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的血泪辛酸&&&更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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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之路的艰辛
不少人都涌向各个地方搞付业，（那时还不叫打工，叫搞副业）我在家也不想呆了，听说战友张君在江苏搞码头发了财，我辗转来到了江苏板桥镇上。
那时来的人主要是挑码头，在运河边长江头挑黄沙石子，其苦不言，而且今常有人敲竹杠。挑来的血汗钱常被敲竹杠敲去了。一年到头有的老板把钱拿着跑了，白干不说连家都回不去。
当地派出所也很可怕，特别是联防队，如见你不顺眼，就要过问一下，先查暂住证，稍有不甚就抓走，带到派出所又是铐、又是拳打脚踢，最后关着，等满一车人后、用凡布蓬车送出江苏地界赶下车，也不问你有钱无钱，也不管你的死活。最后有的一路讨饭回来，也有的讨饭回家。住在龟山脚下有个刘老汉他整整要了三月的饭，才回到家乡。回太仓讨饭最快一个星期。
虽说挑码头很苦，那时也很危险，常有一些为活命的亡命徒来抢码头。轻者把人打伤重者打死，也常有发生的。而且打死了人也未见赔钱，何说偿命呢？一个来自我家乡的也是同学，叫寿林的。就是死在一次打码头的混战中。
因此有一段时间，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流氓地痞到处横行霸道，游手好闲；到处敲竹杠宰羊子。乌烟瘴气。一些可怜的农民凭肩挑背扛流汗，有时还要流血所得的微薄的工钱、被索光了，连家都回不了，反而还赔笑脸说好话，不然就更难看。本来就活少人多，加上还有些黑心的老板，最后展走农民工的血汗钱，最后无奈的农民也只是含泪流浪他乡。
为了活下去。最后一些胆大一点的人，没办法，就开始起了歪心，开始是偷吃的，后来连衣服破鞋也偷，工地的一些黑心老板几月不发一分钱。后来连青菜南瓜也偷。偷也有瘾，一旦上瘾了，也有些平常不偷的人，为了生活常吃别人偷的，后来也奏热闹跟在后面，吓得心惊肉跳，也过巴偷的瘾。以至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有人偷。这样一来内地人更加瞧不起外来人了，以至后来几乎把外来人都视为强盗了。特别是老人们、既怕外来人又恨外来人。
派出所对外来人更暴力。一些联防队常在街上行走，见不顺眼的就抓，抓来先是查暂住证，说实在的那时的暂住证办不起，很多的人是在家里借的路费出来的，经过那些黑心的包车人，在来的路上一敲，所盛无几了，如果几天找不到活干，手里的钱就会用光的，就是找到了一些苦活，老板也不会爽快地给你钱。办一个暂住证当时要好几百元。你那里有钱办呢？
包车人在上车时收取七八十元车费后，车里象塞麻包地将男女人，塞得满满一车人后，连放脚的地方也不足，走一段路后找个由头每人加十元钱。又走一段路又是说车坏了修车要加钱，再走再有理由加钱。
路上那些开黑店的也多，开车人与开店人互相勾结，一路上不知要吃几顿饭。不吃还会被打的。
我头次来江苏时车在镇江叫交警挡住了。后来我们的车被扣，交警用了四辆巴士才把我们的一中巴人才坐下。（送到太仓）这样一闹腾到了你所到目地后。路费有时要二百多元了。后来我是很少坐这些车了。宁肯坐火车，多转几道路。
联防队抓着没有办证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遣送到江苏界外.....
联防队还有罚款的项目. 如果你夜晚没处去的被抓住, 就要罚款, 先找你的亲戚朋友交钱起人, 如没有亲戚朋友,
那你就会被关最后遣送, 多数人找人担保借钱取人。
借钱取人也很麻烦, 人地生疏, 言语又不很通,必须找一个与联防队有关系的人去打点，阿君当年就是与联防队有系的人,
不过他后来也说了实话, 所谓联防队罚的款，都是他私人得了. 无非买几条好烟到派出所发发罢了。
有一次我从昆山骑着一部二手三轮车到板桥干活(打混凝土), 早上行在郑和东路时, 被几个警察挡住, 上前见我的车里有几个饮料瓶.
就硬是说我是捡破烂的, 而且用对讲机联系说，抓到一个象捡破烂的人. 是不是带回来.
他们为了奏人数硬是强行地，连骗带哄地把我带到东郊中队. 硬说我不是从昆山骑三轮车来的. 他们的理由是从昆山来太仓有三十多里地,
骑三轮不可能骑得来. 最少也得骑自行车才可以到的.
那些吃轮船上来的大米的人啊! 那里知道一个农民的苦难和艰辛啊!
以为都和他们一样的娇贵，他的娇贵不过是用财政的钱而娇的。他那里知道当时我们这些打工仔. 多数都是靠双脚行走啊! 有时为了生活,
半夜不睡起来走几十里去干活..象我这样骑三轮车以属不易的.
我被带到东郊执法大队后. 也被关在那些抓来的拾荒人一起, 最后查问到我的头上时. 无论你怎样解释,
那些橫蛮不讲道理的黑牛式的人, 硬要遣送我, 我拿出昆山办的暂住证, 他也不卖帐, 我又拿出退伍证后,.
最后大概人数以满数了，所以只答应放我。
可是三轮车被扣去了, 可怜呵! 我用了几天的工钱好不容易才买的一部救命的旧三轮车，就这样被即那些似狼非狼的狼呑食了,
当时我伤心地落泪了.
