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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伴随我的人生路 陈一飞
陈一飞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赣州联中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随父亲回到上海，一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且加入了地下党。解放以后，他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驻非洲记者，为中非友谊作出了贡献。他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稿件。他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姚国祥）
歌声伴随我的人生路
&& 我天生就没有一副洪亮的歌喉，后天也没有受过声乐专业训练，但我十分喜爱唱歌，歌声伴随着我的人生路。唱歌是感情的抒发，每一首歌，特别是在老歌会唤起我一段回忆，翻开我一页历史。今天，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从孩童起唱过的歌已数不清了。我尝试将唱过的部分老歌在我心中“激活”来安抚我的心灵，激奋我的精神，快快活活的走尽人生之路。
&& 2010年4月，我们兄弟姐妹七个老人和亲属46个从四面八方汇聚上海，纪念父亲陈鹤琴诞辰118周年，重温他的精神，感受他的慈爱，缅怀他一生为儿童、为教育的纯洁品德和献身精神。座谈会后我们一齐来到宋庆龄陵园，这里苍松翠柏、芳草萋萋，父亲的汉白玉雕像就佇立在园内的名人墓区。我们在墓前致哀、献花、合影，最后一起用中文或英文唱了一首《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念？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友谊万岁，朋友，友谊万岁。举杯畅饮，同声歌颂友谊地久天长。”这首苏格兰民歌是父亲早年亲自教我们唱的，如今仍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亲爱的父亲，你不仅是我们的慈父，也是我们的良师和益友。
&& 回忆我童年时，每天晚饭后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时光，母亲或大姐弹钢琴，父亲弹曼陀林，大家一起唱歌。唱得最多的是“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一百零一首优秀歌曲》)的民歌。歌本是父亲在1919年留学美国回国时带来的，也是他的最爱。有一首歌我们特别爱唱就是“Home Sweet Home”(《可爱的家》)：“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兄弟姐妹很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啊，我不能离开你，一切恩惠比天长。”还有很多歌是：“My Bonnie”(《我的小天使》)、“Old Folks at Home”(《思乡》)、“Long Long Ago”“In the Gloaming”等。父亲十分同情早年美国黑人的苦难处境和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也教我们唱不少黑人传统歌曲。我特别记住那首“Old Black Joe”(《老黑奴》)：“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的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乐园。我听见他们低声呼唤老黑奴。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低声呼唤老黑奴。”又如“Massa’s in the Cold , Cold Ground”(《玛莎睡在冷窟中》)：“草地四周发出一种黑人悲伤的声。亲爱的老玛莎睡在冰冷地窟中；……听那悲哀声……”。还有“Swing Low , Sweet Charior”(《可爱的家乡》、“Oh, Susanna”(《哦，苏珊娜》)。小时候唱的英文圣诞歌也不少，像“Silent Night”(《平安夜》)、“Gingle bells”(《铃儿响叮铛》)。
父亲还教我们唱许多有意义的儿童歌曲，像《劳动歌》：“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子给人住。哼哼呵呵! ……工作几点钟，休息几点钟，教育几点钟，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还有的《卖布谣》：“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是谁买布？前村财主。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父亲特别喜欢教我们唱陶行知作词的歌如《锄头舞歌》：“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依呀嗨!呀嗬嗨!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呀嗬嗨，依呀嗨。……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陶伯伯是父亲的挚友，记得1979年父亲88岁时去谒陶墓，还领唱了这首歌呢!有一首陶先生的《自立歌》对我人生都有影响。“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我六岁进入上海工部局新闸路小学后，唱的歌就更多了，我参加了合唱团。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的校歌：“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学的是什么？喂，我们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啊!我的学校，我时时刻刻都爱你，啊!你的教训，我句句都记在心理。”此校歌是我父亲亲自作词，音乐家胡周叔安作曲。父亲曾先后创办了六所工部局小学。校歌是对我的启蒙教育，教我从小怎样做人，要爱国爱人爱学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歌曲之风吹遍上海，大哥大姐投入爱国学生运动，把许多爱国歌曲引入家中，弟、妹和家中亲戚的孩子们出口就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夜半歌声》、《垦春泥》等。《救国军歌》：“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后改“铁锤”)刀枪，走出工厂农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向!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 ……。在学校，我学了许多歌，其中有《满江红》、《秋瑾女侠》、《毕业歌》、《教我如何不想他》。记得五年级时我们还唱了《中国不会亡》这支歌，前往四行仓库去慰问谢亚元团长率领的抗日爱国壮士呢!
