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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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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
关注微信公众号进入社会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
到社会上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现在的我对这个问题真的真的很疑惑。在学校时因为我的思想简单，已经被一些“好朋友”骗了好几次了，蛮难过的。而身边的人也不想我改变，确切的说应该是变复杂。
长这么大，知道的东西却很少。思想也简单的可以，听别人讲话也只能听表面意思。刚到学校时，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从古墓里出来的。大学四年，似乎没有让我读懂是人情事故。家人也十分担心我到社会上会上当受骗，也确实有受骗经历。所有即使我现在要工作了，也让我在亲人身边，至少有人可以看着我。
想一想我前段时间的那十几天的工作经历，就很寒心。在通过了面试。我和两外4个成员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期，其中有2个是销售方面的，只有一星期和我一起培训。当我们一起的5人坐在会议室聊天时，我真的明显看到了我和大家的差距是多么大，而我又是多么离谱，当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到一句话，然后其他人都心照不宣的笑了，而我还莫名其妙。我还问什么意思，然后大家都以看怪物的眼光看我，说你怎么能听不懂呢，是啊！我真的不知道大家讲的什么，我感到很累，我只知道话的表面意思，而不知道大多数人讲话都是话中有话。
做人做到我这样的份上，估计是很晕的，我知道自己以前也会听不懂，在我们家族的小孩中我是老大，可现在其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当我是小孩子了，弟弟今年还说，姐姐你怎么能出去呢，被骗怎么办？连我十几岁的小堂弟在我家时，要睡觉前居然过来拍拍我头说：“宝宝乖啊，该睡觉了！”
上次的工作也是我们培训分4段，一周一周的。离职之后我才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第二阶段我被分到一个大姐姐手下学习。我一直觉得她挺好的，我走的时候也是，只不过后来知道的。我在她手下工作时，她没有给我任何任务，除了第一天外。就把我晾那里，我就自己跟着班长学，然后我问我是不是跟着班长学，她就说是。
离职之后，我才知道她和领导说她给我工作任务我不做，很懒，什么事情也没做。可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还一直以为她对我很好的，为什么事实是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懂。每天还要被一个男同事乱说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很认真的学习，也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认真的做好自己的事，可是为什么有些还是会这样子。而我也分不出别人是真的对我好，还是假的，这个也真的好悲哀。我什么人情世故也不知道。以前有个老师对我说你这样会被社会淘汰的，现在我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并不是我对人好，人家就一定会对我好的，还是照样会整我的。
在学校时也有一些所谓的好朋友做了很多事，让我很难受的。我就一直想我要做“坏人”，其实也就是自私一点，不要对人太好而已。可是发现我做不好自己要做的那种人，因为我的心理接受不了。可是这样子很难融入社会。
我想不通我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东西，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为什么还是有人非要把我当成眼中钉一样呢！做人简单一点不好吗？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伤害其他的人呢。这样做人难道不累吗？
如果以后我真的变了，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吧。可是估计我还得要吃很多的苦头后才能正在长大。现在的我还太简单，连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没有。
做人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
所有解答(6)
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要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生存于社会中的人，就与这个社会休戚相关，抛开时代的主题，也就与社会现实越走越远，终究会被社会所抛弃。任何一个人，他的前途命运的选择都难以超载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音律，很多人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却很难改变他所处的环境。所谓与地俱进，与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脉搏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有个人无量的前程。
做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的命运要靠自己去运筹，任何打算纯粹依靠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亲友、朋友、儿孙等等来体现人生价值的人，最终都将会以得不偿失而告结束。我们也不否认，确有一部分人通过他人的帮助走向成功，但究其原因仍然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外因在这里似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内因才是他走向成功的关健。中国古代圣贤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个人只有能够不断认识自我、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这个人才能自立、自强，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的生活体验使我认识到，一个人要有所作为，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
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做一个简单的人容易，而要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却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个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人算不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只求安逸不求进步的人亦算不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有良好道德素质的人、一个以为他人谋福祉为已任的人。有史以来，我们所了解的和一直所提倡学习的高尚之人不计其数，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都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内容。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说一个具备良好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的人，只有将自身优势尽揭发挥才会有它的实际意义，一个只知纸上谈兵的人，就是有再高的学历，再有八斗高才又有何用？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是因为他坚持不懈的施德于他人才赢得的殊荣，一个只想索取不思奉献的人，就是再有良好的体魄，也只是一具蝼蚁而已；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生命才会变得丰富多彩，才会有辉煌的前程。
这个感觉太笼统了。有点像论文一样哦。
做个诚实的人，做个适应社会的人。人改变不了环境，但环境能改变人。主要要学会适应。
