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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孔雀遭拔翎
tag：孔雀拔翎 家长指导 注意素质
人是万物之灵吗?
tag：书评 《第三种黑猩猩》贾雷德•戴蒙德
tag：个人口述史 半个世纪
如何一眼认出逃票者？
tag：售票员 过目不忘 lie to me
西班牙动物权利活动家和善待动物组织在抗议2012圣佛明的斗牛节。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我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我＃人和猴子的区别有多大？从猴子到人，需要很多万年的进化；但从人变成猴子，只需要一杯酒，有时一杯酒也不用。来看看《第三种黑猩猩》告诉人类什么；来想想人们对动物做了什么。今天的世界依然苍茫，而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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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是硫酸泼狗熊、石头扔大象，现在是指导孩子拔孔雀翎，――在动物园里，人类的表现成功地使其成为最应该关进笼子里的动物。
动物园孔雀遭拔翎
家长在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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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冰林来源 /武汉晨报插画 /BCE
孔雀五彩斑斓的羽毛，十分惹人喜爱。可就是这身漂亮的羽毛，最近却让它很受伤。昨天，市民熊先生带着孩子逛动物园时看到，一些不文明的游客用饲料诱使孔雀靠近，残忍地拔下几根漂亮的尾毛。
昨天，网友"解药keigo"在微博发帖称：带孩子去动物园玩，却看到令人抓狂的一幕！在孔雀园外，有几个大人在教孩子用花生把孔雀诱引到栏边，然后乘其转身吃食的时候残忍地活拔孔雀毛！
该微博发出后，引发众多网友热议，不少人指责这种残忍拔下孔雀尾毛的行为。
记者联系上网友"解药keigo"得知，昨天，武汉市动物园内的游人很多，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孔雀园外喂食。上午十点左右，两名约八岁的小女孩在家长的带领下，翻过孔雀笼前的栅栏，其中一名小女孩将手伸进笼内，用花生吸引孔雀过来。没一会，一只漂亮的绿孔雀就靠近过来，它刚刚低头准备从人手中叨取食物时，另一名女孩一把拽住孔雀的尾巴使劲地一揪，两根羽毛被一下拔了出来。此时，受伤的孔雀像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掉头就跑。而两名女孩的家长则在一旁观看，不仅没有阻拦，反而在一旁指导如何拔掉孔雀尾毛。
对此，动物园内动物管理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区内每个动物分区都设有解说牌，并且标注着不许逗弄动物的提示，一些游客还是视而不见。虽然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但少数游客趁其不注意就会乱来。此前工作人员也遇到过游客残忍拔下孔雀尾毛的不文明行为，他们进行了阻止，但由于园区目前没有相关处罚措施和机制，只能呼吁大家文明游园。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孔雀攻击性虽然较小，碰到人它们会主动逃离，但一旦受到威胁，它们会攻击对方最亮部位。通常情况下，孔雀会朝人体眼睛发起攻击。
人类真正异于禽兽的地方，在于我们发展出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并且自觉地去实践它。
人是万物之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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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连清川插画 /Carles Gomila
（《第三种黑猩猩》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人是万物之灵这个概念已然深入人心。在中世纪黑暗的岁月里，这个观念与自由人性一起，冲突了旧世界的束缚，带领人们开拓出无数的人类新疆域，自然科学爆发，地理发现，艺术人文狂飙。
进化论似乎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地球进化出来的几亿个物种中，惟有人类进化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说话和思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后，发明了文字，拥有了艺术，创造了政治，发展了科学。走出蛮荒，拥抱文明，才是真正人类有异于丛林的真正标志。
这句话起码包含着以下的几个含义：
其一：人是万物的至高者。
其二：万物都以服务和增进人类的福利作为职责。
其三：人类的发展事业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事业。
我相信环保主义者对这么几个含义必然有诸多的非难。人类对于自然负有责任，应当保持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这是现代社会经过了疯狂的扩张与狂飙之后，反思与沉思的结果之一。然而，环保主义者是无从推翻这样一个论断的。与自然和谐共存乃是人类的一种主动选择。也就是说，乃是为了人类的长久延续性生存，才有了环保这样的一种事业。设若我们能够真的发现一个阿凡达的星球，那么，就像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一样，人类自然也就能够移民扩张，环保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毫无真实含义的过程。概念的真实性与人类主动的环保选择是一种并存关系，并无龃龉。
真的如此吗？
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这个论断是十分可疑的。他并不是从环保的角度上去看的，而是从科学角度而言，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戴蒙德和另外一位进化论学者斯蒂芬•古尔德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都是自然科学家，崇尚以真正的科学证据来发言，而不是依据抽象的环保理念，或者人文主义的情感情怀。
戴蒙德1997年的作品《枪炮、细菌与钢铁》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2004年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也获得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是直到最近，他的早期作品，出版于1992年的《第三种黑猩猩》才被翻译为中文。
如果要问人是否万物之灵，那么首先得问的是人如何异于禽兽？这个问题恐怕要令许多人本主义者们大惊失色：根据DNA的分析，人和黑猩猩之间的DNA差异只有1.6%，和其它大猩猩之间的差异，也就3.6%。戴蒙德酷酷地说：如果有个外星科学家来到地球，得出的结论是：除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外，人是第三种黑猩猩。
按照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他推算出来，人类和黑猩猩之间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大约在600-800万年之前。在物种的演化史上，这个时间不过一瞬。
如果这对人本主义者的打击还不足够的话，实际上在这么悠远的时间段中，人还是禽兽。他们和其它的任何物种一样在丛林之中生存，没有文明，没有艺术，没有工具，没有一切如今人类得以自豪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的哺乳类动物。一直到4万年之前，"人科动物"发生了一次大跃进，语言产生了，于是人开始能够称之为人了。
好吧，即便如此。但是4万年来，人类产生了一切动物所没有的文明啊。黑猩猩就没有咧。
恐怕科学事实还要令人类产生更多的失望。在人类已知的多数行为之中，都能够从动物界之中找到根源或原形。
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中说，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是人类摆脱丛林的主要原因。这快成一个笑话了。今天澳大利亚的袋鼠还能够独立行走，而黑猩猩也会使用工具。戴蒙德认为，真正让人摆脱了丛林的，乃是语言。因为是语言让人类形成了沟通的能力，从而能够积累经验，在众多的物种中脱颖而出。
不过，语言在动物界之中也是有前身的。非洲的一种长尾黑颚猴，能用10种不同的呼叫声，来表达不同的含义。而经过科学家精心训练的黑猩猩，能够掌握许多单词。
可是，人类拥有着所有自然界不可企及的明珠：艺术。这是动物无能为力的了吧？
科学家们干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们把美国现代派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作品和大象西莉的作品给了艺术家们。艺术家们都倾向于喜欢西莉的作品。黑猩猩也会作画。生活在新几内亚的花亭鸟，能够建筑出极其精美的花亭建筑，用各种材料来装饰，并且还会在门前铺路。尽管所有这些动物的艺术行为，多少是带有求偶的功能的，但是它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已经毋庸置疑。
人类不仅仅从自然界那里学会了对自己有益的行为，也学会了自我戕害的能力。比如烟、酒和毒品。这些物品是已知的对人类毫无益处的东西，为什么人类还会运用？非洲的瞪羚见到狮子的时候，不是撒腿就跑，而是在狮子面前做了许多跳跃动作。这不是找死吗？其实，瞪羚的目标，是向狮子显示出自己拥有比狮子快速的能力。这是一种昂贵的进化，用这种高成本的、有害身体的方式，对狮子形成了一种欺骗。许多鸟类进化出与身体不符的长羽，乃是向雌性证明自己的雄壮，而牺牲了可能在天敌面前逃生的机会。人类使用无益的烟、酒和毒品的心理机制，与此无异。
另外一种人类学习来的坏习惯，是灭族，或者种族屠杀。
好了，我相信这么多的证据，已经充分能够说明，人是万物之灵实在是一个可疑的论断，至少恐怕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但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实在要仰赖自然界中极其偶然的机会主义。按照戴蒙德的论证，即便在庞大的宇宙中，真的有了和地球一样适合生物生长的环境，也未必能够进化出和人类一样的生物来。也就是说，不幸地，人类恐怕没可能找到一个阿凡达，然后用欧洲殖民新世界一样，扩大自己的栖境。人可能是这个宇宙上惟一的性灵生物，孤独存在。
明白了这样的一些科学道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从《第三种黑猩猩》中得到了这样的几个结论：
其一是节制。人没有从自然界中学到，而是自我发展出来的行为之一，就是对栖境的破坏。由于天敌的消灭，人类的人口迅速扩张。而人口迅速的扩张就意味着对自然索取的增加，从而就形成了对自然的破坏。人们对自然或宇宙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或者宇宙所提供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是无限的。但是这些科学证据恰恰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要保持自我的生存与延续，就必须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否则，我们无处可逃。
