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社会分层的台学者嘲讽蔡英文都关注啥

(高山小树)
(鱼鳖小子)
第三方登录:额头深刻的皱纹和斑驳的脸庞,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
当地人给断掉的鼻子贴上了创口贴,一时在网上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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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缓缓君,
来源:缓缓说(ID:huanhuanshuo520),授权众筹观察发布
  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
  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抓住背后的暗潮涌动,分析我们将面对的未来: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1、你的下一代将被迫逃离家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后人以此为典故,归纳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表了一篇爆文《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
  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投出的结果。
  (图片来自“城市数据团”)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
  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马太效应中的强者愈强。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加触目惊心: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
  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文中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无比残酷”。
  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2、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也就是说,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更快。
  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
  当王健林“先赚它个一个亿”的小目标刷屏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啊!
  而对于没有家产且年收入十万的年轻人而言,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不算太难,也就是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3、寒门再难出贵子
  1980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踏进了北大的校门,邻里乡亲都以他为荣。
  可他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
  自己没读过课外书,跟不上同学的聊天话题;
  穿衣搭配非常土,女生找他扛包打水,理由居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做个自我介绍,也被当众嘲笑,说他普通话讲得像日语;
  除了插秧是能手,他一样都拿不出手。
  就是这样一名农家子弟,他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他入选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领袖”,他的名字叫俞敏洪。
  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俞敏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传奇。
  (俞敏洪照片对比)
  可是,如果俞敏洪再晚生几年会怎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
  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
  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
  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寒门再难出贵子,精英扎堆进名校,这是马太效应的又一次胜利。
  (为什么80年代是农家子弟的黄金年代?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4、绝望的底层,高喊读书无用
  前几天,有读者转给我一篇“半城”的文章,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在此之前,我早已在朋友圈刷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标题实在太刺眼,而刺心的是,它反映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
  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作者的结论对吗?
  对,虽然情理难容,但却在意料之中,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论据之一: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
  2014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论据之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的薄家珉(Benjamin Lillebrohus)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论据之三:学校越差,越难找到好工作。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
  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另一方面,无论寒门学子为上大学背了多少债,付出了多少代价,企业顶多只会表示遗憾,仅此而已。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
  (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5、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今年上半年,一篇名为《北京的无奈: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的文章在各路家长的朋友圈疯狂转发。
  当主流媒体炮轰课外班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时,作者透露了他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作者称儿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八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家长很残酷,居然把孩子逼得那么苦,说好的快乐教育呢?可更残酷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成功真的不是一代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会怎么样?
  答案依然是马太效应。
6、社会越发达,阶层越固化
  《人生七年》是BBC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的56岁。
  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就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会有个别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弯道超车,一夜暴富都成为可能,但社会一旦进入到发达又稳定的阶段,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将变得日趋明显。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
  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但不管怎样,发达社会至少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7、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
  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XX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打破阶层的可能吗?
  有,当然有!
  即便是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精英,他就是Nicolas ――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成为了美国名校的教授。
