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国富与民富_网易新闻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国富与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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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又在一个关键点上，缩小收入差距、控制房价增长、消除城乡差别……都是横在改革之路上无法回避的关卡。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最近刚刚出版了《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在采访中，陈志武坚定地给出了中国改革前路的方向——延续“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进一步推进市场化。
对于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您看来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够？
陈志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原因肯定在其他制度架构上。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有几点：
第一是城乡歧视，如户口制度，使农村人不能像城里人那样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子女不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比如说，北京人进入大学的考分就比其他省、比农村学生的考分要低多了。2009年，北京平均每一万九千人有一人进入北大或者清华，而湖南每四十万人口才有一名高中毕业生进入北大、清华。由于制度原因，农村人的人力资本从一开始就不如城里人，加上就业歧视，使农村人跟城里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是国有经济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使过多收入流入政府，而普通百姓收入偏低。石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比其他行业有更高的收入、福利，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些行业都由政府拥有并经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有，政府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把全国金融资源汇总在一起，由各大银行总部加上发改委统一安排使用，结果是我们看到的，金融资源用来重点发展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对于更多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来说，由于缺乏资金，经济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大中城市。
第三，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过大，这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整个社会的金融储蓄、投资机会、行业准入、税收等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时，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当权力决定收入机会、财富机会时，社会中的收入差距必然很大。
所以，应该做的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相反。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一方面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即进一步市场化。
国有经济分量过重，会对法治建设造成威胁。道理很简单，国企后面的股东是国家，有这样一个掌握权力的股东在背后，国企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我们知道，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很难平等，行业中如果有一两个大的国有企业的话，法治就很难实现。
除了国企的垄断优势，在许多人看来，高房价也是导致“民穷”的原因。
陈志武：政府的房产政策目前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房价涨了会带来过大资产泡沫，种下未来金融危机的隐患；跌了会带来近期的银行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让土地财政没门了。房价已经太高，高得离谱，由于政府的土地收入是高房价的主因之一，高房价成了民间收入转入政府的第三通道，另外两条通道是不断扩张的税收以及国企的垄断利润和资产增值。因此，高房价、高税赋、高国企垄断利润是民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的三项具体原因。
但与国人争利的还有国际资本，比如日益抬头的国际贸易壁垒，来自欧美的升值压力，中国是否应该警惕类似二十年前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
陈志武：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应该像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推动自由贸易的理念。因为中国今天面对的挑战和两百年前的英国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那就是打开海外市场，保证生产原料的来源不受干扰。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并且强调普世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才有利于解决国与国的贸易争端。
在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已经这么高之后，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如果中国换个位置，处于对方的贸易逆差地位，中国社会可能也会这样反应。中国除了要强调自由贸易、推动自由贸易理念之外，从根本上还是要在国内进一步改革，特别是通过国退民进的改革，把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还给老百姓，这样才能让民间消费有增长的收入基础。
