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百人计划”帮助我搭建了自己的团队----优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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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百人计划”帮助我搭建了自己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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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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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我入选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光阴冉冉，不觉中已过去十五个年头。回国这些年幸运地赶上了国家、科学院以及本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不料却得到了许多远超出了自己实际贡献的荣誉。回首过去十五个年头走过的路程，愈发感到“百人计划”提供的“第一桶金”的弥足珍贵。　　破格的“百人计划”　　我是1995年而立之年去美国读博士学位的。事实上从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已经留在古脊椎所工作了几年。那时候做科研比现在要穷得多，经费少，工资低，出国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是摆脱困境的一种选择。尽管那时思想上也有过些波动，但终究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最适合做科研的，不敢有下海发财的妄想。　　在美国4年学习，想法比较单纯：一是拿一个博士学位；二是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在美国也曾经想过要不要改个专业，好找个工作，攒点钱再回国，也能改善一下寒酸的生活。后来还是拿定了主意，学完就回国，原因不外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改行也不轻松；其次是否适合自己就更难说；第三，还有些乡土观念，一直没有在美国长期呆下去的想法，而且我天生对钱不是很敏感，想想觉得这么折腾不值得；最后一点，是当时自己在专业上已有了一点积累，小圈子里也有了一些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做古生物这个专业，中国无疑是最理想的地方。　　一旦想通了，也就不再瞻前顾后，更不会在意别人怎么去想。在还没有得到“百人计划”批准前，事实上我就已经力劝同在美国读书的高星回国。最终他比我晚一年回到了古脊椎所，也得到了“百人计划”的支持。　　当时要回国，如果能得到“百人计划”的支持，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实在得不到也不会影响到自己回国的计划。那时的规定是取得博士学位两年后才符合条件，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因为来美国之前我已经工作过好几年，而且多少还有些成绩。幸运的是，古脊椎所当时的领导和老师们都非常愿意帮助我。邱铸鼎所长、张弥曼院士，还有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都在帮我申请，最终得到了院领导的特批，破格入选了“百人计划”。　　回国之初　　作为古脊椎所第一个“百人”，对我的回国，研究所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邱铸鼎所长，所长助理朱敏（不久便担任了8年的所长）等亲自来到机场迎接我，这真的让我诚惶诚恐。回来后，一切都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200万的经费在当时还是比较可观的数字，这之前我还没有负责过任何的项目。当时的工资每个月一千多点，加上“百人计划”每月一千元的补贴，还算不错了。刚开始在大气物理所的研究生宿舍住了几年租房，后来便有了经济适用房，因此生活上基本达到了衣食无忧。　　古脊椎所历来有非常好的学风和文化传统。回到研究所感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温暖。年底研究所换届后，我便被任命为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多少有些吃惊。在我回国前的几年，新一轮的热河生物群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年，研究所也有了一支俗称“辽西队”的队伍。张弥曼、金帆、王元青等这些曾分别担任“辽西队”课题负责人的老师或学兄们，都主动“让贤”，推荐我担任热河生物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借助“百人计划”的经费以及研究所的帮助，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团队。　　从杰青到群体　　回国第二年，研究所便推荐我申请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基金，大概是“百人计划”光环带来的马太效应，我居然就顺利拿到了，算是淘到了基金委的“第一捅金”。2001年，机遇再次降临。有了“百人计划”帮助搭建起来的团队大家伙的努力，我们又顺利地获得了“创新研究群体”的资助。归功于群体中大家的努力，我们从2001年到2010年连续9年得到了稳定的支持。2000年开始，戎嘉余院士担任首席的古生物学973项目启动，我又负责了其中的一个课题；2006年到2010年，我又担任了新的一个古生物973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参加973项目，合作的伙伴在增加，我也得到了不断开阔自己研究视野的机会。2011年开始我担任了一个新的古生物973项目的首席。　　回顾过去这些年获得的项目，从中科院“百人计划”到基金委和科技部973，能够如此幸运地得到稳定的支持，无论对我个人的研究还是团队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期间，徐星、汪筱林、张福成先后获得了杰出青年基金；王元青、胡耀明（2008年不幸因病去世，成为了团队最大的伤痛）、李淳等8人都先后作为第一作者在《Nature》或《Science》发表过论文，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王原担任了中国古动物馆馆长多年，在科研和科普方面均十分出色。我们的团队陆续得到了许多的奖励和荣誉。我个人从团队其他成员中受益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对他们的帮助。反之，离开了这一团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多的成绩。　　一个更大的团队　　我从小学到大学，最多也只当过学习委员和小组长一类的职务，也从不觉得有什么领导的天分，只是通常有比较好的人缘。“百人计划”将我推到了一个团队领头人的位置上，多年来我感觉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有什么管理的经验。凭着对1＋1大于2的信念、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大家相互的坦诚和信任，我们才顺利地发展到今天。　　从2008年起，研究所班子换届，我先是做常务副所长，然后是所长，班子中分管业务的副所长正是晚我一年回国的“百人”高星。负责一个课题组和一个研究所肯定不是一样的简单。之前我毫无行政管理经验，好在与我搭班的董军社书记恰恰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他和高星的配合和支持，研究所五个年来还算发展得比较顺利。2011年北京分院工作会议上，我甚至被要求做了一个题为《党政密切配合，共谋研究所发展》的经验汇报。2013，这届班子还被北京分院表彰为“优秀领导集体”。　　从一个课题组到一个研究所，我觉得区别仅在于现在带领的是一个更大的团队。我一直感到，一个团队的生命力在于能不能吸引人才，并不断创造人才发展的空间。因此对我来说，没有比看到青年人才的成长更加感到安慰和高兴的事情。　　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　　2001年美国的《科学》杂志在介绍中国古生物学的专题报道中，开篇这样写得“周忠和因为化石回到了中国，注视着这片过去曾经有鱼类富集的浅湖，以及鸟类和恐龙生活的地方，36岁的周知道，对一名古鸟类学家来说，世界上找不出一个比中国东北乡村的这些起伏的山丘更好的地方了”。　　我自己也一直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百人计划”的雪中送炭，不仅给予我自身科研发展提供了“第一桶金”，抓住了历史的发展机遇，而且还让我更深地领会了团队的重要性，不断开阔了自己的胸怀。一直不敢忘怀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得到的那么多人的帮助，如今，应当是更多考虑怎么帮助那些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了。