混凝土没打成; 反而丢了血本, 手里确实也再沒有半个铜板了; 我不得不步行回到昆山.
随着大批的农民涌入后，那时的活本就不多，就是粥少僧多的局面。一些黑的的老板也楚准这个心里，就不择手段地敲诈农民。
为了不让遣送和办到暂住证，那些饥不择食的农民，也就荒不择路地乱找活干，结果许多初出来的农民、被狼心的老板榨干了血汗后无处去了，有时找一些公家，好的表实同情，不少的官腔官调说；活该谁叫你不认识他跟着他干，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叫你们当官又是抓人又是遣送呢？再者出来就是为了挣钱，别的不行有人请干活怎不干呢？
没钱吃饭可以偷、骗着吃，有时抢着吃。没钱办证，只有躲跑，见了联防老爷和派出所来了就躲，确实躲不了就跑呀！有一次我客住老乡租房里，半夜突然来了查房的。我没来得及躲，老乡只好把我藏在床底下，躲过了一劫。还有一次夜里下着小雪，北风朔朔，春寒刺骨，又是查房，我和几个没钱办证的老乡，跑到一个田畈中间躲了半夜。虽是躲过官劫，可后来感冒引发肺炎，又吃了好些时的药……
想尽快求职有时也是有病乱投医.有些职介所名曰是介绍职业，实际把钱骗去后就随便说一家厂让你去报到，结果厂里大门都不让进。你回来再找职介所时，他说要那个厂内盖的公章，你没有进厂谁给你盖公章呢?
没有公章他们一分钱不给退还. 就是这样生吞活剥地把钱骗走了. 你反而还要填车费到各个厂去撞壁. 不知是厂家合骗,
还是职介所在骗。
进厂也难,我曾在冠億电子厂干过, 皇帝是好的, 贪官太多, 自经理一级以下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好的,
沒一个有人性的都是禽畜，没有一个是人。 层层是铁门坎, 道道是鬼门关。
本来厂内要开设一个三厂要招工，就是经理、主任、课长以下等等官员招降纳叛，各人拉各人的亲戚老乡，扶持各人的势力。对外还大量收起报名费，填表费，介绍费、入厂费。总之一张表到手最少得二三百元。只要有钱表有的是，有的表是转过手的，另外加钱。
填表后就入了厂，进厂就有吃饭的地方，晚上有睡觉的地方。何乐而不违呢？觉得一次花几百元钱也就认了。
可是好景不长了，又来一个所为的罗经理，他一来先是找保安谈话，罗列一些入厂的照片，先挑选了几个美女，让保安队长介绍与他识认识，说是给她们当拉长、组长。其后又挑了一批年龄大的、和长相丑一点的、说将这些赶走。
保安这条狗啊！真忠心主子啊。连忙就去通知她们走人，那天赶走的是贵州人，她们不走，保安就推她们，还把她们的行李往外扔。几个女人啼啼哭哭走了。第二天下午罗经理突然叫保安驱赶第二批，里面有湖南的，也有湖北的，各地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四川和江西的。因为罗经理是江西人。厂长是四川的亲戚。底下的课长主任都是四川的。
我当时也是保安，我对罗经理说;现在赶她们走，叫她们哪里去呢？天也快黑了，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叫人么样办呢？要不先通知她们，叫她们明天或者后天搬走？
罗经理同意说，就留她们住一晩上，明天叫她们滚蛋。
第二天天下着雨，罗经理又叫赶她们走，我就去通知那些人们。她们都告哀，求我说；“你行行好吧保安哥哥，今天下着雨我们出去哪里去呀！手里又没有钱，叫我们怎么办呀…...
我也不忍心了，就对罗经理说“她们没有钱，天又下雨她们说要等天晴了再走……”罗经理发怒了说“这里没有同情，只有强者，如果你再干不了我连你也一起辞掉。”
保安队长也马上说；“听经理的，走我们一起去。”保安队长带着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上楼去强行赶走了他们。又是哭哭啼啼。我忍不住掏出我井有的几十元钱给他们了。说你们拿去吃顿饭吧！我也只有这大的能力了。到我被赶走时不会有这好的人送钱的。
罗经理说；“你太慈悲了，是不行的，这里没有人相信慈善，只有强者。
看到这些我也失去了工作下去的信心，抱着滚蛋的决心，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黑夜我潜伏到总老板的住处，经过三天的潜伏，信终于送到老板的手里。
信送出后石沉大海，罗经理还在违所欲违地大肆发淫威。一边挑选玩弄美女，一边还在有事无恐的裁人和招人。
这天裁人中有一个贵州的小女孩，叫骆孝琴的当时因为他年龄小只有十六岁。家里很穷，长相不很美。听说要裁她时一时招急当场昏倒在地，保安队长叫我和几个女孩将她送回宿舍后。他大哭着说；“不要赶我走了，我没钱又没熟人。”说了就大哭不止。我也沒办法帮助她。只是劝她不要怕。万一真裁了你我就帮你，把你当妹妹看待。不会让你没饭吃，没住处的。直到你找到合实的工作。
还有一个湖北叫叶哗的男人，他可是个英雄，当保安叫他收拾行礼走人时，他对保安说，你们叫罗经理来，他当时收了我的钱，他不退我钱我不走的。
湖北在冠億厂也有一帮子人。罗经理就和叶哗吵闹开了。后来罗经理还仗着自己有功夫。打了叶哗，这一打不要紧。叶哗招来他的老乡。有在联防队的。共有好几十人。听叶哗在联防的老乡说。如果斗不过还要招更多的人来。
这回我们的保安队长也乖了。不再狼嗥虎啸了。对叶哗也和气了。连哄带劝地对叶哗说“一切好说，千万不要叫你的老乡打进来，我和你们湖北的都是好朋友……”连忙向总部老板打了求救电话。
总厂派来了一个姓张的经理来了。负责调查此事。张经理是老板从台湾带来的。是老板帖身的心腹，所以办事大家想会公正的。在张经理的调查后，他后来是采纳了我写的信上提出的方案。凡是今年春节后进来的员工不问年龄，不问条件，不问证件。一类留用三个月.如三个月不合格，证件不齐的、三月内办齐，年龄不到的也试用三个月，辞退发工资。自己作打算。
全场员工情不自禁地鼓起掌声，持久、持久不能停息。
罗经理接到停职待用的通知，叶哗医疗费、伤调工资和辞工补助一起由张经理结算好给了。
罗经理在厂内住了几天后。没有接到另安排的通知。后来自己跑到总部去了一趟。回来叫的士把行李搬走了。
帮他罗列美女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没有帮他搬行李。我看他行李多，主动帮他搬了。罗经理叹气说。“唉！还是你……”我说“举手之劳…..”
