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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的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之后，“职业打假人”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英雄”，但在一些官员和商家眼中，他们却是“刁民”。 随着国家对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正，职业打假人如今基本可以在法律的“模糊保护”下，从事这份360行里新增的职业。 在杭州，以此为生的人数不少，据说在全国占比也算是多的。有人声称是为了理想，有人坦言是为了赚钱。 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从业者本人，抑或是法律工作者，都认为职业打假的杭州“江湖”里水很深很深。 但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这就够了。 记者 余加新 杭州 “江湖” 1 职业打假者对生存的城市环境是很挑剔的，杭州和上海比北京更吸引人。 杭州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职业打假人的，老刘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自己从江苏来杭州干这一行已经有十六七年了。 最初，有人尝到甜头，就口耳相传，把有点能耐的亲戚朋友都拉来做这个行当。人来人往，杭州现在专职打假的，保守估计有三百余人，在各大城市中，也算是多的。老刘说，还有一些发现线索追到杭州的流动打假者，这个数字没办法统计。 “职业打假者对生存的城市环境是很挑剔的，一要经济发达，二要法治状况良好。后者更重要，所以杭州和上海比北京更吸引人。”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朱大队长证实了老刘的说法。 这些年，国家法律不断完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商品欺诈行为最高赔付3倍，过期食品最高赔付10倍。吸引了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到法治之地杭州。 常驻杭州打假的，来自全国各地，据说河南人和东北人居多，本地人很少。 在杭州，有三四个活跃的职业打假者业务交流群，职业打假者平时在里面互相交流经验，偶尔也会互通有无，一起行动。想加入交流群，必须要有群友引荐，还要上传两份以上的打假发票、《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的判决通知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 由于资质和悟性的差别，杭城的打假者泾渭分明，分为“精英”和“草根”两个阵营。所谓精英，大都拥有非常精通的专业知识，张口闭口还会谈理想和情怀。他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了如指掌。像老李（详见B5版），哪一条法律在第几章第几页第几条如数家珍。做到这个程度，据说一般要花至少三年的工夫。有了法律撑腰，精英们胃口一般都不会小，老刘成功举报过某名酒800万造假案，老李手头有一个案子尚未结案，标的近200万，是某上市药企涉嫌欺诈。大凡精英，年收入上百万是很平常的。所谓草根，知识储备不够，手头资金又少，没胆量没情怀，只好小打小闹。最常见的是到超市“找过期”，找到过期食品，保底赔付1000元，勉强过个日子。 在“电子商务之都”，打假当然分线上和线下。像老刘老李这样有点上了年纪的打假者习惯线下作业，年轻点的，则喜欢网络打假。小王入行时也在线下打假，后来发现资金周转太慢，干脆成立公司雇了一批小年轻在线上打假，电商一般都有七天赔付的承诺，来钱更快。 余杭区法院民事四庭庭长成文娟介绍说，该院这几年受理的网上打假案件，每年以几何级数递增：2013年20多件，多件，2015年上升至1000多件。 这几年，杭州的职业打假越来越向专业化、团队化、全国协同化的方向发展，做得大的，成功率高的，几乎都是团队作战，有总负责，有律师，有买手，有对外联络员等岗位设置，分工明确。当发现问题产品后，全国联动的情况越来越多。 除了专职打假者，杭州有一些兼职打假的，最多的是律师，还有个别科研单位的检测员。据说，有一位年轻的杭州律师，靠兼职打假，两三年内买了车买了洋房。 总体来说，被采访者都承认，上述的杭州职业打假者鱼龙混杂，绝大多数素质都非常低，有人不按法律办事，敲诈勒索也时有发生。 2 除了安全，职业打假者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外界的质疑：“知假买假”难道不是道德问题吗？ 尽管法治环境在不断改善，安全问题仍是每一个职业打假者曾经、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困境，几乎每一个打假者都曾被威胁围攻。 杭州有一个职业打假者，和造假卖假商家的调解正在进行中，忽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原来是商家派了几个彪形大汉，拎着礼物去“看望”打假者的父母孩子。打假者顿时慌了，只好自认倒霉，放弃索赔。 除了安全，职业打假者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外界的质疑，“知假买假”难道不是道德问题吗？实际上，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打假者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被质疑时，他们也会怀疑自己。怕亲人蒙羞，老刘做了这行十几年，从来没给家人提过“打假”两个字。 相关法律至今为止对职业打假者的闪烁其词，可能是道德质疑存在的根源。