全没有信仰，或不受某种信仰驱动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才是信仰，有人有政治信仰，也有人信仰某种道德、准则、理念，宗教信仰由于它的特殊性，往往比较坚定、自然。
但某些人的政治信仰也可以很坚定。中国古代多数人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对儒家或其他什么家还是有信仰的，精英、社会上层有这种自觉。社会底层也不自觉地有信仰。现在都讲信仰危机，尤其在中国，应该考虑怎么办，未来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
问：在凤凰网与新生代联合做的调查中，超九成网友认为，当今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然而又有近八成网友认为自己有信仰；另一个调查中，超过六成网友在遇到挫折时首先是向朋友诉说，不到五成选择默默祷告或拜佛。看起来，调查结果有些矛盾，你怎么分析？
葛剑雄：不同的人对信仰的理解不同，出现这些矛盾很正常。比如，国人指责别人不去干某事，自己却不去做，他的标准不同；反对插队的人，如果有机会，也可能会去插队。他批评人家，并不是因为反对，而是自己没有做的机会。这两种行为本质一样，都是信仰自我，有利就要占。
问：有网友要“让金钱成为唯一追求”，当权钱把控一切时，信仰的缺失就成为必然？
葛剑雄：表面上看信仰的是金钱、权力，实际是什么？看得更重的是这些东西背后的自我，不要以为只要利益物质的人没信仰。
信仰缺乏不能全归咎于转型
问：有人把信仰的缺乏和道德沦丧归咎于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财富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越发提高，你同意这个判断吗？
葛剑雄：不同意，这只是一个因素。有些人皈依宗教，可能是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或受到了刺激，这只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假如一些人碰到危难，受了救济，有些人认为救济来自神的力量，有些人不接受这种观念，同样的外因，有个体内心的差异。转型期间，有的人原来的信仰并不真，在社会转型面前就表现出来了。外因容易引起信仰转换，这也是事实。
问：你曾说对伦理道德的信仰更理性，但只限于少数社会精英，要普及很难。也有人说，信仰的实质是下层人玩名利，中层人玩精神，上等人玩灵魂。在中国的环境下，信仰和社会阶层有什么关系？
葛剑雄：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对某种信念、理论或愿望，到比较自觉的程度就会有信仰，有的人追求天堂，有的人追求灵魂解脱，一切环绕着自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帝王信佛，为此，可以倾国家之力，或自己舍身。一个穷人信佛，有时也会付出生命。不能说穷人只追求物质，中国古代大量穷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追求的就是善，希望得到好报。尽管他有生之年没等到好报，但他认为生前等不到死后有，自己等不到能惠及子孙。
没有真正完全沉迷物质的人，多少总有一点精神。刚流行时，谁有一台电视机，不仅满足观感，精神上也觉得高人一等。有人提个单喇叭的收音机招摇过市，不是为了听音乐，是表示身份，这不是一种精神？
很少有人生下来就独处，只要跟人家相处，总有彼此照应，肯定包含精神因素。认为有的人只追求物质，不要精神，这只是阶段不同。衣食足，知荣辱。但信仰有时可以突破物质，所以才有君子固穷、舍生赴义，精神起了更大作用。
讨论信仰跟讨论科学是两回事
问：日本发生罕见的地震天灾，日本民众表示出很强的秩序性，是否与信仰有关？
葛剑雄：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日本人对地震的确很镇定，但也有新问题。比如对核污染，也相当惊恐。为什么？国民对政府不信任，政府也对东京电力公司不信任。这说明镇定也要有基础，就是长期的信任。日本人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对付天灾的能力。跟没有这个传统的群体还是不同的。
中国民众这次抢盐，对核泄漏的恐惧，一是对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不够了解；一是对政府或舆论不信任，有些信息不披露，不公开，容易引起恐慌；三是国人长期较多顾个体，不顾群体。假如真为防御，买一包盐够了。有的日本人面包最多买三个，水买一瓶。他会想到，自己要活，周围的人也要活。一个群体只有互相依存，才能生存下去。日本民族多灾多难，长期形成这种外人看来是超乎异常的行为信念。
谈到信仰，有些事情不能够理解，根本没理解的必要。比如当初信仰毛泽东，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你的意思跟他不对，那你肯定想这是我错了，他不会错。你信仰某个神，神还有错的吗？神教你做，就应该这样做，不要自己思考。没有这种信仰，就要考虑这对不对，对我有没好处。不容丝毫怀疑，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我跟基督徒讨论到底有没有上帝，他觉得很奇怪。怀疑上帝存在，怎么讨论上帝呢？上帝存在是前提，不需要证实，这叫信仰，跟科学讨论是两回事。
