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前后的海军司令部（罗版）07
九·一三前后的海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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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杰：两进海军党委常委
&&&&&&&周仁杰1973年12月被免去海军党委常委，但是1975年10月再次进入海军常委直到1976年10月被苏振华等人打击和王宏坤、马全忠等免职。
文革开始不久,陶勇同志意外辞世之后,东海舰队司令一职由当时的第二副司令代理,第三副司令也被结合进上海市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作为舰队第一副司令的周仁杰则被宣布靠边站,到北京通县煤炭干校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看来他几年前顶撞军委检查团的后果己经显现出来,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办学习班期间,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却在此时歪打正着地帮了周仁杰一把。那天,学习班学员（记得当时好象连领章帽徽都没有了）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活动。这一天,当毛泽东来到军队代表们面前时,他没有注意到站在前几排的那些当时正在走红的将领们,却一眼就把站在最后一排的周仁杰认了出来,他叫着周仁杰过去的名字大声招呼说：“周球保,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周仁杰惊讶毛主席的记忆力,离开延安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还能记得他。或许是看出周仁杰的状态有些异样,毛主席又问了一句：“你现在还好吧？”几句话说完,毛主席没有再理会旁人,扬长而去。不知道是不是毛主席后来作了专门的交待,还是有人揣摩毛泽东此举的用意后作出了本能的正面反应,总之,周仁杰不久就结束了靠边站的日子,尽管他在毛主席面前也没有说什么话。随后,周仁杰被任命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并出任舰队党委书记。他在担任舰队副职长达18年之后,转任正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安排一个军事干部同时担当党委一把手,还是让周仁杰感到有几分意外。上任之前，李作鹏找他谈话,对此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1972年底,叶剑英元帅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海军问题。“四人邦”在会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肖劲光同志,姚文元首先诬陷说：“肖劲光是被林彪拉的……”周仁杰立即反驳道：“肖劲光同志一直是挨林彪打的……”话没说完,张春桥就指着周仁杰大声斥责说：“周仁杰,你也要作检讨！……”在后来的会议上,一些人指责周仁杰和肖司令攻守同盟。
&1975年，周仁杰深入潜艇部队，周密制定方案，指挥海军潜艇首次跨出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训练，探索穿越岛链的训练方法和经验，开海军舰艇部队训练由近海伸向远洋的先河。
&据周的子女回忆：粉碎“四人邦”后,这位领导人眼看已无退路可走,又转而祭出“两个凡是”的法宝,他不仅不检查反省自已,反而摆出了“以攻为守”的架势,利用清查整肃异已，打击一批勇于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此时,父亲首当其冲地遭到撤职、批斗。或许是慑于这位领导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权势，除了肖劲光司令员,其余的海军领导同志几乎悉数卷入了这场“批周”浪潮,面对如此压力,父亲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就在此后不久,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开始亲自过问海军的问题,他理解并且支持父亲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阵营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直到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叶帅、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军委终于在1980年正式下令恢复了父亲的职务。
