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为何远远落后于西方？
我只想问一句，楼猪你的猪脸被打的疼不？
汉奸网特为何如此猖獗？涯叔，你为何如此沉默？
楼主呆逼骗回复
01:03:19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所谓西方的造船技术还在狗屎级别呢。-----------------------------@死不认穷 20楼
01:13:11似乎马可波罗到中国在先吧！-----------------------------在美洲
非洲都能找到古代中国人曾经到访的遗迹
@苦苦道人 7楼
00:58:57中国最早的古帆船图案就在珠海，就在高栏岛的宝镜湾摩崖石刻上！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制造舟楫，早在商代出现帆船运输。中 国是世界上造船航海
打脸打的好，煽的好
@太上纯阳氏3
01:27:351000吨以下的沉船还没算。-----------------------------@死不认穷 42楼
01:41:02中国假如造船技术比欧洲好，为什么是欧洲人来到中国，不是中国人去到欧洲？这个事实你怎么解释？-----------------------------就和现在人争着移民欧美一样，你会移民非洲么。
说来说去还是被满清毁了。
煞笔楼主，大中华航海的时候欧洲人还在玩木伐呢
回复第133楼(作者:
@zcw070815
@太上纯阳氏3
01:14:18 　　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舰……
@太上纯阳氏3
01:14:18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舰船,用26磅火炮,200年后鸦片战争中英国用24磅火炮-----------------------------@死不认穷
01:21:19明朝的火炮26磅只能打300米远，英国的火炮可以射2000米远。怎么作战？-----------------------------@zcw070815
03:04:502000米是最大射程，300米是有效杀伤射程，就像一般普通步枪子弹2000米外基本没杀伤力。而且明朝海军称雄的时候，英国连个常备海军都没有，国家陆军常备军也只有几万人-----------------------------@死不认穷
09:51:00人家有效射程2000米。你慢慢YY吧！-----------------------------@zcw070815
13:04:00逗死了，还2000米，打的中吗，威力大吗？西方海战基本在200到300米处对战，葡萄弹有效杀伤射程就150左右，链弹、实心弹才400左右。如果大炮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上舰肉搏？你对海战知识一点都没有吧，就来这里YY-----------------------------@Indianarsan
14:08:31中国的炮兵确实比较差劲，看过鸦片战争那部电影吗，中国的岸炮，从炮台上发射，只能打到海滩，而英国的舰炮，在海上就能打到中国的炮台。后来清政府从德国买进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线膛炮，配了不同的炮弹，第一发口径较小，因为新炮炮管较紧，打一打就松了，炮弹口径就要大一点的。中国炮兵一上来就用最大的，嘭的一声，炮弹竟卡在炮口没出去，现在那门炮还在呢，成为展品，告诉人们不落后照样挨打。由此可见，前朝的炮兵也......-----------------------------@死不认穷
20:41:25不同时代有什么可比性，明朝灭亡的时候都和鸦片战争差了两百年，那怎么不说现在战舰舰炮能打十几公里，跟鸦片战争连两百年时间都没到==========就同时代比较，明朝也远落后于西方-----------------------------你学的历史被狗吃了，明朝的时候可是世界强国，你的西方主子还在研究上帝呢
@死不认穷 39楼
01:31@太上纯阳氏3 38楼
01:28:39万吨商船在宋明时代是很常见的-----------------------------牛满天飞，这是为什么，原来你在吹！-----------------------------这句话应该送给你，欧洲人都不敢吹的牛逼，你嘴大就敢！佩服
回复第4楼，
@Taibazer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0451doctor
00:58:27这脸打的有水平呀 扇死丫楼主-----------------------------这首诗所在的唐朝若是在楼主说的不会造帆的三国时期之前，还算打脸后面的科普回复里也只是说唐宋之后我国造船业有了较大发展要是有靠谱的例子反驳才好
01:13:11.0似乎马可波罗到中国在先吧！—————————————知道瞒天过海么？
@太上纯阳氏3
01:27:351000吨以下的沉船还没算。-----------------------------@死不认穷
01:41:02中国假如造船技术比欧洲好，为什么是欧洲人来到中国，不是中国人去到欧洲？这个事实你怎么解释？-----------------------------古时候的中国一直都自认为是中央大国，一般没事干谁去偏远蛮夷之地。
无知的楼主，橹是谁发明的？舵是谁发明的？锚是谁发明的？明轮船是谁发明的？水密舱是谁发明的？就是帆，也是我们中国最先进。培根说四大发明，其实把先进的造船技术算上，应该是五大发明，全是我们中国的成就。这还是第三层次的发明。还有第二层次的发明，——炼铸铁、炼钢、用煤。还有第一层次的发明，现在大家不一定看得到，将来一定会推广到全世界。——那就是中国式的农业，对编辑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绣花式的农业，现在还要加上中西合璧。这些具体技术是农民们发明创造的，生产关系上首先是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还有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其实也是农民创造的）和中西合璧（其实不但有农民，还有和农民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
01:03:19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所谓西方的造船技术还在狗屎级别呢。-----------------------------@死不认穷
01:13:11似乎马可波罗到中国在先吧！-----------------------------波罗先生是从陆地上到中国的，没文化不要到处瞎JB显摆
01:03:19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所谓西方的造船技术还在狗屎级别呢。-----------------------------@死不认穷
01:13:11似乎马可波罗到中国在先吧！-----------------------------马可波罗是沿着丝绸之路走着到中国的，历时四年。。。
《释名》：“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作者：东汉刘熙
沉舟侧伴千帆过——刘禹锡是穿越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也是穿越的《清明上河图》里居然有帆——后人伪造的
17:07:36沉舟侧伴千帆过——刘禹锡是穿越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也是穿越的《清明上河图》里居然有帆——后人伪造的-----------------------------这几首诗所在的唐朝、清朝若是在楼主说的不会造帆的三国时期之前，还算打脸后面试图反驳楼主的科普回复里也只是说唐宋之后我国造船业有了较大发展要是有靠谱的例子反驳才好，比如就从三国或前后时期诸多诗、赋等文学作品里找，看看考古学家的结论到底对么
17:07:36沉舟侧伴千帆过——刘禹锡是穿越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也是穿越的《清明上河图》里居然有帆——后人伪造的-----------------------------写错了，唐朝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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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卡龙舰炮与清朝铁模铸炮之间的关系探析.pdf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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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卡龙舰炮与清朝铁模铸炮之间的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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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时期英军卡龙舰炮 与
