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法学家难讲真话成中国法律界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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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到底是不是科学家？法学家应该服从科学还是服从其它的什么因素？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好――　　-法学是不是科学？法学家是不是科学家？这些问题仍未解决好　　在《物权法立法实录》的一书中，我曾经以&“法学家必须讲真话”这个题目发表了参与立法工作的一点小感言。没想到这个算不得深刻的认识，后来居然引起较大关注。很多年以前，本人发出“必须讲真话”的感慨，其中的原因在于本人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发现，不论是社会还是法学家本身，都有重新认识法律科学性以及坚持科学性立场的现实问题的必要性。现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客观政治环境当然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但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法学家还是不能够讲真话呢？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中国法学家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作用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法学家的活动，不仅仅只是著书立说了，在立法以及重大决策论证过程中、在一些重大的司法解释咨询论证过程中、在一些重大案件裁判的咨询论证中，现在都有法学家参与了。这些参与机会不论是对于参加者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法学家参与这些机会的时候，会不会从科学的角度讲话？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争论数十年了，但是谁能说就没有问题了呢。法学本身是一个和社会政治联系密切的学科，法学以及法学家群体能不能坚持科学，事实上疑问很多。所以多年前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人曾经提出一个自认为十分严肃但是别人认为十分幼稚的问题，就是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归根结底是服从科学还是服从其它的什么因素？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显得严肃而幼稚，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楚，但是很多人却很难做到言行一致。这一点大概是中国法律界长久以来形成的潜规则吧！　　法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法学家到底是不是科学家？这门科学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本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问题，一直都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法学家不讲科学，会造成不好影响　　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科学家的个人操守问题。因为科学家不遵守科学操守、不讲真话的时候，其见解轻者误人视听，重者误国误民。很多人提到这一方面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关于亩产数十万斤粮食的“科学论证”，支持了严重的农业浮夸风。但是这样的问题难道法学界就没有出现过吗？法学家不讲真话的教训不会那么大吗？不然。时间较远的事件我不知道，但是我亲历的一件事，可以说明法学家不讲真话同样会造成严重问题。　　1997年，我国大陆法学家访问宝岛台湾，其中被介绍为中国法学泰斗的一位，在那里做了一个题为“社会主义宪法是人类宪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从题目一望可知。之后学术讨论时，台湾一个教授提问：宪法在历史上产生的价值是要解决国家公共权力的分工制衡问题，目的是使得公共权力廉洁和高效，请问大陆宪法理论是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的这位法学泰斗回答说：中国大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公有制两个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保障了我们的公共权力和人民利益高度协调统一，这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公共权力的廉洁高效问题。台湾教授又问：一些地方发生的高官腐败案，怎么能说你们公共权力廉洁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呢？您怎么解释这些事件呢？我们的法学泰斗则回答说：个别地方的腐败案，说明这个地方领导受到封建资本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影响！此语一出，当时举座哗然！台湾方面一名教授当时就说：国民党跑到台湾都四十多年了，在我们这边的统治都快要结束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影响大陆的地方领导人！一位在座的教授对本人谈到，你们大陆的法学怎么这样不讲理呢？听着这些评论，本人真的内心也很震惊。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学知识标准完全合格甚至堪称典范的报告和发言，在海峡的对岸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显然，就这位法学泰斗的法学知识而言，就他过去遭受的迫害而言，就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所获得的精神解放而言，他对于法制和宪法中的公共权力、民权等基本问题，不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显然他应有更有说服力的回答，虽然他这样讲话不会妨害他在中国大陆的声望和政治地位，但是却妨害了两岸法学界和人民的沟通和理解，给了台湾人民一种十分负面的声音传达。由此可见，法学家如果只讲“空头政治”而不讲科学，那就是不讲真话，那照样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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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角色定位分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为切入点.pdf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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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角色定位分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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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正当性往往与当下的正当性以某种方式相关。
—— （德）尼采
自 1950 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
委员会作法院报告以来，法院如何服务中心工作以及法院队伍建设、法院管理
等问题就被作为法院工作的重要内容加以说明。1因此，考察在新中国六十年的
司法变迁过程中，最高法院经由其工作报告及相关司法实践，向社会展示了怎
样的中国式的法官角色，以及这种角色是否契合了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
国家和社会（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对法官的要求或定位，便是本文关注和
讨论的重点。
“角色”作为本文的关键词，有必要在行文之初作一限定性解释。现代汉
语词典认为，角色是“戏剧或电影、电视中，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比喻生活
中某种类型的人物”。2作为社会成员的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是指“与法官的社
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行为模式，是具有司法特殊功能的社会角色，是人们对
具有这种司法功能的主体的行为期望”。3 中国法官在国家权力结构及经济社会
生活中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在其角色形成过程中，与国家、社会以及公众
期望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具有合理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找
到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法官定位。
除因文化大革命等特殊情况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制度中断外，几乎历年工作报告都提到了法
院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改进办法。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5 版，第746 页。
3 罗金寿著：《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角色——以“法官十杰”事迹为考察对象》，载《司法》第2
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版。
第1 章 政治语境下的法官角色
在笔者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就极具中
国特色和政治意味。因而，体现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的文字，不可避免地要
反映和体现国家和政党的政治意志。有学者指出，“每一个作报告的机构都是国
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职责不同，但都要向全国人大负责，都要执行全
国人大确立的政治目标。”4毫无疑问，法院这一政治功能的承担与实现，必将
对法官角色扮演产生深远的影响。
1.1 以“中心工作”为背景的法官角色展开
阅读历年工作报告，不难发现，作为对国家政治目标的呼应，报告对当时
的“中心工作”都要有清晰的表述。正如沈钧儒在1950 年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我们人民法院是通过自己的审判工作来执行国家的政治任务的。”5笔者将论
证，这一论断不仅适合当时的中国，而且其已经作为一个基本要求，贯穿了新
中国法院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法官的角色塑造。为了直观地反
映这一现象，笔者梳理了 年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试图揭示作为“国
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法院，其在执行政治任务的过程中也塑造和规制了
法官的角色。
表1.1：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对当时中心工作的回应
报告的对象
报告对中心工作的表述
法院的工作任务（概要）
1.目前老解放区压倒一切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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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情况报告
作者：潘金娥 贺钦 荀寿潇 周淼
发布时间：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苏联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在世界范围内一度盛行。而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爆发，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人们开始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过去一段时间，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思潮。“什么制度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在拉美、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西方国家相继兴起了一股“新社会主义”思潮。各种“新社会主义”普遍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实现途径的多样化、社会基础的广泛化、斗争方式的合法化、价值追求的公正化等。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潮虽与传统社会主义明显不同，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得自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原本显得有些孤独的社会运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事实依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强大魅力。与中国有着相似国情的越南，以及在苏东解体后依然坚强存在的古巴、老挝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飘进了世人的视野。尽管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这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甚至差距还很大，然而，面对整个世界普遍陷入金融危机的一片萧条，这些国家的经济却稳步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目前国外主要社会主义流派及其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思潮产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流派。