其二是尊重。人类不过是自然进化的一种偶然产物，而在基因层面上，或者从行为层面上，我们与动物之间之异鲜矣。诚然，为了人类自我的生存与发展（这和动物界的目标并无不同），必须要从植物和动物身上获取资源。但是，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我们本质上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人掌握了语言和发展出精密的工具的确是动物所未能进化出来的，但是动物的生存本身也是构成这个精密微妙的自然的、与人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性的元素。所谓动植物乃是为人类而存在的思维的确可以休矣。虐杀和无节制地利用动物资源不过是人类自我膨胀的一种自杀性行为。
其三自然是保护。戴蒙德列举了人类毁坏自然的四种机制：过度猎杀、引入新种、破坏环境和涟漪效应。如果人们对于前面三种可以嗤之以鼻的话，那么第四种确实令我出了一身冷汗。人们毁杀和灭绝了一种生物之后，却无法预测有多少种动物或植物乃是依赖灭绝了的这种生物而存在的。于是一种生物的灭绝涟漪似地带来了一批物种的灭绝。这是一种怎样恐怖的情景？
我们人类真正异于禽兽的地方，并不在于人类有多少高明于自然的东西，而是在于我们发展出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并且自觉地去实践它。这种人性不仅仅在于明白对于同类的灭绝是一种罪恶，也明白与自然的共存才是自我福利的最大增长。而动物界不过是本能地去维护了其栖境的完整，从而为自我的生存获得空间。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人是万物之灵，对于其自身，对于整个自然，尚有一点点正面的意义。
暮年的钮爷执意要到达海峡的对岸，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刑牢得到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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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力来源 /《读库1202》插画 /Christopher Golebiowski
那是2003年仲秋的一个午后，我在报社的办公室，忽然接到个陌生的电话。嗓门儿特大："喂，张记者，你好！"我问："哪位？"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我纳闷儿的工夫，电话里又说："你还记得宜兰吗？罗东镇沧前街一百一十三号？"
"什么？"我难以置信，不禁追问，"您是谁？"
听上去，是个中年的声音，京腔。并不等我多想，他直截了当地说："小峰向我说起你。我叫钮益惠，今年六十八，前不久刚从台湾宜兰靖庐放回来，我的牌号是5106。这是我第二次'偷渡'台湾了，我有事跟你说，你想听听吗？"
我放松下来，甚至顿感亲切。曾经是在2000年5月到来年1月，因为参加一次和平主题的民间航海，我被扣在台湾宜兰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一共二百四十八天。在那里与数百个大陆客成为患难之交，其中就包括叫小峰的弟兄，他在里面做"公差"，暗地里帮了我们不少。
我忙问："咱们怎么见面？"他家住京城东南五环的大羊坊，离我们这儿不近，但他说："我熟，北京咱哪儿不熟啊，你等着吧，我马上找你去。"
因为莫名的急切，我看了表，正好四十分钟后，楼下大厅保安来了电话，说有人找。一出电梯，看过去，先是望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寸头，休闲装束，旅游鞋，背的双肩包，看上去四十来岁。待此人转过身来，看到了鬓边的白发和脸上的沧桑。无须介绍，他大步跨过来，一双粗硬的手握住了我。仍然难以相信，他会有六十八岁了。
据我所知，一个时期以来私渡台湾的大陆客，多以福建等省的打工仔为主，也有部分其它原因入台的女青年。而面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因为什么想起来要"偷渡"台湾，而且还是两次呢？那么，他的人生命运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样的不解之缘？
房间里很安静，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楼下的三环路上倒是车流如织，而窗户隔音，外面的都市好像渐渐远离，渐渐模糊。我们就一直聊到天黑得都看不大清对方的脸，只剩下那些故事在眼前缓缓地清晰起来。
一、我们家
我这个人，从小用我们村儿那些人的话说：聪明透顶，坏事儿一学就会，就是不学好。我是1935年阴历正月二十二生人，上面四个姐、一个哥。按钮家同辈儿排行，我数老九，都叫我"小九"。再到许多年以后，就成了九爷。
因为我是老小，吃奶吃到四岁多，我都记事儿了。后来我妈还喂我，我往我妈奶头上抹红辣椒，这一下儿自己断了奶。我妈疼我，最听我话，除了我爸别人谁也不敢管我。要叫我说，母爱是天底下最糊涂的爱，不管怎么样都疼你。我母亲钮张氏，传统的家庭妇女，得我的时候她四十岁了，那时候得子是宝贝。但是我妈为我受了一辈子的罪。
我们老家在通县南边张家湾儿的垛子村。我家祖传中医，我爷爷是远近有名的中医，我父亲这辈儿应该学医，可他没学成。赶上乱世，孙中山闹革命那会儿，我父亲到广东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具体干什么咱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我呢。再往后他回来了。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家就甭说了，麻烦大啦。
姓钮的在当地是大户，但不算地主，我父亲弟兄七个，应该说是殷实人家，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父亲钮永绪，话不多，在外面没有不说他好的，但在家我特怕他。在家他绝对是说了算，说一不二，大事儿他全拿主意。他也勤勤着哪，家里什么农活都做。我们都到城里住的时候，他一个人还留在垛子农村，忙家里地里的活。那时候我父亲给我和我哥一人盖了一个院子，每个院子十八间房。我们有房子住，家里挺好的。
我爷爷作为一个有威信的中医大夫，治好过邻村儿一个地主的绝症，那人要送我们家一所房子，我爷爷没要，说我们有房住。后来那人就在我们村儿建了座庙，里面的器物上都刻了我爷的名字：钮建昆。我爷在那一带确实威信特高，有一年做寿，我六叔钮六给办的，流水席少说也吃了几百桌，你算算来了多少人。说明这事儿就办大了去了。
我们这钮姓，你也知道，本来是满族的。但从我爷开始就不认自己是满族，因为太没出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那些人从一生下来就有口粮，成天就是进茶馆，玩儿鸟，玩儿鹦鹉，我爷看不上。
我六叔，人称"垛子钮六"，在通县称得上一霸，而且还霸得厉害。他不是去抢，而主要是保着最大的地主张八爷。钮六最狂的时候，手下两千多条枪，连机关枪都有，鬼子来了都没轻易碰他。
说起我们垛子村儿的那个大地主，他排行老八，我就知道人家都叫他"张八爷"。他家有六座大院儿，村儿中心两座，东南西北各一座，雇了七十来个长工。到收粮的季节，他家收粮的"天囤"搭得比大树还高，能有现在的高压线塔那么高，出了通县县城还离二十多里地就能瞧见。光打这天囤，工程就大了，那时候没有卷扬机，一百六十斤一麻袋粮食全靠扛上去。日本人为什么都没从他这儿拿走粮食，我六叔钮六带人给保着哪。
但是这个地主有一样，他做得特善良，村儿里没有一个说他坏的。本村儿谁家要是死了人，只要到他那儿磕个头，就给一口棺材、二斗小米。一到冬季，他就在村儿里发一百套棉衣；还开粥场，叫伙计们架起大锅施粥，附近各村儿的穷人都能来喝一冬的粥。
我们村儿，还有附近村儿的人都说这个地主好。他骑毛驴儿出来的时候，见着谁都下来，见着穷鬼也不例外。张八爷这个人很有脑子，头土改前的三年，他就开始卖地，派出去好几个账房先生，把地都卖了，把东西都派发了。然后他拍屁股走人，进城去了，再没露面。据说到共产党进来的时候，他家把这些财富都交公了。所以土改呀，斗地主、镇反，都没挨着事儿。但是后来，直到"文革"那阵儿，才有人又想起来，揭发张八家可是个大地主。八爷早死了，把他孙子由城里揪回来，拉回垛子村批斗，也没少折腾。
我这一辈儿的大哥钮益山、二哥钮益林，都跟着六叔钮六干。有一回他们经过北平哈德门外的火神庙，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外幸福大街，看见警察楼子里打人，打得很惨，他们看不过去，进去把伪警察收拾一顿，下手重，出人命了。正闹着呢，日本宪兵赶来，钮益山、钮益林都被日本人抓走，毙了。
日本人最想抓我六叔，钮六这么厉害，日本人能不办他吗？宪兵队请我爷爷去，我爷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没什么事儿回来了，想让他劝降钮六。过俩月，又通知叫我爷去宪兵队，大伙儿都劝他别去了。结果他说是祸躲不过，不去不行，去了没准儿还有个回旋余地，又去了，就再没回来，连尸首也没见着。
我们钮家跟日本人结了仇，钮六还能被劝降吗？绝没可能了。本来我家祖传中医的，到这会儿早已经玩儿枪杆子了。后来日本人动了心眼儿，从关外东北把收服的一个团的土匪拉过来，钮六不服软，一直打，给围在了蒋辛庄。如果他往东南跑多半就跑了，结果他往垛子这边跑，也就是往西北方向跑，赶上刮大风，顶风，跑不了多远。人都跑散了，最后退到垛子村北边的沙土岗子上。知道钮六在上面哪，日本人传出命令非要逮活的。钮六的两把盒子枪剩下最后的子弹，给自己了。日本人叫人把他抬到村子里，照了张相，好好埋了。
想当初，抗日的队伍要是收编了钮六这伙人，那我六叔不也是个老革命了，至少也和《独立大队》演的差不多吧，怎么着也应该是另一种命运了。日本人曾经在当地收编了一个治安团，团长叫王孟海，开始是派他来打我六叔，叫我六叔的人给打跑了。后来他带队伍去投了八路。到1949年，这王孟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来垛子村了，专门来家看我父亲，还挺念旧的。人家这时候已经当上了解放军的团政委，也是来给咱们看看吧。我六叔当初要是也投了共产党，那就不止是个团政委的事儿了。
再说我亲哥，钮益培，钮家同辈儿排行老三，叫他三哥。他有文化，上的育英中学，好像是在保定上的陆军学校，长得挺帅。听说他参加过抗日的徐州会战，也叫台儿庄战役吧。后来他到了重庆，日本人一投降，他由重庆飞回北平，属于接收的，做了第五补给区的副官。华北好些部队的后勤物资都在他们那儿领，他要是上哪个军需库房去走走，马上就给他送东西，你想想哪个仓库能没有搞鬼的？再后来，他还做了参谋总长陈诚北平公馆的副官。那公馆就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里面的太平胡同，我哥带我进去过。他经常能开车回家，所以那会儿我就坐过小卧车，我知道汽车有"道奇"、"雪佛兰"。那阵儿满北平也见不着几辆小卧车。
这时候我们家早搬到哈德门内，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了。我们那座大院儿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大门一开就能进去汽车。一排五间大北房，屋有多大？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我记得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多大？有半人多高，反正添一次煤就是二百斤。我们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生活够阔。跟我们南边隔一条道的那座大院，围墙又高又结实，就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宅子。
垛子村和大羊坊都有钮家的人，我们城里的家就等于是这俩村儿亲戚的公馆，他们从乡下进城，都来我们家，管吃管住。他们赶着铁轱辘的大马车来，按规定不让进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因为哈德门外都是土路，哈德门内才是柏油路。我哥叫俩当兵的去接，当兵的一坐在车上，没有不让进的。