哥哥姐姐还教我们唱了好些苏联歌曲，如《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太阳》、《光明赞》、《囚徒歌》、《伏尔加船夫曲》等。
在上海成为孤岛时期，我父亲因从事抗日活动，敌伪要暗杀他，遂于1940年赴江西，在泰和文江大岭山上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师(1943年改为国立并设幼专)。1941年底母亲带着三姐、我和弟、妹去了江西幼师，见到父亲率领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山松林中建立了美丽的校区。校园里不时回荡着幼师的琴声和校歌声：“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松林中响的是波涛来去，山谷间流的是泉水清漪。放鹤亭、鸣琴馆是我们的新伴侣。更有那古塔斜阳、武山晚翠。陶冶我们的真性灵，培养我们的热情绪。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幼师、幼师、前进的幼师!做中教，做中学，随作随习。活教材，活学生，活的教师。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还要有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教导我们的小天使。幼师，幼师，前进的幼师!”这首校歌也是幼师附小的校歌，由我父亲作词，音乐家程懋筠谱曲，它鼓舞大家为实验“活教育”，开创新教育而奋斗。“嘿!嘿!我们的幼师真好!……美丽的幼师，改造环境，前进的幼师，大放光明。嘿!嘿!我们的幼师真好! ……幼师!好! ……幼师，幼师!好!好!好!”这是我们师生在文体比赛、联欢、劳动时所唱的劳动号子。六年级时我还参加了幼师的大合唱《保卫黄河》和《旗正飘飘》。
我十三岁考入江西省立二中，在学校我最喜欢的两门功课是英语和音乐。英语是从头学起，而上海从三年级起就学了，至于音乐，老师教得非常好，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我学的第一首歌是《天伦歌》：“人皆有父，繄我独无？人皆有母、繄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肝肠，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那时我对歌词虽不甚了了，但懂得人与人要同情，要互助，要博爱。后来又学了一首《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常在我心头翻搅。只因为国耻未雪，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洒出你的热血，去除强暴!”歌声激荡着我们从沧陷区来的青年人的心灵，呼唤着我们报仇雪恨的激情。我也爱唱抒情歌曲如《花非花》、《离情别意》、《送别》、《行船乐》(英国)等。有意义的是在二中，我学了一首《中华颂》，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唱起此歌，我大哥一鸣听到十分惊讶，他曾去过解放区，说此歌不就是《延安颂》吗？果真，二中的进步音乐老师巧妙地把歌中的“延安”改成了“中华”，传播革命思想。
1944年夏、东南战场吃紧，日寇进迫泰和，我家随幼师迁往赣州。赣州是蒋经国主管的赣南行政专区所在地，也是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我和一心弟进入父亲好友顾惠人办的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这里有许多从沦陷区来的流亡同学。在联中一位姓沈的音乐老师(可惜忘了他的名字)指导下我们唱了不少抗战歌曲和一些英文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有联中同学参加剧宣七队演出的歌剧《军民进行曲》。我充当剧中群众演的一名小孩，熟唱了此剧的主题歌：“抗战到底要军民合作在一起，抗战胜利要军民合作来争取。军民是一家，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好子弟，在抗战中我们更亲密，生生死死都是为了保卫自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合作在一起，进行反攻啊，恢复一切失地!”我们初三班也有几位女同学在剧中扮演日本女子跳舞。韩梅君是其中之一，她是一名浙江流亡学生，在教会帮助下来联中的，在演出中我们进一步熟悉，增进了感情，后来一直保持联系，9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十分不幸，1982年她53岁时患癌症病逝。
1945年初，日寇打通粤汉路向赣南侵犯，蒋经国专员扬言“要誓死保卫赣州”，但事隔不久，却下令军民全部撤退，解散学校，并宣告要炸毁赣江大桥。自己却逃之夭夭。百姓咬牙切齿，痛骂国民党不抵抗，只得四处逃难。联中师生在顾校长率领下徒步逃往寻邬；幼师师生和家属200多人由我父亲带领向宁都方向逃去，一路上顶风冒雪，备尝艰辛，除夕前一天，步行抵达宁都，经父亲四处求借钱粮，师生才算吃了一顿年夜饭。入夜，一位女同学伤心地唱起了《松花江上》，众人相随，当唱到“流浪!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许多人都流泪了，有的痛哭失声。第二天团拜，父亲向师生们讲话，要大家保持“相依为命，同舟共济”的精神，克服困难，为幼教事业继续奋斗。大家唱起了幼师校歌。