自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成为主流之后，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也没有销声匿迹，仍存在并发展着。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相继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等。尽管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都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缺陷，而且许多社会主义流派都对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排斥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但它们也提出过许多积极合理的思想观点，在它们的理论主张中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的需要，声称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价值，是某些基本原则或基本价值的实现，坚持把“自由、民主、公正、互助”等伦理道德原则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一个社会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在指导思想上，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上，它主张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等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社会改良、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私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工人参与管理和社会福利政策。冷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对自身的价值观念、理论纲领等又作了较大的调整。首先在价值目标上，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追求，突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第二，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混合经济，淡化所有制问题，强调市场机制和竞争的作用。第三，推行社会改革，淡化意识形态之争。这方面的主张有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提出“新治理”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有目的地削减一些福利开支，改变原有的福利模式，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把部分福利投资转为人力资本投资。
　　市场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之一，是对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潮和运动的总称。在不同的时期，产生过很多内容不一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和运用市场机制，市场为计划服务。经过不断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者普遍主张要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只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才依靠政府调节。“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又纷纷提出了自己倡导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新模式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容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经济学家韦斯科夫“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要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的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机制。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主张由真正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定价，以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精心设计和改造的证券制度来保证公民在间接占有产权和分配企业利润上的机会平等。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生态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从整体尤其是生态的角度进行重新定义，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协调一致。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按照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变革，建立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注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生产和分配实现全面正义的“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政治、生态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以工人自治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主张建立以丰富全面的生活方式为核心，兼顾自然和谐统一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文化。
　　2.西方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西方国家主要是各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围绕本国国情来探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美国共产党提出要在美国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权利法案》社会主义。美国共产党的《权利法案》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劳动人民掌握政治权力，对工厂、农场等重要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银行将实行公有制，即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但小型私有企业的生存权利并不会被剥夺，私宅、私车等个人财产的归属权也将不变。
　　第二，政府负责制定覆盖全社会经济、有绝大多数人民参与其中的计划。这可使众人的利益协调，避免由剥削导致的冲突及不必要的竞争。同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政策能够推动生产提高、促进科技进步、加强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但在社会主义计划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也不可忽视市场反馈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体现的理性精神将使中央计划与市场反馈实现最佳结合。
　　第三，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它建立在全面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之上。工会能在工人的劳动与收入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且在加强安全、健康保障措施及防止出现增产不增资现象等方面发挥作用。
　　法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目标，指出要在法国创造和实现使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在广大民众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以公平、民主、利益分享、联合等为特征的社会制度。
　　英国共产党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英国从根本上说将是一个个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视民主的社会。在经济上，英共认为公有制是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并实行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英共主张要在资本主义所发展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发扬民主，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的“工人阶级的执政论”，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论”，即采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3.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总体动向和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创新。越南共产党认为本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把革新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本国正处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阶段，将加速经济发展、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古巴从1993年起开始经济调整和改革，并强调改革的目的是改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朝鲜劳动党提出“主体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先军政治”的最高理念，强调从新的高度出发探索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成绩较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在新时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浪潮的侵袭，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防止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了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继续深化对改革发展问题的探讨，以积极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年，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具有历史风向标意义的全国党代会，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对一些重要理论观点进行了改动，包括：重新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新标准、完善了胡志明思想并肯定其指导地位和作用、提出关于发展的理念、重申越南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指明越南社会主义的中长期目标和发展方向等。在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增补草案)中，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日至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重点立足于经济领域，旨在研究古巴经济与社会模式的创新与调整。大会通过了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指引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指出，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和“更新”经济与社会模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削减国有部门岗位，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鼓励更多私营经济，扩大个体户、承包、租赁、合作社、外资等所有制形式;古巴将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全面免费教育，重视发展农业;逐步取消购货本制度，削减不必要的社会开支和政府补贴。
　　目前，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所处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改革发展的程度不一，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继续改革创新，就能迎接各种挑战，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建设大业。
　　第一部分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与现实
　　什么力量撬动了越南革新的步伐?
