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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书枝：右边是我们姐妹五人的房间&|&星期天文学
日08时44分来源：
姐姐（节选）
文 |沈书枝
关于幼年的记忆影影绰绰存在一些。在家里，我们的正房是并排的三间土墙瓦屋，门向朝西。堂屋居正中，左边是父母房间和灶屋，右边是我们姊妹五人的房间。再右边连着一个小小的猪笼屋与厕所。我们的房间里两张床，一横一竖，大姐和二姐睡横，三姐、我和妹妹睡竖。都是简单的木架床，中间架几块木板，垫一层干稻草，再铺垫被、床单、盖被。夏天撤去稻草，铺上竹簟，四角绑上竹竿，张设蚊帐。我的床靠的那面墙上有一个炭枝写的"事"字。有一天我从灶下抽了一根烧了半截的柴火，悄悄学姐姐写草字，一笔乱画之后，觉得这个"事"字草得好像很有些样子，便很满意地许它留在那儿，时时凝神看看。姐姐们的床前，靠墙放一张红漆漆的桌子，因为年深日久，有的红漆已经脱落，我们忍不住用小刀和铅笔尖去抠那些破了的地方，让它脱得更多。
屋里的地都是土的，亮得发光。每天早上我们把地扫一遍，不然妈妈会骂，她很爱干净。遇到坑洼的地方，用扫把尖小心地把里面的灰挑出来。那些地方似乎每天都会积灰进去，真是奇怪。有几个地方是老鼠洞，老鼠洞的洞沿也要扫干净。老鼠若是半夜在屋梁上跑得太欢喜，我们也要往老鼠洞里灌水，只不知效用如何。老老鼠生下的小老鼠很小，耳朵和爪子都粉嫩、可爱。这样的小老鼠爸爸逮过一两次，从冬天的老棉袄中翻出来，自然是都弄死了，小孩子看起来难免觉得很残忍的。长大后读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看他的"隐鼠"被猫吃掉，我所以明白他的感受。扫把总是很旧，一把扫把实在太容易磨得光秃秃的了。有时候爸爸坐在门口扎一把新扫把，是在秋天，用田里晒干的新稻草，或割来的斑茅成熟的穗轴。用新扫把的那些天，我们都变得喜欢扫地起来。新的扫把很软、很厚，可以把地扫得很干净。
乡下还没通电的时候，好些年我们都用煤油灯。家里两盏灯盏，都是淡青的玻璃，烧得久了，灯盏外面糊着许多油。天慢慢黑下来，要到黑得几乎看不清了，我们才去摸灯盏，摸火柴，把灯点燃。煤油灯一点亮，黑暗的庞大就显露出来。灯把我们的影子照得很大、很黑，映在墙上，像陌生而奇怪的别的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煤油的气味很重。我们的灯盏常是没有灯罩，不像别的人家，有一个长长的玻璃灯罩。我们的灯盏设若偶然有了新灯罩，夜里端着走就要小心许多，害怕一不小心跌到地上打碎了。姐姐们写作业的时候，把一张白纸中间撕一个洞，套到罩子上，使光聚拢，变得更亮一些。灯罩太烫了，纸渐渐烘得发脆、发黄，我们把它拿起来，把灯罩掀开，纸角在火边一燎，"霍"一下便燃着了。
没有灯罩的煤油灯要失去很多乐趣，或者也不多，只是不能在夏天的晚上，端着灯盏去烧趴在帐角上的蚊子，刮大风的晚上（如果是夏天，窗子上只蒙着纱窗，如果是冬天，窗子上钉的塑料薄膜不够严密），煤油灯的灯火很容易被吹灭。我们在红漆小桌的两边坐着，忧心忡忡看风把火苗吹得歪了，赶紧伸手去挡。火苗跳一跳，变正了，像一个结得很好的花苞。再一缩手，"噗"地又歪了。我们不再拦，看着它倒下去，细下去，在濒临绝灭的边缘，忽然终于风定了一点，火苗慢慢缓起身来，我们松了一口气。