你好！你很真实，你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觉，这其实是很多人都曾有过的感觉，只是很多人不说而已，你能说出来，我觉得你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是好事！怕就怕自己认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想对你提三点建议；一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做一个用心的人，多观察，多思考，多做事，少说话（与工作无关的话），少评价（评价他人的做法），少索取（索取他人的回报），不要刻意改变自己善良的一面，要相信投逃报李的道理，即便暂时得不到，甚至永远得不到，不要太多地考虑；二是要坚持学习，学习他人好的做法，多看看有关书籍，尤其是自己缺少的知识，比如，如何观察社会，如何融入社会，如何与人相处等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建议你抽时间看看《成功学全书》，多看几遍，相信你能找到自己要的答案；三是要学会沟通交流，不要总是担心别人比你强，总是担心别人会笑话你，总是觉得社会是灰色的，要确立自信，只有自信，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当然你要注意慢慢掌握沟通技巧，不妨也看看相关书籍。
其实道理我都懂的，在学校人际交往方面的书也看了不少。只是自己的思想简单了些。然后也不想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难听点可能说是自私一点吧。真的很想简简单单的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想很多的东西，也不要想着要防着身边的人。做自己的事情，开开心心的。
像你所描述的你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笨人，有点世事不通，不过不要紧，环境会教育人改变人，你会慢慢成熟的，做人要做诚实守信的人、热情的人、勤劳的人，别学那些社会现象，对你不好的人你背后会骂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是笨，而是不会想太多。认识我的人基本上都喜欢我，对于那些坏人我不会背后说他们，我会当面讲。我觉得做人就是要真实一点，我不会背后怎么说别人的，而是直接当做不认识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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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乐观和悲观交替而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完）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没有什么人的遭遇比起那个更适合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结尾了。
那个据称是来自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讲述了他的同学向当地教育局举报了学校在雾霾天里继续补课，教育局将电话转给学校，老师、学校和家长都指责了这个学生。
在他的那个帖子中，通篇都是对成人社会的不解。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
当我们考虑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给未来时，最直接的反应是，年轻人是受害者。但当更年轻的如那几位委屈的高中生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现在的我们可能同样是施害的一方。
媒体人许知远在写梁启超的传记，对于梁的“新民说”他有很多感受，“我们是新民吗？我们肯定不是新民呀。这么多喜欢听谣传的人，这么多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的人”。
跟他一样，法律学者郑戈在采访中也提到了“新民”，当制度层面的建设受挫，或者走样的时候，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还是寄希望于人的进步。
这是整个社会漫长转型的一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每一代人都会忘记上一代人。中国转型时间比较长，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没有完成。”许知远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困境，他们（梁启超时代）当时都有。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是个弱国。这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傲慢，转型变得更困难。”
在我们采访的所有 20 个人中，他们的年龄和身份各异，但都具备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希望社会向善的信心。
刘波觉得，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响他的发言权；周保松希望不要轻易放弃对美好生活和公正社会的追求，不要落入一切都是金钱与权力的思维中，参与更多的公共生活；刘擎说那些不迎合你的声音和东西，可能更会刺激你的理性与思考；许知远说，更多时候可能要多问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更主动，更有行动力。
在过去的 6 篇文章里，我们和这些人一起讨论了所有 79 个问题——如何面对异议和跟你不同的声音；如何避免阴谋化的思维方式；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如何面对他人的隐私；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发现真相……
它们不一定成为解答我们困惑或指导行为方式的灵丹妙药，但我们相信它会促进持续的思考。如陆铭，这位经济学者所提倡的，我们在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时，是否掌握接近真实的思维方式。如周保松，这位来自于香港年轻的政治哲学学者，他希望每个出征 Facebook 的爱国者，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要翻墙去别人那里表达爱国？容许更多的资讯进来，不用翻墙，不是更好？
“拉塞尔·雅各比在 1980 年代写过《最后的知识分子》，就是讲整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发声越来越少，不被重视了。这东西在 ‘ 911’ 之后就变得很明显了。1980 年代他们对里根很有看法，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抗议。然后 ‘911’ 之后，他们也在联署，但对现实世界的冲击不大了。”许知远把美国社会走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今天，部分地归结到娱乐化的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缺位。这同样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的太好了吗”？没有最后的答案。我们能确认的只是：这个社会是我们自己来参与、建设、完成，并最终定义的。
“911”事件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来自：维基百科
80. 即使声音微弱，也要做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
作家、媒体人
我觉得，说到底，你就是本分地做人。所谓“本分地做人”意思是说，尽管世界是这个样子，局面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什么是你力所能及能做到的，还是要做。尽管这个声音多么微弱，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些明知注定要失败的事，因为那不是一个为了成效的问题，那是一个道德责任问题。我常常举的例子是，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掉到河里，直接下去救她。你不会有时间在岸上计算，我现在下去，救到她的几率有多大，我算了一下，我救到她的几率只有 23%，就是说我有 77% 的机会是救不到她的，那算了，我还是不救。不会，你会想着无论机会多大，都想办法先救她再说。
为什么？这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不是看最后你做这件事的成果怎么样，而是你该做什么事的问题。
81. 不要太小看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副教授