1983年退居二线后，周仁杰多次赴老区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调查研究，搜集史料100万字，发表了20余篇回忆文章、5篇调查报告。日,中顾委委员、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将军访问石阡,前往甘溪红军纪念塔前为死难红军敬献花圈,在甘溪找到了刘光荣。两位老人回忆往事,将军感谢刘光荣当年给红军带路,并与他全家人合影,还送了他两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此后,周、刘两家书信往来。上世纪90年代初,刘光荣的孙子到北京打工,找到了周仁杰家,得到热情接待。后来,刘光荣老人作古,将军家与刘家的深厚革命情谊依然传承。因刘家贫穷,周家还与刘家结对帮扶。去年12月,胡希嘱托俄国历史学博士里·爱德代为看望刘家后人,再次感谢老人当年的带路恩情。
&周仁杰日出生，日逝世。
周仁杰儿女回忆父亲（一）：
此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父亲同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主要领导人发生分歧。本来,这位领导人曾在文革初期受到李作鹏一伙儿的排挤打击,但是,随着“九一三”林彪集团的垮台重新复出后,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屁股坐到了“四人邦”那边,并借此步步高升。1975年,朱德同志平生最后一次视察海军部队,当时身为海军第一政委的这位领导人,此刻却由于正在精心筹备江青前来海军活动的事宜,而把朱总司令的到访晾在一边,无暇顾及。而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位领导人又积极响应“四人邦”的号召,一马当先,带领海军常委六次前往清华北大学习“两校经验”，在全军各大单位中独领风骚。（作为当时海军党委的九名常委之一,这六次学习“取经”活动,父亲一次也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更是以军委常委的身份在一次“批邓”的万人大会上,自觉地按照“四人邦”爪牙的授意,代表全军指战员发言表态,公开指责邓小平本来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之人,一时间语惊四座,大出风头。如此这般,其效忠“四人邦”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对此，江青他们自然也是投桃报李。随着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位领导人在海军更有一手遮天之势,以至于越发不能容忍父亲这样敢于不买帐的“另类”分子。
粉碎“四人邦”后,这位领导人眼看已无退路可走,又转而祭出“两个凡是”的法宝,他不仅不检查反省自已,反而摆出了“以攻为守”的架势,利用清查整肃异已，打击一批勇于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此时,父亲首当其冲地遭到撤职、批斗。或许是慑于这位领导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权势，除了肖劲光司令员,其余的海军领导同志几乎悉数卷入了这场“批周”浪潮,面对如此压力,父亲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就在此后不久,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开始亲自过问海军的问题,他理解并且支持父亲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阵营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直到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叶帅、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中央军委终于在1980年正式下令恢复了父亲的职务。时至今日,我们仍对罗瑞卿秘书长心存感激,尽管他未能在有生之年亲手平反父亲的问题，就过早地辞世了。（据郝治平阿姨讲,一直到突发急病去世之前，罗大将躺在病床上,始终还在惦念着父亲申诉的问题。）但是,正是罗伯伯适时地关注到父亲遭受的不公正打击,并出面主持公道,才把为父亲平反的问题提上了军委领导的议事日程。不过,有些人的感受则完全不同。据传,当罗大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海军中紧跟“四人邦”的那位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就在家中大宴宾客,但是,他的故作镇定,强颜欢笑也是好景不长。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之前向他打了招呼,要其准备一份深刻的检查,回来之后,再听候发落。这位领导人预感到大事不妙,担心自己追随“四人邦”的罪责难逃,精神立即陷入一种高度的恐惧之中,结果还没等小平同志出访归来,就突然发病猝死在医院里。而他的心脏严重破裂7公分,足见其所受惊吓之深。