很多时候，尤其是冬天，天刚刚黑下来，我们就把灯吹灭，爬到床上睡觉。不想睡觉的时候，姐姐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故事，可以在冬天漫长的黑夜里反复消磨。二姐有两个很好听的故事。第一个是驴耳朵、小桌子和小棍子的故事。她说从前有三兄弟，长大以后父亲叫他们出去做事。老大遇见一个老人，送他一头驴子，只要摸一摸驴耳朵，就能摸出金子。老二得到一张小桌子，只要喊一声"开饭了！"，桌子就能变出一桌好吃的。只有老三得到一根小棍子，只要喊一声"小棍子，打他！"，小棍子就会跑去不停打人。三兄弟带着宝贝喜气洋洋地回家了，老大和老二先后在同一家旅馆投宿，被老板发现了宝贝的秘密，设计换走了真正的宝贝。到第三天，老三也来了，老大老二把受骗的经历告诉他，夜里老板又来偷小棍子，老三喊："小棍子，打他！"把老板打得哭喊连天，连老大老二的宝贝也都还给他们了。我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希望哪一天在山里也能遇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我们一头能摸出金子的驴子，一个埋在树下的聚宝盆，或是别的什么宝贝。我们是很穷的，所以有一个天真的发财梦，一切有关金银财宝的故事，都在我们面前闪闪发亮。
第二个是一个生得很美的公主的故事。她的母亲去世得很早，长大以后，父亲发现她和母亲长得十分相像，想要娶她为妻。她为了拒绝父亲，提出要一件像太阳一样、一件像月亮一样、一件像星星一样的裙子。国王当真弄到了那样三件衣服，她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衣服在深夜里逃亡了。逃去别的国家，遇到她终将遇到的王子，在短暂的隐默过后，过上幸福的生活。公主的美服和爱情使我们向往，还有那永不可得的照人的美貌啊。我们躲在厚厚的被窝里，一边热切地听，一边从垫被下扯出稻草，绕到指上玩。
后来姐姐们都睡着了，只有我和妹妹还不睡。我们睡两头，互相抓脚痒玩。抓得脚板心痒得缩起来，忍不住笑嘻嘻的。抓脚痒太好玩了，多久都不够。后来我们终于也睡着了，广大的黑暗覆下来，轻轻盖住我们的梦。连同我们小小的屋子、四围的田畈、远处的山影，也都一起沉浸在纯粹的黑暗中。只有在那之上遥远的天空，冬天的星星还繁密无极，随着时间慢慢移转。
即使在乡下，我们也是很特殊的。远近村子上和我们同龄的小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一般是两三个，像我们这样姊妹五个的，实在已很少见。计划生育在三姐出生前已经开始推行，超生的小孩子没有户口，被称作"黑人口"。小孩子吵架，往往可以骂人："你这个黑人口！"我小孩子时被这样骂，往往很着急，苦于无力翻身，无法还口，其实并无实质的伤害力，无非是表示你好像没有生而为人的资格罢了。乡下每户人家按人口会分得几亩田，"黑人口"是没有田的。我因而很担心长大了家里的田不够我们吃怎么办，心内如有隐忧。到我们小学快毕业时，"黑人口"的说法却渐渐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的户口本上，在大姐二姐的页码之后，就添上了三姐、我和妹妹的名字。
三姐做"黑人口"的时候，计划生育管得还不是很严，到我和妹妹出生时，就已经很需要躲躲藏藏了。我们出生以后，常听的一个故事是妈妈怎样侥幸躲过了大队来查的人：那天早上妈妈正大着肚子在屋里腌菜，小孤山的万老奶奶迈着小脚，拄着拐棍，急急忙忙从上面村子跑下来，告诉她抓计划生育的人正在往我家走。彼时她的儿子正在村里做大队书记，妈妈听了，赶紧往外跑，刚跑到村子另一边，抓计划生育的已经到了村口，她只好偷偷从后面绕到邻居家里。抓计划生育的喊："这人肯定没走远，还在腌菜哩！"屋前屋后搜了一遍，到底没有找到，家里太穷，也没有什么东西，只好把屋门贴上封条了事。爸爸白天到奶奶家吃饭，晚上就用一盆水把封条浸浸，揭开来偷偷跑进去睡觉。妈妈去外婆家躲着，三天以后就生了我们，再过三天，就被拖去做了结扎手术。
