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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偷渡苏联的日本女明星令全国哗然
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柠，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作家、艺术评论者。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图书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理解日本&，译有内
作者|刘柠，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作家、艺术评论者。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图书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理解日本”，译有内山完造《花甲录》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1938年（昭和十三）1月3日，远东时间晚6时。桦太（即库页岛。二战前，以北纬50度为分界线，日俄分占其南北）日苏边境，极寒地带的冰天雪地，气温低于摄氏零下30度。一男一女手拉手，从南向北，艰难行进。每一步，都要拨开深雪，走得很慢，像雪中漫步似的。但快到边境线时，男人突然加快了速度，边走边扭头对同行的女性喊道：“扔掉行李，快跑啊！”二人踉跄着，一路朝前狂奔。待到终于把国境线甩到身后的时候，二人已成了两团雪球。日本的边防警备兵一直追到国境线边上，但惟恐引发日苏边境冲突，故未开枪。对面苏联的国境警备队飞奔而至，将二人保护了起来。二人中的男子，一脸狂喜，用俄语对苏军士兵大声说：“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逃到苏联来避难的。”偷渡国境者，是一对恋人，正处于“不伦”中。女性是日本当红的大明星冈田嘉子，时年三十六岁；男性是左翼戏剧家杉本良吉（原名吉田好正），比冈田小五岁。翌日，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事件，竞相标题党。如《朝日新闻》的报道，破例冠以三行大字通栏标题：谜一般的杉本和嘉子·果然入俄以手枪胁迫雪橇·踏雪越境黄昏时分身影消逝于远方[1]不过，“手枪威胁”云云纯系煽情，二人并未携带任何武器。风华绝代的名女优，与情人私奔，亡命红色政权苏联，寻求“赤地之恋”……各大报纸以耸听的噱头，十足吊了一把读者的胃口，想不关注也难。一时间，偷越国境事件成了国中最大的八卦。从KGB档案中发现的作为未决囚犯的冈田嘉子，与偷渡前夕拍摄的肖像照相比，已判若两人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冈田嘉子的怕是少了。但在昭和初中期，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作为活跃在银幕（默片和有声片）和话剧舞台的一线女优，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吉永小百合。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生于广岛市细工町（即现在的中区大手町）。日后，人类史上最初的、也是唯一的非实验性核弹投爆地，正是那个町——此乃后话。嘉子生就一副美人坯，因母方有荷兰血统，嘉子的脸型和五官有种异国风。父亲是受过自由民权运动洗礼的自由派新闻记者，生性放浪，加上记者的职业，居无定所，处处遗爱。嘉子从小随父四处移居，从朝鲜的釜山，到横须贺，到东京的汤岛，光小学校就换了八所。但放荡归放荡，父亲对爱女始终视为掌上明珠，发誓绝不让嘉子成为庸俗的上班族男人的“糟糠妻”，为此，给她以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自由主义教育。当学校举行宫城遥拜（面向东京皇居方向敬拜）时，父亲便鼓励嘉子翘课，在家里听音乐，读外国绘本。应该说，这种教育对嘉子自由奔放的性格养成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不仅是教育，嘉子之走上文艺之路，也离不开父亲的点拨和提携。1915年（大正四），嘉子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7年，父被北海道小樽的《北门日报》聘为主笔。翌年，嘉子从美术学校毕业，进入同一家报社做了一名女性记者——这在彼时，相当罕见。同年，在慈善演艺会的演出中，客串女主角，其惊人的美貌，使观众动容。因父亲与在东京主持艺术座的岛村抱月和剧作家中村吉蔵是旧识，遂随父上京，成为中村吉藏的女弟子。但随着岛村抱月病殁及岛村的情人、大牌女优松井须磨子的殉情，艺术座宣告解散。后中村联手松竹，成立新艺术座，嘉子在《卡门》中饰演女配角，从而跨入东京演艺圈的“窄门”，一跃成为新话剧界的明星，并开始频频“触电”（演默片）。她饰演的情爱戏，大胆出位，令那个时代的观众不得不调整呼吸的节奏。而与此同时，嘉子我行我素、“爱谁谁”的性格使她成了著名的“丑闻女王”。先是与演剧青年、早稻田大学学生服部义治的爱情“初体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产下一子，后以嘉子“弟弟”的名义，落户娘家。这位名叫冈田博的“弟弟”，后来成了一位著名医师。1946年，在上海行医时，曾与日本军方留守在上海的情治人员一道，搭救过遭软禁的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的日籍夫人嵯峨浩母女。嘉子拒绝了服部的逼婚，但在地方巡演途中，又与年长自己三十岁的明星山田隆弥同居，服部青年愤而卧轨自杀。剃刀边缘式的爱情试炼，仿佛是催化剂，使嘉子在艺术上更趋前卫，作为一线明星，先后在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村田实等大牌导演的片中出演女主角，成为日活、松竹、东亚等映画公司争抢的人气女优。可丑闻时刻与人气相伴，代表战前新派文艺的大明星的反面，是所谓“问题女优”“魔女”的社会既成偏见。1926年（昭和元），嘉子在一场演讲会上，呼吁社会“要严肃地看待女演员”，被视为女性艺术工作者的“人权宣言”。但任何努力都难以抗衡日本映画界的庸俗文化和日趋保守化的时代空气。特别是1925年（大正十四），《治安维持法》出台后，嘉子感到自己的创作空间被压缩，未来在国内也不可能有大作为。作为左翼明星，嘉子开始憧憬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理念，并暗中寻找同情者。1927年，在日活大片《椿姬》的摄制现场，作为女主角的嘉子，受到导演村田实的当众责骂。嘉子内心倍感委屈，找饰演男主角的男优竹内良一倾诉，遂演出了爱情大片之男女主角共同私奔的一幕，致影片受挫难产，被媒体大报特报，成了大丑闻。二人不久结婚，但双双被日活解雇。