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抗日是构建诚信是一项持久战战

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
日 08:00:00
来源:《求是》2015/15  作者:荣维木
核心要点:
■ 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中国的弱同样表现在这些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
■ 如果实现了人民战争,“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 蒋介石等人看到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他们缺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很容易从“持久”跳到“速胜”,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
■ 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外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敌人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既不会因为一时的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
■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结合,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广泛开展,不放松有利形势下的运动战,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等等,都起到了消耗与消灭敌人并同时壮大自己的作用,从而达到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向敌人发起反攻并战胜敌人的目的。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中国全国抗日战争,历经8年艰辛,首次取得中国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全面彻底的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能够抵抗日军的进攻并在抵抗中不断消耗与歼灭敌人,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维护这个重要的政治条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军事条件,这就是抗日持久战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持久战战略的制定者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之后,他列举了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4个特点。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寡助、多助问题外,他特别强调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的问题。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中国的弱同样表现在这些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这些分析,科学总结了中国必须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内部条件。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持久战是由上述客观情况决定的,但持久战的实施还需要有充分的内部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关于军队,他特别强调要把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这样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才能极大提高战斗力。关于民众,他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他看来,如果实现了人民战争,“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事实上,共产党在全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抗战路线,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性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印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依据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战略,而且具体地阐释了实施抗日持久战的方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抗日持久战密切相关,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地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游击战的战略内容、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卓有成效地牵制与消耗日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引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论持久战》刚刚发表的时候,周恩来即把其中的基本精神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的白崇禧进行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并立即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并授意白崇禧,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傅作义、卫立煌等,都予以高度评价。《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传播,得到爱国华侨、华人以及关注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的一致好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抗日持久战思想。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蒋百里、李宗仁、陈诚等人的言论。而对中国抗战战略制定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也提出包括迁都、调查与开发战略资源、国防工业西迁等长期抗战的筹备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的很多言论。这种不约而同的认识都是源于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日本是一个先进的小国。看到和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见之明,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结论。
但是,仅仅看到由客观条件造成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还远远不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对于客观情况的把握,因立场的不同、视角的不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有片面与全面、浮浅与深刻的不同。蒋介石等人看到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他们缺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很容易从“持久”跳到“速胜”,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从这个立场出发,国民党倚重正规军队,希望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引起国际影响。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期间,蒋介石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签字国主持公道以及国际调停,但均未如愿,反而造成了作战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外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敌人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因此它的持久战战略,既不会因为一时的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持久战的真正实践者
虽然国共两党都承认中国抗战的持久性,但两党在如何实行持久战方面,却存在着很大差别,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
在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实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这个战略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对于如何实行持久战,国民党的路径却存在着很大缺陷。蒋介石提出“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虽然这种作战方法在战争初期起到了延缓日军推进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日军,但也很快造成了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因此从长远看,很难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转换。这是一种单纯依靠正规军作内线持久防御战的片面抗战路线。
现在也有人对国民党是否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有过许多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宣传,乃至实际的人民动员。不能否认,这种说法不无根据。比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就提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全民动员号召。与此相应,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制定了开放民主的政策。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事实说明,国民党并没有把人民作为支持持久战争的力量源泉而加以珍惜和爱护,相反,在很多时候采取了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与行动。例如,1938年6月在河南花园口发生的黄河决堤事件,直接的后果是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成为“泽国”,89万无辜百姓葬身洪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又如,1938年11月在长沙发生的文夕大火事件,是在日军远离长沙的时候发生的,在“焦土抗战”的决策下,一把大火造成了长沙全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街巷、房屋被烧,3000多名平民葬身火海。又如,1944年的豫西作战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严重扰民而丧失了人民的支持。这些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确实是片面抗战路线。
与国民党以片面抗战路线实施持久战战略的方法不同,共产党是以全面抗战路线来实施持久战战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共产党于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因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创造性地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中,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结合,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广泛开展,不放松有利形势下的运动战,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等等,都起到了消耗与消灭敌人并同时壮大自己的作用,从而达到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向敌人发起反攻并战胜敌人的目的。
有人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避开了主战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它是不是主战场不仅要看战役的规模,更主要的是看这个战场是否能够有效地牵制与消灭敌人。这里可以引用1938年至1940年在日本侵华部队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的回忆,他说:在华北战场,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由此可见,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一样,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其实,国民党也看到了敌后战场牵制与消耗日军的战略作用,并且一度组建军队到敌后作战,但最终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作战并未取得成效。究其原因,除了军事训练的不完善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源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科学地系统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而且成功地实践了这个战略,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侵略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目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孙 珉
( 网站编辑:乔雪 )抗日战争只有持久战 才能最后胜利---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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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只有持久战 才能最后胜利
蒋建农 曹子洋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持久战战略思想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图为1938年春,战斗在古长城上的八路军战士。(沙飞 摄)
■ 蒋建农 曹子洋 编