我的同学余远飞便没有我们这么好的运气。他在他妈妈肚子里已经足月，还是被拖去乡医院引产，不想针头打偏了，打到他的脸颊上，生下来竟然没有死。他家里人把一个在院墙外站着，另一个偷偷从里面把他递出来，总算活下来。余远飞的左颊上因此留下一个螺旋状的深窝，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尖。但他的爸爸还是很高兴，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怀我们的时候，妈妈的肚子很大。这使得他们抱了一种乐观的惊异，以为肚子既然这么大，这回想必是个儿子了。等到生我们的那一天，据大姐说，是在外婆家，早晨天还没有亮，奶奶领着她走到外婆家。我们小姑姑的婆婆来给妈妈接生，一看到我生出来，妈妈就哭了。接生婆婆把我包好，放到和妈妈一起躲在外婆家睡觉的三姐旁边，她对妈妈说："别哭别哭！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搞不好是个儿子呢！"等到妹妹也生下来--谁曾料坏运气竟是双份--妈妈更加伤心地哭起来。爸爸把妈妈抱在怀里，奶奶的脸都黑了，外公外婆在一边唉声叹气。没看到小鸡鸡，连大姐都感到很失望。
许多年后，再说到我们的出生，奶奶对我说："那时候你家爹爹（我们称外公为"家爹爹"）一听到你妈生了两个女儿，把脸一黑，鼻子里一'哼！'，就把头扭过去了。人家跟我讲，我笑嘻嘻的，讲：'好欸，是姑娘是小子我都喜欢！'"而外家的说法则是："你妈妈生了你们两个丫头，你奶奶连医院都不肯去，还骂：'生的尽是些逼丫头！'你们小那时，还不就我们把你们带大的！"言语的真假无需深论，单说当时，三天以后，妈妈便被拖去乡医院结扎。手术完后，流血不止，没一两天小腹便鼓胀起来，躺在病床上，疼痛几近于死。夜里一个老护士劝妈妈，赶紧走，移到县医院开刀看看！不走恐怕就没命了！
商量过后，第二天爸爸和外婆一起把妈妈送到县医院。到医院已是黄昏，这时候她的小腹又硬又肿，亮得发光。乡下人在县城一人不识，身上又几乎没有钱，爸爸不知是如何辗转哀求，才终于为妈妈找到一个安置之处。接收的徐医生说，先看看再讲吧。已近五月，家里田还没有栽秧，爸爸便回去栽秧，只留下外婆一人看顾。他前脚刚走，徐医生就又来了，说要马上手术。妈妈没有办法，只好让外婆去办手续。外婆不识字，便由护士拿着她的大拇指，在手术通知单上按了一个手螺。徐医生连夜给妈妈做了手术，放出一肚子的脓血来。原来是庸医结扎错了管道，又丢了一块纱布在妈妈肚子里没有取出来。徐医生讲："再晚一天来就没命了！"夜里从手术室出来，医院已没有多余的病床，也没有护士来帮她换纱布，她只好用我们的尿布垫着，在一床脓血中过了一夜。
刀口渐渐愈合之后，她的肚皮上留下几道醒目的伤疤，微微陷下去，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最后在一个地方纠结起来。我们长到几岁后，仍然不懂事体，有时晚上跟她一起睡，便用手去摸她的伤疤，觉得有点好玩又有点可怕。我们问："妈妈你肚子高头怎么这么多疤？"她讲："妈妈生你们的时候留的。妈妈生你们，还不是九死一生！"有时候她带着叹息揉揉肚皮，问我们："妈妈肚子丑吧？"虽然很小，我们也晓得这是不该说的话，我们讲："妈妈肚子不丑。"
而当刚刚开过刀之时，妈妈只能暂时留在医院休养。因为身体不好，又没有营养，她的奶水不够我们两个人吃，爸爸只好把我抱回去，放在奶奶家喂米糊。过了几天，又抱到外婆家去。他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跑，还要顾田里的事情，姐姐们都还小，留在屋里，没有人带。奶奶家在我家屋后，她们就在奶奶家吃饭。有一天早上，小姑姑过来给二姐梳头。她的头发很久没有洗了，粘在一起，梳也梳不通，二姐疼得叫起来，小姑姑气得一把把梳子砸到她头上，骂道："逼丫头！"一下子把梳子砸断了。
