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赶超？
作者：姚洋来源：新华网思客
　　经济长周期与供给侧改革　　从历史上看，供给学派是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面目而诞生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占据主导地位，其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大萧条，侧重于从需求面着手解决问题。由此，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长达20多年的以投资和消费需求为先导的空前繁荣。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即一方面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在这个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认为需求扩张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经济要想走出滞胀，就必须提升经济的供给能力。这个主张不仅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得到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主导80年代西方政治的保守领导人的青睐。事实也证明，供给学派的主张把握了当时美国滞胀的症结，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供给学派是在美国两次繁荣的长周期的间歇期产生的，而经济长周期是由技术革新造成的。二战之后，西方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的高潮期，电气化是其主导，但它的能量到上世纪60年代末已经消耗殆尽，西方国家需要新一代的技术来引领经济增长。然而，此时的技术前沿已经被日本夺走；在随后的20年里，日本开创了微电子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经济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最终，90年代兴起的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让美国重新夺回了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优势地位。　　从发展轨迹来看，我国经济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走过的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里，日本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实现了年均9.2%的增长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10年，我国经济也以出口为龙头，实现了和日本相近的增长率。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的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并带动了我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一些经济学家悲观地预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他们的理由是，人类在过去150多年里发明的新技术都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非常稀少，目前盛行的互联网并不足以和这些技术相媲美。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忽视了一些正在酝酿的革命性技术。比如，电动汽车及其智能化一旦成为现实，就能颠覆性地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新能源的开发也有可能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然而，悲观论者的一个观察可能是正确的，即发达国家再次进入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的调整期。我国能否和当时的日本一样，成为这一时期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呢？　　供给侧改革必须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我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我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而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消除我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技术革新的风险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方式一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过去，我国的多数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的，“研发”中“研”的部分已经比较充分，但“发”的部分远远不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性的。如何在“发”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场因素，是供给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基础研究，重点则是“研发”中“研”的那部分。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的长期增长潜力，而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因此，政府面临一个如何处理长期和短期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结构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按汇率计算已经超过7500美元；工业化已经达到顶峰。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向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持续转移，因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当工业化达到顶峰之后，生产率进步比较慢的行业价格涨得更快，资源开始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使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　　在周期方面，我国经济受到国内外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在国际方面，全球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更是出现了下降。这是21世纪头十年全球贸易飞速增长之后的一个周期性的调整。由于已经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我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次调整的冲击。在国内方面，目前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周期的下行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经历了4次以7年为周期的规律性变动。1992年到1997年是第一个高速增长期，1998年到2003年是第一个低速增长期，然后又是一个7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低速增长期。　　与1998年至2003年的低速增长期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开始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经济波动将通过金融体系放大。在金融领域，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乐观信心是市场稳定的基石。实施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实施2016年五大任务中的前三个任务，必然涉及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如果把控不好，就会打击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就短期经济形势而言，我国现在的情形是低速增长+通缩，通缩的原因是供给跑过了需求，因此需要提高需求或削减供给。　　去产能采用的思路是削减供给，其初衷是好的，但管理不好，却会打击市场信心。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没办法及时关闭，银行还在不断地给它们提供贷款，从而挤占了大量资金。如果把这部分产能压缩下来，信贷资源就可以释放出来，并流向真正需要的企业。另外，因为产能过剩，企业之间打价格战，钢筋、水泥的价格更是回到20年前，压缩产能还可以稳定价格，遏制通缩，进而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压缩产能并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压缩产能会促使一些企业倒闭，从而引发坏账表面化等问题，结果可能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经济扩张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提振需求来对冲去产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去库存是沿着去产能的思路实施的调整政策。但是，去库存的源头是消费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有限。