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村干部选举的条件年村主干选后选人2010年超生二孩的能不能参加村主干后选人呢？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7-03-07 17:17 标签： 2017年村两委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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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8月9日，郭春平（前右）和其他因二胎失去工作的父母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请愿。
自今年中国批准二胎政策以来，全国各地数百位因二胎被解雇的父母开始组织要求政府让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上个月，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山东省、江西省和广东省等地区的近20人来到北京向国家卫计委请愿。这些父母中最早者在1987年就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郭春平曾是华东地区江西省修水县地方政府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由于二胎，他于2013年被解雇，离开了自己工作了15年的工作岗位。
中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限制大部分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小孩。根据地方法规，违者将交巨额罚款甚至开除他们在公共部门的工作。
据郭春平说，他们通过QQ即时通讯群组组织请愿，该群组里有超过200名成员，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说：“我们都是不同地区的代表，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北京提出这样的诉求。”
2013年12月，中国迈开放宽二胎政策的第一步，若夫妇双方其中一方为独生子女，该夫妇允许生育二胎。今年1月1日，该政策进一步放宽，所有夫妇允许生育二胎。郭春平和其他人想他们复职的机会来了。
“去年，习近平主席官方赦免了一些囚犯，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所犯的错误也可以被原谅，那凭什么我们不能复职呢？难道生育二胎比真实的犯罪还严重--判“无期徒刑”？”郭春平反问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行政官员同意会见请愿者们，但是他们的答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郭春平说：“他们认为国家法律没有解雇违反者的规定，建议我们寻求当地政府解决。”
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仅说明了在公共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应处以某种行政处分。
但地方立法机构通过的区域性法规有所不同。根据环球时报对31个省级地区最新版本法规的研究发现，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12个省级地区仅提到了行政处分或处罚，而其中湖南、江西及广东等14个省份明确规定了违反计划生育者可能因超生丢掉工作。
黑龙江省、江苏省、甘肃省、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这5个地区未提及制裁或裁员，只要求罚款。
黄文政是《人口与未来》网站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该网站是一个关于中国人口和生育的公益性非营利网站，他估算在中国有几十万人因超生失去工作。
黄文政告诉《环球时代》：“在中国，超出国家计划之外出生的孩子有一亿多，而这些孩子中，农村占很大比例。即使在一千人中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超生失去工作，那也有十万人因此被解雇。”
广东省遂溪县的一位41岁的母亲陈健贤也加入了郭春平的请愿队伍，但是没亲自去北京请愿。
就是在去年4月，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有两个月身孕，她说：“这出乎我意料。医生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佳，不建议我流产。”
陈键贤曾是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在那里任职了18年，她的丈夫也是一名老师，他们那时已有一个13岁的女儿。当地卫生部门为防止超生，每个季度对已婚妇女进行妊娠检查，为躲避该检查，避免牵连她丈夫，当月陈键贤就和她丈夫离婚了。
校长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放弃孩子，要么辞职。10月9日，她交上了她的辞职信。11月6日，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如今，一家五口（包括陈键贤曾患中风的父亲），都只能靠前夫每月仅3000元（450美元）的工资过活，生活举步维艰。
“我这么大年纪的女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了。”陈键贤感慨道。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孩子出生后仅54天，国家就正式批准了二胎政策。
罪魁祸首--“一票否决制度”
黄文政表示，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官员的绩效评级挂钩，从而导致了强制堕胎和解雇事件的发生。1982年，湖南常德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通过的相关规定中表明生育控制不到位将取消官员晋升资格。之后，全国上下都实施了该规定，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沿袭至今。