政治信仰对社会精英更有意义
问：一些观念被当成封建迷信破除了，然后又没有新信仰替代，这会产生空档。对中国当前的信仰缺失，有什么比较可行的解决措施吗？
葛剑雄：宗教跟各种自觉的信仰有很大不同，宗教可以通过教义、启示，它的一系列活动，使人相信神与神的力量，通过人跟神之间的媒介，比如神职人员，把自己的灵魂、生命都托付给神。如果信众觉得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就可以放弃自己的思想，活得很简单。只要遵循教义所说的行为规范去做，精神就会很安宁。
对信徒来说，当其碰到了思想局限、挫折、矛盾甚至失望时，可以通过神、神职人员的引导，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当然，有些宗教团体也能解决一些个人所不能解决的客观问题，比如慈善、相互救助，这就更加加强了信徒的信仰。这是宗教信仰。如果宗教成为一种国教，甚至把宗教理念体现为法律，宗教地位就增强，它对社会整个作用就会更强。
当政治信仰跟一个政权结合在一起时，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理论上可以使你觉得它非常完美，同时它也教育信仰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做出牺牲。另外，一个政党掌握了政权，真要加强这方面的信仰，也会利用权力的力量，比如说通过社会保障，通过一些特殊政策、对资源分配等。
问：宗教与政治这两种方式使民众产生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吗？
葛剑雄：宗教国家或宗教起的作用，容易使人真正从心底上有信仰。但政治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不可能十全十美了，反过来容易让人疏远甚至丧失这种信仰。但宗教有办法，宗教信徒信仰的是神，可以通过与人之间的媒介来给出各种解释。宗教信仰在现实没有能力时，可以告诉你，希望是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信徒不会怀疑上帝或怀疑真主，否则是你本身有问题。宗教的理论、意义、神圣性都可通过一定仪式来维护，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政治信仰往往对精英、对上层人物、对追求理念的这些人起作用，对一般民众起作用就很难。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信仰。信仰某种理念、道德也可以。这样的人，自制力要很强，很自觉。比较和谐、完满的社会，完全依靠世俗的影响很难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
（作者为凤凰网博报编辑）
&&&&&&&&&&&&&&&&&&&&&&&&&&&&&&&&&&&&&&&&&&&&&&&&&&&&&&& 道德市场化，市场道德化作者: 薛涌
16:18:42&来源:南方周末 &&&&&&&&& 本该在你身上赚钱的公司，却要处心积虑地帮你省钱，这不是稀罕吗？但是美国有句名言：“要靠做好事成功”。这实际上是美国企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美国人在决定自己是否使用某一企业的服务时，要看其道德形象。&&&&&& 最近搬家，忙得焦头烂额。但是，有些小事非常受触动，以小窥大，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搬家的基本材料是纸箱。我需要一百多个纸箱。在美国，买这么一个纸箱大概要两美元左右，一百多个就是二百多美元，所费不薄。但是，现在算算，我总共只买了35个纸箱，剩下的全是白拣的旧箱子。省钱谁都会。但是，本来该在你身上赚钱的公司却要处心积虑地帮你省钱，这就有些稀罕了。我买纸箱的地方是美国最大的搬家服务公司之一U-Haul。我到了柜台说要买箱子，店员首先用手往营业厅的一角一指，告诉我那些都是免费的旧箱子。我过去一看，果然是些只用过一次的箱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数量还不少呢！我喜出望外，一股脑儿把它们全装在自己的运货车上，屈指一算，本来计划买50个箱子，现在只买25个就够了。再过几天，发现箱子还不够，就又去那个店里，又买了10个，还顺手拣了一堆旧的。但还是不够，我又跑到店里，索性什么也不买，把质量好的旧箱子清点一下，如数装载回家。第一次只拣不买还有些不好意思，以后就大大方方了。这样前前后后，我大概省了几十个箱子，省下不少美元。&&&&&&& 这些经历让我心里颇有些惊奇。我们小时候都接受过关于资本主义的教育，我至今还记得列宁的话：资本家在老百姓还吃不饱时，宁愿把大量的牛奶倒到海里。用经济学的分析，这就是要抑制供给，刺激需要，以达到抬高价格的目的。可是这家搬家公司呢？明明是要卖箱子，但它卖出的箱子上却写着这样的广告词：“为了保护环境，请重新使用免费的旧箱子，我们还会把你用不了的箱子原价买回。”为此，该公司的每个分售点都要腾出一块空间，专门放置这些旧箱子。其结果竟是让顾客不买自己的货！&&&&&&& 要知道，两美元一个箱子并不便宜。