  十四分之一,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书中没有给出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人被称为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而你,能成为英雄吗?
  来源:缓缓说(ID:huanhuanshuo520),授权众筹观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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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网文[0号 京ICP证100780号李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作者:李强来源:FMBA日,人文清华新一期讲坛推出了《对话郝景芳:折叠人文》,其中关于社会分层,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发表了大量精华观点:国内(金字塔型)人均产值和相似国家(枣核型)的社会结构的差距使得我们需要仔细思考架构问题;社会层级间的流动性保障是社会动力的源泉;社会层级流动的主要渠道包括教育、技术和市场,从实际数据看国内市场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要多保护企业家,尤其在经济不再快速增长的时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更能多的考虑社会贡献与价值;&&小编找到李院长的一篇长文,供大家收藏,细细品味。4月26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题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已经李强教授亲自审定。今天我就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作一个探讨,最近张思平理事长想研究深圳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我们也在思考。我认为目前在全国的社会结构发展中深圳比较先进,深圳整个阶级结构构成与全国相比优化算比较高的,我们下一步也会对深圳有所研究。我列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内容比较多,有些地方只大略讲一下。1. 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分层现象?2.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3. 社会结构测量发现什么问题?4. 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5. 阶层固化问题与对策。6. 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一、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本部分历史内容较多,进行了删减)现在我们碰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均等,另一个是公正。我们共和国在毛主席的时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78年以前,强调的是均等不均等的事情,也就是尽量把资源配制得均等一点。应该承认当时那一代的领导人不容易,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把这么多的资源通过行政体系配制给每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那一代的领导人真的本事很大的,像周恩来那样的人确实能力超强,现在没有哪个能力能够做到。大家现在可能理解不到,那个时候有一个给城里配的副食本,过年过节的时候拿副食本一个人能领一包花生米,不过年不过节没有的。应该承认, 在一个社会里能够组织这么强大的分配真不多见,那时候没有出现太多的腐败,如果腐败太多早把这套体系腐蚀掉了不可能配制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一个均等问题,让大家差不多,所以我们看基尼系数确实差异不是那么大。到底什么叫公正?那样一种配制叫公正吗?在那样一种配制下出现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没有效益了。反正就等着,到时候给包花生米,房子就等着熬年头。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分房条例&, 基本上是年工制, 年龄越大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给算分就高一点,相反的分低一点。我们曾经用那样的方法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效率,跟经济发达国家的差异非常大。现在深圳很发达了,我198年上研究生的时候来过深圳,记得那时候深圳是满街的泥泞,偶尔才能见到一栋大楼。就那样好多人还说深圳卖的东西在北方的城市里很少见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初步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刚初期的时候是很落后的。我们从均等和公正两个向度,把全世界的体制分成四种,最坏的一种体制是既不公正也不均等,这种体制贫富差异很大,那些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比如拉丁美洲南美,也是政权更替频繁、动辄军事专制,贫富差异很大,腐败系数也很高。最好的是既均等又公正,但这是挺难的。我们曾经有一个调查组在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做调研,跟政府相关部门谈、跟企业谈,发现这个体制真是挺均等的。北欧的体制很有意思,德国挺奇怪的,离北欧比较近,也有点偏这种体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非常低,但居然也还有效益,这个结果使得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认为那样平均分配的话不就没效益吗?结果发现也有这种体制,分配得挺均等但也不是没有效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没有碰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一种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巨大的国情,历史包袱很重,有13.7亿人口,等等这样的诸多困难。我印象中去芬兰调研的时候,芬兰只有300多万人口,我还开玩笑说你们芬兰有300多万人,我们北京大概是2500多万人,我所在的海淀区就有450万。北京一个区的人口比你们整个芬兰人口还要多。所以,人多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关口一封闭,仅深圳过深圳的日子也挺容易的。但是13.7亿人口流动起来困难就大了。这四种体制:我们认为第一种最坏,既不均等也不公正,第二种是均等但是不公正,第三是公正但不均等,第四是既均等又公正。第二种均等的实验我们做过,我刚刚说了连包花生米都平分了,平常想吃花生米没有,商店里就没有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很艰难,因为好几亿人,过年过节每个人拿副食本就能够领到一小包花生米,这是均等的。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好好干活呢?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聪明的人就不干了,既然所有人得到都一样,拼命干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没有激励机制了。看来,目前可能选的只能是第三种&公正但是不均等&,当然这个不均等的差距也不要拉得差异太大。其实我们有两个大的关注:第一,谁得到了什么。这是讲的收入、财富在人群中怎样分布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比如富人马云,他的资产排到前几位,每年都有公布中国资产排名第一位、第二名的排名。也有很多人收入很低。第二,为什么得到。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重要,就是为什么得到。例如,比尔盖茨得到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办了微软公司,直到今天,我们用的PPT这样一种办公软件也是他公司造出来的,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以前我们讲课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缺了这个东西几乎不能讲课。可见他对我们生活、工作的便利性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成为高收入者,因为高水平运营,没有人攻击他说&比尔盖茨凭什么拿这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思考一个人为什么富有?如果是真的凭本事的话我估计大家也都接受。但是反过来,一个贪污腐败的人,现在这个问题大家特别关注,某一个巨贪被抓出来了,贪污数字惊人,清点赃物的时候点钞机都烧坏了多台,总之这个信息让大家听起来很不公正,因为贪污腐败而获得财富肯定是最不公正的。