按 70年前的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今年我国将隆重举办9·3纪念活动,必将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70年前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这一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彰显了我们民族崇高的价值与信念,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这一场浴血奋战和完全胜利,告诉全体人民,再强悍的凶敌,也敌不过我们民族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继续发扬抗战精神,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邀请一些学者撰写专文,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提 要 尽管国共两党在如何进行持久战及其在战场的实际运用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始终坚持持久抗战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正是由于两个战场都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才能共撑抗战大局,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 1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持久战战略思想是国共两党的共识。日,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提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而毛泽东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很早就论及,认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这个持久性。 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是在全面考察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战争性质及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7页。)他接着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2 把持久战战略和全面抗战路线有机地融合为一,创造了以人民战争取得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 中共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国民党方面相比有许多原则性的区别。 第一,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把相持阶段视为持久抗战转入最后胜利的枢纽,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髓。他认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65页)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把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了‘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第二,中共以独立自主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全体中国人民。和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援或消极地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不同,毛泽东在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主要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联合作战。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 他坚信,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80页) 。 第三,中共系统地阐明并具体组织实施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这是实现持久战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和国民党的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相反,中共认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473-474页) 中共主张不仅要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还要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并具体地提出一系列开放党禁、开放言论、改造政府、驱逐亲日分子、实施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优待抗属、抚恤军烈、赈济灾荒、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惩治贪腐,以及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和联合各少数民族等共同抗战的政策主张。中共明确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474页) 第四,中共制定了一整套与持久战战略相配套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1937年8月,应邀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提交《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认为:对日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参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年修订版)》(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55页) 在中共方面建议的影响下,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虽然国民党在以后的抗战中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使这一战略方针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它在广大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良好影响,对于坚定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信心,推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中共提出的抗日游击战战略和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持久战战略和全面抗战路线有机地融合为一,创造了以人民战争取得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在以往战争史上,游击战往往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中对于正规战起着配合的作用。而中共却从“中日战争是大而弱的进步中的中国抵抗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基本特点出发,首次将它提高到战略地位,使之具有全局性意义。毛泽东分析指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5页) 毛泽东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个方面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他和中共中央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采用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以游击战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敌我力量彼消我涨和时局转换的枢纽。1943年夏,敌后战场率先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随后又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成为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和攻坚战转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蓬勃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完美演绎持久战总战略的核心和关键,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新实践和新发展。 3 尽管国共两党在如何进行持久战及其在战场的实际运用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始终坚持持久抗战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在如何进行持久战方面的差别,国共及其所指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由于国民党掌握着政府,有几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是抵抗日军的主力军,并且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虽然正面战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客观地讲,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之间实力悬殊所致。 毛泽东在武汉失守之后,就曾判断日军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进攻。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需很大的努力,才能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必须看到,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进行过一些大规模的战役,如平津、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中,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45万余人,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中国军民经营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些在客观上较好地贯彻和实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除发动了1939年冬季攻势之外,主要是进行了一些防御性的会战。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主战场地位,逐渐为敌后战场替代,正面战场与正面战线的日军呈胶着状态。尽管如此,正面战场的抗击,进一步遏制了日军进攻的势头,歼灭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其对日军的牵制和构成严重威慑方面的作用不能低估。在敌后战场已经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阶段后,在正面战场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遭受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地千里。由于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组织指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阵地战、防御战的战役战术和后期消极避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方针,制约了持久战战略效用的发挥,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早日到来。 秉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开辟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战场,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和正面战场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发生时刻存在的而不是间歇性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也参加了敌后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还特别在敌后划定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有13个师参战。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抗日武装一起抗击着日寇的“扫荡”、“清乡”,分担着敌后抗战的重任。 但是,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相比,他们除了装备为优外,其他在政治素质和游击战战略战术素养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执行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到1943年,在敌后战场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存在。 而抗击日军数量远远超过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的强力“扫荡”下虽然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并由于实行正规军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终于在敌后战场站稳脚跟,并且很快得到恢复发展。1943年夏季,敌后战场进入局部反攻阶段,主动进攻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并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 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抗战14年间,中国总共有275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陷,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投降前已经在敌后共开辟了100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其中陕甘宁边区的13万平方公里不是从日本侵占区收复的),除去东北128万平方公里外,收复的国土面积占关内沦陷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国共两党在如何进行持久战及其在战场的实际运用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始终坚持持久抗战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正是由于两个战场都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才能共撑抗战大局,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战场,另一个战场和整个抗战的局势,都是不堪设想的。持久战是国共两党携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战略遵循。 (作者:蒋建农,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曹子洋,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三处处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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