清朝铁模铸炮 之 间的关 系探析
鸦片战争时期 ,中 英军 队作 战方式 主
船最大者 ,广 东名 为
要是海陆炮战 ,火炮是最主要 的武器
(31.7米),配兵 60名 ,不敌英船 1/2,向
今人常以发射药为源发射弹丸 ,口 内径大
以杉板为之 ;木质船底无铜 片包裹 ,制作
上者称为炮
炮叉分为管式和
和装备过于简陋
般 只能配置数百斤至
箭式两种 。发射管
千斤重 的火炮
社会 的关系是鸦 片战争史和科学技术史研
统 的燃烧性火器 ;沿海 战 区的清军作 战虽
究的重要 问题 。战争前后 ,清军装备处于
然英勇 ,炮 台防御工事也很坚 固,但 因构
冷热兵器混 用 时代 ,冷兵器 主要有 长矛 、
筑方法和炮架方面 的种种不足 ,拥有炮 台
,热兵器主要有
火炮 、火箭和地雷等 。战船是火炮 的载体 ,
击 中,始终处于劣势 。战争前后 ,清朝沿
清朝因没有海军战略舰 队,各省水师分段
海战区的军政大吏和一些士绅在 欧洲人指
防守沿海 、沿江 的众 多炮 台
塞 、要 隘
些船炮方面的
上 ,是一个附属于丿
、绿营的专业兵种 ,
但是所造 的最大战船的规格
(长 13丈 ,即
有 内河 、外海之分 ,规定其任务并非 出洋
门)的规模 尚不及
作战 ,而是近海巡缉 ,守卫海岸 ,作 战对
英军的四等 战舰
(50门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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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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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哥们对这个有研究吗？好像差别没有想象这么大，英国可以没有开花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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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牛为什么会在天上飞】
有你这个“第五纵队”就行了
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回复：【牛为什么会在天上飞】
舰船知识n年前有一个期就是介绍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舰艇及装备的我记得清朝的火炮射程是英国舰炮的一半，而且由于铸造工艺落后还容易炸膛英国当时榴散弹（杀伤人员）、纵火弹、杆弹（打击船体）、链弹（破坏敌船桅杆）都有的
到底有没有爆炸弹,一直很困惑.好象清军也射过链蛋.
努尔哈赤就是被明军的炮弹炸死的,当时明军已经有爆炸弹了.不知道到最后怎么失传了.偏题一下:努尔哈赤死的比成吉思汗光荣多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是怎么输的， 洋鬼子那点战舰，即使再怎么牛逼， 可也不能跟清朝将近80万的常备军比啊，有那么多的骑兵，怎么就不行了呢？要知道，骑兵知道一站都很牛X的。
回复：【牛为什么会在天上飞】
1、作战区域在南方，不适合骑兵作战2、总兵力虽多，但帝国疆域太大，多半都是驻屯部队，就像明亡于满洲，整个明朝的机动部队在萨尔浒糟蹋了一批，洪承畴在松锦大战又糟蹋了一批，剩下就没几个了，即使是临时抽调，等赶到战区已经过了n个月了，而且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似乎总是很糟糕，从民国一直到解放后。一支部队拉到战场上已经耗的七七八八了清廷应该说是被打懵了，如果及早全国总动员，不至于那么窝囊，关键是敌情不明，连人家来干啥都说不清楚，或和或战，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更不用说什么对策了，这才是最糟糕的。3、同样都是“炮弹”，差了200年的东东就不要比较了吧，除了名字一样其他的可差大了4、如果清军绿营、八旗战斗力够强，也就不需要曾国藩搞湘军了（换句话说咱们的战斗力是被夸大的，一触即溃有点太难听了，历史教科书给和谐掉了也很正常，不然就拿人命填也把英国人累抽筋了，那年头还没机枪）5、貌似当年舰船知识介绍清军火炮时提到，清军火炮多为固定式，几乎不可能调整射程、仰角，所以基本处于挨打状态
如果清朝皇上耐得住性子，慢慢耗也把英国佬耗傻了，可惜跟清宫剧里面那些英明神武的阿玛们比起来，历史上的白痴得很
一、中英双方火炮的设计思想及种类方面& & 鸦片战争前后，清军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依据，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性能参数科学合理。当然，“模数”的设计思想，部分火器制造者也将之视为标准来对待。即以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火炮的各个部分。此时，除中央统一制造以红夷炮型为主导的前装滑膛、以火绳点火的火炮外，沿海各省制造了大批火炮。如广东省自军兴以来，铸炮1000余位，其中尤以佛山制造的生铁炮最具代表性。全国总计，数量不下5500余位。炮重有数百斤至3万余斤的，炮管有长至4.44米的。这些火炮，虽名号众多， 大多依红夷炮制式，设计和制造技术未有改进，不仅与同时期英国先进火炮不能相比，而且有些技术较明末清初亦有萎缩。不过，清军方面购买和仿制了大批夷炮。史载：“林则徐至去岁至粤……购西洋各国夷炮200余位。”④ 1841年，浙江、江苏等地方的军政大员还组织人力仿制了一批铜炮，1842年6月英军攻陷吴淞时，在一座军工厂里，“我们看到有10门游击炮队所用的大炮，这些都是安装在手推车上。这种炮车颇似花园里用的大推车，前面有贮藏炮弹的匣子，把手之间有一个抽屉，里面装着火药和铲火药的小铲子。我们除了看到各种口径的铁炮之外，还发现了一些全新的12磅弹铜炮，这些炮是按照放在旁边的嵌有王冠的G·R·1826型大炮仿造的，式样完全相同，惟一的区别就是中国字代替了王冠。”⑤& & 现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所记，战争之际，清军火炮的大致分类，按照主导的类型分为：红夷炮、子母炮、抬炮三类；按照制造的国度和时间顺序分为：旧式火炮、新铸的火炮、购买的葡萄牙式或英国式加农炮、仿制的英国夷炮四类；按照长度和重量可分为：长管滑膛重炮和身管较短的轻型滑膛炮。前者就是明末清初的红夷炮原型。后者包括神威将军、神功将军、劈山炮、子母炮、奇炮、竹炮、九节炮等，这种炮品种最多，其中除子母炮和奇炮是后膛装填弹药的佛郎机炮型外，其余属于红夷炮的发展型。& & 1857年恩格斯著的《炮兵》里云：“在拿破仑垮台后的和平时期内，欧洲列强的炮兵都逐步进行了改革。各地都取消了3磅和4磅轻炮，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英国炮兵的经过改进的炮架和弹药箱。几乎到处都规定装药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1╱3，火炮的重量为炮弹重量的150倍或接近150倍；火炮的长度则为口径的16—18倍。”⑥战争之时，英军火炮的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前装滑膛，以引信和燧石击发器击发，少量的火炮采用了雷汞底火，以撞针击发。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火炮的种类经过多次调整改革，从类型上讲，可分为：1、长管加农炮。特点是管身长，初速高，射角一般为5～45度，需要4～6人操作发射。有3磅、6磅、12磅、24磅和32磅等不同的型号。当时，由于制造火炮材料的限制，长身管火炮的炮管壁较薄，很少用来发射空心爆炸弹。2、榴弹炮。17世纪末在欧洲出现，固定在炮架上，以12度到3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射击，其炮弹首先是用来起侵彻作用，其次是用来起爆炸作用。