如果说职业打假是合法的，实际上在中国的法律中找不到这几个字。如果说职业打假是非法的，但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和禁止。 而这种对打假者道德的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些时候，打假者面对诱惑，会忍不住跨过法律的边界。比如，会陷入敲诈勒索的境地，买了几碗问题方便面，就索赔数百万元的案子确实发生了。一些职业打假人会把保质期内的商品藏到超市的各个角落，并计算好过期的时间，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立刻前去购买，并进行10倍的索赔，更有甚者，还会自己夹带过期食品讹诈超市。 个别执法部门的推诿不负责任也是打假者经常遇到的事情，有时是因为监管部门本身对法律不了解，对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有时则是因为工作作风和对职业打假人的歧视。杭州打假者最服气的是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从来都是按照法律办事，以理服人。只要合法，一定会支持。”老刘的评价，也是众多打假者的评价。 某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则让杭州职业打假者离开杭州打假时，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地方保护，打假者有时甚至血本无归。 类似的问题，当然很多。 3 法律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的行为是建设性的吗？ 如何看待职业打假者？ 成文娟说，最高法院出过一个解释，对普通消费者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是支持的，但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问题在于，职业打假人是普通消费者吗？ 浙江省高院近年发过一个类似“对职业打假人索赔案件慎立慎判”的指导意见。也说明职业打假者的地位还是模糊不清的。 作为和打假者接触最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之一，下城稽查大队朱大队长表示，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的行为，他们都支持。下城甚至和其中一些专业知识特别强的精英打假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市场监管，我们人力确实有限，职业打假人在某些方面又比我们钻研得深，建立必要的联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朱国光同时强调，他们和职业打假人打交道非常谨慎，在依法合法守法的基础上，坚决杜绝被一些不良打假者“当枪使”的情况。 浙江天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律师王军是职业打假人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比那些制假售假者高尚多了”。 “制假售假泛滥成灾，普通老百姓没有能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让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打假者来维权，来净化市场，最起码是对制假售假者的警示和震慑。”王军认为，“国家这两年加大对商品欺诈和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从立法导向上就是要让制假造假者倾家荡产，实际执行中，往往做不到。而职业打假人能在其中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职业打假人让不良商家有压力，让普通消费者有选择。主观上有道德风险，但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主任李海市承认打假者有积极一面，他认为，一个社会完全由法律来治理并不可能，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主体达成，公民可以通过自发的行为来弥补政府主体的缺失部分，“其实，这就是国家最近一直提倡的‘社会共治’。” “但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不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共治’。”在打假这件事上，李海市认为理想的社会共治方式应该是公益的——严格依法举报，并由监管部门、法律人士、企业等多方参与，协商沟通，解决问题。 4 相比个人为钱打假，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职业打假行为更具建设性。 在职业打假领域，李海市所说的这种公益化的、有建设性的“社会共治”，在杭州实际上是存在的。如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和阿里巴巴正在全力打造的“打假国家队”。 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是阿里前公益员工李海市三年前成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食品的安全检测、食品安全课程教学、相关知识科普，教人们如何更安全、更健康、更聪明地选择食品。 啄木鸟开发了食品安全的游戏软件放置在学校里面让孩子们参与，还经常会派员工到学校做科普讲座。