有一天爸爸在医院，忽然觉得心里不安，对妈妈讲："我要回去一趟。"出了医院门往家里赶，从县城走到村口，几十里路下来，已是黄昏时分。转到通往外婆家的坝埂上，住在上面的胡家大女儿从坝上跑下来，看见他就说："大姐夫，大姐夫，你赶紧去，你家毛毛躺在凉床子高头，快不行了！"他一口气跑到外婆家，见我一人耷在堂屋凉床上，已没有了精神。大人们不见踪影，他一把把我抱起，跑回村子里，找几个月前刚生了女儿的彩华子给我喂奶。而我已不知道吃奶，他只好又抱着我，跑到上面村子的赤脚医生那里，等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终于慢慢缓过来。
这样吓过一回之后，爸爸妈妈不敢再把我放在家里，只好两个都留在医院。过了几天奶水仍是不够，这回调着把妹妹带家来，没几天眼见着消瘦了，只好又抱回去。终于到了妈妈出院那一天，大舅去帮忙挑我们回来。他用一副稻箩挑我们，里面铺着被褥，一边挑一个。到了新义大桥河边，他停下来歇气，把稻箩往地上一扔，发气讲："要不甩到河里算了吧！"
自然他并没有把我们扔到河里。实际上，还在医院时，徐医生便特别喜欢妹妹，每天都要过来抱一会儿。他没有女儿，想要把她抱走。县城医生家的女儿，是比乡下种田人家好出好多倍了，爸爸妈妈却终究没有答应。渐渐到夏天，我们长了一些，傍晚大姐把我们抱到门口水塘旁边，放在木澡盆里给我们洗澡。有一天洗着洗着，我和妹妹就漂走了。爸爸在门口看见了，赶紧跑过来，"啪"地打了大姐一巴掌，到水里，一把把我们抱起来了。
据大姐说，在我和妹妹出生之前，家里的条件其实不错，但到我记事时，家里生计已相当为难。因为家贫，又有那么多女儿，亲戚的脸色我们很早就懂得分辨一些了。我们大体能明白别人的话是出于善意还是揶揄；去亲戚家玩时，我们是不是真的受欢迎。去小姑家使我感到拘谨，他们生活比我们好，她又是心直口快的人。听她讲话，我常有一种心不能落地的害怕，怕她什么时候忽然会说起爸爸的不好来。有一年正月我们去她家拜年，她给三姑家的表弟表妹每人五块钱压岁钱，端端正正包在红纸里，回头看见我和妹妹不知什么时候也正好站在了房门外，于是又从一沓新的一块的票子里抽出两张，说："呐，大燕小燕一人一块钱。"这区分使我们彼此都感到一种微妙的尴尬，好在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伸出手接过钱，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都玩得很高兴。
在奶奶那里，我们明确是讨人嫌的角色。我的奶奶有很多孙女和外孙、外孙女，小叔家的儿子是唯一的孙子，理应最受喜爱，然后是小姑家的儿子，再后是二姑和三姑家的儿子女儿，最后是我们。从小到大，奶奶唯一一次给过我和妹妹的零花钱是一人一毛钱，那一天下着细梅雨，她抹牌赢了些小钱。我记得这事情，是因为那一毛钱后来在上学路上被我不小心弄丢了。我们在小学山坡下的桃林里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桃枝上的雨把我们身上都碰湿了。
村子里常能听到奶奶和妈妈向不同的人控诉对方的不是，话传了一圈，添油加醋过后，再传到彼此耳朵里。她也许是觉得我们不懂，或是有意泄愤，常有垮着脸向我们骂一声妈妈不是的时候，我们只是装作没听见。其实爸爸对她十分孝顺，什么时候家里杀了一只鸡、一只鸭，或是称了一点肉，不管是爸爸烧还是妈妈烧，烧好之后，第一件事必是端一小碗让我们从后门送到奶奶家去。但他们并不因此多得一点奶奶的欢心。奶奶不在家的时候--去塘边洗衣裳，去菜园栽菜秧子，去人家抹小牌，或是去别的什么地方的时候，门常常不锁，只是带起来，我们跑到她屋里玩，有时就偷一点东西吃。她的抽屉里有一点好吃的，过年过节时收的蜜枣、桂圆、荔枝，她舍不得吃，要留着一点一点慢慢吃。那几年乡下很流行送荔枝干，一大袋看起来很漂亮。干荔枝壳紫黑色，摇一摇里面有空荡的声音，用指甲抠破，吃核上裹的薄薄一层泛黑的果肉。我们轻手轻脚翻抽屉，拈两颗蜜枣，或者一颗荔枝干。有时候找不到，就去偷玻璃罐子里的白糖吃，抓一把白糖，风一样跑出去，躲到村子里哪家的屋子拐角去偷吃。蜜枣好甜。白糖好甜。手心被口水和糖分浸得蒙糊糊的，终于手上的东西都吃掉了，心还急得"咚咚"跳。
