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宗教学十大观点
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向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任务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向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任务。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各宗教如何继续深入进行中国化和现代化？民间信仰该如何管理？宗教慈善有何作为？学界、教界和政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宗教中国化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2016年，教界与学界继续探讨宗教中国化问题，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孔陈焱在《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适应社会的根本课题》一文中指出，没有在天上飞翔的宗教，只有在地下行走的宗教。无论什么宗教，要想生存和发展，总要面临同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个趋势和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难免会引发社会分歧和矛盾，甚至宗教战争。中国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当代世界大国，宗教中国化的要求更为迫切。
宗教中国化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新发展，实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破题，明确了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努力的方向和途径，指明了统一战线实现宗教关系和谐的新任务。
“宗教在中国”与“宗教中国化”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宗教来到中国、发生社会接触的历史现象，体现的是外源宗教对华传播的地理到达；后者是宗教融入中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实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外源宗教本地适应的全方位、深层次到达。只有通过落实“宗教中国化”，才能做到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才能真正称得上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基督教华东神学院讲师苏志明在《基督教中国化之方法论的可能性探索》一文中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考就是基督教和具有五千年文化土壤的中国两者之间既相互批判地关联又交流互嵌，来建构既属于基督、又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中国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建构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不同的诠释模式。如唐朝景教的“佛老释耶”、明清时期的“以儒释耶”以及当代的“人文释耶”，这些不同的诠释模式虽然还不足以成为神学诠释的“典范”，如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的“基督教希腊化”或“基督教拉丁化”一样，但仍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基督教与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是怎样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分析、归纳、总结与提升是当下继续建构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借鉴与参照。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可以说是中国教会欠普世教会一份未还清的债，亦是中国教会在“神学自我”的建立上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并不是要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要存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心系基督、立足处境、胸怀中国、放眼世界，借鉴普世教会的神学贡献或神学诠释。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在《从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历史看宗教中国化》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程，有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表现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多样性和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特点。
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传播发展史，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伊斯兰教在新疆和内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大大丰富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形式和内涵。内地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以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特点形成，而新疆伊斯兰教本土化是融汇、吸收了古代中国西北突厥文化的成分发展起来的，表现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与本土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适应的特征。但是，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内地，伊斯兰信仰体系始终居主导地位。尽管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存在地域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本土化的进程与呈现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完整延续是共同的特质。在归属感上，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友好团结的穆斯林兄弟民族。中国穆斯林社会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核心的凝聚点是本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与10个少数民族从精神到物质的存在紧紧相连。从历史到现在，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莫不与此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穆斯林也充分认识到：国家昌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宗教也才能得以繁荣。只有中国大社会的发展，才能促进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发展所证明的客观事实。