我觉得第一，不要低估个人的力量。不要说我们看起来很渺小，我们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做什么也没有用，有很强的无力感，很容易就变成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我经常强调社会是由每个人构成的，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里，不要太小看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第二，不要那么轻易放弃对美好生活、公正社会的追求。不要太落入一种一切都是金钱权力去判定的思维中。大家要一起努力才有可能。 如果大家都那么轻易放弃，那很可能就会陷入自证预言。大家都觉得这种社会是不可能的，那这样的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出现。那我们就慢慢接受现实，现实就是不可改变的，结果就真的不能改变。
第三，当我们去参与公共生活，我们去实现一些价值的时候，我觉得要看到的是，不仅仅是为了别人、为了外在的世界，我们是在完善自己。假如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很认真地去问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仅仅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完善自己。说起来好像很虚无，这是我们儒家文化里十分重视的一点：完善我们自己才能活出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来。
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个例子。你看我的微博，开了五六年，其实我在微博里一直在鼓励和推动在这个平台大家可以进行比较有水平的讨论，我们不要人身攻击。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平台，一直在和一些年轻人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讨论。我没有那么悲观啦，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在进步的。形成一个互相尊重的氛围吧，没有人一上来就要和你撕 X 的，除非他别有用心。
两年前我发起了一个关于自由的讨论，结果有上百万的人在观看，几千个留言。大部分人一方面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也能够意识到别人可以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也要慢慢学会容忍、聆听，接受不同观点的人，这个需要去学习。在我们中学大学里面，也要去培养这样的“公民德性”。作为一个公民，慢慢去培养一些尊重他人、跟人对话的（品质）。这在中国是非常缺乏、又很需要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跟学游泳一样吧，在水里才能学游泳。要建立一个好的讨论空间，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回到知识分子或者所谓意见领袖，他们其实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一个公共空间如何去进行一些比较理性的辩论，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胡适曾说：“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来自：
82. 你真以为你天天看真人秀节目是无害的？
作家、媒体人
我觉得最缺的是自省的思维方式。我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说起别人来，好像非常义正辞严，但他自己犯的可能比谁都多。如果你不能对自我进行批评的话，怎么能批评这个时代呢？
中国社会我们谈了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每个人都在谈别人，很少人愿意从自我出发——我做到个人责任，我去成为那个行动者。大家都希望我说完后，你去成为那个行动者。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好像你没问题似的。
普通人应该建立起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包括他崇尚什么，他欣赏什么，一种朴素的东西。但在中国社会这种朴素的东西也消失了。
解决需要漫长的时间。大家会遇到困境，就和美国选了特朗普一样。你真以为你天天看真人秀节目是无害的？你每天看这种大言不惭的东西不会一直无害的。这个社会当个傻瓜开开心心的，没有后果？都会有后果的。特朗普就是美国这十多年，高度娱乐化的后果。然后他们会把美国带到一个非常混乱的状况，每个人都会承受这个灾难。
中国社会不应该傲慢，不应该封闭，这是最应该警惕的。整个中国必须进行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本质上是理解自我和理解他人。中国教育巨大的失败让所有的都凸显出来了，我们都是种机械的教育，所以我们对自我，对人没有感觉没有感受，人像动物一样生活。
作为个人，我应该警惕不再用微信了，太分散我注意力了。还要警惕自己不够勇敢，滑向和社会妥协。
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自：维基百科
83. 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和无知，你不觉得自己一定正确，这时才能够跟别人沟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当你作为媒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觉得受访者是清醒的，其实可能是不清醒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受蒙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无知的，以及可能是在某些事情上会受蒙蔽。我觉得知道这一点才是自己可能不被蒙蔽的开端，就是你要始终相信自己，可能是无知，在任何事情上，可能自己不是绝对正确的。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一个事情上怀疑其他人的声音，怀疑官方的声音，怀疑某些人的声音。你怀疑那些东西是以怀疑自己为前提的。我觉得这是可能第一点。也只有你不觉得自己一定正确，这个时候才能够跟别人沟通。
第二点，还是要读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你被一个东西占领头脑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他都对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当你摸象摸得更多的时候，那象是什么样子，才逐渐出来了。
84. 用身份来寻找立场，最终可能影响你对一件事的正确判断。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
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宗教身份不影响他的发言权。我的观点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宗教。
今年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篇。伊斯兰教是个世界性的主流宗教，有 16 亿人，在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正常的宗教。穆斯林都有说话的权利，不应该被认定为有犯罪嫌疑，被毫无理由地怀疑。
我现在很不喜欢的就是“洗地”这个词，好像说伊斯兰教没有问题就是所谓的“洗地”。在法律上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经过审判、不经过合法程序，任何人都应该被认为是无辜的，应该是有完全自由权利的公民。这是一个文明共识。
中国人和穆斯林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千多年了，其实穆斯林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里了。很多人都在脑子里构建出一个穆斯林的形象，是封闭的、暴力的，但是你跟更多的穆斯林去接触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思维很开放。他们的思想可以倾向自由、民主，可以去研究科学，这是不违反教义的。比如说塔利班是穆斯林，但马拉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是一个穆斯林。马拉拉并不觉得追求性别平等跟她的宗教信仰有矛盾，相反她会觉得是宗教要求她这么去做的，她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伊斯兰精神所在。