我们也怕外公。他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头儿，吃烟吃得很凶，指甲都熏成黄褐色。我们到了外家，稍微皮闹一点，就要收到一声轻斥。平常他对我们却也不凶，只是冷淡，维持着祖辈的威严，外加稍着痕迹的一点嫌弃。每年夏天"双抢"，我们要挑一两天的时间，去给外家打稻。所有能抽出工夫的大人小孩都要下田，纤细的锯镰刀割断稻棵时发出松快的声音。做事的时候，阿姨和姨父们有意无意，总要在我们姐妹面前说几句取笑爸爸的话。我们装作不在意，笑着反驳几句，然后低头继续做事，唯恐显得偷懒，更让他们有讲的地方。外婆在灶屋烧饭，场基上铺着刚刚打下挑回来的青湿稻子，外公用木耙把它们翻成长长的微型山脉般的一行一行。到了傍晚，终于所有的稻都打完了，大人们站在稻草堆边，把稻草锁成一把一把，小孩子就拖着两把青稻草，一趟一趟在泥田和田埂间跋涉，把稻草晒到田埂上。
拖完稻草，我们回去洗澡，再到外家吃饭。夕阳颜色一点一点消散，渐渐寂静的青蓝洇上来，外公家一大一小两张桌子都抬出来了，摆在门口场基上。男人们在大桌上喝酒，小孩子在小桌上吃饭，女人们坐不下，除了喝酒的，都捧了碗站着，不时去搛一点菜。除了夏天菜园里的菜以外，这一天好吃的有红烧小公鸡和煎尖头鱼，都是香得不得了的菜。姨父们划拳，喝酒，三姨父和五姨父用一种促狭的语气激爸爸喝酒。他很爱喝酒，虽然酒量不坏，也禁不住这样的急酒，有时喝得醉了，便受人诟病。那些话因此使我难受，好像是受到欺负了一样。虽然我爱从堂屋里投出来的昏黄的光，外婆不声不响做着事情，表兄弟们在门口追打着玩，一切都显得热闹而欢喜的样子。
在小学，当老师们偶尔觉得自己有必要破除一下封建迷信或是乡村陋习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有可能会被作为反面教材提出来。但他们毕竟不好意思说我们不该被生下来，只是强调"不该重男轻女，男的女的都一样"。逢到和小孩子吵嘴，他们骂："你爸妈生五个女儿，还不就是重男轻女，想要个儿子！"这是比骂我们"黑人口"更难听的话了，我们必要极力反击："你爸妈才重男轻女！生你个现世宝儿子！"恨不得扑上去就打一架。到上初中，同学第一次听讲我家姐妹五个时，都免不了大吃一惊，有的就要加上一句："那你爸妈肯定是想要个儿子喽？"这时我们已经学会点头微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是的呀，不过生了我们，他们也很喜欢。"
那时乡下流行一出黄梅戏，叫作《五女拜寿》。讲一个员外家，生了五个女儿，员外偏心，最疼二女儿，二女婿却是坏人，最不孝顺。最不疼小女儿，最后小女儿反而是最孝顺最富贵的。我们村上的女人，跑到人家电视前去看唱戏，看完了戏，再遇到我们，就要有意当着我们父母的面撩拨，问我们以后长大了孝不孝顺，好像不说出"孝顺"两个字，电视上那个不孝子就是以后的我们一样。我们都很生气，长大以后孝不孝顺这么私密的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在外人面前讲呢？对这问题最痛恨的还是二姐，人家问她，她就没好气地回一句："那是唱戏，又不是唱我！"每当这时候，爸爸妈妈就要主动替我们解围，妈妈讲："我家女儿以后肯定个个孝顺，不用讲的。"然后她们就笑嘻嘻地恭维："还是生女儿好，女儿顾娘家。"但若要把她们的儿子换成女儿，自然还是不好的。
