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日记披露
　　58年前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个战胜国通力合作，经过818次开庭，1000多个日日夜夜，同被告辩护团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法庭较量。
　　
　　　　本文独家披露了曾参与当年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趝一本从未公开的法庭日记，搜寻到许多珍贵的资料，揭开了一个个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
　　
　　　　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试图把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不久，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让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团感到渐渐有了信心和斗志，法庭上的证据成了左右这场较量的重要砝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提出起诉。美国检察官达尔西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仪傀儡政府，揭露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但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试图把“皇姑屯爆炸案”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而且，他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并非阴谋。
　　
　　　　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这让所有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震惊。
　　
　　　　证人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手中掌握着的第一张王牌。
　　
　　　　田中隆吉，曾是东条内阁时期陆军的军务局长，因与东条意见不合被罢免。
　　
　　　　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搜集证据时，国际检察局根据掌握的情报，对隐居的田中隆吉进行了传讯。田中隆吉很配合，不仅精确地回答了检察官们的询问，而且主动提供了有用情报。检察局方面认为这是从日本陆军内部检举揭发的突破口，为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国际检察局在开庭前对田中隆吉的证人身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
　　
　　　　田中隆吉突然出现在法庭上，引起被告的一阵骚动。
　　
　　　　美国检察官萨盖特出场讯问，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死张作霖的究竟是谁？田中隆吉作证说，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被告们鸦雀无声，特别是东条英机，狠狠地盯着过去的部下，满脸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却一发而不可收，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军部的内幕一一道来。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件、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等继续作证。
　　
　　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了他们手中的第二张王牌，也是最精彩的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溥仪的出现，在东京引起轰动。
　　
　　　　让溥仪出庭作证，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苏联和美国相互合作的结果。1945年8月，当溥仪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草草地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
　　
　　　　8月19日溥仪乘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乘日本政府为他提供的飞机逃往日本，恰好被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
　　
　　　　这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赤塔。一个月以后，溥仪等人被转送到苏联伯力看守所。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方面来说，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
　　
　　　　日，溥仪在苏联方面的陪同下，经海参崴到达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季南前往驻地看望溥仪时，溥仪情绪激动，拉着向哲浚的手失声痛哭。这以后，向哲浚又派他的助理裘绍恒告诉他出庭作证需要注意的问题。
　　
　　　　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满清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
　　
　　　　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
　　
　　　　上午11点25分，卫勃传证人到庭。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西服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1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在法庭宣誓之后，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直接讯问，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溥仪回答：“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1909年就任清朝皇帝。1911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内部的一种革命……”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低头看他随身带来的小笔记本，一个辩护律师提出异议。
　　
　　　　卫勃对溥仪说：“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
　　
　　　　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我的本子上写的是中国字。”
　　
　　　　溥仪的小本子被拿上来，梅汝趝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就是十几个数目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等等。梅汝趝对此做了说明，卫勃表示法庭不再反对。
　　
　　溥仪接着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用词的时髦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议论的话题，比如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在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到天津的经过之后，法庭开始对他进行讯问。
　　
　　　　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溥仪异常小心地说，他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
　　
　　　　由于有所顾忌，溥仪在法庭上坚持认为自己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受害者。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的时候，季南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板垣上校对你讲了什么?”