其间，嘉子又遭遇了挚爱的母亲的去世（得年仅四十六岁），人气始下坠。后虽然在名作家直木三十五的筹划下，以嘉子为看板，设立了“冈田嘉子一座”，并在内地和朝鲜、大陆、台湾巡演，却难以挽回运势。且同为电影明星，嘉子的人气盖过了竹内，也令竹内郁闷，致夫妻关系破裂，竹内沉湎于酒精。1934年，嘉子的艺术领路人、父亲猝逝，她有种五蕴皆空的感觉，日益收紧的社会言论空间也令她感到窒息。杉本良吉，演员，日共党员，左翼文化运动领袖正在这个当儿，杉本良吉走进了嘉子的生活——二人因在一部影片中共演而坠入情网。杉本是有妇之夫，而冈田嘉子与竹内良一也并未离婚，一桩珠胎暗结的情事迅速升温。杉本良吉年轻有为，虽是职业男优，但作为日共党员，事实上扮演着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角色。1922年（昭和七），杉本得到日共指导层宫本显治的指令，派遣他与左翼作家今村恒夫前往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二人暗中行动，到了北海道的小樽，但未能筹到偷渡的船只，只好返回东京。而与此同时，杉本因另一桩案件，遭官府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眼瞅着“满洲事变”[2]后，日本政府对左翼活动的弹压日甚，杉本担心一旦征兵召集令下达，自己或被送往前线，或被收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面临“不伦”压力和创作瓶颈的嘉子，也一筹莫展。据她后来回忆：动议越境去苏联的是我。听了我的话，他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明快起来，然后对我说：“如果能去成莫斯科的话，我有共产国际的工作，而你尽可以学你的话剧。”松竹大片《春姬》，因男女主人公双双私奔而受挫，难产对杉本来说，嘉子的动议不啻为顺水推舟，原本就身负重任的杉本，旋即再度投入了行动的筹备工作。虽然思想左倾，但政治身份“清白”的名女优冈田嘉子，提出去桦太“慰问国境警卫官兵”，顺理成章，全无障碍。在职业革命家杉本的策划下，一切顺遂。1月3日，下午3：30，二人从半田泽的警部出张所出来后，未折返，却乘雪橇车直奔边境方向。半小时后，顺利越境。在看到苏军边防兵，知道自己已被置于苏方“保护”下之后，杉本深情地对爱人说：“托你的福，我们终于到了苏联。为你，我可以做一切，一生都抬不起头来。[3]”不承想，这竟成了这对情侣到达苏联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情告白。当时的苏联，与二人的天堂想象相去甚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前一年（1937），刚颁布了《反苏维埃肃清令》。一时间，风声鹤唳，夫妻反目、兄弟阋墙，邻人密告、鸡飞狗跳，遭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市民，数以百万计。彼时，苏联视日本为潜在威胁，对“日本间谍”多有检举。而杉本良吉的经历——伪装的左翼知识分子，偷越国境——与苏共对日谍的想象很接近，更致命的是，杉本无法提交证明其日共党员身份和派遣任务的“委任状”。于是，入境仅四天后的1月7日，二人遭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入境”，被押送到萨哈林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临别之际，杉本紧紧拥抱哭泣的嘉子，并以最快的速度，教了她三个俄语单词：“谢谢”、“厕所”和“再见”。——这是他们最后的拥吻。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收容所里，这对情侣被分别羁押在两个相邻的房间，由GPU（契卡，KGB的前身）轮番审讯。冈本嘉子经历了残酷的拷问。十年后，她在致苏共当局的申诉信中如此写道：审讯极其严酷。我被要求站着，五天五夜不得睡觉。我的身体不堪忍受，精神状态濒于崩溃。为我做翻译的金姓朝鲜人对我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间谍的话，就可以作为苏联人得到赦免，否则的话，会把你送回日本去。我想，与其在日本的监牢里度过一生，还不如被送进苏联的监狱。苏联戏剧革命的领袖，戏剧理论家梅耶荷德，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开罪斯大林，于1940年被处决隔壁不时传来杉本的惨叫。作为女性，嘉子身心俱损，承受力已至生理极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一批KGB档案，内有一张冈田嘉子作为未决囚犯时的照片，与偷渡前夕的大明星判若两人。在万不得已之下，嘉子噙泪供述：“我们是抱着间谍的目的越境的。”凭这条“供述”，杉本受到更残酷的审讯，为求“宽大”，被迫自证其罪：“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间谍，得到军部的指令——与世界性的戏剧理论家、导演梅耶荷德联手，企图谋害正在观剧的斯大林同志……”肃反是一张天罗地网，所谓“证据”是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闭环，而一个个这样的“证据”则构成了连环套一般的“证据链”。接着，苏联戏剧革命的导师梅耶荷德作为“日本特务”，被处决。对斯大林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位越境的日本文艺家，既是飞蛾扑火，亦不失为一个绝好的“礼物”：以此为由头，艺术上稍嫌“出位”的先锋艺术家、文学家，纷纷遭整肃。1939年（昭和十四）10月27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冈田嘉子有期徒刑十年。而杉本良吉则于同月20日，被执行死刑，年仅三十二岁。但冈田始终被告知，杉本是病死在狱中的（死于肺炎）。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被赫鲁晓夫批判、鞭尸，冈田嘉子终于收到了自己的恢复名誉通知书，与通知书一起寄来的，是一纸杉本良吉的死亡证明书。冈田在收容所中，不懈地写申诉信，要求重审自己和杉本的案子，但均遭无视。冈田嘉子在收容所中写的致苏共官方的申诉信关于自己越境后十年的生活，冈田嘉子对外一直声称，“得到当局许可，住在俄罗斯中部的奥伦堡市，寄宿于一位名叫阿娜斯塔西亚的大婶家，学俄语、画画儿”。对此，曾对苏联肃反时期的收容所做过详尽调查，并拍摄了揭秘性纪录片的作家、制片人今野勉认为，冈田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事实上，“她在极寒地带的收容所和内务监狱中度过了牢狱生活”。今野的证言指出：冈田在收容所中，冒着被粗野的男囚犯袭击的危险，从事森林采伐等重劳动。进言之，她之所以对收容所生活讳莫如深，其真正的理由是：昭和十八年（1943），被移送至莫斯科卢比扬卡（人民内务委员会，即后来的KGB总部）的监狱。