但他们只负责发现问题，并不直接与商家接触，去年引起轰动的澳门香记牛肉干造假案，就是职业打假人找啄木鸟做的检测。 前段时间，李海市在杭州一些校园周围买了几百种零食，检测后发现，其中超过30%零食是不合格产品，涉及保质期、添加剂等问题。食品检测不合格后，李海市的常规做法是将检测报告发给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由执法部门去处理。李海市相信，啄木鸟这样做，可以倒逼相关部门加大食品安全的执法力度。 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宣布组建平台治理部，该部门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打击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目前，公司有2000多名员工全职负责打假，另有5000名社会志愿者积极参与打假。 去年4月至9月，阿里巴巴向执法机关推送售假团伙线索717条（不含日常散碎线索），获各地执法部门立案的为330条，被破获的案件为279起。其间，阿里巴巴协助警方捣毁制假、仓储、售假窝点6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15人。 上周，3月8日，以“破局出击”为主题的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誓师大会在杭州召开，马云表示，阿里将调动全世界最好的打假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全世界最好的知识产权专家，组织一支真正专业的、兼备大数据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团队去研究、去学习、去追踪、去发现、去摧毁假货。马云表态：“阿里人打假不仅是为了自己公司，更是为了下一代，不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真假不分的社会里”。 按计划，阿里巴巴要在未来三到五年要打造一支“中国最彻底、最专业的打假及知识产权保护团队”，让假货完全失去生存空间，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打击假货、保护知识产权。 在中国，在杭州，这样的公益打假组织慢慢在增多。 结语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相信有那么一天，中国的立法完善了，市场监管没有漏洞了，不良商家消失了，老百姓买到放心的消费品了。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也就彻底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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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的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之后，“职业打假人”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英雄”，但在一些官员和商家眼中，他们却是“刁民”。 随着国家对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正，职业打假人如今基本可以在法律的“模糊保护”下，从事这份360行里新增的职业。 在杭州，以此为生的人数不少，据说在全国占比也算是多的。有人声称是为了理想，有人坦言是为了赚钱。 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从业者本人，抑或是法律工作者，都认为职业打假的杭州“江湖”里水很深很深。 但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这就够了。 记者 余加新 杭州 “江湖” 1 职业打假者对生存的城市环境是很挑剔的，杭州和上海比北京更吸引人。 杭州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职业打假人的，老刘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自己从江苏来杭州干这一行已经有十六七年了。 最初，有人尝到甜头，就口耳相传，把有点能耐的亲戚朋友都拉来做这个行当。人来人往，杭州现在专职打假的，保守估计有三百余人，在各大城市中，也算是多的。老刘说，还有一些发现线索追到杭州的流动打假者，这个数字没办法统计。 “职业打假者对生存的城市环境是很挑剔的，一要经济发达，二要法治状况良好。后者更重要，所以杭州和上海比北京更吸引人。”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朱大队长证实了老刘的说法。 这些年，国家法律不断完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商品欺诈行为最高赔付3倍，过期食品最高赔付10倍。吸引了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到法治之地杭州。 常驻杭州打假的，来自全国各地，据说河南人和东北人居多，本地人很少。 在杭州，有三四个活跃的职业打假者业务交流群，职业打假者平时在里面互相交流经验，偶尔也会互通有无，一起行动。想加入交流群，必须要有群友引荐，还要上传两份以上的打假发票、《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的判决通知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 由于资质和悟性的差别，杭城的打假者泾渭分明，分为“精英”和“草根”两个阵营。所谓精英，大都拥有非常精通的专业知识，张口闭口还会谈理想和情怀。