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网络宗教是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部门的综合性问题，政府、宗教团体和社会大众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丽、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法宣处处长陆纪鸿在《网络宗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治理初探 ——以上海市调研为例》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网络社会大规模、快速崛起，以宗教信息为主要内容和以宗教传播为目标的网络宗教开始兴起。这一社会事实与政府管理、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隐含着政府、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善治，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对于社会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发展与秩序，也即多数人可以在公共领域合法地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我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和享有个体信仰自由。只有各方在长期合作博弈中达到某种权力和利益边界的确认，才能达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最佳状态。当然，其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约束无底线的挑衅性言论，给不同信仰的“神圣”领域留出一片天空
各种文明都要学习尊重“他者”的文化价值，从法律上设立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要约束无底线的挑衅性言论；同时，也要考虑在世俗社会中，给不同信仰的“神圣”领域留出一片天空。
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白贵、邸敬存在《地方性知识与涉宗教报道媒体伦理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涉及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敏感的挑衅、攻击性报道，往往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暴力对抗，背后每每体现出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即：在西方被广泛定义为“言论自由”的媒体行为，并不被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完全认可，最突出体现在以“言论自由”为名而出现的对宗教无底线的攻讦。言论自由的精神具有普适性，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言论自由的具体模式又是基于具体历史过程形成的一种“地方性伦理”，它是有边界的，它的部分观念并不真正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全球化时代，人类正在从千姿百态的舟船登上一条同舟共济的大船，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媒体又当如何思考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以及对待“挑衅性言论”？如何对待“他者”的“神圣”地带？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媒体伦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理直气壮地弘扬宗教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正功能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宗教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正功能，关注并推动宗教在文明对话中的参与，呼吁并促成宗教在民族和解、社会团结、国际合作、世界共存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关于宗教与文化战略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当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要想守住人类可能共存的底线，使宗教争取在世界和平中发挥其建设性功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就必须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做到整体思维、涵摄兼容。宗教的底蕴及本真乃是对人之慈爱和对己之超越，这种原则所指导的人际交往、社会交流应该是积极的、建构性的、共赢的。由此，宗教的沟通和理解就可以帮助相关国家或民族及其不同群体铸剑为犁、变恨为爱、化干戈为玉帛，让人们走上和解之道，使世界有着和平发展。这种对宗教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引导，是我们合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显而易见，尊重宗教的政治是充满睿智的政治，包容宗教的社会是洋溢和美的社会，洞观宗教的科学是真正彻底的科学，善待宗教的民族是拥有信仰的民族。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国，更应该鼓励和支持宗教深化并扩大这种在国际范围内的建设性对话，致力营造出人类友谊、世界平安的和谐气氛。宗教在当代世界新文明、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有着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发掘出宗教的这种潜力，让宗教以与时俱进的姿态进入当代社会，为人类提供其智慧与勇气。
推进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对于民间信仰而言，重在“还俗于民”
事实表明，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已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坚持民俗化取向、真正“还俗于民”，是实现传统民间信仰自我净化和社会化治理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祝平在《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及其治理路径》一文中指出， 道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文化因子，并时常与之混融为一，深刻地渗入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日常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道教与民间信仰同根同源不同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民间性为各宗教在中国的存续演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土壤和生长空间，包括道教在内的各大宗教也为传统民间信仰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构建提供了资源和路径参照。但民间信仰毕竟不同于制度性宗教，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质以及生活化方式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无法取代的。
推进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对于民间信仰而言，重在“还俗于民”，即让民间信仰回归民间。当然，民间信仰作为传统社会的产物，自然有它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甚至阻滞现代文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民间信仰同其他传统文化形态一样，有其自身生存与消亡的机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淘汰和选择；另一方面，创新社会治理，做好民间信仰工作，政府自然是责无旁贷，但重在引导，要“聚集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特别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商业炒作、工业污染和抹黑是清真泛化的主要原因
清真泛化原本是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下的市场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有其产生的客观性、必然性。对清真泛化导致的社会负面问题，应实事求是地解决和纠正。
河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刘学强在《部分地区出现“清真泛化”现象之我见》一文中指出，新疆地区的清真泛化问题比较复杂，背后有“三股势力”的助推，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其进行防范和打击。清真泛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炒作，二是工业化生产原料中非清真违禁成分的泛滥，三是以抹黑为目的的幕后操盘。简言之，商业炒作、工业污染和抹黑是清真泛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广大穆斯林应清醒地意识到清真标识泛化的危害。其一，泛化是对族群边界的硬化甚至是隔离，不利于民族和谐；其二，泛化的实质是绑架伊斯兰的商业炒作行为，要警惕背后怀有不良目的的操盘手；其三，泛化将会消解伊斯兰教法中循序渐进、因人而宜的人文关怀，致使伊斯兰教以生硬僵化之态呈现于世人，不利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其四，泛化必然产生商业陷阱。许多非清真企业，为了争取政府财政对少数民族企业实施的优惠政策，如优先供应、减免税收、低息或无息贷款等，不惜巧立名目、疏通关系，削尖脑袋跻身清真企业。为了出口伊斯兰世界，不惜将所有产品清真化。这些由非穆斯林主体经营的“清真企业”，不但挤压着穆斯林经营者的生存空间，也会对其他非清真企业的利益空间产生挤压，从而导致报复性商业陷阱的出现。于是，如“清真卫生纸”、“清真汽车”背后的丑化意图，成为了清真泛化的又一幕后黑手。