但在美国这种地方，这两美元也不可能有太肥的利润。公司要为自己营业厅的每一平米付租金。而U-Haul的许多竞争对手，就以半价出售旧箱子。我在想，这样经营，怎么可以赚钱呢？然而，这正是近年来美国企业界渐成气候的一个新趋势。企业不仅要打商业战，而且更要给顾客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增强自己的企业道德形象。&&&&&&& 美国有句名言：“要靠做好事成功（doing well by doing good）”。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企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的环保运动中，有许多像U-Haul这样的公司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许多美国人在决定自己是否使用某一企业的服务时，也要看其道德形象。这从最近的企业广告上就可以看出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广告上只字不提自己产品的性能如何优秀，而反复鼓吹自己的产品如何保护环境、如何资助第三世界。从这些美国企业产品的行为和宣传上，你可以说道德被市场化了，也可以说市场被道德化了。
中国需要一场“童年革命”
中国自古有“不打不成才”式的强制读书，有死记硬背的正统教育。过去以“读经”为基础的“童子功”，发展到如今“小升初”的疯狂竞争，乃至幼小的孩子居然被要求用英文来背诵奥巴马的讲演。
应该说，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也有诸多早期教育的疯狂。但是，双方在教育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分歧。中国早期教育的主流，仍然坚持着“以成人为中心”的知识传授的原则。西方则更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自发、自动型教育。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童年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古代的斯巴达，所有新生儿都要被遗弃到野外，让弱者死去，活下来的则作为未来有竞争力的公民被捡回来，并且很快就离开父母进入集体的训练营地。这样的教育，是不折不扣地把孩子从一出生起就当作成人来看待，让他们服务于成人的目标。后来西方的精英教育，也经常是让孩子反复诵读拉丁文、希腊文的古代经典。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曾说：儿童无可救药地被感性所束缚。一个新生儿不过是一堆本能反应之集合，所能做的不过是吃和哭而已。成人的优越感，由此可窥一斑。
但是，“童年革命”摧毁了这一成人优越论，也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
卢梭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童年革命”乃是伴随着19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土壤，首先是母亲地位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发达地区的城市工商阶层日益富裕。其家庭主妇已经不必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妇女那样从事繁重的生产和家务劳动。这不仅使她们能够更专心地养育儿女，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社交，由此塑造了母亲的崭新文化认同：母亲对婴幼儿的成长发育有着最强大的塑造力。一个心智健康的儿童，不仅反映了其家庭的良好品性，也是对这一家庭前途的最好保障。早期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欧美中产阶层中，精心养育孩子成为母亲的天然使命，并被卢梭()等哲学家所大力鼓吹，成为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
卢梭的《爱弥尔》，无疑是“童年革命”的开山之作。他称这本书本是为善于思考的母亲写的，并哀叹“我们对儿童一点也不理解”，在教育儿童时只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根本不考虑孩子的特点。这样，他就把童年和成年明确地区分开来，并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所谓“童年本位”，是通过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调动其自身的潜力，把他们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追寻着内心的渴求，大胆任意地探求世界。老师的使命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帮助孩子们发现这种内心的渴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求知欲”）。所以卢梭说：“我们的第一位哲学老师就是自己的手脚和眼睛。”童年是人类生命中神圣的时期。在此期间，孩子通过观察自然、运动肢体，获得对世界第一手的实证经验。这种实证的经验，恰恰是孩子心智生长的动力。书本则是邪恶的二手知识之集合，孩子在12岁前要从自然中学习，不应该读书。“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到了人的手里，一切就都蜕化了。”可以说，现代西方“以孩子为中心”的基本教育观念，卢梭都论述到了。
