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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已故台湾老兵：生前唯一遗愿是叶落归根
中国宁波网
　　&台湾老兵&马鑫定的骨灰从台湾寄到江北慈城，归葬故里。左图抱着骨灰盒的是马鑫定的两位兄弟。资料图片均由邹维源先生提供
邹维源老人整理的&老兵&资料。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上个世纪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瓦解，数十万残兵败将仓促间飘洋过海逃至台湾。这些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承受着骨肉离散的煎熬，有的人甚至孤老终生。
　　如今，漫长的60多年过去了，两岸关系早已渐渐冰雪消融，但是，那一段乡愁，伴随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终老，乃至饮恨九泉。
　　这些年来，为了帮助那些&台湾老兵&叶落归根，今年已77岁高龄的宁波市台办原联络处处长邹维源先生，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寻找他们在大陆的亲人。
　　近日，他向商报提供了20名已故甬籍&台湾老兵&寻亲的信息，希望能帮助这些&亡灵&早日归葬故土。
　　20名已故&台湾老兵&宁波寻亲
　　邹维源先生，曾任宁波市台办联络处处长，今年77岁。
　　从1983年起，他一直致力于两岸交流工作。从2002年起，他更是全心全意帮助甬籍&台湾老兵&寻亲。这些年来，他帮助了130多名甬籍&台湾老兵&寻亲，为其中的60多名找到了亲人，最终有10多人的骨灰回归故乡，其遗产由亲人继承。
　　这次，邹维源先生受台湾昌鸿国际有限公司两岸法律事务咨询服务团队的委托，为20名已亡故的&台湾老兵&寻亲。
　　根据台湾方面披露的信息：这20名&老兵&中，有4名籍贯为奉化，有8名籍贯为鄞县(今鄞州)，1人籍贯为宁波，4人籍贯为余姚，3人籍贯为宁海。
　　据邹维源介绍，这是他10多年来，受台湾方面委托，要求为&台湾老兵&寻亲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按照目前已有的资料，这20名甬籍&台湾老兵&中，大多数在1948年至1949年前后去的台湾，当时年龄大多数在二三十岁。而他们去世时都已到八九十岁高龄了。他们生前最大的愿望，也几乎是唯一的遗愿就是：叶落归根，魂归故土。
　　孤悬海岛飘零大半生
　　光阴荏苒，现在已无法了解到这20名已故甬籍&台湾老兵&离开大陆时的场景。
　　但据部分&老兵&生前的口述或其他历史资料的记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些&老兵&中多数人是&身不由己&，在仓促间接到命令飘洋过海的，容不得自己做去或留的选择。
　　他们到了台湾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始终没有娶妻生子。
　　1952年，台湾当局实施&精兵政策&，为所谓的&反攻大陆&做准备，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年满50岁、士官长则要年满58岁才能退役。
　　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了所谓&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规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且以&军人身份补给证&作为军人唯一的身份认证和管理依据。而现役军人除非在军营以外的地方拥有家庭，才能申请身份证。因此，不少低军阶的普通士兵不能结婚，没有身份证。
　　这类限制使得那些&老兵&，直到退役后仍无法融入台湾社会，乃至孤老终生。这20名已故甬籍&台湾老兵&在台湾都终生未娶，没有亲人。
　　记者此前曾见过一名落实政策后回到奉化市岳林街道生活的&台湾老兵&。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时，刚与妻子新婚不久。到台湾后他一直未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几经周折回到老家，而此时，妻子已经改嫁。他虽然满怀遗憾，但是并不怨恨妻子。他说：&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我只能认命。能活着回家，已是很好了。&后来，他在老家亲人的照顾下安度晚年。
　　20名老兵的基本身份信息:
　　李英聚奉化人，1929年7月生，2011年去世。
　　宋时成奉化人，1919年5月生，2012年去世。
　　蒋纪南奉化人，1923年生，2012年去世。
　　李根德奉化人，1925年生，2013年去世。
　　杨胜安鄞州人，1922年5月出生，2011年1月去世。
　　杨松寿鄞州人，1918年6月出生，2010年2月去世。
　　郎富根鄞州人，1923年1月出生，2011年9月去世。
　　张福生鄞州人，1922年12月出生，2011年4月去世。
　　喻文庭鄞州人，1924年8月出生，2012年6月去世。
　　柴佑生鄞州人，1929年10月出生，2012年4月去世。
　　林洪年鄞州人，1926年10月出生，2011年4月去世。
　　徐才甫鄞州人，1923年3月出生，2011年6月去世。
　　林日初余姚人，1915年7月出生，2009年去世。
　　郭振中余姚人，1926年出生，2011年去世。
　　毛叔鲁余姚人，1927年出生，2012年去世。
　　王军余姚人，1924年出生，2009年去世。
　　李忠宁波人，1929年11月出生，2010年4月去世。
　　孔庆玉宁海人，1924年10月出生，2010年6月去世。
　　石守般宁海人，1926年8月出生，2010年7月去世。
　　杨剑辉宁海人，1917年3月出生，2012年2月去世。
　　&台湾老兵&
　　艰难寻亲路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呀，吹得枫叶乱飘荡，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母亲呀，我要问你：天涯茫茫，你在何方&&&
　　这首由台湾知名歌手姚苏蓉演唱的《母亲你在何方》，和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唱出了&台湾老兵&们无尽的乡思之苦。
　　台湾老兵寻亲之路曲折坎坷。早些年，台湾当局长期严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直到1987年，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1987年5月，母亲节当天，一大批&台湾老兵&哭着唱着这首《母亲你在何方》，要求当局开放大陆探亲。这一事件最终促使台湾当局加快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荣民弟兄&可以返回大陆探亲，结束了两岸近40年不相往来的历史。
