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业(“和”与“战”的交替，“统”与“独”的交锋！一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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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读书客户端万本电子书免费读由于台湾和我们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他们的总统是全民投票选出来的,最终陈水扁赢了
你应该明白支持台独的人有多少了把 . 但支持统一的也占一部分
但如果全民公投的话
肯定就独立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让公投的原因(只要公投就向你开战),
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我这么一说你应该能体会些把.
其他答案（共12个回答）
李氏登辉，疏才否德，少即蛇蝎，无论晚节。初为倭寇皇民，自认倭人 ，不齿华裔，叛祖更宗。后逢??洲战北，倭寇束手，兽卒缴兵，敌酋授首，李贼势若孤哀，如丧考妣，旧梦未灭，反骨犹存。欲求飞腾，又施奸谋，匿隐劣迹，渗入我党。怎奈山河易替，秉性难移，竖子行迹不淑，膺无大义。祸心深植，叛党卖友，恬颜邀宠，屡得迁升。以至近岁，窃执神器，伪临夷洲，威福并作。复妄称景教圣徒，自诩摩西，扬言将为救世之举，而暗地秘作祸众之行。终日参神礼佛，祈福三教，收络党羽，网罗人心。殊不知天道昭然，兴有德而伐无道，凡暴虐祸国者，纵礼遍十方八面神佛，参尽东西中外圣主，亦难逃天谴耳。李贼罪孽，书之罄竹，人神共疾，天地同怒。终致人心背之，朋党弃之，除名下野，时人称快。历倍国共，两党逆徒，阴秉台联，三 姓家奴，反意不改，叛志逾坚，数度游走外邦，哗众乞宠，媚颜奴态 ，至为不堪。言行如此，桡我国威，忝吾宗祖，罪不容磔。累世食汉粟而间吾手足，欲裂土封疆，构害家国，此叛汉也，是为不忠；其父其祖身为华裔，逆子弃之，背忤先祖，此叛祖也，是为不孝；为一己之私，欲犯大不韪，挟我千万台胞以掣一统之肘，他日大错铸成，必致操戈同室，涂炭黔首，此叛众也，是为不仁；同道信之而鬻党卖友 ，戕残人命，因以邀功，假以飞腾，此叛友也，是为不义。此等消泯人伦之徒，但苟存于世间耳，偷生即已幸甚，岂可复作僭图乎？奈何李贼不审时势，自取隳灭，孤行一意，怙恶不悛。视其罪责，虽千诛而难偿，纵百戮而莫赎。总览汗青，其为臣奸邪、陷忠、谄媚、祸国 、虐民、敛财、专权、篡政者，较与李贼，则不及者众而凌越者鲜也 。　　陈氏水扁，口宣民进，名图民生民计，而实承李氏衣钵 。才不及人，智未过众，谋非深远，计实浅薄。未修懿德，妄图极权 ，故唯窃国以牟贵，鬻国以图荣。朝言欲兴百业，而夕观已废千行。 明哲通达者，靡不怒其岛内疾苦之弗知，哂其天道时势之未睹。沐猴既冠，跳梁夷洲，升天鸡犬，为丑不休。纵袒莠稂，缧绁忠良，觅幸诸强，为祸一方。黩武穷兵，陷同胞于将戮；包藏祸念，置手足于即戕。蚍蜉张狂，妄撼亲族之缱绻；螳臂招摇，欲阻一统之舆辇。逆子始自庚辰，伪誓登极，扬言于蕞尔之岛，叫嚣于弹丸之地。一己之欲既足，千万台胞何顾！执干佩橹，负隅流虬而抗破虏之师；秣马厉兵 ，乞援列国以御讨逆之众。其言其行，所恃者但台海天堑、美日精锐耳，岂不闻基隆港近，澎湖水浅？至于日美，其疆实也。然昔日清廷?弱之时，尚力抗倭寇，不致覆亡；今扶桑已臣人下，更复何虑焉？花旗坐拥精甲战船百万之众，此诚非虚也，而曩者高丽一役，我军民犹且以疲敝之师，挫疆美极盛之众；方今美势强弩既末，难透鲁缟，我华夏声威渐隆，国力日?觯?源讼嗟校?捎胁豢诵埃靠雒雷湓独雌１郑?科??遥煌跏?释燎榍校?蚍蚰?小Ｒ灞?脚眩???硪耍换ㄆ旄烧??戏谴笠濉４耸嫡讶恢晾硪玻?漩饿郴俪萁钥擅饕印Ｌ熳菪酥??菝彝鲋?蝗诵南蛑??肽芊现?恐钤粲?盐液由骄靡樱?焕?迨?嘣囟?豢傻谜撸?栽灯淠嫘蟹钢谂???
由于台湾和我们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他们的总统是全民投票选出来的,最终陈水扁赢了 你应该明白支持台独的人有多少了把 . 但支持统一的也占一部分 但如果全民公投的话 肯定就独立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让公投的原因(只要公投就向你开战), 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我这么一说你应该能体会些把.网特阿贬善于骗选公投如果能台独那么前年就独了呀为什么不能就是因为支持独立的人太少广大中国人民会把独立分子杀光
很多,支持台独的人至少有55%以上,支持统一的最多有15%,其它的人在观望.要不然,小扁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选上台,毕竟还是有民意支持的.而国民党只会应撑着,他的"...
民进党阿扁（主席是苏贞昌），台联的李登辉，是支持台堵的，合起来支持率应当占2300万人口的20-24%。新党支持统一，1%的支持率。
我不是台湾省人但是我在那里有朋友说老实话，台湾人士希望统一的并不多多数人的心理还是向往独立的这与我们政府的宣传有一点不一样台湾的总统选举还是比较透明的从陈水扁上...
艺人本身就没什么份量,我知道一个组合-----S.H.E日前S·H·E接受日本一个综合电台采访时被问及："Are you Chinese?" （你们是中国人吗？...
●台海迟早有一仗●一、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如果台湾发生大的内部动乱、如果台湾发生外敌入侵，三者若有其一，大陆即刻开战。这样很快就能回归。●二、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的...