是一种炮管较短（比长炮短而轻，比迫击炮长）、口径较大（很少超过8英寸）、带有直径小于炮管的药室、装在两轮炮车上的野炮，它的主要用途是安放在武装小艇与炮击艇上作对地攻击用。迄至19世纪的英国，此类火炮成了皇家炮兵的标准装备，有24磅、12磅、9磅、6磅等几个不同口径。3 、臼炮。它最早是16世纪末由苏格兰的凯龙铁工厂制造的，它是一种比榴弹炮更短（身管长约为口径的2～3倍）、口径很大达13英寸、15英寸或更大一些、带有一个直径更小的火药燃烧室、有时可以取下的滑膛前装炮。固定在托架上，通常以20度以上的射角，有时甚至以6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弹进行射击。爆炸弹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当作燃烧弹使用。⑦ 4、舰载火炮。可以又分为主炮、舷炮和艇载炮三种；从火炮种类上说，也可以分为长管加农炮、榴弹炮、臼炮和舰炮四种。前三种火炮与之前介绍过的同名陆军火炮大体相同，而舰炮则是专门为战舰而制造的一种火炮，陆军不会使用，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尾部有一个圆孔，以便绳索穿过这个圆孔，将火炮固定在甲板上。& & 二、中英双方火炮的材质方面& & 火炮所用钢铁或铜的质量，主要表现在对冶炼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法的研究方面。中国从唐代到明代，是古代钢铁技术全面发展和定型的时期，以“生铁冶炼——生铁炒炼熟铁——生、熟铁合炼成钢”为主干的钢铁工业体系趋于定型。明代以来，中国火炮铸造材料，小者多用铜，大者多用铸铁。明代中叶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中国传统钢铁技术继续缓慢发展。但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手工生产的能力非机器生产所能相比，故其钢铁产量极低。到1840年前后，年产铁约2万吨，仅是英国的1／40。⑧ 二是火炮大多由液态的生铁铸造，此必然导致火炮质地脆硬，演放时很容易炸裂，自伤炮手。清军对之处理方法主要采用以下四策：一是加厚火炮管壁，使火炮增加了重量。其结果是数千斤的笨重火炮威力反而不如西方的小型火炮。一是对于已经铸成气孔气泡较多、容易碎裂的火炮，清军则减少火药填量，这又减少了火炮的威力。一是使用铜作为铸炮的材料。一是铸造了一些双层或三层复合体结构火炮，使其不易炸裂。& & 战争前后，清军小范围开始用熟铁或黄铜锻造火炮，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对清军火炮材质评价到：“水陆战炮重笨，扛炮受子无多。宜改制以小受大之轻炮，方能利用也……今日欲反其弊，必须讲究炮制，使能以小胜大，其轻受重，以短及远，简便灵动，庶出一炮抵数炮之用……因又讲究小炮，可容大弹之法。不用铸造而用打造，不用生铁而用熟铁，方能使炮身薄而炮膛宽。缘生铁铸成，每多蜂窝涩体，不能光滑，难以铲磨，故弹子施放，不能迅利。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转成圆，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钢光滑无比……炮愈轻，工愈精，力愈大。铁经百炼，永无铸造之炸裂。施用灵活，尤胜巨炮之笨重。”⑨& & 欧洲从“18世纪后期，由于木材资源短缺，锻铁费用上涨，形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需要，就采取了所谓搅炼工艺，就是用长长的钢棒将反射炉中的金属溶液加以搅拌。炉子用焦碳燃烧，这样，不仅使炉面溶液，而且全炉的溶液都能接触空气，从而使脱碳更加彻底，成为可锻铸铁。用搅炼法生产的锻铁，质量不如炭铁，但价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进了一步，即应用鼓风炉本身余气进行预热鼓风，这种发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搅炼熟铁产量增加到3倍。还有一种改进是“湿”搅炼法，即在炉膛铺以含有氧化铁的小块炉渣，它与金属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层之下产生CO，形成加速脱炭进程泡沸搅动。1806年英国铁产量为25万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 & 自古以来，炼钢的方法几乎并无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作坊产品。英国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优质的价格相等的瑞典条形铁，结果钢的费用等于锻铁费用的5倍。1750年，钟表匠本杰明·亨茨曼创造了一种新的炼钢方法。 他将特种小型粘土坩埚放置在焦碳燃烧的炉膛内加高温，就有一种特殊的溶剂持续地生产铸钢。这种铸钢不含二氧化硅和其它矿渣，成本略低于以其它方法生产的钢材。但遗憾的是这种产品不能焊接，太硬，不合乎某些用途。不过这种技术终究成了谢非尔德钢铁企业的基础，在欧洲广为传播，被人仿效。此种方法效率很低，因此，到18世纪末，即为发射炉炒炼法或称搅炼法所取代。1783年，一个炼铁厂的工头彼得·奥林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发射炉上加搅拌窗口，创造了用反射炉氧化精炼的搅拌炼铁法。1784年，英国海军部军需品的承包人工程师亨利·科特也有类似的发明，并大力推广应用。此法省力而使工效提高了15倍，使炼铁技术又上一个新台阶。& & 18世纪以来，各国都大规模扩建海军，因为铁的成本只及铜的1╱5，所以铁炮逐渐替代了青铜炮，成为各国战舰的标准装备。不过，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炼钢法，直到19世纪中叶再无显著改进，加上钢材本身的缺陷，制造重型军械时使用这种钢材继续受到限制。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⑩& & 三、中英双方火炮的铸造工艺方面& & 战争时期，清军造炮工艺并不十分落后，且有英军所没有的铁模铸炮法和复合层结构的造炮工艺。清朝沿海及内陆的一些省份，旧式火炮、新造的火炮和仿制的夷炮，除少部分是用英军所没有的铁模铸炮法制成，大多仍是生铁和青铜冶铸而成。只是用液态的生铁或青铜铸造的火炮质量差，加工难，容易炸裂。锻造的熟铁炮或黄铜炮斤两少且比例小。而英军火炮主要由青铜炮、黄铜炮和铸铁炮组成，且大多数火炮可以用熟铁或黄铜锻造，尔后用车床刀具加工，精度提高不少。& & 鸦片战争之际，机械工程专家福建泉州人丁拱辰（），参考西洋炮的构造，在广州铸成了性能良好的铁炮。于1841年编成《演炮图说》，1842年《演炮图说》受到两广总督祁 、靖逆将军奕山的重视。同年，清朝政府下令推广《演炮图说》所述方法。丁此时在阅读西洋炮学的基础上的铸炮之法，其实和明末以来中国原有的红夷大炮的泥范整体模铸法差不多：即以炮模口径为基数，用泥先制成外模和内模，用起吊装置将外模吊套于轴心合一的内模之外，两模之间的空隙，便是炮管的厚度。然后用青铜或钢铁溶液浇注其中，冷却后，除去内外模，最后再用各种配件加工成完整的火炮。此法铸造的火炮缺陷有：泥模在用炭火烘烤时，经常是外干内湿，浇铸时水分蒸成潮气，致使所铸火炮常有蜂窝状孔穴，发射时容易炸裂；功效非常之低；不能对炮膛进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了射击精度；大多数人并不懂得身管与口径比例、火门位置在火药燃烧中的实际意义，绝大多数火门开得太前、太大。在炮膛游隙方面，战争之时，火炮因“弹不圆正，口不直顺”，常只能采用内径的1／10至1／5为游隙，此水平连明末的水准均达不到。(11)& & 鉴于此，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痛感中国泥模整体铸造法的不切实用和烦琐，而立志改革。于1841年发明了早于欧洲30多年的铁模铸炮法，铁模可多次使用，不用清洗炮膛，消除了泥模铸炮多蜂窝易炸膛的缺陷，缩短了铸炮周期，降低了铸炮费用，并写成《铸炮铁模图说》，1842年被印发沿海各省参用。至1841年9月浙东之战前夕，已铸成120多门新型火炮，时人称其为：“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12)& & 欧洲火炮铸造从16世纪以来一直采用泥范整体模铸法，在给实心火炮上钻孔的实践据说开始于1713年，在英国伍利奇的皇家枪炮铸造厂，泥范整体模铸法一直延续到1770年以后。大约在此以后，英国的铁器制造者威尔金森（）开发出一种改进了的给火炮钻膛的机器。随后，1794年英国机械师莫兹利（）发明了车床上的移动刀架，1797年制成了安放在铁底座上带有移动刀架的车床。