这样,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第一种公平观念认为,反对一切差异,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有,需要摧毁社会分层本身。第二种公平观是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了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也观察了,那个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所以,公平可以存在分层。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社会,我们刚刚解释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但是,实际上也是分层的。当然,在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的,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的。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可见北欧也没有能够消灭这种分层。整个社会也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所以整个社会差异度不是很大。看来第一种想法更符合目前多数人的想法,第二种,要把社会分层摧毁掉,不现实。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中社会分层的四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试图打碎社会分层结构,结果发现产生了新的问题,后来的实验是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分层结构了,这是正常的,社会结构也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了社会分层结构,社会秩序都难以保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就是一个例证。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观点了:第一,注重结果公平。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去库存,那就太容易了。首先搞清楚房地产有多少库存,房地产统计有多少亿平米库存的房子,再问谁没房?小年轻高兴啊,在深圳的打工族说&我没房啊&,&拿来分&。当然,这是开玩笑,今天有物权法,有物权不能分。但当年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们1956年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时候,很多私房交给了房管所,把一部分原来的私房,拿来分给无房的居民了,当时称作&经国家出租&,简称&经租房&。一次性调整,虽然听起来好象挺简单,其实,缺乏对一个复杂社会的理解,不是那么简单,你以为你把它调平以后社会就公平了?其实更复杂。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你以为把经济调平整了社会就没有差异性?没想到,整个社会差异性更大了,文化大革命斗到那个地步,证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激烈,不是把财富人为地分配以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种想法,以为简单地调结构可以解决,但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这个有机体特别复杂,不是我们想象的,随便可以动一动,最后发现新的问题会产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第二,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大体上我们把他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我们看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 举个例子吧,&文化大革命&中有种说法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中国人打乒乓球特别好,那时候就把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请来了,一打肯定我们中国人打得最好。但是,后来在发奖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发一大奖杯,不分先后。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想法,友谊第一,比赛次要的,体现大国的风范。但是,实际上你可以那样去做吗? 实际上那不符合一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如果你那样做的话,谁还好好去打乒乓球呢?打了半天,一个打球很差的人也拿一个大奖杯,一个拿冠军的也拿同样的一个奖杯,都是一样,这个社会怎么会前进呢?后来强调机会公平了,十八大报告使用的概念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验证明是不成功的。二、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分层状况呢?研究分层状况有好多种研究方法,我这里用的方法叫做&国际经济地位指数(ISEI)&。大家知道中国人很多,我们可以做职业分类分出非常多的职业,很多人问的我处在什么位置上?你能不能把13.7亿人每个人定一个位置?这种方法叫做&ISEI&,也是从职业分析得来的。这种方法也是国际上经多年研究,用世界各国的数据计算,总结经验,经验积累的一种方法,社会学家特莱曼等对这种方法有贡献。总之,我们找到一种办法给社会地位打分。给每个中国人地位打分,用ISEI方法打分,当然,在分值的赋予上,做了很多辨析,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殊性,打完分之后得出每个人的得分值。大家会问,说你用什么数据呢? 最好的数据还是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就使用普查数据做。现在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做一次,我将2000年&五普&做了ISEI,2010年的数据允许专家组使用,我们做成了ISEI值。根据ISEI值,农民得了23分,29&31分是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等,33&38分半技术工人等,40-45份是营销人员等。总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方法将社会各个群体的职业地位转变为ISEI值,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下面的结果,请看这个图形。所以我采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作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图形,发表了一篇文章《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张》,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社会结构?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人口的多数还是大田农民,有一部分人出来打工,但地位也较低。这种社会结构是非常不好的结构,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氨事件等,都可以从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结论是一个社会还是应该逐步培育中产,不然这个社会难以形成基本社会秩序,没有办法来管理。这是我们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如果用两个数据比的话就看出来,农民中的一部分开始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开始地位上升了,但是,总地来说还是没有逃出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我相信这件事情要解决还是需要时间,社会结构的转变需要几代人,着急也没有用处。一定要意识到中国社会是在变化、是在进步,但是需要时间。对于上面两个社会结构,我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的转变。大家从网上可以查阅到什么叫倒丁字型结构,什么是土字型结构,怎么从到丁字结构向土字型结构转变。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张图形发生什么变化,有四个大的群体变化比较突出:第一个是得23分的农民,他们在五普的时候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了16.71%,可见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实现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进不了现代化。六普的时候,原来的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打工部分数量特别大,现在一般的说法时2.6&2.7亿农民工。我们跟张思平理事长讨论深圳的时候,理事长说深圳打工者人数大约600万或者700万,其实也不很准确,这部分到底是多少?深圳总共1千多万人, 光打工族就占了一半,可见这在中国是大群体。