基于清真泛化的危害，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对症下药、实事求是，制止清真泛化现象。我国广大穆斯林也应该为制止清真泛化作出努力。
在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中，要深入贯彻、真正落实“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或群众观念”
在宗教研究与管理工作中贯彻“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或群众观念”，也就是要站在关心、团结与服务广大信教群众的立场，站在整个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认识与对待宗教问题。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在《落实群众观念推进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中，要想深入贯彻、真正落实这一合乎当今中国国情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或群众观念”，我们在中国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领域便会发现许多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比如，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民间信仰，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如何深入考察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体制性或组织化宗教的群众基础等。这些研究课题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它们都具备典型的群众性，均涉及我国宗教政策法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皆能促使我们深入贯彻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所倡导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或群众观念”，从而使我们在中国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中国信仰模式可以为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平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
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多元融合的社会，其间，不仅有数百个民族融入其中，而且有大量不同的宗教信仰随之融入；不仅有儒、道、佛和本土原生宗教的相互融合，而且有世界大多数主要宗教的融入。其结果是发展演化出多元通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包容性信仰模式和理念。中国信仰模式不仅能有效化解多元社会的矛盾冲突，而且可以为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平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伦在《正确认识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对世界和平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本土宗教具有与亚伯拉罕宗教（指信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三个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迥然相异的模式，这一点常被现代国人所忽视。与此相应，数十年来，我国本土宗教已习惯于以亚伯拉罕宗教的模式定义、塑造自己，模糊了其原有的特点，其中包括某些独特的优点。由于缺乏对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特点的深刻认识，自然难以发挥这份文化遗产对全球化人类社会弥足珍贵的潜在作用。这对面临全球化重大挑战的人类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如果不甘愿坐视这份文化遗产被埋没荒废，唯有对中国本土宗教文化重新认识、深入发掘。而成就此举的最佳途径，可能是摘掉西方中心论宗教观的有色眼镜，还中国本土宗教以本来面目，客观研讨、评估其优缺点，并据以改进发展，以发挥其潜在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扩大的多元融合社会，与中国多元社会有着相似的需求和挑战。因此，中国本土宗教这种不重建制、多元包容、求同存异、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信仰模式经过改良，可能正是有效化解全球文明冲突，使人类得以和合共生的优秀信仰模式。
宗教财产权法定化乃至于宗教法治的健全不容忽视
以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和编纂民法典为历史契机，以确立宗教法人制度为抓手，依法保护宗教财产，进而辐射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权益保护，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亟须认真研究并择优实现制度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在《宗教财产归属问题的法律思考——我国现行宗教财产政策和法律保护制度及存在问题》一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有一项重要议题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宗教财产归属与宗教法人资格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产权保护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成为《宗教事务条例》修改的重要政策基点。规范宗教法人资格、重构宗教财产法律保护制度，必然涉及到宗教组织、团体和寺观庙堂的主体性质问题，也决定了仅从民事法律角度出发来定性宗教财产关系必然不够周延，还必须结合党的宗教政策、宪法、行政法相关规定以及现行立法例，考察各个宗教的历史发展、教规教理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意愿，综合比较不同法人定位对于宗教工作和财产保护的影响，采用既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又满足现实需要的方案。
其中，有三点需要实施：第一，确定“两类法人”，施行“两权分离”，分宗教进行管理。第二，建立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的程序和条件。第三，建立宗教财产监察人制度，强化对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的内部监督。
宗教财产权法定化乃至于宗教法治的健全不容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结合实际制定相关保护政策和完善宗教法律体系更是刻不容缓。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管理宗教、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始终不应该离开法律、偏离法治的轨道。依法保护宗教财产、建立宗教法人资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不仅仅是宗教财产合理利用和宗教活动顺利开展的要求，更是宗教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宗教慈善的当代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如何顺应时势、自我调整，实现宗教慈善的转型，已经成为教内教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江苏省泰兴市民宗局的孔晓梅在《宗教慈善的当代转型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近些年来，我国的宗教慈善事业迅速发展，对缓解贫困人群生存危机、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同时，社会对宗教慈善事业的积极作为也有新期待。因此，如何顺应时势、自我调整，提升素质、更加有为，实现宗教慈善的转型，已经成为教内教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应从“扶贫济困型”转为“多元服务型”。宗教组织在慈善实践活动中，在物质慈善方面应当量力而行，而在政府难以顾及、其他社会组织少有涉及的精神领域多下功夫，拾遗补缺，更加重视发挥宗教的特殊作用，大力开展多样化的慈善活动。