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发明了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到19世纪40年代时，达到了用工作母机制造机械的领先水平。如在制造火炮方面，利用车床先将火炮铸成实心圆柱金属铸件，然后用一种配用超长钻头的大型钻床钻出一个孔，接着到锤床上将这个孔逐步锤削成型，加工成火炮。此法可使炮身较模铸法更加均匀、对称、光洁，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较合理，射击精确度高。既提高了铸炮的精度，又节省工时，坚实耐用。(13)& & 战争前后，英军火炮铸造除了传统的泥模整体模铸法、失蜡法外，已开始大规模采用车床切削铸造法。《海国图志》对英军火炮工艺称赞云：“西人铸炮，其铁皆经百炼熔净。先用蜡制成一炮，丝毫无异，次用泥封密阴干。铸时用火烘模开孔，泄出蜡油，然后将铁灌入，四五日后，始开模取出置于荒野人迹不到处。将炮实满火药，用长心引火绳一点，各人尽远避藏迹，一经炮响腾越空中，跌落不坏以不炸裂为度，便无后患。其铸法合度，多以引门上长方形为表，或安头上或尾后，或头尾皆安，亦合度数。”(14) 在炮膛游隙方面，19世纪中叶，欧洲因机械制造精密度的提高，火炮所用的游隙值更减少到内径的1／42，如此，只要装填较少的火药就可达到较高的速度，且同时提高发射的准确性，再者，由于用药量的减少，管壁即使变薄亦不致于膛炸，连带也使得火炮的机动性大增。(15)
四、中英双方火炮的炮弹方面& & 清军炮子主要由工部在京办理，然后再拨给各省。有时也改由地方就近制造。其材质除用铅子外，主要用生铁，用泥型铸造，以两个半圆坯模合铸而成，故必留合范的线痕，且由于冶铸技术关系，往往有较多的气眼。故丁拱辰于1841年对此进行了改进，他改用失蜡法浇铸，铸得的炮弹光圆无痕。但是，当时清军火炮有一严重缺点：炮身庞大，炮口极小，炮弹较轻。炮弹一般重则3—10余斤左右，大者也不过16、17斤，最大炮弹也有如西方的68磅炮弹和大于此的炮弹，不过比例不大。今人在镇江湍山关江防炮台，出土有此时的四种类型的球形铁铸实心弹，最大约合80英磅（注：1英磅＝0.907市斤），无疑说明了清军当时曾使用万斤以上的巨炮轰击英舰。(16) 1843年英参战军官宾汉出版著作《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云：虎门之战，“旧炮台上架着12门大炮，其中4门乃是两年以前从澳门当局买来的葡式的，可放68磅炮弹的黄铜炮。其余的是中国式的，其中有大量的金属成分，口径很大。”清军炮弹由于太小，故在战争中常有“碰回”之说。此时，琦善、林则徐都曾向清廷言及英军炮弹有重达二三十多斤的炮弹。英军最大炮弹重达68磅，琦善到达广州后，英军曾经发射这种类型的炮弹，报复向插有白旗的英方船只射击的虎门炮台，这种炮弹被送交广州当局官员们参观时，他们见弹形之大，无不为之“嘿呦”。(17)& & 蜂窝弹。它又叫封门子和群子，1门炮通常配封门子1个，群子12个。群子、封门子的大小要和炮膛口径密切配合，过大则药力被闭塞，易于引起炮身炸裂。过小则药力泄气，炮弹射出无力。《海国图志》“用炮弹法”条中云：“凡炮口配弹子，以九折为率。如口径六寸，配弹径五寸四分。口径二寸，配弹径一寸八分，余可仿此。试弹之法用铜板，或纸皮规一孔周围符之，便知圆否。又当光滑，腰间一线，宜敲平贴，先用薄棉裹之，次用木红布包缝，周密送入炮腹。大弹入后，加群弹一包十二个，每个就炮口之径二折。如口六寸，每弹径一寸二分，口二寸每弹径四分，余皆仿此。群弹已入，再用旧麻绳解散扎成圆球，与炮口紧合，再舂入炮腹，使弹有力。自高击下，亦不碾出。”(18)& & 链弹。1834年12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云：“炮子则有封门子、群子、交杯子、担杆子之分。封门、群子用以击船打贼，担杆、交杯专用打桅，均宜添备各营师船。”(19) 至鸦片战争之际，清军大量用之对敌。《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英军对虎门炮战中的清军链弹的描述：“他们的铁链锁弹特别优良，乃是一个空球，切成两半，用药18寸的锁链盘在中空部分，使半球相连紧，因此当半球栓紧在一起，以便装进去时，就像一个炮弹一样，这里还发现了大量大型大炮用的石弹。”(20)& & 爆炸弹。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裕谦奏报：“逆夷大肆猖獗，虎门被失，直逼省城……（清军）之所用空心飞弹，系因炮身较薄，膛口过大，装药多则虞炸裂，装药少则实心铁弹不能致远。若改用小弹，则弹子与膛口不合，施放不准。是以将铁弹挖空，实以火药，以配合膛口之大小受药之重轻。我中土本有此法，现在福建省因新炮膛口过大，即用此弹，浙江军需局亦有之，不足为奇各缘由，明白通饬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惑而壮其胆。”(21)　时人张集馨记载当时的厦门之战，“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亦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藜等物，尤属无用。铁蒺藜所以限马足，逆夷使舟而不使马。闽省一线石道，若埋蒺藜，则必先去石，断无如此办法。炸弹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然而即炸，分寸时刻最难定准。”(22) 不过，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国火炮多以球形实心铁弹为主，故魏源在《筹海篇》中说，英人的一切概不足惧，我都有切实的办法对付它，“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宝山则以飞炮而众溃，由之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 ”(23)& & 英军的球型实心炮弹，分普通的熟铁弹和灼热的实心弹两种。熟铁弹用蜡模铸就，浑圆如地球。特点是射程较远，穿透力一般。小口径炮用的都是这种炮弹，大口径炮也配有一定比例的实心炮弹。这些炮弹气动性不好，出膛之后会在空中翻滚颠簸，弹道偏差很大。而且当时西方战舰是用硬度和弹性都非常优秀的橡木制造的，厚达10厘米，在较远的距离，圆形的炮弹不足以穿透这种橡木船身。灼热的实心弹，始用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24) 恩格斯在成书于1858年的著作《燃烧弹》中云：“一个铸造的金属球被加热后就具有纵火能力，在加热的炮弹与火药之间放置浸湿的毡垫，就能够发射这样的抛射物而不会让它过早地引燃火药。”(25)& & 链弹和杠弹。恩格斯《炮兵》著作中云：“大约在1600年……还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即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26)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靖逆将军弈山等奏：“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用空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制造，庶几模大质轻，可期攻坚致远。又将空心炮子，分作两半，炼成熟铁，中系铁链，约长尺许，用时将铁链收入空心，仍旧折合，无异寻常炮子。一经轰击出口，则两半飞舞，形如蝴蝶，击中夷船桅索，即行钩挂焚烧，名为蝴蝶炮子。”(27)& & 霰弹，分为普通的霰弹和改良的葡萄弹两种。17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将子弹或金属碎片装入一个铁皮桶内制成的霰弹，里面装填数十颗铅弹，铁皮桶出膛即分解，于是数十颗铅弹向前以扇面飞行，用于杀伤集合的人马。今美人杜普伊云：葡萄弹“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28) 英参战军官伯纳德对发生在日的大角、沙角之战云：“复仇神号适时赶来，从两门基准炮倾泻出一连串葡萄弹和霰弹，接着它成为这次最残酷战争的实况的见证。”(29)& & 开花弹，分内装黑火药的开花弹、装有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和内装纵火药剂的燃烧弹。15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了球形爆炸弹，这是一种在重炮和臼炮上使用的一种内装黑火药的空心铁弹，是当时炮弹中最大的一种。内装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又分圆形和尖头筒形两种。