农转非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城市扩张于是将农民纳入城市的待遇,当然同时农民也失去了原来的农村土地,转成城市户口。他们也享受了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还有一部分村庄采取了&就地城镇化&的方式,比较成功的例子如华西村、北京的蔡家洼等等,土地还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个是29&32分这部分变化很大,这部分是典型的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群体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农民来的,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说农民减少了16.71%,为什么这里才上升3.78%呢?要理解,过去是市民曾经承担一部分的体力劳动,但是后来国企改革及各种转制以后,城市户口的人基本上脱离体力劳动了,农村来的人就把这块填充了。所以,农民加入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比3.78%要大,因为城市人口退出他们进入,这部分是替代的关系。第三个特别值得关注,即操作型技术工人群体得分33&40分,五普是11.2%,六普只有9.8%,下降了1.4%。中国对于技术工人有极大的需求,为什么技术劳动者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即农民工的未来前景。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就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比如说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 到大学工作,先当助教,后来当讲师,后来是副教授,他慢慢地就晋升上去了,因为他有一个职业晋升的制度体系。农民工是各行各业中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另外,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民工潮&,每年回家去,第二年又到城市里来打工。难道他就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工频繁换工作,这样地位很难提升。而技术工人在中国又十分短缺。李克强总理这次在两会报告提出了一个&工匠精神&, 如果大家都不做技术钻研的话产品的质量就上不去。我们为什么产能过剩?其实就是好大一部分产品的质量低劣,老百姓不要这样的产品。老百姓为什么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呢?还是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有差异。其实,抢购的产品还很多,像到德国就去买锅等等,其实这些普通产品也并不属于高科技,就是我们的工艺细节上有差距。像日本、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艺水平真的非常高,做出的东西确实让大家佩服它的质量,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还在于生产者、劳动者,如果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者本身没有技术能力生产出一个高水平的让大家欢迎的产品,如果劳动者没有技术能力,再去改革也没有用处,可见人还是第一位的。如果中国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很高的工艺水平,大家何必出国买呢?大家买国内的产品就可以了。第四个群体也是变化非常大的, 就是经营销售的白领。当然白领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群体,但是此次人口普查中白领增加最快的就是经营销售人员。这个群体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是非体力劳动上升最快的群体。当然这是白领的下层,白领也是分成好多层,这是介于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过渡层。该群体对市场运营贡献非常大,在深圳这种地方人们通过营销创造了利润。李克强总理在一两周以前批评说:&一个城市如果连小商铺都没有,就是一个死城&。所以,一个城市有了中小经营者才有活力。大资本的垄断如果过度,会断掉很多中小经营者、断掉很多老百姓的活路。大型企业、大型垄断资本强调高度自动化,真正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大部分的人社会地位上升还是依赖于营销。三、中国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仍然数量太大,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社会结构图上看,城市和农村完全不一样,城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有较高消费能力主要是中产,而农村中产比例很小,我们意识到了城乡的差异,这张图(PPT)是我们用ISEI测量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从这张图上看的话中国不是挺好的吗?中产社会,中国城市中产很突出。在这张图里,城市外来的常住人口、打工族也是在里面。假如我们做深圳社会结构,打工族在里面,图形也会类似,只不过大家知道打工族在下面这一块比较大。至少最下层,这块深圳没有了,深圳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民了,原住民的农民很富有,地位是比较高了。可见,如果不计算农村,只计算城市的话,中国城市确实是中产社会了,目前中国有668个城市,另外,中国还有近1500个县没被认定为城市,它们是城镇,它们一天到晚想县改市想成为城市,中国只有668个地方叫城市。中国还有3万4千多个地方属于乡镇这一级的, 我们都不放在里面。大家说把农村放弃叫中国吗?确实这不叫中国,那我们看看农村的情况把。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国后面很大的问题都是在农村这一块。 农村社会结构还是倒丁字型的。当然,乡村与乡村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沿海的乡村,例如江浙那些都不错。问题比较突出是内陆的乡村,基本上都是劳动力、人才净流出。中国内陆乡村现在多数人是老人、妇女、儿童,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到城里去了,绝对不会回农村的,父母也不会让他回来,觉得回来丢人。如果这样的话乡村所有有能力的人更加流出。乡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净流出也叫做精英流出。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叫&告老还乡&,古代有个特点,家族、士绅阶层治理农村,实际上&皇权不下乡&,乡村有很强的自治能力,士绅阶层在那里实施自治。而且还有&告老还乡&的制度, 有能力的人虽然到朝廷做官,老了以后就会回到乡村,保存了乡村的精英。家族宗族是传统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明清以前的中国社会里面乡村不会出现凋敝,乡村凋敝是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有能力的人都流失了,乡村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后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到底怎么办,我们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巨大差异。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大部分的房产库存严重是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中产不足,多数居民消费能力较弱。所以,城市结构本身有问题。大家意识到的&北上广深现象&,就是少数巨型城市与多数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现在一线城市房价暴涨,资本和人才都高度聚集在极少数一线城市。房价暴涨对于以自住为目的的居住者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自己也无法搬到别处去住。但是,对于想进入到城市来的大学生压力就太大了。房价暴涨完全是一个虚拟资本的问题了,甚至是资产泡沫的问题。大家就会问:&有泡沫吗?&肯定有资产泡沫,虚拟资本大大高于实体资本。当然,哪个国家资产都有泡沫,泡沫只要不破裂问题也不会暴露,泡沫是很好看的,但泡沫一旦破裂,问题就大了。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强大的干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干预泡沫不让它破。所以,中国走的道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当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了,我国台湾泡沫也破裂过,怎么中国大陆的泡沫不破? 这值得思考,中国确实是政府具有超常的干预能力。由于政府有超强干预能力导致市场畸形,干预越强市场越畸形。所以,最近强调的改革方向都是强调&政府要放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总之,我国的特点是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这样就形成两种城市格局,一种是超大城市,一种就是小城市。