在我们垛子，都说我哥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总抓壮丁当兵，谁家摊上派兵了，拿出十五石玉米才能免。村儿里人到家来找，求我哥，只要沾上点儿亲的，我哥就说："得了，给领身儿军装去吧。"他们那儿有个汽车队，队长跟我哥好，他一百二十号人有几十号是吃空饷的，平时不用来，上面长官大点名查名额的时候你得来一下，到时候转一圈儿就不用当兵了。有的在自家地里干活都穿一身军装，穿军装谁还抓你壮丁啊。――要这么说，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有八百万。
你要说我，那就别提了。从小不学好，好事儿甭让我学，坏事儿一瞧准会，一瞧就上瘾。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北平城里住了，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爱上学，净逃学，早上背书包出去，根本就没去学校，跑街上去了。
东单牌楼的西南角，现在的体育场那边，过去是一大片空地，叫东大地。美军的兵营在东交民巷，他们就到这片空地操练，我也跑那儿看，因为他们练得特别整齐，所以好多人都喜欢跑去看。后来"沈崇事件"就发生在那儿。到共产党围困北平城的时候，外面的机场失守不能用了，东单这片空地就当成临时机场。飞机在这儿起飞肯定够危险的，那也没办法，城里再找不出这么大的空地了。最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和将领就是从这儿跑的。
太庙和中山公园前面各有很大的三座门，路上通有轨电车。那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什么也没有，谁的像也没挂，大门都不关，城楼随便上，我还跑到天安门城楼上掏过麻雀哪。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中南海是开放的，可以在里面的湖上租船划船玩儿，我常去，用不着大人带。后来跟租船的混熟了，我划船都能不花钱。有时候我也跑到离家不远的南岗子天主教堂里面，找洋姑奶奶（外国修女）玩儿去，那些洋姑奶奶对我们小孩儿可好了。
那会儿我看的电影特多，我特迷电影。我们家不是挨着大华电影院嘛，当时大华、大观楼、新新，这些电影院在北平算最高级的，我就相当于是在大华电影院长大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在外交部街，离我们很近，我哥有个朋友是里边的，所以我家也总有送来的"慰劳票"。电影院、戏院不是都得有当兵的把守嘛，给电影院派几个宪兵去坐着，到时候就上赶着送票来。他们别人没工夫看，都是我拿了去看。就算没票我也能进去，挨着电影院有墙有大树，我爬树从二楼的窗户就钻进去了，都坐满了我就坐过道的地上，什么好电影也不耽误看。
演一部电影我进去就不出来，一场放完我还在里面藏着，下场接着看，多的时候，一部电影连看四场，就是看不烦看不腻。净看外国片儿了，像《一千零一夜》，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美国的第一部七彩片儿。里边有水晶楼梯，从底下都能看到人的脚，女主人公每次出现都会换一身儿漂亮衣裳。
放这部片子的时候，头一天夜里那些人就排长队等着买票。就是城外面仗打得凶，也没怎么影响北平城里这些人抢着看电影。还有《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月宫宝盒》、《龙宫宝盒》、《蝙蝠怪人》，多啦。现在你别看电影这么变着花儿地拍，也拍不出人家那个水平来。我看外国片都不用翻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看得多了，就知道他们大概说什么。
外国电影看了不少，中国电影我也差不多没漏，《十三号凶宅》、《青青河边草》、《一江春水向东流》、《松花江畔》……。还有《天字第一号》，是抗日间谍片儿，女明星欧阳莎菲演的军统女特务，在电影里边她去给日本司令官当太太，日军司令部一开会，就通过佣人借端茶倒水的机会把内容全窃听出去。最后胜利了，都欢呼庆祝，蒋委员长还嘉奖这个打入敌人内部，不但献出了自己，最后还献出了生命的女英雄。这片子我看了好几遍，从小就佩服做地下工作的特务。
有一回我看电影过半夜十二点才回来，不敢叫门进屋，怕我父亲知道，就跳院墙，钻狗窝睡了一宿。清早四五点钟我妈起来了，问旁边屋里我嫂子："小九回来了吗？"嫂子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在狗窝里都听见了，也不出声。
不怕你笑话，你信吗？我九岁就逛窑子，十一岁就"打炮"。你说九岁懂什么，十一岁懂什么？嘿，我说的都是真的。九岁那年我逃学，逛到了瓷器口九道弯儿的妓院那条街，觉着怪新鲜的，就跑进去了。我四姐跟我一学校，她知道我逃学，回家告我妈了。那时候我们家是住在哈德门外，等我天黑回到家，一家人都在屋呢，我妈拿根棍儿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你给我跪下！"我跪在院里。
我妈问我："说吧，你今儿又跑哪儿去了？"
我说："逛窑子去啦！"大伙儿一听都乐了。我确实是"逛"了一回窑子，在里面东逛西看，也没人管我。
我妈气得瞪眼问我："你上哪儿逛窑子去了？"
我说："上九道弯儿。"
大人在旁边故意逗我："那你说说，你都瞧见什么了？"
我说："净瞧见大姑娘脱光屁股躺床上啦!"一院子人哄堂大笑，我爬起来就跑了。
我说的这还是在日本占领的时候，北平的人都没有挣钱的路啊，一睁眼就想着这一天怎么填饱肚子。《骆驼祥子》里说拉洋车，人拉着跑的两轮儿车，可就是这拉洋车的能有多少呀？坐得起洋车的又能有多少人呢？那时候北平这南城的马路边经常有"倒卧"，就是冻饿死的人，俗称"倒卧"，一倒下就卧在那儿不起来了。大人一说，可别往那边儿去啊，地上又一"倒卧"。
所以那些年在北平一条主要挣钱的活路，你想想是什么？没别的，就是女人卖娼。在南城，从天桥到前门，你由南向北走，全是一间一间的小屋，挂一门帘儿，晚上亮盏小红灯，这种的叫"明门子"。"暗门子"就更多了。由东到西呢，从哈德门外到宣武门外都有。站路边见到男人经过就往屋里拽，说身上就带五毛，五毛就五毛吧。全北平挨饿，百业都不行，好像主要就剩下"窑子"这一种买卖了。
再说我十一岁"打炮"，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胡同有个人家，房东在家开赌场的，他设套，来赌的人净输，就他赢钱，都恨他。那时候来赌钱的都什么人，小偷、强盗、无业游民。赌棍输得生气了，结果把他那闺女给办了。我叫她姐，比我大两岁，十三岁。有一回她跟我说："昨儿晚上那人把我拽过去，把那大家伙塞里了。"后来谁都玩儿她，家里人净忙着设套，顾不上管她，就算知道了可能也睁只眼闭只眼。
那天，她招手叫我到屋里去，我说干嘛呀？她说："唉，小九，你来！"我过去问："什么事啊？"她悄悄说："咱俩也玩儿那个。"我能听懂点儿，就说："那有什么好玩儿的？"她说："好玩儿着呢！"这么着，就在她屋里，我把我那小东西往里一搁，挺难受，怪疼的，不玩儿了。我还跟她说："这有啥意思。"
日本投降后，我们家来的那些当兵的去八大胡同逛妓院，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当兵的逛窑子不花钱，干什么都不花钱。一进门儿，老板娘就问："来了您哪，您是找熟人儿啊，还是现挑呢？"说现选吧。老板娘就叫："小翠儿，出来！"出来了，给倒杯茶，走一圈儿。当兵的没说话。又叫："小红，出来！"也是添点儿茶，走一圈儿。当兵的说："行，就小翠儿吧。"老板娘再叫："小翠儿，接客！"领着到屋里去。
办完了事儿，当兵的说扣子掉了，也不知道是真掉还是假掉了，小姐赶紧趴床上帮着找扣子。你知道我干什么呢？我就拿根棍儿在后面捅屁股，捅得小姐乱叫。我都坏透了。
我不到八岁上学，到十三岁六年只混了个初小毕业证。就这么个证书也是用我的聪明得来的，考试全是抄别人的。到初小考高小的时候，换个学校，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找了个六年级的女同学去替我考，当然我给她点儿好处。我平时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上我们家来玩儿，他们都高兴着哪，所以帮我代考也没什么，再说也不用照片。结果你猜怎么着，二百来号人我考个第一，我根本就不想考这么好。
上五年级我就成笑话了。高小第一天开学，我挺轻松地去上学。老师肯定发现了我考卷有毛病，第一个就问我："你叫钮益惠吗？"我说："我叫钮益惠啊。"他又问我："你考个第一？"我说："啊，是啊。"老师把我请到前面去了，我以为他要让同学都看看考第一的长什么模样，结果他翻开书拿给我说："你把这个念一遍吧。"我说："不念。"因为我肯定不会。老师生气了，他绝没想到我回答得这么干脆，他也干脆说："滚蛋！"我回到座位上，估计他就不爱再理我了。没想到过一会儿他又指着我说："来吧，我给你出一道算术题吧。"我看看确实是指着我，只好又到前面去。他在黑板上给我出了一道算术题：3斤6两减1斤8两，等于多少？
底下的人都伸直脖子看着我在黑板上算哪，谁不想瞧笑话？我看这题好像不难，数都不大，算就算吧。3斤6两减1斤8两，6减8肯定不够了，对不对啊。我从前面借1位，16减8还剩8。这3斤借走1斤，还有2斤。减1斤，最后我得了个1斤8两。觉得没问题，幸亏这题还容易，撑死也就小学二年级的程度吧，答完了我挺高兴地站那儿。底下的人仍然伸直脖子看着我和老师，都挺安静，结果听见老师说："得，你背书包家走吧，你永远也别来了。"底下的人轰的笑成一团。我挺犯懵，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心里觉得家走再不用来了也不赖。
你知道这道算术题答得错在哪儿吗？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我们小时候就没有10两秤，都是16两，借1斤等于借过1斤6两。你说当时谁脑子能想到那儿去？我还在那儿犯愣呢，老师又说一遍："你背书包家走吧，永远也别来了。"那时候师道尊严挺厉害，加上我被识破找人代考，不家走你说还能怎么办？就这么着，我五年级没上成。
虽然我没好好上学，但从小上的是国民小学，唱的是三民主义国歌，背诵的是国父遗嘱，我还是个童子军队员。你听听，到现在我都能唱出《中国童子军之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人民……"
你问了，上不成学回家不挨打挨骂呀？嘿，我妈最疼我，还觉得我受了委屈，对我说："念不成就回家吧，赶明儿读私塾去吧。"哪个当妈的不觉得儿子好？我妈对我也抱着很大希望呢。花钱给我送补习班学英文，在那时候送小孩子学英文也够可以了，到现在我还能背出二十六个字母，不信我给你背背：A、B、C、D……。（二十六个字母不但一口气背出，而且感觉发音纯正。）
我家离东安市场近，那儿有个很出名的"小蘑菇剧团"，小蘑菇跟赵佩茹那比侯宝林厉害。后来为了积极表现，去慰问志愿军，小蘑菇死在朝鲜前线了。我妈当时就领我去看他们说相声，我挺喜欢，在旁边直乐，跟着模仿。人家就说，嘿，这孩子行，让师傅给这孩子收了学相声吧。我妈舍不得，要不然我没准儿早学出来了。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说相声的都是下九流。其实我上小学坐那儿，俩人就能来一段儿，能编能说，不怵场。我从小就爱说，耍贫嘴，但我妈不同意让我学相声，你听我妈怎么说，她一到家就说："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让他说相声呢！"
我哥钮益培在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刘景惠，老家是黑龙江的，跑出来参加抗日。后来在上海当匪警，相当于现在的刑警、特警吧，实际上他也是"军统"的特务。我哥把他介绍给我三姐，所以我三姐夫是我哥给介绍的。我三姐谁见了都说是个美人，她去了趟上海，见了上海警察局"空中堡垒"的队长刘景惠，他就成了我三姐夫。上海被攻破前，他要跟着往台湾退。三姐夫去台湾的时候，我三姐正好带孩子回北京娘家，没跟过去。
看着国民党不行了，我哥也把我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后来情况变化太快，他又跑到上海，打算和我三姐夫一道走。好像还是先到香港，又去了台湾。根本没来得及再回家说一声。
1949年的时候，这一说就过去六十来年啦，当时我们家还住东单哪。10月1号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我们家里感觉气氛就不对了，反正都心里不痛快。都知道那个情况，这么些年打打打，共产党终于打下天下了，再怎么着，我们心里也不痛快。我们就觉着他们打天下蒙点子穷人行，管理国家那差远了，肯定长不了。就是北平叫他们占了也长不了，国民党早晚还得回来。