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穆斯林“辩护”。骂别人和贬低别人，是很廉价的，往往陷入互相侮辱的恶性循环。你要去尊重别人，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是要付出成本但同时收益也更高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廉价的事情，要做可贵的事情。我觉得普通老百姓说一些褊狭的话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要去调查事实，才有发言权。如果知识分子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起到沟通作用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觉得政治正确并不是一个道德上太高不可攀的原则，不是说我讲政治正确，我就高人一等。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利益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在目前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社会也有价值观真空、信仰真空的情况下，一定要警惕族群冲突，这些冲突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提倡政治正确，可以减少潜在的冲突，符合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拿这次美国大选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的核心是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政治判断，主要不是看利益，而是看身份。我是个白人，我就支持特朗普；我是一个少数族裔，我就支持希拉里。
身份政治发展到极致，就是认定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必定抱着某种政治观点，你就必定和我们不一样，这就把社会简单化了，会很危险。其实你应该这么想，我是一个汉族人，但我不是“汉族”这个身份标签所能定义的。我还有很多身份：是个记者，是个评论人，在家是别人的丈夫，是别人的儿子。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我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很可能我和少数民族朋友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而和汉族朋友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很多事情是跨越“身份”的，你不能拿身份来定义我。
“身份政治”思维不仅可能导致对其他人的偏见和伤害，而且很可能对自身也不利。举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民主党执政其实对白人下层是比较有好处的，医疗等福利会保持，会对富人征税。但白人为什么大量投给特朗普呢？就是因为对移民不满、对希拉里不满，这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思维，最终是对自身利益不利的。
85. 一个强大的国家转型是更容易还是更难？
作家、媒体人
我最近在写梁启超的传记，（最大的感受）是历史的相似性。每一代人都会忘记上一代人。中国是转型时间比较长，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所有的困境，他们当时都是有。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那个时候是个弱国。这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傲慢，转型变得更困难。
我们是新民吗？我们肯定不是新民呀。我们还在面临怎么新民。这么多喜欢听谣传的人，这么多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的人。
国家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市场经济是不是该建立？他们都在讨论。只不过问题是一样，解决思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没有变成，解决思路就要我们找。梁启超那时候也是在谈公德和私德的问题，但他的思路是他的思路，我们有我们现在的思路。
你看起来那个方式都是很简单的，外在的你要建立司法制度，建立什么媒体自由，内在你要有个人责任感，这套系统说出来是很容易的，但每个你怎么实现就是很难的事情，这里面又需要新的智慧。
我觉得是种自我救赎。就是你必须创造一种让一些人比较信任的声音，不要依赖别人，你自己是不是能创造？比如你作为一个记者，是不是能写出一些持续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你的判断是准确的，或者是值得信赖的，期待的。比如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这么长时间来的分析判断，是不是一个值得被期待的，信赖的，诚实的，可能不一定正确，但是是诚实的声音，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些点增加的都多了，那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
梁启超，来自：维基百科
以下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提出的全部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阅读：
这是我们采访的 20 位知识分子，你也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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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微信公众号如今的弊端未来要由年轻人解决，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③
《好奇心日报》采访了 20 个人，他们中来自学界、媒体、出版界居多，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公共话题，希望传承下去的是一个“好社会”。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未来年轻一代会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吗？
习惯了经济高增长，很多东西会被认为天经地义，比如“更富有”；比如，“这一代的年轻人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比上一代人容易多了”。看看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人们很快会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个愿望。
经常被拿来与中国对比、同样经历了几十年高增长的日本会提醒我们，实际情况不总是这样。梁文道是个作家、媒体人，他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到，在日本年轻人不重要。为什么？
第一，人少，第二，穷。
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
中国的问题还包括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当中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计划生育政策对此影响极大。吴琬瑜说，六个人哄着一个人，它有可能让人很难全面地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问题。她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负责了解正在发出声音的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看到他们如何发出声音。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她多次提及“沟通”和“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经济增量，就是那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可以把这些矛盾都隐藏起来。但如果不是这样呢？
《纽约书评》专栏作家克里斯汀·卡里尔 (Christian Caryl) 在《历史的反叛： 1979 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 (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 一书中提到， 1970 年代的伊朗与 21 世纪初中国有相似之处：高经济增长率，石油收入上升带动工业蓬勃发展，教育体系完善，国力强盛。它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威权政体开发成功的典范。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主要有三个问题困扰了这个国家：民众受到工厂就业机会诱惑，引发的城市化问题；经济快速变化伤害到“传统精英”（在伊朗表现为市集商人团体）；教育体系产生的毕业生快过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未来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些。