超大城市应该说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了,像深圳。深圳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各种劳动者、外来打工族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在这里好找工作。反过来,小城市留不住人,最近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 美国也是巨型人口社会,少数大城市聚集很多的人,比如纽约。但是美国的小城市其职业结构也是现代化的,跟大城市的职业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大学生在小城市里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但是,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在小城市里完全找不到跟他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结构。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分层的四个世界》,大城市与小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小城市以中小资本为主,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其实,中国中小城市的人数并不少,中国的人口多,一般在统计上把50万和50万人口以下叫做小城市,将50万至80万,甚至50万至100万的叫做中等城市。其实50万至100万之间的人口,在别的国家算是大城市水平了。50万、80万这样的人口规模,足以形成有集约化效益的城市规模了,这样的城市足以形成自我运行、自我消费的现代城市了。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资本流失、人才流失,难以形成现代职业结构呢?情况比较复杂的问题,可能有财税的问题。中国的财税体制,国税拿大头,这对于国家的财税集中起来做大事有利。但是,国税再分配的时候,各省分钱,基本上被省会城市、大城市拿去了,流到小城市的涓流效应,很难得到资金。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目前形成的地区发展的差异之大,全世界都很罕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口拼命往东部和东南迁移。这就是为什么700万人在深圳这里打工,而且也不一定能在这里待下去,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挣到钱,资本聚集这个地方集中,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资本。第三个问题是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最核心的是东西差异。我们下面的数据把中国分成四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北单占一块,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仅把东部和西部拿来作对比,对比东部和西部的中产阶层分布。什么叫中产阶层呢?我们分成三个方面:收入中产、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收入中产就是根据收入水平测量的中产阶层,教育中产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统称为中产。职业中产就是用前面讲过的ISEI测量的中产。这里用的是全国综合调查数据数据CGSS,用的是05年和2013年的数据。▌CGSS数据:2005年至2013年▌东部收入中产53.3%&66.65%▌东部教育中产39.21%&55.91%▌东部职业中产40.92%&56.17%我们看到东部2005年收入中产比例是53.3%,到2013年上升成66.65%,也就是说东部总地来看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正态的社会,东部的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都在逐步扩大。但是西部就有问题了。▌CGSS数据:2005年至2013年▌西部收入中产21.23%&14.37%▌西部教育中产25.30%&16.14%▌西部职业中产25.09%&17.22%西部在2005年的时候收入中产只有21.23%,到2013年更下降到14.37%,净流出,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也是这样,比例越来越小。这样的话,东部中产确实是一个正态的效应,但是西部就呈现恶性循环效应。 越恶性循环就越没有中产环境,所以人才就越留不住,大学生去了以后又走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中国目前一个大的结构问题,就是区域差异太大。党和国家也在思考,我国全面小康想调整东西,现在要精准扶贫。但是,必须面对现实是,这个任务很重,不是几年就能够把结构调整得过来。举个例子吧,今年年初刚放松了贷款想去库存,结果资本一下子跑到北上广深来了, 一线城市房价又更高了。资本从利润低的地方流往利润高的地方,劳动力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谁也挡不住。 国家在发展政策上确实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否则没有办法使国家达到一个全面小康的平衡发展。第四个问题是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有巨大差异。如果不算外来农民工、打工族我们城市的中产结构特别明显,请看下面这个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结构图形。这张图就是不算外来打工族,只计算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结构图,是明显的中产主体社会了。下面这种图是城市外来农民工、打工者的社会结构。与上面图形比较的话,就看到,外来打工者的社会结构是下层比较突出。所以,对中国来说,户籍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地位流动的严重障碍。农民工、打工族是奋斗心最强的社会群体,应该为他们创造上升渠道,严格的户籍障碍是不公正的。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有所进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农民工也可以自由流动了,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允许的,那时候一个农村的人要到城里来是违规的。我曾经下乡在东北边疆碰到这样一些人,当时因为随便流动到城市,无照经营就被抓起来,送到边疆劳改去了,那时候就是那么严格,不允许流动。改革开放以后允许流动,允许打工了,但是,由于户籍障碍社会地位很大区别。这确实是个难题,政策真不好出台。比如深圳,600&700万外来打工者,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难度很大。北京更难,北京市有上千万外来人口,北京户籍人口大概是1200万,外来打工族、农民工大概有1300万。而且这1300万里面有各种外来人口,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也有外来老板,但是就是没有户口。没有户口一开始还可以,但是一到孩子上学就碰到大问题了,尤其是高考,非户籍人口的孩子必须回原户籍地高考,迄今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的文章《社会分层的四个世界》,就是讲四个世界造成什么问题。还分析四种人,留在村庄的农民,还有农民工,城乡流动,从农村流到城市的,还有城城流动占比也很高,即从小的地方流到大的地方去。最近这部分的人也碰到很大的压力。特大城市压缩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留城的人数,外来户籍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单位去工作,但是没有大城市户籍,他就必须思考到将来一旦成家,生孩子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会激化社会矛盾。四、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关于财富分布,如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米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了分配,可以说分配得够均等的,那时候虽然有等级工资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别远。在困难的时期毛主席还带头降工资,那时候国家主席能够拿600块钱,后来毛主席感觉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降级降到400多块钱。 干部当时分成三十级,有一点的差异性,但是基本上差异不太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我先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前是什么情况,这是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16,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数据,没有一个民族说能把他财富配制成这样。