罗经理说“好好干。等我有好单位时打电话给你”. 我说；“谢谢了。我马上也会走的……”
不久我离厂去了，后来听厂内的老乡说，厂里张经理举事，先前的官员连同保安队长多数辞掉了……
一些黑心的老板更是残忍。建筑工地开始要人，忙的时候说得特好听，后来上工后老板变掛了。不但钱少、活苦，当要钱时找不到老板的人，找到老板手下的人多是黑心的家伙，一恐吓二威胁。就是不给钱。
记得我和几个老乡在陆渡大卫厂的工地上，给一个姓陈的老板打混凝土，去时说得顶好的，工资也不低，生活也可以，就是要我们一天一夜把活干完。当我们把活干完后，怎么也见不到陈的本人，后来他的一个手下人说老板把钱放在他手里，干了一天一夜的我们人有些昏沉，我们拿着钱就走，天也才刚亮，我们分钱时，拿钱去买东西，别人说我们的钱是假的。我们马上转来找他们时，他们不承认了。反而说假币是我们的。威胁说要告我们去派出所，还说陈总有的是钱，怎么会给你们假钱呢？
没办法我们找上陆渡派出所，虽然说钱后来是换了。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四小时的活，后来花了将尽一个月多的时间才换回那张假币。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打工潮以发展到了极限。可怜的还是农民，不少的农民后代为了迎合时当今的金钱时代，忘掉了做人的本性。为了那虚渺的金钱。不顾人格与尊严，投怀送抱，堕落成性。欺瞒哄骗，样样丑态百出。可悲啊！
有些农民工为了过上老板的日子，将自己的老婆投怀送抱，也有将女儿攀龙附凤的，也有自己堕落成性的。最后也有家破人亡的，也有人财两空的，当然也有财色双收的。不敢细举。难道这些不是农民工的悲哀吗？
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是农民工。从屋顶上施工摔下来死的是农民工。三伏天累死的是农民工。三九天冻死的是农民工。上班路上遇车祸死的是农民工。遇祸连交警查不出结果的也是外来农民工。输了官司又输钱的、也只有农民工。
被那些虚伪的律师两边拿钱的受害者；还是农民工。可怜啊天下的农民工，可悲啊天下的农民工。可叹的还是天下的农民啊！
随着打工潮的滚进，农民形成梯队地进入了各个花花世界后，留守在家的只有老幼，和那些病残得确实走不了的人，仍坚守着那片快面临荒芜的土地，他们艰辛地守卫着家园，领着那些似雏鸟盼食的幼子。扶着哀老的爹娘.申长脖子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象候鸟归来的亲人，老人望的是亲人平安的回来，孩子望的是亲人带回自己所想的玩具和小礼物。可是到了候鸟该南归时,又有几个是平安而归的呢？有的是因为工钱难拿.
有的则是生命难拿回去了.
又是年关了，她和他都只有“身在异地，魂归故乡” 了。她和他都是我的同胞。只有永远让亲人含泪默望…….
她；是我姐今年五十六七岁，来太仓以有十几年了。现在新湖一家私家厂打工身亡的。
正是农历七月三伏天，一天下午厂内出了个混帐通知，明天上午休息，十二点上班。
十一点后(正是高温),她骑车去上班（正是履行员工的职责）的途中出了意外. 奇怪的是出发点有监控, 回来时有监控.
为什么就是发事地没有监控呢? 一个外来农民不敢说交通的作敝， 但非常怀疑。
亲属们苦苦哀求厂方给五万元作安葬, 可厂方强词夺理说“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糸系’
的鬼话罗辑。不负责任，一分不给. 反而狂言叫去告他。
亲属只有硬着头皮找了一个律师。告上太仓法院, 不知太仓法院法官；钱磊你是拿了人家的多少黑钱？还是官官相护,
卖法求财，还是黑了心肝？还是律师的无能? 竞判原告败诉。
钱磊啊! 你也太无学才了啊! 牛头不对马嘴.