　　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直到1975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先后战胜法国和美国殖民统治，解放了南方，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原有经济体制陷入困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在全国统一以前，越南北方于1954年获得解放，从那时起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对民族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旨在迅速建立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1974年，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7.7%，占农业总产值的69%，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有少量的个体形式散落在一些地方。1975年，南方获得解放后，随即发动了一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1976年召开的越共四大做出决定，五年内南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大批人口被赶到条件艰苦的“新经济区”，大部分工厂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丢荒，商业凋零，西贡(1976年改名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被全面破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等上百万人逃往国外。
　　越共四大还继续保持战争时期的思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使得原来主要靠外援的很多大规模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后续物资而成了烂尾工程，工厂开工不足而纷纷关门倒闭。尽管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素有“世界两大谷筐”之称，但生产的粮食却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
　　2.农业和工业领域基层萌动变革，闯关成功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偷偷寻求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自发性地偷偷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当事情被发现后，主管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长征不公开地组成考察团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央。对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怀疑、犹豫，有人则不知所措。但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会主义管理原则。为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反对、怀疑转向认可、接受。最后，中央认为海防的做法值得肯定。于是，1979年9月，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认可了以永富省为代表的基层自发改革，会议决定，推行以促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物资生产为中心，以物资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政策”。因此，四届六中全会被誉为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开启了越南经济改革的探索之门。
　　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给农民、企业和非国营经济放权、松绑。农业方面，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布第100号指示，允许农民以个人和劳动组的形式对农产品进行承包，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00号承包指示。当时，把产品承包到劳动者个人的方式限制于：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的社员，社员通常只承包三个环节：耕地、管理、收割，而在其他五个环节中进行合作。如果最后收割的产品超出了承包额，社员就可以自己享有。书记处的100号指示依然维持合作社的集体所有、组织生产和管理。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后，颁布了《关于革新农业经济管理的决议》(简称10号决议)，确认了合作社作为自主、自管的经济单位，以农户家庭社员为单位从合作社进行承包。在落实10号决议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业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选择胡志明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进行生产，之后将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然而，阮文灵这一思路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推行的方针政策相背离，1981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但阮文灵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私下请长征到胡志明市参观考察。长征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之后阮文灵再次得以重用。1981年，越南政府颁发了第25号决定，允许把经营自主权下放到企业，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完成中央的指令性生产的产品、企业间自主性经营产品、可在自由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上述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大大地激发了农业和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年，某些国民经济指标开始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
　　3.流通和分配领域联动改革失败，经济陷入混乱
　　除了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尝试以外，越南还尝试对流通和分配领域进行改革。隆安省在改进分配流通方面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从1981年开始，该省制定了按照协商价格进行买卖的政策，代替此前按照国家定价标准进行买卖的政策，废除了按票证供应的制度。该省在本地市场实行了“高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做法。隆安省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生产资料除了按国家供给的较低价格购买以外，还有一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二者的差价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为了防止粮食价格出现暴涨暴跌，保留了干部员工和部队武装人员的粮食购买证。这种补贴机制让国家财政难以为继。1985年6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决定，进行第二次价格-工资-货币政策改革。价格方面，商品价格从双轨制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对全部商品价格进行重新定价。工资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价格为基准，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货币方面，从1985年9月起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以1000个旧币兑换1个新币。
　　上述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震动。1985年，通货膨胀率飞速上涨到191%,1986年更是飞升到775%。最后，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宣告失败，负责货币改革的政府副总理和其他官员受到撤职等纪律处分。越南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4.外交备受孤立，经济被封锁
　　除了国内出现了上述各种严峻的挑战外，越南的国际形势也极其严峻。
　　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战争时期，获得了中苏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统一后不久，由于黎笋执行反华路线，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越南还在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其他国家也逐渐停止了援助，只有苏联每年不到20亿美元的援助，也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越南进行封锁和严厉的经济制裁。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1979年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了8.7%)，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经济生产基础还未建立而又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越南人民生活比抗美战争时期还要艰难。
　　5.外部改革风云波及，促越南领导层内思变革
　　在越南陷入困境的同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波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苏联则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组”、“改革”、“革新”等概念;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也启动了短暂的改革进程。尽管此时越南与中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间接途径对越南产生了触动。除此之外，东亚地区的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其他东南亚国家通过发展出口加工模式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这些来自外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越南，触动了越南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神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变革的思考。
　　6.最高领导的更换给越南革新带来重要契机
　　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8月，长征组织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按照新观点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此次会议指出，时代发展要求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于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是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长征着手改变黎笋的路线，重新组织撰写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草案。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这被认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开始的标志。
　　在越共六大上，长征主动退出总书记职位，把阮文灵推上了越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任期轮换制的先河。阮文灵上任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调整人事、调整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
　　因此，越南学者把阮文灵喻为越南的邓小平，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杨富协教授认为：越共前书记长征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总设计师。在越共“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尊重商品经济、竞争规律、价值规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
　　笔者为此特向长征的孙子、现任越南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邓春清求证。邓春清说：“杨富协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越共六大报告在前任总书记黎笋去世前就已经起草完毕，但其去世后，长征主持中央工作，对六大报告起草内容做了全面的调整，扭转了整个方向，这才使六大开启了革新的总步伐。”长征在六大上的全力引退，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轮换制度的先河，并且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想，从而奠定了越南的政治革新的基础。尽管谁是革新的总设计师看法不尽相同，但领导人的更替，长征和阮文灵等有改革魄力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可以说是越南革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成就与不足
　　(一)成就方面：
　　1.确立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经济领域，越南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从而使得越南革新的大方向有了法律依据。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了根本的革新，实行了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交叉、混合的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从对市场经济活动以行政性命令进行直接的干预，转变为通过法律、政策、战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来管理。