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授课”
不过，卢梭只是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开始在教育实践中应用他的原则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他在瑞士的伊弗东 (Yverdon)创办实验学校，收纳包括孤儿和农民子弟在内的各类学生。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教育：培育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冲动。当时欧洲的教育方法和现在中国的主流方式并无太大区别，都是老师无休止的满堂灌式授课外加学生背诵课文所组成，不好好读书的学生甚至要面临体罚的威胁。裴斯泰洛齐则彻底废止了这些，代之以“实物授课”(Anschauung)。书本的重要性被降低了。算术课引进了石头、苹果等实物，用以发展孩子组合（加法和乘法）、分离（减法和除法）、对比（多和少）等概念。地理课以野外考察为主，孩子们要自己测量地形、收集矿石和植物，并在课堂上进行描述。大些的孩子（八到十岁）则用泥塑制作周围乡间的立体地模。当他发现孩子们普遍喜欢绘画而讨厌识字时，就和助手创造了综合绘画因素的特别识字法，即“实验字母”，通过把字母分解成几类基本线条，以图像化的方式帮助孩子识别（实际上中国的象形文字运用这个方法要有许多天然优势）。总之，裴斯泰洛齐反对从概念到概念，要求学生在理解术语以前必须知道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实际形态。
这种先实物、后词语和概念的教学原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更符合卢梭所谓以孩子自己探求世界的欲望为核心、把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当成第一位老师的精神。用裴斯泰洛齐的话来说，孩子们在亲身的经验中要“首先形成自己的心智，然后再去丰富它”。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德意志教育家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ebel，）将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最终创立了幼儿园，改变了人类的教育体系。
福禄倍尔和幼儿园
在教育史上，幼儿园相对于大学来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冷落。大学是在推进人类的知识边疆方面有立竿见影的功能。幼儿园和文化巨人的创造顶峰则相去甚远，人们很难追踪其间的关系。然而，正如建筑师 和 木 雕 家 Norman Brosterman在其研究福禄倍尔的著作中所指出的，现代建筑运动和现代艺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格罗庇乌斯、柯布西耶、莱特、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布拉克等等，大都是第一代在幼儿园里长大的孩子。福禄倍尔的教育，塑造了我们现代世界的空间和视觉。甚至连普罗斯特、斯特拉文斯基、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卢瑟福等等的成长，都和福禄倍尔的幼儿园有关。
福禄倍尔出身于乡村牧师家庭，自幼丧母，对母爱极度渴求。其父曾试图以传统的方法教他阅读，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到了青少年期，他发现了自己在几何、制图等方面的才能。这些才能全依赖的是图像思维而不是语言。这样的早期经历，对他日后的教育哲学影响非常大。
1837年，福禄倍尔开始筹建自己的早期教育学校。两年后在当地的森林中跋涉时，他突然想出了这所学校的名字：“幼儿园”（kindergarten），直译是孩子们的花园。1840年，他正式建立了“全德意志幼儿园”，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上市公司的形态。他还向全德的妇女发出号召，让女性承担起在民族教育上的使命感，突破了妇女不出头露面承担公共角色的社会成见，募集了大量女教师。到1847年，全德有7所幼儿园，次年又冒出44个。到1851年，他开办了第一所培养幼儿园教师的师范学院。