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日本在美国逼迫下调高了汇率，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日本政府在那之前死死顶着，不愿意让日元升值，才使得日本的资产价格、土地价格像现在的中国地产价格一样，一再往上涨，使得日元再也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升值。如果早让日元升值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把不升值的恶果，归结到最后“不得不升值”的头上，是错误的。
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年之所以萧条，不是因为广场协议，而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日本社会不愿意改变现状的惰性。二十年前中国制造业开始兴起，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比日本低那么多，日本的一般制造业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而日本经济到今天都还难以改变对制造业的依赖，这就注定了其经济必然萧条。
就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而言，我认为，不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首先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目前出口商品和工业结构普遍存在的问题：资源消耗太多；环境污染严重；对人体健康耗损过多。现在资源消耗型的制造业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是在鼓励高资源消耗型、高环境污染型的制造业去继续扩大生产，去低收入地透支中国社会的未来环境和人体健康。
人民币升值问题不应当被政治化，按照市场原则，汇率应不应该调，不应该去管。有时候某种强硬姿态在一定范围内是健康的，如果过头，就无法理解了。
谈到收入分配问题，有不少经济学家想到了改革中国税制。
陈志武：在西方国家，征税权是被控制在立法机构手中的，要增加新的税种或调高税率，必须由议员投票通过才行。但中国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帮着他们找借口增加各种各样的税种。与此同时，很少有人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一块钱，又给民间回馈一块钱的公共服务，或者带来了一块钱的好处？
很多人喜欢说，政府征税是为了实现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但他们忘了，这些税征上来以后是怎么样花的，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过程？在决定这些钱怎么样花的时候，人大代表有没有发言权？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合理的、受到监督的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话，这些钱收上来只是给一些人违规操作、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豪华政府办公大楼、更豪华的汽车、公费旅游等等。这是问题所在。所以，税制改革的关键是把征税权收归人大，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另外，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过程要公开透明，让媒体和公众广泛讨论，要有实质性的民主监督问责。否则，我希望大家不要随便提议征物业税、不动产税，这种税，那种税，那是在给老百姓帮倒忙。
那么,通过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能缓解社会不公正问题吗？
陈志武：收入分配只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方式之一，或者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只是更深的制度问题所带来的结果，甚至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本源。我知道，一谈到调整收入差距，多数人马上想到的办法是增加对富人的税率，亦即所谓的转移支付，或说二次分配。但是，那是一种典型的缺乏想象力的思维。从表面看，一些群体收入高，另一些群体收入低，为了拉平收入差距，从收入高的群体拿走一些收入，然后将其补贴给收入低的群体，这不是很好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是，这种浮于表面的解决办法，不仅会把中国重新带回到计划经济“大锅饭”的时代，让谁都没有动力做好、做成功，使蛋糕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正如上面所说，今天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更深层的制度安排所致，是权力过多管制经济资源所致。还有，社会之所以感到不公，是因为类似央视大火遭到起诉的，不是更高、有正职的人，而是那些“副主任”之类和没有任何权力的鞭炮仓库员与搬运工。
刚才您提到城乡歧视和户口问题，废除户籍制度难道真的是药方吗？
陈志武：城市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愿看到自己手中的利益让农民分去一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很难，也因为农民没有真正的代言人，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重视。户籍制度是一种身份歧视，所有中国公民，不管他在哪里出生，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该享受同样的权利和机会。
除了户籍问题，跟农民有关的最重要问题其实是土地，但不少农村问题专家却很反对在短期内实现土地自由流转。
