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背后的10大秘闻：美国早就知道|氢弹|爆炸|核试验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背后的10大秘闻：美国早就知道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
　　从蛛丝马迹中探索氢弹的奥秘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 日下午3时成功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向研制氢弹奋斗的极大热情，但当时也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 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 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 苏联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 义社会的学术技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从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 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只言片语。字是不多，但启发价值很大。专家们在 此启发下，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当然，只言片语的启迪，不能作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的 研究队伍称得上是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
　　前些时候，有部电影，描写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为了计算某个数据， 每人一把算盘，几十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只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实际上算盘是无法计算这么复杂而烦琐的算式的。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买回一部小 容量的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还要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此台计算机首先保证核武器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都 要让位。有关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计算数据准确地算出为止。此台计算机在我国 研制核武器方面立下了不小功劳。
　　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式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
　　美 国人于日，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 投下一颗氢弹。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因为当时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例如：原来的飞机没有会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问题，现在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保证不受到放射性污染。
　　想 当年，当轰炸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聂荣臻报告：“任务已完成！”聂荣臻问他们：“你们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投下这颗 氢弹？”飞行人员回答说：“是！”他们回答时是那么严肃却又兴奋，自信而又腼腆。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禁从内心中产生一种敬佩 和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参谋，目睹这一大场面，兴奋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平静而勇敢的飞行人员，我冷静下 来，问清了飞行员的名字，准确地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一次上报中央的简报上，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模拟氢弹投掷时，主降落伞撕破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工厂已完全停产，若大的生产厂 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十万火急，而厂里却是如此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壮着胆，硬着头皮，找掌权的几个年轻人谈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对国家、对世 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发生了，他们居然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
　　装 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我们选派了几名优秀的工人。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 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氢弹试验中制定的精确工作程序规定，飞机飞到核试验靶场上空，围绕上空飞行第一圈为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心理准备等；飞行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投下来。飞机飞到第三圈，才将氢弹投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
　　指 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 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 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 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 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 走开了。
　　氢弹享受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 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飞机运输，也不能用汽车运输，只有用火车运输。而这种火车是 一种特殊的专列，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车，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列 车厢是同等水平。这一特殊专列从青海出发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却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 客”就是这颗氢弹。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
　　60 年代初，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和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西直门火车站接站。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 的领导人来访。我们带了几名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 爆炸剧毒品的符号。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这种场面，今天只有运 钞车可以看到类似场面。
　　赵尔陆上将在氢弹爆炸试验前期突然去世在办公室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老上将。当时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赵尔陆就是这六个军事工业部的主管领导，他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 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 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 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 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罗瑞卿 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 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
　　1967年初的天气特别寒冷，办公室的暖气到夜里就没有了。 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为氢弹的各项工作焦虑，心情压抑，而他又身患多种疾病，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的，身边却没有医护人员和亲友。在无人帮 助、无人救治、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于日凌晨，只有62岁的老将军在办公室里哮喘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日早晨8点，周恩来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赵尔陆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种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陆离开人世已有几个小时了。
　　美国人数月前就知道中国要进行核试验
　　1967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开始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 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头上飞过。我在罗布泊时，不止一次地看到闪亮的卫星由头顶上空飞过，而且飞行的 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196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在离氢弹爆炸试验的靶心十多公里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观察战壕。在战壕里有一部专线电话，此电话专线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试验前，不准任何人使用。
