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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新加坡的成功秘诀是“不受意识形态束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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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许更能反应李光耀华裔身份下的复杂情感。1978年，刚刚从&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在邓李两人见面前，中国曾长期形容新加坡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新加坡也常年视中国为&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国家&。据史料，在邓李首次会面时，李光耀坦率地提出，希望中国停止输出革命。而在两人会面后不久，中国开始走向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道路。自邓李会晤后，李光耀访问中国达30次左右。200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访新，他就此评价称，&（李光耀数十次访华）在国外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说明资政对发展中新关系情有独钟&。早在中新建交后第三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此后，中国掀起学习新加坡热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等一大批中新合作项目在中国落地，大批中国官员先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截至2011年底，南洋理工大学已经为中国各级政府培养了1100多位硕士毕业生，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更突破11000人。其官网称，市长班的硕士毕业生杰出校友中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副省长、众多副省级后备干部，以及遍布全国的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和司局长。从最初的吸引外资、公积金制度、政府保障房，直至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新课题，中国官员都在新加坡找到了学习的角度。李光耀在外交策略上极为讲究平衡，他只从新加坡利益得失的角度，而非他的华裔血统来考虑问题。由此，这位老牌政治家，一方面使新加坡长期为中国改革开放助力、培训大批中国官员，而他自己也在两岸问题上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另一方面他却数次公开发表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的论断&&他曾呼吁，一旦在中国转变成顶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时，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区域平衡。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光耀，也是中国的诤友。他没有因为华裔身份而放弃对中国独立而有见地的观察；与此同时，他和他领导的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但这一切的目的&&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曾简洁有力地概括了李光耀的外交哲学&&&我们实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它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之上，即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一直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繁荣为指向。&七年前，李光耀对《国际先驱论坛报》　记者总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一小段话，也许可以解释围绕在他华裔标签上的一切恩怨故事。他说&&&新加坡的成功秘诀是&不受意识形态束缚(ideology
free)&，国政最重要的目标只取决于是否为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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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意识形态束缚 台湾跟“族群魔咒”说再见
中国台湾网
　　不要看台湾常吵吵闹闹，在民主的道路上，台湾民众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登社论说，长年以来，省籍魔咒一直纠缠着台湾的政治发展。陈水扁为了掩饰施政不彰，于是挑拨族群对立以凝聚选票。坦白说，过去以来，这招真的有效，台湾社会这些年因此陷入了无止境的分裂敌对。在狭隘而粗暴的检验标准下，&爱台湾&成了党同伐异的疯狂猎巫，更是政客愚弄民众的魔笛。任何就事论事的理性讨论，都被反智幼稚的逻辑淹没；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成了唯一的真理。
　　社论认为，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创伤&与&恐惧&往往是最难超越的心结，以致无法理性思考作出正确的决定。台湾过去一直被这两个因素捆绑住，两相纠缠下，扭曲了台湾的民主发展。民进党政绩再差，只要指控对手不爱台湾、和中国大陆勾结、民进党输民主就倒退台湾就完蛋，就能让本土票同仇敌忾相挺到底。
　　社论指出，然而，台湾人民终究是有学习能力的。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每次都记取了教训，变得更聪明一点、更成熟一点。不能因为是本土政权，就可以滥权贪污、胡说八道。&本土&不是对无能无耻的保护伞，人民是本土政权的主人、不是人质，民主更没有那么浅薄廉价。在无数次选举操作下，大家也逐渐看懂了，原来这些只是政客自利的工具，背后没有丝毫对台湾的真爱。
　　民进党一再玩弄族群牌，就像一次次蓄意散播病毒，让台湾社会在高烧和恶寒中反覆煎熬，在激情疯狂中一次次盲目起舞。终于，经历了那么多次发作折磨后，台湾民众开始产生了抗体，看清族群撕裂对社会造成了多大伤害，也逐渐能省思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台湾又需要什么样的未来。
　　社论说，就像出疹子一样，陈水扁用最恶毒的操作，逼出了长久压抑在台湾体内的郁寒积怨，而且产生了免疫力。虽然过程非常痛苦，元气几乎消耗殆尽，但台湾社会也因此面对了这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而处理它、思考它，最后决定放下它。决定拒绝族群对立的操作、愿意携手寻找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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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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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推荐：　　“亚财政”这个概念，照亮了一种遮遮掩掩的财政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利益分配的另一种故事。　　——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概念可以看作是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让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有了一个更锐利的观察和解释的视角。而现在，我们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为锐利的解剖刀，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亚财政》一书中提出来的“亚财政”概念。　　——丁骋骋（浙江财政大学副教授）　　本书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亚财政”这个十分突出而未被细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体腐败的潜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注脚，认真研究历史上的“亚财政”现象，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邹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我一直以为，学习和研究历史之难，不在于史料难以收集，或难以理解，而在于如何通过史料的文字，读懂看不见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后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进入过去的社会，亲自发现或感受史料背后的事实，但通过认真的研究，还是可以复原出部分事实。