&他判决的理由是出事后没到厂去报到.”
显然不属于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未到厂里去。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个农民工除了为几个小钱、而千万里奔来。不为上班。难道三四十度的大热天看风景去吗? 不是你头天通知上午休息,
十二点上班吗?别人上班的路上以受伤了还怎么去厂报到呢？说出这等没人性的话，你就不怕将来生孩子不长屁眼?
生女儿是石女？你的目中还有王法吗？钱磊你这个混蛋….. 太仓法官一伙混蛋. 强盗罗辑.
再说太仓中医院，一个活人送进去；你以保守治疗为名，拿一个外来农民工人命做实验，不觉得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拿活人做实验相等吗？你对死人是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难道外来农民工不是人。是你的实验品？
前天在一个偶尔的情况下，也是一个老乡的讯口语言激起了我的回忆。更刺痛我的心……才想写这篇文章的。
当时近年关，一个老乡在太仓生病，要去中医院看病。听一老乡在旁边马上阻止说；“你不能去中医院看病，那里去看病的，去一个，死一个。今年七月我们梅花园有一老乡女的受伤，好人去的，死人抬出来的。接着二里河的一个老乡在万达工地上受伤送中医院，又是活着进死的去。那里光为了搞钱，不管人死活……”我在一边听了，说七月死的是我姐。老乡不好意思，没有再说下去。但还是勾起了我的伤心。恨自己是低层的农民外来人。
中国近年来《劳动法》以经人性化, 可那些执法的手啊! 你太黑暗了啊! 说的是什么混帐的话啊! 你自己能信吗?
春节的欢乐演盖不了亲人的悲愤. 春天的明媚隐不去农民工对执法者黑暗的憎恨.
欢歌笑语声藏不住亲人盼归的伤痛， 美酒与佳肴洗不去漂泊人辛酸与疲惫的泪迹!
农民工;亲人啊! 该怎么过啊……..?
他；是我族弟，三十有余,来江苏十几年了. 干高空的彩钢瓦, 临近年关. 因为一厂家赶建厂房. 抓工太紧, 天下大雨,
工厂不提供中饭. 回家吃饭坐的车跑锚，掉深水中溺死, 当天零下四五度, 溺死还不如说冻死.
他也是无保险的农工。在老家伴着白发苍苍的祖母、盼归的大儿子才十岁, 还不知多少悲伤的人,
只有从三千里外来太仓守着孝道。小儿才始步. 混沌无知, 正躲在娘怀啼哭.
白发娘亲独守家门, 痴盼儿归, 谁知他老人知道后如何?
发妻尚还年青. 三十出头,
少壮成孀，孤雁头飞。（大雁是忠贞鸟，如配偶死一，另一只就是群雁领飞行的头雁，宿营时是它放哨，如出差错，群雁就处死它）你有何感想?
可怜啊!又是一家枝离破碎的惨案, 律师的回应是;”案子难办,举步为艰. ”又是证据不足…….
天下的农民工啊! 你只有守着你的,那块已面临荒芜的田地,才有证据啊!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啊更伤悲……
&屈子大夫尙存兮！“长太息以掩涕兮，哀农民之多艰兮。”可为农民招魂兮“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我泪湿素笺。本想再谈一谈留守的辛酸， 又更伤了看官的心。 就此草草搁笔吧…….
当原；人世间不是绝对的善，也不是绝对的恶。把自己站在善与恶的中间，我看可以了。当读这篇文章时，是会有人笑，是有人哭。也许要触犯很多，吃轮船上来的大米长大的人、招来咒骂，引来橫祸，也会引来围观者的大笑。哭也罢、笑也罢、憎也罢、骂也罢、这是一个农民，从农民到农民工的二十几年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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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腊月至2013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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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打工者：要回血汗钱&&为何这么难
打工者：要回血汗钱&&为何这么难
――记者亲历打工者讨工资
&&&&按《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如果不按月支付甚至克扣或无故拖欠，应该受到法律惩处。然而，拖欠工资现象连年发生。希望有关执法部门加强监督与管理，切实保护民工的利益。春节快到了，让广大群众过一个祥和、愉快的节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尽快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既是法律所要求的，也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大事，越快越好。&&&&――编者&&&&临近过年，因拖欠工资而引起的劳资纠纷迅速增加。为此，合肥《新安晚报》派出记者，陪同部分打工者一起讨工资，并记录下了部分场景。&&&&“合同”是本糊涂账&&&&时间：1月14日下午&&&&地点：肥西县桃花镇&&&&在肥西县桃花镇柏堰建材厂，偌大的厂区内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一些曾经用来盖砖坯的石棉瓦和草席。在一排简陋的“工棚”前，刚刚下班的工人正围在一起打牌。&&&&一个年轻人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刚过，他们就被同乡张某“招聘”到这里上班，最多的时候有近60人。由于老不发工钱，且剩下的活不多，许多人便回家了，现在还剩20多人。&&&&在民工的指点下，记者找到“老板”张某。他说，去年初，他和柏堰建材厂的租赁人李某签订了劳动承包协议，由他组织工人，负责建材厂半成品、成品车间的劳务。“到现在合同快履行完了，李老板还不给钱。找他要，就让我拉点砖去卖，只够工人的生活费。”&&&&傍晚，记者直接找到了李某，李某似乎早有准备：“现在厂里生产还没停，他们还没有履行完合同，生产工具等没法清点，账自然算不清。”至于欠张某多少钱，“大约两三万元，其它该给的工钱都给了钱或砖头。”&&&&据两人签字的“劳务承包协议书”规定：“乙方（张某等）工资每月10―15日结算，20日发放。