它跟梁文道提到的日本一样，那个并非总是向着右上角延伸的经济发展曲线发生变化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比我们想像的要更复杂，而一个后发展时期的中国可能比日本要面对麻烦得多的现实。
这些问题，未来可能是恰好中国现在的年轻一代来面对。
卡里尔提到一位年轻的伊朗女子在留美期间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开始戴起头巾面纱。她那世俗派的父亲在伊朗飞机场接机时，大吃一惊地说：“我以为我是送你到美国念书，不是到库姆。”库姆是伊斯兰教在伊朗的一个圣地。卡里尔说，我们总是以为中东地区的宗教问题是原因，实际上可能它只是一个结果：中产阶级上升过程中断与失败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吴琬瑜说的，“未来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比如说你宣扬什么样子的意见，你有一天意见变成政策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你必须就接受它。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之后产生各种影响，或者是对于周遭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对这个公司的影响，或者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你最后它会回过头来影响你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你是让它继续恶化还是它会向上，其实你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个逃不过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一代需要独立面对。但现实情况可能像吴琬瑜所说，“你不是一个在需要沟通的环境里长大的人，所以你不会沟通”；也可能像梁文道所说，“你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少、而且穷”……不管哪一个，你要说服更多的人，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好奇心日报》这个系列的第三篇文章，有关沟通、共识。
（额外要说的一个东西，《好奇心日报》这个系列出来两篇之后，编辑部内部也会有讨论，我们是否提供了价值？那些本来就与《好奇心日报》价值观相近的人，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再强调这个东西，而我们希望影响到更多的人群，是那些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他们是试着思考，还是干脆甩手走开，或者让我们原地炸掉？
这个系列希望产生的“影响”，简单说只有一个：我们明白知道方法比知道结果更重要。我们希望打开思考的可能性：这些东西是可以思考的，不要以为它是不能思考的。
这些有关《好奇心日报》自己的困惑，也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沟通、共识”相关。）
22. 一个社会没有共识是好事吗？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副教授
第一，在任何社会里，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是很必要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肯定会有多元意见。我们价值观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千万不要以为多元的观点是一件坏事，我觉得是个好事。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只有一种观点、一种意见，这个反而是不健康的。
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很多不同的争论，下一步就是你如何回应这样的状态。理想的就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言论空间，让不同观点的人能通过讨论、对话、辩论来帮助我们了解对错真假。
第二点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不同的观点没法产生出来的话，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更严重，会失去一个互相理解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变成冲突、产生仇恨或是偏见。尤其是在种族、宗教问题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话讨论的空间，这个社会产生撕裂、矛盾会更加严重。
第三点，可能你会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讨论，大家很容易变成没有办法对话下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学会去讨论，学会如何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公共讨论，而不是固执己见，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进行公共讨论，学习如何尊重意见，这是相当难的过程，需要大家去努力。
23. 即使是一个素人，有更多机会让别人听到你的想法，这是好事。
作家、媒体人
首先当然是意见的民主化，就是大家都有很多意见，而且呢，我觉得的确是有更多的新的精英出来了。
在台湾非常明显，以前我们这些人在媒体上写评论，在报纸写一下能够成名。然后在这几年，在社交媒体时代，我自己在台湾、香港、大陆都看到一些新的草根的评论员，但是慢慢他有影响力之后也变成媒体评论员，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门槛变低了。因为有些人如果他一直在自己媒体上发表地很好，那他也可以成名。这个是现在最清楚，就是说很多人都可以进入那个过去被精英垄断的言论的领域。
那首先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本来就是等于渠道变多了，不是只有以前要上《南方都市报》才会成为知名的评论员，现在大家都有机会，只要你写得好。某个意义上，我还是比较正面地看待，因为我发现，尤其是一个人如果藏起自己的能力的话，他可能会写很多不错的文章，才有机会被肯定。他自己在他脸书上，或者是微博上写，但是如果真的好的话，我发现还是会有很多机会被看见，即使他是个素人。所以这个是正面的，就是说越来越多人，如果你努力，如果你有很好的意见很好的文章，会被看见。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负面，就是说这的确是个言论民主化的时代，可是民主需要有机制来做一个沟通和对话。
24. 他们以为自己在讨好年轻人，其实并不懂他们，结果失败了。
作家、媒体人
台湾一些主流媒体他们就是讨好年轻人，用年轻人一些语言，好像装可爱就是答案了，好像大家卖个萌，就是跟年轻人对话了。那我们觉得不是嘛。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新的社会变化。现在台湾关注的议题是同性婚姻后面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只是那种肤浅的语言问题。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感性，应该说每一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感性，就是认知世界的方式。那可能我们媒体就必须去抓住这个时代的感性，跟它理解社会的方式。但是呢，也不能完全讨好，你任何事情讨好市场也没意思了嘛。对吧？只是说我们做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做深度的对话这些，但是我们可能在一些沟通方式、包括视觉表达方式，可能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完全讨好他们。
另外关于反叛，中国这个土地上过去 30 年也比较难养成反叛的一个文化吧。就像我曾经写过的东西，在过去 10 年，摇滚乐越来越火了，对吧？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但是很快就商业化了，从 2008 年之后满地都是音乐节，那音乐节变成狂欢的 party 嘛。但是原来那我也说其实那种所谓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精神，曾经在世纪初大概是有一些，就是在中国的这种独立音乐、摇滚或民谣还很微弱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反抗精神，大家对体制是不愿意。可是现在这个诱惑太大了，从音乐节到这些歌唱节目，中国这个商业力量真是太大了，所以的确找不到这个原生的反叛青年的文化。