加速城市化进程，是通过调结构来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新进城人口的消费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比如，政府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用政府举债收入购买二、三线城市的过剩房产，以低价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从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既提高了中低收入百姓的福利，又实现了去库存和去杠杆。　　如果以M2来计算，我国经济的杠杆率非常高，超过了GDP的两倍。M2是整个经济的债务累计值，它的快速增长和过去十多年我国外汇占款急速上升有关，也和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　　目前，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企业或项目的存续而产生的资金空转，说白了，就是因“借新债还旧债”产生了新的债务。这其中肯定有“僵尸企业”或项目在作祟，但是，也不排除三角债的累积最终导致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增长的情形。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缺少订单，所以就互相欠债，最终欠到银行头上；银行为了避免坏账，只好增加贷款，让企业还旧债。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债务问题的唯一办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企业有了订单，经济就运转起来，相互之间的债务就得到自然的清理；即使出现坏账，经济体量的增加也足以吸收其影响。　　总体权衡，目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需求管理。投资与中国经济赶超　　有人认为，实施供给侧改革，就意味着对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否定。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收敛理论认为，在给定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稳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其中资本存量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的国家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收入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来自于资本积累。稳态下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达到了稳态。我国在科技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正在稳步增长，科技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2%，而十三五结束时定将超过2.5%，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接近美国的技术进步率。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因此，我国仍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事实上，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先进技术的领跑者，但在这20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5%；美国和西欧经济也一样。原因是，技术进步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难度却非常高。我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我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内部差异很大。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主要集中于沿海9个省市，而它们当中的多数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设定的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还很落后。从收入水平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落后大约10年；从经济结构来看，它们比沿海地区更是落后15年以上。我国不仅存在全国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存在本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两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增加投资的方式维持未来10到15年的增长，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短期，投资对于防止经济增长失速、提振市场信心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来自于需求的不足。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快于GDP的增长率。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消费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效果恐怕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投资的效果更为直接。在企业订单下降、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成为投资的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可以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政府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有人可能担心扩大投资会让我国经济回到依赖投资的低效增长老路上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计算投资效益不能仅算经济账。比如，高铁需要大量投资，但要盈利非常困难。然而，高铁大大方便了普通百姓的出行，提高了百姓的福利，从社会收益的角度来看，高铁的回报非常高。其次，投资是在短期内提振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即使在长期过度投资不利于效率的提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错过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机。&&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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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getElementById("bdshell_js").src = "http://bdimg./static/js/shell_v2.js?cdnversion=" + new Date().getHours();供给侧改革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发展
来源：搜狐财经
原标题：供给侧改革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发展
　　2016年全国“两会”已于近日落下帷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蓝图。如何解读两会释放出的信号？今年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进行战略布局，为未来做准备？3月21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院举办了2016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及刘俏、姜国华、陈玉宇教授，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hristopher A. Pissarides教授作为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就供给侧改革、资本市场稳定、技术创新、金融体制改革、“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解读两会热点，分析经济形势。
　　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重要问题
　　蔡洪滨教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主线，因此如何正确理解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并且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纠正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概念。被诊断为“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失衡：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表现为投资过多，消费不足。但是，中国经济所谓“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失衡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是中国GDP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与其它国家的差异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而且，将三驾马车的“再平衡”等同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混淆了短期需求调节和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错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三驾马车”平衡问题为中心的总需求分析，不是“供给侧管理”，也不是“供给经济学”；强调结构性改革，就应当纠正“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思维。