但这里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即是生了我们，爸爸妈妈的确很喜欢。虽是五个女儿，并且那么穷，他们却从未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嫌弃我们是女儿的话。甚至因为害怕我们受委屈，爸爸在"女儿"这件事上表现出比原有更甚的敏感。二年级时有一天，妈妈带我和妹妹到街上剪头发，因为头上老是生虱子，她就让剪头发的给我们剪了短发。晚上我们已经睡了，爸爸从外面喝多了酒回来，跑到床头酒气醺醺地要亲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剪了短发，把我们从被窝里都拉出来，一边拨着我们的头，一边对妈妈发火：
"你看你！把她们头毛剪成什么样子！短头毛！像什么话！像男的！老子石海根不缺儿子！"
骂得妈妈和我们都眼泪汪汪的。到第二天，他好像又浑然忘却了这件事，任由我们剪了好几年的短发。
当我们都长大成人，姐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回忆从前，我们都惊异于父母是怎样把我们带大的。妈妈轻描淡写："还能怎么带呢，在家里也带着，到田里也带着，大的带小的，拉拉扯扯长大的呗。"--这是实话，乡下小孩子多是这样相互扶携着长大，上学之外，割稻，打稻，放牛，放鸭，洗衣，煮饭，视年龄的大小和家里的分工而做。大人在田里做生活，大一点的小孩就在家里带着弟弟妹妹，滚的滚，爬的爬，抱的抱。再大一点，就和村里其他小孩到处乱跑，想尽一切能玩的东西，时常犯了些小禁，被大人拿着细竹丝子抽小腿。穿堂风一年一年从堂屋大门吹过去，坐在后门口剥豆子的小孩子，飞快地就自己长大起来了。
在我们家里，事情也是如此。当我和妹妹还不会走路，妈妈没有工夫的时候，在家里晃摇篮，抱着我们四处走的，就是姐姐们。等到会跑，就整天跟在爸妈和姐姐后面跑，看他们做事情。再大一点，从最简单的事学着做起，穿衣服，铺被子，扫地，吃饭时拿碗拿筷子，帮爸爸盛饭。下午姐姐出去放牛，我们常跟着她一起去。冬天镇日无事，我们找一面挡风的墙，一起晒太阳。姐姐拿一把篦子给我们篦头发，捉虱子。洗发水还没怎么传到乡下的时候，夏天我们洗头，都是拿半块妈妈洗衣裳的肥皂，到门口水塘边擦着洗。冬天天冷，屋子里阴风习习，我们很少洗头，细软的头毛贴在脑壳上黏结成块，弯弯曲曲的，梳也梳不通。这头发是虱子的温床。乡下小孩子六七岁前没生过头毛虱子的，怕是很少的了。太阳晒着我们，晒着晒着，头皮痒起来，我们伸手几下一耙，果然耙到一只虱子。我们把它按到板凳上，用拇指指盖抵碎。姐姐说："过来，我来给你逮虱子！"我们就拿一只小板凳，坐到姐姐跟前，任她把我们头发一寸一寸翻过来，仔细寻觅，一面把头发上结的瘪虱子蛋捋下来。父母房间里有一把年深日久的篦子，中间绘一株草花，是妈妈的陪嫁之物。我们跑去把篦子拿来，姐姐一点一点给我们篦头发。篦头发是极享受的事，篦子齿很密，十分解痒，这样篦头发的时候，我们都拿讨好的话来跟姐姐说，好让她能多篦一会儿。
有时货郎挑着他的玻璃担子来，担子里有几毛钱一支的虱子药。货郎舌灿若莲花，叫妈妈买他的虱子药。这药长得跟白粉笔很像，我们都疑心是假的。最后妈妈买了一支，把我们每个人头上都用粉笔画一遍，据说过一个晚上，头上的虱子就会死光掉。涂了虱子药的晚上，我们都很兴奋，害怕夜里虱子会受不了，趁我们睡着的时候偷偷爬出来，那明朝醒来，枕头上不是尸横遍野！这景象我们却一次也没见过，未免很使人失望了。第二天我们照例都要洗头，妈妈在锅灶上烧水，我们一个一个洗。洗好之后，就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小孩了。