逃难至广昌县甘竹乡落脚。广昌曾经是红军革命根据地，幼师师生自己动手，唱着《锄头舞歌》和劳动号子重建校园，恢复教学，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父亲在这里又办起幼儿园、小学、还接管了一所停办的章江中学，我和一心就读于此。我们常与幼师同学一起开展文体活动，唱过许多歌，像《游击队歌》、《黄河谣》、《长城谣》等。记得一次全体师生在五棵松坡地的一片草坪上由程懋筠老师指挥大家唱他自编的歌曲《甘竹谣》：“山青青，水泱泱，甘竹山水清，甘竹山水长；中华儿女来四方，研究、实验聚一堂。聚一堂，喜洋洋，学成之后再还乡啊，再还乡…”章江中学有一位教语文的姜老师(名字已忘)与我很亲近，常给我讲当年红军在广昌的历史，我们还去看了红军留下的遗迹，土墙上写着“苏维埃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痕迹。他知道我爱唱歌，就教我唱《国际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首雄壮的歌，初步懂得世界上饥寒交迫的受苦人，要团结起来为真理而斗争的道理，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这个斗争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消息传来，全校沸腾，师生和老乡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八年抗战胜利。9月，父亲去上海准备迁校和筹办新校。11月，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也回到了上海(三姐前已去了重庆)。
那时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上海，我和朋友们一起学了好多首美国民歌，为“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Clementime”(《克莱门蒂娜》)、“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等；还看了一些美国影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翠堤春晓》，它的主题歌之一《当我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ng”)至今没有忘记。
1946年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和反动面目很快显露，学生运动兴起，我和一心由大哥引导进入进步的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1月，我的老同学范思廉(麦伦地下党员)带我和一心去玉佛寺参加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于再等昆明四烈士的公祭大会。万余名学生和许多民主人士参加，只见正殿正中挂着于再烈士遗像，两旁是“死重于泰山”和“为民先驱”的挽联，殿内外挂满了各校及名人的挽联。祭礼开始，会场上唱起《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歌声震憾着我的心……从此我学会了这只悲壮的战歌，激励我投入爱国学生运动的行列。
1946年国民党破坏和谈，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人士代表去南京请愿，接着举行了反内战大游行。游行由上海学联负责人陈震中、张毓芬领队，我和侯忠洛等担任纠察队员。一路上学生张贴标语，并高呼口号，高唱：“反对内战，反对内战，要和平，要和平，……。”这一年的6月26日地下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约一周后正值建党25周年，我第一次参加组织生活，我们党小组还有李维嵩(我的入党介绍人，党小组长)、朱宗正、范思廉。我们激奋地唱起了《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从此，我把一切乃至生命交给了党，决心革命到底。
1946年底，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在上海广大学生中引起强烈愤怒，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1947年元旦，一万多大中学生举行抗暴大游行，一首《赶不走美军心不甘》的歌就传遍开来。“嗨呵嗨！???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哪呵嗨！”我加入游行队伍，唱哑了嗓子。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血腥镇压学生的“五?二〇”惨案后，上海学生掀起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我们麦伦同学也投入这次斗争，举行罢课、上街宣传。接着国民党当局宣布“四项紧急措施”，出动军警、大肆捕人，同学奋起进行控诉、宣传，这期间我们唱了《五月的鲜花》、《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等歌曲，有一只广为传唱的战歌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此歌的曲调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反对黑奴制的歌曲《约翰?布朗的身躯》，在抗战时期学生运动中由我大哥一鸣填词而成，此歌特别在“五?二〇”事件后，成为鼓舞群众斗争的精神力量。
一次，我带领“麦苗”团契中的六、七个小同学，准备好宣传画，排练了话报剧《茶馆小调》，上街宣传。朱培初、费瑾等演客人，我化装老板，向路边群众唱起这支歌：“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呀，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 ：‘诸位先生生意尽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把哪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麦伦中学有办民众夜校的传统，是我们联系周边工人群众、宣传群众的一个阵地。1947年学生自治会办的民校有高三班同学何福源当校长，张沪和我分别教语文和音乐。记得我曾教过不少歌，其中有一首俄罗斯民歌《工人之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