若干年过后,9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位与父亲同为中顾委委员的原海军领导同志，独自一人突然前来登门拜访,身边竟没有任何陪同人员,让我们全家颇感意外。这位老同志与父亲是同乡,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年头比父亲更早,双方的关系原来也一直不错。但是,自从十几年前,他们在海军的那场“批周运动”中反目之后,彼此之间就中断了一切往来,形同路人。父亲把客人请进自已的书房,两人闭门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亲自把他送出大门。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父亲从未透露过，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几个月之后,当这位老同志病重入院后,父亲前往看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俩个人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不放,泪流满面。
弼时同志去世以后,父亲只要身在北京,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去看望他的夫人陈琮英。70年代中期,弼时同志唯一的儿子远远想请父亲帮忙安排到海军当兵。父亲为促成此事,征得了肖司令的同意,不想却被那位追随“四人邦”的领导人横加阻拦,被迫搁置下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另想办法,通过一位老同志安排任远远去了空军。
几年之后,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家里就接到陈琮英妈妈打来的电话,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了一个消息：“四人邦”在海军的那个走狗,他刚刚死了！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是一个已经被撤了职,正在接受批斗,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妈妈却如此急切地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这件事本身,足以反映出老一代革命家任弼时夫妇与父亲在长征路上建立起来的深厚革命情谊与充分的了解和信任。
周仁杰的儿女谈周仁杰（二）：
&我们家是1970年进京的，也就是说，是在下面的舰队一级整整干了18年的副职之后，才成了一个半小不大的京官、什么海军的副职的。
在京城里为人处事有很多规矩，圈里的人都明白，圈外的人既使你对他说个一清二楚，人家也未必能全懂。因为一言难尽，因为摸不着看不见只能深深感受到。
当年父亲成为京官的时候，年纪还不到60，与我现在差不多。但是，毕竟是论功行赏的那一代，是个有着战争血洗经历的老家伙，为人做事个性很是鲜明。
说句题外话，那一代被我笑称为：军功阶层，当然是相对那些凭其它“本事”当官而言的。
父亲从组建开始到2001年去世，在海军圈中长达五十多年，一贯独来独往，甭管谁是自已的顶头上司，也甭管谁有多红多猖，除了每年要去肖司令家一、二次拜年类的之外，其他上级和同级同事家一概不去登门，对下级倒没什么准了。或许是父亲个性所限，或许是……总之一句话，就是一个谁的伙儿也不入的主。
平日里碰到甭管多大的官，多大的事儿，多大的压力，父亲始终能恰到好处的对待，首先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同时，从不畏惧，从不巴结，从不诬陷，从不落井下石，……诸如此类的一些垃圾事从不沾身。
但是，当上级、同事、下级遇到麻烦、受到冤枉、或者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也从不躲避，不怕沾惹，甚至会尽已所能给予理解、支持和帮助。
这种品质的养成，首先是来自茶陵的青山洣水和民风乡情；
其次是来自六军团这个团体，因为其组成基本上都是湖南和江西人，民风与价值曲向一致，而且军团所有的领导又都干干净净没有整人的恶习，也没有残杀战友的所谓斗争史；
第三就是，长征路上曾与许世友这位良师益友同吃同睡了几十天，因而对党内军内你死我活的斗争形成了独特的免疫力，有了一套自已的标准，绝对不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什么的，而是：凡事不投机不善变，以实事求是的不变而应复杂情况的万变。