　　日早晨7时左右，聂荣臻等各部门领导人在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陪同下，提前来到了核试验场战壕。我当时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
　　7 时多，核试验基地的第一把手张司令员报告，载着氢弹的飞机已由基地机场起飞，正向试验场上空飞来。不久，指挥部的喇叭里广播，飞机已快接近试验场。接着， 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拉着白烟飞到试验场上空，载着氢弹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进入第一圈飞行，进入第二圈飞行，进入第三圈飞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氢弹 爆炸，那巨大的蘑菇云不停地在空中翻滚，越滚越大，越壮丽。
　　就在这壮丽场面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氢 弹的大政方针，许多都是在周恩来亲自操心确定下而实施的；许多问题也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无数次的“中央专委会”上研究确定的。但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 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虚怀若谷，令人赞叹；另一方面，呼这样的口号，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端兴奋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距靶心地区还有十多公里的临时宿舍时，非常吃惊地看到，宿舍的所有门和窗户都被撕裂般推开。如此远的地方，氢弹的冲击波的威力居然仍有这么大。
　　李觉副部长被迫当了“八级瓦工”
　　李觉原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50年代末期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后来又调到核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既不是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其他专业的技术干部，那他是怎么领导的这些专家？他的领导艺术又是什么？
　　一是他非常关注各项科研项目的进展和问题，但从不指手画脚，放手让科研人员和各级主管科研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上几句恰到好处的话，稳住阵脚。例如：有时试验不成功，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他就在分析会上说：“试验，试验嘛，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应该锲而不舍地试验下去。
　　三是身先士卒。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爆炸物理试验场，人们经常看到在组装炸药和插雷管时，李觉拿着一个小凳子，在边上一坐，既不说话，也不动手，微笑沉稳观之。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最危险的现场陪同大家，心里就塌实多了。
　　四是实实在在关心人。在国家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餐一碗清水菜汤，一个馒头，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浑身浮肿没力气。李觉组织人员在青海湖捕鳇鱼，在山上打黄羊，在草原种土豆，然后用火车运往北京，改善大家生活。用他的话说叫做“前方援后方”。
　　五是启发大家谦虚谨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产生骄傲情绪。他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当演员上镜头啊！”意思是不要表现自己，要谦虚。
　　但是，这位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就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元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开始是不停地检查检讨，后来甚至没办法工作，氢弹试验时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人们都说他当上了“八级瓦工”。
　　在 “文革”时代，不管哪个单位都有两派，每天打派仗。这时候，李觉表现出了独特的性格和超常的睿智。他有意识地主动当上了“八级瓦工”——就是“高级和稀泥 工”。和来和去，还真和出了一些效果。有一次，在李觉和稀泥后，居然有一派对另一派提出：我们先暂停争论，这一段先把科研项目搞出来以后再谈。
　　后来，有人评价说，除了李觉，别人谁也和不了这个稀泥。今天，人们回忆此事，大家都普遍觉出李觉当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在两派之中，他不能带有一点倾向性，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也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被揪出来打倒。
　　外孙女迎接聂帅归来
　　日上午，氢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决定随即由核试验现场乘小型运输机返回核试验基地，我们也跟随他回了基地。
　　在 核试验现场，每个人可能都会减肥，减的多少取决于他呆的时间长短。因为核试验现场的生活条件相当苦，吃的馒头是砂夹馒头，咬起来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泡出来 的茶是苦涩味，因为罗布泊地区的水是苦碱水——多年来，司令员就用这种水泡他的碧螺春，也不知是什么味道；一到傍晚，蚊子追着咬人，每个人头上套着一个网 罩，要是不说话，都不知道是谁；还不时在附近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饿急了的老鼠在啃电缆的外表皮。
　　我们回到核试验基地，还没有来得及 好好休息，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乘聂荣臻的专机回北京。我们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准备回北京的汇报材料。这颗氢弹爆炸试验的汇报材料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 比如氢弹爆炸成功的依据是什么？这次氢弹爆炸的当量是多少梯恩梯当量？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于是我马上搜集现场几位知名专家总结的数据，估算 出这确是一颗氢弹爆炸，而且威力在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
　　6月18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和各部门负责人搭乘聂荣臻的伊尔-18型专机，由新疆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飞机停稳后，第一个走上飞机的“首长”是一个长得又白又胖可爱的小姑娘，原来是聂荣臻的外孙女。聂荣臻看见她，很高兴，亲了亲她。
　　我 们参加试验的人员的车队进了北京，只见满街的大标语“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看到这些标语，不能不让我想起我在 降落伞厂抓新降落伞生产时的情景。这样的标语，实在让人感到具有讽刺的意味。今天，我们希望留住那个时代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荒唐事再也不会在现在发生了！
责任编辑：王金志 SN10050年前，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的秘密何在？
[摘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量还原那一段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诗，全面评价每一个普通建设者的点滴贡献，应该成为当代史学家努力的方向。50年前，也就是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举世震惊。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日）到第一颗氢弹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一跨越速度远快于当时其他四个有核国家（美、苏、英、法），而且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这个问题曾令世人困惑不解。后来，人们发现，中国的氢弹奇迹其实就蕴藏在钱三强后来总结的“预为谋”之中。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早在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搞海军。萧劲光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毛泽东的指示等于是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定了调。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的研制已有眉目，重大科研难关进展顺利。此时，专司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他们认为，氢弹研制高度复杂，预研工作必须立即启动，宜早不宜迟；他们商定，氢弹预研工作由钱三强全权负责，在原子能所开展预研工作，目标是在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上先行一步。随后，原子能所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亲自主持。当时，原子能所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科学研究的大本营，可谓藏龙卧虎。但是，原子能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已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任务，每个人的任务和压力都很大，难有多于精力放在从零开始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上。在这种情况下，钱三强决定在年轻人中物色人选，组建氢弹理论预研队伍。钱三强首先成立了氢核理论组，并挑选黄祖洽和于敏担当负责人。该组人数最多时达40余人，何祚庥、朱洪元等均为成员。黄祖洽是钱三强指导的研究生，因钱三强太忙，后由彭桓武指导，此时正带领一个组从事反应堆研究。