陈志武：我们研究资本化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土地也好，矿藏资源也好，如果其产权不可以自由转让，不可以做抵押借贷的话，最终哪怕再值钱，也只能是“死财富”，不可能变成“活资本”，不可能用这些“死财富”赚钱。土地的产权只有具体化到个人，而且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转，这种财富才能变成“活”的、能以钱生钱的资本。很多人担忧，如果土地可以变卖的话，万一这些农民把钱拿到手以后，就胡乱花掉了，那怎么办？关于这一点，秦晖以及其他经济史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所讲的，土地的兼并收购，是造成过去农民贫困、国家改朝换代的原因，反倒是土地拥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农民的生活历来越富有，那些地方的人反而不想革命。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城里人没有土地，不是照样生活得比农民好许多吗？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就是任何当事人本身，比别人更清楚什么对自己最好。农民自己比那些农村问题专家，更能把握好自己的财产，包括土地财产！给农民土地产权以及土地转让的自由，总比别人强制他们接受某种安排要好！如果真的担心农民卖了土地活不下去，可以像在城市所做的那样，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给农民同样的待遇。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将土地资本化，或做抵押贷款，或干脆就把地卖掉进城，做各种创业和投资，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么，当前农民收入和消费裹足不前，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刚才我们谈到户口制度问题，那是关键。这里我也想强调，不管是对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对解决“三农”问题来讲，最主要的途径是允许土地流转、转变土地的用途，让农民变成非农。靠农业是不可能从本质上增加农民收入的，因为土地的农用价值十分有限。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城市化、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使土地增值。比如，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1870年至1915年的四十五年间，美国的真实土地价格翻了三倍，澳大利亚的地价翻五倍。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情况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很类似，正是因为非农的发展，中国的土地也在快速升值。但由于土地的所有权不归农民，土地的买卖权、农转非权不在农民手里，他们享受不到土地资产升值的好处，只能卖苦力挣血汗钱，收入和消费当然裹足不前。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让他们享受到土地升值的好处，自己决定哪些农地用于非农、多少农地用于非农、以什么价格投入非农、农地转让给非农的价格怎样分配等等。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也是农村其他制度设计与演变的起点。
西方大量畅销书去年开始关注“中国模式”，真的存在所谓的中国特殊论吗？
陈志武：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我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国奇迹”并不稀奇，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做的东西怎么卖、到哪里去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有了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才使中国能够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在短时间内取得别的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这是全球化时代带来的。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无法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建设性的视角。
封面陈志武像：李媛绘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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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讯（记者孙雨）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创始人卡森·布洛克日前向市场发出警告：投资者应小心在香港上市的内资股票，在未来数周将发布一份有关中国公司“出售评级”的报告。该公司去年因做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而名声大噪。　　从今年3月开始，香港股市内资股就频现由审计师辞职引发的信任危机。3月15日，内资童装公司博士蛙公告称，由于审计师辞职推迟公布业绩，导致其股价跌幅近46%，截至昨日依旧处在停牌状态。此后，大庆乳业、岁宝、人和商业等公司陆续陷入风波之中。目前已有超过20家内资香港上市公司延发年报，其中超过7成已处于停牌状态。　　其实，早在去年第二季度，香港曾爆发过一波同样惨烈的民企股洗盘潮，受波及的股票跌幅几乎都在40%以上，始作俑者便是浑水公司。而据Wind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在浑水等一批做空公司的围剿下，在美国上市的254家中国企业中，仅16家公司全年获得正收益，其中超半数公司股价跌幅50%以上，有28家公司被勒令退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针对这份警告表示，尽管前一段时间浑水的报告遭到质疑，但如果报告确实发出，仍将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小的影响，这对目前正在遭遇信任危机的在港上市内资股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于浑水提前放出“做空”信号，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GT认为，做空机构有时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见解，但有时也会故意炒作以将股票价格拉低从而获利。但中泽嘉盟董事长吴鹰则认为，浑水的一些指责是有一定根据的。而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也表示：“我们不应指责浑水和华尔街分析师，如果中国公司没有作假，别人也挑不出毛病。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公司可以被挑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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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教授陈志武指责中国统计造假 谁是始作俑者