　　同年12月，第一批台湾老兵踏上了返乡寻亲路。此后，30多年间，一批又一批&台湾老兵&，踏上了返乡寻亲之路。其中一些老兵如愿以偿地回到家乡定居，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但是，还有许多&老兵&，始终无法与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像这20名甬籍&老兵&，60多年来，对家乡亲人的深深思念，始终啃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在生前曾试图委托已回大陆的老兵，帮忙打听家乡亲人的消息;也曾按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写信寻亲，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家乡亲人的消息。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们，甚至还等不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就抱憾去世了。
　　据邹维源分析，这几十年来，大陆行政区域划分发生很多变化，宁波各地镇乡也几经拆并，有的村庄甚至连村名都更改了，台湾老兵记忆中的地址，已成为历史。此外，不少老兵的家乡亲人因种种原因，可能早已举家搬迁、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村庄。
　　帮&老兵&寻根
　　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情怀
　　邹维源，作为宁波市台办的一位退休干部，是什么让他与那些&台湾老兵&结缘？他为那些老兵寻亲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日前，记者对邹维源先生作了访谈。
　　记者：&台湾老兵&都是很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您觉得家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希望骨灰能归葬故里？
　　邹维源：&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于右任的这首《望大陆》诗，写的是对故乡的永志不忘的情。每次我读这首诗时，都会感慨万千。
　　许多&台湾老兵&在台湾没有子女，也没有机会去孝敬家乡的父母。几十年来饱受思乡的煎熬，让人心酸，而且我们人都有儒家思想，他们始终觉得对父母亲人有愧疚。因此，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回家，陪在父母身边，也算是尽孝吧。
　　记者：当初，您是怎样与台湾昌鸿国际有限公司两岸法律事务咨询服务团队取得联系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您？
　　邹维源：我在台办工作期间，1990年前后，开始分管&台湾老兵&骨灰认领和遗产继承的事。退休后，2002年，一位律师找到我，让我与台湾昌鸿国际有限公司两岸法律事务咨询服务团队合作，帮助甬籍&台湾老兵&寻亲。就这样，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一工作。
　　我每次看到台湾方面发来的寻亲信息时，想到这些人生前饱受思乡的煎熬，我都会替他们难过。我认为通过自己的付出，如果能帮助实现他们的叶落归根的遗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记者：为什么说帮老兵寻亲的脚步越来越急促？
　　邹维源：浅浅的海峡，让多少人伤心落泪。从最近一年的寻亲情况看，随着时间流逝，&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兄弟姐妹，都已步入高龄，许多人已经作古。虽然最终找到了老兵的亲人，但往往已不是老兵的直系亲属，无法实现老兵的遗愿。
　　另外，因为台湾方面还有财产继承上的去世三年内的时间限制，因此，根据寻亲信息中&台湾老兵&的去世时间来看，有一些人寻亲的有效时间，已非常紧迫。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好不容易帮一名老兵找到了亲人，但是已超过了有效期。
　　记者：近10年里，通过您和大家的努力，至今已帮助60多名&台湾老兵&找到家乡亲人，其中10多人最终骨灰被接回宁波，实现了他们叶落归根的遗愿。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邹维源：2009年6月，通过我们的努力，&台湾老兵&张学培的骨灰，由台湾昌鸿国际有限公司两岸法律事务咨询服务团队的律师送到宁波，交给张学培的弟弟张学明。
　　这名&台湾老兵&寻亲过程很曲折，他们一家解放前住在温岭，解放后全家迁到了宁波。他是通过温岭老家的亲眷，才打听到举家搬迁的消息。像这种举家搬迁的情况，会导致寻亲更加困难。因此，张学培还是算运气好的。
　　这些年来，我帮助的&台湾老兵&主要是籍贯在宁波市范围内的，但是也有外地省市的，如舟山、上海、南京、北京、新疆等地的。
　　记者：以前我听说过山东籍的&台湾老兵&高秉涵的故事，他在退休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帮助那些&台湾老兵&，把他们的骨灰盒，一个个背回山东家乡。
　　邹维源：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湾老兵&经历的坎坷和艰辛，同时也见证了海峡两岸从隔绝到沟通的一段特殊历史。我觉得，他做的事很有意义。我虽然年龄也大了，但是现在身体还可以，还有能力做这事。因此，今后我还会尽我的能力，继续做下去的。
　　记者毛信意
　　通讯员胡亚佩
　　●记者手记
　　宁波各地当年究竟有多少人去了台湾，有多少人成为&台湾老兵&，至今记者没有查到确切的数字。记者在奉化市台办采访时了解到，根据奉化市台办的调查，1949年，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的奉化人，共有987人。尽管这些赴台的奉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中、高级长官，但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不得不忍受乡愁的煎熬，更不用说生活的社会低层的普通士兵。
　　从1987年至今，奉化籍的&台湾老兵&中，有10人左右，最终回到亲人身边定居，并在家乡过世，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心愿。另有一个名叫董春祺的人，两岸关系解冻后，他回奉化老家，做了多项投资，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议。后来，在台湾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亲人们把他的骨灰，带回奉化老家安葬。