2011 年的长江草莓音乐节。2016 年，草莓音乐节的母公司摩登天空在 20 个城市举办了音乐节。图片来自 szhouse 。
我想中国的商业力量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了吧。或者，实际上这句话不太准确，应该说“商品化力量”，一切都可以卖，一切都是用金钱来衡量很多事情的原则。
25. 日本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被重视？
作家、媒体人
这很自然，这是市场力量。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的消费力主要集中在哪个阶层，或者哪个阶层最显眼，大家都会顺从它。现在中国，网络媒体上面最活跃的的就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最可见，最visible，所以社会主流会注重他们的看法跟感觉。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普遍地比过去要高，他们也愿意消费，那他们其实是主要消费力人群，大家就会迁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比如在日本，年轻人不重要。日本跟全世界都不太一样，好几本时尚杂志是做给五六十岁的人看的。日本的时装也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本土的时装品牌，甚至是外国大牌到日本之后会推出一些给老年人穿的。因为，第一，日本年轻人少，第二，穷。它的贫富差距是以世代化的差距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近几年欧洲、日本的时装发布会的年度走台秀上面的模特越来越多是中年人在做。以前我觉得做时装模特都是年轻帅气或者身材很好的小鲜肉，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白头发的人在走时装秀，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才是他们市场有钱买得起东西的人。而中国也会逐步迈向高龄化，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消费阶层还是年轻人。
第二，不只是中国，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家早就批评过，世界都在幼稚化、低龄化。这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成人阶段整个都被推迟了。以前的人他可能十二三岁，比如中国古代，他就要行冠礼了。十五岁就开始成家生孩子了，十岁之后就开始帮家里做事打工下地了，以前的人成人地很早。当然以哺乳类动物来讲，哺乳类动物成年阶段就比较往后拖嘛，红毛猩猩要到八岁之后才离开妈妈，人类也是一样。随着文化的进展，我们成人阶段不断地往后推。因为我们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从 20 世纪开始，小学教育成为必备的东西后，成人阶段就开始往后拖，到后来大家觉得初中起码得上，再到后来觉得高中毕业就叫知识分子了，再到后来大家觉得怎么样都得上大学大专，到现在大学大专都不够了还得考研，所以你成人阶段是不断往后推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讲今天 20 多岁的人比不上一个十几岁的人成熟，是因为整体的成年阶段在往后推。
但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趋势。
26. 为什么我们看世界的路径越多，却好像更狭隘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我们会觉得青年一代他们的渠道更多，他们不是愚昧的一代。但是你会发现当更加开放的时候，大家的视野反而可能变得更狭隘了。
这个是一个反力量，在像帝吧出征这类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原因很复杂。一个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教育导致我们对政治有一种很简单的看法，国家是第一位的，制度或者人权是第二位的。我们的历史教育一直以来比较强调这一点，形成了一种屈辱的情感记忆。 2008年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像地震，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会激活屈辱的集体记忆，突然就会释放出来。比如在纪念汶川地震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会突然愤怒地发泄式地喊出“中国加油”的口号，一下子把自然灾害与整个近代以来的委屈的历史勾连起来了。
帝吧出征是另外一种表现。教育中与屈辱相对的另一反面就是害怕自己不强大，或者盲目地自大。中国现在很强，美国也怕我们，小小的台湾，居然敢对抗？就从极度自卑走到极度自负，这两种心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我们要反思是不是一直以来的教育培养了这样的心理结构，如何能够培养一种更健康的大国国民的心理结构。因为这种心理结构受到外界刺激时，很容易产生比较偏激反应。
我觉得这还是对全球化的反动。越是全球化，反而越容易把自己的问题归因于其他地区的问题。全球化本来应该是走向宽容、建立共识，超越现有的思维方式，但是现实中却可能是回到传统的孤立的现实主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和追求局部的短期利益。文化之间的这种冲突导致的不宽容，这一点从美国大选中的民意走向也能看出来，不宽容的情绪和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也包括中国。
27. 当你宣扬你的想法时，是否有想过你是要负责任的？
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
中国大陆，因为过去是一胎化，当然他们对年轻人特别好，比如说就可能六个人对一个小孩百依百顺。
台湾当然不是对年轻人太好。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事实上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他们也愿意上街头，他们也有一些相信的价值观，他们也颠覆一些原来旧有的势力。所以如果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它太不了解年轻人。
所以在台湾，不是讨好的问题，而是年轻人有他们实质的影响力。那么他们也用网络媒体，也有论述跟表达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也有很多记者是年轻人。我们有一些 30 岁以下的，或是毕业两三年，那我觉得他们进了社会以后，还是很愿意学习。社会可能会教他一些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价值观，看事情不同的角度。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在学习跟历练的过程。但是中间付出很多的代价，就是蛮痛苦的。
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宣扬什么样子的意见，你有一天意见变成政策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你必须就接受它。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之后产生各种影响，或者是对于周遭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对这个公司的影响，或者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最后它会回过头来影响你自己所生存的一个环境。那你是让它继续恶化还是它会向上，其实你是有责任的。
然后你不认同的事情就应该从你自己开始，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我当然知道现在很多的媒体，就是“我讲得爽”“我高兴怎样发泄我的情绪”，然后可能也会卷动一股势力，集结大家，去咒骂我不喜欢的事情、人、物，这样的疯狂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五年后，可能网民会越来越理解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这样做其实达不到他们的效果，别人的反弹很大，社会会越来越恶化，或者它会有一个力量往回拉。我觉得它是需要一点时间。
28. 为什么共识越来越难达成了？这是件糟糕的事吗？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现在是，共识是很重要的，但共识很难。但共识要看什么样的共识？可能有些最低的共识还能达到，比如我们人要生存，社会要有基本的秩序，我们要遵守法律，现代人应该在规范意义上、在理念上共同富裕等等。这些基本层面其实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是把它运用到具体的事情上，马上就会有分裂。就会出现，你谈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你谈的“平等”是什么意思？你谈的“法律”是什么意思？