就是从那时起，每每在关键时刻，有话放桌面上，甚至敢冒犯敢直言敢为他人抱不平，而且根本不论这人与自已平常关系如何，也不考虑会不会牵连自已，会有什么后果。实际上，在遇到许世友之前，父亲就是一个敢打敢拼什么也不懂的毛头小伙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党内斗争是咋回事。许老爷子的友谊，不仅仅是启蒙和传授，还等於提前给父亲打了一个有关党内路线斗争极残酷和极复杂的“预防针”。
与王宏坤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说实话，王老爷子在海军最高层一呆几十年，也傲气的不行，从历史上讲，他不仅是四方面军里重量级的人物，而且四方面军的的特殊地位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不是我们这些以湘赣子弟为主的六军团的人所能想像的，在此，真庆幸我们六军团的父亲们少有这种不幸。想当年，王老爷子红的时候，鞍前马后数不清有多少家，可父亲从不掺乎巴结，连一般的往来都没有，一直到王老爷子倒霉之前，敢说周家与之无私交。
后来，在那段特别时刻，当王老爷子自已最疼爱的小儿子，一进门都可以抢下他手中的遥控器，甚至连正看着的电视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抱回自已屋里，而留下默不作声的老爷子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出，整个海军大院看王老爷子几乎就跟狗屎是一样的了。
你下台了，被整肃了，父亲反而一反常态了；因为自打王宏坤被批被降开始，蔫了的王老爷子就成了我们家里的常客，打个什么特殊的重要电话，送个什么给中央的申诉报告，再不就是想去某个老帅家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家里开始并完成的。父亲有时面对我的疑惑的目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王，是个老资格，有战功。
同样，在海军，父亲对王宏坤、对吴瑞林、对马忠全……不论他们在位得势时，还是下台被贬被批之际，前前后后长达几十年都是一个态度，以至于他们在世的最后时光里，都可以把父亲视为了朋友，可以交心，可以托付，可以信任，可以拜托，尤其是当时，在整个军队内、海军里，都把他们当成瘟疫尽可能躲避的情况之下，对比之后。
我认为这其中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个人干净，没有私欲，所以父亲什么都不怕而已。
父亲既然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那么他的心里会对什么样的人表示尊敬呢？！别看父亲这个人，作战时绝对勇猛可谓是个粗人，但另一方面对他所尊敬的人，从不掩饰感情，也不敢忘怀。八十年代中，父亲退居二线了，因此决定重走长征路、重访当年的战场。
到了江西，第一个去看望的就是自已当战士时的老上级，解放后一直在江西省军区任副司令的叶长庚伯伯。对于叶老爷子，父亲说：“叶长庚是我的老师长，要去看看他”。
对在九江的贺珍，父亲说：“在我身边10年，把他给耽误了”。这句话，父亲一直重复到去世为止。
到贵州，他坚持到大山深处去寻找甘溪之战牺牲战友的详细地点，并隆重地祭奠了他们。
1995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开馆，父亲的汽车被安排在第一的位置行驶，父亲说，“咱们退后，让李运昌的车子走在第一，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这就是父亲，一个凡事从不考虑和掂量对方的官职、地位的高低、现在有没有权的人。
&梅嘉生曾与父亲同在东海舰队共事多年。文革中因为历史等问题，被整了个半死，蜗居在上海山阴路一个黑洞洞的类似地下室的地方。父亲得知后，趁去上海出差不请自到地看望了他，当时梅是泪流满面就差跪下了。父亲不仅主动将他的申诉报告和材料直接交到了肖司令手里，还为他的复出做了工作。很快，梅嘉生不仅解放了还被肖调至北京，于1975年起担任了海军副司令。然而，不到一年，在苏振华组织的围攻父亲的整肃运动中，梅一马当先，成了先锋打手，并在他所负责领导的各个部门中，大到从抄家到跟踪，小到从汽车使用到医疗保健上无不使坏……一句话：这是个有奶便是娘，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尽管父亲有了梅嘉生这种人的教训，但此后在对待王宏坤的态度上，父亲却仍一如继往，依旧不去考虑会不会牵连自已，会不会恩将仇报，……。或许是父亲政治上的干净、坦荡和不入伙，总之，在这些方面这种事情上，父亲就从来没有害怕过，也从未躲避过什么人，甚至没有一点忌讳。这一点让我很是奇怪，尤其爱琢磨与研究，总觉得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劲儿。
父亲一生负过七次战伤，其中一次就是作为51团团长在桃子溪。