　　其次，在政治方面确立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制度建设方向。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政治体制已经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所谓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包括以下的要素：(1)国家尊重法律，遵守宪法和各部法律;(2)明确规定法权国家系统各部分的关系及职能;(3)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是国家权力统一，立法、司法和行法机关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和监督;(4)国家重视、保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人权);(5)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遵守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并保证其在国内的实施;(6)法权国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定向的经济体制;(7)法权国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越南进行了行政改革、国会的改革、司法改革和党的自我革新等几个方面的政治系统革新。在实践中，上述政治系统改革也卓有成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继续得以巩固。
　　2.国家综合实力增强
　　经济活力增强，政治民主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20多年来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认为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建设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但纵观过去25年来的革新，越南经济结构逐渐转为合理，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从革新开始时期农业占绝对比例，到近几年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比例大约为20%：40%：40%。革新25年来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6.5%，其中年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达到7.2%。2008年，越南人均GDP从1986年的不到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500多美元，2008年就已经从一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跃升为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遭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但GDP增长率最低也保持在5%以上，呈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
　　在政治方面，越共十大以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不断得到加强。在选举、信息公开、质询制度等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因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国会和越南祖国统一阵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处理好党政关系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国会已经被认为甩掉了“橡皮图章”的帽子，不再是举手表决机器。公民社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监督，对防治贪污腐败和揭露社会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共着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反腐败。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解决当前腐败问题总体思路和要求。这项工作率先从越共中央政治局开始逐级展开，以单位和个人方式开展总结和自我检讨。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在2012年10月初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大会上承认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请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处分。尽管中央最终并未做出处分，但这些举措，引起了越南国内百姓的高度关注，得到群众首肯。2012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法》(修正案)，该法律规定越南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从而使得国家公职人员财产和收入申报开始变得更加严肃和有法可依。群众期望该法律能够对解决被称为越南“国难”的腐败问题产生良好的效果。尽管有人表示质疑，但越共政治改革的决心普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正面反映，甚至有人认为越南走到了中国之前去了。
　　在外交方面，革新以来，越南逐渐改变其一边倒的对外路线，按照多样化、全方位的原则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而主动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越南已经从革新前一个封闭和被封锁的国家，到目前已经与19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或经贸关系，越南在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越南外交的拓展对其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近几年接近160%;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外资已占其全部投资总额20%以上，外贸出口和GDP贡献率达到18%左右，有效缓解了越南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
　　在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越南的革新成果是突出的。越南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5年越南在校学生2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越南的人口识字率超过了95%。2010年，越南大学和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为180万人，预计2015年将达到300万人，到2020年达到450万人。
　　在科技普及方面，越南是东南亚地区因特网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过去几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2%。2010年，因特网服务要普及到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和高中，所有的高中学生都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100人中有8.4个因特网用户，其中30%是宽带。使用因特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40%，每100人有电脑10-15台。
　　在医疗方面，越南致力于建立基层医疗网，以保证边远地区群众享受各种必需的医疗服务。目前，所有的乡有固定的医疗站。据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越南人均寿命达到了74岁。越南的贫困率也逐年下降，2010年贫困户已经下降到10%以下。
　　3.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
　　越共十一大在总结革新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补充和发展草案)里，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实际上，越共十届十中全会已提出了今后越南革新的总体方向，即：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目标是建成“有效力、有效果、有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经济上，要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有效使用各种资源;文化上，要全面发展本民族文化，使之成为“社会精神的根本”;社会建设上，要“建设民主、共识的社会”，强调共同主义、社会公平、民主和文明，关注低收入群体，尤其要注重民族团结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越南继续要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主权完整，保证政治安定和社会有序，并扩大对外关系，努力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总体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国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二)不足：
　　1.经济、政治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存在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方面，越南政府为了迅速摆脱欠发达状态，跟上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革新速度优先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对于越南迅速增加财富改善人民急需的物资需求有明显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后患，包括资源浪费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等。并且，为了保持高增长，越南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建设物资，而国内产品出口所获外汇远远赶不上进口所需，因而连年出现贸易逆差，外汇缺口严重，进而影响了本国货币的估值，导致本币贬值严重，汇率不稳，宏观经济失衡。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越南为了准备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与国际接轨，加大了开放和融入国际的步伐。2006年入世前后，越南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越南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越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全年接近23%，年中8月份曾经高达28%以上，引起了国内恐慌和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担心其将引发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越南政府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取得了一定短期效果，并借助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导致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缓解了越南的通胀形势，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越南的经济问题并未因此而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2008年至今，越南的物价指数依旧不见稳定，2012年尽管实现了CPI涨幅控制在10%之内的目标，全年CPI实际涨幅为6.8%，但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通货膨胀依然是威胁2013年越南宏观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越南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越南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按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但同时继续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即“又快又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思路能否奏效，目前尚有待观察。
　　在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尽管越南长期坚持行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办事效率低、效果差、政策变动多、前后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近几年来越南加快民主政治改革步伐，对重大事项需要通过民主征求意见方式加以表决，因此越南政府制定的一些长远战略性规划项目，如高速铁路的修建，因短时间难以让群众见到成效而最终被国会通过投票方式否决。此外，为了刺激投资和吸收外来资金，越南政府长期以来实行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企业税率低且很多项目实行了税费减免，加上征收环节漏洞百出，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国家税收实际上不少是流进了主管官员的私人腰包，尽管这一政策似乎有助于“藏富于民”，但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的大项目如基础设施等却因国库亏空而得不到建设，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在党的建设方面，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党内风气日渐蜕化，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削减了越南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甚至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腐败问题这一“国难”长期难以消除。为此，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再次敲响了反腐重锤。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指出：“党内不少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退化，严重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当前一个全局性的和最紧迫的问题。”可见，越共认为腐败问题已对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特征