在那儿，面向肩负对日战略的谍报人员，讲授日本语课程。而这种履历，属于“绝密”性质，且肯定构成了冈田出狱的交换条件之一。因此，冈田才不得不以苏官方精心编织的所谓“学俄语、画画儿”的“物语”，“演技”终生。太平洋战争期间，还曾在哈巴罗夫斯克参与过对日战略放送。1947年（昭和二十二），冈田嘉子获释，被分配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做日语播音员。后与在同一职场工作的日本人同事、小她十一岁的前日活男优泷口新太郎恋爱并同居。嘉子曾谈过与泷口的爱情，她显然很爱泷口，但却是一种“熟女”式的、温暖而和缓的爱情，正如她自己在前半生的“狂飙突进”之后，迎来的平稳流动的日子。在“知天命”过后的五十一岁时，进入莫斯科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攻读戏剧理论，总算圆了一把左翼女文青时代的梦想。毕业后，成为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场的演出助理，重新以女演员、演出家的身份活跃在舞台。“冷战”时代，日苏彻底隔绝，加上日本在战后的经济社会转型，冈田嘉子和杉本良吉这对“野鸳鸯”庶几已被遗忘。直到1952年，女性社会活动家、参议院议员高良富访苏时，得到冈田嘉子尚健在的消息，才成了这位曾几何时的“女神”级明星重新浮出水面的契机。后在东京都知事、著名左派学者美浓部亮吉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昭和四十七），嘉子怀抱爱人泷口新太郎的骨灰，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日本。虽历经遗世独立的不伦之恋、波澜壮阔的革命、九死一生的偷渡国境和牢狱之灾，年逾古稀的嘉子，仍风韵犹存。她应邀在松竹映画的著名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中饰演角色，出演电视脱口秀，出书，但她始终觉得自己是苏联人。暌别已久的故国水土也令她感到不习惯，嫌日本的水“太软”，遂于1986年，又回到苏联，至死再未回日本。冈田嘉子是戈尔巴乔夫的拥趸，狂热地支持戈氏倡导的改革及“公开性”运动。1989年，莫斯科市检察厅的一位检察官访问了冈田，并告之以现代戏剧运动的最高峰梅耶荷德因杉本良吉的供述，被打成“日本间谍”而惨遭枪决的事实。而梅耶荷德，正是冈田与杉本共同膜拜的先锋戏剧大师，其唯一的“罪行”，不过是站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路线的对立面上。没人知道冈田当时的反应。可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供述，甚至偷越国境行动，最初也是自己的提议。“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而此“伯仁”非彼“伯仁”，此君正是她深爱不已，甘冒“不伦”的道义指责和偷越国境的生命代价想要生活在一起的人。冈田知道，杉本，连同她自己，其实只是一个道具，无非被“斯大林主义”利用一过，无意中扮演了大时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者的角色罢了。八十年代中期重新回到苏联后，苏联已处于解体前夜，相当开放。嘉子也很活跃，对前来采访的日本新闻媒体很坦诚，并开放自己在莫斯科的公寓，畅所欲言。但日本记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涉及到她越境后头十年生活的陈述，往往缺乏旁证，或陷入自证其言，自相矛盾的境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上文中提到的纪录片制片人今野勉曾有一篇长文《冈田嘉子“失去的十年”》，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1994年10月号）。冈田嘉子晚年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症，由莫斯科日本人会的日本朋友轮流照顾。1992年（平成四）2月10日，死于莫斯科的一所医院。享年八十九岁。冈田的葬礼在莫斯科的新圣女（Donskoi）墓园举行。之后，遗骨回到了日本。后来，人们偶然发现，杉本良吉也葬在新圣女墓园中，这大约与他生前曾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翻译成日文有关。而冈田生前，曾多方寻找杉本遗骨的下落，终未果。如果嘉子知道杉本就在同一座墓园中长眠的话，她还会回日本吗？当然，已没人知道答案。[1]&原文为『謎の杉本と嘉子?果然入露　拳銃で橇屋を脅迫　雪を蹴って越境　夕暮れの彼方に姿消え』。[2]&日本现代史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3]&日文独特的表达，“もう一生、君には頭が上がらない”，表示对对方感激不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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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一个流亡中国人的偷渡史收藏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带了一名翻译来到关我的禁闭室。翻译用带着浓厚西北腔的汉语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坐飞船。”士官还把我头上的解放帽摘下，给我披上一件带斗篷的军用风衣。风衣宽而长，把我穿的中国衣裳都遮住了。坐车到了个小飞机场，在一架小飞机前面排队登机。翻译说的“飞船”，其实就是飞机。我发现这里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脚发表议论，使我很不好意思。东干人告诉我说，苏联人全穿皮鞋，没有穿胶鞋出门的，我穿着解放牌胶鞋，他们觉得既吃惊又新鲜。但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因为在后来的苏联流亡生活中，我在塔什干火车站也看到了好多乌兹别克人穿着球鞋。
飞机上的座位是对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几个人。我对面坐着位全身戎装的俄罗斯上校，左边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边是个很胖的俄罗斯女人。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机坪，好大的飞机，停着许多大型伊尔式的和图式喷气式客机，雄伟壮观，以前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坐上电瓶交通车，到了机场大门。出机场后，看到候机大楼顶上竖着“AЛMA—ATA”几个俄文大字，楼前广场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我知道到了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
