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大饥荒？作者：贺兰一剑_曾冲明_新浪博客
文革时期，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大饥荒？作者：贺兰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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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底线
文革时期，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6年，春夏之交，一桩注定将被历史铭记的空前浩劫在神州大地山发生，一场来势异常凶猛而背景复杂的政治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又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来临。
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这场风暴事起突然，仿佛沉默中的爆发，然而这只是历史旁观者的感觉。今天，已有用思维来看历史的学者把文化大革命和1957年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长达四年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绵延的整体来看。只有这样看，你才会发现，这场大动乱绝对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在时空的延伸中具有令人惊奇的连续性。它的突然性，和大自然的火山爆发极为相似，从共和国诞生以来，在社会内部长期积累和压抑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已经像地壳内部难以承受的岩浆，就是在这一次没有爆发，也会在下一次总爆发。毛泽东撬开的只是一块石头。只是，在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或许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预料到，他竟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场运动，一次革命，这几乎就是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的时间。而中国，也被拖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空前浩劫和巨大动乱中。事实上，哪怕我们使用了这样的极限词，也无法去描述那种超越了一切有限事物的、不可比较的“绝对的极大”。
而历史也又一次验证了，一切最完美的理想，随时都可能变成最惨无人道的悲剧。
这一年，毛泽东七十三岁，他希望他能像太阳的光芒一样去照亮中国，但他内心的火光越是明亮，黑暗就越是强大。他引燃的，只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燃烧。
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近古稀，刚刚过完六十八岁的生日。
在风暴降临之前，周恩来和当时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一开始，他也感到茫然、惶惑和无所适从。不过，这位依然健在的、党内资格最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凭借自己多年来的历尽奇险的经历，他已经敏锐地嗅觉到政治气氛的诡谲，又一场雷声隆隆、预示着山雨欲来的重大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可阻挡。这样的政治敏感，在中共党内甚至成了一种病态。而这种敏感也让他变得更加谨言慎行，一心扑在国务院原本就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尽量避免去过问那些极其敏感的事情。然而，诚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哲学，一切都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滔滔洪流之下，国务院不可能成为孤岛，他也很快被一步步推向政治风暴的漩涡。
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几乎就是在这种漩涡里挣扎着度过的。
摆在他眼前的事情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最要命的一件还是吃饭问题。
中共党内并不缺乏有着治国天赋的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然而，这些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被打倒，或靠边站，从上到下，从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到全国各省、地、县、公社、大队的一把手、二把手，几乎所有抓生产的、懂经济的干部，都被一锅端掉了。吃饭，吃饭，人人都在吃饭，却只有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还在孤苦地诉求，怎么才能保证你能吃上饭。除了他，还能有谁呢？那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个既无机构又无编制的畸形政治怪胎，实际上已经迅速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始行使党和国家最大的权力，然而文革小组里的那几个主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些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除了以笔杆子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而且一提到经济和生产就充满了刻骨仇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江青更不说。在这些人的操控之下，刘少奇走过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那条路（“刘邓路线”）是根本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除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周恩来成了最后一个幸存者。
长期以来，对于在党内永远甘居第三位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仿佛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恒定而又奇异关系。这一关系一直到两位老人在同一年辞世，似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他们互相依存，又隔着一道防火墙，这道防火墙或是刘少奇，或是林彪。在党内，周恩来甚至是挨毛泽东批评最多、最严厉的，但他一直没有成为毛泽东的矛头对准的焦点，这也让他在伴君如伴虎的那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中多了些许的安全。而经过几十年政治风云的变幻，几十年在波诡云谲中的历练，让周恩来信奉“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顺守哲学