过去的几年中，我也多少为好几位“百人计划”或者其他的人才来所工作做了一些努力，其中的一位，刘俊，出国前也曾经是我的研究群体的年轻成员。从他们忙碌的身影中，我恍惚看到了自己当年刚刚回国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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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送金币& “十一五”期间，科大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00余项，平均资助率稳居全国高校前茅。 &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科大在前沿、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培养了一批创新型人才、高水平研究团队，更重要的是，在基金文化的影响下，科大始终保持着自由探索、敢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可以说，科大的发展与科学基金的支持密不可分。”科大副校长朱长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曾担任过多年科技处处长，他见证了科大与科学基金共同成长的历程。 & 青年科研人的“第一桶金” & 这是一所流着创新血脉的学校。 & “科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朱长飞说，“她依托中国科学院，当年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创新型人才而成立。” & 建校以来，科大紧紧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系科专业，创造性地把理科与工科即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注重基础课教学，并始终将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首要目标。 & “著名科学家亲自为本科生上课，如华罗庚、郭永怀、钱学森等分别担任过数学系、化学物理系和力学系的系主任。”朱长飞说， & 创办国内首个少年班、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率先开设教改试点班、率先开放办学……“我们坚持实施大学生研究计划，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活动，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形成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朱长飞说。 & 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科学基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学校800多名从事科研的教师中，绝大多数都承担过科学基金项目。”在朱长飞看来，科学基金，尤其青年基金，是许多刚刚踏上科研道路的年青人的“第一桶金”。 &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成果的平均年龄约在41岁左右。“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时期最容易出重大创新成果，所以，我们要帮助年青人尽快确定研究方向，让其尽早自主开始研究。”朱长飞说。 & 基金文化成为肥沃土壤 & 朱长飞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不久，科大就相应在校内设立了青年基金。“刚开始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青年基金只有几千元，虽然数目不多，但对很多年青人来说意义重大。” & 近年来，科大青年基金的资助额增加到2年20万，每年资助人数也由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据介绍，科大先于2006年更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后又在2009年制定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设立“学校青年创新基金”，用于资助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具有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开展具有原始创新思想的研究项目。 & 有意思的是，在学校内部的资助项目中，论文、成果均不是硬性考核指标，“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朱长飞说。 & 他坦言，重视基金项目，并非单纯将项目数作为考核的硬性指标，而是希望在申请基金的过程中，科研人员能不断凝练学术方向，了解学科状况及前沿进展。在这里，科学基金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度量衡。 &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科大40岁以下的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已占一半以上，特别是2011年，该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批准率高达51.12%，位居全国主要高校第一。 & “在基金文化的影响下，科大始终紧盯前沿、探索高端，形成了很好的自由探索、学术优先的氛围。”朱长飞说，正因此，科大成为我国科学家的摇篮，并诞生了国内国际瞩目的成果。 & 广为人知的是，近年来，科大培养出潘建伟、陈仙辉、杜江峰、俞书宏等一批顶尖科技创新人才，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量子计算、仿生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高水平原创性成果。“十一五”期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4次，并连续5年6次入选由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 另一组数据同样说明其不凡的成绩。今年12月2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科大年发表的SCI收录论文篇均被引10.84次，这一数值在公布的累计被引用篇数最多的前20所高校中排第1位。其中，陈仙辉的一篇文章以740次的被引次数成为我国物理学科近十年累计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 & 从“领头人物”到“先头部队” & 如今世界科技的角逐，再不能仅靠单兵作战取胜。“近几年，我们鼓励年轻人就某个大科学问题形成团队，为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打基础。”朱长飞说。为此，科大设立了创新团队培育基金，围绕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课题，形成了一批由优秀青年学术骨干组成的创新群体，既充实和发展了原有优势学科，又促进了可望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前沿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形成。该校还于2006年设立了重大项目启动基金，用以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各类重大科研项目。 & 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为例，自创建以来，实验室以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交叉集成的长期目标为牵引，不断推动多学科的交叉创新，汇聚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与团队。据了解，该实验室目前有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26位研究人员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而截至目前，该校共有68位教师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名列全国高校前茅；共有10个基金委创新群体，居全国高校第三。 & “26年来，科学基金制度不断完善，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人才资助体系，我们希望基金委能坚持基金的文化和理念，不断加大对人才和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最后，朱长飞由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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