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 简历 - 名人简历
冯玉祥 简历
冯玉祥，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中国近代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日遇难。
冯玉祥，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民国军阀、著名民主人士，冯玉祥少时家贫，1896年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 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日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享年66岁，&冯玉祥有“基督将军”、“爱国将军”、“倒戈将军”称号。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投淮军当兵。
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
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
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今属广济)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
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
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
1927年4月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
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8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
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
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
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
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1953年，根据冯玉祥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骨安葬在泰山。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1984年，泰安市人民政府在普照寺举办“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展览，院内有补刻的冯玉祥、赵望云合作诗画碑48块、周恩来日撰书《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碑以及冯玉祥在泰山的活动资料等。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严格训练部队，尤重近战、夜战训练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艰苦耐劳锻炼。编著《军人精神书》、《 战阵一补》等书作为教材，并经常给士兵讲课示范。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冯玉祥常以瓷器来自示俭朴。据说他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时，请客吃饭，用的都是自备的粗瓷碗粗瓷碟。一九二四年直奉军阀战争爆发，双方在冀东一带激战，直系将领冯玉祥率军秘密从前线返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迫溥仪皇帝出宫，邀请孙中山北上。他宣布脱离直系军阀，把军队改名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后因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排挤了冯，冯宣告下野，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他在部队中起用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聘请苏联顾问帮助训练军队。这时，他逐渐倾向革命，终成一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冯玉祥将军有过两次婚姻。结发夫人刘德贞于1905年与冯玉祥结为伉俪，婚后夫妻相敬如宾。他们育有两男三女共5个孩子，长子冯洪国、次子冯洪志、长女冯弗能、次女冯弗伐、三女冯弗矜。1923年，刘德贞身染重疾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刘德贞与冯玉祥共同生活近20年，身为官太太，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平时与孩子们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从不坐轿，在家里照样缝缝补补。因此，人们都称她为“平民夫人”。
冯玉祥将军中年丧妻，身边也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急需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时不少人家的姑娘都想嫁给这位率领千军万马，在沙场上冲杀的将军。一时间，上门替冯将军做媒的或亲自求婚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当冯将军问及这些姑娘们为什么要嫁给他时，她们的回答是：“因为你的官大，和你结婚就是成为官太太了”或“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等之类的话，听了她们那酸溜溜的回答，冯将军都一一摇头谢绝了。
求亲中最令人注目者要算陆军元帅曹锟的千金。一天，曹锟派副将到冯将军寓所，向他表明了曹元帅愿将千金许配给将军，冯玉祥一听，就觉得倒胃口，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拒绝，只好婉言谢绝道：“元帅厚爱，我求之不得，只是需得千金过门之后，必须委屈她做到三条：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二纺纱织布；三要精心抚养前妻的三个孩子。”这三条一出，曹家千金自然也不会接受。而冯玉祥将军与李德全女士的婚事经人介绍，一拍即合。李德全女士也是贫苦家庭出身，父亲是一位牧民，靠省吃俭用供女儿读书，后考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女中任教。
1924年，李德全女士与冯玉祥将军结婚。婚后的一天，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玉祥立即答道：“我喜欢你的天真率直！”接着冯玉祥反问妻子李德全为什么要嫁给他时，李德全笑着答道：“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此时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冯玉祥共有三子三女。大儿子冯洪国，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张自忠、吉鸿昌一道抗日；二儿子冯洪志与蒋经国是留苏同学，二人交谊很深，现为美籍科学家；小儿子冯洪达早年留苏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员；长女冯理达，著名病理学家；二女冯颖达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曾留学前苏联到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丈夫吴增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他们有两个孩子都留学到美国；三女冯晓达，1948年同父亲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全国解放后，李德全女士曾任卫生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冯洪志（1917―）是国际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同时又是材料力学、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专家。