1947年夏，我在学校任青年会主席时，党组织决定调我去做教会中学工作。我们的党小组成员先后有杨之骏、我、陈仲信和邓辛，由李寿祺、詹世亮领导。我们通过上海青年会的条件开展教会男中工作，这些学校包括圣约翰大学附中、圣芳济中学、沪江大学附中，清心中学、惠中中学和麦伦中学，我们多以各种生动活泼、群众爱好的文体活动方式来团结中间、落后同学，引导他们走上进步道路。那时我曾教大家唱了好些民歌，像《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大阪城的姑娘》等。我们在岭南中学举办夏令营时，我曾指挥大家唱《山那边呀好地方》：“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啊满池塘，织青布作衣裳，年年不怕闹饥荒。山那边呀好地方，人民生活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当牛羊。老百姓呀把家当，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唱完了这首歌，有同学问：“这是啥地方？” “这就是解放区嘛！”有人大胆地回答。有一次，沪江附中的六、七位同学来我家唱歌，我教他们唱《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唱歌嘹亮，兴致勃勃，唱了两个多小时才散去。
“年轻的朋友赶快来，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千万个青年一条心，唱出一个春天来。西边的太阳下山啦，东边月亮爬上来，从黑夜直到天明快乐歌声唱不完。”这首《唱出一个春天来》的歌还可以配合舞蹈。记得我们党小组的陈仲信为准备教同学跳这个舞，在四川路男青年会二楼的立镜前勤奋苦练了好几天。今天回想此情景，我心中无限伤感，因为陈仲信在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之日，在执行人民保安队任务时，不幸遭国民党残敌枪击而牺牲了。
1947年10月，我因上了国民党捕人黑名单，组织上决定我立即去外地隐蔽。我遂去了南京，找到在中央大学读书的三姐秀云，已是我地下党员了。经她介绍我躲到她同学连登庸家中，后转到父亲早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并借读于金陵大学附中，1948年12月返沪。此期间我常去中大同学的合唱团，学了不少民歌，如《绣荷包》、《兰花花》、《掀起你的盖头来》等。
我爱唱的歌中有支男生独唱歌曲：《老天爷》：“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你享尽荣华，吃素念经你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这是赵主任谱曲的一首明末民谣。此歌是我在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的一个晚会上听到后学会的。是日上午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包围同济，大肆镇压、逮捕学生，各校同学前往声援。傍晚，麦伦同学20多人由一心（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我带领冲出校门冒雨前往同济参加晚会，在这个“血债晚会”上有一位男同学高唱《老天爷》，愤怒控诉国民党“不会做天”，末日即将来临。
1948年的“红五月”，上海各校掀起反美扶日的高潮。6月5日各校学生前往外滩集合准备举行大游行，麦伦有40多名同学参加。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马队将学生队伍分割成小块，强行驱散，并大肆捕人。我们向警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高呼反美扶日口号，同时向路边群众宣传。我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这一次麦伦有8位同学被捕，后经麦伦进步校长沈体兰保释出狱。之后，同学们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吓倒，相反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唱起《跌倒算什么》的战歌：“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1948年秋，党组织指派应届高中毕业的一些党员考私立大学，补充在反美扶日中受损的地下党力量，我考入光华大学生物系，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正值解放战场三大战役节节胜利，蒋管区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镇压学生，我们的工作则要更加隐蔽、灵活，深入做群众工作，积累力量，迎接解放。我入学后，地下党着重做团结同学工作，组织多种社团，与反动学生争夺各系学生会的领导权，开展多种生活性的文娱活动。记得这时期我们唱的歌有《垦春泥》：“日出东来又到西哟，军民会作垦春泥哟；种出棉花白满畦哟，种出杨柳好遮阴哪，种出谷子好防饥；种出自由无价宝呀，不分高来不分低，不愁吃来不愁衣。哪怕敌人波浪涌呀，我们结成一条铁长堤，欢欢喜喜不分离。”还有《青春曲》：“太阳下山明早你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这两支歌都可配合舞蹈，尤受同学们的喜爱。解放前夕，学校反动分子曾猖獗一时，我教我们理学院的“解放社”（地下党外围组织）同学唱过《春之歌》：“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渡过冬天，就是春天。不要为那荒芜而失望，不要为那枯寂哀伤?????