如果当月红砖积压，甲方（李某）可以用红砖当月销售价格抵给乙方作工资。”该“合同”中还赫然列着这样的条款：“在生产过程中，因机械、电线、电器设备或房倒、失火和小孩掉井等其它原因造成受伤和死亡事故，一切损失全部有乙方承担，甲方概不承担一切费用。”&&&&“哪个来我都能摆平”&&&&时间：1月15日下午&&&&地点：合肥郊区王大郢&&&&去年12月20日，江苏盐城农村的孙文举来到位于合肥郊区王大郢的一家食品责任有限公司打工，但是，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量令人难以承受，老孙决定辞职回家过年。不料，他的老板就是不愿意结算工资。&&&&1月15日下午，记者扮作老孙的老乡，跟随他和另两位工友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讨工资。老孙战战兢兢地表示想要20多天来的工钱，老板当即把脸一沉，说：“现在没有钱！”而就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个订书机下面压着厚厚一叠面值百元的钞票。&&&&老板还说：春节期间正是食品销售的旺季，厂里的工人“一个都不能少”，“除非你干到正月十五，否则一分钱没有！”老孙问：“那我这20多天就算白干了？”老板说：“你这是试用见习期，没有工钱。”记者不禁插话：“试用见习期不给工资是谁规定的？”“我规定的，试用期7天不发工资。”&&&&这时，另一名要工钱的民工高某忍不住说：“我都在这里干了4个月，不是照样没给工钱吗？”这名来自肥东的高某说，去年10月，他的孩子生病，想从老板欠他的1000多元工资中借800元救急，结果仅借到了400元；十几天后，岳母又生了一场重病，他只好再向老板借钱，却分文未得。直到现在，高某还有几百元钱和身份证放在老板那里做抵押。&&&&高某的诉说使老板恼羞成怒，他拍着桌子上的钱吼道：“我这里有的是钱，你们过来拿呀。”这时，身后的铁门被重重关上。见此情景，记者冷静地说：“你不要乱来，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老板不以为然地回答：“工钱暂时不发抵作押金是我们公司制度，你们来这里上班就要服从。不服，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找记者也行，哪个来我都能摆平！”&&&&“好像给过钱了”&&&&时间：1月17日&&&&地点：六安市&&&&去年2月和7月，数百名来自四川、湖北的打工者来到六安市某小区工地干活。到去年12月底，大部分楼房基本封顶，按理他们拿了工资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许多打工者至今仍未讨到工资。&&&&1月17日，六安城突然下起鹅毛大雪。记者来到寒冷潮湿的工棚，看到55岁的朱大华因感冒无钱买药吃，正躺在破旧的床上发愁。他说，他和儿子一起来六安干活，辛辛苦苦挣了四五千元，现在却怎么也拿不到，“真不知道年该怎么过”。&&&&记者设法用电话联系到了工班长尹克荣。尹告诉记者，老板说工程一级承包商“某建二局”没给他们钱，他们现在只好天天去催二级承建商和“某建二局”，但至今仍没有确切消息。&&&&记者随他们一起找到二级承建商、一名姓孙的老板，他面露难色地对记者说，不是自己不给钱，而是上级承建商“某建二局”还拖欠着他近一大半工钱。记者又与一四川打工者找到“某建二局”办公室。一名中年工作人员说，经理开会去了，其它的事不知道。记者又来到小区开发商的售楼部门前，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却说，“好像给过钱了”。&&&&包工头躲得无影无踪&&&&时间：1月19日&&&&地点：巢湖市居巢区&&&&去年2月，一群来自河南驻马店和安徽临泉的农民，被一姓马的包工头以“每月七八百元收入”的承诺带到巢湖市居巢区一窑厂，至今打工已1年，但没拿到一分工钱。眼下不要说回家过年，就连吃饱肚子都困难。&&&&1月19日清晨，在窑厂北边一破败不堪的工棚内，记者见到了这帮民工。其中一名叫张莉莉的河南打工妹怀抱着6个月大的婴儿，流着泪说：“为了帮丈夫讨工钱，去年8月我刚分娩不久，就带着婴儿从家乡赶来。现在吃了上顿愁下顿，奶水不足，孩子常饿得哇哇大哭。”&&&&约9时许，他们同往常一样上门去讨工资。记者跟着他们来到了包工头马某的住处，却发现房门紧锁，玻璃窗户也被从里面遮得严严实实。民工们使劲敲了一会门，里面一点反应没有。一民工说：“最近这两个月，他经常是天一亮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每次堵住他，他都说在设法搞钱。”记者和民工无奈地守在附近，但一直等到下午，始终不见马某踪影。&&&&临近傍晚，记者踏上归途，途中突然接到马某的来电，他说自己躲着打工者，不是不给钱，而是窑厂拖欠，他也没办法。&&&&&《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日第二版)&&
（责任编辑：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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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日 报 社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复 制 或 建 立 镜 像打工者客死同伴背尸还乡 没钱也没有动死者工资
世间百态 >> 正文
保护视力色：
打工者客死同伴背尸还乡 没钱也没有动死者工资
　　阴阳之间
　　“千里背尸还乡”故事背后，两个农民的生活现实和乡村生死观
　　左家兵要下葬了。他的妻子陆淑梅说：“他离家的时候，只说了句‘我去做事了，给我二十块钱’。”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更没想到这是丈夫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左家兵54岁了，“因为穷，所以还常常去打工”，邻居们
都这么说。两个月前，他和邻村的李绍为一起去福建龙岩打工，快过年了，家里没钱，他出去打工挣点年货钱。谁知两个月后的1月1日，正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他在工地晕倒，送到医院后，医生竟说已经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在千千万万外出打工的乡村农民身上，事情发展到这里本来并不稀奇。