　　1.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进程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革新经历了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在革新前，一些地方的农民偷偷地进行产品承包、家庭承包(当时被称为“黑承包”、“偷承包”)，直到后来通过书记处的100号指示正式承认了其合法性。而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为了破除生产的约束，越共中央政治局推出了在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10号决议。可见，在农业方面，100号指示和10号决议的出台，不仅是党的新思维的结果，而且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而在工业领域，其改革也是发自于胡志明市的一些工厂的自发性计划外生产，最后推动了政府25号文件的出台。隆安省的价格工资的自发性改革，也为此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性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此同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领导集体和领导人个人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长征和阮文灵个人对于确定越南革新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据杨富协介绍，在六大召开前些年，长征看到国家日益困难，于是用很多时间广泛听取了学者们的意见，并且亲自下到地方和基层进行考察。作为总书记和越南一流的理论家，长征总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深刻把握本国和世界的形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形成了党关于革新的路线、主张的基础。
　　总之，越南的改革进程，是把群众的创见与党的主张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1986年六大之后，每次党代会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推动革新事业，从而使得越南革新进程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越南革新的进程是单向的，改革没有回头路。自从六大以后，对于改革问题，越南依然有很多争论，但争论的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越南党和群众对于越南革新的作用，用杨富协的话来说，就是：“革新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
　　2.这是一场渐进式的全面综合的体制改革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而有侧重点的革新，符合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情况，是逐步而有序进行的。越南的革新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进行，但是，革新并非同时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同步进行。革新以经济革新为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在革新过程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建设和整顿党是关键，并与不断提高文化素质——社会精神的基石结合起来。以上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保证国家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越南革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呈现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越共六大报告主张：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1988年5月政治局13号决议提出了“增友减敌”、在尊重独立、主权、互利的原则上实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七大报告提出：越南希望成为世界群体中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八大报告强调：对外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社会。1997年12月召开的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挥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率、提高自力自强的意志，在融入国际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特色，多样化、多方化发展对外关系，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融入国际和进行国际合作。越共九大报告指出：越南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共十大报告提出：越南要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同时在其他各个领域扩大国际合作。越共十一大报告继续强调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国际事务中，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越南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心。
　　总之，越南革新并非同时全面铺开，而是有重心、有重点地经过精心规划，有步骤地逐一推进。
　　3.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越南始终强调，革新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1989年越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越南的革新必须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2006年越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革新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更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 2011年越共十一大在修改补充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再次强调：“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工业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越共十一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体制，它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又受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指导和支配。”
　　同样，在政治系统革新方面，越共十一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
　　第二部分 国际视野中的越南社会主义
　　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
　　在越南革新之初，西方学者对越南经济走向表示了怀疑。澳大利亚学者梅兰妮·贝雷斯德福1993年发表了《越南经济：对亚洲社会主义的改良还是彻底变革?》，对越南的经济走向提出了疑问。该作者提出：“我们很难将越南的经济‘自由化’与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对比……我们不清楚它是正向资本主义过渡呢，还是它的改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会抵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越南革新政策的延续，西方投资者逐渐对这个被称为投资处女地的市场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
　　目前，越南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数据来看，无论是从援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是从分配给亚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来说，越南从1993年起都一直是世界各国和主要国际机构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受援国。法国学者拉维涅发现，援助机构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对越南的关注与希望来自于一种对越南的感情上的偏爱，“这种偏爱说不清是对勤奋努力、饱经战乱的国家的同情?是某种内疚感?还是因为越南是联系中国和东盟的环节这一重要战略意义?”法国学者的分析，反映了曾经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国家对越南怀有的一种特殊心态。
　　尽管越南战争给美国留下的痛楚的记忆很难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但这种痛苦的记忆也难以抵挡得住越南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吸引力。随着美国重新布局新的亚洲，越南再次成为美国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尤其是自2000年实现越美贸易正常化以来，美国对越南的投资飞速增长，2009年成为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投资额接近越南当年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美国还成为了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2006年越共十大做出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战略布局下，西方对越南市场的犹豫突然一扫而光，出现急剧转变。2006年底，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吸收外资出现了井喷似增长，2007年的外资协议金额从上一年的100多亿美元陡增到640多亿美元!大量外资快速涌入越南市场。然而，这种爆发性的增长几乎把越南经济体系摧毁!直接结果就是因为投资过热而无法消化，导致了2008年越南通胀率急剧上升，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
　　然后，最近几个月，投资者的注意力似乎又开始转回到了越南。根据越南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越南共吸引外资协议金额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日本以47.4亿美元的协议额居资金来源国首位，位居其次的是新加坡和韩国，协议金额分别为39.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与过去几年的数据相比，越南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增量不少。除日韩企业外，一些英美公司近期也跃跃欲试。外资似乎对这个市场充满期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投资者对越南市场潜力充满想象;二是越南政府持续采取积极外资政策。2012年，越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40美元，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投资需求旺盛。越南目前有9000多万人口，其中1700万人口在10-17岁之间，未来10年每年将新增170万消费者。人口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对娱乐、电子和信息产品等旺盛的消费需求，这使得投资者对越南的市场潜力产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为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对外资一向采取积极的态度，采取了包括低税收、低门槛、提供便利等刺激措施。2005年，越南以《投资法》代替了此前的《外国投资法》，内外资享有同等待遇。越南还准备对《企业法》进行修订，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行政手续。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行谈判。参加TPP意味着越南将放开对外资的监管，进一步降低电信、金融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因此，外国投资者对越南未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充满了期待。
　　中国的好学生
　　英国《经济学家》曾提出“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的观点，认为越南的革新在很多方面效仿了中国的做法，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有文章认为，越南在克服战争、国家分裂、贫困和孤立并在现代化上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世界银行曾经给予越南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贡献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取得了“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日，世界银行驻越办事处召开了有关越南与世行合作会议，世行副行长亚当斯(James Adams)再次高度评价越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落实扶贫目标方面。2012年，在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 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HPI)上，越南全球幸福指数排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对越南经济革新以来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典范，即使在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它的增长依旧没有停止;新世纪以来，越南延续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年均增长7.2%，增速仅次于中国。
　　腐败是国企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堀江正人于2005年考察了越南的国有企业，认为越南经济在取得高增长的反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如何整顿社会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除了极小部分的大企业，大部分是财务有问题的企业。而IMF指出，越南的国有企业有一半是“亏损或勉强盈余”。因此，对越南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说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而2010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Vinashin)巨额亏损事件，更是把国有企业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批评者认为，过去几年来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大量占据和耗费国家资源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因此建议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