这就是我重视《潜规则》的原因，也是我推荐《亚财政》的理由。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网友评论：　　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这部名为《亚财政》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核心则是“亚财政”。　　——远弋（原载于《中国证券报》）　　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用现代话语说即“亚财政”。亚财政是一种财富流，按照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以及差事的肥瘦来决定流量。　　——飞机榄（原载于《信息时报》）　　时至今日，“亚财政”现象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是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盛况，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夸张，屡禁不止的“过节送礼”，从这些怪象中，不难瞥见“亚财政”的影子。　　——网友 忘情风君　　从名字上到内容上，《亚财政》都几乎是《潜规则》《血酬定律》的延续……但是不得不承认，《亚财政》对“非正式财政体系”和“历史博弈模型” 描述，依然有其深入与独到之处。　　——网友 生年不满百　　这本书的语言也非常强悍，和作者自由撰稿人有关吧，史料也较详实，读的时候经常会笑起来，即使不把它当成一本历史或财政的书来看，消遣着看也不错。　　——网友 秋凉晓寒　　关于史料，详实，旁征博引不失趣味。对于作者，认真，治学精神值得敬佩。至于意义，不大，贵国古今一向如此。　　——网友 Shawnhai　　客观，甚至于达到近乎残酷的理性，才能用最适合的角度，看待过往的种种，以致理解今天的现象。本书对于鸦片战争起源的分析最得我心，所说的，很符合国情，看完了，忍不住默默点点头，就是这样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网友 joeycheuk　　“亚财政”阴暗面游戏规则也不是中国自产的，这颗种子全球都开过花，只是天朝独特的土壤环境意识形态非常适合它扎根生长。西方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博弈一步到位，天朝则是形成集体博弈共赢而繁荣。中国人聪明啊。　　绕回来说，和社会一样，历史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　　——网友 Stanley　　我们也有几千年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谢谢作者提供了失败的经验。唯一的担心是这本书为官僚们提供了“亚财政”的创新手段。　　——网友 Wolfhawk　　这本书以流畅的文笔和详实的史料，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明清时期的历史画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去读历史，这种读法，逻辑清晰简洁，非常有说服力，不像教科书那般牵强附会。书里揭示的“亚财政”的规则，其实一直仍在影响当代中国。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政府和社会。　　——网友 dangdangro　　媒体推荐：　　“亚财政”：中国历史的解剖刀　　——浙江财政大学副教授 丁骋骋　　中国的历史幽暗而诡谲，史料繁芜，进去不易，史论纷纭，出来更难。史家要使自己对历史的解读“皆中关窍”，就必须如同解牛的庖丁，首先要心中有“全牛”，其次要知道历史的“关窍”在哪里，而这些最终化为庖丁手中那把锐利的解剖刀，如此才能游刃有余，读出史料后面隐藏的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概念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让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有了一个更锐利的观察和解释的视角。而现在，我们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为锐利的解剖刀，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亚财政》一书中提出来的“亚财政”概念。　　所谓“亚财政”，指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说到“财政”，必然涉及“收”和“支”两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国家财政也叫“国用”、“度支”，其账目称为“四柱清册”——所谓“四柱”，即“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本期结存）。因此，“收”和“支”是“财政”的基本内容。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收”就是税收，“支”则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薪俸在内的公共产品成本。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一旦深入挖掘，却有可能触及中国历史的“关窍”。这个“关窍”，就是“收”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国家正式的税收，也有税外收费；而“支”，则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有正式的薪俸收入，还有诸多薪俸外收入。税外收费与薪俸外收入是相关的，因为税外收费这种“收”最终必然变成薪俸外收入这种“支”，之所以有税外收费这种“收”，就是因为存在薪俸外收入这种“支”，“收”是手段，“支”才是目的，“收”是为“支”服务的。这种“收”和“支”最终形成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这便是“亚财政”。　　正是在这种“亚财政”中，中国历史的幽暗和诡谲得到了充分的呈示：按照国家正式制度，税外收费是违法的，官吏薪俸外外收入也是违法的；但是，税外收费和官吏薪俸外收入却不仅存在，甚至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正式，因为这个“制度”关系到官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对此比履行其法定责任更有兴趣。国家正式财政在中国历史上通常称为“经制财政”，而官吏们私下发展出来的这套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亚财政”有时却比“经制财政”更重要，规模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在灭亡之前一般都会出现财政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亚财政”侵蚀了“经制财政”、“经制财政”为“亚财政”让道的结果。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明朝灭亡之前“经制财政”已经崩溃，而“亚财政”却相当强大。前者的表现，如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大旱，政府无钱赈灾，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积欠整整三十六个月，为了节省一点开支而裁减驿卒，这样，灾民、士兵、驿卒无法生存，都加入了造反者的队伍，走在造反者前头的是原来是驿卒的李自成、张献忠，跟在后面的是灾民和因欠饷而反抗的士兵；另一方面，关外满清势力崛起，明政府却拿不出钱来武装一支像样的军队，崇祯为解燃眉之急，只能以抄家方式逼皇亲“武清侯”李国瑞带头拿出银子做军饷。但这解决不了问题，这些人手上的确有大批银子，但都藏在地窖或家中墙壁夹墙之中，直到农民军攻入北京城被捉起来的时候才拿出来保命。国家财政的紧张与官吏的富有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它说明了“亚财政”侵蚀国家正式财政并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事实。崇祯上吊自杀之前悲叹：“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作为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明亡以后认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而明朝“亡天下”的原因，正在于“亚财政”。　　