答: 武警三亚疗养院请问现役军人有优惠吗？
答: 三战 60%是由核冲突爆发的,40%则是资源掠夺,土地纠纷,或其他原因
答: 以下回答不针对任何组织．如有雷同，哀其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实行西式民主是否认民主，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句话没问题．国情不同．民主的方式也不一样．成功的如韩日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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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台湾有多少人想跟我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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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201301
　　台湾研究
　　（双月刊）
　　总第119期
　　台湾研究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余克礼
　　编委会副主任
　　朱卫东
　　（按姓氏笔划）
　　毛仲伟刘国奋
　　刘佳雁许钟萍
　　朱卫东余克礼
　　张冠华修春萍
　　彭维学谢郁
　　张冠华
　　副主编
　　刘国奋
　　毛仲伟
　　出版日期
　　日2013年第1期目录
　　两岸关系
　　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态势与新趋向之观察朱卫东（1）
　　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评析汪曙申（7）
　　试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王伟男（13）
　　两岸经贸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李保明（18）
　　浅析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彭维学（24）
　　象征政治与两岸认同的建构孙云（29）
　　1949年以来台湾财经杂志与台湾中产阶级发展刍议吴琳琳（34）
　　当前台湾经济形势分析胡石青（40）
　　台湾地区宏观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张培（45）
　　对外关系
　　马英九上任以来台湾与印度关系新发展及其走向明郑英琴（51）
　　“光州固始”与闽台的历史渊源关系陈榕三（56）
　　2012年《台湾研究》目录汇总（62）
　　注释体例（64）
　　英文目录封三
　　更正（23）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海峡两岸关系的新态势与新趋向之观察
　　朱卫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2年，影响台湾问题的中美台三方均平稳实现权力交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良好发展势头得以保持。马英九与奥巴马连任、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及谢长廷参访大陆，这四件大事对未来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重要影响，它所显露出的新态势与新趋向，值得观察家们认真探讨。尽管从目前涉及两岸关系各利益攸关方的基本立场及其发展趋势看，这些新变化仍不足以打破台湾问题现存的结构困境，但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关键变量正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将继续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不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
　　一、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积极信号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这样一个全新时代背景下举行的一场重要选举。各方均赋予这场选举多重意涵，既将之视为是对过去四年马英九当局和平合作大陆政策成效的检验，又将此作为观察把握岛内主流民意新趋向的重要指标，更将选举结果看作是两岸关系未来能否继续巩固深化的关键。从战略的角度观察，2012台湾“大选”确实有两点值得细细探究：一是选举结果——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意义，它为两岸关系正常发展至少赢得了四年甚至更长的机遇期；二是胜选主因——大陆角色转换的意义，“大陆因素”已发展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两点新变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具有战略意义。
　　（一）国民党继续执政为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1月中旬举行的“二合一选举”具有特殊意涵：倘若马连任失利，将对国民党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不仅2016年很难翻身，甚至2020年东山再起的希望都不大；同时若马连任而国民党失去“立法院”的控制权，其大陆政策措施也难以顺利推行下去。幸而这两种情形并未发生。与国民党输不起相反，民进党仍有输的本钱和翻本的机会。因此，这场选举结果不仅对国民两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效应。这是因为，其一，过去四年两岸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两岸的战略互信亦较脆弱，需要继续强化和固化。国民党继续执政，使得两岸关系容易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二，选举结果也表明，马英九当局的现行大陆政策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肯定，期望两岸和平合作双赢已成为台湾民众在“统”、“独”之外的新的主流民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获得选举的检验，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增强国民党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其三，从长期看，一个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有意愿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党在台湾执政，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条件，国民党继续执政至少可以避免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动荡不安的局面，减轻大陆在东南战略方向的安全压力；至少可以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赢得四年乃至八年的机遇期，从而也为维护和延长大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大陆因素已成为影响台“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大陆始终是影响台湾政经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陆的实力、政策和所呈现出的外在形象，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氛围与成果，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民心走向和民众的投票行为。2008年以来，随着马英九打开了两岸封闭的大门，两岸全面直接三通的实现，使得台湾民众更直接感受“大陆因素”的影响力，直接享受到由开放合作所带来的两岸和平红利和经济利益，岛内那种乱扣“红帽子”的做法已越来越不灵了。此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是对大陆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检验。综合考察，一方面，近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已对岛内社会产生了深层影响，希望两岸合作、经贸得利已成为多数民众的期待，使得马英九、国民党在此次“大选”中敢于较为自信地打“两岸牌”，反复强调“92共识”以及发展两岸关系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也迫使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向中间靠拢，在对待“九二共识”和“台独”问题上被动挨打。大陆也从过去被丑化的负面形象开始转为较为正面的形象，大陆因素开始由单纯的负面炒作议题向正面因素转化。另一方面，经过近几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对台直接影响力显著增强，大陆在选举过程中强烈表明坚持“九二共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意义，揭露蔡英文“台湾共识”的欺骗性，促使岛内形成“否定92共识的候选人上台、两岸经贸关系倒退无可避免”的舆论氛围，导致选举最后阶段出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纷纷表态支持“92共识”的局面，包括工商界的代表性人士如郭台铭、王文渊、张荣发、徐旭东、尹衍梁和王雪红等人，都公开表示：“没有92共识，台湾经济会很惨”，“无法想象没有92共识后的两岸关系”［1］。岛内舆论评价，此次选举事实上是“九二共识公投”，马赢在“九二共识”上。亲绿的《自由时报》则称，“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台选举第一次出现“总统需要北京册封同意才会当选的朝贡特征”［2］。
　　国民党赢得“大选”、继续执政所蕴涵的上述两大积极信号，无疑会增强两岸执政当局推行和平发展路线的信心，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是卓有成效的，也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机遇期。预计，未来大陆对台湾政经发展的直接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
　　二、中共十八大提出未来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大陆因素”始终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因素。11月初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使两岸关系中“大陆因素”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实力层面。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实践路径，按照这一蓝图，大陆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继续快速增强，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两岸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更加自信从容、更加耐心细腻、更加务实包容；同时，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发展机遇、发展空间的扩大，也将对台湾的政经发展和社会民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是从战略视角观察十八大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长远影响。
　　二是政策层面。十八大在两岸关系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报告涉台部分将十七大以来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和理论创新纳入其中，特别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及其一系列政策主张，对下一阶段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包括：立足于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推进两岸统一，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国家的和平发展战略紧密连结。更为重要的是，报告正式将“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写入党的文件，提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3］十八大还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新论述，包括：首度将坚持“九二共识”及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凸显了这两大议题的重要性。向民进党温情喊话，“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4］这一表述实际上划出了同民进党正式打交道的底线。厚植共同利益，融洽同胞感情，进一步突出了两岸经济合作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以及两岸交流交往中加强民族感情纽带的重要性；并特别提出促进两岸平等协商和加强两岸关系制度建设的内容。值得重视的是，报告还明确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5］总之，报告将那些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思想论述和政治主张写入党的重要文件中，为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实践路径。
　　三是新的领导人层面。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习总书记在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福建、浙江和上海主持工作十几年，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对对台工作深思熟虑，这有助于大陆制定和实施一套更能有效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预计，十八大后，大陆在实力、政策和新的领导集体三个层面对两岸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对台工作原则的坚定性、政策的稳定性和思考解决问题的信心诚意与包容，必将有力地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三、奥巴马连任提升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因素”，因为11月奥巴马总统的成功连任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使得此前美国所推行的亚太新战略得以继续稳步实施，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相对提升，美将继续强化对台影响力，而马英九当局为了寻求美国的政治支持与安全保障继续推行倚美亲美政策。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因素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成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变数。