”，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一句箴言，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地卷入文革狂潮后，周恩来也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敢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因势利导。而在几乎所有的开国元勋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之后，周恩来却能够奇迹般地留下来，毛泽东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政治布局，实在是大有深意。这并非是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
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后，以至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格局中，周恩来是他争取和借用的力量。从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毛泽东便一改五十年代因“反冒进”而逢会必批周的做法，力图借重他在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来达到钳制刘少奇的目的。而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尽管是比毛泽东资格还老的政治局常委，但由于他在三十年代追随王明路线而排挤打压过毛泽东，一生都因此而惴惴不安，这甚至是他的原罪之一。毛泽东不是个健忘的人，也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的文胆之一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缺乏政治宽容的雅量。而陈伯达就说得更直率，毛主席会自觉不自觉地记仇。邓小平也说过：“谁不听毛泽东的话，就会被整”。周恩来的那笔帐，毛泽东一生都不会忘。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一下写了九篇批判王明路线的文章，其中有两篇就是专门批评周恩来的。过了几十年，在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忽然心血来潮，又把这九篇文章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这些文章里有夸奖刘少奇和批判周恩来的内容，这也让那些哪怕最有政治觉悟的人也揣摩不透毛泽东的用意，也让人们对文革的目标更觉得莫测高深，刘少奇？还是，周恩来？
这也正是毛泽东大摆迷魂阵巧妙布局，他故意迷惑对手，麻痹了刘少奇，让对方放松了警惕而只能被动挨打，他既让你看到他批周的文章又特意笔下留情，还特意加写了一段批语，说总理是功大过小。毛泽东的这一手，对于周恩来兼具笼络和威慑，既让周恩来感念他的宽宏大量，又迫使他不得不在政治上紧跟自己，否则老账新账一起算。
历史正在狂热中发生着巨变。毛泽东重返一线，也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复杂，他深感前途叵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毫无疑问，在政治上，不管以后的是非对错如何，他是决意要跟毛泽东走的，自遵义会议以来，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之后，这已成为周恩来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准则。但对毛泽东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而刘少奇的悲惨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他只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条来慰勉自己了。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生命最后十年也是文革十年中的口头禅。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心态，这种心态，说穿了就是诸葛亮式贤相的现代版，带有明显的愚忠味道。
从治国思路上，周恩来和刘少奇又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按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然而，在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一个经济弱国、穷国，始终保持强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把抓生产、抓经济逼到了边缘的位置。抓经济，抓生产，也成了时代的原罪，动辄得咎，那个分寸极难把握。从反冒进中被逼着含泪作检讨，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造成的大饥荒，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也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在刘少奇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内心里，他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调整举措的。一方面，他率领国务院各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全力配合刘少奇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另一方面，他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还在调整之初，为了避免刺激毛泽东，他便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将其中“整顿”改为“调整”，又加了“充实”，形成后来著名的“八字方针”。在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他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竭力不偏不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既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又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只管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与刘少奇等人保持距离。这也是一个政治家的饱经风雨的历练后的智慧。
在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也经历着一种双向进程。一方面他必须以一种饱满的战斗热情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去，去参与和贯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努力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又要大乱，又不能乱。面对这样一个倾斜的共和国，你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来承受时代断裂的突兀的倾轧？几乎从他走上这个位置的第一天起，他就陷入抓革命和促生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横扫一切容易，摧毁一切容易，在一个民族尽情地享受着破坏的亢奋和快感中，最难的是在危局中的坚守。尽管，在这方面，周恩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但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只能，把自己扮演的双重角色尽可能地统一起来，以自己的平衡，来构成一个支点，而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一个国家的重量都压在他越来越瘦削的身上。