　　
　　　　溥仪说：“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南问：这是板垣自己的主张，还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仪：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南问：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
　　
　　　　当季南问他为什么不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时，溥仪环顾高高在上的11位法官，把双手一摊，说：“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抵抗他们？”
　　
　　　　季南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问溥仪：“你所说的那个被告板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就是他。”被告席上，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证人席上的溥仪先后两度失控。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当他回答季南讯问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开始在法庭上控诉日本人密谋借着治病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这是溥仪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绪失控。在他说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时候，他使劲连续用手拍打证人台，吼叫着。
　　
　　在接下来讲到他前往日本，日本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的时候，溥仪再次情绪失控。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屈辱：尤其是满洲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地位，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也都是一样的！“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道：“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结束后，法官们让溥仪暂时留在东京听候通知。溥仪在苏联和美国宪兵的保护下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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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审判不容辩驳——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旧址巡礼
&&来源：&&作者：徐扬
[提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７７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四根红油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５８年前的６月，这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包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３６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新华网沈阳６月８日电（记者　徐扬）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７７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四根红油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历史就如同这幢建筑，在那里从未离去。
　　５８年前的６月，这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包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３６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面对如山铁证，受审战犯全部认罪。他们万万没想到，中国人民以德报怨，没有判处他们一例死刑。”曾作为当年审判工作人员的权德源老人回忆起峥嵘往事，感叹“终生不忘”。
　　军事法庭旧址几经沧桑轮转，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恢复了本来面貌，建成了一座历史陈列馆，屹立在那里昭示着正义与法理。
　　走进陈列馆大门，“正义审判”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用繁体字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牌匾悬挂在展厅门前。
　　在陈列馆正厅内，复原了当年的审判庭场景，审判席、被告席、公诉人席、证人席、辩护人席均按照当年陈设布展，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置身其中，时光仿佛倒流。
　　时间回到１９５６年６月９日。侵华日军５９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法庭上如是供述：我当联队长时，曾有两次直接下达在战场上杀害俘虏的命令。在中条山作战时，曾下过把被捕的８名俘虏作为教育士兵的活靶杀掉的命令。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５日在泽州作战时，曾下过杀害１９名俘虏的命令。
　　“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藤田茂在法庭上忏悔道。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支持者。
　　正义审判不容辩驳，历史不容否定。在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今天，重温这次审判显得更加必要。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新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对二战战犯审判的延续，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其价值不可磨灭，也不应该被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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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针对安倍在24日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战后70周年谈话中提出的&不能让战后出生的一代以及下一代继续谢罪&的言论，日本社民党代表福岛瑞穗说：&纵使几百年过去，（日本）也有必须要道歉的事情。&然而，这却被ZAKZAK网站进行了另外的解读：如果考虑福岛所说的&几百年&跨度的话，那么日本文献中还记载了1281年元朝军队和高丽军队侵略日本长崎县对马时的残忍行为，福岛应当也要求中国、韩国道歉。
日本媒体有这样的曲解，显然是历史不过关，甚至可以说是强词夺理。
按着这样荒谬的逻辑，波兰打过德国，西班牙与意大利发动过战争，丹麦也打过英国，那么欧洲的领导人都可以去相互道歉了。
况且，就算是日本在历史上也不见得干净，&倭寇入侵&在我国古代一直是肆扰边界的主要力量，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在给日本的外交文书中就有记载：
&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有人说这些都是在元朝之后发生的，那么再给大家看一下元朝之前，日本也不是一个安分的国家，即便是在一些人看来日本&虚心学习&的唐朝。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661年正月，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如此算起来，日本应该道歉的次数也不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日本为古代的入侵滋扰行为道过谦。
讲到我们就要清楚，到底什么是&侵略&？
关于&侵略&的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后，基于战争带来的教训，1919 年的《国际联盟盟约》开始考虑制止侵略战争的问题，首次将&侵略&的含义放入国际性法律文件，该盟约第 10 条规定：&联盟会员国担任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会员国之领土完整以及现有之政治上独立，以防御外来之侵略。&第 16 条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第 12 条、第 13 条和第 15条所定之规约而从事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
除此以外，在制止侵略战争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 1928 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公约的序言指出，缔约国&所有各国关系之变更，只可以和平方法使其实现&&由世界文明各国联合，共同斥责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国兹郑重宣告：彼等罪责恃战争以解决国际纠纷，并斥责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公约第2条规定：&缔约国各允：各国间设有争端，不论如何性质，因何发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决之。&