　　但令人震惊的是，李绍为和几个同乡却想出了把左家兵的尸体从福建送回湖南老家的想法。“人是我叫来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对得起这里。”李绍为说这话时，干裂的手指着自己的胸口。但他们最终没能把左家兵带回家，在广州火车站转车时早已僵硬的尸体无法再伪装，左家兵被发现了。同时被“发现”的是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背尸行动和李绍为、左家兵离家两个月来的心酸故事。“千里背尸还乡”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详见本报1月3日至昨日相关报道)
　　在故事的背后有一个怎样的乡村生活背景？上周，本报记者来到左家兵和李绍为在湖南的老家--衡阳福龙村和樟树弯村。
　　左家兵的悲哀--债务随他一生
　　“债务”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从未摆脱过的阴影，也是左家兵以54岁的年龄远至福建打工的原因。邻居说，他命太苦了，一辈子没过好日子，就这么死了
　　昨天，左家兵下葬的前一天。陆淑梅边哭边呢喃：“他走了，留下这个家，留下这些债，我以后该怎么办啊？”
　　左家兵的尸体在广州火车站被截住的消息传到家人耳中后，他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儿子很快就赶到了广州。1月9日，大儿子左云福带着父亲的骨灰终于回到家中，并为他买了棺木，设了灵堂。
　　为了办葬礼，“又借了3000块钱”，陆淑梅说，这样，他们家的债务已经超过一万元。
　　“债务”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从未摆脱过的阴影，也是左家兵这次以54岁的年龄远至福建打工的原因。
　　这次丈夫出事，为了去广州，陆淑梅向邻居借了1000块，又向堂兄借了2000元，除去路费，剩下的她都交给大儿子，让他去福建把父亲的死弄明白，并料理父亲的后事。
　　此前，为了给兄弟俩读书，家里已经欠了两三千块钱没还。而最早的债务也是因为葬礼，“我爸爸死的时候，借了4000块，现在还欠着2000多没还清”。陆淑梅说，她父亲是1996年去世的，而那一年，他们刚刚还清买房子欠下的钱。“1991年原来住的房子快倒了，就花3000块钱买了现在的两间土房”。
　　这是两间老房子，1月5日，记者第一次到时，陆淑梅的家人和几个邻居正在烤火，快下午两点了，屋里却仍然很暗，没有灯。村民说，已经停电一个多月，因为交费问题和供电所没有协调好。
　　两间房子都是挡不住风的，房里各有一张床，没什么家具，几个围着火炉的人就几乎占尽了半间房，旁边桌上放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小儿子左云寿说，“这是1990年父亲41岁庆大生时，舅舅、姑姑几家人凑钱买了送的”。家里再没有别的电器了。他们还养了几只鸡，鸡圈就在另外半间房里，人和鸡同室而居。
　　邻居说，左家兵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和弟弟一起靠替人家放牛、割草才能吃饱饭长大的。因为穷，一直没有人做媒，等到29岁才结了婚。
　　结婚后，家庭条件也始终没有好转，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出外打工和卖稻谷。
　　这里的乡村种两季稻，其中早稻基本上用来卖，而晚稻留着吃。左家一共3亩多田，按亩产最多700斤算，每年可以卖2000多斤，2003年以前每100斤稻谷可以卖45块钱左右，每年卖稻谷所得1200元左右。
　　每年买化肥要花400多块，农药300多块，农业用电70块，加上四个人农业税共600多块。这样，卖稻谷所得抵去支出部分，基本上剩不下钱。
　　邻居说，2001年区划调整，他们所在的福龙村划归衡阳市雁峰区，此后左家每年分得100多块钱的扶贫款，可以用来买化肥。
　　2004年，农业税减下来了，四个人200多块，比往年少交了共约400块。同时政策说增加农民收入，每100斤稻谷涨到70块钱，这一年，他家一共卖了2700多斤，卖稻谷所得达到历年最高，1900块左右。
　　可是农业收入增加得有限，左家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农闲时出外打工。左家兵每年有三四个月在衡阳打工。“他没上过学，只能做点苦力活”，邻居说，大部分时候左家兵就是在建筑工地上做事，每个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算，每年按道理应该有2000多块的工钱。
　　“可经常有工钱拿不到”，左云寿说，父亲“人老实，会被骗，有时候老板不给钱就跑了，那也没有办法”。据他回忆，2004年3月到5月，左家兵在衡阳市东环县修了两个月国道，到现在没有拿到一分钱；2003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一个加油站附近修房，干的活是挑砖，四个多月只拿到300块钱。
　　“找老板要钱，要么找不到，找到了，老板说现在没钱，约一个时间再发，可是到那个时间又找不到他了。”左云寿说。经常和左家兵一起做事的邻居补充，有时候是所有工人一起被老板骗，“有时候是老板看左家兵老实，故意少算他的”，两种加起来，“每年都有七八百块工钱是拿不到的”。
　　左家兵每年能出外打工的时间不多，要么农忙，要么农闲时要照顾妻子的病。他的妻子陆淑梅身体不好，“会头疼，不想吃饭”，每次不舒服的感觉积累几天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花四五十块钱输液，输一次可以管一两个月，他们不敢去医院看病，因为“那要花好多钱的”。
　　身体好时，陆淑梅会拿上一些鸡蛋去集市上卖，“十天半个月卖一次，每次十多个鸡蛋，能卖五六块钱”，这些钱陆淑梅会攒下来，补贴家用。最近的集市在车江镇上，离左家六公里左右，走路一个多小时。
　　在左云寿的记忆中，在他和哥哥还在读书的时候，每次到开学时要交钱，父亲就到处去借钱，等卖了稻谷再还给人家。陆淑梅说，“那时每次都是假期里就借好五六百块钱”。