，先在冬天唱起春之歌来，看啊楚天就在眼前”；还有《同志们向自由向太阳》：“兄弟们向自由向太阳，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激励大家做好“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等，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我们的队伍来了》，学校里响起了欢迎解放军的歌声。光华师生热烈欢庆上海人民翻身，我们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加入光华队伍一起汇入全市人民庆祝解放大游行的行列，我们高唱很多新歌：《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打得好》、《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记得光华刚复课时，全校600多同学在大礼堂集会，我指挥大家唱《解放区的天》，一遍又一遍，齐唱再轮唱，热情高涨。为了筹募助学金，我们演出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我扮演王贵。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反对银元投机、反国民党“二六”轰炸，同学们上街宣传、唱歌、演话报剧。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把那反动派消灭干净?????…………”这支《中国人民解放据军歌》，在号召同学们参军的时刻传遍校园，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结果光华大学有65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45人参加南下服务团，接着又有150名同学参加华东革命大学，不少人参加华东军政大学或支援各项新中国建设事业。
抗美援朝浪潮席卷全国，牵动着同学们的心，大家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学校又一次出现参加军干校的热潮，最后上级批准了约20名同学入伍。送行时，大家唱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许多同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 1951年，大专学校院系调整，光华与大夏两私校为主合并成华东师大，那时我是光华党支部书记、生物系三年级学生，在完成了合并任务后被北四川路区党委抽调进市委党校学习。在紧张学习的同时，我学了许多革命歌曲，其中对我最有影响的是《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鐫刻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荣。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此歌由陈毅同志作词，他是首任上海市长，在领导军民解放、保卫、改造、建设上海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曾听过他向革大同学做的4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国革命与知识青年”；1964年至1965年他两度访问阿富汗，我作为新华社驻阿记者作过新闻报道，并和使馆同志一道与他合过影；文革中，我在外交部看到“造反派”对他“炮轰”、“打倒”而他却坚志不屈；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时，他是反对“四人帮”的一位干将。我永远怀念他，要学习他“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种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1952年，我从党校毕业后，即到北四川路区委宣传部工作。我曾跟随区委书记马进下工厂搞民主改革，再一次在各厂联合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我指挥大家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们昂首高歌，激情满怀，这一情景深深感动、教育了我。区委同志推我与姚莲英负责机关俱乐部，我们教大家唱了许多苏联歌曲，为《伏尔加船夫曲》、《喀秋莎》、《夜莺曲》、《红莓花儿》、《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贝加尔湖》、《朋友》等。
1953年底，根据中央关于技术干部归队的决定，我被调入复旦大学当生物系助教，先后任党支书、专职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助理，工作压力很重，无暇顾及唱歌，不过在职务教研组时，还是与同事好歌手姜汉侨一起唱了一些民歌，记得有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太阳出来喜洋洋》、《新疆好》等。尤其是我们带学生去黄山做植被样方期间唱的更欢。1954年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肃反、反右、大跃进、搞大炼铜铁、打麻雀、搞学科放卫星，打乱了学校正常教研秩序，搞乱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哪里还有情绪唱歌呢？1957年12月，我被推为列席代表，出席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会上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之后吹来“破暮气”之风，取消了一切舞会，群众性歌咏活动也沉寂下来了。