士官带着我刚下台阶到广场，一个身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一脸庄重的中年哈萨克官员前来用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风衣，递了一个大文件包给那位官员，算是办完交接手续，告别走了。哈萨克官员带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汽车，叫我坐后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脸不发一言。向车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别宽，汽车有序地各走各道，听不到喇叭声，不像中国汽车喜欢在喇叭声上比高低，行道树高而且大，绿荫蔽日，路两边种着在新疆没有见过的橡树，远处都是树林，其中不时隐现出一栋栋带花园的俄式平房，和伊宁市伊犂区党委大院内书记、部长们住的高干住宅一模一样。进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宽阔，柏油路，似乎干净得一尘不染。两旁的行道树直指蓝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间的街心花园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种花开得姹紫嫣红。车如流水，红男绿女大多碧眼黄发，男着西服整齐，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鲜艳。楼房下边有许多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货亭。我数了数楼房的楼层，大多是五层，最高的有十三层，楼房之间都有空地，没有两栋连在一起的，看上去比我国的苏式楼房显得轻巧大方很多。
车子转来转去，开到一条不宽阔，又十分宁静的街道，从远处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竖着一尊铜像，后来知道是捷尔任斯基。捷氏是波兰人，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我当时就感觉到我是被押到特务大本营来了。车停到一栋四层大楼前，大楼大门紧闭，虽然位处闹市，门外也是静悄悄的，行人走路都好像要避开它似的，这里正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办公大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第四层是后来加上去的。我在这栋楼房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审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楼底层的监狱里坐了7个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楼呈回字形，全楼都是办公室，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还附带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文化协会共三个部级机关。这说明当时苏联的情报机关、外交部门和涉外协会之类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儿，把从外国进来的人都当成监视对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务。楼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点，用做食堂、澡堂、理发室和卫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还有两层的，最底层关的是死刑犯。外国人、政治犯、间谍犯、贩毒犯和犯罪的官员也都关在底层。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来分钟就能听到从里边响起的机器轰隆声，那是抽风机在给底层地下室送空气。回字中间的广场修了一排排没有房顶的水泥房，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知这栋楼房做什么用了。
经过记不清多少扇门，多少关卡， 最后把我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一名个子高大穿大尉军服的俄罗斯官员，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哈萨克官员走时，我听他把大尉叫维克多。维克多叫我在大沙发上坐下，说：“我已经派我的工作人员给你买苏联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洗澡，换衣，吃饭，过后我们再谈。”办公室墙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张很大的3×4米的中国大地图。后来我知道维克多是翻译科长，他的中国话口音相当纯，还会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虫子）之类的方言词。一会儿，一名长得很清秀，着便装的俄罗斯青年人进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包。在以后三个月的审讯中，他不时来找我闲谈。
他打开一个包，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给我看，有一套廉价的黑色西服，两件棉布衬衣，两件汗背心，两条短裤，还有平布毛巾，盒装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双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龙布刚进入苏联，尼龙衬衫和尼龙风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苏联官员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门都穿上尼龙风衣，穿棉布衬衣的是穷人，我当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实，穿着棉布要比尼龙舒服得多。