　　左云寿和哥哥已经先后离开了校园。先是2002年，左云寿快上六年级的时候，哥哥从初中退学，下半年就跟着别人到深圳打工，2003年就开始给家里寄钱，主要是给弟弟上学，多了的也可以补贴家用。左云寿说，“哥哥成绩挺好的，是自己考上的衡南二中”。
　　2003年下半年，左云寿也要上初中了，陆淑梅带着他到即将去的车江一中，看到要交的钱是1000多块。他们想家里是怎么也凑不够这些钱的，只好决定不上了。左云寿说，“负担不起，自己也要放弃”。
　　2004年春节后，哥哥左云福先去了深圳，为左云寿找好了工作，又来接他过去，现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工作，每个月600多块钱，偶尔也能超过700元，工厂包住，可是“攒不下什么钱”，他说，“哥哥可能攒了一点，但这次也花光了”。
　　邻居说：“左家兵命太苦了，一辈子没过好日子，好不容易两个儿子不读书了，他却就这么死了。”
　　李绍为的担忧--我老了谁来养我？
　　没有老婆、没有孩子，61岁了还是独自一人，靠种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李绍为最要紧的是“挣两个钱好去养老”，所以他不畏危险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福建打工
　　到福建打工，最初是李绍为的主意。据说福建的老板许诺的工资比较高，而且是李绍为叫他去的，他们俩关系比较好。
　　左云寿说：“我爸爸基本上都是在衡阳打工的，他年轻时候也到过远的地方打工，后来他不去了，他说外面不熟悉情况，不好做，这次去福建我们都觉得意外”。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老板派车到衡阳来接工人，开始说的工钱很高，到了那个地方就压低，说是‘做就做，不做就自己坐车回家’”，而父亲只带了20块钱，一方面，家里也没钱，另一方面，老板说了，“不用带很多钱，到那边有生活费发”。
　　李绍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说是一天可以拿五六十块钱，我以为是真的，就叫我老乡一起来了。……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很痛苦，我老了谁来养我？我现在要挣两个钱好去养老”。
　　在村支书眼中，李绍为是一个守法的老实人，没读过书，平时就靠种田和打工维持生计，住的房子是弟弟帮忙盖的。“他一直单身，本来村里今年准备把他报为‘五保户’。”姓李的村支书说。
　　李绍为有两个弟弟，他的小弟弟李成说：“二哥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十多年没有音讯”。而李成自己，也早在1977年就离开了老家，到衡阳市谋生。因为家庭成分被定为富农，此前他们家的成员一直被批斗。1977年的时候，不知道政策会走向何方，他就逃出来了，还改了名字。李成很少回老家，对附近的情况也不熟，这次回去，才听邻居对他说，李绍为和左家兵玩得特别好，两个人性子都很直。他的眼中，哥哥的性格是“跟他玩得好的，可以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凳子”。
　　李绍为等“千里背尸”到了广州时，凑不够回湖南的车票，但工程方付给死者左家兵的1100元工资他们坚持着分文未动，包得好好的。李绍为说：“这是老板给人家死者的钱，我怎么敢用人家的钱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实，不能花人家的钱。”
　　李成说：“哥哥很直，用俗话讲就是有点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患过穿洞性肺结核，治了半年，药用多了，身体受到一些影响，还有点耳背。”
　　“做事的时候很勤奋，吃饭的时候很随便”，李成说哥哥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做了两三天的饭拿起来就吃，也不管冷热。我请民工去帮他收稻谷都是让民工自己做饭吃，他不会做的”。
　　1990年，李绍为原来住的土房快塌了，让弟弟帮忙重新盖个房子，那时候弟弟才发现他全部的财产只有40块钱。
　　这次哥哥在外面出了事，李成很难过，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不能让你哥哥去那么远，死在外面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说着，李成就哭了起来，“他都60多岁了，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不会让他出外打工的”。
　　李成这些年在衡阳做过很多工作，1986年开始做个小包工头为雁峰区某个机关做点小工程，“每年都有几万块钱的项目，多的时候可以有20万”。本来做得好好的，但1994年以后，这个机关领导欠了他很多工程款，“每次欠一点，总共20多万，这样让我也欠了工人的工资、材料费、运输费，加起来12万左右”。很多人追债，过年的时候只有躲起来。
　　两个村子的现实--不打工就没出路
　　卖稻谷的钱不能满足家庭开支，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打工。“20-50岁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岁以上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同样出去打工”
　　左家兵所在的福龙村和李绍为所在的樟树弯村是衡阳很普通的两个乡村。原来它们都属于衡南县车江镇，2001年区划调整，福龙村划归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两村和车江镇的距离都差不多，6公里左右，连接这段距离的是2004年9月刚刚开出来的一条土路；在这之前，只有山路。村民们要到车江镇赶集，走的就是这条新开的土路。
　　走在乡间的路上，四处可以感受到原野的气息。冬日的阳光照着，田间农作物早已收获，只留下稻秆，偶尔可以看到几只鸭子在嬉戏。
　　走到村里，原野的气息消失了，眼前的房子和面孔都写着岁月的痕迹。孩子们上学去了，年轻人出外打工了，甚至中年人也很少出现，正是农闲，他们也要就近打工，补贴家用。
　　福龙村村支书左云标说：“现在村里20-50岁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岁以上的，家庭条件还过得去就留在家里，家庭条件不好的，同样出去打工。”当然，年龄大的基本上只是在衡阳市附近做点零工，像左家兵这样走这么远的，只有他一个。