圆形“榴霰弹”1784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发明，又以他名字命名为“谢尔弹”。今美人云：“把弹珠（通常小于葡萄弹的铁珠，常用铅而不用铁制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他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30) 中国人此亦认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的上谕中云：“空心炮子炸裂飞击一条。亦恐无裨实用，缘炮子既出炮口，空中炸开，飞击何处，并无定准。即如英夷善于飞炮，其所用炸炮亦多有不能炸击者。”(31)& & 今人有云：“在19世纪，火炮发射的圆形炸弹发展成为尖形炮弹，这就像早期的能够爆炸的弹刃，仅有的真正发明是引信，它已变成一个前端有尖头的木制塞子，里面填满火药，用锤子敲进弹丸，在炮弹发射时由爆炸的气浪点燃。”(32) 今人撰的著作中，刊载有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使用过的球形开花炮弹图片。(33) 今福建林则徐纪念馆陈列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炮之没有爆炸的飞弹空壳（尖头筒形）。(34)& & 内装纵火剂的燃烧弹，欧洲15世纪发明，恩格斯云：“燃烧弹——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它在燃烧的时候，火焰通过三四个孔射出来，很难把它扑灭。用臼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发射这种炮弹就像发射普通爆炸弹一样，它们的燃烧时间为8分钟至10分钟。这种药剂或者用火熔化，在炽热的时候注入炮弹，或者用液体润滑脂把它做成浓密的物体，然后装入炮弹。燃炮弹的弹孔用软木塞或木塞堵住，装满了易燃剂的中心管通过这些塞子进入炮弹内部……燃烧弹主要是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也大得多。”(35)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靖逆将军奕山奏：“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轰裂四击，毒火满地，即使牌可护身，不能前进。夷人闯至，徒手亦不能杀贼”。(36)& & 1826年，英军开始采用爆炸弹，1839年英国开始装备改良过的桶型尖头开花弹，圆锥型的前部穿甲性能大大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铁甲船的诞生。但20、30年代并未普遍受到青睐，因为这种炮在远距离射击时其准确性远不如实心弹炮。所以，直到30年代，英法海军的舰炮大约只有40％～60％属于爆炸弹。(37) 战争之时，以上的新式燃烧弹、葡萄弹和爆炸弹，就是英人“炮利”的秘密之所在。在战争中，当尚未深入了解敌方炮弹的构造原理的时候，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他们用来的炮弹的威力。& & 五、中英双方火药的质量方面& &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黑色有烟火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是，清军制造的火药，以手工作坊或工场生产为主，无法提纯硝和硫，亦无其它先进的工艺设备进行粉碎和拌和，只靠石碾等工艺，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过高，容易发潮，难以久贮，爆炸效力低。战争之际，清军火药（黑火药）比例配比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基本上达到英军的水准。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福建监生丁拱辰对西洋火药制作之法颇有研究，他们配置的火药，尽管还是手工操作的方法，但是由于对原料选炼的严格，硝、硫、炭的组配比率比较得当，所制火药可以与英军火药相匹敌。& & 在火药的配比方面，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陈阶平奏：“奴才督造加工火药，于六月初二日竣工。初四日有英夷兵船闯入厦门。初五日，官兵即以新药轰击。该夷不防内地火药如此猛利，猝遭创毙多命，立时惊窜。嗣准督臣咨知厦门新药得力，现饬省局续拨硝两万斤、磺三千斤，委解前来。接手赶紧配置，连新陈火药有两万余斤，仍形短绌。现在咨催督抚添购硝磺，多贮火药，为有备无患。奴才愚昧识浅，图报念切。伏思沿海防夷，处处加工制造火药，多铸万斤火药，自可击沉夷船，重用火攻，歼灭逆夷，以除后患。谨将加工造药、续提硝斤各条进呈御览。可否仰乞天恩，敕下各直省，一体照式制造。俾使英夷丧胆，不敢再来窥伺。”(38) 九月十四日道光皇帝谕令：“陈阶平奏加工制造火药，并将煮炼硝斤各条开单呈览。福建制造火药，现经该提督督造加工，轰击颇为得力。著各直省一体照单如式制造，以资利用。”(39) 这里，陈所配置的火药比率是牙硝8斤，磺粉1斤2两，炭粉1斤6两，三者的比率大致是：76（128）∶10.7 （18）∶13.3（22）。& & 在火炮的装药量方面，清军规定每百斤炮重配火药四两。《海国图志》中云：“凡中西大小炮位，自五百斤至五千斤止。每百斤用营制火药四两，而炮弹用薄棉先裹，外加红布包缝周密……如夷炮四千斤，乃四千磅，实重三千斤，用药七斤八两。中有身短而口大者，则加用十分子二亦无妨。惟演放时听声用药，临演之际，预用红布袋，每包二斤或三斤，可以写明，用时送入炮腹逐包椿实，用引门锥，用力插看，以实为度。”(40)& & 以上看出，清军已有性能不次于英军的火药，除福建省外，其它一些省份也曾制造使用。如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署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火药一项，臣在省严饬营员，照上年钦颁前任福建提督陈阶平所奏提硝舂炼各法，加工制出一万余斤，眼同点放。试之于手掌而掌不热，试之于纸而纸不燃，已解至上海局，妥为受贮。”(41) 但由于清朝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致使清军在许多战争中仍然使用质量粗劣的火药与英军作战。如日的大角、沙角之战，《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云：中国“火药库是普通式的建筑之一，里面存着几千磅粗火药，装在木桶或泥罐中，我们全部投之于海。因为虽然中国火药的成分几乎和我们的相同，却是一种粗劣的东西。”(42) 接着英军进犯虎门、广州，导致“逆夷炮无虚发，我炮虽发无准，火药半杂泥沙，轰击不能致远。”(43)& & 19世纪初英国的火药制造工业，已经居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火药生产如提纯、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等工艺已进入近代工厂的机械化生产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以先进的工业设备，提炼纯度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药料的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颗粒，使火药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实性；使用机械式造粒缸，将火药块成大小均匀的火药粒；对制成的粒状火药，放在烘干室内，用蒸汽加热器烘干，使之保持良好待发的干燥状态；用石墨制成的摩光机，将药粒的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藏期。这些先进的工艺，保证了英军火药的优良品质。(44)& & 在火药的配比方面，英国化学家歇夫列里在1825年经过多次实验后，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 2]↑。据此，在理论上，硝、硫、炭的组配比率以74.84％、11.84％、11.32％为最佳火药配方。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硝、硫、炭的比率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组配比率为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在火炮装药量方面，恩格斯的《炮兵》著作里云：“现在，英国野战炮兵几乎完全由9磅炮组成，这种炮的长度为口径的17倍，重量按炮弹重1磅、炮重11／2英担计算，装药量是炮弹重量的1／3。”(45)