我们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了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到1950年，我家在东单牌楼附近新开路胡同的房子因为算国民政府的财产，都没收了。
还好，村儿里土改那阵子，虽然我父亲没在家，但他人缘儿不错，成分是按这时候家里有多少地定的，定了个贫农。村儿里定成分就按地说话，乡下最看重的就是地。因为我们家确实早搬城里了，在村儿里根本没留多少地。这么着，一给定贫农，我父亲就没遭遇什么事儿。至于儿子女婿在城里的情况，那时候与农村就像无关似的。不过在我们村儿你就是地主也不臭，我们村儿不许说地主不好，谁说地主不好在我们村儿通不过，没有一家没沾过地主家的福，所以要说地主不好在情理上站不住。包括对我们家，也都说是"钮善人"。
这年三月，我哥钮益培跟我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
我一看，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打扮。实际上我父亲知道，他们是从台湾派回来的。大人嘱咐我到外面不许说他们从哪儿回来了。我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我父亲说的时候带来了不少消息，听那意思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反正这时候我们净想好事了，把坏事就忘在脑后，起码是相信国民党得有回来的可能。要说我们还是太没政治头脑，我们的眼光差得太远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你说是不是？
后来我听说，他们出发前，"军统"的毛人凤局长亲自在台北为他们摆了酒席。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老牌儿特务秦应麟被任命为中校组长，蒋中正签发的委任书，这组里面就有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他们是从定海出发，在江苏的江阴偷偷登陆。（当时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
这当中据说还有个故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手下有个亲信秘书，也是办公室主任，叫潘其武，毛人凤死后就是他接的局长宝座。当时潘其武为了能接毛人凤的班，建议毛局长把秦应麟派回大陆。如果秦应麟这样经验丰富的骨干特工留在局里，有朝一日很可能与他潘其武一争高低。毛人凤也觉得这次任务事关保密局在大陆的成败，非秦应麟这样能干的人出马不行，而且按他以往的履历，对平津一带很熟悉，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也在北京。
那天毛人凤找秦应麟布置任务，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更是特务的天职啊，秦应麟虽然有顾虑也只能服从，当然另一方面他也想回去看看太太。考虑到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的家人也都在北京，就选派他俩还有保密局精通电台的孙毓清，四个人组成潜回大陆的行动组。同时局里指派潘其武在台北遥控这个组。
据说出发前的小型酒席上，毛人凤指示，潜入大陆以后不要轻易行动，甚至可以视情况几年以后再启用电台，在这几年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身份伪装好，备足经费，打好基础，做长期潜伏的打算。但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潘其武告诉秦应麟："你们到北平后，由某某人从海南往北平运两车皮橡胶，你们接到之后以橡胶商的身份出现，这两车皮橡胶就作为解决你们的活动经费之用。"
秦应麟化名胡振远。我哥化名齐北光，有齐心合力叫北平光复的意思吧。我姐夫化名叫彭振北，意思也差不多。毕竟他们都是在册的国民党军警特，不化名也不成。我哥和我三姐夫本来可能用不着非得冒这个险，我哥又曾经是在陈诚公馆做事的人，他更用不着冒这个险。他们要是不回大陆，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惦记家呀，父亲、母亲都在家，我哥绝对是个孝子。再说要不是我嫂子、我三姐都没跟着去台湾，我哥和我姐夫也不会这么积极潜回大陆，毕竟他们也想家来看看，也想媳妇想孩子。
咱们说回来，偏偏不走运的是，本来安排好在岸上拿钱接应的人感觉大事不妙，卷着钱跑了。这个组的人一时抓瞎，为了方便行动，几个人分开走，大方向都是往北来，好不容易到了天津，之后又转到北京。根本就没有人按约定往北京发橡胶的货，他们没钱哪，寸步难行。
权衡之下，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决定把电台安在我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里，我哥一表示有这个意思，我父亲二话没说就为他们做准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后来急于架起电台往台湾发报，向局里报告实情。但是这个组的台湾联络人又是潘其武，他回电说："我们尽快再派人把活动经费给你们送去。"
嘿，就是这么一派人，招来了后面的大祸。
我哥他们到了不久，外面又来人了，大人不能去接，我哥告诉我："小九，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给你请的家庭老师，姓孙。"就这么一句，很简单。
我特高兴，我就喜欢往外跑。第二天一清早，我赶了辆毛驴车奔北京东郊的双桥火车站。我兴奋，毛驴儿也跑得欢，没觉得多远就到了。车站很小，没什么人，一天也没几趟车。来车停站了，下来的人中间有一个，我一看准是他：二十来岁，穿灰长袍，戴黑礼帽，挺精神挺文气的，确实像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我过去叫："孙老师！"他很和蔼地说："你是小九啊。"帮他把大行李抱到毛驴车上。正好是春天，小风吹着，沿着乡村大道，一路挺开心地说着话就回去了。家里已经把院子最里面西北角的一间房给他腾好了。
我多机灵啊，大人不跟我多说，我也很快就能知道，孙先生名义上是我的家庭老师，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他原来的本名叫孙玉文，做特务以后改名叫孙毓清。他在屋里架起了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专门和台湾联系。我整天特愿意跟着他转，觉得可有事儿干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儿。
我们先得解决电的问题，乡下没电，怕引起注意，又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他就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给电台供电。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发现我们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孙台长觉得那个行，我就马上把它抱来。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再好的东西我也会马上抱来，谁也不会拦我。
我和他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剪成的铜片长六公分、宽两公分，这么着把一箱子电池串联起来。天线也扯得老高，我登高爬低地帮着从房上架过去。村儿里人就是看见了也都不懂，顶多就知道那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发报的"滴滴答答"声音挺大，但是那阵儿到处都比较乱，加上把它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们家的情况。
这部电台很笨重，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很费电，我们进了好多手电筒的一号电池。联络的距离远，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下来，要不然功率不够。为了作掩护，我们家在东单的市场摆了个摊儿，这样进货就不叫人怀疑了。还可以把那么老些用过一半儿的电池，当旧货给卖掉。
因为孙台长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住在我们钮家，所以他的安全就由我钮益惠负责。像你们听说的许多"红小鬼"一样，我这个"黑小鬼"就利用年纪小作掩护，开展"敌后斗争"。我是心甘情愿为他这个特务传递消息，整天忙前忙后，好多事也非得我办不可，我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没人注意。我心里想着，我们家这就是在"为国尽忠"的最前线哪。
孙台长是挺精神挺聪明的一小伙子，还没结婚。反正他不是笨蛋。而且他这小伙子也挺能耐，在我们家什么都帮着干，我父母挺喜欢他，要再有个闺女就能许给他，那会儿我四个姐姐都出嫁了。我的任务就是一直保护他，帮他看风声听动静。我完全把他当大哥了，绝对的，我死都不能叫他死，就是这种精神。我听见我父兄他们好几次说起："咱家的电台只要叫共产党一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我跟孙台长玩儿得特好。他英文好，会两手写字，游泳特棒。那会儿我们垛子村水坑多，有东坑、西坑、南坑、北坑，其中东坑水最深，浅的地方也有一米八，谁都不敢去东坑玩儿，他就专门在那儿游泳，教我游泳。那几个月我们俩每天除了弄电台，就是游泳去，玩儿去，他特高兴。虽然一看他就是从外面来的，但村儿里人没有一点怀疑，因为我们家条件挺好，给我请个家庭教师很正常。记得孙台长也跟我聊起过潘其武这个人，他说："秦应麟可能是碍他的事，所以这次这么危险被派回来了。"
孙台长的代号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帮着他译电，收发都有报文，我和他整天在家忙电报的事。但是我们译出来的也都是数字，别说我，连孙毓清恐怕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是给谁收的报文就交给谁。我哥和我姐夫常住在北京城里，他们往返接送电文。三个月的时间，一共向台湾发报六十次，接收台湾来电一百次。这也是后来公审时宣布的罪状。
我哥他们几个一人一本密码，给谁来的电文前面有个电头，一看就知道该给谁。据说发往台湾的电报台头都是"毛经理"，要直接给毛人凤看。那边问什么情况，这边就想办法调查打探，然后答复过去。比如部队调动的消息，有什么攻打台湾或者抗美援朝的动向；党政军高干的情况，像他们的车牌、住处等等。
做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家的人都尽量少跟亲戚朋友接触。我姨的孩子在前门东河沿儿开个货栈，我有时候进城上他那儿去，但是我们的这种事也不跟他讲，就是不想叫他们沾上。要是将来能成事，好了那都好说，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叫人知道，少一个知道，就少给一个人惹麻烦是不是。
他们这个特派的情报组由台湾潜入进来的时候，不是拿钱的人跑了吗，说要给弄的经费也没带过来，吃住和其它费用全是我们家管着，家里还有点家底儿和存粮，我父亲特有心，都能给安排好。当时组长秦应麟一感动，还打了张"欠条"，对我父亲说："到时候一旦咱们成事了，让上面给您家送十两黄金来。"我父亲在乎黄金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在院子外面望风，就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打我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一边往院儿里看，一边笑着问我："小鬼，村公所在哪儿？"村公所就在明面儿上，谁能不知道啊。他们一走过去，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孙台长快躲躲，我叫他先到村南头路那边的庄稼地里等我消息。跟他说："赶紧出村儿！我不叫，你就在别出来！"