做为一种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亚财政”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历史学家黄仁宇将之称为“非正式的税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称其为“非正式经费体系”，吴思则称其为“潜规则”，但黄仁宇、曾小萍未做深入研究，吴思的“潜规则”内涵过宽且属定性概念难以量化研究，所以都没有最终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生于七零后的文史学者洪振快先生则把这种历史现象概括为“亚财政”，并对其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规模的大小、对历史的影响等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完整地勾勒其历史面貌，终于让人们看清了其庐山真面目。该书用此概念做为解剖中国历史的手术刀，使许多历史现象有了全新的诠释视角。比如书中用“分肥法则”解释百姓告官必然不会成功的道理，用“陋规战争”来重新解释鸦片战争的起因，从家庭角度解释海瑞贫穷的真正原因，等等，都让人感到意外，但细想却完全符合生活常识，因此很有新意。特别是作者把财政、税收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相结合，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框架——“李悝模型”，使“亚财政”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得到了理论升华，使该书不仅具体可感，而且体系严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因此，作为一种中国历史的解剖刀，“亚财政”的确足够锋利。　　“亚财政”说透了官场潜规则　　——书评人 远弋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历史读物颇受读者青睐。然而，在众声喧哗之中，真正的好作品却是凤毛麟角，难觅踪迹。如果以可读性、学术性、思想性兼具作为好作品的标准的话，那么大多数读物——当然指的是比较有市场号召力的，但只能顾及可读性，而思想性基本没有。说到思想性历史读物，吴思的作品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吴思以“潜规则”等概念来解读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表象后面的真义，因此获得广泛的赞誉。吴思曾经指出“黄仁宇没说透”。的确，吴思看历史比黄仁宇更透彻。但是，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这部名为《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核心则是“亚财政”。　　众所周知，吴思影响最大的是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但是《亚财政》作者洪振快认为吴思并没有说清楚“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到底有多大。洪振快认为有权力就有“潜规则”，对“潜规则”的研究必须转换思路：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应该进行定量分析。为此，他提出了“亚财政”的概念。　　所谓“亚财政”，指的是非正式财政。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的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定”的送礼、收费等等名目。这些送礼、收费是“规定”的，但它不是国家正式制度，而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和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的，因为这涉及官吏的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　　由于这些送礼、收费并不是国家允许的，它的最终来源是基层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国家正式赋税时的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洪振快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博弈模型，他称之为“李悝模型”。其要点是，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规律，农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获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刚性花费，剩余产品极其有限。国家向农民征税不能超过这个额度，超过了农民就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就要反抗。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难有确定不疑的标准，洪振快认为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中国历史上的正式制度，税率极少有超过20%的情况，明清时代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甚至只有5%或连5%都不到。这样的低税率，体现了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但问题是农民反抗从来没有停止，正是因为存在“亚财政”。《亚财政》书中用很生动的历史故事，勾勒了这种非正式财政制度的总体面貌。从对漕运、税关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亚财政”对商民造成的“暗税”负担要超过“明税”负担，有时甚至是“明税”的几倍。这就不难明白，假如国家正式税率是5%或10%的话，“明税”、“暗税”相加的总负担肯定要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决定的税负不能超过20%的标准，这时候老百姓不反抗势所不能。换个意思说，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不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是“亚财政”。　　至于“亚财政”现象为什么会存在，洪振快也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主要存在“两私”、“两公”四个因素，“两私”指官吏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两公”指下层官吏要向上级送“规礼”、对上级衙门胥吏需要送“规费”。比如，很多人，包括吴思，都认为明清时期的低薪制度是官吏贪污的内在原因，洪振快则通过海瑞的例子指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官吏薪俸不够用并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过于庞大。导致家口庞大的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妻妾制度，即便是像海瑞这样的人，都有多个小妾，娶妾、养妾需要花费大量钱财，这是薪俸不能提供的，所以他们必须谋求薪俸之外的收入，这是非正式财政制度产生的动力之一。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中提供的薪俸总额，与官吏集团娶妾养家的总花费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只能通过非正式财政制度来弥补。当然，这只是“两私”中的家庭结构问题，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导致非正式财政制度必须存在。这样的解释，不仅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层，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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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人民日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
来源：人民日报
原标题：代表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 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
<font face="楷体,楷体_GB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60年来，由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公认准则。日前，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各国相互依存、世界多元多样的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与时俱进，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图①：1955年4月，时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演讲。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在日至24日举行，有29个亚非国家出席了会议。 图②：日，孟加拉国外长阿里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加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有关文件，成为亚信第二十六个成员国。 人民视觉