中南海，一个寂静的角落，静如止水；一个孤单的身影，凝然不动。
时间，已是凌晨。共和国总理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急报。从文革爆发以来的几个月里，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总理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在他布满了血丝的眼前，摊开的是一份《要事汇报》，他早已翻来覆去地看了，——黑龙江省双城县，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这样的急报，又岂止是黑龙江一个省，双城一个县，从江苏、江西乃至全国各地的产量大省、商品粮基地，都在向国务院告急，告急，告急，最终都集中在了共和国总理的案头，周恩来成了一片告急声的焦点。除了他，又能有谁呢？
周恩来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了窗外。眼下，正值三秋季节，该割的要割，该收的要收，该播的要播，然而，随着运动的规模和范围一步步被突破和迅疾的深入，早已从各省、地区、县一直深入到了公社、大队一级，所到之处如暴风雨席卷，所有党政机关陷于一片瘫痪。现在，红卫兵已经串联到乡村的农户家里去发动农民闹革命，随着运动的规模和范围一步步被突破，如今，连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离开土地，四处串连，互相斗争起来了。田野里，大片早已熟透了的庄稼，却没人去收割，在政治的暴风雨之中，如果一场大自然的暴风雨来临，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又将被风雨荡涤一空。这不是假设，而是曾经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的现实，周恩来忘不了大跃进时为了大炼钢铁，那些没有及时抢收的粮食，如果能多收回来一些粮食，又会救回多少农民的性命啊。
周恩来永远都忘不了，还有1961年春天，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搞调查时，他特意避开了当地那些干部的安排，这也是他一生少有的一次暗访。他揭开了公共食堂的锅盖，看到了人民公社社员的真实生活，——锅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煮烂了的榆树叶子。他看着，久久看着，总理，人民的总理，眼里渐渐噙满了泪花。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执政党的高级干部，让老百姓过上这样悲惨的日子，他这个总理没有当好，他有罪啊。总理的眼泪，也深深地感染了围在他四周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总理不停地安慰着大家，向这些最普通的农民检讨和道歉，不是给哪一个，而是给每一个，还再三鼓励农民说实话，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你要是再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这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也让周恩来震惊不已！
吃饭第一，吃饭第一啊！多少人已经饿死了，偌大的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活，数年前饥饿的呻吟再次滑进总理的耳里。像一个颤音，滑入颤抖的记忆，一滴眼泪无声地滑落，化为人间沧桑。他知道，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只要误了一个农时，只要一个季节荒芜，这个原本一直处于粮食紧缺的贫穷大国，就可能再次出现大饥荒。
生产不能无人抓，粮食不能没人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必须吃饭。
学生可以听课闹革命，但农村不能乱，粮食，是最后的底线！
这是常识。然而，一些原本很正常的事，在那个非常时期却变得很不正常了，一种原本自然生长的东西，粮食，庄稼，也被粗暴的政治力量介入。这也是别林斯基早就发出过的悲叹，——仅仅为了强调常识，我们不得不费尽力气并付出惨重的代价。抓革命，促生产，说起来就像一句顺口溜，却是一对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同意吗？林彪同意吗？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的接班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他会打仗，但他是对经济工作是从来不管不问的，可就在会议闭幕时，林彪布置当前的工作，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停了，林彪意有所指地特别强调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林彪那种自负的、斩钉截铁的腔调，让人为之胆寒。
怎么办？列宁反复问过的，怎么办？危局中的周恩来，不可不思变通之道。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是他一生又将面临的严峻考验，危急之中，情急之下，一生行事谨慎的周恩来，他唯一能够找的人，只有毛泽东。这是一步险棋。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如何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熊熊燃烧的烈火燃遍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周恩来要做的，却显然是违背毛泽东意图的，你以粮食压革命，你不让革命群众和红卫兵进工厂、下农村去“革命”，你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又是什么？毛泽东同意吗？他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如果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缺乏了解，就难以理喻周恩来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多大的压力。但周恩来可以在别的方面信奉“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哲学，但在吃饭问题上，他只能孤注一掷了。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应该懂得，造反有理，但吃饭是最大的道理。
主意定下后，周恩来与当时还没有打倒的陶铸等人很快就将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两个文件，毋庸讳言，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范围的一种限制。周恩来审定后，陶铸又根据周恩来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简称“九七”社论）发表，强调
“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广大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还特别做出明确规定，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