幼儿园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创造。在此之前，7岁的孩子是不上学的，一上学就要学习读书写字。福禄倍尔则第一次把学龄前儿童组织成课堂。但他不是让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是强调他们自发、自由活动的重要性，把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核心。为此，他发明了“福禄倍尔礼物”，即12种手工材料，作为幼儿园的核心“教材”。
在“福禄倍尔礼物”中，占最重要地位的就是积木，其功能是让孩子们利用几何立方体来构造自己的世界。这一教育手段不仅和福禄倍尔早年对几何、实体的痴迷有关，更来源于他在大学中的学术经验。他本来是可以成为矿物学教授的。在晶体学的研究中，他深信世界就是由那些微小的几何形粒子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就像我们知道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一样。让孩子如此开始自己的认知过程，不仅是自然的，也是科学的。“福禄倍尔礼物”鼓励孩子用周围的环境作为自然的教育工具，就像科学家们在没有X光技术发现原子之前用自然的晶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一样，向孩子显示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帮助孩子建立与那些和他们一起玩的成人之间的纽带。不仅把裴斯泰洛齐实体教育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把其中的实物抽象化为代表几何元素的积木。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后来不管是在建筑、绘画、物理学，还是精神分析学中，恰恰是特别喜欢把世界还原成基本元素的一代。“福禄倍尔的礼物”由此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教育玩具系列之一。
1852年，福禄倍尔去世。但幼儿园的影响渐渐遍及全球，成为主流的学前教育机构。
蒙台梭利彻底颠覆了成人优越论
福禄倍尔逝世几十年后，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一下子主宰了儿童教育。如果说福禄倍尔是早期教育的教父的话，蒙台梭利就是教母。也许是因为女性对儿童独特的洞见，在“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上，蒙台梭利比卢梭、福禄倍尔恐怕走得更远。她是彻底颠覆“成人优越论”的人。
蒙台梭利指出，一个孩子在生命头三年的学习成就，要成人奋斗60年才能达到。孩子学习最有效率的时期，也恰恰是他们还不能和成人进行有效地语言交流、成人无法对之施加直接影响的时期。一言以蔽之，婴儿比成人聪明得多，他们能在短短几年无师自通地掌握语言等最复杂的交流工具。这是成人在有老师的情况下也望尘莫及的。成人在婴幼儿期不能指导孩子，实在是孩子之幸。这样他们就可以免于成人的污染，按照自己更聪明的方法来学习。因此，一个人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零到六岁，而不是大学。创造了一个人的，是零到一岁的孩子，而不是其父母。因此，父母不要试图当自己孩子的老师，而要当他们的伙伴，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自然生长的环境。
应该说，蒙台梭利为后来的“早期教育决定论”播下了种子。而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动辄以童年经验来解释成人的种种心理问题，也间接地强化了人们对早期教育的信念。
“以孩子为中心”成为西方早教的主流
在大致差不多的时间（也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以哲学家杜威等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进一步转化了美国的教育。杜威强调，传统的死记硬背方法压抑了学生的智力发育。他要求学校从书本中心转化到创造中心，充分利用传统乡村生活的教育功能。学生要通过各种手工、对当地政治的参与以及实地考察来丰富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自此以后渐渐确立为主流。这也是战后西方的早期教育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相信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验对成人有决定性影响之说，那么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作为整体，其童年经历和前近代的儿童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遗憾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有过多次学习西方的浪潮，如今经济也正在迅速现代化。