　　蔡教授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市场微观机制，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夯实长期增长的基础，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改革教育体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2025政策下的中国应做些什么
　　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授就此指出了自己在“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三个观点：第一、关于土地政策，还有农村地区户口制度的改革。第二、在产业以及工业政策方面所需要经历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第三、对小额金融方面的工作做一些举措。并且强调了要实现2025的目标，必须要让政府更多的放权，把投资以及科研方面的经费交由这些民间企业、私营企业，从国企转向私企，来进行研发。其中大专院校更应该值得注意，因为里面所做的一些经费，中国的占比相比于其他地方仍然连一半都不到。
　　金融改革的本质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刘俏教授指出：金融的本质就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把资金多余方和资金需求方联系在一起，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是判别一个金融是否是“人们热爱的金融”的唯一标准。他认为，真正的金融改革应回归到金融本质，探索怎样真正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目前金融业高达GDP百分之九的价值附加正是金融低效的真正反映。金融改革应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只有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过程中，信息才可以创造出来，资源的优化配置才可能真正实现。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是金融体系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金融改革的本质。以资本市场、地方政府债、和互联网金融为例，回归到市场化方向，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设施提出挑战。制度基础设施薄弱正是中国金融改革真正的症结所在。
　　按照科学的方法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
　　姜国华教授根据2015年股市暴涨暴跌的现象指出：一、证券市场不是因为管得太少，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的程度不够，才容易出现暴涨暴跌。二、监管机构主要责任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要讲科学方法，其中要求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明确信息披露的范围，以及对于虚假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惩，这两点至关重要。三、资本市场目前大量的投机、炒作等行为既不利于股市健康，又损害投资者收益，监管手段如果按似是而非的错误理念调整政策，将进一步助涨错误的理念和风气。
　　姜国华教授提出，“当前监管思路是最应该进行改革的，要让证券市场回归市场的本质，打消和打破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要以指数的多寡作为业绩目标。”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各项政策改革要有明确的时间表，让股市的直接融资作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体现出来，让证券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发挥。
　　陈玉宇教授指出技术创新最终将造福于人类，但也会带来挑战。原因在于，创新和技术使得一些产业衰败，同时也使一些产业兴起，中国需要面对就业者在产业间再配置的巨大压力，这些现实压力与市场预期相结合，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巨大挑战。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在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方面，有更积极和更大力度的一揽子计划。同时，在中长期需要大力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造就一个更有效率和更富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需要。
(责任编辑：梁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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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路径
来源：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zhanglin　日期：16-07-07 19:40:31　点击量：
&&& 如果要为当下中国经济宏观局势找出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供给侧改革”将独占鳌头。这一自2015年以来，就对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而言最重要的词组，被学界、市场，乃至全球各国广为关注。然而，“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改，却是众说纷纭。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 乔卫兵致辞
&&& 7月4日，SAIF金融E沙龙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现场系统化地梳理了供给侧改革的各个环节，并详细解读了供给侧改革究竟“怎么改”。SAIF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则从“市场化”角度，具体明确了供给侧改革中宏观政策与市场各自担任的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未来经济增长：U型，V型，还是L型？
&&& 针对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原因，贾康在现场首先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已不可能高速增长，“要下台阶”。在他的解读中，经济新常态中的“新”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后整个社会体系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而“常”则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在经过下降、完成探底后企稳，并保持结构优化支撑的“升级版”状态于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
&&& “所以，未来经济走势不可能是下来以后，经过一段低运行期以后再回去的U型。更不可能是下来以后，很快又反弹所取得的V型。它应该是L型。”贾康表示，经济下行要先完成探底，然后往右拐。“这个拐是让它带有升级版特征，而时间越长越好。”他指出，只有基于促改革调结构的实效，增长质量升级的中高速生长平台才能“稳”住。
怎么改？三大关键词！
&&& 共享经济、释放需求和制度供给，是贾康在现场为供给侧改革究竟“怎么改”涉及的三大关键词解读。
&&& 他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共赢发展，与此呼应，在经济生活中供给侧创新所反映出来的前沿概念，就是共享经济的概念。微观层面，贾康以iPhone举例：这个成功创新的产品获得全球用户的追捧，体现着通过供给侧创新实现释放需求的巨大潜力。如此种种创新释放出的需求在中国很有前景值得期待，将有效对冲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 “为什么这么多人跑去日本买马桶盖？因为本土市场鱼龙混杂。老百姓对假冒伪劣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出手。需要解决中国在市场优胜劣汰方面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贾康指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龙头因素正是来自有效的制度供给。唯有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关键，才能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优胜劣汰，实现整个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SAIF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钱军
市场化！市场化！市场化！
&&& 市场化，是钱军教授现场发言的核心。他表示，与其他经济体金融过度不同，由于市场化不完善，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有了市场化之后，才能谈市场化是不是过度、是不是失效的问题。市场化是基础，是前提。”
&&& 钱军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自有不同的规律。在这种规律之下，“兜底”往往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经济要发展，就必须依靠创造性毁灭、创新性毁灭。
&&& 他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潜力保持看好。钱军表示，只要供给侧改革发力，将资源合理分配到增长空间最大的那些企业和板块里去，GDP回到7%甚至8%，是完全有可能的。