《巴黎非战公约》改变了近代国际法时期国家基于其主权可以自由地从事战争的状况，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这两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构成了确认侵略罪的实在法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二战轴心国的战犯分别在纽伦堡和东京受到审判，两个军事法庭的宪章分别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它们都将侵略罪名作为了法庭管辖下的首要罪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违反和平罪的罪名对从事侵略战争的罪犯进行审判。
战后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即《联合国宪章》第 1 条第 1 款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宪章第 24 条还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宪章第 39 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可见，《联合国宪章》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了&侵略行为&是非法的行为，但由于《联合国宪章》本身没有对何为&侵略行为&作出任何定义，因此，其将断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权利交给了安理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目睹了德国纳粹和日本侵略军史无前例的残暴战争罪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致谴责法西斯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要求在战后严惩战争罪犯，防止将来人类再陷入这样的残暴中。于是，1945 年 8 月 8 日，前苏、美、英、法四国在伦敦签定了《关于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争罪犯进行起诉和惩罚的协定》（简称《伦敦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纽伦堡宪章》），根据该协定和宪章，成立了以前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惩罚德国首要战争罪犯。
国际军事法庭在 1946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书。即使在今天，它的结论对国际法也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这份判决书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提供给全世界一份第三帝国所实施的暴行的真实描述，同时，其准确精炼的解释了《纽伦堡宪章》中的国际法规则。判决书根据 1928 年 8 月 27 日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试图建立自己追究侵略战争犯罪的正当性。
纽伦堡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刑法原则，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争罪犯的第二次审判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次审判是从 1946 年到 1948 年在东京举行的远东审判。1946 年 1 月 19 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发布了一道指令，创设了该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简称《东京宪章》）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代表中方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记录的，关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日本作为被告的诡辩和法庭最终的认定。
在有关侵略罪管辖的问题上，被告及被告律师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攻击和批判，企图否定和动摇法院的管辖权，他们提出的两个根本性的辩护理由是：
第一，侵略战争在被告们参与的时候，在国际法上是否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存在疑问，法庭如果将被告以违反和平罪定罪，将违反刑法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法庭针对该论点给予了肯定的解释，其主要的法律根据是日各国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法庭在解释&非战公约&时指出：&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是战争罪行，非战公约并非骤然地改变了旧的国际法原则或创造了新的国际法原则，而只是适时地、明确地宣布了一个现时的、已经成熟了的国际法原则。自从全世界绝极大多数国家缔结了非战公约之后，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已经被视为违法，它不但是违法的，而且是犯罪。法庭说：&依照本法庭之见解：郑重地斥责战争为推行国策之工具，其中必然包括承认战争在国际法上是违法的原则；凡从事策划和执行这种产生可怕结果的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从事了犯罪行为。被当作解决国际纠纷中推行国策工具的战争，其中必然包括侵略战争，因此侵略战争正是公约所视为违法的。&
最后，法庭的认定是：&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它不但是犯罪行为，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区别，只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祸害的总和&。
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残害平民等等其他战争罪行，可以说侵略战争是&全部祸害的总和&，因而也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
第二，被告方提出，纵使侵略战争在当时的国际法上已经被认为是犯罪，但参与其中的个人不应该负责任，因为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法庭认为，以国际法对个人没有规定制裁的方法、因而不能处罚他们为辩护理由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各国军事当局或国内法庭，经过审判或不经审判，对犯有战争罪行的个人处以各种轻重的刑罚，已确立了先例，从来未见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以国际法缺乏对个人制裁为理由而为犯罪人开脱个人刑事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法庭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凡是参加过侵略战争的人们，无论是在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这种战争的任何阶段上参加的，都要负个人刑事责任，都应被当作战犯受到审判。
从 1951 年开始，联合国大会启动了关于侵略罪定义的讨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战争罪犯的实践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从 1952 年到 1974 年国际社会先后组织了 4 个专家委员会对侵略罪的定义展开研讨，联合国大会于 1967 年 12 月 18日通过了第 2330 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侵略定义委员会制定侵略定义。&以此为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就阻止侵略行为采取必要措施提供一个有效、客观的法律依据，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1974 年 12 月 14 日，第 29 届联合国大会 138 个与会国的代表未经表决便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以下简称《定义》）。填补了国际社会在惩治侵略罪行为方面的空白。
《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以下简称《侵略定义》）第 1 条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早在东京审判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国际法律的审判，判定是侵略战争，并且应该担负责任了。因此，我们今天希望安倍政府不要试图抹杀这段历史，应该要让更多的青年人知道这段历史的存在，只有知道了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危害，不管是他国还是本国，才能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和平共处。
反过来说，关于国际战争的非正义性的定义，是基于一战之后才建立的，拿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国际法令来要求13世纪的元朝显然是无理取闹，没有任何逻辑性或合理性。因此，奉劝日本某些势力团体，还是要认清历史，认清侵略，如果历史不好就去补补历史，不要说出这样毫无意义的荒谬言论，贻笑大方！
来源：独家网 郜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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