又来了几位官员，全是黄毛蓝眼珠的。他们拿来一面大镜子，叫我看看换装后的自己，我已变得年轻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本来就长得年轻，眉目还算清秀，才劳改四年，书生气没有脱尽。一位神态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穿着白长衫，推来小食品车，叫我吃了午饭。这些人都会中国话，他们用谈天的方式向我问话，问我爬天山，过山沟的惶恐状态，问我“一打三反”，和对苏联的初步印象，态度还算友好，的确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
此后的日子里，就进入了政治审核程序，他们将我寄宿到一名退休上校的家，随时提审我。 “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五一节和“三八妇女节”是苏联人最重视的三大节日，前二者都放假两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饭，把我拉进城到了KGB总部原来的那间办公室。别人都休息了，只有维克多一个人在，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他一直用随便的口吻问我的话，但都作了记录。他叫我写了自己的简历，又给我一张道林纸，叫我作一首古诗和一首新诗，送给他“作纪念”。我琢磨着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诗忘记了，古诗我还记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脱虎口。愿生双飞翼，一作台新游。”他叫我解释最后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着逃命才来到苏联的，并不想在苏联生活，希望苏联政府帮助我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请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组成的国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我马上回答：“我只会读书、教书，从来没有领导过别人，也不懂政治斗争那一套，这种事我根本没本事干。”他反问：“那你去台湾干什么？”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室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料室看到了不少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知道那里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国历史，或者到中学教历史课，也可以写小说。凭我的一枝笔，只要到了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养活自己。”他听后笑了笑：“你不想给我们写吗？”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也不想为外国人利用。”他问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问题，又几次问到：“新疆的民兵发枪了没有？”
维克多一直称呼我为“雷同志”，我不理解，因为在中国，称“同志”是有严格的阶级界限的。后来我知道了“同志”是苏联男人间最普通的称呼。称同事是“名字+同志”，对年长者、上司则是“姓+同志”、“父名+同志”或者“职务+同志”，不是只对政治上“自己人”的专称。我十分害怕真的变成KGB的“同志”，向他请教了“长官”和“先生”两个俄文词，牢牢记住了，一直用“长官”或“先生”称呼他们，绝不用“同志”。他还让我解释一些成语和“文革”中出现的新词，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内地的“百万雄师”、“钟山风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么的。在后来对我三个月的审讯中，我几乎成了他们的一本“文革”话辞典。
两天假日过去，从五月三日起，又开始了对我的正式审问。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中间有短暂的午休。审讯室还是那间办公室，不过室内的格局变了，桌子摆成三面围合的样子，大沙发搬走了。正面的大桌子后面坐着预审官，是前天在飞机场接我的那个哈萨克人，穿着少校军服。右面的长桌后坐着译员，桌上放着大辞典。译员是哈萨克人，高个子，便装，脸上长满了肉疙瘩。对面的小桌子是受审者—我的座位。预审官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钢笔，旁边是几本词典般的书。预审官的手里还拿着一大叠打印好了的文件。原来在我越界后一个多星期内KGB各式人员同我的谈话，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们据此拟出了审问提纲。预审官手里的文件便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按提纲的次序陆续提出。审问中预审官不断翻阅那几本书，大概是旁证资料审编和他们编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辞典》之类，内容详尽，从乌鲁木齐到各县的革委会领导人，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军官和部队番号，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资派姓名都编进去了。外国人对我国的情报收集很认真，收集的材料周详的很
两位哈萨克籍官员对我显出了满脸严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样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谈话的官员们的和气随便。不过这是他们固有的官风，带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触到的中亚本地官员，小到农场的生产队长和工厂车间的工长，大抵如此。都是盛气凌人的，对中国人还显得特别轻视，在白人官员面前他们却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外来的朝鲜人的此种官风还要突出。我想，他们自己大概也有压力，担心被俄罗斯人怀疑他们有“民族主义”，才故意要显得“立场坚定”吧？审问开始，译员说“现在问你的‘自传’”！他说的“自传”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文化程度和职业那些一般情况，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状况等。我说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时，他问“石门县在湖南省什么地方？”我抬头一看对面墙上有那张中国大地图，上面印着石门，便指着地图告诉他们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图就从墙上消逝了。预审官审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毛的特务？”