　　（一）美国亚太新战略加大对两岸关系的介入力度。自2011年美国高调宣布经济、军事和战略上重返亚太，奥巴马政府亚太新战略针对中国崛起的内容愈益突出。伴随着两岸关系朝着和平发展方向不断迈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也在加快，与亚太各军事同盟国进一步围堵中国的行动不断升级。2012年，有关各方围绕钓鱼岛和南海主权的争端显著升温，其背后都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存在密切的关联。与罗姆尼不同，奥巴马连任强化了美国推动亚太新战略的方向和力度，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一是美制衡中国的力度加大，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与过去相比，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更加突出制衡中国的一面，即针对中国力量上升、影响力扩大的现实，要直接地和针锋相对地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行为，这一战略将使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难度增大了，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中美关系的发展。二是台湾的战略角色和地位相对提升。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存在的“战略互不信任感”正日益加重，在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台湾作为传统上的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棋子的角色得到了强化。美方认为，“台湾的位置正处于战略竞争的最前线，而这样的竞争很可能划定21世纪美中之间的战略格局”，［6］美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众议院发表证词时表示，“帮助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是，保持与台湾的强健和多元化关系”，［7］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11月在夏威夷就美国亚太政策发表演讲时，首次将台湾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8］，不仅澄清了美国学界争议的所谓“弃台论”，也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有意强化台湾角色的战略意图。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底线是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包括“台独”与“统一”两个选项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基于此，2012年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台湾的介入，力图将台湾乃至两岸关系发展纳入到美国的亚太议程中。在台“大选”中，美国虽未公开在蓝绿之间“选边”，但公开肯定马的大陆政策，直至选举最后阶段亮出“挺马”的底牌。选后，美对马当局进一步施加影响，以掌控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发展走得过快、过近，批评吴伯雄提“一国两区”构想是“转错方向，贬低台湾地位”，［9］并要求台湾在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中持“克制态度”等等。可以说，美国的介入是马英九当局在两岸政治议题上的态度不断保守退缩、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拒绝与大陆联手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通过售台先进武器、支持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重启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谈判等方式，加大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力，介入两岸关系发展议程。预计，在美国全面重返亚太战略的指导下，未来美打“台湾牌”干扰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二）马英九当局推行亲美倚美政策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在亚太新战略中打“台湾牌”能取得多大成效，关键看台湾执政当局的配合程度。由于特殊的历史、利益和安全的考虑，马英九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个任期即奉行鲜明的亲美路线，马当局的基本战略就是“和陆亲美友日”、“经济靠大陆，安全靠美国”。发展对美关系、建立稳固的台美互信始终是马当局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马英九连任后，台湾当局延续既定的亲美倚美政策，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新战略。台美高层互动频繁，沟通顺畅。选后不久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即赴美沟通，增信释疑。为保证台美沟通更有效率和效果，马英九还任命其心腹金溥聪出任“驻美代表”，将美国信任的原“驻美代表”袁健生调任“国安会秘书长”，以确保能够“零误差、零时差”地传递美国的旨意。事实上，台湾当局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的态度非常尊重或顾忌美方的态度，强调对美“零意外”。比如，马英九抛出“东海和平倡议”之前已先与美国沟通，美方对台渔船出海宣示“主权”等做法都事先知情。台湾当局在涉及两岸关系向前迈进的重大议题上始终主动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配合美国亚太新战略，为美国插手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也削弱了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成为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巩固深化的一大消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2年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有两点新变化会促使台湾当局更加依赖美国：一是马英九的政治地位虚弱，更需获得美方政治上的支持。二是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后，台更需美方的安全保障和扶持以增加谈判的信心。这些因素将使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谢长廷访陆预示民进党“台独”路线调整势所必然
　　2012年，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民进党因素”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0月初谢长廷成功参访大陆，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民共关系乃至国民党的大陆政策都产生了相当冲击，为我们分析探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转型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谢访陆向外界释放了两大积极信号。谢访陆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和平崛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强化这一全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不应将之视为一个孤立的个案就事论事，过于看重短期效果，而应认真探究这一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刻讯息。
　　其一，释放出民进党应该与大陆友好相处的强烈讯息。谢是民进党内举足轻重的“超级天王”。虽然是创党发起人、“台独党纲”起草者，但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有较为积极务实的想法和作为。2000年提出“高雄与厦门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主张“回归中华民国宪法讨论一个中国”，2005年谢任“行政院长”后公开承认“宪法一中”。［10］因此，对谢这样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政治人物，其登陆行为本身即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在内外压力下意图顺应潮流努力引领该党转型的积极尝试。谢以登陆的实际行动向外界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就是民进党必须要正视大陆，正确应对大陆，与大陆友好相处。如谢本人所强调的，“不和大陆交流永远在野”、“民进党若想重返执政就不要与13亿人作对。目前该做的就是深化民进党与大陆的互信基础。”［11］
　　其二，发出“台独之路”走不通必须转型的信号。谢长廷的两岸论述虽然离大陆的主张还有距离，但它包含了“一中内涵”，保留了两岸“一个中国架构”的法理连接，较民进党一直强调“台独”神主牌、始终否认抵制“宪法”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对民进党坚持“台独党纲”的核心价值带来了重大冲击。岛内舆论因此评价：“谢把民进党从虚幻的‘台湾国’拉回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谢的登陆是“昭示台独终局，他想要传递的主轴信息是民进党不搞台独了”，［12］再一次验证陈水扁以前承认的“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论断。谢的登陆行动和“宪法”主张对绿营和“台独”基本教义派不啻是一枚动摇军心的震撼弹，这也是谢返台后频频遭受极端“台独”势力围剿的主要原因。
　　此外，谢长廷访陆对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也带来冲击，将增强马英九当局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和压力。未来，如果马当局在两岸关系上仍然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或不愿顺应潮流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国民党将会失去独享“两岸牌”、占据两岸政策制高点以争取选民支持的优势。
　　（二）民进党短期内仍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谢长廷参访大陆反映了民进党内务实派希望正面面对大陆、加快该党路线转型的积极趋向。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产生积极的回应，谢长廷首先在党内遭到碰壁，不仅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围攻，而且也不为党主席苏贞昌所接受。苏贞昌舍弃谢长廷而自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从其使用“中国事务委员会”名称而不是“大陆事务委员会”、“两岸事务委员会”的名称，就可看出民进党绝不会轻易放弃“台独神主牌”，短期内也难以进行战略转型。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本性和政党利益决定的：从外部因素看，虽然民进党面临调整路线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这种压力还没有大到它必须放弃的程度，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暗助形成某种对冲。从内部因素看，目前党内的主流声音还是顽固坚持“台独”，缺乏调整的意愿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马英九施政满意度很低，难以摆脱执政困境，使党内不少人产生幻想，认为无须调整，也可以坐等国民党下台。另一方面是党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力反弹与牵制。从实际利益看，目前民进党放弃“台独”也得不偿失，既难以同国民党区隔竞争，又要面对绿营基本盘松动流失的危险，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从党主席苏贞昌的个人算计看，他不愿碰两岸关系，认为时机不成熟，苏当下最关心的是“逢马必反”，让马英九深陷泥沼难以自拔，在此基础上带领民进党打赢2014年“七合一选战”，等苏拿到2016年“大选”入场券后再考虑路线的转型问题。因此，民进党现在在两岸政策上的基本策略和做法就是：摆摆样子，做做姿态，以塑造民进党有意愿、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社会形象。当然，谢长廷参访大陆虽然方向正确，但也包含其个人的政治算计，即利用两岸关系这个舞台延续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早出手，更主动，空间大；但是这一做法和目前民进党的主流心态以及苏贞昌的算计并不合拍，这是谢访陆后的效果不如预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当前的时代环境与民进党抛出“台独党纲”时的时空背景已经大相径庭，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现实。从潮流和趋势看，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越来越难以为继，路线转型势所必然，小修小补、精心包装的所谓策略性转型无济于事，民进党只有正本清源，痛下决心，抛弃“台独”，实现战略转型，才能脱胎换骨，为民进党的长远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民进党的党旗是十字路口立了一个台湾地图，这正好反应了民进党的目前处境。作为十字路口的一次有益探路，谢长廷大陆行是成功的，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年后人们再回过头来评价，会发现谢先生这趟“开展之旅”犹如南美亚马逊河上振翅的蝴蝶，已对民进党的路线转型、民共关系乃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13］
　　五、结语