　　英国广播公司转载了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美国记者詹姆斯(James Hookway)和帕特里克(Patrick Barta)撰写的有关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巨额亏损暴露出来的越南国有企业的问题的报道。文章批评说：越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私人小型企业，依赖于国外投资者大量投资于纺织品服装和电子行业，然而目前有约三分之一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越南国有公司手中。报道说，除了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出现接近8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外，不少国有大型集团也面临困难，而与政治关系密切是导致这一公司面临垮台的一个原因。报道认为，2006年上台以来，阮晋勇希望迅速使越南的国有集团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并把过多的权力下放给国有企业总经理，这是导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事件的主要原因。
　　然而法国学者拉维涅却看到在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拉维涅说，由于越南对贸易和资本流动长期加以控制，因而千方百计通过加强对进口的限制抑制亚洲危机的冲击。而且，一再拖延的国有部门革新使得越南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信贷得以保全。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危机时越南和其他南亚国家相比下降趋势较缓而持续时间较长。
　　政权面临多重挑战
　　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学者卡莱尔·泰耶(Carlyle A. Thayer)是西方国家研究越南问题的一个重要学者。他在2010年发表的《越南的政治合法性：挑战与回应》一文中提出：自1986年以来，越南的一党制国一直在转型的过程中，从“硬独裁”(hard authoritarian)转向“软威权”(soft authoritarian)国家。作者认为，当前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把越南从“用法律来管理国家”变成“具有法律制度依据的国家”。该作者认为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目前基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实践和政治改革。越南共产党通过实践的合法性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强调胡志明领导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取得的胜利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自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社会摆脱了危机，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下降，同时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1995年后，随着美国解除对越南的封锁，越南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成为WTO成员，并且担任了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主席等。然而，越南共产党当前依然面临如何成为法权国家的挑战。
　　泰耶列举了自革新以来越南政治受到来自六个不同群体的挑战，即南方抗战时期的退伍老兵、共产党党内不同政见者、党外精英、农民、退休高级将领以及民运积极分子等。其中，党内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教条地遵守过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他们要求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其他可能更符合越南情况的指导思想。他们中的有的人则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融合，否则将产生新的资本家集团;有的人提出建立“越南的商品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还有人批评越南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步骤，认为经济改革不应优先于政治改革，而是二者同时进行;有人还提出由于越南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腐败和退化，导致了越南经济社会的危机， 因此建议改革党的机构和领导体制，实行多党制，建立一种融合了旧政权的支持者的新的统一阵线。他们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导致党内民主缺失，滋生了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等现象，因此需要以新的民族大联盟政府来代替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提出越南共产党应遵从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政府的干预等。
　　总之，这些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党和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彻底地改变，代之以一个政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外精英们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领导人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以保证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和公民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成政治联盟的自由等等。
　　韩国学者李汉宇也观察到了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动向，他对越共十一大通过的文件、人事变动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本届大会通过的文件内容依然是社会主义体制改良与改革相折中相妥协的产物，越共十一大只不过是确认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政策的大会，无论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人事变动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今后将给整个越南社会带来大变动的迹象。李汉宇认为，越南对内维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目标，同时追求“脱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追求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警惕国际影响带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的“和平演变”;党内警惕“自我演变”、“自我转化”，但也在尝试扩大党内的基层民主，隐约可见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过去两年来，越南开始着手对1992年版宪法进行补充和修订。为了体现民主决策，越南采取了公布草案供全民讨论和征集意见的方式。于是，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一份“72知识分子版宪法修订草案”被抛了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版宪法草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设立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起草或签名支持该修订案的人中，甚至包括了不少刚卸任不久的越共高层领导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越共十一届七中和八中全会上，越共明确否定了该草案，继续确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新修订的宪法预计在11月份召开的国会上通过。
　　澳大利亚学者泰耶对于当前的越南政治体制的评论令人回味，他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观点是：越南显然是自由的，但不完全是民主的;当前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越南共产党依旧将牢牢把权力握在手中。
　　胡志明思想和越南社会主义的世界作用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老挝凯山·丰威汉博物馆馆长苏瓦迪·西萨瓦认为，越南共产党七大确定把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证明了胡志明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结合了时代的特征。尽管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但越南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它的时代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胡志明“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的文化名人”称号并非偶然，“我们认为胡志明的功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现实化，与此同时，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产生了带动作用和吸引力，它激起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
　　老挝《党建》杂志2009年2月刊文《越南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指出：越南二十年的革新开放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具有时代活力和指导作用。胡志明思想既作为理论指导又作为谆谆教导，在革新开放过程中，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越南革新开放以建立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系统改革的重要基础。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一直根据实际和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的愿望不断改进。在党的建设方面，不断改进一党执政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保证党在革新开放事业中的全面领导地位并树立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原古共高级党校校长劳尔·巴尔德斯·比沃(Ruan Vandes Vivo)高度评价胡志明，他把胡志明比作古巴的革命先驱何塞·马蒂，他说：“何塞·马蒂就是古巴的胡志明，这不仅仅是因为何塞·马蒂在5月19日牺牲时，那天胡志明正好5周岁。”古巴认为，在反帝反殖民方面，越南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榜样。
　　朝鲜社会科学院学者金崔南在提交胡志明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强调：胡志明是越南中坚的革命战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越南的解放和独立事业，是一个伟人，他的模范作用代代相传。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曾经说过：“越南的革命能够成功，并且正在取得胜利，因为它以胡志明思想和路线为基础。”
　　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接见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时，高度评价了越南过去25年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越南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来说，都是无比巨大的鼓舞。
　　美国共产党主席山姆·韦伯(Sam Webb)对越南社会主义高度评价，肯定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认为越南共产党面临挑战和调整。在越共十一大召开前，韦伯在接受越南之声记者采访时说：“越南共产党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证明越南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我们高度评价越南共产党的作用。”韦伯认为越南共产党把党的路线与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韦伯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将就此终结的背景下，越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也是人类应对正在面临的挑战必需的解决办法。
　　越南经济革新堪称“经济奇迹”
　　1993年前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越南问题专家柯别列夫就乐观地预测了越南未来的发展。他说：“冷战”结束和“意识形态世纪”的来临，开启了越南发展的全新时代。他把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革新称赞为“经济奇迹”，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其原因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越南领导人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发展经济因素而不是军事和政治作为重点。其次，越南具有地理优势，即地处经济和社会发展居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东南亚地区。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南历来是儒家文化影响范围的国家之一，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都是儒家与西方社会文化元素的合成体。柯别列夫预计，越南在坚持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初的“亚洲之虎”。
　　柯别列夫还称赞越南与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有三点，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80%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对从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保持天然的尊敬;长期的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贫穷和恐惧，人民渴望稳定;越南的政治革新采取阶段性逐步革新的办法来实现，而且宪法中对民主的问题做了重大调整，使其能满足于人民的要求。
　　越南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异同
　　越南革新早期，世界各国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越南效仿中国实行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因而从发展道路和革新政策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国内学者强调本国的革新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并且具有世界包容性并结合了时代特征，而不是简单模仿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一种模式。西方学者也认为越南的改革与中国相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而不再是“中国的好学生”。