在这之前，我们刚收到过组长秦应麟的信，上面就一句话："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我父亲一看，脸上就严肃了，知道要有麻烦，已经让我们有所准备，把天线什么的全收了，还在灶房烧了不少材料。
那天没过多大工夫，我在大门外看见又来了一些人，到我家门口问问话，我还用好奇的样子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态度挺和气，说是来调查受灾情况的。
天黑以后，哗哗地全来的，都是带长枪短枪的。这回一点儿不含糊，到门口也没问话就进来了，马上进各屋搜，见人就看起来。我在院儿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专门盯着我，我就往后面走，回头看他也跟着，手握着腰上的枪。最里面是我二奶奶住的屋，我叫了声"二奶奶"，撩帘儿进去了。这个人没跟进来，就站在门外。我二奶奶在屋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上炕，从后窗户跳出去，翻后墙跑了。
一出村又发现了干部，还听见枪响。我马上钻进玉米地，孙台长正蹲在里面观察呢，我叫上他接着跑。他身上还带着证件和英文的密码本，我们赶紧找地方埋起来。
在门口跟我的那个干部肯定发现不对了，他们都往地里追，但那时候地里的玉米长得老高了，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听见他们又打枪又喊话，我道儿熟，我们猫着腰早跑了。
嘿，这晚上这一走，我就是整整三十三年再没回成家啊。
其实这个时候，我哥我姐夫和组长秦应麟他们全都已经在天津和北京落网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把我们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没找到电台，可以说来了那么些人扑了个空。不是说吗，我父亲最有心了，他就防着有这一天，早就想好了怎么藏电台。一见苗头不对，他把电台转移走了，藏到离我们几百米我叔家一间破屋的草垛里。我父亲没在家，我也带着孙台长跑了，那些人很生气，连我嫂子、我姐，这些家里的女眷全都没放过，先抓走再说，就剩下我妈老太太和两个幼儿没给带走。眼瞅着要家破人亡，我妈服毒了，但睁眼一看那俩小的怎么办哪，钮家不是绝户了吗？她又赶紧把毒给吐出来了。
本来，我带孙台长逃出垛子村到了北京城就算完成任务，我父亲事先也跟我交代过："小九儿，如果有事，你把他由垛子带到北京就行了。自己过一阵子看看再回来。"那个晚上我带着孙台长往东南跑下去，可是北京在我们村儿的西北，我要给他们造成假象，以为我们没上北京，往天津方向跑了。那一夜我俩兜了一大圈儿，顺着庄稼地先往垛子东南跑，再绕到垛子北面，经过大地村、蒋辛庄、双桥、三间房，跑了有四十里路，最后到朝阳门外。
我们俩这一跑，整个就布下天罗地网了。由公安部坐镇，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紧急通缉，说跑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儿，带着特务电台台长跑了。
孙台长老家是山东烟台的，他在青岛上的高中，毕业后被选派去美国专门受情报训练二年，回到台湾。路上他对我说："小九，咱们会成功脱险的，我带你回台湾。到时候我还回局里上班，你呢就上学去。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也是担心我害怕，想安慰我。
我问他："咱们怎么能回台湾呢？"他说："我是山东人，现在连大别山里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在海上经常有台湾来的军舰和大船，咱们只要到了山东，一到海边就能有办法了。然后我带你回台湾。"
我们虽然没吃没喝，但信心还挺足，他们那么些人来抓，不是也没抓住我们。我担心我哥我姐夫他们不能及时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给他们送信儿去了。我还想着那些人不能把我父母亲他们怎么样，毕竟他们都不是特务。
我们明白火车站不能去，公安肯定设卡盘查，所以经过双桥火车站都没停。我们就往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去，应该就在现在的东大桥，那里有去济南的班车。我看过好些电影里的情节，我比他这个特务还鬼，这时候我出主意说："咱俩要分开二十几步走，你能看见我就行。"因为一小孩儿带着一大人，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到了车站，每天有一趟往济南的，我们一想也不能坐同一班车，就决定第一天我先走，试试风头，他再坐下一班。
那你问了，我为什么非要一直跟着他，带着他？让他自己走不就完了吗？因为在北京这边是我负责的，我地面儿熟。我就觉着要能带他跑出去，太光荣了。我十五岁就这么能干，感到特骄傲，一点儿都没想到怕死。我死心塌地，我想着要"为国尽忠"，反正从小在家庭就受的这种影响。你又问了，假如那天晚上我要是自己跑，结果会怎么样？假如那样，公安就不见得非抓我这么个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当然我连想都不会那么想。
这么着，我先上了长途班车。到车开的时候，我往里面走，身后有人叫："小九儿！"我一回头，干了！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是本能。再加上我已经跑了一整夜，很挂相啦。
那人说："你就是垛子钮小九吧？"是个便衣，模样挺随和。
这会儿我倒横起来："是又怎么样？！"
他说："我们就找你哪！"
我说："找怎么了？"我知道抓到就是个死。
他抓住我肩膀问："你说说，你把那个孙毓清弄哪儿去了？"
我说："谁叫孙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连孙毓清都不知道？"我一拧脖子不回答。
又上来几个便衣，跟司机说一声，让调转方向，一车的人都给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时候经常抓坏人，车上的群众对于抓坏人也没怨言。这趟车别去济南了，往城里开，都回公安局，公安局是在前门东。一车的人跟着我倒霉，全得拉过去。挨个查，但是查不到啊，绝对没有他。就我一人儿心里明白，做梦也别想在这车上找到他，因为他根本就没上车。
把这车上的人查了好几遍，车里的上上下下也搜遍了，没找到孙毓清，只能找我要孙毓清了。就回过头来专门关一屋里审我，对我说："小九啊，你还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孙毓清去哪儿了，我们保证你没事，你们家人也都没事。你父亲、你哥、你姐姐、姐夫，我们都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我一听，就明白我们家人全都被抓了。但是你知道我当时说什么？我说："你们小看我了。我从干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们发现，我们谁也活不了。叫我出卖孙大哥，你们那叫瞎想。我说出了他在哪儿，你们就放我父亲、哥哥、姐姐、姐夫，那全是骗人的话。我还等着他有一天替我们全家报仇哪！"
他们听了很不高兴，但还得接着审。审我比审谁都重要呀，肯定我知道他孙毓清在哪儿呢。可是死活我都不说，我就认定我十五岁能"为国尽忠"是最大的光荣。我说："你们甭给我说这么些了，你们肯定要杀我。你们再说什么，我都知道犯了死罪。你们甭打算从我嘴里知道什么。"
他们又劝了我半天，我还是说："我才不信呢！我就是告诉你们了，也非死不可，我们家人也非死不可。"最后公安人员说："这个小家伙比谁都反动！"这也是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后来被判重刑的原因，用他们共产党干部的话说："放谁也不能放这个钮益惠！"
我知道，那阵儿镇反，凡是有点事儿的就毙了。天天毙人，北京、天津的报上天天登好多枪毙的公告。不信你去找出当年的《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看看，甭算全中国别处的，就这俩地方每天毙多少人？真了不得。确实，国共双方互相都是红了眼地杀啊。
我们正是犯在了"镇反"的风口浪尖儿上。而且像刘胡兰、赵一曼什么的，我都听说过，我心想我比这些共产党的人还坚强。他们连着审了我好几天，我就这态度："甭问了。指着从我嘴里找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相信说不说都一样，说也得死，不说也是死，甭糊弄我。那时候共产党刚得天下，很注意形象，公安还不兴打人，不兴上刑逼供，他们好几个人在那儿转磨、尥蹦儿，拿我没办法，干着急。
审我的时候，是公安二处在东城沙滩北边的一座大宅子，可能也是没收国民党大官儿的。他们没别的好办法了，还把我弄到卫生间里，那时候大概这种高级的卫生间特别少，押我到抽水马桶跟前，指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装不知道。他就说："告诉你，这是绞人的机器！不信你听着啊――"哗一开水箱，"你听见没有？"我显得挺害怕。他说："你坐上去！"我说不敢，他说："叫你坐这儿你就坐！不老实马上给你开机子！"我坐上去。我心说了，我还不知道这是拉大便的呀。
又押我到大澡盆旁边，对我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还摇头。又说："这是给你灌水的！你看看――"一开水龙头，嗬，水还真挺冲。把冷热水全打开，冒着水汽儿。指指那玻璃墙说："告诉你，这里边哪儿都有电！"他们还以为我是一农村孩子，拿我当垛子乡下抓来的傻小子了，哪知道我什么没见过啊！
我家住东单，我从小就往公馆跑，里面什么没有啊，就这抽水马桶、大澡盆什么的早见过了。所以他们这么吓唬我，我全明白，我也不言声儿。
打小我跟警备司令部耿副司令的小儿子一起玩儿，这孩子身边总跟着一个勤务兵。我万没想到，在公安二处这儿碰上这个勤务兵了！呦，我一看，这不是他嘛？他穿上了一身儿共产党公安的服装在里边呢。正好打一照面，他也没法不认出我来。预审我们那地方的人应该都是很可靠的，我也不知道他这算怎么回事。如果警备副司令的勤务兵都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想想当时国民党的北平城还怎么守？
趁没人或者送饭的时候他还问过我："你怎么了？"我说："特务电台在我们家给抓住了。"他说："那倒大霉了，这事儿可轻不了。"别人不知道他认识我。给我送的饭都是由外面买回来的烧饼、包子什么的，吃得不错。后来只要一押解我出去提审，我就以为这是要枪毙，要活埋了。我想我十几岁就"为国尽忠"了，感到挺英雄。
说起来我跟耿副司令的孩子玩儿的时候，还闹过一出笑话。当时北平街上有出殡的，要找小男孩儿背鼓，唉，就把我们俩给拉去了。我们俩穿上那白衣服背了鼓，挺卖劲儿地敲着走在出殡的队伍里。结果那孩子他妈，也就是那个副司令的太太回来一听说，赶紧叫人找去，派勤务兵马上找过来，一眼瞧见我们在那儿起劲儿地敲鼓哪，进队伍里就把我们俩给拽出来了。
那出殡队伍管事的还不识趣儿，跑过来一连声地问："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兵的说："什么怎么回事！你他妈长眼没有！"啪就给那管事的一嘴巴，"他妈的，这就算没找你的事，还敢叫这孩子背鼓了！"管事的捂着脸，他就知道这小孩儿在路边一叫就来，哪儿想到这臭孩子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公子呀。
扯远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抓孙毓清的事。朝阳门外东大桥的那个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往济南的班车不是就一趟嘛，结果还是在车上把孙台长抓到了。要叫我说，那时候的特务和公安都够笨的，简直笨死了，哪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