1917年出生在北京，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原配夫人刘德贞所生。冯洪志在冯将军的10个孩子中排行第二。6岁时，母亲因患伤寒，医治无效，便离开了人世，其后，由继母李德全抚养成人。冯洪志先生12岁时就和他的二姐冯弗伐一同赴苏留学，后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1941年，中德断绝外交关系，冯洪志便回国到胡子昂任总经理的中国兴业公司任机械工程师。1945年初的冯洪志赴美留学，先进入纽约物理工学院，获取硕士学位后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奋斗，冯洪志终于成为全美高科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亲自参加过美国许多大型核电站、核潜艇的重要设备的设计工作，为美国核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冯洪志还担任世界著名的泵业生产公司――沃尔辛顿公司的副总裁。
冯玉祥忧国忧民，痛感自己无能为力，加上处境危险，他决定到美国去，在那里开展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斗争。日，他与夫人李德全一行，以考察水利为名，远涉重洋，抵达美国。从此，他和中共朋友一起，团结爱国华侨、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向美国人民无情揭露蒋介石大打内战的罪恶，呼吁和平民主。他的言行使蒋介石十分恼火。蒋介石下令要他限期回国，他断然拒绝。接着蒋便对他进行了种种打击报复：革除公职，开除党籍，并吊销护照，断绝了经济来源。
冯玉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险恶。日，他在纽约的寓所中写下了遗嘱，并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死去。也就是这时，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当中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传至海外时，冯玉祥决定回国，奔赴解放区。回国并非易事，冯玉祥夫妇秘密到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联系，请求帮助。以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又单独到苏联大使馆，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潘对冯夫人说，从安全角度考虑，最好是乘苏联客船走，如果搭乘其他国家的船，有可能发生两种意外：一、国民党提出冯玉祥是政治犯，要求引渡；二、在航行途中，潜伏在船上的国民党特务秘密将冯玉祥扔进大海，销尸灭迹。 　　
冯玉祥同意潘大使的分析。但是，当时美苏关系处于冷战之中，苏联船员有固定班期，一直等到７月份，苏联客轮“波贝达”号才驶抵美国。流亡异国的冯玉祥度日如年，归心似箭，终于盼来了踏上归途的这一天。7月31日，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带着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达，女婿罗元铮和秘书赖亚力，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盯梢和威吓，在纽约登上了“波贝达”轮。客轮分４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家住了４套包间，窗外是宽阔的甲板。另外几套包舱里，住着四位苏共中央委员。“波贝达”号船行数日，在巴统停靠了一周时间，又重新拔锚横渡黑海，向目的港敷德萨驶去。
冯玉祥半倚在床上，对面两只沙发上，坐着女儿颖达和晓达。舱门虚掩，露出一道缝，一缕黑烟像条毒蛇似的悄然而入。凡事都很敏感的晓达，忽然发现从门外涌入的浓烟，她惊跳起起来，第一个冲了出去，沿着走廊向楼梯口奔去……晓达的惊呼狂奔引起了慌乱。冯玉祥没来得及思索和判断，翻身下床，拎起一只随身的小箱子，本能地向门外走去。冯夫人抓起丈夫的大衣，紧随在后。过道里浓烟弥漫，一片漆黑，空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的热浪。冯夫人听见丈夫痛苦的呻吟声，但她已爱莫能助了。火舌舔着她的脸，浓烟使她窒息，她跌跌撞撞地又回到舱室，一头栽进了沙发，灾难从天而降，总共才过20分钟。冯玉祥就这样窒息过久，急救无效告别人世。 　　
冯玉祥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竹柯村，1989年5月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故居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冯玉祥将军返回故乡捐资兴建，现有卧室、书房、侍卫室、议事厅，其中议事厅现已辟为《冯玉祥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展览图片120幅，相关文件24件。故居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32平方米。院区立有冯玉祥将军全身塑像和碑刻，植有松柏花木。
《我的生活：冯玉祥自传第1卷》&
《我的抗日生活：冯玉祥自传第二卷》&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第一次“倒戈”参与滦州起义，主要目的是反对清王朝。20世纪初，清政府对外出卖主权，对内搜刮人民，劳动人民不甘压榨，多次举兵反抗。在1910年春，当时冯玉祥在清朝北洋军任第八十三标三营管带，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与王金铭(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等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士兵中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王金铭等积极密谋响应，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滦州武装起义，并与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会长白毓昆等人密切合作，共商举义事宜。日滦州起义爆发，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可是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在雷庄附近与清军展开激战。因敌众我寡，渐居劣势，战至次日黎明，起义军失败。滦州起义失败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
第二次“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主要目的是反对直系军阀统治。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将军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冯玉祥将军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 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不幸的是孙中山于日，被确诊为肝癌，3月12日病故，虽然孙中山提出的两大号召没有实现，但直系军阀统治遭到毁灭性打击。