我回答“不是”。他又接着说：“我们的政策也是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还厉声的训我“老实些”。接着他按了下桌上的电铃，一名士官拿着我穿过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样样检查，每个口袋和缝线边边都翻了，还用剃须刀把衣服里子和胶鞋底子都割开来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口袋里装有一支没有橡皮管的金星钢笔，还是我读中学时一位堂兄从广州寄给我的。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给我发工资了，钢笔用坏了没钱买，可是又要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只好把这枝旧钢笔找出来沾着墨水写字，平时放在口袋里。搜出来后他们可找到了纰漏，问我：“皮管呢？是不是用来传递情报了？”我说明了原因，还说：“我越过霍尔果斯河时全身都湿透了，过界后一直在你们的掌握下，给谁传情报呢？”为此纠缠了好久，最后他们说：“我们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吧。你要知道，我们KGB是很厉害的机关，不能和我们开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层地狱，我们一说声找，马上就能翻出来。”
又继续审问我的“自传”，问我家庭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将我父母的情况都说了。 中亚土著民族包括哈萨克人，无论官民，却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中国人是愚蠢落后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样的自大。回答完毕，他们又问我：“你家里除了你父母还有人没有？”我回答还有几个一到四岁的侄儿侄女，译员马上反问：“小孩子不是人吗？”但我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人啊！他们这么说，是故意侮辱我，我只好低下头不做声。过了好一会，他们喊起来了：“现在你从你七岁到越界到苏联，把你的历史都说出来。我们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要老老实实。”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打到我家乡，读书只好断断续续。预审官看着提纲问的细极了，学校名字，在什么地方，校长、教员和同学的名字都一一问到。谈到抗日战争，译员又轻蔑地说：“你们中国人还能打仗？八路军几杆土枪土炮还能打败日本。日本人是我们苏联红军打败的，打蒋介石也是用的我们的大炮和坦克。”
我再也沉不住着气了，也高声喊：“你说得不对，我亲眼看到中国军队在我的家乡打败了日本鬼子。美国给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要投降，你们苏联才派兵到中国。日本是我们中国和美国打败的，不是苏联打败的。”局面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国人的侮辱。僵到下午四点，预审官说了声“完了”，结束了这次审问。派另一名哈萨克年青官员监送我去住所。
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证明，凭着这个决心和这股气去和苏联当官周旋，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其实在中亚掌实权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尔明尼亚人和犹太人，本地人和朝鲜人官员都只是仰承他们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较高，说话文明，远比中国的“文革”工作组和“军宣队”讲道理，也懂道理。他们又不开批判会、斗争会，不搞政治运动。还有他们怕啰嗦，更怕负责任。在许多场合他们的道理讲不过我，三斧头又吓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后者虽然鄙视、敌视中国人，处处以苏维埃制度的忠诚捍卫者自居，气焰不可一世，蛮不讲理，却又是满脑袋浆糊，我很容易在气势上和大谈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的大道理上吓倒他们。他们最欺软怕硬的，只要对他们的无理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们自己就先软下去了。总的来说，对于苏联，从国家到官员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点就是蛮横和唯利是图，还有欺软怕硬。
第二天， 又要到KGB上班报告“自传”了。有了昨天的经验，我鼓好了满肚子的我大中华之浩然正气，准备寸土必争，绝不相让，与他们舌战几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斗还紧张。因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输得起，这一回却是在外国人面前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我是“输不起”的了。谁知一进审讯室气氛全变了，预审官脸上出现了和气之色，翻译官换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我一进门他就站起来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还问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么样？”接着吸烟点火。他四十多岁，头发开始花白了，个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绍名叫撒沙，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自传”问得极其繁琐，简直让我烦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时间，地点，有没有休学，原因是什么？经过哪些政治运动，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都要一一详细回答，还要提出证明来。