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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蒋介石西安事变时摔坏整口牙 后半生只能吃软食
士林官邸。（中评社　王宗铭摄）
　　蒋介石在台湾有很多行馆，但从1950年到1975年，与蒋宋美龄主要是住在士林官邸，在蒋介石过世后，蒋宋美龄仍住在士林官邸，直到赴美。“国史馆”与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于2014年12月出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行谊口述访谈录”，该书访谈纪录人之一、历史学者廖彦博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一揭蒋宋美龄在士林官邸起居生活的神秘面纱。
　　浙江建德人钱义芳自抗战起追随蒋介石与蒋宋美龄近60年，曾任“总统府”侍卫室内卫组组长；1955年到官邸服务，1975年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后来升任官邸少将主任，是蒋宋美龄生前的左右手，现年已经90多岁，还在官邸服务。
　　廖彦博指出，对于蒋宋美龄在官邸的起居生活，钱义芳的印象是，大家都好奇她与蒋介石之间如何互相称呼彼此，原来两人都不称呼对方名字，都叫darling（达令），后来蒋宋美龄也不这样叫蒋介石了，直接叫“达”；如果是蒋宋美龄跟别人讲话时提到蒋介石，则说是老先生，提到蒋经国时则称教育长，因为蒋经国当过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提到蒋纬国时，则称纬国将军。
　　蒋宋美龄与蒋介石很恩爱，平常在士林官邸时散步时，都手牵手，而随后的侍卫都有带剪刀，蒋介石常常走到一个地方就说，来，把这花剪下来，侍卫把花剪了后，蒋介石把花别在蒋宋美龄身上。
　　蒋宋美龄在士林官邸的饮食是很简单的，在重庆的时候，蒋宋美龄就有自己的厨师，来台湾以后，蒋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厨师是合用的，中餐有大师傅、二师傅、小师傅三人，还有洗菜与打杂的厨役，西餐也有大师傅、二师傅、小师傅三人。
　　蒋宋美龄平常起床很晚，都是吃早午餐，都是喝咖啡，吃面包与炒蛋，再配一杯果汁，另外也会吃西餐，但是因为有荨麻疹，所以不吃带壳海鲜，而是吃猪排或牛排。（记者 王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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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蒋介石日记》 “西安事变”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
南方周末【
历史剧导演无中生有，制造了一个个戏剧冲突，让历史学家看了心烦；历史学作者，把人物变成了概念，演绎起一场场逻辑的运动，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而生活本身斑斓多彩，充满了戏剧性，种种偶然事件的爆发，更使人类社会生活走向戏剧的高潮。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就是至今仍令人震撼的事件。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说:“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如此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高层决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饱受苦难？
一、性格火爆的统帅
蒋介石早年以豪侠自命，曾在上海滩上和会党头目王金发放荡不羁，遭人非议，后来改邪归正，又以圣贤自期。但他个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很典型的军人豪侠性格。辛亥革命中出任团长。二次革命中在上海战败，部队退驻上海闸北，被非法侵入的英租界武装部队缴械，直到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前，一直没有掌握兵权，只是军中的参谋人员。他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常常与人一言不合，就离开部队。为此，也没有少受孙中山的劝导。好比一匹红鬃烈马，很难有人能够驾驭。自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兵权之后，竟得以一飞冲天，二三年间就成了三军统帅。但他暴烈的性格与他作为统帅的身份，也实在有所不符。由于直率，曾多次因为口无遮拦造成泄密，令他自己都觉得烦恼不已。
蒋介石曾回忆，他小时候的老师经常对他严酷地责打，不是严师，而是暴虐，如果这位老师不是早早就死了，他也要被虐待死了。他的父亲对他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因为孝道，不好直接责备而已。他还曾回忆，在15岁的时候（应该是虚岁），有一次母亲责打他，要他认错求饶，他就是不肯求饶。他不肯求饶，母亲就打得更狠了。打到后来，母亲竟然哭了:打儿就是打为娘自己身上的肉，我的心实在是痛如刀割，你快点求饶，免得娘还要打你。慈母的心已经表白无遗，哪料到蒋介石仍然犟头犟脑，一点不肯求饶。这次大概打得真狠了，亲戚朋友纷纷闻声前来劝说，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么，就好好地问他:你怎样才可以向母亲认错求饶？他还是强硬地说:母亲愈是打我，我愈是不讨饶，打死我也不变。亲戚朋友看到这个孩子那么倔强，就诱导着问他:如果你母亲不打你了，你能讨饶吗？他这才回答说:母亲不打我了，才可以讨饶。于是，他的母亲停止了责打，蒋介石才向母亲认错求饶。从此，他的母亲认识到棍棒教育的无效，也就不再打他了。(蒋介石日记，日)他的暴躁的性格，也许就是幼年时期父母、老师教育不当造成的。