陈志武指责中国统计造假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微博上表示，“货币是否超发？从专业讲，通膨率是唯一能准确判断货币是否超发的指标。当然前提是通胀数据准确，没被化妆整容。可通胀数据没被手术吗？按历年官方通胀数据算，从90年至今物价才累计涨1.7倍，当年一百块钱的生活今天270块就能达到；00年至今物价累计涨31%，12年前花一百元的生活今天只需131元。你信吗？”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以下为微博热议：
　　老驴识路：回复@一喜草:新钱不一定就是增发的钞票，人民银行会定期把旧币回收由销毁中心统一销毁。货币超发也不一定就是印发的钞票过多导致的很大程度上还和金融衍生品和部分储备金制度等等一系列的缓解都有关系。
　　子夜墨客：你这是根据官方的通胀数据推算出来的。事实上，实际通胀水平要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娱乐至死--大喜咒：掰成4伴儿才够花
　　湘哥1：根据货币数量论，经济中可得到的货币量决定了货币的价值，货币量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量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但绝对不可能是唯一原因，陈教授乃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人类的心理预期及由预期引起的正反馈也可能与货币因素。
　　来安金艺：瞎掰，十年前我的钞票刚好买一套房，如今辛苦了十年现在的资金加起来也只能买一套房，苦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了！
　　湘哥1：难道物价的上涨全部归于货币因素吗？商品的价格还在于其稀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选择来决定，是动态现象。通涨是部分原因，甚至连主要原因也谈不上。社会财富的增长、人工成本的上升都有可能引起商品价格长周期的变动。
　　奋进号飞船T：糊弄是一个不好的习惯，糊弄别人的同时，也是在糊弄自己。
　　空无所空：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捅基局砖家信了
01/19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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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现受聘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亿邦动力网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网上零售大会演讲
以下是亿邦动力网对话陈志武：
创业新方向看医疗健康
亿邦动力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但创业和投资泡沫仍然严重，如何看这种冲突？
陈志武：应该从两方面看，第一，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欣欣向荣，往上突飞猛进，能够提供的容错空间就非常大，粗放式的创新也可以活下去。
另一个方面讲，尽管整个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对电商创业者，基本没太多影响。
互联网提供的是低成本、渗透面比原来更广的机会和空间，可以在经济规模和结构上发挥电商和移动互动网优势。在结构性方面做更多的创造性破坏，使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亿邦动力网：互联网是资本驱动性创业，随着美联储加息，在投资层面会不会对互联网创业形成压力？影响程度有多大？
陈志武：这种压力更健康。虽然美联储加息后，资本的流向总体上往美国去。但对真正有能力创业的人是有利的。
过去两年中国的PE、VC资金太多，好坏企业都得到很多资金支持，使各个电商行业竞争厮杀程度太高。随着资金外出压力增加，PE、VC、天使基金会更认真区分企业的好坏，真正好的电商创新企业生存空间反而会更好。
至于影响程度，不会是突然断崖式的变化。至少我了解到，比如IDG、红杉资本还在发行新基金。从他们融资进展来看，还是会有很多基于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看好中国，中国很多行业还有很多机会。
电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行业，另外就是娱乐、动画、医疗这些会继续看好。老百姓要消费，有钱以后非物质消费需求增加，医疗、卫生、健康需求增加。
亿邦动力网：如果说未来在医疗、教育领域，但似乎用互联网+方式并不能真正有效的改变这些行业？
陈志武：在政府层面要做得更多。第一投资环境要真正改变，体制制度方面、法律方面、政策方面不能随便改动太多。要是一天到晚改来改去，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没人愿意去创业了。
第二，私有财产保护和契约精神，中国要坚守一些底线原则。中国13亿人创业，个人层面不会有问题，关键制约在政府制度。
全球化看移动互联网和服务业
亿邦动力网：中国和美国互联网越来越有领先的趋势，投资中国互联网和美国的互联网有什么差别？
陈志武：差不多吧。在美国，互联网电商相关领域还是最能带来激动人心的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和国内一样最让人激动。除了生物医药还是和互联网有关的领域是创新活力最大的。
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机会可能比美国还要更多一些。比如互联网金融，在美国，社区金融机构无孔不入，今天美国还有七八千家社区银行。互联网来了并不能对美国金融服务的渗透面带来那么大影响。
相对而言，中国很多地区以前得不到金融服务，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利，可以跳跃式的把原来涉及不到、服务不到的社区和群体一下子服务到。所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很活跃，在美国没有那么多人对这个感到激动。