　　法国学者拉维涅认为：中国和越南都是转型国家，但是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不同，两国虽然都在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轨，但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同东欧和俄罗斯的转型道路相反，越南和中国成功地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未曾经历 “转型衰退”，而且直到最近一直保持着高而稳定的增长率。越南和中国有一些共同特点：两国都是以农业部门作为增长和革新的驱动力;两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处理棘手的国有工业和金融部门。中国和越南有时被作为渐进主义(中国)和休克疗法(越南)的例子而对立起来。但是大多数分析家还是赞同把越南归于“渐进主义”一类，尤其是就结构革新而言更是如此。
　　莫斯科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学博士莫伊谢维奇对革新以来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考察，回答了一些越南学者关注的越南经济与“东南亚模式”的关系，在其2012年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莫伊谢维奇提出：在发展模式方面，越南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东南亚模式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修改和综合。这个模式是来源于越南经济、技术和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同时加入了模型评估而得出来的。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认为：越南在三个方面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越南的经济主要依赖民众消费。家庭消费占据了越南GDP的65%——这在亚洲绝少见到，而中国的本土消费只占GDP的36%。和中国不同，越南人的消费观念较为超前，他们倾向于将收入的70%用于消费，有助于推动越南内需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劲。其次，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生产和资本投入，而越南的经济在生产业和服务业中谋得了一定的平衡，它们分别占GDP的40%左右。第三，中国FDI的60%都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业，在越南只有20%，其它投资进入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40%)和房地产业(15%到20%)，反映出越南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越南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比2005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这里，该学者看到的只是越南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但未说出越南消费比例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而且，由于本国工业发展滞后消费需求旺盛，越南的消费品价格涨幅每年都接近甚至超过2位数，相比之下，中国的通胀压力远远低于越南。因此，就经济结构而言，无疑是中国优于越南。
　　一些韩国学者从越南革新对朝鲜的启示角度对越南的革新进行了研究。如杨云哲通过对越南的体制转换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朝鲜采用越南革新政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认为：越南式体制转换在朝鲜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越南的革新政策是以部分的政治自由化为基础的，而朝鲜为了维持世袭权力，在政治方面变通余地很小;如果朝鲜采用了越南式的发展战略，短期来看对外经济领域的活跃会带来经济增长。但由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越南是以农业为中心，而朝鲜是以重工业为中心，最终朝鲜将面临巨大的体制转换费用。
　　韩国学者金成哲认为，越南与朝鲜在经济体系的基本性质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在经济对外开放方式方面，越南的经验可以给朝鲜启示。越南一直是对外依存经济，而朝鲜力图建立自立经济，但无论是越南还是朝鲜，都未能形成可以不受全球性变化约束的经济规模，这一点通过越南和朝鲜都受到社会主义大变革等世界性变化的巨大冲击得到证明。另外，朝鲜和越南都不可能跨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能改善对外经济关系。
　　韩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2007年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认为：朝鲜不会照搬越南模式。首先，两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朝鲜近20年来，经济体系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实行一切以军事为重的“先军政治”，国家的经济体制仍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朝鲜会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完全照搬“越南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分析认为朝鲜不照搬越南经济的原因是由于两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同。越南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之中，与美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同韩国、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同日本的敌对状态还没有消除，其国际环境的改善还要待以时日，在这种环境下实行越南式的对外开放显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朝鲜从未照搬过国外现成的开放经验。事实证明，朝鲜正在探索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结合自己国情学习国外经验，而不是囫囵吞枣式地照搬某种模式。
　　第三部分 越南学者谈越南革新
　　在对越南的考察中，越南学者坦言：越南现在的政治权力获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讲功劳讲智慧”。因此，知识分子在越南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每一个政治局委员身边，都聚集一群“智囊”。下文介绍的是当今越南“智囊团”成员的一些观点，通过他们的观点，可以折射出越南党、政府和社会对越南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陈文律(越南前驻华大使)：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不适合越南
　　越南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感到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派了不少人去北欧和西欧进行考察。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如瑞典模式，的确有迷人之处，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越南与他们相比，在许多方面做的不如社会民主党。他们实行高社会福利政策、免费教育、重视劳动者培养、劳动生产率高、行政管理效率高、贪污现象少等，这些对不少人来讲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他们宣扬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然而，他们的模式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框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因此，越南没有效仿北欧模式，仍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和越南通向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直接关系到越南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国家的发展方向。越南现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必然存在阶级和不同社会阶层，因此，存在阶级矛盾是必然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不仅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损失，也导致越南党内的思想混乱。然而，不管国内和国际形势如何演变，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发生动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会失去信心。1992年，越共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决议，有人乘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社会民主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现在尽管他们的理念在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中还有不小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是远离和对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思想家不提要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一点也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他们只是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加以“改进”，抬高和发展资本、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混合所有制，其中私人所有(私产)扮演主导和支配角色。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私有制度的永久化，要更持久地维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与企业主进行斗争，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应该说这是事实，但是，这种斗争从来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允许的界限，换言之，这种斗争不得损害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方面，社会民主思想家则主张与资产势力、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他们承认由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治，拥护多元政治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质是改良主义。他们不主张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对资本主义非本质的东西做些补充与修正，以“重新包装”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不是有人想象的“第三条道路”。人类历史提出的时代要求是必须用一个更高的、更美好的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与修正。
　　越南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过工人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地方，其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因此，在越南不存在民主社会主义渗透和扎根的土壤。但是，必须看到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带有工人阶级思想潮流的色彩，社会民主思想比起“正统”的老牌资产阶级思想更容易渗透到越南党内和越南人民内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依然只不过是伪装的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暂时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依然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依然肯定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越南革命的历史必然。
　　刘碧湖(越南投资计划部战略研究院原院长)：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化
　　总体上说，越南革新是成功的。革新是一个转折点，它使越南转向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发展道路。越南革新的显著成就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国家的发展从过去的苏联模式转变为新的发展模式，正朝着实现民富、国强、公平、民主、文明的目标发展。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得到扩大;社会方面更加开放，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外交方面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融入国际，国家保持了独立和主权完整。
　　不足主要体现在：革新进展缓慢，还不能满足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的要求;革新进程中还有一些地方未能捋清，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不能协调进行，未能解决好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几大关系(即越共十一大报告中提出的“八大关系”)等;而最为困难的是党风建设问题。以上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发展思维禁锢，偏重意识形态，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主观唯意志，过于保守，胆子不够大，跟不上国内外快速发展和变革的实践要求，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未能很好地落实，原因是政治决心不坚定。