1958年大跃进后期，我被调到北京新华总社与百余名外调干部一起入外语训练班，准备当驻外记者。学员们开联欢会，我曾唱过“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等英文歌。学习期间，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号召大家揭发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以便他收集材料，在会上发言，我们这些从基层来的老实人都讲了真情实话。谁知不几天，庐山政治风向大变，转入“反右倾”，我们班上不到十名调干中竟抓出2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名“严重右倾”者，我属后者。国家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分配到国际部当编辑，社会工作是工会主席，忙于学新闻、组织劳动、打野菜、分粮票等，这时还有什么好歌可唱呢？
1964年夏，我赴阿富汗任长驻记者，这期间忙于报道和重建分社，没有精力来享受唱歌的情趣，不过我学会了一只《红星歌》：“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红星传万代。”那时使馆举行了十多场电影招待会放映此片，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尤其是童声。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内通知驻外使领馆人员轮流回国参加文革学习，1976年2月，我回国途径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换机，在机上遇到从各地回国的外交官等，都互不交谈，神情紧张。那他们在干什么呢？差不多个个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有的在学唱语录歌，因早有消息传来说回国人员不会背语录、唱红歌就要挨批斗。果然，我们一到北京机场，外交部的“红卫兵”就点名叫大使、参赞排好队，每人背一段语录后才放行，并责令他们次日到外交部接受审问、批判。之后所有归国人员按国别集中由“造反派”战斗队领导搞运动，矛头对着大使和参赞，我们中层干部靠边站。“造反派”令我们念语录、唱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我参加了几次对外交部领导和大使的批斗大会。一次见到驻巴大使章文晋戴高子挂牌示众批斗的惨状，心里十分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唱不出歌来的。不久，新华社驻外人员都回社搞运动，“造反派”都是分社的年轻人，首席记者都成了要审查、批判的“当权派”，我则随大流，逐渐也积极参加运动，在极左思潮下我曾对某些领导干部进行过不恰当的批判，至今仍深感愧疚。驻外人员开会时，造反派总让我指挥唱歌。我喜欢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你唱，啊！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对着红太阳，我们敬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我感到此歌不仅表达了对毛主席的崇敬，也谱出了悠美的曲调与旋律。
我心中最反感的就是1969年4月歌颂党的九大的那首歌，歌词已忘，但曲调依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它鼓吹文革还要搞下去。国家还要乱下去。此刻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我莫名其妙地被当作「特嫌」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专案组没完没了的审查、审讯，乃至逼供，虽然我没有完全被隔离，未受皮肉之苦，但却给我精神上带来极大的创伤。我被剥夺了一切原本应有的与会、听报告、看文件和与人自由往来的权利。在劳动中，我暗自唱歌自慰：“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贝加尔湖》）有时哼一首老歌《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现实是“非花非雾”，前途扑朔迷离，文革何时结束？自己何时解脱？晚间我回家时，常溜到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前倾吐自己的心声，低声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其实，毛主席对我的话是听不见的，也听不进去的，专案组对我的审讯却更加厉害了。回想起来这是我对他老人家过于迷信，对当时的形势是不理解的。三年多后我被“解放”，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直到1978年，我才得知对我的审查主要是妄称我在1948年11月与光华地下党其他支委一同被特务拘捕，刑审后自首叛变，并加入了特务情报网；1975年在江西赣州联中时参加“受蒋经国控制的托派组织”，到上海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再是怀疑我在1947年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后被捕。经查，后一个问题被否定，前两个问题则都是运动中别人的假供。不过我还是个幸运儿，文革中新华社就整死了不少人。据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的运动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这是建国后的一大悲剧，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1973年底，我去索马里重建新华分社。记得在使馆春节联欢会上，我唱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党的光辉照我心。”作为官方通讯社的记者必须“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去支持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