电商也是，美国传统的商业历来就很发达，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在60、70年代从美国的南方阿肯色州，农村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慢慢做起来，在美国各个乡村、小镇、大城市都渗透了。这样有了亚马逊，对成本各个方面带来很大影响，但不是革命性的。
而中国只是最近十几年形成连锁店，中国很多的社区，特别是农村、乡和县的商业服务是比较有限的。这样的大背景下，电子商务出现后提供了低成本、渗透面又很广、便利度又很好的新方式，可以跳跃式的更高层次的服务中国的各个角落。
亿邦动力网：中国电商更多和亚马逊一样做零售业，其实传统行业有很多机会，在美国投资热点在向传统行业转移吗？
陈志武：我了解到耶鲁的一些MBA毕业生，很多都去利用移动互联网整合零散的杂货店、餐馆。我女儿的同学创办了一个公司，就是把家庭主妇做得很好的菜让别人来订，这样一来家庭主妇不需要开餐馆，利用家里的厨房多做几份，就可以卖给周围喜欢吃她做的菜的人。通过移动互联网把不同资源和资本最大化调动，和中国现在各个行业做的差不多。
亿邦动力网：我们看到中国更愿意通过跨境电商把海外商品聚集在国内，未来对于出口行业有没有更好的路径，通过互联网协同和改变？
陈志武：阿里巴巴最主要的就是出口，做的很前沿、很深，有千万级的全球中小企业。很多印尼、非洲、拉美、美国的公司都可以在阿里巴巴网站找到中国浙江、广东、福建、湖南甚至于陕西、甘肃的中小制造商，基本通过跨国互联网，已经建立了供需双方的联系。他们更多的空间应该是在服务业、地区零散整合上。
亿邦动力网：服务业做到跨国？
陈志武：有一些还是可以跨国。靠各个不同创业者去想象。比如医疗原来可能觉得是很难跨国、跨地区联网，但是现在可能通过互联网视频、微信视频就可以实现。我在美国和北京通过视频很容易建立联系，原来的数据网络流量不是很大，视频做起来太累，不会这样有效，现在视频效率、效果越来越好，这样一来在纽约的医生也可以给在重庆、北京的病人做诊断。
2012年我母亲在湖南一个县城医院治病，心脏有关的病，在美国我有一些做了30年的医生朋友，我每天早晨和晚上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把信息传给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他们反过来告诉我大概开什么药，如何去用。那几个星期体会了一下跨地区的医疗服务。
后来美国的医生朋友感觉在简单的医药方面，中国农村县城医院的医药和美国基本上没太大差别。就是说美国那边需要什么药，县城医院基本上都有，品种、名字可能不一样，基本元素是一样的。缺乏是什么时候该怎样去用？用多少？在手段方面需要协调。
那一段经历让我慢慢熟悉了互联网在跨国医疗服务方面可以做的事情。
经济结构调整难点还是在政策
亿邦动力网：受出口疲软压力，中国制造业一直在提转型升级，目前为止是不是可以判定说并不乐观？
陈志武：这个是地方债务原因。据我了解很多经典的行业，比如电解铝、钢铁、水泥产能一直过剩，过剩的程度不断创新高。境外很多人不能理解，怎么回事？那么多的行业产能过剩，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严重。
其实了解中国的人去看一下，和地方债务有很大关系。各个地方要保障当地就业、GDP、财政税收，不断鼓励制造业做更多投资。企业还不起债务，还不起贷款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出面，必然会把过剩的旧产能保留，新的产能不断增加，就造成了过剩局面。最后转型升级说了很多年，没办法实现，和整个体制分不开。
中国的制造业要改变没别的办法，只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据我的了解，过去最赚钱是房地产，电解铝、玩具、光伏等行业本身知道亏损，但没关系，产能严重过剩，但只要企业做得很大就对地方政府有吸引力，地方政府就会邀请企业开新的制造基地，企业会要求地方政府给一些地，然后其中一部分拿去开发房地产。
对企业来说，可以拿到土地在房地产行业赚更多的钱，补偿制造业损失。为什么这样？和整个土地集体所有、国有，地区政府控制土地供应，有很大关系。
亿邦动力网：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说到拉动消费，调整供应链结构，难点在哪？
陈志武：难点是税收压力太大了，控制太多了。道理蛮简单，中国老百姓没办法更多消费是因为GDP增长中间分享到的收益占比太少了。之所以那么少，一是政府通过征税拿走得太多，二通过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土地拿走资本太多。
谈到供给端结构调整，如果政府的财政税收制约不能减少，政府拥有的资产不能实质性减少，这些讨论没办法带来实质结果。
亿邦动力网：想通过拉动消费倒逼供给侧改革，不成立？
陈志武：是不是百分之百实现很难，是不是实现20%、15%？还是有一定概率。所以到最后可能在重庆、无锡、杭州这些地方多多少少带来一些发展的空间，至于说是不是长久持续，能不能百分之百，很难。
互联网金融监管晚了些
亿邦动力网：您说到互联网金融，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的普惠服务，但中国超过40%的P2平台存在问题。下半年，P2P问题更是集中爆发，像E租宝700多亿的规模，被查后银行账上资金只有10几个亿，这些平台的问题会触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吗？
陈志武：P2P平台出问题是迟早的。目前P2P规模还是蛮有限的，银行存款100多万亿，相对于70、80万亿元的贷款规模来说，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互联网金融资产占比还是很有限的。
当然对个人参与者来说，有可能涉及到一家人的储蓄，包括年长的退休金也在上面。我也在很多场合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互联网金融给你带来那么好的回报，里面的骗子太多了。
现在P2P出问题比较早发生不是坏事，可以警示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太贪的个人。
亿邦动力网：整个互联网金融向更健康发展，要注意哪些风险？
陈志武：我觉得人民银行主导下的监管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其实各个方面的归置启动得太晚了一些。据我了解，之前在互联网口号之下，监管部门不敢动，受约束。但是6、7月份股灾发生后，让更多人看到要是完全失控，对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太大了，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归置的空间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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