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电台怎么暴露的，是台湾派人来送钱，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汇票到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铺交接。我们的人去领钱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也等你把钱领走，然后再跟踪抓捕，一网打尽。这个王永祥，我想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的情报员，因为他一到天津，我们全组就都完了。要真是这样的话，潘其武可真是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
我跟你讲，我们家成这个样，最主要的是我父兄都抱着一个观点："忠臣不保二主"。我们家倒霉就倒霉在这六个字上了，到死都抱着这个观点。我父亲虽然不怎么说话，但认准的事绝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抓到我父亲以后，说他最顽固，审都没审，就地正法。
我父亲和我哥最瞧不起"墙头草"。我们钮家有这样的，我六叔，钮六，一条好汉，可他儿子，我叫五哥，就是这样的。他当过日本人的差，投过八路，吃不了苦，又找到我哥当国军；眼看国军不行了，再投奔解放军，后来被派去当了志愿军。结果在朝鲜战场被俘，又自愿去了台湾。
他本来在北京有个媳妇，志愿军部队以为他牺牲了，他媳妇还一直享受了几十年的烈属待遇，挺光荣的，但是也没办法再嫁。结果，那年开通回乡探亲，五哥突然又从台湾回大陆来了，要说最难受的是他在北京的媳妇了。他留在大陆的女儿也是一直没嫁。我发现这位五哥还是那么胆小，什么话都不敢跟我们多说。
其实我们早晚是跑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你弄个电台在那儿整天嘀嘀嗒嗒发报收报的，早晚得出事。没判的时候，对这一案的人分别预审了几个月，我先是关在天津公安局二处的看守所，后来在天津的沈阳道，又关在新华北路五十二号，这些地方在国民党时期就是关人的。到我们去的时候，里面关的全是效忠国民党的政治犯。
最早抓到的犯人先送到天津的茶淀劳改农场去，这地方以前是日本人关中国人的。有个"新生人员"大队，结了案的人暂时搁在"新生"大队，说让他们"新生"去，意思是有希望重新做人。在里边让学习材料，那上面说的都是国民党"军统"怎么杀共产党的。我记得说山西应县围城的时候，里面关着四十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城破之前，把这四十一个都杀了。材料上说全国好多这样的地方，一围城，里面关的就全杀了。
这时候，我们一起关的都是国民党的人，政治犯。1950年国庆节我记得清楚，因为给吃了鱼、月饼、梨。在里面每过一个阶段结一批案，挨个叫出去说："你现在结案了。"你得说："感谢新政府！"然后问你："你对自己所干的那些坏事还有什么认识吗？新政府已经给你重生的机会了，你对今后有什么想法？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
有的人回答："得了，我前半辈子扔了，我危害人民，只要共产党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我一定将功赎罪，好好地争取重新做人。"是不是，一般的都这么说，在里面关这些天也都是这么教育的。
可是也有人呢，心里明白你再怎么要求，顶个屁用。就这么回答："我这一生也就结了，我别的要求没有了，就是我死后，请在我的坟上插个牌子：忠实的国民党的儿子。"回去以后同监的问："都问什么了，你怎么说的？"这人就回答："别的都没说，就是我死后给我坟上插个牌子就得了。"
后来其他人也跟着学，这么回答的人就多了，预审员就在大会上拍着桌子训话："你看看你们，啊，就问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不老实说，还什么'坟前立个牌子'。还想立碑吗？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今天，我在这里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也不会再给你们国民党的树碑立传了！"
到"镇反"开始的时候，那个"新生人员"大队里国民党的人，都由茶淀拉出去了，拉一拨毙一拨，差不多全给毙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天天从"新生"大队往外拉人，头天拉过来，第二天毙。你知道怎么枪毙吗？头天晚上过来了，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叫什么。说："行了，回去吧。"第二天，人就拉出去毙了。哪用得着什么审判过程啊。
我们全组预审完了以后，送到军管会的军法处临判的时候，把我们同案的这几个人带到这边的看守所，临时放到一个屋里，自抓到以后就这么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不怕你们串供，因为不会留着你们了。预审的时间很长，几个月，是要从这些人嘴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到送去判的时候，该毙就毙了。
那天是号，很冷。我们都没睡觉，一整夜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他们情报组的几个成员，自抓到以后头一次见面，而且关在一起，都在抓紧说他们的事，对情况。实话说，虽然心里很难受，但从态度上还都想做个有骨气的人。因为我才十五岁，他们估计不杀的可能只有我，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我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他们说清。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到死他们也闹不清，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被共产党给策反了呢，还是他本身就是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所以不甘心哪。
我哥钮益培知道要到绝地了，他说："到时候都多喝点儿水啊，痛痛快快的！"意思是痛痛快快地多喊几声口号。但实际上，枪毙的时候就不叫你喊口号，都拿铁丝把嘴给勒上了。我哥至死也不悲观，给我的感觉是，他认为这么死光荣，死得值。
毙我哥他们那天，号，一清早起来就不开门、不放茅、不倒尿了。完啦，就知道今天要拉出去人了，里头特紧张，不知道叫到谁。这时候我哥和我隔一个牢房，两个屋中间用一盏灯，上面挖个洞。每个牢房十几个人，我听见我哥在那边冲我说："九儿益惠啊，我今儿个就走了。"他这句话里有很多的意思，起码包括"家里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我答应了一声："唉。"再说不出别的。我虽然小，也全明白国共之间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谁也挡不住。就听见哗啦哗啦地开门往外带人。谁都不言声了。
我们这屋里，有一个犯的是造谣罪，具体造的什么谣咱们不知道，反正是反共的谣吧。外头一喊人出去，他当时就尿了裤子。这都是不由自主的。后来还是把他拉出去了，造谣也是死罪。
在最里面那个铺上的，是个国防部二厅的上校专员，叫关健平，三十多岁。预审那会儿我们就关在一起，我叫他大哥，他叫我小弟，我们俩关系挺好。他躺在铺上，已经病几个月了，骨瘦如柴呀，整天就喝点儿稀粥，一直半死不活地躺在角落里。
往外拉人的时候，有个反革命集团案，已经叫出去仨人，还有一个同案的在我们这屋，就听见过来要开我们这门了，那人"蹦蹬"跳下地，抱拳屈膝对我们说："哥儿们弟兄，我再有十八年又成一好汉了！今儿个我这就先走一步啦！"结果你猜这么着，外面进来提人的根本就没正眼看他，把他推一边，大声叫的是："关健平！"嘿，关健平腾地就坐起来，躺好几个月没起炕，就这一声叫，他腾地就起来了，那股劲儿嘿，都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劲儿。
看守要提他出去，他说："请等一下，我穿上衣服行吗？"看守说："行，你快穿！"关健平拿出个包，全是高级服装，有中山装，有西服，穿了这件穿那件，一件一件都套上。
这边叫了人拉不出去，能行吗？外面堆了好些人，大概过来一个干部喊："别让他穿啦！拉出去！"看守上去一拉，这关健平突然大叫："我操你妈的――"接着就喊口号："国民政府万岁！打倒……"干部喊："快把嘴给堵上！"看守赶紧掏出块手绢上去一边拽他，一边往嘴里塞。关健平吭哧一口就把他手给咬住了，这回喊的就是看守了，疼得哎呦哎呦大叫。我们通铺旁边的过道只有一人宽，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要帮忙帮不上，这被咬的还叫哪："哎呦，咬住啦！咬住啦！"。
这时候，我就看见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块儿头，穿黄军装，大皮鞋，抬腿跳上铺，咚咚咚从我们眼前这一排铺上踏过去，跑到最里边，关健平还趴在铺下咬着看守的手哪，这大汉抬起大皮鞋，咔嚓一脚朝背上跺下去，关健平当时就不出声儿了。
你想一个骨瘦如柴，一个足有二百来斤，这一大皮鞋下去，都用不着枪毙了，但还得拖出去执行。我们都在铺上坐着，都在瞪眼瞧着，我就挨着关健平的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跟你说，我没受多大刺激，别看我不过十五岁，我当时觉得这就是英雄。
号这天，我们那里一共拉出去了三十八个人，其中就有上校关健平。开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包括我们钮家亲属在内的情报组人员，在天津小王庄被军管会立即执行。第二天，这个消息在《天津日报》头版刊登。报上登的处决人名中没有上校关健平，他肯定是在没拉到刑场前就完全断气了。
六、我们组
甭管你信不信，我虽然小，但看了这些事情并不是受多大刺激，而是感觉他们这就叫英雄。我那时候就想过，要是有朝一日，我得到台湾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
那天把这些人拉走枪毙了以后，又来宣布我们都判了多少年刑。我们那一案，叫"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我们组也是在天津交接时破的案。组长秦应麟，三十六岁，判死刑，立即执行；他妻子卞书兰，帮助掩护，算同谋，判十五年；他内弟卞树堂，参与活动，无期徒刑；还有个叫李光琴的，属于有牵连，判十五年；电台台长孙毓清，二十四岁，判无期；我哥钮益培，二十七岁，骨干分子，死刑，立即执行；我三姐夫刘景惠，二十七岁，也是重要成员，死刑，立即执行。
说起来，三哥跟三姐夫都曾经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可是到这时候，抗日没过去几年，都得死在中国人的手底下了。
我大姐夫梁锡增，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旁边的玉器行当副经理，生意人，我们这个组的人进城都到他那儿，他也没想着当特务，只不过叫他赶上了，把他牵连进去，给他定性是"联络站站长"，判十五年；还有我堂兄钮益海，二十岁出头，他在大栅栏的三庆戏院小卖部当经理，实际上啥也不清楚，就因为跟我哥都走得近，判十五年；我，钮益惠，十五岁，倒是特别卖劲儿，本当死罪，念我未成年，判十年。从一抓到我那天起，我就认为是一个死字，我是一心准备当烈士的。
孙毓清按说是要犯，没被判死刑，估计是有立功表现。可能是他精通电台和密码，留着有用。听说抓到他以后让他给台湾发电报了，就像之前"保密局北平特别行动组"破案以后，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叫被捕的组长计兆祥往台湾发电报一样，让毛人凤的军情局特别没面子。不知道孙毓清发的电报都说了什么，这年镇压反革命，什么事没有的都枪毙了，不清楚他为什么给留下来。他绝对是个谜。
号的《天津日报》还对我们组的下场作了报道，大意是一举破获台湾派遣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捕获主从犯十一人。我钮益惠的名字列在倒数第二。在这张报纸上还登出了其中五名要犯的照片，那就是秦应麟、孙毓清、刘景惠、钮益培、李慕仁。
这篇报道上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我父亲是全家之主，他老人家特别精明能干。自从我哥和我姐夫把电台弄到家里，一切的事情都由我父亲安排。他为了儿子为了女婿，为了这个电台用尽心思。得知走漏风声后，他在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把收报机和发报机拆开装到缸里，运到离我家几百米的一个本家叔叔的破草棚里。