　　（一）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马英九第二个任期两岸关系能做可做的部分仍将主要集中在非政治领域，巩固深化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继续巩固和深化两岸现有的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客观需要，即目前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巩固保障现有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合作的水平和层次；更有主观考虑，即在两岸缺乏足够政治互信的前提下，贸然推动政治谈判远不如继续推进非政治领域的合作容易，因此“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成为必然的共同选择。同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马英九当局处境艰困，对政治议题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主张“先经后政”、政经分离甚至“只经不政”，期望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保守”的两手策略来稳固执政地位，赢得选票。
　　大陆方面在发展两岸关系上也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迫不及待，而是主张要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稳定发展，稳中求进。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实际上已指明了未来五年大陆对台工作的大方向和主要任务，它表明，巩固和深化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成为未来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任务。未来几年，继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继续加强两岸文教社会交流，深化两岸同胞的感情融合，将成为两岸共同推动合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加强制度建设也将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双方要稳步推进包括两岸经济、文教、人员往来等各个领域的机制化、法制化进程，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机制，让任何人、任何势力改变它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预计，包括两会互设综合性办事处等将会很快纳入双方的共同议程中。
　　（二）突破两岸政治僵局仍有赖各方共同努力
　　此次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对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着墨较多，报告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并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以及“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目标，是“希望两岸共同努力”的项目，也是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迈入“深水区”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任务。报告明确向台湾方面发出了这一呼吁，表明两岸关系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逐步“由经入政”，进入“经贸为主、政治为辅、政经促进”的新阶段。事实上，在两岸关系进入巩固深化期的时候，两岸经贸、社会、文教关系的深入发展必须要与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协调同步，台湾方面“只易不难、只经不政”的单纯思维难以为继，“鸵鸟政策”也不足以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要确保两岸关系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必须要就政治议题进行对话商谈，以建构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大陆方面提出这一主张体现了务实前瞻的眼光，也是对台湾民众普遍关心此问题的积极回应。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战略环境与条件并未达到质变的程度，虽然大陆因素对两岸关系的主导作用在增强。但是，毋庸讳言，在宏观结构上，中美台三方“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仍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或主宰两岸关系。在微观结构上，国、民、共三党形成的两岸“小三角”关系依然不稳定、不均衡，不仅深受岛内周期性选举政治的影响，而且三方政治互信脆弱，民进党成为三角关系中的变数。两岸政治僵局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上述宏观和微观结构的制约，两岸关系并非任何一方单方面可以控制和左右的。
　　因此，十八大报告涉台部分所提出的有关推进两岸政治关系的呼吁，虽然合情合理、务实可行，但在目前的两岸现实下要想稳步顺利地推进，尚需台湾方面的正面回应和积极配合。但台湾方面则采取消极拖延的战术，认为两岸谈政治议题的条件不成熟，没有急迫性，不是优先选项，甚至给两岸商签和平协议设置了“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等高门槛，其中民意支持是要透过所谓“公投”凝聚共识。马英九当局之所以对此缺乏动力和意愿，不敢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协商，主因是缺乏自信，顾虑担心太多。一方面马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始终低迷不振，马当局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拼经济”使人民“有感”的民生议题上，担心过早碰触政治议题得不偿失，影响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乃至2016年的“大选”。另一方面岛内仍有40%以上的民众对政治谈判持疑惧态度，这为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强烈抵制提供了空间；此外，奥巴马政府也不愿看到两岸走得过近、过快冲击其对台海的实质影响力。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本来意愿不强、抗压性差的马英九当局更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今后一个阶段，在推进两岸政治关系上，双方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作为，既然政治议题无法搁置、回避不了，就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开展两岸政治谈判的环境与条件，使台湾当局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政治商谈台不会被“矮化吞并”，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亲中卖台”问题，越早商谈，对台湾越有利；两岸只要不断累积政治互信、展现诚意和善意，完全有智慧找到彼此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也要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两岸政治谈判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符合美国亚太利益的。当然，即使是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商谈，仍应本着“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在两岸的共同协商下逐步稳妥地推进，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
　　注释：
　　［1］《王雪红记者会》，台湾中广新闻网日。
　　［2］台湾《自由时报》评论日。
　　［3］［4］［5］胡锦涛：《中共十八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44页、第45页、第45页。
　　［6］迈克尔?马扎：《为什么台湾问题对美国意义重大》，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日。
　　［7］坎贝尔语，新华社《参考资料》日。
　　［8］希拉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新华社《参考资料》日。
　　［9］白乐崎：《一国两区，转错方向》，台湾《自由时报》日。
　　［10］台湾《中时电子报》日。
　　［11］台湾《中国时报》日报道。
　　［12］台湾《联合报》社论《台独的终局》，日。
　　［13］朱卫东：《从宏观层面观察谢长廷大陆行的蝴蝶效应》，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11月号，第8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评析
　　汪曙申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经过四年多来两岸执政当局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已由和平发展开创期步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两岸制度化谈判的恢复和推进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不仅解决了一批长期制约着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难点问题，而且促进了两岸政治和社会互信，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从形式上看，两岸谈判的具体内容虽由两会承办，但其主体是两岸执政当局，执政双方的战略、原则、策略对谈判的达成及其成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脉络，特别是两会商谈的有关实践，探究马英九当局关于两岸谈判的战略思维、基本原则、做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障碍，希冀为两岸继续巩固谈判成果、开创谈判新局提供有益视角。
　　一、马英九当局对两岸谈判的性质认定
　　两岸关系定位是马英九当局制定两岸谈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马英九当局确立谈判立场、目标和策略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大体上看，其在两岸关系定位上的立场为：
　　一是两岸关系并非两国关系，而是“一国两区”的关系。马英九当局坚持以“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的“一中宪法”作为主权论述的法理依据，摒弃两岸关系的“台独定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进行了拨乱反正。马英九当局主张，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是两个中国的关系，而是“一国两区”的关系，一国即“中华民国”，两区即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并明确表态“不从事双重承认”，也不会推动“两个中国”。日，台“总统府”曾做出具体解释，即“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两岸是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也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两岸关系不是国家与国家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两岸地区是对等地区，每个统治地区上有统治的当局，我们是台湾当局，他们是大陆当局”［1］。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中提到，“根据双方现行体制及法律规定，双方都彼此坚持‘一个中国’，但对‘一个中国’的内容，双方表述有所差异”；“台湾现在推动两岸关系的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这是以‘一国两区’的概念作为法理基础，这足以说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2］。同年3月25日，台“陆委会”进一步声明，“‘一国两区’指的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完全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条例法律规定，外界不应予以曲解。”［3］接着在5月20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立场。2012年7月底，国共两党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达成17项共同建议，其中一致确认“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4］。
　　二是两岸是“一中各表”规范下的对等政治实体的关系。马英九当局一方面从法理上明确了两岸为“非国与国关系”，另一方面从实务上坚持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是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之间的平等关系。马英九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源于岛内宪制性规定，认为中国大陆虽不在其治理管辖之下，但在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乃是处于“中华民国”治权之外的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基于这一法理逻辑，马英九当局明确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主张台湾与大陆虽然在实力上相差悬殊，但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马英九当局基于法律与现实两个层面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决定了其将两岸谈判的性质定位为“一国两区间的平等谈判”。主要表现在：从谈判立场看，强调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维护台湾主体性，主张以“互不否认”代替“互不承认”，两岸谈判首先应着眼于地位平等，决不能伤害“中华民国主权”和台湾尊严。马英九曾公开表示，如果大陆否认“一中各表”，那“我们就不谈了”，“若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中华民国’的政治实体地位必须获得尊重”。从谈判目标看，不利用谈判谋取分裂，注重维护谈判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同时非常在意维护台湾利益，强调谈判结果应服从服务于台湾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能为把台湾打造为全球创新中心、亚太经贸枢纽、台商营运总部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马英九当局也致力于通过和平商谈塑造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平等谈判地位，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理性、负责任的对外形象，为扩大国际“软实力”、巩固执政加分。从谈判策略看，讲究原则性与务实性的结合互补。在“主权”等原则底线问题上寸步不让，自行免责，认为两岸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大陆是否正视现实，搁置争议，弹性处置。在操作上较为务实，能够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出发，一定程度上照顾大陆的原则诉求，通过利益权衡实现“舍少求多”。总的来看，马英九当局以“一中宪法”处理两岸谈判问题，既有助于以内部宪制性规定、两岸平等商谈反击绿营对其“弃守主权”的抨击，又承认一个中国，维护了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在两岸事务性商谈阶段发挥了特殊作用。