　　逝去的宁波赴台老兵，不只是一个个远去的背影，他们融入了无数个家庭亲人分离的心酸故事。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一段记忆，他们都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祝愿如今健在的&台湾老兵&，都能健康长寿，早日获得家乡亲人的确切消息，从而让身后事也能如愿以偿，不再抱憾终生。
　　寻亲之旅
　　刻不容缓
　　这次帮助寻亲的20名&台湾老兵&，一直生活在台湾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晚年都是在&荣民之家&(养老院)中度过。他们在台湾均有遗产、退伍金，但在台湾没有直系亲属。他们的遗愿是希望骨灰被家乡亲人领回，并安葬在家乡，能与父母亲人地下长相伴。
　　目前，他们的骨灰暂由当地政府代管存放。
　　按照台湾地方的法律规定，这些人在从去世之日算起，3年内如果没有亲人提出遗产继承申请，其遗产将被政府收回。
　　据邹维源介绍，认亲过程中，首先大陆的亲人要到当地公证部门公证亲属关系，由公证机关将公证材料寄往省公证协会，再由省公证协会寄给海基会。同时，台属还要委托公证机关，由他们将这些材料转交给台湾律师。这两份材料必须一致。然后，再向台湾当地的法院提出申请。
　　在提供给台湾方面的资料中，要有能证明认亲者与&台湾老兵&关系的资料，比如家谱、合影、信件、祖坟的墓碑照片等。法院认可后，才能处理去世老兵的骨灰和遗产，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要在老兵去世之日算起，3周年内办理完结。退伍金继承办理时间为5年。
　　邹维源提醒，&台湾老兵&去世后，财产立即被当地政府封存了。一旦有他们在宁波的亲人明确可取得继承权，一定要抓紧时间办理相关手续，虽然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在平时只要花几天便能办妥的手续，在认亲阶段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根据这些已故老兵的去世时间来看，一些人寻亲的有效时间已非常紧迫。以前，他也遇到过好不容易帮已故老兵找到了亲人，但是已超过了有效期。
　　读者朋友，如果您是知情者，您有&台湾老兵&的亲人信息，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本报联系新闻热线电话，;邹维源先生的联系电话：或。&
责任编辑：李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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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 骨灰归乡 故土作茶 催人泪下
台湾老兵 骨灰归乡 故土作茶 催人泪下。转载在此，以作留存。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台湾老兵回山东故里 18年间受托带回57坛骨灰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乡探亲时，与故里长辈交谈。
高秉涵近照。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高秉涵。
　　【冰点特稿】：葬我于故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断，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这样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是常见的庄稼。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1948年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合影。
南华第二小学流星排球队合影，前排右一为高秉涵。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团圆。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挨饿。偶尔军队停下来吃饭，也给他一份。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上一拨慌张逃走的人们的剩饭。一群山猫大小的老鼠和他抢食，他便一只手挥舞着木棒让它们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饭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捡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现在再提起那条充满苦难的路，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并重重地叹一口气，&逃难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副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肿得像冬瓜一样的两条腿&坚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觉到自己的小腿一阵阵痒。坐在河岸上，撩起裤脚，那些烫伤的地方竟然生满了蠕动的蛆虫。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包上画着红十字&的人，长期逃亡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个共产党&。
　　&我那时很害怕。&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却打开了自己并不充实的急救包，先是帮他把表面上的蛆虫清理干净，再敷了点药，用纱布将腿紧紧地包扎。
　　直到那人离开，高秉涵都不敢出声，&我当时心想，难道共军里也有好人？&
　　只不过，这次治疗不算成功，没过几天，他的双腿就不停地流脓，纱布和新长出来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纱布变成了散发着臭味的黄色的硬梆梆一团。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她的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女儿，分别安家在广州和沈阳。
　　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讲的故事，是生命写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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