六、中英双方火炮的射程方面& & 火炮的射程可分最大射程和有效射程两种。战争之时，中英火炮分类众多，其弹药装填量、铅子大小不同，作战要达到的目的各异，发射时又分仰、平、倒三法，其射程自然差异悬殊。不过，此时的中英火炮一则都是17世纪以来欧洲普遍采用的重型前装滑膛炮，炮弹出膛，飞行路线摇摆不定，不易致远；二则当时炮身和炮弹的机械制造技术尚无规格化，与此后所用的后装线装炮相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简单得多。这种基本的技术原理决定了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的射程，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进步和提高。& & 以虎门大炮为例，该炮台建设的关键时代是年，由关天培主持。林则徐主粤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林主粤期间，曾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订购了200余门铜制或铁制大炮。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关天培上折：“虎门海口……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层层控制，本属得宜，因大角、沙角两炮台，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本在大洋之中，遥遥相望，现在山脚又涨有船涂，船只经由离台甚远，两边炮火均不能得力。惟镇远、横档两炮台，南北斜峙，南山炮台在镇远以东，形如品字，错综布置，中隔水面止三百余丈，形势犹紧联络，当饬署参将佘清等在横档试放大炮，炮子正及海面中泓，实为扼要……但五千斤以下炮位，炮子及远自一百余丈至二百、三百丈不等，力量尚薄，必须六千斤以上大炮，方能致远摧坚。”二十九日，关天培折：“本提都率同署参将佘清、署守备陈魁伦，亲勘得大角、沙角两炮台，系东西斜峙，丈量口宽一千一百一十三丈夫，潮水退定中泓，量深四丈二尺，两傍水深自三丈余至二丈三尺止，全系泥底，试演三千斤大炮，炮子仅及中流，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一重门户，炮火已不得力。”(46)& & 关天培的《筹海初集》，成书于1836年前后，是他写给清廷的奏章文集，是他镇守虎门各炮台的实战经验总结。故关在这里所说的第一层门户中3000斤大炮556丈（注：清代1尺＝今公制32厘米，556余丈＝今公制3.56华里）最大射程的方面的数据（此处很可能是夷炮），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关对第二重门户中所说的摧远致坚，可理解为有效射程。据此以观，既然旧式6000斤以下炮位最大射程为300丈，那么6000斤以上重炮的有效射程当为300丈以上，因此，认定当时重型火炮的有效射程最大在1000米以上，应该是没有疑问的。(47)& & 鉴于以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和分析，战争前夕，中国购买的重型夷炮的最大射程在4华里之内，有效射程约为二三华里左右。而中国原有的旧式重型火炮的射程应小于这个数据。& & 清军新铸重炮的射程，以红夷炮为例。战争前后，清军在沿海、内陆各省铸造了大小不等的红夷炮型火炮，分斤乃至万斤以上等多种。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江西巡抚钱宝琛奏：“奉两广总督饬令赶造土模三十具，现已遵式陆续先铸成三千斤铜炮二十尊，一体打磨光滑，造齐炮架。会同营员将炮运至空阔处所，于相距里许竖立两层皮靶，连日演试。每炮一位，用火药一百二十两加铅子一百八十两，响声俱属洪亮，其子透过皮靶仍行三里有余，堪以摧坚致远。”(48) 十月十九日，钦差僧格林沁等奏报：“赴海口炮台，演放炮位……当选得长两丈余废船一只呈验。奴才等随令于海河距炮台六七里外上流安放，装载柴草，当将炮座对准船只，逐加演试。其过火出炮均及灵捷，远可抵船，甚或过之。”(49)《海国图志》中云：“世俗传闻之说，谓大炮响若霹雳，声震三百里，弹子可击三四十里，一遭轰击，山崩地裂，屋宇被击，坍塌平地，此皆未经演试之谈。殊不知炮响大小一样，极大者声震五十里，大小炮皆发里许……所以夷人交锋，如在一里之内，不甚开炮。必在相距五六十丈及八十丈之内，彼始开炮，十可中七八也。若至一里之远，弹子多坠，无力难准，虽可加高相补，究是无力。”“用炮远近疑释”条中又云：“向闻大炮击远二三十里，姑之不信，意者或有十里，其弹子弯者不计，直者想有六七里可用。”(50)& & 从上述几则档案史料看出，清军新铸的巨炮的最大射程可达7～8华里。& & 战争之时，英军火炮仍然多属于17世纪以来的加农炮系列型，其有效射程，今英国学者认为：欧洲风帆时代的火炮“从纳尔逊时代（注：生卒年，英国帆船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以来，火炮的有效射程和杀伤力都没有什么提高……就有效射程来说，前膛装滑膛炮对于1英里（注：1英里＝3.218市里）之外的目标，几乎没有杀伤力，也就是说其有效射程不超过1英里。”(51) 其最大射程，史料记载，日、10日、11日、12日，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人张喜等人四次登上英国军舰，发现“其船之头尾，安设两大炮，俱系自来机关，封口炮子式如雷槌，底有小口，口用绵封贴，内包小子，类百颗，名为飞弹。据云：‘可打九里，并可攻城。’”(52)& & 鉴于此，战争时期，英军的重型火炮，其有效射程在3华里左右，最大射程9华里之内。看来英舰重型炮的射程不一定大于清军海岸重型炮的射程。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钦差大臣裕谦奏：“英逆所恃惟船与炮……至于数千斤之大炮，夷船虽能任载，而只可施于深水外洋，不能施于近岸之内洋。盖内洋水浅，近岸又必有明沙暗礁为之拦护，若放此数千斤之大炮，船必倒退，一经搁浅，船底着实，立刻震裂。故在内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数百斤之炮，不过口门窄而后身宽，多受火药，且施放灵熟，较官炮略远一二里，然亦止及数里之内，实无远及十余里之事。”(53)& & 七、中英双方舰炮的品质方面& & 首先、清军水师的木质舰船小、易腐蚀、航速慢、笨拙、在航率低。战争之时，清军水师最大的船只是福建横洋棱船和广东米艇。横洋棱船长为8.2丈（27.3米），宽为2.6丈（8.7米）；广东米艇长9.5丈（31.7米），宽2.06丈（6.8米）。(54) 船首一般没有保护装置，不能撞击；靠人力划桨并配以少量小型风帆航行，航速慢，经不起风浪颠簸。战船为双桅纵帆，尚未采用转舵装置，继续使用那种依靠7～8人在甲板上大幅度用力转舵的方法。造船工艺落后，与英军军舰相比，战船虽小，但相当笨拙。船体容易腐朽，需要经常修缮，九年以后已基本上不能再用。& & 其次，清军战船，由于过于简陋，不能负载过重，一般只能配置数百斤至1000斤重的火炮，且装备大多还是旧式枪炮和各种传统的燃烧性火器。鸦片战争前，福建外海水师战船以同安棱船为主，最大的集字号配备重量不超过2000斤的火炮8门，炮位均安在舱面，炮手无所遮蔽，易受火力杀伤。广东外海水师有少量被称为“体势壮阔，安炮最多，俨若炮台”的红单船，其实长仅10丈余，宽2丈左右，只载官兵80人，配备数百斤至1000斤火炮20～30门。另一种可勉强在外洋作战的大号米艇，每船设官兵65名，配备近千斤至二三千斤火炮12门，另有火箭、喷桶、火罐等火器。但这种米艇，全省只有51艘，堪用者仅2／3。中国战船因为质量低劣，几百斤至1000多斤重的铁铸火炮，其射程只有300多米。(55)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闽浙总督邓廷桢云：“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横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迹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舵木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吃亏。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舰炮之力实不相敌也”。(56)& & 英军战舰高大、抗腐性强、抗沉性好。