第三次“倒戈”发动反蒋战争，主要目的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北伐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为了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国民党内部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1930年5月冯玉祥将军率部倒戈，与晋绥军阎锡山部队联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蒋军虽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等地o但总的形势不利，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第二阶段反蒋各派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o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o阎锡山p汪精卫p冯玉祥p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o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o但由于其内部各派各怀鬼胎，尤其是阎锡山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反蒋军的主力――冯玉祥的西北军很多将领的不满，在蒋军的反攻下，战局每况愈下o8月阎军放弃济南，冯玉祥的“八月攻势”也遭到失败。蒋军在两湖p津浦p陇海p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第三阶段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p津p河北o反蒋联军迅速瓦解o北京扩大会议迁至太原举行o不久即风流云散，阎p冯二将军通电下野，中原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而告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其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打起反清旗号，参与了“滦州起义”，可惜被人出卖，功败垂成。事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不久后却辗转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得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作了京卫军营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冯玉祥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即崇文门堂）参加礼拜，并和该堂主任牧师刘芳结为好友，与其畅谈信仰之道。此时，冯玉祥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深刻了许多。他说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此言中明显地包含着以宗教救国的思想。1917年圣诞节，刘芳牧师在亚斯立堂主持隆重的洗礼，共有94人接受洗礼，冯玉祥将军也在其中。自此，冯玉祥正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冯玉祥正式归主后，便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
冯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冯玉祥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着绸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同时，冯玉祥也为军中聘请了随军牧师，以更好地传扬福音并牧养军中的信徒。在冯玉祥的这种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归信了基督。单1924年一次聚会中，就有官兵5000人接受了洗礼。冯军中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最为著名的是张之江将军，张之江曾经极力反对基督教，但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曾于1925年花去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封面上烫有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批圣经分发给部下阅读，也分送给一些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1919年冯玉祥被调任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期间，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罗氏时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疗精神病时，被其开枪打死，冯玉祥对此深感愧疚。为了补偿内心的亏欠，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800块大洋作为学费。不料，罗子却将此款原封不动地返还。冯玉祥便用此款建造了一座可容纳500人的礼拜堂，定名“思罗堂”。此堂全部为木质结构，可以随时拆迁，随意挪动。此后，冯玉祥的军队迁在哪里，就把这座活动礼拜堂搬到那里。1922年，任陕西督军后，冯玉祥依然对信仰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陕西教会的同工多有联系，其中关系最笃的是时任陕西圣公会会长的浦化人牧师。浦化人被国民党逮捕后，还是冯玉祥设法将其保救出狱。在陕西期间，冯玉祥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已请人绘制了蓝图。村的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可惜后因战争爆发，使这一美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1936年，南京基督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冯玉祥应邀参加了布道活动，还给教堂的奠基石题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冯玉祥的墨宝至今依然存留，常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冯玉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
泰山遗嘱（一）
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泰山遗嘱（二）
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南京遗嘱（一）
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了以坚决主张抗日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南京遗嘱（二）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样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冯、蒋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国。不久，内战爆发，冯在美国发表演讲，揭露痛斥美蒋互相勾结杀害中国人的反动罪行。1948年初，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断绝了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国外，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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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物简历::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看不起冯玉祥？