他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了如指掌。像老李（详见B5版），哪一条法律在第几章第几页第几条如数家珍。做到这个程度，据说一般要花至少三年的工夫。有了法律撑腰，精英们胃口一般都不会小，老刘成功举报过某名酒800万造假案，老李手头有一个案子尚未结案，标的近200万，是某上市药企涉嫌欺诈。大凡精英，年收入上百万是很平常的。所谓草根，知识储备不够，手头资金又少，没胆量没情怀，只好小打小闹。最常见的是到超市“找过期”，找到过期食品，保底赔付1000元，勉强过个日子。 在“电子商务之都”，打假当然分线上和线下。像老刘老李这样有点上了年纪的打假者习惯线下作业，年轻点的，则喜欢网络打假。小王入行时也在线下打假，后来发现资金周转太慢，干脆成立公司雇了一批小年轻在线上打假，电商一般都有七天赔付的承诺，来钱更快。 余杭区法院民事四庭庭长成文娟介绍说，该院这几年受理的网上打假案件，每年以几何级数递增：2013年20多件，多件，2015年上升至1000多件。 这几年，杭州的职业打假越来越向专业化、团队化、全国协同化的方向发展，做得大的，成功率高的，几乎都是团队作战，有总负责，有律师，有买手，有对外联络员等岗位设置，分工明确。当发现问题产品后，全国联动的情况越来越多。 除了专职打假者，杭州有一些兼职打假的，最多的是律师，还有个别科研单位的检测员。据说，有一位年轻的杭州律师，靠兼职打假，两三年内买了车买了洋房。 总体来说，被采访者都承认，上述的杭州职业打假者鱼龙混杂，绝大多数素质都非常低，有人不按法律办事，敲诈勒索也时有发生。 2 除了安全，职业打假者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外界的质疑：“知假买假”难道不是道德问题吗？ 尽管法治环境在不断改善，安全问题仍是每一个职业打假者曾经、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困境，几乎每一个打假者都曾被威胁围攻。 杭州有一个职业打假者，和造假卖假商家的调解正在进行中，忽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原来是商家派了几个彪形大汉，拎着礼物去“看望”打假者的父母孩子。打假者顿时慌了，只好自认倒霉，放弃索赔。 除了安全，职业打假者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外界的质疑，“知假买假”难道不是道德问题吗？实际上，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打假者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被质疑时，他们也会怀疑自己。怕亲人蒙羞，老刘做了这行十几年，从来没给家人提过“打假”两个字。 相关法律至今为止对职业打假者的闪烁其词，可能是道德质疑存在的根源。如果说职业打假是合法的，实际上在中国的法律中找不到这几个字。如果说职业打假是非法的，但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和禁止。 而这种对打假者道德的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些时候，打假者面对诱惑，会忍不住跨过法律的边界。比如，会陷入敲诈勒索的境地，买了几碗问题方便面，就索赔数百万元的案子确实发生了。一些职业打假人会把保质期内的商品藏到超市的各个角落，并计算好过期的时间，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立刻前去购买，并进行10倍的索赔，更有甚者，还会自己夹带过期食品讹诈超市。 个别执法部门的推诿不负责任也是打假者经常遇到的事情，有时是因为监管部门本身对法律不了解，对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有时则是因为工作作风和对职业打假人的歧视。杭州打假者最服气的是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从来都是按照法律办事，以理服人。只要合法，一定会支持。”老刘的评价，也是众多打假者的评价。 某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则让杭州职业打假者离开杭州打假时，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地方保护，打假者有时甚至血本无归。 类似的问题，当然很多。 3 法律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的行为是建设性的吗？ 如何看待职业打假者？ 成文娟说，最高法院出过一个解释，对普通消费者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是支持的，但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问题在于，职业打假人是普通消费者吗？ 浙江省高院近年发过一个类似“对职业打假人索赔案件慎立慎判”的指导意见。也说明职业打假者的地位还是模糊不清的。 作为和打假者接触最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之一，下城稽查大队朱大队长表示，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的行为，他们都支持。下城甚至和其中一些专业知识特别强的精英打假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市场监管，我们人力确实有限，职业打假人在某些方面又比我们钻研得深，建立必要的联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朱国光同时强调，他们和职业打假人打交道非常谨慎，在依法合法守法的基础上，坚决杜绝被一些不良打假者“当枪使”的情况。 