破案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抓齐了，就是找不到电台，办案人员气坏了。我父亲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到处都风声紧，后来落脚到西直河的我五叔家，最后是五叔害怕早晚全家要受牵连，告发了我父亲。公安押着我父亲去起获电台以后，可以说没经过审讯，也没有什么结案，军管会立即就地执行死刑。所以《天津日报》在报道时根本没我父亲这个人。后来是我堂兄钮益芳赶了大车，把我父亲的尸体拉去埋了。这些都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
整个案子从审到判，直到执行和登报，就再没听说那个王永祥的情况。如果他确实是台湾那边派来送钱的，肯定就会作为同案犯被重判，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后来的下落。这事就更奇怪了。
孙毓清台长的父亲在青岛，是工程师。他被捕判刑的消息一登报，当地公安也上家去调查了，第二天他父亲就上吊自尽。在监狱里，孙毓清大概也是有立功表现，要不就是他有什么特殊用处，后来他提前出监。许多年后听他妹妹的一个亲戚说，有人看见他出来以后在张家口还要过饭呢，我也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到底是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有他求生的本事。而且最奇的是，他竟然又回到了台湾，我就纳闷儿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怎么回去的？反正不可能像他当时在逃跑路上跟我说的，能跟台湾联系上，来船接他，到后来那些年门儿都没有啊。
孙台长的亲妹妹在山西太原，北京这个姓王的先生跟她是亲戚，听她讲孙毓清回到台湾以后，局里给他军衔连升三级，由上尉升为上校，发给他几十万补助金。九死一生跑回去了，还能不奖励？听说到80年代末，他也回大陆探亲来了，到山东青岛给他父亲重修了坟，扫了墓。共产党政府还接待了他。只要活着，就是跟死了的不一样。他到了大陆应该会经过北京，应该会想着我们家呢。他没来找我们，那就是有没来找的原因，你说是不是？他应该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他有什么不方便？那就不知道。这就不必要追究了。
我们那个组最后回到局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们两个一点儿联系也没有，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回到局里，而我也万万不会想到他还活着，万万不会想到他早已经回到局里。就像他那时候跟我说的，他还真的回到台湾，重新回到局里上班了，而我是不可能到台湾上学的。
我是在1999年年底，用偷渡的办法到了台湾，12月31号我终于到了军情局。孙毓清是2000年去世的，嘿，你说这事儿寸不寸？也就是说，我到了军情局的时候他人还在，但是我们错过了这次最宝贵的见面机会。他要知道我能去，你说他能不接待我吗？我要知道他在台湾，一进门儿就直接让他们请孙毓清来说说，说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们家是怎么回事，那不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
50年代，共产党刚得天下，那真是对谁也不打不骂；该判就判，该杀就杀，绝对不打不骂。我们在牢里伙食有定量标准，享受一个战士的生活待遇，过节过年有肉吃，咱们不说假话。那个时候好多老百姓都没饭吃，全国还穷着呢。
外面搞什么运动，我们在里面都知道。"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每搞一次运动，就送进来一些人。
我是1953年由天津的西头反省所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我们同案的其他人也都关在一监，但始终谁也见不着谁，能叫你见着吗。我算是在监狱里长大成人的，从一个少年熬成犯人中的"老大"。他们都承认，我悟性特强，学东西快，狱中的那些活样样是行家，加上身强力壮，为人也仗义，所以管我们的人和犯人都比较高看我。
在一监的时候，我们那牢房有多大呢？我们当时是这么说的："一个人空荡荡，两个人闷得慌，三个人松得慌，四个人正好，五个人挤点儿，六个人凑合。"这你就知道我们那屋有多大了。但是人再多，叫你进哪儿就得进啊，给你多大地方你也得睡啊。其它"待遇"呢，我们是这么说的："冬有棉，夏有单，每月两块五的零花钱。"确实很不错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恨呀，我家死那么多人，我认准了在这个天下怎么也没我的好。1959年的年底，本来十年刑期快满，但就是说什么也熬不下去了，反正人就是命运到那儿了。我在狱中带头组织了一次行动，叫闹监也好，叫暴动也好，实际上就想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做个了断。我用白纸蓝纸做成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我是准备借口看病的机会杀人的。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监狱里上吊自杀的看得多了，早点儿结束算了，这个社会就是出去也没有我这种人的活路。你算算，要经过多少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没断过，在里面要政治学习，每个运动我们都清楚，因为都进来一些子人。想想往后肯定那还多着哪。
预审员后来在给我们结案时对我说："你今后是不可能再有改造自新的机会啦。"我一听，知道免不了一死。他们给写的罪行是"反革命暴动集团"，因为我们一共四个人，都是活得不耐烦了。有个叫刘威的，他父亲是"镇反"时给枪毙的，他恨透了这个社会，从小就进少管所，进看守所，后来被判十五年。还有个叫刘学忠的，也是从小在少管所。另一个是叫李志平的中专学生。他们都比我小，服我，听我的话。我们共同的特点，都属于熬不下去了，所以气味儿相投，干脆早点儿结束得了。
有了想法以后每天找机会碰头，密谋什么时候行动，怎么行动。办事儿的家伙儿都有了，我们劳动改造的车间里有的是工具，准备了斧子和撬棍。打算一上班我先报病假，说头晕要急诊，去的路上就干掉队长，再干掉大夫，能干一个是一个。出门儿那就是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
这里面最贼的就是刘威，他一想这不等于出门就自杀啊，结果他第一个向干部自首了。他平时在底下骂街，比谁恨得都厉害，但是一到真正动的时候，他先告密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他软了，我们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咱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地方说这些，我这故事早就完了。
对我进行宣判正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据他们在底下传，毛主席发话说："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放可不放的一律放掉。"结果我免于一死，判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次按罪行要判我立即死刑，也一点儿不意外。当然实际上我没犯什么罪，就是密谋，根本没动手哪，一点儿后果也没有。
我为这个罪吃的皮肉之苦就甭说了。单独蹲小号，一肩多宽，三米长，没有转身的空，生不如死。最重的镣我戴了一年。科长说："给钮益惠戴一挂四十斤的镣！"下面的人说："咱们没有四十斤的啊。"科长说："戴两副不就行了嘛！"把俩脚镣加一块儿戴上。一年的工夫，那副大镣把下面的草垫子磨破了三床。
每天就六两粮食，没吃着菜，光喝玉米面粥，要是有块窝头那就太好了，塞嘴里觉着甜着呢。整年没洗脸没洗澡，没衣服换，到后来头发你知道像什么了吗？都像羊毛毡一样。那一年我觉得出不了这个牢门，就得死在里边儿了。最后我只能绝食，粥送进来，我偷偷倒掉，绝食到第六天早晨，外面又喊："钮益惠吃饭了！"我说："不吃了……"就没气儿了。把我直接抬到医院。
死缓二年到期，我没向政府悔罪，还写了个"申请枪毙"的报告，跟政府的干部说："我没有争取活的意念，请你们早点儿把我杀掉吧。"指导员对我说："真没见过，有你这样的吗？你还自己申请枪毙。"后来把我由死缓改判无期徒刑。
外面闹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我妈上监狱瞧过我一回。我妈从大羊坊的家到陶然亭这边的监狱，马驹桥到永定门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正在大羊坊有一站，她应当坐这车到永定门，离监狱就不远了。可她连那点儿车钱都没舍得花，一清早就出来，小脚背着二十多斤吃的一路走去的，背到监狱的南大门。那已经是天冷的时候了，管教告诉我说，有特殊接见，开门把我叫出来。
我一进接待室，哎呦，一看见我妈坐在那儿，你知道这心跟刀扎一样啊。还不能哭，不能掉眼泪，本来妈就够难受的，我妈哭，很克制的哭，但我不能哭，眼泪硬往心里咽。你说说那是什么滋味儿。
我看我妈变样大了，原来挺富态的，现在变成一干老太太了，瘦得不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就冲我妈这样，我还不如死了呢。我妈问我："小九儿，你不是该到期，该家走了吗？你到底判了多少年啊？"
那时候我已经改判无期，我说："是无期"。我妈不懂，问我："什么叫无期啊？"
旁边坐着有干部，我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叫回去。"我妈说："那你好好的，你快好好的改造，妈在家等着你早点儿回来。"
我姐姐给我妈的月饼，都搁干了，不拿水泡吃不动，我妈也舍不得吃，全给我送来。小脚老太太背着二十多斤，都是我姐给她的吃的、点心什么的，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背来了。那时候粮食什么的定量都很紧，实际她在外面，也不见得比我们在里面吃得饱。她在外面就一个老太太的那点儿定量，还什么都不舍得吃，都惦记我。再加上一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她更难受。
我母亲偏向儿子，可是后来儿子管不了她，还就是闺女管她，要没几个闺女她就活不下来了。我大姐是经常来看妈，三姐是每月给十块钱，四姐在天津，也是能来尽量来看看。
我妈走以后，我赶紧给我三姐写封信，我说以后千万别叫妈来了。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我说我们母子再不能见面了，难受死了。我妈那时候以为，"无期"真的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随时就能回去。倒是也有改好，减刑的，这个我告诉我姐了。我妈让我姐在信里嘱咐我："共产党跟我们说了，你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就放你出来。小九，你就快点改造好吧！"
后来因为我不再写信，我妈死了我当时都不知道。她一直盼着我回去呢。到今天我的结论是，是孩子就是来要债的。我妈上辈子欠我的，为我吃一辈子苦，我妈连我给买的一块儿糖也没吃到，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我妈。我现在觉着，是孩子就是来找你讨债的，你欠他了，他就来当你孩子。所以我这辈子不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我就这论点。
从判无期开始，我的抵触的情绪改变多了，什么也不想了，要想，一天也活不了。无期不就是死在牢里吗，一判死缓以后，只要是活一天就赚一天。什么人也不联系了，让他们在外面就当我死了。我就没想着出来，就准备在里面坐牢到死。想不到的事情你甭想它，要想就想眼前有的事。从这时候起，我只想眼前，活一天就让自己开心一天。你就看吧，打那以后，在里面蹦蹦跳跳的哪儿都有我。