突破意识形态束缚，改善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讨论新型外交关系。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新型外交关系的基本归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外交方面发展中国家共同遵守的理念，它与西方的国际法体系是有差别的。对中国外交来讲，它是突破西方国家遏制与封锁的重要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跟印度、缅甸的关系。印度总理尼赫鲁当时说，印中在国际形势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世界处理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也突破了两个阵营的界限。它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最开始适用于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不同性质的国家交往的准则，影响巨大。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希望美国和苏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这很好地说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时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与波折，作用也大打折扣，但总体来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了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国家的外交理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没发生改变。
马小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当时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印度与缅甸都是新兴国家，都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为了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那时的中国刚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印度和缅甸刚刚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建立新的国家后，都面临着相似的发展任务。这些亚洲全新的国家因为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对和平发展的诉求坐在了一起。这些国家对国际法是陌生的，对当时国际关系体系也是陌生的，都渴望建立新的规则，渴望建立没有殖民体系的新亚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日，中印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说：“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
6月3日，中印两国政府均批准了上述协定。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达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同意这些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概括了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奠定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家外交道德准则，是外交实践的重要行为指南，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法则。从理论上划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属于理想主义，是“应然”的问题，不完全是“实然”问题，是中国等东方国家对世界的重大理论贡献。从现实意义上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精髓，目前国内尚无准则可以突破这五项准则。这五项准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丰富和发展。
五项原则虽然不是全新的概念，但是在内涵上却做出了新的发展。例如，西方国家虽然很早提出了“平等”的概念，但在具体操作中并没有把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是不分国家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逐渐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李宝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三个核心内容：第一，尊重不同国家的属性；第二，弘扬平等的理念；第三，倡导国家之间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问世，新中国外交局面为之一新，使中国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为新生的中国拓展了外交空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
章百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代表了东方国家的智慧与贡献。虽然有些原则是从西方国家那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式获得，但是亚洲国家却对这些原则做出了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中的智慧观以及东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经历与追求。所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更是世界的。
亓成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进步，一经推出就成了广大亚非拉国家反抗殖民统治、反对压迫、争取独立的有力思想武器。进入新世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现和平发展的有力武器。
韩保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维护新生政权稳定的必要举措。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也十分恶劣。60年来，从刚开始的四面楚歌到现在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举世惊叹，中国变化巨大。和平是我们最大的诉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的必需。我们今天和平崛起需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可以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阐述我们的价值观。
国际环境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依然存在，国际规则制定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西方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努力竞争，呈现出多方角逐的局面。新的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国际关系，判断重大国际问题中的是非曲直，就显得格外重要。