文件搞出来后，周恩来把有关材料直报毛泽东。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他觉得，还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是，他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结果，这一块石头掷出去，立时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他们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大都难以理解，有的甚至这是个“大阴谋”，“中央又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们还十万火急的发电报给江青，说“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一时间，周恩来如坐在火山口，他知道，这座火山会不会爆发，他本人的命运，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后命运，都只能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念头了。而事实上，这也的确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貌相，毛泽东正在考虑如何突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切阻力，他自然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文件感到不快。他没有立即批示，而是在踌躇了几天之后，才批示：“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这让周恩来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十年浩劫，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这两个文件立下了大功，它们为文化大革命画出了最后的底线，尽管这两个文件不可能完全制止运动对农村的冲击，但农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粮食生产没有放松，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基础没有松动。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三秋过后，时值白露。那天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灯火彻夜不灭的西花厅，更给人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但他不再担心风雨中那些成熟的庄稼，它们不会再随波逐流，已经被农人抢收回来，颗粒归仓。而这样一场雨，也成了秋播之后的及时雨。
劳累了一夜的总理站起身，却下意识地弯下了腰，用苍老的手捶着隐隐作痛的腰眼。连续的日夜忙碌，他实在是太累了。
错乱的时空，沉沦的中华，让一个民族的悲伤越陷越深。
不幸中的万幸，是在长达十年的大动乱中，粮食一直没有减产，它延续了1961年以来连续七年增产的惯性，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356亿斤左右。然而，这个增速却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年文革，中国人口从七亿剧增到了八亿，又突破八亿奔向九亿。马寅初的预言，正像咒语般应验。整个文革期间，中国人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但粮食依然吃紧，还常常出现缺口。要填补这些缺口，最好的方式是进口。但进口粮食谈何容易，在那年头，粮食也有阶级性，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也是一个禁区。1967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坦言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不能不坚决执行。然而，如果不进口粮食，你就只能找农民去要，就得加大征购粮的数量，这也就加大了农民的负担。这又是总理最不愿意的。一想到农民，总理的心中总有无言的悲戚。他深知，中国农民太苦了，实在太苦了。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有中国的总理这样难当。又或许，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总理也没有中国的总理这样充满了智慧。在苦苦地思索了数日之后，周恩来终于想出了一个“以出养进”的妙招，通过进出口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粮食储备。当时，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从国外换回两倍的小麦。周恩来确实是党内极少的懂经济的领导，通过这种“以出养进”的方式，中国既多得了粮食，还赚了一笔不少的外汇，一举两得，实在不失为一笔利大于弊的好买卖。周恩来干什么，第一就是必须考虑到毛泽东可以容忍的限度，而这种方式，也是毛泽东可以容忍和基本认可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毛泽东狂热的革命激情似乎也开始降温。
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毛泽东也对粮食问题保持高度警觉和关切。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从父辈身上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有藏粮储粮以备饥荒的习惯。这让他萌生了藏粮于民的想法。当然，他的高度不是农民的那种高度，而是战略高度，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谛听着，也理解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对于毛泽东这种藏粮于民的思想，他是最坚定的执行者。他对老百姓家里没粮食感到忧虑和不安。还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3月，在华北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就从战略问题说出了自己对粮食储备严重的忧虑，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那时老乡家家都有几缸小米余粮支援前线部队，现在，很多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一点余粮都没有了。他忧心忡忡地说，“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
1967年5月，周恩来接见了十四省市夏季粮油收购工作会议的代表，有代表向总理反映，现在农民中存在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对这样的问题，周恩来鲜明地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不是逼农民交粮，而是为农民开脱，他说：“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他还说，这不是提倡不老实，这是整官僚主义，“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他们就会说真话。要相信农民。”他承认，我们“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须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句句不离毛主席的话，只要对农民有利的话，他就反反复复地讲，这对减轻农民的征购负担，让老百姓保留一些余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隔夜粮，屁股落不得床。”这是农人朴素的真理。