抗战期间冯玉祥在重庆留影。导语：长期以来，官方宣传中，冯玉祥皆以正面形象示人，但毛泽东等人对冯玉祥的真实评价却似乎并不高，原因何在？一、毛泽东等人曾以“冯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怀在以往的宣传和文章中，多强调其与中共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这都是出于统战需要说的场面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里到底是如何评价冯玉祥的呢？中共领导人私底下对冯玉祥的直接评价并不多，但是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大都看不起冯玉祥，或者说对冯很反感。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说，在林彪看来，冯玉祥是负面典型，可与“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相提并论。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释，他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据说当时刘少奇也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批判彭德怀，并将其说成“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详细]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冯玉祥之所以给毛泽东等人留下此种印象，原因有三：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对于前两个问题，坊间已有诸多讨论，此不赘述，本文拟细谈一下第三个问题。二、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1、“北伐”期间农民协会抵制冯的部队征粮征兵，引起了冯的很大反感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2、蒋介石以重金为极力拉拢冯玉祥，冯开始投蒋反共正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相形之下，得到列强和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经济实力则要雄厚得多。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地区税收总计不过3000万元，而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仅广东一省即有8000万，江浙连上海之关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万，蒋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总计约在2亿以上。（李朝阳《冯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论析——从双重身份双重目标视角的考察》）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拉拢也要实惠得多，就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认为“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此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两相对比，诚如冯玉祥派驻武汉的代表熊斌所说：“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向武汉要什么没什么。”在此情况下，冯玉祥明确表态：“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南京有这个力量，武汉绝无这个力量”。也正是以此为背景，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除共产党，冯慨然应允。3、冯玉祥开始清除共产党，但手段相对较为温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在他控制的陕、甘、豫等省进行“清党”，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较为温和。（1）政策上，严禁中共活动。日，冯玉祥电令豫、陕、甘三省：“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不准以共产党名义话动，亦不准假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共党须脱离共党党籍，再入本党，并宣誓不再作共党工作为准，其活动并须随时监视，以后如发觉有反本党之企图、言论、行为时，即按军法办理。”（2）措施上，对共产党员很照顾。日，冯玉祥明确指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做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8月11日，冯玉祥特别交代：“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也就是说，冯玉祥是在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既能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中共。冯玉祥是怎么将共产党员送走的呢？据李世军回忆说：“冯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约二百余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然而，随着之后中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对冯玉祥控制豫、甘、陕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冯玉祥所部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据统计，三省因参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数分别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杀者分别为450人、65人和200人。到了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冯玉祥终于下令，对于共产党员，“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定实行枪决。” 至此，在中共看来，冯玉祥已经完全“背叛”，这次背叛尽管并没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双方也就再也没有了坦诚相待的信任，剩下的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三、1933年察哈尔抗战，冯玉祥与中共再生嫌隙1、1933年冯玉祥联合北方特科发起察哈尔抗战，以图东山再起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而尽快与中共恢复关系是其东山再起的重要一环。冯之所以非常看重与中共的合作主要有两个原因：（1）此时中共力量已经走出“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各处军事力量蜂起，冯看到“十六年之几百个共产党员，不数年间竟增至数十百万，占地近十省”，确实不免“羡慕”和“眼热”，迫切想向中共取取经，想在其帮助下东山再起，重新获得武装和地盘。（2）冯玉祥更渴望利用中共重新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据《李达传记》记载：“1933年1月，李达接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给冯玉祥讲学。有一天饭后，冯故意将自己的日记本丢在李达的房间里。李达翻开一看，其中有好几个地方写有冯要联合苏联的想法，可惜没人介绍，他想通过中共给他介绍联合苏联。”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尽管这支部队成员复杂，番号建制均不划一，装备亦相差悬殊，但冯终于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尽管当时中共认为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首先是“严重打击蒋和张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他们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讲究手法的，比如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看没提他们，就不会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由此可见，这种注意利用冯玉祥这面旗子，“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的工作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冯玉祥很赞同这种策略，称之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种方式既避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攻击同盟军“赤化”，又使本来对中共心存戒心的冯玉祥开始信任中共人员，认为“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的，不怕什么危险的”。