浙江天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律师王军是职业打假人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比那些制假售假者高尚多了”。 “制假售假泛滥成灾，普通老百姓没有能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让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打假者来维权，来净化市场，最起码是对制假售假者的警示和震慑。”王军认为，“国家这两年加大对商品欺诈和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从立法导向上就是要让制假造假者倾家荡产，实际执行中，往往做不到。而职业打假人能在其中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职业打假人让不良商家有压力，让普通消费者有选择。主观上有道德风险，但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主任李海市承认打假者有积极一面，他认为，一个社会完全由法律来治理并不可能，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主体达成，公民可以通过自发的行为来弥补政府主体的缺失部分，“其实，这就是国家最近一直提倡的‘社会共治’。” “但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不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共治’。”在打假这件事上，李海市认为理想的社会共治方式应该是公益的——严格依法举报，并由监管部门、法律人士、企业等多方参与，协商沟通，解决问题。 4 相比个人为钱打假，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职业打假行为更具建设性。 在职业打假领域，李海市所说的这种公益化的、有建设性的“社会共治”，在杭州实际上是存在的。如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和阿里巴巴正在全力打造的“打假国家队”。 杭州啄木鸟食品安全中心是阿里前公益员工李海市三年前成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食品的安全检测、食品安全课程教学、相关知识科普，教人们如何更安全、更健康、更聪明地选择食品。 啄木鸟开发了食品安全的游戏软件放置在学校里面让孩子们参与，还经常会派员工到学校做科普讲座。但他们只负责发现问题，并不直接与商家接触，去年引起轰动的澳门香记牛肉干造假案，就是职业打假人找啄木鸟做的检测。 前段时间，李海市在杭州一些校园周围买了几百种零食，检测后发现，其中超过30%零食是不合格产品，涉及保质期、添加剂等问题。食品检测不合格后，李海市的常规做法是将检测报告发给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由执法部门去处理。李海市相信，啄木鸟这样做，可以倒逼相关部门加大食品安全的执法力度。 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宣布组建平台治理部，该部门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打击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目前，公司有2000多名员工全职负责打假，另有5000名社会志愿者积极参与打假。 去年4月至9月，阿里巴巴向执法机关推送售假团伙线索717条（不含日常散碎线索），获各地执法部门立案的为330条，被破获的案件为279起。其间，阿里巴巴协助警方捣毁制假、仓储、售假窝点6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15人。 上周，3月8日，以“破局出击”为主题的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誓师大会在杭州召开，马云表示，阿里将调动全世界最好的打假大数据分析工程师，全世界最好的知识产权专家，组织一支真正专业的、兼备大数据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团队去研究、去学习、去追踪、去发现、去摧毁假货。马云表态：“阿里人打假不仅是为了自己公司，更是为了下一代，不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真假不分的社会里”。 按计划，阿里巴巴要在未来三到五年要打造一支“中国最彻底、最专业的打假及知识产权保护团队”，让假货完全失去生存空间，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打击假货、保护知识产权。 在中国，在杭州，这样的公益打假组织慢慢在增多。 结语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相信有那么一天，中国的立法完善了，市场监管没有漏洞了，不良商家消失了，老百姓买到放心的消费品了。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也就彻底不存在了。记者调查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为哪般？
16:12:18&&&&&&&&来源：中山日报
　　明日是&3&15&消费者权益日，记者从我市第一法院了解到，近3年商场和药店因包装、质量问题而被告上法庭的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被判赔消费者10倍价款。这些原告并非普通消费者，而是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职业打假人。他们活跃在中山城区各大商场药店，甚至在网络购物平台也频繁出手。一旦找到商家的商品不规范之处，他们往往大宗采购，随后提起诉讼。知假买假为何能获法律支持？商家在商品销售环节有哪些漏洞？连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典型案例