春天我们一起去田埂上挑猪菜、掐蒿子，上山掐蕨菜、掐映山红。夏天和秋天，一起下田。下田是刮草、割稻、打稻，有的人家还会让小孩子下田栽秧，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栽秧。六岁那年，我和妹妹第一次下田打稻，个子还太小，够不到打稻机板，就抱一个稻铺子（割稻时几行几列稻割倒叠在一起，称为一个"稻铺子"。一般是七棵稻，割六排，叠为一个稻铺子），现宝一样递到父母手上给他们打。因为是第一次下田，爸爸怕我们不高兴做事，拼命夸奖我们，夸得我们兴兴颠颠的，在打稻机和稻铺子之间跑个不停。到第二年，就割稻打稻都要跟着下田了。
我们的打稻机是个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半米多深的长方形木桶，木桶高的一端装着铁滚轮，滚轮的木条上钉着许多倒"U"形铁环，一侧装着齿轮和铁轴，连向一条踏板。人站在打稻机前，用力踩动踏板，滚轮就会飞快转动起来，把稻穗伸进去，上面的稻谷就被铁环纷纷打下来，落在稻桶里。滚轮左右和前方、上方架着几块木板，防止稻粒打下来时四处飞溅。上方的木板是一块平整的长条，正对着打稻的人，抱稻铺子的就把整抱的稻禾抱过来，放在木板上，好让打稻的人源源不断取下来，伸到齿轮上打。
抱稻铺子通常是妇孺的事。去打稻的早上，我们穿着长袖衣裤，把袖子扣子扣得紧紧的，头上搭一条揉湿的手巾，再压上草帽。爸爸和妈妈一起，一前一后，把沉重的打稻机先抬到田里。我们分别拎着几块打稻机板、一只盛一点香油的油瓶、一只大茶壶、一只碗、一瓶开水，跟着走到田里。太阳还红红的，空气里雾气未及散尽。这块田的稻棵都已经割倒了，卧在田里，显得洁净而整齐。我们捡一根稻草梗子，把油瓶里的香油蘸一点到打稻机布满黑油、灰尘和稻芒的齿轮上，用力踩下带动齿轮的踏板。滚轮缓缓转动起来，很快发出"呜呜"的鸣声，变得飞快，开始打稻了。打过的稻草就扔在打稻机旁，我们把茶壶和碗藏在草堆里，以免它被迅速毒辣起来的太阳晒得滚烫。
很快打了大半桶稻，爸爸要去翻稻桶，把积在滚轮下的稻扒出来一些，扯出不小心卷进去的稻草，再用畚箕扒两稻箩稻出来挑回去。到了家门前的场基上，他要把这一担稻耙开来晒。爸爸挑稻回去的时候，我们有时要歇一会儿，靠在稻草堆上喝水。打过的稻草一会儿就堆得很高了，热烘烘地发出浓郁的青气。遍地的蝗虫，振着青绿翅膀，几只小蜘蛛匆匆忙忙从我们裤腿上旅行过去。我们去旁边的塘里洗脸，把已经晒干的手巾重搓一遍，然后把稻桶往前拖一大截，不然抱稻铺子的时候，要走的路会越来越远。
虽然刚刚清出一担稻，稻桶还是十分沉重，我们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它推动起来。妈妈和姐姐在前面，一人抓一只稻桶耳朵，喊："小的们，加油啊！"我们几个小的就在后面使劲推起来。打稻机迟滞了一下，随即压在稻茬上，"哗哗"滑动起来，在田里划出明亮的两道土痕。才刚刚打稻的时候，我们很有劲，一边推一边笑喊："同志们，冲啊--"奔跑着把打稻机向前推去。到了下午，人已经萎靡，只能强振下精神，默默埋头使力。打稻机在一种疲倦而颓丧的沉默中缓缓前进，妈妈也感到很抱歉，一边走一边给我们安慰："把这趟推过去我们就歇一下子。"停罢机子，放眼田畈，遥处四边都在打稻，而如我们这样一田都是女流的，绝无仅有。有儿子的人家，儿子过了十五六岁，就可以和爸爸一起挑一小担稻回家，拖稻桶这种小事，更是不在话下了。
田也有它的好坏。遇到干田还好，若是一块湿田，人在湿泥间踉踉跄跄，裤腿、袖子和腰间被浸得浊水淋漓，如不丧气是很难的。暑天极热，人晒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变得麻木，失去继续感知热的能力。因此打稻最苦的不是要在大太阳下奔波，而是抱稻铺子时，手腕很快会被稻叶和稻梗割出密密一片红丝。虽是穿了长袖，系了扣子，做衣服时为了挽袖子而留下的那一条缝，总能把手腕露出来。汗液渗入磨破的皮肤，愈发痛起来。站在打稻机上打稻看似要轻松一些，但稻子被齿轮刮下来时，四处飞溅，常要迸到人脸上或眼睛上，使人睁不开眼。透明的稻芒裹合汗水，沾在脸上，刺得人眼疼。我常常见到妈妈一边踩着打稻机打稻，一边腾出一只手来，撩起头上毛巾一角去擦眼睛。