（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2、但临时中央认为冯是亲日军阀，“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这些作法，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蒋介石从南昌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也明确表示：“冯在张垣为共党荧感……冯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6月中旬，何应钦便派庞炳勋等以到察省“剿赤”为名，进犯察哈尔边境，逼冯玉祥下野。（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就这样，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3、苏联也认定冯玉祥是“日本代理人”，拒绝向其提供援助让冯玉祥更郁闷的是，他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愿望被苏联总领事否决了。据高兴亚回忆说：“冯叫我到天津跑一趟，找苏联在天津的总领事谈谈，试探一下，在械弹方面苏联是否可以象北伐时那样，给我们直接援助或假手外蒙古政府给予支援。” 苏联驻天津总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时才有可能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因为冯先生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气焰。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实话，以免冯先生存有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他的实际军事行动。”总之，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不仅获得苏援无望，更可悲的是苏联当局对冯玉祥及其抗日同盟军也持完全的反对态度，同盟军刚一成立，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消息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反对南京政府，是在为日本人服务的。”“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资助并指导的冯玉祥集团采取了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日本军队’的，而实际上他是日军的急先锋……冯玉祥的活动为日军指挥部在察哈尔发动新的进攻并占领张家口提供了绝好的借口”等等。由此，冯玉祥联共求苏援的目的也落空了。4、冯玉祥事后以“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来解释察哈尔抗日的失败冯玉祥联共的两个目的都落空了，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却让张家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冯玉祥注意到，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工人、农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钱、缩短时间，以及空喊革命等倾向。为了维护“西瓜政策”，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如下令取消同盟军总政治部，禁止宣传队上街讲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派人监视平绥路工会领袖，改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不准登载有关红军苏维埃的言论。冯的这些行动对秉承激进政策的中共党员来说无疑是在“出卖同盟军”，因此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在同盟军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的运动。这个运动斗争的对象是老冯”。这样，中共便在张家口发起反对冯玉祥的反妥协运动。冯下令不许士兵参加此运动，中共便组织士兵在军营内写抗议书。为扩大反妥协运动规模，中共还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开展下层士兵运动，组织反长官斗争。如第四师某部士兵开大会，将长官捆绑起来；骑兵五、六师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长官李海青，“枪毙十余个法西斯蒂分子”；冯玉祥的卫队团则全体罢岗、罢操，以至交枪不干。士兵与长官的冲突走上极端尖锐的形势。张家口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张垣戒严，马路上设双岗。终于，随着中共与冯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上蒋介石派兵紧逼以及同盟军内部龃龉不断，1933年7月底，内外交困的冯玉祥决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军。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协运动，遂在一方面仍布置军事行动，而实际上以极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8月6日晚，冯玉祥“始以7日发表之取消同盟军之通电稿示人”。中共虽“积极动员与布置以反对他的行动，并准备实行同盟军之分裂。然而7日早他即将此电发出，并令前线部队撤退，而由宋哲元部接替。”同盟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也同意冯玉祥的做法。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同盟军一部由于执行了中共进攻北平的激进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此次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芥蒂。冯玉祥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责道：“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弟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使渠等（指中共）虽居异派之立场，而未能归吾所利用。吾等在张抗日与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为渠利用。故不能达于最后之抗日目标者，实多因此。”（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此后冯玉祥完全丧失了军事实力，中共也没有再与其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经形成，这种印象正是促成冯玉祥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口中负面典型的主要原因。结语乱世求存，冯玉祥的这些钻营和投机，究竟该如何评价，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198期 本期责编 于瀚出品 腾讯历史【更多新闻解读，微信添加公众账号“今日话题”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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