1976我接到总社急电，让我转赴博茨瓦纳，在这个与我新建交的南部非洲国家建立分社。之后，一呆就是五年。期间，我走访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忙于繁重的报道任务，顾不上唱歌了。不久，有一回南非黑人流亡学生来分社作客，他们唱了索韦托学生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战歌；我就回唱了美国黑人歌曲《老黑奴》，唱罢，我对他们说，美国黑人的情况与非洲黑人的很不相同，但都是“Blacks”，都源于一个祖先，都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在非洲我唱的歌虽很少，却听过很多非洲的歌。一次我去莫桑比克访问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会议，会后出席了由非洲各国歌舞团表演的招待会。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歌舞，反映了非洲人的豪放与性格，深深吸引了我。博茨瓦纳人民朴实、善良，爱好和平，多信奉基督教，他们的歌深受宗教影响但又有非洲特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多半分两部重唱，其国歌是一首动听的赞歌，歌词是“用你强大的手，上帝，保佑这块光荣地，使得我们祖先的遗产，永保和平无忧虑。快醒吧，啊，男子汉，所有的妇女也都一同站起，为了幸福的国土，一同工作齐努力。”我会永远记住这首歌，它蕴蓄着我对非洲人民的感情。
在非洲度过漫长的岁月后，我回总社主持国际部东方组的工作，我去访问了巴基斯坦，听了那里顶级的音乐会，但我对巴音乐家的单调而冗长的弹唱毫不感兴趣，这不是不尊重他国的艺术而可能是彼此民族音乐的风格与情调不同吧！1984年5月，胡耀邦总书记出访朝鲜，我率新闻报道组随团前往。我有机会去平壤万寿台国家剧院观看了朝鲜艺术团演出的著名歌剧《卖花姑娘》，此剧主题歌我已会唱，而这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实属难得。回国前，我请驻朝分社记者给录制了一盘朝鲜民歌的录音带。我很喜欢朝鲜歌曲，它能感动人、激励人，给人以心灵上的满足。这次随团出访，我有幸与总书记直接接触，他心直口快，温和敦厚，与记者们亲切交谈，还在专列上与我们合影留念。敬爱的耀邦同志，你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为解放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你面对重重阻力，毫不畏惧，为运动中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伱采取行动，切实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你是一位深得民心的总书记。
1984年，我和地下党老同学、新婚妻子李毅一同去非洲津巴布韦新华分社工作。在那里两年间，我们除了听西方古典轻音乐外，没有再唱什么歌。有一点让我感兴趣的是：经过比较，津巴布韦国歌的歌调竟然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两国国歌的曲调完全相同，只不过歌词不同，经查，三国的国歌都沿用了广泛流传于东南非班图族人中间的《上帝保佑非洲》一歌的曲调，各自填词而成。赞比亚国歌的歌词是：“来，自豪地歌唱赞比亚，勤劳人民联合成一家，为权利而斗争获得胜利，万岁，赞比亚，统一、自由、强大。（以下分四部合唱）上帝保佑伟大的国家，自由人民屹立在国旗下。万岁赞比亚，统一、自由、强大。”我很欣赏它们的国歌，旋律和谐动听，词句庄重、简明，反映了非洲人民珍惜独立、祈求统一与和平的心愿。
1984年，我56岁时，调离新华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不久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于1992年春离休。这期间我全力投入研究行政和党务工作，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又碰上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接着搞“反思”、整党等，哪有时间、经历和兴致唱歌呢？63岁那年我离休了，我好像恢复了青春。这要归功于《夕阳红》那首歌：“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这歌助我克服“失落感”，催我继续发挥光和热，为他人和社会献爱心。在离休后的第一个会所新年联欢会上，我唱了这首动情的歌，在往后八年的所联欢会上，我都要唱一首我爱的歌。
记得一次我唱了《百年恩来》电视剧中的《你是这样的人》：“把所有的心装进你的心里，在你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就是这样的人；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伤感藏在你身上，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人们在心里呼唤，你是这样的人。”敬爱的周总理，在我从事涉外工作的年代里，深深感受到你伟大的人格、风范和精神，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又有一次我唱了《人间处处是真情》。这首《潘汉年》电视剧中的主题歌的歌词是：“若问你是何许人，多姿多彩多风尘，出入虎穴千百遍，多少英雄尽无名。人说你和泰山一般重；人说你比鸿毛还要轻。苍茫大地可作证，人间处处重真情??????。”