八、廖湘荣
在里面跟我最好的有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就是个孩子，判了十八年。总哭，一想起来就哭。我们铺挨铺，我对他特别好，他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
这孩子叫廖湘荣，生在湖南，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他小的时候就被镇压了。寡妇妈带着他和妹妹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生活一直特别苦。这孩子学坏一门儿不灵，要说学好，他门门儿灵。他从小就特别聪明，也特要强，小学中学都跳级，高考全县工科第一。虽然出身差，但最后被清华大学录取。在清华，他还是样样拔尖儿，成绩最好；文体活动也活跃，弹琴、画画、书法、外语都出色，连跑百米、打乒乓球、打篮球都棒。
有个清华"校花儿"，家庭是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最吃香的就是"高干"或者"高知"。她爱上了廖湘荣，寒假前约会时姑娘对他说："今年春节你跟我一起回家吧。"意思是我父母想见见你。廖湘荣是个孝子，他说春节我得回家看我妈和妹妹。那个女生说："那我就给你带上点儿钱，我知道你家里面有困难，你给她们买点儿东西吧。"廖湘荣很要强，他也不打算这么早就订下终身。但这位校花儿特别勇敢，不但不顾他的出身那么反动，到暑假还是带他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那是1960年，廖湘荣正好毕业，他的毕业设计是一部车床。这时候，上面选派去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按成绩，人人都认为肯定有他廖湘荣。但最后的名单上愣是没他，选拔的时候有，公布出来就把他给删了。原因只能有一个――他爸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军官。
他从小到大因为出身受到的歧视可不少，数这一回的打击最大，就像赛跑眼看着要得第一却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在他情绪最低的时候，有一个成绩没他好的同学气不平，问他："你为什么没去留学？"廖湘荣说："咱不够条件哪。"
那个同学偷偷跟他说："哎，咱们想办法自费到外国学习怎么样？"这同学的父亲是个外交官。他向廖湘荣提议："我想好了，听说南斯拉夫特漂亮，咱们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写封信吧，申请去留学！"
廖湘荣有些犹豫，他从来没想过有这条路。那个同学又劝说："现在留学名额没有你，如果不试一试，再没机会了，要终生遗憾的！"
就这么着，两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没再多想，当晚就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投到邮筒里。信的大意是"我们在清华大学毕业了，现在想申请自费到你们南斯拉夫去留学"。还写上了一些社会主义大家庭啊、国际主义啊的大道理。对这个大胆的计划，他们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那个与廖湘荣热恋的校花儿，就想着一鸣惊人了。
没过几天，他们又着急地打电话去问。对方一个讲中文的说："信已经收到，需要研究研究，下星期一再联系。"
到星期一，他俩打电话，对方说："你们星期三晚上七点到大使馆来一趟吧，到时候安排面谈。"他俩击掌欢呼，相信梦想要成真了。你说说，就这么傻。
那天晚上，这俩孩子离开学校，穿戴挺整洁，按事先看好的路线准时来到大使馆门外。这时候使馆区特别的安静，路边停着一辆苏式的"伏尔加"牌儿小卧车，已经有人在那儿等着哪。过来问清他俩姓名后说："来来，上车吧。"他俩还有点儿迟疑，怎么不进大使馆谈？人家说："叫你们上车就上车吧，抓紧的。"他俩挺激动地上车了，这也是廖湘荣头一回坐小卧车。
车里坐着俩人，样子很严肃。车一开起来，就向他俩宣布："你们密谋偷越国境，背叛祖国，现在被捕了！"俩孩子大呼冤枉呦，可是说什么也没用了。人家后来告诉他们："想进大使馆，就是企图偷越国境！"车子直接把他俩拉去连夜突审。他的同学算主谋，判二十年；廖湘荣稍微轻一点儿，判十八年。
其实他们写的信根本就没寄到，电话也根本没打进去，你想想往大使馆打的电话能不控制吗？但是你要说他冤，也不算特别冤。那时候凡是往大使馆写信的，你就是写一个字，也不得了；包括往大使馆的车里扔信的，都算"里通外国"，都得是十五年徒刑起步。
刚关进来的那些日子，廖湘荣这孩子天天晚上哭，想不开，太冤，越想越冤。总想他断送的大好前程，想他妈，想他妹妹，想他女朋友。那女的得有多难受啊，好好的一"校花儿"，也多少得受牵连。
他挨着我睡，要是没我帮他，这个廖湘荣在里边都活不成了。他当时怎么也转不过弯儿啊，像做恶梦一样，本来挺顺挺顺的，凭什么受这个罪啊。一下子全没希望了，往后怎么办哪？
在这些个重刑犯中，什么样的人精全有。惟独廖湘荣，要说学坏，一门儿不灵；学好，样样全灵。你要说画画儿，你坐在那儿，他一会儿就能给你画张像；你要说写谱，给他几句词儿，一会儿就能给谱上曲；你让他写字，一个字一下子能写出十种，十行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字体。这人不是一般的拔尖儿，样样拔尖儿。在清华大学能拔尖的可不是一般的。
后来，我们都转到山西的劳改煤矿去，廖湘荣也成了挖煤的好手。反正跟我一路在里面待了十八年哪。我们俩特好，我们俩绝对好，这十八年，我跟你说，没有我他都活不了。因为我最乐观，谁都知道我最想得开。在劳改煤矿赶上文革，我是犯人队的头，每天队里要拉出一个批斗，我说斗谁就斗谁，在我的保护下，没怎么斗他。
十八年的刑期，他天天在那儿争取"重新做人"，可是一天也没少待。因为他太不走运，他坐牢的那段时期，外面一直搞运动，谁会想起来给他减刑？不罪加一等就算不错。这十八年算耽误了，那就甭说了，十八年他本来还可以学好多东西，能有大出息，但是在里边连看书的条件都没了。
我说的这个廖湘荣，他比我先出来的，应该是1979年，但还是没出监狱，留在监狱的煤矿中学教书。一出来大概第三天就分配到高中部当老师。放出来的时候，廖湘荣已经由当年的年轻才子，变成了挖煤的小老头。劳改煤矿的中学正缺老师，把他留下，教高中班。人家有那本事，当老师，就比他们原来那一堆老师都强。几年后，他教的学生有的考上清华，也有的被选派出国留学，算是替他廖湘荣圆了个出国梦吧。
九、无期队
我们还有个在日本学成的博士，叫刘威亚，本来他在日本，娶的日本老婆，包括小孩子也都在日本。他是妇产科博士，说是中国最权威的专家林巧稚特别赏识他。刘威亚这个人哪，那次是打日本回国探亲，临走有个朋友让他帮忙捎个包。那时候中国跟日本之间的人员来往很少，有人回去，让捎个包也很正常，放在谁身上也没法拒绝。而且朋友叫捎个包，你也不可能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是不是。得，他好心给人家捎了。
可是他一下飞机，还没等见到家人，在飞机下面就让公安的给戴上手铐带走了。直到判刑，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儿，结果判个无期。
那皮包里到底有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别人叫帮忙带的，他绝对没打开过。我后来对他说："你这算干嘛吃的呀？这皮包是谁的你不知道，皮包里有什么你不知道。你稀里糊涂给人带个包，结果就把自己给带到这里边了。"你说就因为皮包里那东西给弄个无期徒刑，是不是啊。所以他可以说也是糊里糊涂。
到底皮包里有什么呢？据说主要是"军统"特务想办法通过他捎回北京的一件东西，让他由日本给带过去。说白了，他就相当于一运货工具。你说一工具有什么错？那也不行。后来判刑的时候告诉他了："你的包里有特务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让你带成了，那将对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多大损失！所以你是罪不能赦！"当然，因为这么个皮包抓起来的绝不会就他一个，这边准备接他包的人肯定也早给抓了。就像我们家那部电台，凡是有关系的都跑不了。
哎呦，刘威亚一关进来也是整天儿的苦恼啊，整天儿的烦哪，愁死了。太冤，整天苦恼。我说："你也别净苦恼了。这都是命，到哪儿就说哪儿吧。"
就这么一个人，不怪他苦恼，也确实太可惜了。你知道他到什么份儿上？后来协和医院妇产科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他在监狱服刑，有时候拿车就接他去了。医院有些疑难问题，跑到监狱里把他拉出来让他去会诊，当然都得跟着公安的人。他脱下囚衣换上白大褂进手术室，公安的就坐在门外。做手术的时候比别人更要小心，万一有一点差错那就是政治问题。让他到医院弄完了甭管多晚再送回监狱去。他就到那种程度，估计当时医学博士也很少。
我们监狱里有个医务室，有一回我上医务室瞧病，看见这个刘威亚坐在门外，我就问他："你坐这儿干嘛呢？"他说："看病。"我问他："医生没叫你呢？"他说："我是给人家看病。"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看他那样儿，我差点儿哈哈大笑。那天专门来了个首长夫人，让他给瞧病。但是他跟正常的大夫正相反，他这个大夫得坐在门外，等着人家病人叫他，里面叫："进来。"他才能进去。一会儿人家说"出去"，客气点儿的说："你先出去吧。"他就得出去等着再叫。你说像不像过去给娘娘看病？他就是这种身份，给人看病，但是呢还得受歧视。
都是高干家属跑到监狱来，让他给看病，看妇科。在外面大医院治不好，知道有他，因为他本事在那儿呢，没办法，就得指着他。但是他得在门外头坐着，等着叫，让进去就看病，看完让出去就马上出去。我就说他："你这大夫当得也有点儿太……！"他这个情况算是古今中外少见吧。
他要是学别的科，在监狱的医务室就会用他，可他是妇产科的，在监狱里好像没什么用，学问再高用不上。顶多是偶尔给外面的人看看病，可惜了不是。
这人哪年进去的？应该是1963年、1964年的时候。他在日本那边还有好好的老婆呢。那有什么办法，就得在监狱里一直住着。后来把他由山西劳改煤矿弄回北京去了。大概在1973年，可能是中日又友好邦交那会儿。
我们监狱里边各方面的专家多了，有个肺结核医院院长、防痨学会副会长，叫古道奇（音），1959年抓进来的，反革命罪，文化大革命时死在里边了，真是把人才都糟践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全如俭（音），老大夫，也是反革命罪。这些人给放在监狱的医务室，别看我们的医院小，但是大夫高，连高级首长都知道，家属有疑难怪病，让上监狱看去，说那儿有好大夫。
当初那个管我们的科长问我："让你领导那帮大学生能行吗？"我说保证行，在监狱里让你管人，绝对是好事，不行也得说行。而且我也确实有管人管事的能耐。结果先让我管那个小队，三个组。我带的这帮全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矿业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邮电学院、政法学院、人大、北大……都是这一帮大学生。我们这一个队啊，北京"八大学院"在我这儿齐了，过去北京讲所谓"八大学院"啊。
我们最有名的右派就是葛佩琪，人大讲师。我记得他年龄不小了，腿脚不利索，听说以前还是老革命、地下党，给判的死缓。后来我们迁到劳改煤矿，他也去了。那些年轻的右派好像不怎么跟他说话。我真是赶上了，都是各大学好样的，可以说天天守着一帮教授、专家、高材生，天天能学好东西。按说我能学到不少知识是不是，但主要是我文化太浅，我才小学四年，小时候不爱上学，他们文化太高，这方面弄不到一块儿。
我进来得早，这一帮人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大部分是"反右"关进来的。里面净是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跟反右有关。比如给哪个党支部提意见，反对了哪个党员什么的。其实都是一堆挺有才有志气的人，窝囊废才不会有自己的主见。送到我们那儿的都是给判了刑的，刑期都没少判。没办法。
我们那个队俗称叫"无期队",里面能人太多了，这些人个个本事大。你看有一个人哪，在翻译组，北京的监狱里有个组，叫翻译组，凡是监狱翻译的小说都写着"清河"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