但是，虽然有梁启超的《新民说》，有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以及“改造国民性”的高远理想，西方的“童年革命”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最让人感慨的是，当我们读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蒙台梭利这些早期的儿童教育家对旧欧洲教育的抨击时，每每感到他们所抨击的现象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仿佛中国当今的教育还像18世纪的欧洲！看看现在市面上的图书就知道，一半以上是教材和教辅材料。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都以教材为中心，在孩子的心灵中强制灌输成人的理念。用蒙台梭利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所忽视的就是人和人的成长。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几乎完全错过了“童年革命”，从来没有通过改造童年来创造“新民”。一个没有“孩子们的自由共和国”（福禄倍尔语）的社会，还算是一个现代社会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问的。
&&&&&&&&&&&&&&&&&&&&&&&&&&&&&&&&&&&&&&&&&&&&&&&&&&&&&&&&& 迈克尔·杰克逊和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作者: 薛涌
17:24:13&来源:南方周末 在没有录音录像的时代，你要想娱乐就得自己弹琴，而不是要死要活地当某大明星的粉丝。杰克逊的粉丝和我们这代人一样会老的，到那时他的作品或许被年轻人看作是老头儿老太太们的怀旧曲在迈克尔·杰克逊葬礼前，我投给《东方早报》一篇文章《杰克逊热可以休矣》。值班的编辑是个非常有职业精神的年轻人，他对我的观点严重不同意，他发短信希望我不要无视杰克逊对人类心灵的震撼。但他以“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精神，在葬礼那天，将我的文章以《迈克尔·杰克逊热可以告一段落了》的题目发表了。我随即也把原文贴到了我的博客上，两天时间引来两万多点击，一千多条留言。留言中99%对我加以痛斥，80%以上是辱骂，甚至有“弄死薛涌”之类的暴力语言，这在西方社会几乎可以被视为是死亡威胁，到了要打电话叫警察的地步。我当然对此并不抱怨。如同我一向强调的，“网络民意”的崛起是中国的巨大进步，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泥沙俱下，也要对网络的言论自由悉心保护，切不可因小失大。我只是有点为杰克逊本人伤心。他大概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粉丝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这种狭隘、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声音，大概和他的音乐不那么和谐吧。
迈克尔·杰克逊　图/CFP我在我的文章中不过是引用了纽约一位共和党议员的话，说杰克逊变态、生活低俗，媒体对他的死报道过分。我之所以对这番评论表示赞许，不过是因为当时媒体对杰克逊的“伟大”有一边倒的过誉，这位议员终于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我个人则并没有说杰克逊的音乐不好。我只是说他不是莫扎特，不是贝多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还无法盖棺论定。如果一定让我说老实话，把他和莫扎特、贝多芬比，实在是天大的玩笑。同时，我虽说他是个变态的人（其实这是连他家人都说过的），但把他的变态归之于从小受父亲的虐待，我觉得很值得同情。其实，看看美国主流媒体，也不妨对此进行反思。比如《纽约时报》在他葬礼的两天后就发表文章，批评和讽刺对杰克逊的狂热，还特别点名批判了某些政治家对杰克逊的过誉，斥责这些人：“你们如果没有能力做严肃的事情，就干脆什么也不要做，不如留着精力祈祷和冥想。”其实，我绝对不是个反杰克逊的人。我们一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很有分歧。妻子从大学起就听杰克逊，认为他的歌有些非常好。我是古典音乐迷，但一直意识到莫扎特在他的时代大致就属于流行音乐，文艺复兴虽然有古典文化的渊源，但也和俗文化的动力密切相关，因此从来不小看流行音乐。比如我就很喜欢披头士(The Beatles)，认为杰克逊确实有不少好作品，但20世纪流行音乐之王应该是披头士而不是杰克逊。我的10岁的女儿则是家里惟一有音乐训练的人，每天练一个小时的钢琴，自己也作曲。可惜，尽管我敦促她听听杰克逊，并愿意坐下来和她一起听，她则用古怪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爸爸，你拿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听是什么意思？”她觉得一切都太喧闹、太夸张、太粗糙。她还告诉我学校里杰克逊无所不在，是许多孩子的偶像，许多男孩子都模仿杰克逊，早让她烦透了。