诸多社会关系，近亲近邻，同学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问到大学毕业，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学，为了套近乎，和预审官说好，叫我和他并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审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汉俄大辞典》，是苏联最有名的汉学家鄂山荫编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号码和拼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后一笔的笔划，査个字可麻烦了。我是知识分子，说话用的词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务干脆交给了我，我査起来也比他快得多。预审官也是老资格的特务，从不放过一件没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过一条他要知道的信息。
审问中，我多次表达了想去台湾或新加坡生活的愿望，他立即抓住辫子要我把在台、新的亲友交待出来。其实，我一个湘西山区生长的农家子弟，在国外有何亲友可攀？ 撒沙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十分和气。每天给我一包烟，让我随便抽。见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面僵持了，立即停止审问，开始插科打诨，说些笑话舒缓气氛。他肚子里的笑话也真多，能够随时应景说出来。在谈及潘××时，他说了个讥笑中国留苏学生俄语水平不怎么样的笑话。
预审官照着提审纲要继续审讯我，在撒沙的引导下，常常是长枝漫攀地越引越长，越扯越多。有时，预审官似乎变成了旁听者，审讯成了我和撒沙两个人的对话。他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常常发表议论，说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了，社会主义也就将不复存在。打仗主要靠技术，靠先进的武器，光用你们领导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赢我们和美国的。他说在中国的内战中为什么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为苏联用现代武器装备了他的许多军和师，仅仅依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军事教条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吗？我们又谈到我国的抗日战争，他的观点完全是苏式的，也是解放后我国流行的，说国民党军队不抗日，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和苏军出兵东北才打败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转地对他说：“你是研究中国的，很了解中国，你打开中国地图，从内蒙古包头到广西南宁划一条线，线东边的中国领土给日本占领后，鬼子再没有力量向线西边进攻。线西边都是国民党军队守着的，八路军只占着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县。重庆，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国新兴的工业城市，因为抗战时在这些城市开了许多军工厂，工业发展起来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说：“你的观点是民族主义的。”
“民族主义”在苏联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罪名，是苏共对异已分子最严厉的指责，和中国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国际主义”则是对人的最好称赞，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说“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主义的。”从撒沙的口里我知道了，中国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分子。
在我整个学生时代的社会关系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与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北大历史系同过学，要我写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写什么呢？和李讷绝无交往，只记得上大三时听人说毛主席的女儿考到历史系来了，开全系大会时，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脸盘轮廓与他父亲完全一样。一次下乡劳动，她挑着水桶往地里送开水，给我倒过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过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发户，报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之一。贺捷生和我同级三年，有过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时学政治经济学，在一次课堂讨论会上，老师指定了三名学生作重点发言，诉资本主义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贺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家贺靖，指名我帮她写发言稿。她编了关于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说自己七岁就到湘绣厂做童工，得了病，一只肾脏给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当我们石门县邻县慈利县的县长，她回过老家。她对我说：“你们石门人真土。”我反唇相讥：“你们桑植（贺龙元帅的故乡）人比我们石门人还要土。”我记得，什么时候贺捷生身边都有一个男人陪着，先是一个姓朴的朝鲜留学生，后来换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级时她上不下去了，提前“毕了业”，去了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十年，贺捷生风云直上，我第一次返国探亲时知道她已经当了将军，作家。