这种分裂我觉得这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现代社会出现以后，文化的多样性。我讲的还不是种族的文化，是讲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多样性。你像中国现在有儒家的信徒，有基督教徒，有佛教徒，有自由主义者，有个人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他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念就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多样、异质性的社会，而传统社会是个共同体，是个同质性的社会，共识就比较容易。大家生活背景，什么都一样，世界观也一样，看的东西也一样，现在，你一天到晚看美剧，我一天到晚看 CCTV，我们俩最后三观就不一样。这是观念层面上的。当然观念是由个人经历什么的决定。
2014 年，一些美剧在视频网站下架。同时，央视付费频道“CCTV第一剧场”引进热播美剧《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前研究员
我觉得大家没有共识，是言论自由环境下自然的现象，比如说左派这么说，右派那么说，然后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这么说，就是同一件事说法都很不一样。大家没有共识，这是正常的。大家应该去想办法，去追求真相，最后揭开真相。比如说雷洋这事儿也是，这个说他嫖娼了，那个说没有。不要人为地去删帖。你越删帖，然后大家就觉得你瞒着什么事儿，可能你是对的。你是那个真相，但人家是情绪。
绝对不应该老是动不动就删帖，封号什么的，不应该去做这样的努力，而是说真理越辩越明白。大家都在说一件事，有的人说得更符合真理，让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出来，出来以后让大家来分辨。
29. 为什么人们总是乐于接受大的原则，但轮到自己的时候总是感到困惑？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对于一些抽象意义上的大原则，比如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我们现今社会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落实到个体层面，你愿意女儿嫁给黑人吗，你愿意你的小孩是同性恋吗，你真的能平心静气地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人一起生活而不歧视他们吗？一落实到个体和细节，分歧立马就出现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公共讨论凝聚共识。然后还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因为法治其实最终也是人治，只不过是什么人去治。你说传统的人治社会是君主，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一把手”说了算。在一个法治社会，基本上就是法官说了算。
但是在中国社会，法官其实也是一群不被信任的人。因为在抽象原则上，没有人会去反对自由、平等、正义，但是在具体个案当中，之所以会发生具体个案，就是因为有纠纷。一方说自己有理，另外一方说没有道理。
30.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更难接受同性恋？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其实对同性恋的包容是和文化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认为中国式的家长没法允许自己的子女是一个同性恋，中国式家长的宽容度其实是非常低的。
其实西方的社会也是这样，他对同性恋的包容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那么这其实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成年子女在多大程度上还和自己的家长生活在一起，会受他们影响。西方社会基本是人独立的比较早，然后也没有赡养父母，成年以后还要听父母的传统。所以说基本上他们成年以后父母就管不了他们了。这是导致西方同性恋生存空间更大的情况。比如在美国很难出现，你到了一定年龄，不结婚就会被父母逼婚的情况，这是很难出现的。哪怕父母逼你，他的压力也会非常小。因为基本上他每个人的独立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中国还不是这种情况，特别他和很多社会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除了赡养父母以外，还有小孩出生以后父母还帮着带小孩，包括这个高房价，导致所有领工资的人其实都是买不起房的。然后你要买房的话需要动员整个家族的力量，四处去借钱才能买得起房子。这样反过来就把已经瓦解的家庭观念，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了。
31. 如果真的像一些人说的“没有共识”的话，主流意见又是如何形成的？
普渡大学宗教学博士后
我觉得“主流意见”这个问题本身是比较吊诡的问题，因为很难说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见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在英国，或者其他社会，如果大家可以上不同的网，不同的社交媒体，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讨论，但是并没有谁可以说“我的声音是主流声音”。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社会群体，每个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
而且本身他们所说的这些“主流”，可能并不是主流意见。而是说机制上对一些价值的保护。可能美国的主流文化现在就受到了挑战，就包含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谓“白人文化”现在是受到挑战的主流文化。但是大家能够讨论这些问题，能够反思这些价值是因为机制对这些人权问题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大家能够有对比性，然后能够提出反馈。
美国时1 月 21 日，特朗普就职当天，上百万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发起女性大游行。图片来自 TellMAMA。
所以我觉得有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
32. 那应该有共识的东西是什么？
普渡大学宗教学博士后
我觉得那些共识可能应该是由法律或者机制来保障。
就比如说是学校需要教哪些东西，哪些需要是学校教的，哪些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然后比如说是不是要有新闻自由，大家能够有这些反馈。然后，是不是价值上能有保障？机制能不能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我觉得这些是城市所谓“共识”的一部分，而不是说由声音带来某些群体的价值观，来打倒另外一些意见。
所以，可能需要对这些底线有机制性的保障，然后同时能够有一些大家能够发声的一些机制，能够有这些反馈的环境跟条件。
如果是形式上的底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也没有说的。我觉得公众讨论上底线，就是尊重，兼听则明，不要有攻击态度。在传播跟阅读信息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警惕性。然后就尽量扩充自己的圈子，也要看一下不同的声音，对形成意见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33.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但可以有一些共通的参考的坐标。
作家、媒体人
让大家沟通，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万灵丹。全世界都面临这个当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那你能怎么办呢？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当代最大的一个危机——沟通危机。那我只能说，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只能去提供更多的事实和真相来对抗假的。不管自己写或者自己传播。
不过我觉得社会本来就不应该有共识。因为我们讲民主体制，就是预设社会是有冲突的，可是民主是有一个机制让社会的冲突可以在制度的框架里面去运作。