　　二、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
　　马英九执政四年多来，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基本采取积极姿态，构筑起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以谈判方式着力解决台湾社会以及两岸交流面临的诸多问题。总体上，其推动谈判的原则主要有：
　　（一）维护“九二共识”作为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两岸谈判的启动和开展需要两岸执政双方具备相当的互信，大陆方面一贯主张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持反对“台独”，是两岸开展对话和协商的政治基础。2005年国共两党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初步建立了两党之间的政治互信。马英九执政后坚持这一愿景的基本方向，确立以“一中各表”为内容的“九二共识”作为其发展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商谈的基础，为两岸建立互信、重启事务性商谈创造了条件。“九二共识”本身蕴含求同存异的精神，既确认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又搁置了双方的政治分歧，是发挥政治智慧、照顾各方利益的结果。马英九当局主张“九二共识”的内涵包括：一是两岸双方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双方的定义不同，台湾方面认知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二是“九二共识”可对目前尚无法解决的两岸主权争议做暂时性的处理，创造两岸互不否认的模糊空间，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主义价值，使得两岸接触时“找到一个非常实用的着力点”。三是“九二共识”包含一个中国的精神但又可各自表述，这既便于推动两岸和解合作，又满足了国民党对“中华民国主权”的坚持，设置一道抵抗绿营势力反马“卖台”的防火墙。马英九当局已将“九二共识”看作其四年来成功推行开放合作的大陆政策的重要前提，第二任期将继续维护其作为深化两岸互信、推动两岸商谈的基础性和原则性地位。
　　（二）强调两岸搁置争议、“互不否认”。目前，两岸在台湾当局政治地位、“中华民国”、台“国际空间”等问题上仍存在着明显的重大分歧。马英九当局认为，这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分歧不应成为两岸开展谈判的绊脚石，双方应暂时搁置争议，从“互不否认”的思维出发，找寻实现两岸共赢的新路径。主要考虑有：一是认为在法理层面两岸根本不可能相互承认。马英九主张，基于两岸各自的法律，两岸“要给对方一个正式承认是做不到”，“大法官也很难解释，在法理上仍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中国大陆上会出现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承认对岸，但在‘我国宪法’体制下，仍无法作这样的承认”［5］。二是在务实层面两岸可以相互不否认。马英九认为，两岸做不到相互承认，也不必相互否认，最好的方式是互不否认，两岸关系发展应建立在“相互不否认”的前提下，“互不否认”可暂时搁置两岸敏感争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求同存异的空间，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通过四年多来两岸关系良性互动，马英九当局已将两岸官方通过两会直接谈判视为两岸从相互否认走向互不否认的重要象征。三是“互不否认”政策的正面效果开始显现。马英九认为，台湾宣布的“互不否认”政策已促使两岸恢复和平协商，有效搁置了两岸军事冲突及政治对抗。可以预期，马英九当局将继续视搁置争议、“互不否认”为推动两岸谈判进程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两岸谈判是双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因涉及两岸公权力及实质利益分配而甚为敏感，处理不当很容易激起岛内反弹乃至扩大两岸分歧，影响到两岸良性互动。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十分注重维护台湾“主体性”价值，始终强调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谈判中特别注重对等，严防台湾被矮化。马英九当局将两岸谈判的形式与内容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尊严作为两岸对等的重要标准，立足于“主权”的高度，注意从细节和小处着眼，防止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抓住把柄蓄意放大扭曲。这使得马英九当局在面对绿营对其出卖“主权”的指控时，能够以事实澄清真相，即马英九所言“批评或指控几乎找不到一个个案可说是政府在哪个地方让台湾的主权、尊严或地位受到任何影响”。二是在谈判中特别强调“对人民有利”的原则，注重保护台湾的整体利益。当前，“台湾优先”的观念深入岛内民心，特别是在两岸经贸交流领域，岛内多数民众认为开放和扩大两岸经贸交流要以确保“国家整体利益”及“台湾利益优先”为原则。马英九当局坚持“台湾的权益不容退让”，在两岸谈判上优先选择于己有利的议题，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如在对台湾发展有利的经贸领域姿态积极，但在开放海峡中线、大陆农产品入岛及大陆劳工赴台等方面持抵制态度。2009年3月，马英九在成功大学针对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表示，“台湾利益必须受到保障，开放若不利，就不会开放。”［6］在协商顺序上，马英九当局曾一再强调优先谈判石化、机械、纺织等对台湾“有较大影响、有迫切性的”产业关税，而弱势产业则暂不开放。马英九在2010年“元旦讲话”中称，“历次谈判中，政府始终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凡是有损台湾主体性或对人民不利的事，绝对不会去做”［7］。三是特别尊重台湾民众的“主体性”和选择权。马英九当局在推动两岸谈判的同时高打民主牌，拉岛内民意为政策背书，增加谈判筹码。从马英九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看，其宣称的台湾民意包括：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民主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台湾人民只想与中国大陆进行经济互动，但不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适合台湾；台湾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若他们对与大陆在政治上统一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够强迫他们”等等。尊重和体现民意是马英九当局落实“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马英九暂不主张以“公投”方式处理两岸事务性谈判问题。从马英九任内处理两岸谈判事务的种种表现看，其已明确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奉为指导谈判实践的重要原则之一。
　　三、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两岸协商谈判是一个系统、复杂和敏感的动态过程，牵涉到两岸双方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调整。马英九当局基于岛内外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推动两岸谈判自始就相当谨慎，在打破僵局有所突破后更强调选择稳妥渐进而保险安全的做法。
　　（一）主要做法。一是建立两岸基本互信，为两岸谈判构筑政治基础。马英九在2008年3月当选后曾公开呼吁两岸回到“九二共识”，表示希望与中国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和平协定以及争取国际空间。他还竭力为“九二共识”辩护，称“民进党可以反对九二共识，但不能否定它存在”。马英九在同年“520就职演说”中正式强调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尽早恢复两岸协商。2012年“大选”期间，马英九领导国民党在“九二共识”问题上与民进党针锋相对，强调并捍卫“九二共识”对维持两岸和平、繁荣和稳定发展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马英九执政以来从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论述入手，逐步拆除了两岸恢复谈判的政治障碍，并以实际行动维护了两岸谈判不断深化的政治基础。二是以两会为平台重启和推动两岸制度化商谈。马英九在2008年执政后重视海基会在两岸商谈中所发挥的“白手套”功能，任命娴熟两岸事务的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任海基会董事长，主动排除海基会与海协会进行正常沟通运作的政治障碍，为两会重新建立联系创造条件，并充分授权海基会，积极促进两会实现历史性复谈。迄今，两会已在两岸轮流举办了8次会谈，签署18项协议并达成2项共识。这期间，马英九当局顶住岛内“台独”势力强烈反扑坚持推动会谈，是两会能够不断累积谈判成果的重要前提，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和机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维护和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为两岸谈判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氛围是两岸谈判顺利开展和不断深化的重要保障。四年多来，马英九当局较重视维护两岸各级别、各层次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注重利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国共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以及其他国共两党高层接触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增进两岸执政高层间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岸各级别、各层次的沟通渠道较为顺畅并形成良性互动。四是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稳步推进谈判。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内容的优先选择顺序上有着较为清晰的思路，即在搁置争议的大前提下，先处理两岸间共识多、岛内争议少的经济事务性问题，然后推进至社会和文化领域，而将两岸政治谈判作为协商的长远目标，待将来条件成熟后再予以考虑。2008年马英九接受日本《世界杂志》总编辑冈本厚专访时就曾表示，“两岸关系应该循序渐进，首先是经贸方面的正常化，继之是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然后再讨论签署和平协议。”［8］2009年5月马英九在接受中视专访时明确指出，“要谈的议题优先顺序非常清楚，三原则就是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政治问题在谈判经济性议题时尽量不去碰，以免造成困扰。”［9］此后，马英九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示，经济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优先议题，两岸谈判政治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
　　（二）主要特点。一是明确区隔两岸事务性谈判与政治谈判，“重经济、避政治”。马英九当局对两岸事务性谈判态度比较积极，但在政治谈判问题上立场偏向保守，虽不完全排除两岸展开政治谈判的可能性，但极力避免在事务性谈判阶段掺杂政治谈判的内容，对大陆关于两岸就政治问题提前探讨、逐步破解难题的主张反应平淡。马英九曾公开表示，改善台海两岸关系必须分阶段推进，在两岸经贸领域实现正常化、解决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后，才能谈到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2011年10月，马英九在“大选”阶段抛出和平协议遭到绿营抨击后，立即提出“十大保证”作为签订协议的前提［10］，并主张经过“公投”程序。从在两岸谈判上的表态和做法看，马英九当局奉行的是“经济拿来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结合的双轨路线，存在着既想获得经济、和平红利又尽可能延缓政治谈判的复杂心态。二是单方面设定政治谈判的前提，拒绝进行统一谈判。一方面，马英九当局声称不排除与大陆触及政治性议题的协商，在道义上抛出追求两岸和平发展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排除不是一定要做”，大陆撤除对台导弹是展开和平谈判的前提，任内不会与大陆进行统一谈判，反对谈判解决台湾人民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台湾前途问题。马英九当局的言行表明，其所指涉的两岸政治谈判渗透着强烈的“台湾主体性”因素，不仅是要求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现实的谈判，也是将两岸和平与国家统一问题分割处理的谈判。三是在谈判中“高要价、低付出”，并借机寻求“外交”、安全等外溢利益。马英九推崇孟子“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哲学观，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讲究“用其智”，表现在事务性商谈中则是向大陆抬高要价，同时压低付出。马英九当局还利用两岸制度化商谈带来的良性互动，运用岛内民意争取扩大台湾在“国际空间”及军事安全方面的政治利益。四年多来，马英九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已将带有政治色彩的台“国际空间”问题从其所称的两岸和平谈判中分割出来提前进行沟通协商，而且技术性回避两会管道改以其他渠道与大陆磋商，显示马英九当局在不触及到台湾当局政治定位及前途走向等核心问题的情况下，不排除会选择部分与台湾利益攸关度高、紧迫性强的政治性议题与大陆方面展开沟通或谈判。四是坚持两会为两岸谈判的“第一渠道”，并重视运用国共平台等辅助管道。马英九当局高度重视海基、海协两会在两岸制度化商谈中的“白手套”作用，赋予其两岸谈判“第一管道”的重要地位，强调谈判中“主体是政府，党只是辅佐角色”，不认可“立法院”直接介入两岸谈判事务。