我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虽然彼此关系非常紧密，每天都在讨论各种问题，但大家的成长背景和口味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13亿的中国社会，大家的口味竟这么单一，乃至崇拜杰克逊到了疯狂的程度，容不得一个“不”字？这种崇拜，是说明了杰克逊的伟大呢，还是说明了我们精神的贫瘠？不要忘记，在披头士时代，披头士被奉为是“最伟大的”，其粉丝的忠诚与狂热不下于杰克逊迷们。但是，20年不到，杰克逊就把他们取而代之了。而杰克逊本人呢？如一些音乐评论家指出的，最近几年他的热度已经大减，他的财富更多是来自他购买的披头士的版权收入，而不是自己的唱盘。炒作他悲剧的死亡会在短期内促销其作品，带来巨大的商业收入，满足其债主的要求。但是，这种商业成功和以此为目的的炒作，很难给他带来像莫扎特、贝多芬那样的永恒地位。我不想贬低他的音乐。他的音乐的质量是一定的，本身并不会因为受众的疯狂和冷漠而改变。如今对他的疯狂，更多地说明是现代人精神的贫瘠，乃至人们似乎只有他，没有别的。文化的多元性正在消失，由此而塑造了对一个明星的依赖。你如果过度营养不良，就会把惟一的食品当作生命的一切。我们对比一下巴赫、亨德尔、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的时代。那时欧洲的人口不到两亿，而具有永恒价值的音乐家出了一大把。如今欧美的人口超过10亿，经济和教育水平也要高得多，却产生不出18世纪众星中的一个！一二百年后，人们听的还是莫扎特、贝多芬以及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之王”。也许到那时你恐怕很难找到杰克逊的影子。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对于这种人类音乐创造力下跌的解释。但是，音乐产业所创造的单一化产品、单一化市场，恐怕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18世纪的欧洲，仍然是封建诸侯林立，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文化竞争。不同的王侯，赞助着自己倾慕的音乐家，统一的音乐市场并没有形成，各种不同的音乐天才都有机会。但是，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后，一个几块钱的光盘，就会砸了一个音乐家的事业。试想，在过去开酒吧，你要雇用乐手来唱歌弹琴，成千上万的音乐职位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潦倒的乐师中会涌现大量天才。现在你买盘杰克逊，在大屏幕上一放，不仅便宜得多，而且更人气，那些潦倒的乐师丧失了基本的存活空间，不符合主流口味的音乐难以生存。要知道，在文学艺术上，红极一时的东西经常过几十年就毫无价值。许多真正的大师则在其生活的时代并不被承认。甚至巴赫死的时候也几乎不被当成作曲家，因为他那种巴洛克风格被新兴的古典乐派压倒了。他更多地是被作为演奏家、音乐教师和他几个作曲的儿子的父亲而被人所知。虽然莫扎特、贝多芬对他十分倾心，但他到了19世纪才被公众所再度发现。分散的市场，可以保持艺术的多元化，使真正伟大的艺术创造在历经时间考验后获得永恒。但是，单一的市场摧毁了这些。音乐产业在这种单一化中有既得利益：大众口味越单一，产品批量就越大，成本越小，利润越高。这种胜者通吃的商业机器，使许多潜在的天才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当然我们更不要忘记，在没有录音录像的时代，你要想娱乐就得自己弹琴，而不是要死要活地当某大明星的粉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钢琴还是美国家庭中在住房之后的第二大财富。现在的粉丝似乎比那时候的音乐爱好者更狂热，但是音乐素养反而差得多。这不能不是现代精神贫瘠的原因之一。我对别人喜欢杰克逊从来没有非议。在我看来，他几乎穷尽了所有的现代技术和舞技，从他对着麦克风的疯狂和虚张声势里，他的非音乐的因素太多，音乐本身太弱，反不如披头士音乐中的苍凉感来得自然。约翰·列农被刺身亡，死得更突然、更悲壮。但是，第二天他的伴侣小野洋子发表简短的声明：“没有约翰的葬礼。约翰一直在为人类祈祷，让我们也为他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简单干净地走，更像个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相比之下，杰克逊空前的葬礼，使他本来已经滞销的唱盘突然热卖起来，倒像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炒作，大概足以让他那些债主的钱袋塞满，但是却很难让他的音乐永恒。一位在我博客中留言的网友大声宣布：“瞧着吧，你女儿长大照样听杰克逊！”其实，我的女儿正是我们家里最反杰克逊的人。你看看历史上的所有流行音乐家，哪有能统治几十年的？杰克逊的粉丝和我们这代人一样会老的。到那时他的作品或许被年轻人看作是老头儿老太太们的怀旧曲。统治音乐时尚的说不定是什么约翰逊、麦迪逊呢。但是，莫扎特、贝多芬则是不会老的。因为他们不是时尚。再过二百年一千年，他们照样代表着人类的精神顶峰。