　　买下问题进口职业打假人索10倍赔偿
& & 日，市第一法院同时受理了两宗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两起案件的被告都是深圳市某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分别是东盛药房和大福源药店。案件的原告来自同一个人&&知名打假人李中革。
& & 李中革分别于2014年11月在东盛药房花995元购买了5 瓶叶黄素软胶囊，再花477元买了3瓶芦荟软胶囊。这些商品配料都包含蜂蜡，没有进口药品及保健品批文，属于进口。同时，李中革在大福源药店花1194元买了6瓶叶黄素软胶囊。这种胶囊包含红花油、叶黄素、蜂蜡，也没有进口药品及批文，属于进口食品。
& & 李中革认为，他在两家药店买的商品都超范围添加和使用蜂蜡，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他向商家索赔5瓶黄素软胶囊的购物损失995元及10倍赔偿金9950元；索赔芦荟软胶囊的购物损失477元及10 倍赔偿金4770元；索赔6瓶叶黄素软胶囊的购物损失1194元及10倍赔偿金11940元。
& & 这两起案件经市第一法院吴绪源法官调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李中革返还相关商品给药店，药店除了返还购物款外，东盛药房还赔偿李中革8832元，大福源药店赔偿7164元。如果药店没有在限期内履行义务，则按10倍价款赔偿李中革。
& & 因为几瓶没有进口药品和批文的进口胶囊，药店付出了1.5万元赔偿的代价。而这只是职业打假人在中山商场、药店上瞄准商家的不规范行为屡屡出手的其中一幕。
& & 法院数据
& & 职业打假案例逐年增加打假维权&术业有专攻&
& & 根据已上网的裁判文书显示，李中革从2013年至今就商品维权问题在广东省内提起了212 宗诉讼，其中2013年4起，2014年86起，2015年增至120余起。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广州、珠海香洲区和中山坦洲镇。
& & 仅在2015年，李中革在市第一法院提起了35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涉及的商家有深圳、佛山等地的连锁药业，也有中山本地的百货公司、个人药店等。案件判决和撤诉的约各占一半。
& & 法院公布的文书中，中山几名&打假专业户&的领域也各有不同。25岁的中山人阿伟（化名）则就网购维权提起了数十宗诉讼。由市第一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4 年至2016年3月，阿伟向该院提起的商品买卖合同纠纷共计 51件，其中2014年8件，2015年升至12件，大部分商家都是网购平台的卖家。
& & 此外，广西人黄海旺起诉的对象大多是超市。日，黄海旺在石岐区一间百货公司花640元买了5瓶POWDERKEG 红酒，随后以商品没有中文标签为由，索要10倍赔偿。法院最终结合案情判令商家返还货款拿回商品，但要支付黄海旺1920元赔偿款。黄海旺从2013年至今在市第一法院提起了41件商品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他近两年在珠海提起了58宗诉讼。
& & 除了以上三名 &知名打假人&外，中山城区今年还出现了一名&新秀&。记者从市第一法院了解到，一名钟姓男子发现中山一大型连锁超市售卖过期牛奶的情况，他随后跑了该超市多家连锁分店，把过期牛奶都买了下来并向法院起诉，主张10倍赔偿。该案将在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
& & 打假人说
& & 我的定位是&喜欢与不法行为较真的消费者&
& & 对于被职业打假人盯上的商家而言，他们对赔偿判决非常不满，多个商家提起上诉，表示这些职业打假人在中山多家药店、商场都有诉讼。&他们并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故意&知假买假&，恶意诉讼。&
& & 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身份，李中革并不避讳。他的腾讯微博签名显示为&维护打假者权益，促进市场诚信经营。&&我是抱着正直的心去做这件事。假如没有我们这些人的监督，消法和食品安全法基本就是一纸空文。&李中革认为，他做的事对社会、对个人都有益。
& & &坦白说，我并不认同职业打假人这个称呼，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喜欢与不法行为较真的消费者。&阿伟说。
& & 2014年1月，阿伟因为网上购买手机后商家拒开发票，购物平台客户&踢皮球&的自身遭遇，初次在网络上接触到了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案例，他开始瞄准网购平台商家的不规范行为进行维权。
& & 阿伟混迹&打假圈&后，还加入了相关的QQ 群。&以前只有退一赔一时，大家还会分享找到的涉嫌违法的商家。但新消法规定退一赔三，食品安全法规定最高十倍赔偿后，群里面就鲜有人分享资源了，现在多探讨的是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阿伟说。
& & 从事打假行业几年，阿伟的&战绩&如何？&我网购商品的60%至70%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有的是发票问题，有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还有价格欺诈、质量问题等。&阿伟说，他把这些问题向网购平台投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向法院起诉，获得法院支持和部分支持的能占到60%。