马小军：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谈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历史一再证明，凡是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国家，都能实现和平发展，凡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会走向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正义的旗帜，维护了和平发展的事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左凤荣（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不久，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但是当时的苏联把党际关系——服从与被服从——运用到了国家关系中，这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中国是最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他国家对中国疑虑重重，怀疑中国会和苏联一样推广自身模式。但是中国一直坚持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高翔（中联部《当代世界》杂志社副社长）：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共十三大后这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又扩展到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所有政党，党际交往不断调整，不断进步。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发表公报，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
人类面临着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需要，和平共处才能将差异性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当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我国是目前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国家。近几年来，岛屿主权、海洋权益也面临挑战，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西方有些国家运用民主、人权、舆论自由等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有些西方国家对“三股势力”持双重标准。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
高翔：今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人道主义干涉屡见不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有着很大益处。
韩保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理念，从理念到实践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有些国家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国际上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不息。说到底，国际政治还是看综合国力的较量。如果心脏不足够强大，就不能把血液供到末梢，即便有血管，依然会堵塞。我们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为我们的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亓成章：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积极运筹大国关系，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构想，全面拓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着力提升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水平，坚持做发展中国家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平等合作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并提倡新型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予少取……这些理念都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刘建飞（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进一步践行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着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和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需要。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外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根在哪里，我们依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需要周边国家的依托，我们依然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着维护和平、追求独立、反对干涉的普世价值。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特别是西方搞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时。我们要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恪守平等，求同存异，进而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我们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军事结盟对抗，倡导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多元共生、包容互进的文明观，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尊重各国人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要将世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交流。
董漫远：要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过程中实现我国发展目标。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也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大国作用，用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奉献来强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集体认同。我们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同追求，反对损人利己的做法，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或全球经贸体系，扩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维护和促进开放性世界经济。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室主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年，是主权维护型外交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是经济发展型外交阶段；现在开始步入的新阶段是大国责任型外交阶段。大国责任型外交，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另一方面要努力提供国际需要的公共产品。在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国际机制变革时，要倡导各国积极协商、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切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国家不分强弱贫富大小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原则，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维护二战成果，绝不允许开历史倒车。在坚持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要求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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