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参赞大臣齐慎奏：“大夷船，长三十二丈五尺，头尾宽三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内外均用白铁包裹，惟底用铜包。船身内有三层，其留一层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个，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57) 船体装有纵帆设备的高大船楼淘汰了，军舰降低了重心，航行更安全了。& & 其次，英舰机动性和航速远在清军水师之上。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全部依靠风帆。各种海船、军舰的舵柄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改变了过去那种靠人力在整个甲板宽的地方大幅度转舵的笨拙方法，从而提高了军舰的机动性，节省了舵手人数。船首部纵向三角帆和桅杆之间的支索帆比仅仅采用横帆航行起来更能吃风。横帆因增加了翼帆，使驱动力得到加强。有两桅或三桅，悬挂十余面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满帆时，一艘大型帆船可以挂起36面帆，以10节的航速破浪前进（注：10节＝37.04华里）。(58) 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蒸气动力铁壳明轮船，已开始装备海军。如“复仇神号”战船，尽管吨位小，安炮少，在西方正式海战中难期得力，但因航速快、机动性强、吃水浅等特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 再次，英军舰队以其强大的海军和火炮数，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决定了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当时英国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6个“等级”。头3个等级属于3桅横帆大战舰：1级有3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火炮；2极也有3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3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炮，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至74门炮；4级是按折中方案建造的，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称为巡洋舰，有时也用在海军作战队列中。(59) 参加鸦片战争的3艘战列舰麦尔威厘号、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炮位数都是74门。迄至日，英军舰16艘，载炮540门。迄至1842年英军进犯长江前夕和过程中，英军的增援使海军拥有军舰25艘，载炮668门，轮船14艘，载炮56门。(60)& & 八、中英双方火炮的机动性、射击精度和射速方面& & 战争之时，中国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许多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原因则比较复杂，主要是火炮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61) 至于双方火炮的射击精度，英军已对弹道学作过初步研究，瞄准器具也已具备，使之射击精度大大提高。清军火炮射击，士兵大多凭经验。这使得双方火炮的命中率差距甚大。至于双方火炮的射速，它历来因程序复杂而发射缓慢，东西方皆然。(62)& & 以火炮的机动性而言，战争前后，清军对炮车、炮架不甚重视，许多火炮没有炮架，一些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限制了射击范围。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查从前旧式炮架笨滞坚涩，旋转不能如意，且系寻常杂木，木性松脆，一经炮发震动，榫缝开裂，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况从前所用炮位数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63) 当然，清军随后曾对炮架也做了一些改进。如丁拱辰于1840年设计了火炮的滑车、绞架和旋转活动炮架，它们在广东被用于陆上炮台和兵船。1841年龚振麟在镇海铸炮局督造火炮时，制成磨盘形枢机式炮架和四两炮车。& & 在火炮的射击精度方面，战争期间，清军一则以海岸巨炮对付海上舰炮，射击精度很差。二则明末以来的测量火炮发射角的铳规，士兵大多不会使用。三则使用这样的瞄准法，“旧法测视数端，有用锡片钻三空，安在炮尾上面窥之者。有用木板二片各开两空，前后悬葫芦者。有或悬垂珠，分安前后，二形相切，对线演放者。此二式谓之星斗，仅可以定偏正，而不可以定高低。惟有用竹管窥者，不拘定对靶，能知变通，上中下转移，斯可权用。”(64)《英军在华作战记》对虎门炮战中的清军火炮的描述：“我军发现这些炮台中的许多大炮都装有瞄准器，瞄准器是笔直的金属片，钻着三个孔眼，用以射不同的距离。炮口装药的填塞料也完全是模仿我们的而造的。”(65) 当然，清军在战争后期，也在学习明末从西洋引进的铳规仪器（此时叫象限仪），试图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 & 此外，火炮的射速。清军火炮装填程序复杂，费时多，射速慢，如果第一发不中，则第二发已因敌舰远去而鞭长莫及。火炮每分钟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能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且铁炮在射击600发，铜炮约100发后，就已不太堪用。(66) 战争之后的林则徐对此深有体会，他在1842年8月被谴戍伊犁行次兰州时，回忆中英双方火炮射速的差别：“彼之大炮，远及10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67)& & 英军火炮的机动性。战争之时，英军的火炮都使用了统一尺寸的旋转炮架，为了便于机动，炮身可在分解后吊离炮架，装入专用炮箱；炮架用车牵引，可以迅速转移，设置新的火炮阵地。1840年8月，大沽谈判，钦差琦善委派千总白含章登上英国军舰，发现英舰“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又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68)& & 就火炮的射击精度而言，18世纪中叶，英人在罗宾斯（）和欧拉（）等人的努力下，火炮射击精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战争之际，英军火炮的射击精度，据《海国图志》中云：“彼船在洋，进退活动，且娴习日久，熟知炮性，击八十丈以外，炮口加高，量高补坠。有量天尺插在炮口，以定远近。加高度数，折为尺寸以补坠数，兼炮架活动，上下四旁，多系滑车，轻快便捷，皆中国营兵所不习……其铸法合度，多以引门上长方形为表，或安头上或安尾后，或头尾皆安，亦合度数……演时或用千里镜，或就引门测试对靶，自一十丈至百丈左右，皆有逐处加高补坠高低转移。如击七八十丈及百丈，制一象限仪，插入炮口，如上段所述方法加高一度，至五十丈高八尺七寸四分，至百丈高一丈七尺四寸八分，攻击甚准。”(69)& & 以火炮的射速而言，战争之际的英军重型火炮，射速一般已达每两分钟3发，其程序包括装入火药包，放入炮弹、瞄准开炮、清理炮膛、再装入火药包、炮弹等。(70) 1832年清地理学家萧令裕所著的《英吉利记》中记：其国“有大铳，能于两刻间连发40余次，恐涉于夸，然亦可见其概矣。”(71)& & 总之，由以上中英双方火炮技术诸方面的比较中看出，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火炮，技术关键之处的改良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由于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以武器性能性质的更新变化为尺度的战争思想，迅速走向近代化、科学化。先进的武器和战争观念两方面的有机配合，将人和武器组合成一部精密的机器，因此，英军在战争中屡战屡胜。反之，清军火炮虽不是一无是处，但和英军火炮相比，也并非无质的差别。