& & 2015年，阿伟在网购平台花费了约10万元，他就此向法院提起了十多宗诉讼，除去购买成本外获判约8万元赔偿。&这8万元并不是纯收入，还包含了我维权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到异地维权的成本要更高。&
& & 记者调查
& & 职业打假已然成风&打假红利&有多大
& & &日施行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三倍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广东保衡律师事务所邓颖君律师曾代理过多宗由职业打假人提起的商品买卖合同纠纷。她认为，新法在保护消费者、严惩商家的同时，也给职业打假人看到了更多的获利空间。
& & &此外，自从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在2015年10月出台后，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赔偿。这让更多职业打假人有机可乘。邓颖君说，案件到了法院后，职业打假人提交了足够的证据，法院当然会依法作出判决。
& & 同时，邓颖君认为，除了国家在法律层面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好政策带来的&打假红利&外，市场的诸多不规范行为也是造成职业打假蔚然成风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进口食品，商标标识不明，中英文对应不上的现象普遍存在。&
& & 李中革是熟读法律的&打假人&，几年前的一宗医疗事故让他成了受害者，他被迫为自己医疗维权的同时，学习了许多相关法律知识。他说，目前药店销售的进口食品如胶囊类含的添加剂等，存在篡改标签等情况。
& & &在国外，这些东西叫膳食补充剂，在国内被称为保健品。但是国内办保健品的批准号很麻烦，一些企业就按普通食品进口，在给产品贴中文标签的时候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李中革说，他曾购买过一款进口保健品，他找相关机构检测出来的产品维生素C 含量居然超了标签上标注的10倍。&维生素C 正确使用是对人体有益的，但超量的话就会出现其他不良反应。&
& & 打假人阿伟也认为，网购第三方平台加重了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偏袒商家，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假货和问题产品。如今，他感觉在网购平台打假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今网购平台提供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以前网购促销活动里，买家的评价、购买记录、价格都一览无遗，但如今这些信息越来越隐蔽，那些成交量是不是刷单刷出来的，根本分辨不出。&
& & 法官解读
& & 知假买假为何能获法律支持市场不规范难题如何解决
& & 2015年4月起，市第一法院启动司法改革建立专业审判单元，民二庭石丽法官所在单元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她对中山几名&打假专业户&的印象很深。&职业打假人并非法律概念，而是一种通俗的社会身份，并没有法定的判定标准，所以他们也是消费者。&
& & 石法官说，她办理的案件中被告的大商场较多同意调解，而有的个体户干脆就不来，或者关门倒闭失了踪。&被告的商家尤其是个体商户对商品标识的知识基本都不懂，他们被告上法庭后往往只是辩称自己进的货是合法渠道，打假人属于无理取闹等。&
& & 尽管职业打假人 &知假买假&有所获利，但他们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总的来说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去年我起诉的产品后来全部都下架了。&谈及打假多年来市场的变化，李中革这样说。
& & 对于知假买假为何能获法院支持，石法官就此进行了解读：201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利益的获得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是一种合法利益。&
& & &我在城区逛街发现，有的大型商场售卖的进口食品标识不规范的情况非常普遍，商家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法律意识。&石法官说，法院判决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市场规范经营的效果，但相关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如果能加大对商户的普法宣传和培训，平日多些检查，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会大大降低。
& & 打假职业化
& & ●民间职业打假已进入公司化操作的阶段。
& & ●打假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专业分工明确。
& & ●购买问题商品的金额在提高。
& & 打假【利器】
& & 《食品安全法》第96 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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