在繁琐的审问中，只要他们发现有情报价值的，都要我写成书面文字。同学中，我写了贺捷生和李讷，教师中写了翦伯赞，朋友和同事中写了徐英斌。在我其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们没有发现“有用之材”。在这里，我要记录一些翦伯赞的其人其事。翦伯赞是我的老乡，湖南桃源翦旗营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个部落派到当地当驻屯军留了下来，他自称维吾尔族，长得也深目高鼻窄脸，和新疆维吾尔人脸相差不多。不过，他的中国人观念，汉人观念十分强烈，常常教导我们：“你们研究历史，不能一谈民族团结就大骂大汉族主义。”他还讲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访问蒙古，他们的史学家对我说你们历史上有‘五胡乱华’，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把我们贬称胡人呢？”我回答说：“胡人不是贬义词，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脸上的胡子比汉人多，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胡人，并没有歧视的意思。”
抗战时在重庆给冯玉祥作私人历史老师。越共领袖胡志明在广西被国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冯玉祥的后门才把胡释放的。他原来是学经济的，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辩论”，他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参加论战，崭露头角，转而研究历史。他说着一口湘西官话，口齿清楚，头脑灵活，学识渊博，词锋锐利，特别是文笔，更是流光溢彩。他写的历史论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内蒙访古》等等都是极美的散文，辞章和学术在他笔下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我很敬佩他，还曾到他在的燕南国的花园小楼里看过电视。解放后，他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那些人一样都是学术新贵，在北大的一级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给了专用小汽车的少数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我对他就变得反感了。他是学术界的反右积极分子，给大学生作报告，大骂“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把向达骂作鸿门宴上的范增。南开大学教授，抗战时西南联大“战国策派”大宗师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与他有关，只不过雷先生写过谈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文章，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奴隶社会学说。但没想到，“文革”伊始，他却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给斗来斗去，逼得1968年夫妻双双自杀了，结局悲惨。
面对繁琐的审问，我烦透了，就想办法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一事一说，不叫他们抓着枝节。我发现这一手对我在内地的经历是有效的，但一问到在新疆的事就无法蒙混过关了。他们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和霍城的情况比我清楚得多，什么也不能瞒过他们。譬如说，他们对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县委统战部长杨寿山，对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汉族人叫清水河，维吾尔族人叫清水河子。他们又一次问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发了抢，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抢也没有战斗力，是虚张声势吓人的，只能吓服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赫鲁晓夫去欧洲访问，晚上坐火车回国，到一个车站停下来，同行的人问：“到什么地方了？”赫鲁晓夫把手伸到车窗外，一会儿抽回来，说：“到东德了，有人亲我的手。”车行了一段后又停下来，赫鲁晓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说：“到波兰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后一次他抽回后说：“到我们苏联了，你们看，我的手表被偷走了。”
一个多月后初审终于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两天假，还允许我到住处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罗斯官员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处说：“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我带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东老夫妇告别，跟他坐车到阿拉木图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来。后来牛水告诉我，我搬走后，随即住进来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团农场逃来的。她后来被送到卡拉干达市一家工厂干活了。我听后开了个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气了，为什么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图介绍给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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