从迄今两会商谈的情况看，两会模式已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两岸公权力部门主管官员以理事或顾问身份直接参与谈判，两会工作层级的沟通联系更加频繁，并酝酿互设办事处等。与此同时，马英九当局认为应扩大两岸互动的管道，政党可以扮演沟通的桥梁，两岸高层和各界人士借助国共平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等渠道保持接触沟通，可以准确了解各自的想法，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传递有效的信息，从而协助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五是执行亲美政策以抬高谈判筹码，在大陆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马英九当局基本上坚持两岸问题由两岸双方解决的立场，在推动两岸谈判进程中尽量避免美、日等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陆方面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政策主张。但应看到，马英九当局也在极力寻求强化与美、日的“实质关系”，主动迎合美国的台海政策特别是两岸军事平衡政策，通过争取美方对其两岸谈判政策目标的支持，提升与大陆谈判的实力基础。2008年10月，马英九在“国军重要干部研习会”上的致词很能说明这一点，他称，“台湾的实力愈强大，两岸谈判越会有对等双赢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当台湾努力改善两岸关系时，美国政府还是将重要的军事装备出售给我国，因为一个军事的平衡，是获致和平的重要条件”［11］。六是坚持维护两岸谈判进程，但也存在向内妥协的一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极力干扰破坏两岸谈判，马英九当局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展现强硬姿态，坚持推动轮流在两岸举办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全面落实两会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共识，从执行面保证了两会平台运作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马英九当局柔性呼吁民进党正视大陆情势和岛内民意的变化，主动参与两岸事务的讨论，寻求台湾社会内部的最大共识。马英九曾公开鼓励民进党与大陆接触，明确表示希望民进党人士参与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处理民进党和“台独”势力这一阻挠两岸谈判进程最大阻力的问题上，马英九当局既有一定的抗压性，在岛内分歧大、共识少的议题上又存在明显的妥协性。
　　四、影响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的主要因素
　　两岸谈判既有一般性谈判的特征，又有其独特之处。两岸谈判的特殊性源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12］。四年来两岸谈判取得了显著的丰硕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和岛内主流民意的肯定，这是马英九当局继续与大陆方面合作推进谈判的有利条件。然而，随着两岸谈判纵深的不断推进，势必将牵涉到双方更多的、不同问题领域的深层次利益调整，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也会随之增多。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性经验以及两岸谈判的特殊性，马英九第二任期的两岸谈判政策将受到以下因素制约。
　　（一）岛内民意对两岸谈判发展的支撑度。马英九当局的两岸谈判政策服从于大陆政策，而大陆政策又服从服务于其巩固执政地位和国民党长期的总体目标。当前台湾政治生态仍处于蓝绿分裂对峙状态，这一二元化对立的结构赋予了岛内民意对执政当局决策更大的影响力。2012年10月台湾TVBS民调显示，54%的民众不满意马英九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认为两岸已签订协议对台湾发展有利的比例由先前的41%下降为33%，为2010年两岸签署ECFA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两岸经济关系深化能否给台湾民众带来切实有感的利益是民意看待两岸谈判的重要考虑因素。马英九当局虽着力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走向，但岛内长期形成的“台湾主体意识”根深蒂固，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疑虑在短期内还很难根本性改变，这种消极心理将与今后不断深化的两岸谈判相伴相生，构成马英九当局进一步推进两岸谈判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民众对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获利有限却可能伤害台湾“主权”存在忧虑，这将对两岸开启政治谈判构成牵制。
　　（二）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制衡。2008年和2012年民进党在两次“大选”中的失利使“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低潮，同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推进促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逐步走向理性务实，两岸协商谈判面临新情况。从积极面看，民进党从体制内阻挡两岸谈判的能力不足，体制外手段的实际效用有限，两岸谈判的步调、节奏仍将由马英九当局全面主导。从消极面看，民进党虽败但并未溃散，仍有能力运用舆论和在“立法院”对马英九当局推动两岸谈判实施监督，利用马英九当局在两岸谈判上的失当或失误做文章。对此，马英九当局为了削减内部压力，在两岸谈判问题上会始终保持谨慎，避免出现任何形式上台湾被矮化或实质利益让步过多的争议性情形。在民进党掣肘以及泛绿选民政治立场未变的背景下，马英九当局在选择谈判议题和确定谈判目标时会有所顾忌，将坚持“台湾获益相对多、内部争议相对少”的大原则，其后一步的谈判也会受到前一阶段谈判成果落实的效果以及各方面反应的联动影响。随着两岸谈判的扩大和深化，马英九当局将会继续谨慎地避免在谈判中可能出现被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操作利用的空隙，这反过来又会限制其推动谈判进程的速度和幅度。
　　（三）两岸互信度。两岸互信是推动谈判的重要前提，四年多来两岸谈判的成功实践不仅促进了两岸良性互动，而且增强了两岸互信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岸谈判朝深层次推进，将会对两岸互信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表现在台湾方面：马英九当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疑虑未消，如在协商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担心大陆磁吸效应冲击岛内弱势产业以及台湾经济对大陆形成结构性依赖，谈判思维很难摆脱经济保护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牵制；并未完全剔除对两岸谈判中大陆统战因素的担忧，对大陆方面推动“以经促政”以及对大陆企业、机构、人员入岛保持警惕；对大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政治定位、“中华民国”等问题有较大疑虑，担心一旦开启政治谈判将使处于弱势的台湾陷入大陆预设的一个中国框架，损及“中华民国主权地位”，等等。
　　（四）美国台海政策的限制。马英九执政使台海局势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增强总体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奥巴马政府对两岸关系发展表示“乐观其成”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改变美国对两岸谈判未来走向的疑虑。奥巴马政府推动战略中心东移，反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需要马英九当局继续执行亲美路线与“和而不统”的大陆政策，在经济、军售、国际空间等领域给予台湾支持外，将会进一步防范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超出美国战略利益的范畴，特别是将在发展两岸政治和军事关系上设防钳制。马英九当局“和中、友日、亲美”的战略旨在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虽然主张两岸协商解决内部事务，但在两岸谈判问题上怎么走、走多远，都不得不要照顾和迁就美国的利益。
　　总体上，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按照“不统、不独、不武”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策略性地务实推进两岸协商谈判。马英九当局两岸谈判政策虽有消极的一面，但政策效果符合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部署，客观上有利于深化两岸政治互信，推进两岸经济正常化与合作制度化，也有利于两岸民意融合，加强两岸相互依存。结合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实特点以及马英九当局关于两岸谈判的考虑，大陆仍宜坚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但也要积极为解决敏感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准备、创造条件，要采取措施削弱不利于两岸谈判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增强台湾方面推进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的信心和意愿，通过不断累积经验逐步破解难题。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时创设两岸谈判新的合理模式与渠道，从机制上丰富和发展两岸谈判的形式，为扩大和充实两岸谈判的内容打好基础，使两岸谈判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注释：
　　［1］《“府”：两岸关系，即台湾对大陆地区关系》，台湾《联合报》日。
　　［2］《吴胡会，同强调九二共识》，台湾《中国时报》日。
　　［3］《“陆委会”：不该曲解“一国两区”》，台湾《中国时报》日。
　　［4］具体表述为：“从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基于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双方应努力在国际事务中避免内耗，通过平等务实协商，促进双方合作，妥善处理两岸民间团体和谐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5］《马：中国是地区，非国家》，台湾《自由时报》日。
　　［6］《“总统”：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以时间换空间》，台湾《中时晚报》日。
　　［7］马英九2010年元旦讲话：《改革、奋斗、台湾再起》，引自台“总统府”网站。
　　［8］《马“总统”：目前无计划与胡锦涛会面》，台湾《中时晚报》日。
　　［9］《马：任内绝不与中国协商统一》，台湾《中国时报》日。
　　［10］《“十大保证”包括：“一个架构”》，即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两个前提”是“国内”民众达成高度共识，两岸累积足够互信；“三个原则”是“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四个确保”是确保“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与完整、确保台湾的安全与繁荣，确保族群和谐与两岸和平、确保永续环境与公义的社会。
　　［11］《马英九：未来四年两岸间无战争》，台湾《自由时报》日。
　　［12］黄嘉树、刘杰：《两岸谈判研究》，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5页。
　　（责任编辑毛仲伟）台湾研究?两岸关系2013年第1期试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
　　王伟男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一般项目“美日海权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10BGJ007）、中国太平洋学会2010年重大项目“东海诸海岛中有争议岛屿的史地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2200214）的阶段性成果。
　　无论从地理、地质等自然条件来看，还是从历史、法理等人文角度考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1］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然而，由于美国自二战后对钓鱼岛的非法托管，尤其是美日两国在1972年的私相授受，使得钓鱼岛问题至今仍是海峡两岸与美日关系中的一个高度争议问题。几十年来，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此起彼伏，两岸当局也基于各自的“一中宪法”，一再重申拥有钓鱼岛主权。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在图谋“实际控制”钓鱼岛方面动作不断。相应地，两岸四地的许多民众和海外华人对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拟对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初步探讨，并对可能的障碍进行分析，旨在引起两岸学界对这个合作议题的更多关注，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权益而共同努力。
　　一、大陆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演进
　　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之间一项具体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末期。1968年秋天，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十余位地质学者，受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的委托，对东海和黄海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地球物理勘探，并于次年公布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钓鱼岛恰好处于这一区域。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从亚洲收缩力量，把负担过重的防卫任务推卸给他的亚洲盟友。在这个背景下，美日开始谈判“归还冲绳”事宜，并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日生效。在这个协定里，钓鱼岛被作为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一并交给日本。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主要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论证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把钓鱼岛纳入归还范围，“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3］这个声明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能查到的大陆官方针对钓鱼岛问题所发表的首份外交文献。在这之前，《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七篇评论文章，对美日之间酝酿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动向进行揭露和抨击。