潘汉年是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上海解放后任第一任副市长，1951年我在党校聆听过他的生动报告。1955年他被诬为“内奸”、“特务”、“反革命”被捕入狱，过了22年的囚徒生活，1977年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才平凡昭雪。这是新中国第一起震惊全国的大冤案。潘汉年是忠诚的革命战士，是我地下党员的楷模。众所周知，解放后地下党受冤屈的何止于此。就上海而言，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夺权，全盘否定上海地下党，他们诬陷上海地下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他们对原上海地下党建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立案审查的达3600多人，株连到在中央部门和外地工作的党员干部。（见1979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雄壮的歌声响彻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首都6000多名老红军、老将军、老战士、老干部于1995年8月5日晚，在这里引吭高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这次以《历史的回声》为主题的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共分14个方阵，我参加了中社科院干部组成的第6方阵。我们唱了《边区五唱》，同时齐唱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咱们中国军民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这首歌我在小时候就会唱了，今日重唱，真有勿忘历史、扬眉吐气、振奋人心之感。
离休后，我和李毅有两年多时间参加了中社科院老教授合唱团，和歌友们一起享受了唱歌的乐趣。我们学唱了许多新歌，如《鼓浪屿之波》、《我的中国心》、《故乡是北京》、《在那空荡荡的田野上》、《大海啊，故乡》、《手挽手，迎接新世纪》。还有一首我最喜欢的《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此歌四部合唱尤为好听，主题鲜明，歌词简洁，激奋人心。
老同志们的相聚，是我离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有一年，我们8位曾在上海一起战斗过的地下党老同志，来到京郊密云老年公寓过中秋节。明月当空，我们在草坪上开联欢会，我特地编印了一本《我爱老歌》，人手一册，每人唱一曲，最后大家同唱了苏联老歌《我们举杯》：“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在一起，我们要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唱起了愉快的歌。同志们来吧，让我们举杯，唱一曲饮酒的歌，为自由（第二遍为“强大”）的祖国，我们来干一杯，干一杯，再干一杯。”
2007年10月23日，我在协和医院做了第二次癌症手术（胰腺多发转移癌手术，第一次是1999年的右肾癌切除术）。74岁的钟守先专家为我做了这个难度极大的手术，我非常感激他救了我一命，也感谢医生、护士和亲友们对我的关爱。术后第四天，我身上还插了12根管子，见姚莲英和杨静芳前来探视，就提议一起来唱一首50年代初我们在区委唱过的老歌《朋友》（苏联电影《明朗的夏天》插曲）：“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风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了遥远的地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嘿！我们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那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年轻时的深厚友谊是多么珍贵啊！
最令我感动的是纪念南京鼓楼幼儿园创建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四代人大合唱。鼓幼退休老师、年轻老师、小朋友和我们七兄弟姐妹，满怀激情地在乐队伴奏下欢唱《同一首歌》：“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了今天这欢聚的时刻，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世界的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南京鼓楼幼儿园是我父亲——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于1923年在自己家中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幼教实验中心，如今已成为闻名国内外的一所示范幼儿园。那天，我们七个耄耋老人有此难得机会，回到老家与师生齐唱《同一首歌》，同庆鼓幼生日，共祝鼓幼业绩发扬光大。在欢乐歌声中我流下了热泪?????。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人到晚年爱忆旧，重情谊，惜光阴。重唱伴随人生的歌，会使自己更珍爱生命，更系念亲友，更渴求社会和谐进步，与人类美好未来，更尽力去焕发一分光和热，让“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脱稿于2012年11月8日83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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