　　越南政府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把握好宏观经济稳定性，不能追求不惜代价的高增长速度，有效使用资源，尤其是资本金;必须真正地注重和落实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的缺陷是：专业知识方面，缺乏财政货币管理经验，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高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在管理方面，宏观调控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运用市场机制方面缺乏经验，滥用行政措施来代替市场机制;在落实时，宏观政策和措施的落实不配套、不果断，存在言行不一、落实无效或者干脆不落实的情况。
　　对于今后的发展，越南政府应该继续革新，目标是成功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必须继续摸索和找到突破点，解决实践中面临的有关革新的理论问题，使之符合越南的特征与实际情况。
　　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党的路线、主张、政策符合实际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发扬，改革和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和各个部门各级党的领导和管理的能力，其中机关首长的责任重大，具有决定意义。革新的方向和发展目标是把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紧密联系起来，同步推进，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定向(还需进一步明确、具体化和更加准确)，又能突破发展中的各种障碍和阻力，不被旧的意识形态约束和束缚，而是以实践的结果和效果作为真理衡量标准，注重与时俱进。
　　对于越南革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积极方面是市场竞争环境和世界经济的变化给越南革新带来了压力，国际组织的援助以及各国专家的建议和经验，包括如何增强抵御能力、克服金融危机等经验，有利于越南提高对革新的认识，增强改革的能力，突出表现在提出政策建议方面。消极方面是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使越南的革新措施难以落实，尤其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变增长模式造成了影响，这是由于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培养方面供应不足，而西方在人权方面对越南施加压力也影响到越南实现本国的民主。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越南革新提供了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顺利也刺激越南进一步革新，加快发展。中越两党和两国在改革开放和革新方面寻找到新的突破点是非常重要的，两党需要合作交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以及执政党建设问题等。
　　关于公有制问题，在越南有不同的意见。十一大报告和新的纲领中提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不再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改为“有进步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这是举手表决通过的。越南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区别，越南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国有的，而是社会的，就是社会所有制。生产力的社会化一定要带来符合它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社会化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社会所有制是得到解放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它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公司。俄罗斯的政策是不行的，因为它把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了私人的(有一些例外)，使得国家的财产一下子没了，被某些个人占领了，成为了很大的资本家，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化的方向，股份化应该采取多种所有者的形式，其中越来越强调劳动者的股份，但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股份化的速度较慢了，而且股份化的问题也较大，股份化当中国家股份没有按照市场定价，而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是公司的规定，价格比较低，所以造成了很多国有财产流失。如果把股份化变成私人化，这样就不对了。但是可以把有些小型或中等规模的国有企业资产卖给私人，变成没有国有股的股份企业或私人企业。
　　虽然提出重视个人劳动者的股份，但是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股份规模很小，而且定价不好，工人股份占的比例很小，主要股份是外来私人的，所以国企改革总的方向是股份化，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科学合理的模式，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很好解决所有制问题，而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此外，国企的管理机制也很重要，要根据国际化的管理经验，现代的管理机制来管理。
　　要逐步撤掉各中央部门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作为国企的主管者，成立一个国家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总公司。现在它只管理大约20%的国家资金和财产，已经股份化的企业当中的国家资金和财产归它管理，但是它对国家资产所有权代理的问题也没有弄清楚(就是有什么具体的权力责任和管理机制等), 而那些还未股份化的企业当中的国家资产所有权代理就交给企业的董事会。国有资产的代理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在国企改革中前进。
　　杨富协(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越南革新与中国改革有不同含义
　　在越共十大召开前，越共在总结过去20年革新的得失时认为，在思想认识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足，二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三是思想上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世界格局认识不够清楚;认为当前越南存在三大危机，即：人心危机、理论危机与人才危机。而当前，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越共十一大前，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To Huy Rua)负责了政治理论工程，希望对越南1986年革新以来的理论进行系统总结，以丰富和发展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该课题提出把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命名为“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 然而，由于理论界此争论很多，该理论最终未能写进十一大报告。
　　胡志明思想是多维度的，其理论来源及依据包括：孔子提倡的修身养性、耶稣天主教提倡的人道、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等，胡志明曾自称是这些人的学生。这些思想都有“爱民”的成分，胡志明认为通过“爱民”这条线把几种思想流派汇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越南社会主义“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思想逻辑。然而，越南理论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部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对此提出反对，批评这是一种“汇集理论”;而反驳者认为，如果批评此种理论，便有批评胡志明思想的嫌疑。因此，越共十一大报告对于胡志明思想并未做过多的改变，而只是更加明确地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越南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越南的改革称为 “革新”，越南官方采用英文翻译为renovation。中国的改革，英文为reform。革新的概念与改革不完全等同。尽管改革也会致使社会生活的性质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只发生个别和部分的变化，而革新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行政改革就是革新事业中的一个内容。而且，革新不仅像改革那样引起个别和部分发生变化，而是全面的改变，其结果是引起发展模式的变化。革新的全面性体现在：主要以经济革新为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越南借鉴了苏联的改组、东欧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但不是照搬照抄、机械地采用，而是有不同的主张和做法。
　　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是建一座大厦，那么中国已经在建第一层楼，而越南则还在打地基。在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越南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表明，越南当前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还未进入社会主义门槛儿;而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门内，处于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初级阶段。
　　阮玉河(越南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改变党代替政府的领导方式
　　与革新前相比，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国会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把党的文件规范化的话，那么现在，有许多问题政治局并不事先做出决定，而是提出大方向，让国会来讨论决定。当有些问题在国会有不同意见时，政治局也要做出修改。也就是说，国会越来越有实权了，这也表示人民越来越可以当家作主了。另外，各级党委也越来越减少对国家行政的干涉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再对具体的指标和措施进行决定。各级政府机关自行决定计划和具体措施方案。因此，国会、政府以及各级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活动减少了被动性，只是强调要与党的方针保持一致。
　　今后，要改革党的领导方式，首先就是要改变党按照强制、包办和代替政府的方法来领导和管理国家，党要正确执行自己的领导职能，而不是包办和代替国家职能;其次，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承认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把各级党组织的主张置于各级政府机关的法律法规之外，这是革新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的基本内容，是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成为法权国家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当前这个阶段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国家管理效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阮曰通(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扩大民主的尝试很成功，会继续下去
　　行政系统革新的最新情况在部门方面，现已在15%的范围进行试点，撤销市各(市)区、县级人民议会和(市)区级政府(保留乡政府)，这些部门的职能转给(市)区、县人民委员会来负责;职务方面，乡级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由一人担任，各个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党政部门机关和军队)的机关首长兼任党委书记，或者至少由第二把手担任党委书记。由于党政职务一体化这个问题很敏感，为了慎重起见，先进行试点之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对于党政一体化是否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中国已经这么做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兼任军委主席，事实证明没有问题。
　　关于越南民主化加快是否将削弱党的领导力问题，越共强调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要建立在纪律、纪纲之上。越共不仅强调提高“民主”，同时也强调“集中”，二者同时提高，同样注重。
　　越南的政治模式是：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人民的权利通过国会得以实现，国会是由党领导的，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政府中的各级党组织进行贯彻。而且，扩大民主的尝试已经进行两届了，没有出现问题，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
　　扩大了民主和民众的参与的同时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某些领导为了自己得票率高，面对一些问题不敢去解决，不敢批评，担心别人不给自己投票，因此不能做到胡主席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敢说、敢干”的要求。所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这不是“选举”而是“选计”!总之，民主是要扩大，但要扩大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我们正在探索。
　　范文德(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党政一体化要注重完善监督机制
　　对于党政一体化是否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大家的确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如果能选到德才兼备的人来同时兼任党和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就能避免两人因为意见不一而互相扯皮的问题，办事效率就会提高;但是，如果选出来的人不具备应有的素质，那事情就更糟。因此，一方面要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完善监督机制。
　　关于越南建设公民社会的争论
　　杜怀南(越南社科院前任院长)：建立公民社会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由于观点还不一致，越共十一大未提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但在实际中，越南将会按照建设公民社会的目标来操作。
　　杨春玉(越共中央党校教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已就建立公民社会基本形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