父亲总说“那时的红军将士没有不负伤的。”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从不详细叙述自已负伤的经过和部位，通常只是几个字“我负伤”，有关龙家寨那篇也是“我和51团政委苏杰负重伤。”
实际上，父亲的七次战伤中，两次头部，一次胸部，弹片嵌在心脏膜上，直到火化后，我们兄弟姊妹六人才细细从骨灰中找了出来；还有左臂打断，差点截肢。……。有关负伤的详情，父亲不仅没有文字描述，就连编缉回忆录时，我的有关具体提问，他都不予搭理，可一讲战斗经过就整个换了个人似的，不仅具体，且时间、地点、天气、战斗态势极其清晰，脑子中对当时的情景记录，我敢说，就像复印机一样精准不走样。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每每回忆父亲，回忆与父亲生死与共的前辈们，哪怕都是些“走麦城”的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却总是－种激励，从中可以：学会珍惜，懂得友谊，看重坦荡，嫉恶必如仇，崇尚不投机取巧，帮人要实在……我在《回忆父亲》那篇中曾提到的老爷子们，有一个算一个：任弼时、肖克、王震、许世友、甘渭汉、张才千、张仲翰、贺珍……数不清的，一个人一辈子能碰上如此众多的铁哥们，谁敢说不是老天爷保佑？！还是那句话，这里面随便哪一个，掂一掂都直压手，能不让我们做子女的羡慕吗！总之，这就是我眼下生活的动力，粗茶淡饭，津津有味。
梅嘉生:王昌太深情忆将军
& 整顿海军大院
如今在北京漂亮的海军大院里，一条条笔直的马路纵横交错，马路两旁是一排排高大的杨树和松树，一座座整洁的机关办公楼和家属住宅区、北京知名的海军游泳馆、海军灯光篮球场、海军大院大操场、海军大院图书馆、海军大院服务社，以及各种体育和娱乐设施。看到今天的海军大院，就使人们想起了开国少将梅嘉生抓海军大院整顿的故事。人们感谢和怀念梅副司令员，称赞梅副司令员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带兵打胜仗，和平时期也善抓部队管理，是一位具有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将军。
北京海军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郊，占地近2000亩，是北京驻京部队中较大的部队院落，有近万的人口，大院内还设有一个公安派出所负责管理人口和治安。这么大的一个大院，要想把它管好谈何容易。
1974年以前的海军大院管理是比较混乱的，大院内又脏又乱、垃圾成堆、没有规划、到处乱搭盖，经常丢自行车，而且外来人员经常进出大院，影响大院的治安。1975年梅嘉生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在党委分工中梅副司令员负责海军航空兵和海军机关以及海军大院的管理工作。他上任后首先抓了海军大院的管理整顿，建章立制，提出了落实的时间表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他走访了海军大院的不少机关干部的家属和职工，无论是住在哪个边边角角他都有去。据海司门诊部原主任杨长江告诉我，他当年住在东南平房，房子是连片的，又矮又潮湿，就是这样的家，梅副司令员也去他家好几次，他广泛征求干部职工对海军大院整顿的意见，关心海军大院干部职工的生活。他还对海军大院管理人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大院管理工作人员，调动起了各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严格要求这么管理人员，协调海司管理部门与大院内海军机关各部门的关系，对做错的就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梅副司令抓了几项工作:一是建起了海军大院垃圾转运场。过去海军大院垃圾到处乱丢，很不卫生，梅副司令指示海司管理局，定做用于专门装垃圾的垃圾桶，这种专门设计制造的垃圾桶还要便于垃圾车能吊起来装进车内，把这些垃圾桶摆放在各家属楼和办公楼附近，供人们存放垃圾使用。海司管理局每天定时派出垃圾车到各楼层清理收拾垃圾，在运到专门建造的垃圾场内进行统一处理，改变了过去垃圾到处乱扔的现象;二是建造海军机关游泳馆，过去海军机关一没有游泳馆，二没有澡堂，我们洗澡都在招待所内冲凉水澡，既不文雅又影响健康，因为北京的水特别冷。梅副司令员上任后，根据海军的特点，首先提出了建造游泳馆的意见，得到了海军党委的大力支持，海军司令部在海司操场南面建起了一座庞大的游泳馆，游泳馆还设置了澡堂，建起了供暖锅炉设备，从此我们机关干部可以到游泳馆里面游泳，而且游泳池的水还是温的，游泳馆内还开辟了澡堂，供干部职工和家属洗热水澡。这座游泳馆建起以后，首都许多单位以及一些体育部门都组织到这个游泳馆去游泳训练，成了北京有名的游泳馆;三是组织机关干部出早操。