所以我们说的不是共识，是对一些事情有共同价值，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比如希望年轻人也很关心自由、关心民主，就是说希望有一批人是有这样的价值。
那现在可能是要越来越难对话，因为大家可能也没有一些共通的参考的坐标。过去我们看同样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参考坐标，现在可能越来越碎裂。那太过碎裂，当然是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但你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可能性。
但现在好像普世价值在中国，很多人也不太信了。这就是问题。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时代你就没有参考坐标，中国人的参考坐标只剩下爱国主义，那如果你有几种不同的价值彼此妥协抗衡还好，但是当没有人信仰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是另外一种危险。我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仰钱跟国家利益，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大的危机。
如果信仰只剩爱国跟钱的话，就很危险。
34. 缺少一个好的沟通机制，最后就只能导向“最大的领导”。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最近有部片子《我不是潘金莲》。你办假离婚，一方是真正想假离婚，另一方是想真离婚。但是你办的离婚证是真的，是有法律效力的。它就会出现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涉及到——法院如果做出了判决，你到底服不服？
去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一位叫李雪莲的女性因为无法接受假离婚带来的后果，反复上诉。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因为他有尊重法官的传统。哪怕你心里面其实是不服的，但是法官这么判了，你也不会再去上访。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家谁也不服。既不服法官，也不服地方的官员。最终他还是想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对正义理解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大家都服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后大家都觉得需要去找最大的领导。然后她找这个最大的领导，也不是她服这个领导，她也是想找到一个最终和自己理解的正义观相符合的解决方式。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中国社会的纠纷很难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你说具体个案中的正义有不同的理解，是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那么我刚才的说法就是想说明，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大家相信某种机构，相信某一群人，比如说是法官。他所作出的判决，最终他们是服气的。
但因为在中国，脱离暴力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最后大家所认的根本权威其实还是某种暴力。因为她说了以后，你没法反抗。所以说你才接受，这个是我们以后在迈向法治社会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35. 一些专业的科学问题，比如雾霾，为什么反倒没有权威的声音？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在西方其实是有这样一个群体：
那些非常专业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也没有必要看懂，很正常。问题是这些问题有社会溢出效益、经济效益、甚至是道德效益。这些东西，是会催生出科学界的评论家，这类人具有独立的身份、职业、收入，一方面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与能力去判断，这些科技事件中所指的含义以及溢出的外部效益，能给他一个判断；而且能用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传递给老百姓，通过这个机制，能够减低这些事情的发生。
这样一个中间的机制、群体，一般是由科技协会或是专业媒体担当的，但我们的媒体都是附属性的，没有担当起公共性，这些事件有溢出的公共效应。这些群体应该去担任，但这些群体发不出大家信任的声音，或是根本没有声音。
那没有这些公共性的评价，老百姓怎么作出判断？科学家也没有办法作出这些公共性的评价。
36. 而像巴铁这种匪夷所思的“前沿技术”却有很多人相信，哪里出了问题？
作家、媒体人
巴铁那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大家都很懒，连政府部门都很懒，懒到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消失掉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能，我们只能说自己懒惰。
“巴铁”看起来是一种可以在骑车头顶上行驶的大型巴士，去年 8 月，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媒体公开报道了这些“发明”，后被质疑可使用性，并涉嫌非法集资。图片来自szhouse。
其实坦白来讲，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有太多工具和渠道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牵涉到科学和技术而我们又不懂的公共事件。微信上有个公众号叫“知识分子”，那个是一群正儿八经做科学研究的人办起来的。上面就有大量的科学界的人怎么看这些问题，科学界在讨论什么。所以说今天你要有意愿的话，你没有搞不懂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精力而已。
在我看来今天比过去几年比较进步的一点是，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比从前更愿意和公众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知识，所以才会有果壳网、知乎这种媒体的出现。那些人有意愿，他们做了那些东西，如果你也有意愿，你是找得到的。也就是说在知识上面，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好地装备自己。
37. 科学精神是一种思维方式，始终愿意修正你的观点。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
科学精神不是简单的知识性的问题，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你不能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决定判断，你所有东西都要经过检验，去问别人，去google上查，不能有预设性的决定的东西存在，你要去找证据、思考、掌握完整信息。不预设任何结论，保持一个开放性头脑，始终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去修正你的观点。
科学素养不是科普就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哲学、还有通识教育，你会发现有时候文科的人可能更有科学精神，理科的可能会比较轴，比较机械化。公众去看一些文学上的、哲学的东西，对于提高批判思维能力是有帮助的。
科学本来就是没有完整的答案，这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确证，没有东西是绝对的。在科学上，两个科学家也会有完全矛盾的观点，我觉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要有更大的肚量，要去推广科学知识。不能因为老百姓的一般性的质疑与批评就觉得他们愚不可教。
《财经》杂志副主编
今年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其实包括美国的大选、英国的脱欧，我们表面上讨论很充分，但信息其实并不特别完备，有些可能还没讨论到点上。众声喧哗之后，反而大家无所适从，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刚刚展开一轮，又有别的事情给冲淡了。
（后续报道，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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