我们的规矩，一块田要在一天里打完。田都有自己的名字，一亩一、一亩二、二亩五，即是它的大小。每一块田在哪里，是干田还是湿田，都烂熟于心。我们一天大约能打二亩几分田。有时上午打完一块田，下午就去割稻，割完第二天接着打。家里最大的田是二亩五，加上旁边的一亩一，合三亩六。每年我们都最怕打这块大田，父母也总把它们留作"双抢"的最后一块田，打完这一块，我们就不用再下田了。打三亩六的那天，我们天蒙蒙亮就起来下田打稻，太阳升上来以后，回家吃早饭，再接着去田里。一直到晚上天黑透了，所有的稻铺子才终于都打完了。拖着沉滞的两条腿慢慢往回走，爸爸还在清理稻桶里最后几担稻，夜里他要到田里来打水，第二天清早要犁田。妈妈回去烧饭，即便这么累，这一天她也要烧些好吃的来犒劳我们。杀一只鸭子红烧给我们吃，或是去小店里买一只鸡骨，加青豆子红烧。这两样菜都有许多的油，可以泡汤，狠狠吃三碗饭。
(本文选自沈书枝《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
本书是豆瓣人气作者沈书枝历时三年倾情撰写的长篇散文力作，是一本完全关于童年与家乡的人事之书。
即使在乡下，像沈书枝家这样姊妹五个的，也实在很少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姐妹间相互的照顾与情感的羁绊，是作者童年及少年时期最宝贵的礼物。沈书枝以一贯细密工整的文字、冲淡平和的语调讲述着姐妹五人之间的情感和各自的人生故事，温柔地注视记忆中的自己与他人，朴素诚实地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看似琐碎的讲述中，能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平淡日子的冷暖，体味生活的质感。
在一页页翻开记忆中或心酸或温情的故事之时，沈书枝更用一支干净而克制的笔，记录下一代人的成长，真实而客观地映射出乡村生活及其变化，将新一代农村人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新奇和因不适带来的痛楚，平实而温润地呈现出来。书中谈到计划生育、外出打工求学等情节，皆真实而且触动人心。
阅读书枝的文字，我们会时而心有戚戚，时而鼻中酸涩，像乡间溪流，可以润泽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碾压之下枯涸的内心。
【作者简介】
沈书枝，1984年生，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热爱自然与文史，作品散见于《南方都市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已出版散文集《八九十枝花》。2014年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2015年作品《姐姐》获豆瓣阅读第二届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责编：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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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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