　　日，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中，中国代表安致远对日本代表小木曾本雄关于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言论进行批驳，斥之为“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并列举史实证明钓鱼岛是中国台湾、而非琉球的附属岛屿。［4］这或许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在正式国际场合就钓鱼岛问题展开的首次交锋。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以及此后至1978年两国协商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钓鱼岛问题经中方提议、并得到日方同意而被搁置起来。同样是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中方也首次提出“共同开发”提议。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提出：邦交正常化没有必要涉及钓鱼岛问题。据日方会议记录和竹入义胜本人回忆，周总理当时表示：“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方不可能改变看法”，“提出这个问题就会没完没了，只能引起相互碰撞而不会有任何结果。还是搁置起来，留给以后有智慧的人吧”，“因为附近发现了石油，所以闹起来了。可以共同开发嘛”。［5］中日建交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同时也是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曾在自民党总务会上明确表示：“日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6］
　　因此，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搁置争议”是中方的首倡，在当时也得到了日方认同和接受。当然，对于中方“共同开发”的提议，日方当时没有接受，但这并未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此后，“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成为中国大陆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所持有的原则立场，迄今未变。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载明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意味着上述原则立场中“主权属我”这一核心要件获得国内法律上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以来，日本一方面图谋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否认中日之间曾有“搁置争议”的共识，甚至妄称钓鱼岛主权归属根本不存在争议。
　　二、台湾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演进［7］
　　客观来说，在钓鱼岛主权争议出现后，台湾当局比大陆方面更早作出反应。在美国释放出要把钓鱼岛随同琉球群岛一并交给日本的消息后，台湾当局立即展开对美对日交涉，并于日由台湾“外交部”首次发表正式声明，指出基于地理、地质、历史及台湾居民长期持续使用等理由，钓鱼岛“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不容置疑，故应于美国结束管理时交还中华民国”；对于美国欲将其交给日本，台湾当局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坚决加以反对”。此后，台湾当局继续进行交涉，但效果显然不彰。日，台湾“外交部”针对美国将于一周后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交付日本一事发表声明，再次表示“坚决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本其维护领土完整之神圣职责，在任何情形下，绝不放弃对钓鱼台列屿之领土主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守主权立场，但由于当时的台湾当局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因而强硬姿态只能体现在口头和书面上，难有实际作为。
　　从1988年到2000年，李登辉在台掌权12年，其分裂主义面目逐步暴露，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所体现。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在对日交涉或发表相关涉钓文献时，语气明显缓和许多，开始强调台湾在钓鱼岛海域的渔权，并于1996年定下“不与大陆合作”的基调。即使在维护渔权方面，台湾当局也没有采取多少实际行动，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方冲撞、驱赶、抓扣、处罚的案例一再上演。事实证明，“渔权优先”不过是李登辉当局掩饰其弱化主权诉求、取悦日本和美国的遮羞布而已。而李登辉下台后多次公然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谬论，足以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真面目。
　　从2000年到2008年，公然主张分裂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岛内掌权，其分裂主义立场表现在钓鱼岛问题上，就是继续弱化、甚至“异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立场，主张钓鱼岛“属于台湾，不属于中国”，并延续李登辉时期“不与大陆合作”的顽固立场。这种异化的本质就是“台独”化。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继续强调渔权，并与日方就渔权问题展开过十余次谈判，均无功而返。这种结果是可以想像的：主权是“皮”，渔权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图通过弱化主权主张去争取渔权，无疑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而借钓鱼岛问题搞分裂国家的图谋，应该算是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的一个“特色”。
　　2008年5月，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掌权，并于2012年成功连任。由于马英九本人早年的保钓背景，他上任后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备受各方关注。从实际情况来看，马英九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实扭转了自李登辉到陈水扁当政时期主权立场弱化的态势，明显转趋强硬，在保护渔权方面也有具体作为。正是由于马英九当局的强硬，在2008年6月“联合号”事件中，日方才会最终道歉并赔偿；在2012年9月台湾“海巡署”船只护渔行动中，才会出现台日双方船只互射水炮的戏剧性场面。自马英九上任以来，已经两次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召回“驻日代表”；在2012年8月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事件中，台湾当局相关部门为保钓船只提供补给、要求日方释放登岛人士。这些举动在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囿于马英九当局所处的内外环境，其实际作为并未达到岛内外许多人的期待。他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被认为有提高台湾当局“国际能见度”的企图。尤其是他一再宣称不与大陆联手保钓，确实令人扼腕。但总体来看，马英九与李登辉和陈水扁相比确有很大进步，对此我们要给予肯定。
　　三、两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台湾当局早在1996年就确立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与大陆合作”的立场，并得到陈水扁和马英九的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岸在这个问题上就失去了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钓鱼岛问题既涉及到中华民族海洋资源所有权、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防战略纵深的保障，也涉及到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维护。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岛内绝大多数民众仍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涉及面十分广泛，许多领域并非台湾当局所能完全掌控。从两岸四地和海外华人连绵迄今并遥相呼应的保钓运动，到今天包括两岸学者在内的华人学界共同参与的学术交流，都显示出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潜在正能量。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既是中华先贤对后人的谆谆教诲，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钓鱼岛问题产生以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有不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有识之士呼吁两岸之间合作保钓。2010年9月大陆福建渔民詹其雄在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时被日方连人带船抓扣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岛内退役将领夏灜洲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钓鱼岛是两岸共同的‘祖产’，两岸四地应该联合起来讨回我们这个‘祖产’”，［8］从而在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圈引发一场如何保卫包括钓鱼岛和南海权益在内的中华民族“祖产”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无疑将进一步激发两岸同胞的民族感情，累积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民意基础。
　　从实务层面来看，两岸更存在就此问题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岸目前在论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时，在地理、地质、历史和法理上的论据都高度重叠。地理与地质方面的论据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两岸共用不足为奇。而在历史和法理层面，两岸官方和学界都从我国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开始追溯，延及清朝和民国时期，所引用的资料和史实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历届台湾当局在引经据典论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时，“中国明朝”、“中国明清两朝”、“中国人”、“中国”等词汇多次作为自称出现，隐含着“中华民国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与明清两朝一脉相承、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样一个基本逻辑，意味着两岸之间无法相互否认对方以中国名义声索钓鱼岛主权的合法性，而只能共同否认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声索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日方一再否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两岸任何一方对钓鱼岛主权的任何一次声索，都是对日方顽固立场的一次冲击，都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凸显钓鱼岛主权确实存在争议的客观事实，因而都是两岸之间特殊形式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与大陆一样，既肯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献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又否定《旧金山和约》、《归还冲绳协定》等明显有损中国权益的相关安排的合法性。这说明两岸在与钓鱼岛相关的国际法理方面也相当一致。［9］
　　目前来看，尽管马英九当局多次表态不与大陆合作保钓，但大陆官方自马英九上任以来，已多次就此问题释放善意，而且也没有对台湾当局的消极态度发表过任何直接的负面评论。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针对两岸合作保钓事宜已多次表态，明确提出“维护钓鱼岛主权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实际上表达了期待两岸合作保钓的积极态度。［10］
　　四、两岸合作的基本原则与路线图