领导人和当年的创业者真的有本事,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把财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没有腐败,每个人差不多。当时创造了一系列分配体制,有粮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后让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没有房地产的市场,也产生不了差异,土地也停止买卖。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1表示差异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绝对均等。迄今0.16的基尼系数全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见过,在北欧都没有见过这种数据。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差异性,怎么会出现几乎均等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特殊的。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不低于0.5的水平。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是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前两年,西南财大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61,这是很高的贫富差距了。该课题组解释,原因是他有办法调查了高收入户,我们一般很难调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实情况。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实际上,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也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这是北京大学做的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专门分析&家庭财产&。我们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还比较好算,财产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有辆车多少年买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说得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得有折旧。北大谢宇教授等的报告,测算财产的基尼系数很高,发现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是房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的构成,近80%是的房产。实际上这个比例也符合实情,因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炒得那么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基本上就是你的财产总数了,其他的财产都没有那么大。当然房产好调查,其它财产不好调查。北大数据证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占大约10%。北大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0.73。当然,我们知道,财产的基尼系数从来比收入的基尼系数要高,因为财产是收入积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会大一点。总之,北大做出的这个数据让大家比较吃惊,也公开发表了。我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把抽样方案做认真,把数据做认真, 别编造数据,做出的数据本身也不会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数据调查的毛病。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数据,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下面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的数据: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测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前10位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现象,过去也有说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国的发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点是资源特别丰富,人口又不多,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怎么发展不起来呢?所以它制度有问题, 体制有问题。拉美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稳定,政权更替、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社会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中华民族有5千年文明,有长期文明积累,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行列。老祖宗给我们创了5千年的文明,我们应发挥传统文明的优势。我做社会学,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长期积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有无数的历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时候重温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够让我们政策纠偏,就能够发生重大影响。总之,上述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对我们是个提醒,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没有动力,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很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巨大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造成经济停滞。人们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下面这些国家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这也是世界银行数据。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非常小呢?它们的基本特点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这些国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盖,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没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我曾经在芬兰做过调研,一次询问一个医疗官员,让她说明医疗保障情况。她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城里很远,那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结果有一个邻居自己锯树自己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这很可怕,因为那个地方就住两家人,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来接救助。我问她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情怎么解决?自己掏多少?国家掏多少?她说因为是紧急救助、这种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我想,如果中国有那样的一种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所有意外的都是国家包的。当然,这在我们中国太难了,芬兰人口300多万,而我们大陆13.7亿人,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万美元以上,所以,也确实没有可比性。而且,北欧的高福利效果不错,但是,南欧的高福利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所以,体制都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我不主张抽象地炒作某种体制,差异性确实太大。当然,我一直有个疑问,在这种均等化体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兴,没本事的人最高兴,因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征走了,个人所得税率高的时候达到84%,高收入者每挣100块钱84块钱缴税,那么,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受影响呢?