74年以前，海司机关基本没有组织出早操，梅副司令员到海军任职后，首先就提出来海军机关要恢复出早操的意见，梅副司令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部队虽然没有出早操的习惯，但部队天天都在走路打仗，在走路打仗中锻炼身体，现在和平年代不打仗了部队更要组织出操，这不仅是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且也是锻炼身体的需要，培养机关干部作风的需要。他要求我们每个星期至少3个早晨要出操，走队列或者跑步，而且机关还要点名，批评那些不出操的干部，他自己还亲自到操场上察看各单位出操的情况。在梅副司令员的带动下，海司参谋长杨国宇将军、副参谋长范朝福将军也参加了早操;四是抓规划。梅副司令提出了海军大院建设发展的五年规划，把海军大院整顿很有条理，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部等单位都在海军大院内，各个部门各负其责，各自管理自己的地方，因此海军大院显得特别干净，以后没有看到有垃圾乱丢的现象，车辆进出管理有序;五是建立了会客登记制度，加强了门岗警卫工作，设置了外来人员登记室，安排了专门接待人员，做到海军大院人员进出有登记、有验证，严格人员进出管理规章制度，确保了海军大院的安全稳定，从此没有发生小偷小摸的现象，大院的管理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正规化了，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把部队官兵当亲人
梅嘉生将军保持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他爱护部队的官兵，关心部队的官兵，把官兵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特别是海军航空兵，更是梅副司令员日夜牵挂的，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他上任海军副司令员后，跑遍了北京京郊地区几十个单位，特别是他对住在北京地区的失事飞行员遗属的关照。他几乎有时间就要去看这些遗属，挨家挨户的去看，安慰她们并解决她们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问题，他对这些遗属年年问寒问暖，把她们的事挂在自己的心上，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这些遗属的家里，使这些遗属们都深受感动。据梅司令员的保健医生杨长江主任告诉我，在他跟随梅司令员的几年间，每当海军航空兵飞机失事，他总要在第一时间内乘飞机赶到出事的地点。有一次东航的一架飞机在浙江山区失事，他乘海军飞机连夜赶到出事地点吗，一路上从乘机到乘车，崎岖的山路把老人家颠的够呛，而谁又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和中风后遗症，按道理他是需要休息的，可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不仅要看飞机失事的现场，要看失事的飞行员的遗体，而且还要与航空兵有关部门和领导一起研究飞机失事的原因以及采取的对策，没日没夜的工作，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深受感动。1976年11月，东海舰队司令员、开国少将马龙同志赴京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由宁波到杭州的途中，不幸因车祸去世，梅嘉生副司令员获悉这个噩耗后，连饭都顾不上吃，也不带保健医生，不顾自己身体的疾病，坐上海军的飞机都到了宁波，看马龙将军牺牲的现场，慰问马龙将军的家属，并与舰队一起研究了马龙将军的善后工作，他对马龙将军的感情太深了。这件事情也深深的感动了东海舰队和马龙将军的家属。
对工作极端负责
1977年海军和交通部合作，在福建平潭开展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工作，这是人民海军首次在深水区打捞沉船，也是国际瞩目的一个打捞工程，因为据传说阿波丸内有大量的黄金，因此各国都重视这次打捞工作，对打捞工作提出了许多猜测。由于打捞地点在台湾海峡，当年海峡两岸局势还比较紧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引起两岸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因此海军对这次打捞工作特别重视。梅嘉生副司令员不顾自己的身体疾病，从北京乘海军飞机到福州义序机场，他下了飞机，就直奔平潭的打捞现场，看望打捞现场的海军官兵和交通部的干部职工，听取海军官兵对打捞工作的意见和对打捞设备研制的意见。当他听到官兵反映如果能够研究一种现代化的设备，这种设备能够深入海底，把沉船里的锡锭给吸上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到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江南造船厂的专家们研究如何制造这种设备，尽快装备部队使用，后来在上海市有关科研部门的努力下，这种装备终于制造出来了，大大加快了沉船的打捞进度，捞出锡锭五千多吨。