&&& “改革金融体系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的竞争，触发风险的核心问题不是发展过快，而是市场化的程度远远不够，解决办法就是市场化的进程。“钱军强调。
现场认真提问的学生“习近平经济工作论述”解读之八
供给侧改革：按下经济结构转型的“快进键”
孙海峰&姚奕&谢磊&万鹏
日13:15&&&来源：
&&&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深思熟虑，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形成了具有重大指导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经济工作系列论述。两会前夕，人民网记者通过基层采访、专家解读、网民连线等形式，撰写并刊登8篇深度报道，充分反映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全面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工作系列论述的思考和实践，为我国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主动打好决胜仗，赢得全年开局红。
作为钢铁生产大国，一方面我国钢铁产量严重过剩，但仍然需要进口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甚至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
在农贸市场和生鲜超市，一些“大路货”蔬菜瓜果供大于求、价格低迷甚至滞销，而另一些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农产品供不应求。
这些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感知到的经济现象，都从不同层面折射出当下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经济结构性矛盾。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面对当前“四降一升”的结构性矛盾，担负着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繁重任务的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识水性、顺洋流”？　
在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一时是个新鲜词汇，当下，已成为高频热词，被海内外各界人士高度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的基本路径已经明晰，将引领中国经济驶向新航道，打开新局面。
1月4日至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强调“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这是1月4日下午，习近平考察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结构性改革是一道必答题
如果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赶路者”，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以实现努力赶超；而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慢下来是必然趋势更是客观需要。与发展增速下降相伴相生，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是当下结构性矛盾的主要体现。
有学者分析指出，以往，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常用“两只手”：一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扶持。其主要落点都在需求侧。这有利于为经济下滑“刹车”、为启动经济“点火”，但如果长期、过度使用，则会出现生产要素错配、投资回报递减、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活力下降等副作用，最终给经济带来结构性破坏。
问题倒逼改革，闯关破解难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与之前追求速度赶超的“赶路者”相对应，当下的中国需要全面审视发展矛盾、着力克服结构性缺陷，转变为一个“道路优化者”。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纵观历史与现实，深刻洞察经济发展大局，为了解决经济结构问题，逐步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战略。
――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
――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
――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做了全面阐述，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日，人民日报刊发专访“权威人士”的文章。在这篇被视为指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性的文章中，“权威人士”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给出了清晰的解答。“权威人士”指出，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一项系统的整体性工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培育新动力、一个是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本政策加结构改革，实际上构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这是一个很系统、全面的政策体系。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只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学术名词，而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鲜活的例子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每个春节前，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各种节日周边产品。今年，在成百上千的猴年主题玩具中突出重围的，是肯德基公司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推出的“猴王当道”玩具套餐。玩具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孙悟空翻转金箍棒、春节热闹的打鼓配音乐等功能，成功唤起了已为人父母的70后、80后等群体的集体回忆，人们不惜排长队购买，甚至形成了“一猴难求”的热销场面。
同样热销的是百事可乐猴年纪念罐。在淘宝上，目前已经有卖家为这款纪念罐标价100多元。一罐可乐，超市的售价不过几块钱，为什么它的价格能够翻几十倍？北京消费者赵女士告诉记者，她最初关注到百事可乐猴年纪念罐，是因为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百事可乐邀请猴王六小龄童拍摄的视频，四代人坚持用猴戏把快乐带给千家万户的温情故事很是感人。同时，全球限量发售的概念也让人觉得这款可乐具有收藏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家为猴王玩具和可乐纪念罐注入的不只是实用价值，还迎合了人们佳节思亲、唤起回忆等应景的情感需求。未来，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们这种对于“供给质量”的高要求，必然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权威人士”所指出的，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
猴年春节，肯德基公司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推出的“猴王当道”玩具套餐受到追捧。（网络图）
约束发展的障碍必须消除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政策，“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曾是拉动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疲软的影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已经动力不足，中国经济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模型和格局，已经不能支撑经济健康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经济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时机进行结构性改革，打破落后的、产能过剩的产业结构，建立与五大发展理念相适应的新型经济结构。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为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总体思路，旨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新一年重点工作时，进一步提出要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重点任务”。这次会议还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提出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专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会议提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并围绕如何做好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五个搞清楚”。
至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制定方案的思路已经全部明晰，改革具体方案呼之欲出。