于敏则被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朝永振一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誉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他从未出过国，但研究水平极高，钱三强对他的评价是：“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钱三强在北大查档选人时发现了于敏，将其调至原子能所。但于敏是“老运动员”，总是在政治运动中挨批，因此难以参加绝密研究。经过钱三强的争取，于敏得以与黄祖洽一起工作。与轻核理论组同时成立的是轻核反应实验组。此组的目的，就是用实验得来的数据，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共同推动氢弹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轻核理论组由何泽慧主持的中子物理室归口管理，组长先由蔡九敦后改由丁大钊担任。这里稍微花一些笔墨介绍一下何泽慧。她是钱三强的夫人，他们夫妻俩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凑巧的是，钱三强正是小居里夫妇（约里奥·居里、伊莱娜·居里）的高徒，钱三强于1937年赴法后跟随小居里夫妇长达11年。而何泽慧也于二战期间与夫君一起寄居在小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学习工作。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初创时期，钱三强曾推荐何泽慧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的设计研究工作，但遭到拒绝。有人据此不怀好意地说钱三强是想通过自己的夫人去控制核武器研究所，甚至企图以此事攻击钱三强。后来，另一位中国核弹功臣、“两弹一星”元勋、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的彭桓武听到这个细节后说，钱三强是对的，丝毫没有私心，何泽慧去核武器研究所是完全合适的，她有能力有水平，她没有去核武器研究所才是我们的损失；不要忘了，她在德国读博士的专业是弹道学，就是研究武器的！要是她都没有资格去核武器研究所，还有谁比她更有资格呢？钱三强在原子能所这“先行一步”成立两个研究小组从事氢弹预研工作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时间内，氢弹理论预研小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数十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中国科学家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日后氢弹研制工作的快速起步奠定很好的理论研究基础。“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发挥关键作用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氢弹研制要加快；周恩来也指示二机部要就核武器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4年10月，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1月，也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三个月后，二机部把原子能所先期进行氢弹研究的黄祖洽、于敏等轻核理论组、轻核实验组的数十名研究人员全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核武器研究所原有的强大研究力量，再加上轻核理论组的力量，两股力量相互协作，各自发挥所长，很快便有了中国的氢弹奇迹。在理论研究攻关中，最初形成了两种思路，一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部提出的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二是黄祖洽、于敏在预研时提出的设想，当时是两条思路一起并行攻关。1965年夏，于敏提出了新的方案；9月底，借助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最先进的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于敏带领部分理论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分析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的关键条件，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在氢弹原理突破中，于敏提出了关于氢弹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来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于敏后来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根据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底，核试验基地召开了规划会议，提出了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确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随即批准了这个规划。进入1966年，国内政治气候日紧，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但因为氢弹的特殊性——毛泽东亲自关心，还因为氢弹研制工作已有国防科委——军方接管，周恩来又亲自抓管，所以氢弹的研制受到的冲击较少。经过紧张的准备，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全当量热核试验可以进行。12月30、31日，聂荣臻在罗布泊试验基地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下一步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在日前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的建议。不久，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就在这时，中国有关方面从西方媒体得知，法国很有可能在1967年爆响氢弹，而且极有可能赶在中国的前面，这引起了中央决策层和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为此，在科学家们的强烈建议下，中央专委批准在日前进行全当量氢弹试验，争取响在法国前面。因氢弹首爆试验采取空投方式，这对飞机和降落伞的要求都非常高，当时确定了我国最先进的轰—6甲型飞机承担空投任务，并在核试验场区进行了数十次投弹模拟试验，以确保首试成功！日8时20分，由轰—6甲型飞机空投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的部分预言——只是洲际导弹还暂未实现。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8年零6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氢弹的成功缘于全国大协作在不少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大都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在谈论“两弹一星”历史时，似乎也总是聚焦在少数的决策者和关键的科学家身上。这当然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状况却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有缺憾的。事实上，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且不说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和核试验基地（新疆罗布泊）就是数十万官兵和建设者用汗水、献血甚至生命建成的，整个工程的配套物资更是依靠全国大支援、大协作得来的。没有全国一盘棋、全国大协作，原子弹、氢弹就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经验的启示。这请看下面这两组数字：1962年，中央专委批准了二机部研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后，“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迅速形成了大力协同攻关会战的动人场面。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中央专委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布置的任务，也能非常典型地说明这一点：放射化学工厂，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二机部所需要的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三机部负责；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装备器材自带，由贺龙、瑞卿同志负责；电力方面，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由煤炭部、水电部分别解决；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湖南等省解决；新材料和科技攻关的协作问题，由荣臻同志负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工程极具特殊性，不仅是大科学工程，更是政治大工程；不仅具有一般大科学工程的显著特点，更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民族烙印。因此，在回顾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这一段历史时，我们要全面评价每一个建设者的贡献。我们既不能抹杀关键决策者和杰出科学家的特殊贡献，也不能搞英雄主义。我们需要深入挖掘那个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他们每个人到底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这一大科学工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更进一步，数十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工程，那些默默无闻者，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普通劳动者，同样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或许，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量还原那一段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诗，全面评价每一个普通建设者的点滴贡献，应该成为当代史学家努力的方向。（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参考文献李觉：《当代中国的核工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M].科学出版社，2013.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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