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也做过均等化实验,结果经济运营效率低下,经反思后,我们开始新的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那套均等化政策。一次,在瑞典到乌普萨拉大学作调研,我就向该校一位教授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均等化实验失败了,所以才改革开放。你们的均等化体制看来还运行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实行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宗教传统的影响。&这位教授其实讲的是&理念&与&制度&的关系,一个国家能够奉行一个制度,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与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体国民的理念来支撑。如果全体国民的理念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制度一定会被腐蚀掉。对于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如果面对的都是骗保、套利的这套东西,那就非把这套制度摧毁不可,所以,必须有理念,没有理念支撑制度无法维持。中国自古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多数人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思考国民的理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对于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刚才说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数据上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的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是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微小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我们必须警惕的。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害中国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五、阶层固化问题与对策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思考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但是,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后代际流动率一直不低,我们的流动率跟美国的差别不是很大。那么,中国为什么代际流动率高,不同时期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革命,革命造成流动,地主下去了,农民分得土地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政治运动也造成社会流动,&文化大革命&是大流动,大批干部都打倒了,造反派地位上升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是好事情。中国始终算是流动率比较高的。改革开放以后,流动率又比较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市场竞争,一下子产生富翁了,也有人地位下降了,下岗了。这种社会地位的变迁也影响到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或几代人之间的地位变迁。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当然,从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了。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80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80年代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竞争。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最近好多的年轻人感到没有出路,确实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大城市房价的问题。深圳与北京炒房如此高昂,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80-9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中国过去是阶级混杂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阶级差异很大。比如住房,过去只有单位之分,没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单位里面最高的领导人和司机和扫地的都住一个大院里面。但是,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他说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差异,你只要能让顾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社会就有流动了,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有一定的道理。第四,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以上四个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代际继承。中国人有望子成龙一说,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很正常的心态。问题是怎样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是父母传给的还是靠子女自己竞争的,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与血统传承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竞争机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社会机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遗产法&(只有&继承法&),这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问过一个日本人,发现日本的遗产税很高,虽然他想留给孩子,但是他的财产转给孩子的时候大部分是要被税收征走的。现代社会机制的思考,涉及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些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六、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前面提出的测量中国结构,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但是,毕竟下层、中下层部分太大,农村还有44%比例的人口,那也有6亿多人,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2.7亿,这样一算起来,后面要推进结构性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下面提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七点想法:第一,一个社会的结构是产业结构设定出来的。大家知道中国过去是农业社会,现在正在转变成工业社会,但是,现在是制造业主体的工业社会,现在的中国工业,总地来说产业低端特征比较突出。所以,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这确实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巨大。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就能够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个转型不仅是资本的转型,更重要是人的转型、人才技术的转型。最核心的还是要培养出能够适应新的产业结构的技术人才、技术工人。而人的转型、人才的转型需要时间,人才的转型需要耐心。第二是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一个很大挑战,就是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般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什么样比例的城镇化才算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呢?