&&&&&&&&&&&&&&&&&&&&&&&&&&&&&&&&&&&&&&&&&&&&&&&&&&&&&&&&&&&&&&&&&&&&&&&&&&&&&&&&&& 梁启超的信仰根底作者: 何怀宏 梁启超在日写给梁令娴（思顺）等孩子的一封信（《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中，这样写道：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中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所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与恶是不准抵消的。……并非有个什么上帝作主宰，全是“自业自得”，……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梁启超虽研佛学，但很少谈到他自己的个人信仰，这次是在给孩子的信中谈到，可谓深入肺腑，语重心长。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时，颇有点吃惊：以前不知在这位非常“启蒙理性”的人的心底，竟也有这样的一点神秘。虽然这些都是常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等，但将之作为一种内心的根本信仰以及立身的基本准则，却仍是不凡。这里的“善”、“恶”都是指切切实实影响到了他人的“善行”、“恶行”，而“报”则是相应的对自己所发生的结果。昔日西汉飞将军李广战功至巨，却不得封侯，他人为之抱不平，他后来自己倒有一个解释：他曾经坑杀过降卒。这也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业报”。但之所以说树立对此“业报”的信仰并坚定奉行还是不凡，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善行未得善报、恶行未得恶报的情况。对此或可解释为：有许多报应固是“及身报”，但也还有些似乎是“报在子孙”：先辈的德行庇荫了后辈，直接或间接地给他们带来福泽；先辈的恶行则带来了后辈的灾难。所以俗话有“为子孙造福”还是“为子孙造孽”之分。吾父是土改干部，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清匪反霸”，内定要将一位当地的小学校长——这位常被请去排解纠纷的乡间权威作为地方一“霸”斗争处死。吾父不忍，暗中将这一消息传递给这位校长，这位校长遂走避他省，虽然几年后仍被抓回，但风暴已过，逃得一命，只判了几年徒刑，日后的家族还在改革开放后繁荣致富。当时父亲的所为被发现后，虽被组织念其刚参加工作不久还可录用，但从此背上“阶级阵线严重不清”的“错误”而致仕途受限。吾家人多，也有过一些艰困的时候。而后来我们几个孩子都还算自立争气，有了一点出息，除了父母养育，细想也还有父母“为儿女积德”之因，尤其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或在冥冥中庇荫了我们，静夜思之，油然地深谢父母之恩。普通人如此，如果观察近代以来的名人伟人，是否也能发现一些这样的联系呢？比如林彪虽自奉甚俭，但作为名将，自然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毕竟对建国大业功不可灭，如果善保晚节，未尝不可以终其天年。但其后来积极帮助发动“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整肃“反党集团”，伤害了不少人。结果最后不仅自己夫妻身死异域，一个仅有的“虎子”也同机殒命（其子小名“老虎”，行事倒也有乃父之风），而惟一的女儿也很快堕入监禁和随后过着长期阴暗的日子。民间还有一说：“为子孙留余地”，即自己不将权力财富名声等各种资源占尽，为后代留一些福分。冥冥中是否有一种神秘的因果？常人不得而知但还是可能会有所尊重。而且，对这种“报”也还是可以有一些理性的解释的，比如说善行自然比较容易带来他人善的回报或社会的奖赏，恶也会引发正义力量的惩罚或招致别人恶的报复；父母善良的品质和作为会影响到儿女的行为和品德，乃至形成一种家风；而父祖一辈的恶行和树敌也会带来宿怨，从而影响后辈的行为和生活品质。甚至父祖辈太大的光环、太多的财富，太大的名声也可能使后辈或意志消蚀，好逸恶劳；或意气消沉，不愿进取。所以，西方的一些亿万富豪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事业成就之后，反而有一种散财之道，他们还是会努力给儿女最好的教育，但却不是给他们留下最大的财富。或者说，体现在这种散财之道中的“德育”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教育，而这种“散财”既是一种泽福广泛的公益事业，也便是一种更有远见的“为儿孙造福”。梁启超及家人在卧佛寺附近有一个幽静的墓地，在那里盘桓的时候，我曾深感做名人或伟人的儿女虽然可能大都不易，但梁启超的九个儿女却都相当出色，在近代中国的名人伟人子女中总体来说大概是最有出息的。有人说这是由于墓地的风水好，我却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更多地还是和其先人的德?而非葬地有关。【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