蒋介石回忆幼年的经历，也希望教育工作者好好研究儿童心理。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即使在统帅的高位，也总是反省自己对母亲不孝之过。每年回乡扫墓，父亲墓前只是行礼如仪，母亲墓地则一去再去，依依不舍，心情苦闷时，还会涕泪横流。蒋介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外表的威严，是作为统帅的地位要求，刻意锻炼出来的。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职位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屡屡告诫自己，要改掉轻躁的毛病。他常常对人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毛病发大了，就给自己记过一次，记大过一次。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对自己说，发脾气是要伤身体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怎么能随便毁伤呢？他又常对自己说，怎么又随便对人发火了？那是要让人看不起你的。他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要自己稳重一些，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为此，他手不释卷，努力学习传统儒学，修身养性，天天静坐，控制自己的情绪，天天写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类格言，来勉励自己。他尤其告诫自己，怎么能对文人发脾气呢？他自然知道文人好面子，心眼多，而且会记着你的恨。
有一次他对四川的军事领袖刘湘发了脾气，当面严厉训斥。那时正在成都刘湘的地盘上，没有给刘湘面子，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事后在日记中反省说:“当时不免自悔太过，或招不测之变，乃始终以静正处之，终得以诚感动，竟上正轨。”(1935年9月反省录)刘湘是个精明的人，虽然心怀不满，但知道权衡利弊，蒋也逃过一劫。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暴戾急遽，必多害事，应切戒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蒋介石的这个毛病还真改不掉，一年后就出了大事。
二、率性行事的少帅
张学良与蒋介石不同，并没有民间生活的经历。他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搞女人，抽鸦片，什么都干过。他自己说:“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典型的第二世军阀性格，不懂创业的艰难。张学良在当时社会上是所谓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人相传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江浙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都是豪门的宝贝儿子，在社会上十分招摇张扬。张学良晚年给自己一个评语:“平生无缺憾，惟一好女人。”他说自己有11个情妇，还要嫖娼。要不是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终身软禁，那个赵四小姐也不会一直跟着他，他也会再结新欢。被无聊文人宣传的浪漫爱情其实如此。张学良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开始搞女人了。有一次，张学良陪父亲在五姨太那里喝酒，喝到半醉，张大帅就训他:“妈的，你这小子啊，你当我不知道你呢，你净出去跟女人在外头混，混女人。我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别让女人把你玩了。”那五姨太就说:“得了吧，你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呢！”张学良生在乱世豪门权势之家，从小受到放纵的不学无良教育，一旦掌握了权力，凭着点小聪明行事，率性而为，“自由”惯了，把国家军政大事视同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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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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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还原西安事变：蒋介石向卫兵“借”钱买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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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 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王志屏：双十二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副司令(当时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记者注)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
　　还原西安事变当天：蒋最担心什么？
　　历史上的今天，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又称“西安兵谏”、“双十二事变”。
　　这天凌晨，西安临潼的枪声，拉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西安事变”的帷幕。本网记者综合多方史料，通过当事人追忆、日记、书信找寻线索，力图还原那天的真实经过。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这些大人物经历了什么？
　　“西安事变”背景回放
　　九一八事变：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临潼骊山“非爆发不可”。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蒋介石脾气很大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责编：黄艳、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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