　　左云标说，左家兵家在福龙村是比较困难的，2004年3月开始，政府实施“湖南省八大实事”，其中之一就是给各个乡村的困难户解决一间60-80平方米的平房，左家兵家是村里今年的目标。2004年解决了两户，他们的条件比左家兵还差一些。
　　福龙村一共530多人105户，左云标说：“算得上困难的，占30，左家兵家又是这30里面差一些的。”福龙村条件最好的五户已经搬到市区了，不愿意在老家住。剩下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住房也没什么问题。
　　福龙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打工，卖稻谷的钱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左云标说，2004年国家提高了稻谷的价格，那样每亩田能有纯收入200元左右，此前几年种稻谷是要亏钱的。而打工的收入，50以上的家庭每年挣不到4000元。而在从村，每年4000元差不多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的开支。
　　教育费用是各个家庭主要的开支之一，左云标说，村里80以上的家庭要借债才能供孩子上学。他自己的女儿正在上高中，像他家这样，孩子从小读书都不会出现经济问题的，在村里还是第一个。
　　一般的家庭从孩子上高中开始就要负债了，现在一个高中生一年大概需要5000元，而如果考分差了一点，还要交赞助费。据左云标介绍，好的学校三年一共9000元，差一点的学校也要三四千元。也有一部分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借钱。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借钱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读书才是他们的后代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
　　2004年，福龙村开始装电话了，初装费300元，每个月座机费18元，但是大部分村民都没装。左云标解释，一个是舍不得这些钱，另外，“没必要去赶这个信息时代的浪潮”，很多人装了也没用。
　　作为村干部，左云标在衡阳很多地方做过考察，他说，福龙村在雁峰区算是比较差的，但是在整个衡阳市，则属于中间水平。“衡阳市的农村，比福龙差的大概有一半。”
　　他曾去过一个离福龙村50公里的村子，“那里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的水平”，那个村子还没通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村里的房子都是土房、茅草房。他去的时候正好是大年三十，那里的人家桌上就摆着四五个菜，“一个鸡，一个蛋，加上两个小菜”。
　　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他灵魂安宁
　　湘西至今还代代流传着“赶尸”的传说。无论死在何处，都希望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土葬，在衡阳农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说起“千里背尸”的事情，老人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不做孤魂野鬼”。
　　湘西至今还代代流传着“赶尸”的传说。
　　村里的老人说，在古代亲人客死他乡，没有足够的钱雇专车运回下葬，就请一个“赶尸人”。“赶尸人”将死人的名字、出生年月、去世年月、性别等等写在一张特制的黄纸上，然后画一张符，贴在这张黄纸上，将这张黄纸藏在自己身上。之后，他就会唱着歌，领着尸体回家。“赶尸人”走在前面，尸体自然地跟在后面。“赶尸”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天一亮，就收工。据称，在古代，“赶尸人”在当地是很受敬重的职业。
　　了解情况的老人说，“赶尸”不像传说中那么神奇，也没那么轻松，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职业。事实上一次工作是两个人完成的，通常是师徒，一个在前面领路，一个在后面背着尸体走，用大袍子盖住。两个人轮换着完成这项任务。
　　据称，“赶尸”这一营生的起源，是因为湘西沅江上游一带，地方贫瘠，穷人多赴川东或黔东地区，以做小贩、采药或狩猎为生，那些地方多崇山峻岭，山中瘴气很重，恶性疟疾经常流行，生活环境坏到极点，除当地的苗族人以外，外人是很少去的。死在那些地方的汉人，没一个是有钱人，而汉人在传统上，运尸还乡埋葬的观念深。但是，在那上千里或数百里的崎岖山路上，即使有钱，也难以用车辆或担架扛抬，于是有人就创造了这一奇怪的办法运尸回乡。
　　传说也好，真实职业也好，都说明了一种“还乡”的渴望。无论死在何处，都希望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土葬，否则灵魂就不得安宁。在衡阳农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李绍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那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李绍为没能把左家兵背回家，左家兵的身体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广州。而他的儿子只带回了他的骨灰。
　　虽然只有骨灰，左家人还是为他买了棺木，陆淑梅说：“死了连棺材都没有，那就太对不起他了。”他们还设了灵堂，请人来做法事，连续三天，直到1月11日下葬。
　　左云福说，“这叫解脱，他活着的时候吃了太多的苦，这个仪式希望他在阴间能好好过”。
选稿:乔德建 &
&来源:南方都市报 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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