　　目前来看，影响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在于两岸间的政治定位。从法理层面看，两岸的“宪法”都建立在一中原则基础上，又相互否认对方“宪法”的合法性。这种否认不是对一中原则的否认，而是对对方“宪法”所自称的“一中代表权”的否认。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在本质上属于最高阶的政治问题，理应超越法律文本层面。即使身为“法律人”的马英九，也能提出两岸间“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超越法律文本的政治主张。受此启发，笔者在思考两岸如何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时，也尝试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一是，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互不否认对方的“主权”主张。具体来说，大陆方面不否认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对钓鱼岛主权的声索，台湾当局也不应否认大陆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对钓鱼岛主权的声索。在钓鱼岛问题上两岸互不否认主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有助于从大陆和台湾两个方向对日方否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顽固立场造成冲击；（二）有利于在客观上形成两岸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祖产”的良好局面；（三）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昭示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事实；（四）有利于通过这种互不否认来增进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
　　二是，在面对日本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时，两岸应分别或合作予以反制，不使日本的非法图谋得逞。例如，当日本海上力量在钓鱼岛海域驱逐台湾渔船、或与台湾海事部门发生冲突时，大陆相关部门或附近渔民在获知情况后应及时向台湾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当大陆船只遭此境遇时，台湾方面也应采取同样的行动。考虑到大陆方面日益强大且远超台湾方面的综合实力，大陆在维护钓鱼岛海域治权、尤其是向台湾方面提供帮助时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对于台湾方面可能存在的消极反应也要表现出更多谅解与包容。
　　在上述原则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设想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路线图。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特殊复杂性，以及在其它合作议题上的既有经验，这个路线图宜遵循“先易后难、先民后官、官民结合”的指导方针。具体来说，笔者把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可以或可能合作的领域区分为“易、中、难”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都包括若干具体事项。当然，由于笔者知识面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所有可以或可能合作的领域都涵盖进来，这里仅举要者加以阐释。
　　处于“易”的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比较容易做到、或已有合作先例、或具备一定合作条件、或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两岸学界就钓鱼岛问题开展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通过学术资源的深度发掘与共享，进一步补强既有证据和论证方法；两岸媒体在钓鱼岛问题上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尤其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相互声援，共同挞伐日方的非法行径；两岸渔民在钓鱼岛海域出于同胞情谊相互帮助，并由随机性向默契化或常态化转变；两岸气象部门发布钓鱼岛海域气象预报［11］，环保部门发布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预报，等。这些领域的合作主体多为非政府行为体，基本上不需要两岸官方的共同推动，或者只要一方采取行动就可以实现（如气象服务），台湾当局的“不与大陆合作”态度对此影响不大。但如果两岸官方有意推动或配合，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处于中等难度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虽有一定困难、但未来经过努力仍有可能实现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开展半官方的学术交流活动，相互通报对日辩论或交涉情况，以供双方进行学术研究或对策研拟之用；双方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进行钓鱼岛海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两岸涉渔部门建立非正式的合作救助机制，向处于不利境况的双方渔民提供必要协助，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显然需要两岸官方的共同推动，需要两岸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因而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困难又并非不可克服。
　　处于较高难度层面的合作领域，是指目前看来比较困难、但未来值得努力的合作事项，主要包括：共同进行钓鱼岛海域的生态管理；涉渔涉海部门常态化的互助合作，如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联合搜救演练；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共同维护钓鱼岛海域的生产秩序；两岸大型企业联手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两岸防务部门在钓鱼岛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可以看出，这些领域的合作需要两岸之间具备高度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因而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很难做到，需要置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长远筹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在这些领域就无事可做。两岸相关学者、机构和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先进行一些初步研究和预案准备，以便将来条件具备时能尽快实施。
　　五、两岸合作可能面临的障碍
　　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面临各种障碍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障碍正是笔者在构思上述路线图时必须考量的主要因素。这些障碍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在大陆内部，无论是官方、学界、媒体还是民间，出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考虑，对于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始终抱持积极开放态度。但台湾内部情况较为复杂。岛内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人士和团体，往往是两岸合作（不仅仅限于钓鱼岛问题）的倡导者；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人士和团体，则大多是两岸合作（也不仅仅限于钓鱼岛问题）的反对者。甚至还有如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者，居然声称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虽然这部分人士在岛内只占很小比例，但声音却很刺耳，对台湾当局的相关决策也会造成一定干扰。当然，也有一些绿营人士支持两岸开展合作。［12］
　　众所周知，由于台湾曾为日本的殖民地，至今岛内仍有相当程度的亲日情结。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后，台湾民间向日本的捐赠数额高居全球之首，决非偶然。岛内民众的这种亲日情结，是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历届台湾当局一再声称不与大陆合作保钓的主要内因之一。但辩证地看，只要绿营的多数成员还坚持钓鱼岛主权不属于日本，在事实上就会对日本构成一定程度的牵制。这种牵制作用客观来说也是一种与大陆的另类合作——尽管并非他们有意为之。
　　干扰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外因主要就是日本和美国。不必讳言，日本与台湾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复杂联系，它对台湾当局的相关决策也有着微妙影响。对于两岸合作保钓的任何动向，日方必然保持高度警惕，想方设法加以阻止。而美国既是日本的唯一盟国，也是台湾某些人心目中的靠山。既然美国已表态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它对两岸合作保钓必然会持或明或暗的反对态度。视美国为靠山以及视日本为“友邦”的岛内某些人士不能不顾及美日的态度。笔者认为，美日同盟及其与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是台湾当局在两岸合作保钓议题上不敢有所作为的最根本外因。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台湾当局之所以一再声称不与大陆合作处理钓鱼岛问题，根源还在于两岸之间缺乏足够的政治和安全互信。岛内最近几次重要选举告诉我们，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在岛内占有超过四成的民意基础，他们对台湾当局的重大决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状况导致巩固与深化两岸政治和安全互信的努力倍加艰辛。而2009年岛内“八八风灾”发生后台湾当局宁愿舍近求远，拒大陆直升机而不用，却苦等美国的直升机援助，显示出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信任度远低于对美日的信任度。在这种情况下，两岸要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展较高层次的合作，注定要举步维艰。
　　从某种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当年中国内部纷争不断、因兄弟阋于墙而未能外御其侮的历史恶果。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大陆综合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记取历史教训，在维护中华民族“祖产”议题上实现团结与合作。当然，囿于各种现实障碍，这种合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们可以规划出一个先易后难的合作路线图，把目前能做的先做起来，暂时不能做的先研究起来，以便日后条件具备时再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能力、也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注释：
　　［1］我国台湾地区称其为钓鱼台列屿或钓鱼台，本文以下部分统称为钓鱼岛。
　　［2］［3］［4］漠帆：《钓鱼岛问题大事记》，《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5］（日）石井明等编：《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版，转引自刘江永：《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
　　［6］日本《产经新闻》日，转引自刘江永：《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
　　［7］本节有关台湾当局立场演进的引文部分，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台湾“外交部”网站名为“外交部历年来就钓鱼台主权问题之声明一览表”的文件，最后更新日期为日。
　　［8］《台退役上将：钓鱼岛是两岸“祖产”》，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
　　［9］需要指出的是，两岸在对待《旧金山和约》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大陆方面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和约的合法性，台湾方面从总体上承认其合法性，但认为处理钓鱼岛问题的条款应该是该和约第二条，而非日方认为的第三条。
　　［10］大陆国台办历次新闻发布会内容实录，可参见国台办官网：www?gwytb?gov?cn/xwfbh。
　　［11］大陆福建省气象局和中央电视台已分别于日和9月11日，开始增加钓鱼岛海域天气预报。据报道，这些措施受到闽台两地渔民的好评。
　　［12］例如，民进党籍“立委”陈欧珀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可以和中国大陆合作，在国际社会寻求公平正义”，参见中评网：www?zhgpl?com，。
　　（责任编辑刘国奋）台湾研究?两岸经贸2013年第1期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能力与战略分析
　　李保明作者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中国大陆产业和企业开始转型升级。在这一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大陆台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主要是因为台资企业在大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招工难现象出现，沿海地区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较上世纪90年代初增长达10倍左右［1］，二是国际市场萎缩，海外订单大幅减少［2］。大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方式上，对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的特殊性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环境改变和台资企业特点出发，构建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分析框架，分析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关键因素，然后运用对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和海西地区91家台资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和困难，提出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二、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
　　（一）企业转型升级概念界定
　　什么是企业转型升级战略？严格来讲，转型升级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词，即由转型和升级组合得到。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而升级则是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