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提出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占到70%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要超过50%。我们如果将外来打工族也记入城市人口的话,达到这个指标了,但是,我们知道外来打工族、外来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市民化,外来打工的700万农民工还没有真正成为深圳市民,所以,真实的城镇化率、市民化率也只有30%,所以,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重。数据上看这是我们年城乡的劳动力数据(PPT),左边是城镇的,右边是农村的。上面这条线是人数是总体的,后面分男女,因为有一部分的妇女因为生孩子退出劳动力市场了,所以女性劳动力比男性劳动力低一点,这是城镇的劳动力发展。这是未来年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从预测上看,城镇化这件事情没人能够挡得住,但是需要思考一件事情:未来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农村不要再设想是传统的农民,应该是一个农业经营者和农业技术从业者的队伍。现代农业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可以做得很优秀的,特别是像一些有机农业都是附加值很高的农业,我相信中国未来农村确实有很大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余地。第三,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包括对深圳的研究,到深圳来以后,听说深圳有600&700万是打工者,其中农民占很大的比例。如果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结构的&农民工&位置上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办法转型。我写过一篇文章《有技术、无地位》,其实我们农民工不是没有技术。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想实现两件事情,一个是希望多挣点钱,这是对的,所以我们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及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另一个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一个人努力挣钱和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是两件事情。社会地位怎么提升的呢?比如说我们干部怎么提升的?干部有一整套级别晋升的机制。教授怎样晋升呢?教授也有一套论文发表,级别晋升的机制。你想当好教授要在好的刊物上发论文。总之,这样的阶层都有晋升的渠道。但是农民工不知道,我打一辈子的工不知道怎么晋升。其实我们确实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比较顺畅的晋升的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我们国家的劳动部门确实有一个&职业资格技术证书&的认证机制。我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以前历史上有八级工,每一个技术等级都非常清楚的,八级是对技术等级的尊重。那时候工厂里很少见到八级工,如果是八级工基本上跟厂长平起平坐。体制改革以来,我们把八级工制度废止了,因为它和等级工资制相联系。现在怎么分级的呢?学习英国叫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认为将地位的识别都搞乱了。八级的时候是一级最低,八级最高;现在学英国,一级最高,五级最低,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糊涂了,说你五级,以为你很高,其实最低一级是五级。中国现在应该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能提升?我们也看到国际上有职业技能竞赛,中国人也参加了,去年还第一次获奖了,在号称国际奥林匹克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们青年技术工人取得了4个项目金牌,6个项目银牌,3个项目铜牌和12个项目优秀奖的优异成绩。李克强总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匠人精神&。中国社会应该尊重匠人、技术工人,应该尊重有手工艺者。技术工人在西方的中产中占多大的比例?在欧美国家里职业分类里面,有一种叫做专业劳动者,比如教授、律师、会计等等,大约占到15%以上,还有一种劳动者叫做technical worker&技术工人&,大概在全部劳动者当中占19&20%,再加上有手艺的工人又占一个10%,这样后两者加起来,属于技术工人的是约30%。这部分人是归入白领、记入中产阶层的。中国多少呢?中国非常少,中国是把所有专业人员加上所有技术人员,合计,在整个人口普查中仅占7.1%,这部分人在上述经济发达体的国家里两者占接近50%。所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第四,收入分配调整,这个肯定有一系列的调整,前面讲过,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所以,还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第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也是目前最重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提出,十三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即年要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财政能力很强,应该尽量地把低收入部分多覆盖一些。但是,即使是在深圳,也有700万外来务工者、农民工,难度很大,不知道这700万人覆盖得怎么样?第六,教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最为正规的渠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近年来,我国的高校入学率上升很快,2014年是37.5%,2015年达到40%,这本来说是2020年才能达到40%。高校扩招以后,每年有近400万原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毕业,农村来这批大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上不回农村,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来的这部分高校毕业生,能顺利升成中产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高校毕业生都倾向于朝大城市流动,他们在小城市也确实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大城市又排斥他们,一线城市有明显的排斥政策。所以,虽然教育是培育中产的培养机器,但是,中产地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很多社会机制的建设。我们应该为中产创造更多的渠道,否则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第七,市场准入与中产社会。指通过经营、运营、销售、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中国社会总地来看在过去这些年里面通过市场进入中产这一块是最顺当的,证明市场还是很厉害的。市场进入中产目前有一个问题,该群体社会地位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李克强总理那句话是对的,李克强总理大意说:一个城市不要一天到晚驱赶那些小商铺打击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因为中国人口太大了,巨型企业其实雇不了多少人,垄断企业包括现代化生产线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而就业人数最多就在小资本雇用、在市场营销这一部分。台湾为什么是中产社会?因为台湾就是中小资本极其普遍,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被大资本垄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难以从中获益。最后,结论,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中产社会?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根据我们预测,大概到2040年的时候,我国白领劳动者将首次超过蓝领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占到52%,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白领劳动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经营销售人员加起来,大约占全体劳动者的60%。那时候,终于实现中产群体成为主体,也就是橄榄型社会结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尧 P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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