黄文政指出：“该政策具有破坏性，直到今天能起作用。我们中许多人一直表示应该撤销该政策。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被撤销。”
黄文政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所学校，如果有一个老师犯了罪，校长不会受影响，但如果有一个老师多生了一个小孩，他可能会被撤职。
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确保人们不生二胎。在城市，夫妇们会因此失去工作；在农村，那些付不起罚款的家庭的财产则会被计生官员充公并出售，包括他们的牲畜、家具和器皿。
马力是国务院顾问及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她仍然捍卫这些政策。
“地区响应号召是为了支持这项国家政策。在那个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通过控制出生率来发展经济和帮助家庭短期内致富。”马力如是对《环球时报》说。
马力承认这对个体造成的伤害，但她认为他们应该意识到生二胎是“违法的”以及守法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
郭春平说他在2011年得知一对夫妇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的--“失独者”新闻后，便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害怕重蹈他们的覆辙。而且，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生完二胎后并没有被辞退。所以我的妻子和我决定冒这个险。”郭春平说道。
2012年2月份，在他的妻子怀孕九个月的时候，有人向当地计生局揭发了这对夫妇。根据郭春平说，举报的奖励从几百元上升到一万多元。
后来，他被要求上缴1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并失业了。为了赚钱，他到广州一家私人的物流公司做会计。
于是他花大量时间研究人口政策、法律、以及尝试索赔。“对于许多其他违法者因为有关系或者躲避计生官员而不用被解雇的事实，我感到非常不公平。”郭春平抱怨道，并称修水县有的乡镇党委书记也有两个孩子。
来自安徽省金寨县的袁大福，自从2002年因为“意外的二胎”和“钻政策的漏洞”被当地教育局解雇后，他十五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向政府请愿——要求金寨县政府依法拿出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法规手续、和法律文书。
1992年，他花了6000元将他妻子的户口所在地从农村迁到城市。当地政府以“钻政策的漏洞”为由，因为农村的家庭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的，是允许生第二个的，2001年将他的妻子的户口又被迁回农村，并且依法取得了“审查审批申报”的完善申请手续。
“这个罪名对我来说简直是侮辱。政府1992年卖给我的城市户口无论如何也是不合法的。金寨县政府至今不能依法拿出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法律法规手续、和法律文书，袁大福十五年的抽丝剥茧取证，依法取得完整证据链，证明金寨县政府或职能部门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诬告陷害袁大福！而且还有至少7个违法的教师没有被解雇，”袁大福向《环球时报》解释其坚持请愿的原因时说道。
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返岗工作
易富贤，非小说类作品《大国空巢》的作者，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利于中国的，政府应该把工作还给他们。
“因为超生的孩子，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如果条件允许，政府应当为他们重新安排工作，或者至少给他们一个平等的被重新雇用的机会，并且不追究他们的过错，”易富贤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道。
易富贤生于湖南，1999年移居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妇产科学的资深研究员。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说如果在中国，就有两个孩子不能够出生。&
马力说，学校和医院等用人单位面临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当地政府应当考虑让这些被解雇的员工重返工作岗位。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的吴有水律师已经处理了几个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诉讼，他认为恢复他们的工作十分有必要。“如果你了解当今的人口现状，他们的行为并没有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吴律师告诉《环球时报》。
黄文政称，根据新的规定，如果他们的“违规行为”对社会和国家做出了贡献，他们应被认定为无罪。
一些夫妇已经通过合法手段成功索赔。去年三月份，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法官引用了北京的两个裁决案例说明雇佣者没有权利因为雇员二胎而解雇他们。法官给出的理由是无论是北京市法规还是劳动合同都没有规定这条惩罚。&
据吴有水律师说，根据劳动合同法，仅仅是因为雇员超生而解雇他们是不合法的。“但是该法律并不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因此他们并没有什么寻求司法救济的余地，除非当地计生规章中没有这条处罚，”吴解释道。
去年十月份，中共中央委员会出台了针对党员的修订版的规章制度，其中“计划生育”的字眼被删除了。旧的规章中规定党员如果违法计划生育政策，就会被取消党内职务并开除党籍。
陈健贤还没有放弃。她打算在她儿子一岁的时候，她就有更多空闲时间去寻求一个合法的方式申诉。“至少，我知道在我怀孕期间解雇我是不合法的。”她说道。（仇倩倩、林玉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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