两者本质的差别在于技术关键之处改良的成功与否，再加上迟迟未能走出中世纪战争战术观念，因此，清军在英军精良的武器和先进的战争战术观念面前，急切间难以找到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次战争中屡战屡败。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易中天& &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1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200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600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600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二& && &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我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万岁爷听到企盼已久的“捷报”、“佳音”，总应该是“龙心大悦”吧？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却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早就要你进剿，你^_^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 & 三& & 一骗到底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而且，论胆量，比杨芳还大；论水平，比伊里布还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样，也会编故事，但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文学性和可读性也更强。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写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是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25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日即占领越秀山炮台，置广州城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达成停战协定，31日付清全部赔款。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诱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 　　于是奕山编了一个故事。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但那细节，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礼”，又是“屏其左右”，又是“尽将兵仗投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过一回的，也就对付。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万岁爷不是很在意“又称诉冤”吗？那就让该夷好好诉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可见，撒谎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运气。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式。 　　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只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这是上了义律的当。义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很可能开炮启衅。战争一旦打起来，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其实是秘书）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该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事实上奕山他们不撒谎也不行，因为谎言掩盖不住真相。于是他们就只好用新的谎言去弥补旧的破绽，然后再用更新的谎言去做手脚。至于这个谎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大约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将军撒一天谎吧！ 　　四& & 谎言与高调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但即便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个撒谎的。当然，是在战败以后。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 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5个月，耗银150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1小时20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3时45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15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颜伯焘这一回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灰飞烟灭”了。只不过，“灰飞烟灭”的不是“强虏”，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1人，伤16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轮1艘、兵船5艘！ & &&&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厦门战败后，颜伯焘“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当然，谎言只是对皇帝、对朝廷说。私下里，则“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听到这话的人都暗中窃笑：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 　　的确是“如出两人”。因为颜伯焘原本是唱高调的。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是一片“忠君报国”之心的。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便变成“主抚派”的顶尖人物了。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2。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 　　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五& & 小曲好唱口难开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3。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4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5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 &六& &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6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