一生兢兢业业的周恩来，他最杰出的一个政治优点便是他明智而谨慎的办事风格，他自认为不是帅才，但他也不乏果敢的大将风度。对认准了的事，他也绝不畏畏缩缩。
在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已是绝对的禁区，凡是刘少奇执行过的政策，都是要彻底否定的。譬如，对收购农副产品给农民以奖励的政策，就是刘少奇曾经执行过的，也是刘少奇的罪状之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但这种奖励政策，又确实能够激励农民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这样的政策，是保持，还是废除？周恩来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把这样的奖励政策沿用下来，“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针对很多地方和部门对这项政策有顾虑，他明确表态说，“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
还有，在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为了能使社队和社员有一定的储备粮，使农民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吃定心丸，制订了从1965年开始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实践证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增加集体和社员的粮食储备，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这个政策还要不要继续执行下去？如果执行，事实上就是执行所谓“刘邓路线”，这也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大忌。这对于周恩来又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他决定继续沿用，1968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政策在一九六八年继续延用一年的通知》，根据各地丰歉情况，对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超奖，对重灾地区则适当调减任务。1971年中央再次执行粮食征购任务不变的政策，并由三年改为五年，强调要“在增产的基础上，做到国家征购数量适当增加，集体储备逐步增多，社员生活有所改善”，并以异常严厉的口吻强调，“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事实上，这都是在汲取大跃进时把农民的粮食挖空、挖苦的沉痛教训之后，对刘少奇在经济调整时期的政策的一种延续，在粮食问题上产生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国家的粮食储备直至粮食安全建起了一道新的防线。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切都是多么简单，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又是多么不简单。
周恩来采取的另一个严厉政策，是严防“三个突破”，
1973年2月，周恩来再次以少有的严厉口气批评“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时代，对非农业人口进行严格限制，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以周恩来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和权力的局限性，他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他只能严格地按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计划经济，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那时候，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周恩来以他天性的谦卑和随后，让他成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最具亲民色彩的一个，在他身上一直闪烁着人性的光泽。然而，这种以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的做法来解决粮食平衡问题，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阻碍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办法，也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深伤害的政策。但在当时，在周恩来眼里，什么事也没有八亿人口吃饭的事大。这也是一直占据他心中的头等大事。而反过来，这又表明，在十年动乱中，饥饿和缺粮既是现实，也是噩梦般挥之不去的阴影。
常将有日思无日，——这是中国农民的老传统，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处在饥荒中的民族在危机感中养成的、渗透到了血脉和性格中的一种忧患意识，当你有碗饭吃时，立刻就想到了没有饭吃的那种可怕的饥饿。这种危机感，从三年大饥荒到十年动乱，几乎一直伴随着共和国总理告别这个人世。这也让他高度重视节约粮食问题，越是丰年，他越是提醒一定要注意节约用粮。他很少批评红卫兵，但他严肃批评了红卫兵浪费粮食的现象。他说，“从北京去年接待1200万红卫兵就看出来了，大概到北京来的学生，大学生比中学生浪费，大城市学生比小城市学生浪费。”这表明，离农村越远，离土地越远，就越是不知稼穑之艰辛，而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他抑制不住惊喜地夸奖他们“注意得很！剩下一点馒头屑子、一颗米粒都拾起来吃了。”
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就这样，紧紧地盯着一点馒头屑子、一颗米粒，而一旦发现哪里出现了浪费粮食的现象，对于他就是天大的事发生了。1968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粮食部关于部分地区的生产队浪费粮食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列举了一些地方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如浙江省平阳县有三个生产大队演旧戏，共办酒席两百多桌，开支现金一万二千多元，浪费粮食六万多斤，在接受的礼物中，最大的一个年糕重达一百二十斤；江西省乐平县有三个村修戏台，共办酒席五百桌，有四千多人参加；阳县一个区共造龙船一百多条，办酒席三百五十桌；有个村集体修建房子，办酒席两百桌，等等。对这种铺张浪费的情况，国务院在批语中强调：“……应当教育干部和群众，时刻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丰收不忘歉收、增产不忘节约。这一点在丰收增产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而要说节约，最节约的莫过于周恩来自己。他清廉、节俭、朴素的形象，几乎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象征。一些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说他“饮食简单清淡，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许多大寨人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1967年春天，周恩来第二次去大寨时，他和陈毅元帅在社员家里，大口大口地吃玉米面烤饼和窝窝头。有半个自己吃剩下的窝窝头，他还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准备回去吃。还有西安宾馆的一位老服务员，回忆起1973年6月初，周恩来陪外宾到西安，在西安宾馆，“每顿饭总理只吃两个菜，而且总是把自己动过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颗饭粒也不剩。”