潘焱被免去海军参谋长
日，中央军委任命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潘焱为海军参谋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多，日免去职务，任海军顾问。免职的原因之一是年龄，潘当时59岁。以后任命的海军参谋长杨国宇61岁，比潘大2岁。具体原因是在苏振华身上。苏重新任海军政委时，开始对潘很信任，都是五兵团的老上下级。可是后来苏发现，潘对交代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照办，指示要清查和严肃处理“文革”初期对苏提过意见的人，可是潘明确表示，只要不是个人品质及有意紧跟那些海军“左派”的问题，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讲清楚后在处理上该高抬贵手时就抬抬手，特别是对一些业务骨干。潘并以自己在“文革”初期，因被划为苏振华一派而被造反派整的很厉害一事加以说明。苏却不以为然，再加上其他一些问题，苏要换参谋长了，他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杨国宇上来工作了几年，对苏的一些做法也是看不惯，很有意见。
潘焱当顾问后就想离开海军。既然海军不用了，那就另外找地方吧。打倒了“四人帮”，时任南京陆军学院政委的丁秋生对潘说：你也去陆军学院工作吧，那里还没有院长。潘答应了，丁立刻找军委负责人希望将潘调到学院.，潘到海军申请调离。这时全军正在进行清查工作，海军马上把揭发潘焱的材料转到军委，军委有关人员找到潘焱落实，潘认为主要事情是有结论的，但军委人员要求重新写份书面说明材料。这一棍打的潘措手不及，毕竟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为了把情况搞准确，不仅要回忆还得找人，找当时的档案核对，再起草修改说明材料。等那些转交上去的揭发材料被军委查明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后，调到陆军学院的事也就黄了。我曾经问过，当时都是些什么揭发材料？记的回答主要还是演习的事情，那就应该是1971年针对台湾“中兴9号”演习，李作鹏、吴瑞林制定的海军“七九作战方案”（也称“北兵南调”）。在揭批林彪、李作鹏等人时，有人揭发这个“北兵南调”是李作鹏为配合林立国的“571工程”而制定的。经中央调查根本不是那回事，就是为了对付台湾的演习而制定的作战方案。那时潘炎是海军参谋长，当然参加了方案的制定。此事中央早有结论，海军完全可以否定这些所谓揭发材料，根本没必要转交军委。后来丁秋生问潘焱：你既然答应了，为什么没来学院呢？
潘焱在家又闲了段时间，军委有关领导透露打算任命他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听此信息，夫人何挺准备搬家，找了一些大纸箱子，把不用的被褥衣服等等用品打包，以方便搬运。但是过了数十天，没有任何消息，潘焱怀疑海军是不是又上报了什么揭发材料了？
正在疑惑间，1979年1月军委正式通知潘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8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
他估计这可能是五兵团老司令员杨勇推荐的。
在这个位置上潘焱又工作了约五年的时间。
苏振华1979年2月逝世后，同为当年二野五兵团的主要领导，潘焱和杨勇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潘紧跟在杨勇后边，在向家属握手慰问致哀时，听到杨勇说：当年我和苏振华配合很好，可是到后来有些分歧了。潘焱回家后，跟亲属表示：苏政委去世了，就不要说分歧的事情了。
海军一位参谋回忆：
1975年4月，我第一次担任海军作战值班参谋，第一天参加作战交接班，就遇到了海军参谋长潘焱将军，潘焱将军在交班会上指示，以后凡作战值班中遇到的大事，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向他报告。这年的5月份，正好是海军组织的封锁渤海海峡军事演习，在准备阶段，有一天是我担任作战值班，这天凌晨2点多，某实验基地报告，在菊花岛以南海域有不明的发射信号，基地拟派艇出去查看。我把这个情况向潘将军做了报告，潘将军已经休息了，他接到我的电话后非常重视，他考虑这种发射体是不是外国的潜艇进入渤海，刺探我演习的情报，因此他要求基地要立即查明情况上报，并叫我要标图，把情况查明后，在当天的作战交接班会议上向首长报告。我遵照潘将军的指示，立即进行了标图作业，并要求试验基地在天亮之前把情况搞清楚报海军。后来基地查清楚了，我在交接班会议上向首长做了报告，这是我在海军担任作战值班参谋处理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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