从供给侧发力，方能制胜。2015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显示，在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的同时，一系列长期以来我们孜孜以求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
――第三产业撑起GDP“半壁江山”。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增速换挡之际，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并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因素。
――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网购等新业态表现抢眼。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消费将更好地发挥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突出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出口整体下滑的局面下，机电产品出口额逆市增长。
“从2015年的数据观察，中国经济总体趋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新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渐形成。”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如此分析。
据媒体报道，去年“双11”，天猫以912.17亿元的成绩再次刷新电商单日营收纪录。日本一家公司的员工感叹道：“在天猫平台上仅仅9个小时就完成了在日本大型门店一年的销售额。”连同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爆买”现象，一方面表明百姓的消费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近年来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近几年，国内多家电子商务网站集中开展“双十一”促销活动，这场网购狂欢让物流快递的业务量在短时间内出现了迅猛增长。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脆弱，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更趋分化。以国际眼光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开始就具有世界经济视野，并已经产生国际效应。
“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习近平在随后的几个重要外交场合，尤其是站在国际会议论坛的讲台上，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时频频阐释“供给”概念。
在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习近平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作为二十国集团新的合作重点，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在三天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在主旨演讲中强调“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体系”。
经济新思维迎来革命性转换
过去，我们十分关注需求侧管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却重视不够。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需求更具可持续性。创造新需求，往往带来新的活力，创造更好的效益。
当下备受欢迎的网络约车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统出租车行业无法满足居民外出打车需求的矛盾激发，网络约车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在线平台的资源调配和私家车车主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管制市场的供给不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尽量减少对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添加过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供给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益。
据媒体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仅滴滴顺风车一家就已运送27.5万人次在春节后返程（截至2月13日）。加上节前81万人次合乘返乡，今年春节通过滴滴顺风车返乡返程的人数已破百万。
越来越多的乘客尝试使用打车软件预约用车。 新华社发（丁汀 摄）
纵观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以及今年习近平在重庆、江西等省市视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我们不难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日渐清晰。
“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做出部署。随后公布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供给侧改革这一主导思想贯穿在“三农”问题解决和推进扶贫攻坚当中。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看来，“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供需问题，目前我国农产品数量上供大于求，质量上难以满足广大民众需求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些问题相当一部分出在农业供给侧方面。农业转型升级从农业供给侧入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有效供给是“三农”问题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时间进入到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频频被提及，这一事关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已被纳入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
――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依据、目标与施策重点。
――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如何做好工作方案给出了具体的思路，提出要“搞清楚”五大方面。
――1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发展战略重点，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大的举措，也是一个创举。”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搞清楚”各有侧重，体现了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深刻阐释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战略重点，论述了以战略重点带动发展全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实现“十三五”蓝图提供了思想利器，指明了实践方向。如果供给侧改革搞得好，对于保持我们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意义十分重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要有“顶层设计”，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落实。习近平在基层视察期间，多次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这一重要经济战略措施切实得以贯彻。
年初在重庆调研期间，习近平强调“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春节前夕，在江西考察期间，他指出要“加法、减法一起做”，并强调“既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又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腾出更多资源用于发展新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获得更大主动”。
“做好‘加减乘除’。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有‘对冲’作用，必须全面推进，并把握好‘度’。”“权威人士”在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时就曾指出，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锦指出，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看来，应该在供给侧让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市场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快进键”已经按下，随着一系列具体部署落实到位，中国经济必将在发展质量提升的进程中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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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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