一个人再节约，其实也节约不了多少粮食，但当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每年人均节约粮食十斤，全国就可节约上百亿斤。相反，如果每人浪费一点粮食，损失的粮食也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对于勤俭的中国农民，哪怕你不号召，原本也是崇尚勤俭持家、省吃俭用的，每年从新粮收获开始，就日省一把米，杂以瓜菜，细水长流，防止前吃后空。然而，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需要的巨大的粮食消费量，是不可能靠这种省吃俭用就能解决的。节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德，但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多打粮食。这是十年动乱期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也恰恰是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一直无法解决的。
十年啊，让人迷惑了时间和空间的十年，以林彪折戟沉沙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挟雷带电的五年，一个人的斗志裹挟着无数人的激情，让亿万中国人释放出了巨大的热情，也迸发出了摧毁一切的风暴；后五年，毛泽东时代已呈现出黯淡的晚年光景。毛泽东也比过去苍老了许多，目光呆滞，不再像以前那样神采奕奕。而人们似乎也已经耗尽了热情。哪怕对“九一三”事件，或别的什么历史性的大事件，也都无所谓似的，再也无法煽动起那种狂热。
而那种机械反应的惯性，却让人匪夷所思。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数日之后，周恩来在呈送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竟在信封上习惯地写下了“呈主席、林副主席阅”。当他发现这个重大的错误，一下变得高度警觉起来。这到底是因为可怕的习惯，还是可怕的衰老？他特别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生怕自己再犯类似的错误。
这是否也意味着，总理也老了，他的记忆力在迅速衰退。
穿越历史的时空，共和国总理度过了无数个通宵达旦的日子，这十年，对于他，是一个黑夜连着一个黑夜，又在时空中无声无息地隐去。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无法阻挡时间的流水和脸上长出的越来越多的老年斑，还有可怕的绝症。他的身体正在迅速消瘦，每天服用十几种不同的药物。纷繁的乱象之中，他已经成了那个时代最清晰的身影。那也是中国人最注目的一个形象。每次总理的身影一旦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上出现，人们都会发现，总理啊，又老了，又瘦了。他的手在下意识地颤动。他的颤抖，带动着一个民族的脉搏。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报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大国梦。
那一刻，每个人，都凝视着总理，那天，他穿着一件略显陈旧的中山装，因为身体虚弱，他已经无法念完整个报告，只能请人代读。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倾听。长满了老人斑的脸上，现出歉然的笑容。然而，在他清癯的面孔后，依然有种说不出的坚毅，让人端庄地生出一种尊敬。那时，一个苍凉消瘦的形象，已然成了亿万中国人可以在艰难时世中抚慰心灵的希望，甚至代表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那时，可曾有人预料到，一年后，主持会议的朱德委员长、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还有毛泽东主席，都会相继与世长辞？
一个大国总理，一个在生死边缘被病魔苦苦地折磨的总理，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而他只能以风烛残年，与孤独、苦难与信念相伴，艰难地坚守，苦苦地撑持，却终难解民生之困。
而当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还在病榻上，用枕头吧头吃力地支撑起来，思考着国事。半躺着的总理，一脸老人斑，一脸蜡黄的病容。但还有人到死也不肯放过他，从“批林批孔”到“批周公”，他们先以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影射周恩来，“七十一岁，重病在床”，“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而“批周公”，则几乎是指名道姓的隐射了。周恩来沉疴在身，既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又要承受这种无端的精神折磨，他考虑的，早已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这个民族，将走向何方？
历史有时就如一道谶语。实在说，周恩来的确有很强的儒家情怀，他既有周公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律己甚严、辅佐周王治天下的崇高人格，又有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操守，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但他的一生，无数次收拾残局，却始终背负着莫名的罪责和无边的苦海。如果，——人们如此设想，如果他不是生在中国，如果他是生在一个更正常的时代或更正常的国度，他肯定是一个更出色的总理。
不管人们怎么评说这个异常复杂的人，但我深信，周恩来这个名字将和诸葛亮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形象。任何历史都无法遮蔽这样一个不屈而坚强的身影，十年动乱，天下大乱，就是靠这样一个人苦苦撑持下来的，而他，却早已像岁月预支了自己的生命。周恩来这个名字，将和诸葛亮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形象。
他无疑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是因为一个时代都是悲剧。
让我们目送他最后的背影远去，让人类留下敬佩的一瞥。
【读后感言】昨天在央视电视两次听习主席在长征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今天半夜起床，又仔细读完了这篇博文，我也又回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中青年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于毛主席的功过，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的评价，我亲身感受是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我是衷心地拥护。而敬爱的周总理在我心里，一直就是当代的诸葛亮！我同意此文作者对他的评价！
因为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的“滚动”技术，因此复制转载此文于此，供网友分享。曾冲明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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