应从“传教布道型”转为“文化传播型”。发展宗教慈善，应当淡化宗教色彩，注重培育、传播、弘扬现代宗教的慈善文化。有了慈善文化的滋润和熏陶，人们的爱心就会播种和发芽，就会齐心向善、从善如流，就能成为一种价值追求。
应从“教会私益型”转为“社会公益型”。如何既能避免遭受质疑与非议，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实现宗教组织的“私益型期待”？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宗教慈善活动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使之真正成为“公益慈善活动”。何光沪：我是如何开始信教的|基督教|信教_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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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我是如何开始信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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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基督教是正能量　　基督教信仰让我永不绝望　　蒋保信：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何光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由于一个突然或急剧的转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开
原标题：基督教是正能量&　　基督教信仰让我永不绝望&　　蒋保信：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何光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由于一个突然或急剧的转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开始&到&走向&，颇为奇妙，回顾之下，只能感恩。&　　我小时候对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只能说是&坏得难以置信&。我从出生（1950年）开始，就住在全省最大的教堂--贵阳南堂（主教座堂）旁的修道院里，因为那时候教堂及修道院已被占用，改作小学、工厂、仓库、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而我母亲是那所小学的教师，家住校内。记得大街上有宣传栏，常常贴了许多模糊不清的图片，我那时还未上小学，就问上了学的大朋友：&这张图上有个大罐子，下面的字说什么呀？&大朋友们就念：&大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心脏，是教堂的人挖出来炒菜用的！&&那另一张呢？&&另一张写的是：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眼珠，是教堂的人掏出来做药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什么呢？就是专干这类坏事的！&　　那时的我，是否相信这些宣传呢？现在我回忆时才发现：我当时就不相信，尽管我三十多年后才读到，曾国藩作为钦差大臣调查教案后，判定这类说法纯属造谣，请求朝廷降旨告白天下，&一以解士民之惑，一以雪洋人之冤&。&　　由于这样的宣传（关于基督教的任何其他信息，都是完全封锁的），当时全中国的年轻人，对基督教应该都只有极坏的印象。但是，尽管没有任何好印象的来源，我却并没有任何坏印象。所以，当礼拜天小伙伴或&大朋友&们邀约到教堂门口，对着里边挤在货物旁唱赞美诗的七八个老太太，模仿圣咏曲调大叫&牛屁冲天主，马屁冲圣母&的时候，当伙伴们放学后举着竹棍、呼啸着冲进教堂后边的大修院果园去&横扫&蟠桃树林的时候，我虽不懂得什么是圣母、什么是大修院，但看着老太太的神色和地上的蟠桃，心里却有种罪恶感。&　　当然，在那个时代，大家都陷于无穷无尽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会完蛋，谁还有心思去考虑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呢？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宗教的迹象，不存在任何基督教的迹象了！老太太们不见了，蟠桃树都被砍掉了。&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国的中学生都下乡务农当了&知青&，我是其中少有的&回锅肉&--因为我下乡后回了城，却又再次被&下放&。第一次是1968年，同很多知青在一起，还能苦中作乐，大家一起唱唱歌。第二次是1970年，母亲被&下放农村&，我得陪同，到了一个没有知青的山区，那里除了农民，就只有被下放的城里最底层的人，小摊贩、补鞋匠、&黑五类&等。为了糊口，我常常得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在一座连一座的大山里挥汗如雨、踽踽独行。&　　蒋保信：是在贵州吗？&　　何光沪：是贵州，同湖南、四川（现在的重庆）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陡峭的山上没有路，只有间断相连的乱石；汗水迷眼的时候，常常踩错石块扭伤脚，只好坐在地上，无助地仰望着空无一人的高山和蓝天。从我那个村子到&公社&所在地，有一段山腰上的平路，行走时常常是云在脚下，淹没了山谷中的一切，鸡鸣狗吠混着人声从云下清晰地传来，却不见一个人影？？何等美妙！当然，回顾现实，20岁的我只有一个前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里，在时时惊叹自然壮美之余，又不得不常常慨叹人世艰辛。我想，在世间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人会把目光转向苍天。这几乎是必然的！&　　那时候，中国人能看得到的所有媒体都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着我们去解放。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想逃出去，不是想解放全人类，而是想解放他自己，但是行动者多半在边境上被抓回来，以&叛国投敌&罪判了刑；很多人乘舢板或游泳去香港（&逃港&），除了被抓回来的，有不少冻溺而死。&　　我在那个山区时，距离三年大饥荒已经十来年了，但仍有许多人处于半饥饿状态。经常有农民下工后碰到我，忍不住说：&老师啊（数月后我当了村里小学唯一的教师），今天又有某某坐在坡上哭呢！（常常有人，特别是那些18岁了还胸部扁平的女孩，饿得举不起锄头，就坐在地里哭泣。）&在一起去&赶场&的路上，常常有老乡指着路边的房子问我：&老师，你说这房子里有人吗？&我说：&什么意思？房子当然有人住嘛。&回答是：&没有了！这一家人死绝了，房子里荒草比人还高。&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指着另一间房子，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这家人也死绝了吗？&他们说：&是啊，你看门口，那草都长成什么样了！&&　　在现实中，你不可能改变这环境--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或者&多养两只鸡&就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环境下，在压抑、赤贫和不平的包围下，如果我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够突破这个局限，不能够超越这个世界，不能确立超乎此世的希望，那就只剩下绝望，只能自杀了。&　　蒋保信：那时候您还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思想吧？&　　何光沪：我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半点基督教思想，但奇妙的是，我有了某种超越这个世界的意念。我用心领会从城里带去的旧书《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发现哲学家们多半不认为此生就是尽头、这个世界就是全部。反思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信仰上帝很久了--两三年前，为落上&户口&、为谋得生路，奔波于闹市衙门之间、奔波于风雨山路之上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常常在向上帝呼告了吗？现在研究宗教学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可以说是人性潜藏的、人类共有的&自然神学的&信仰。&　　同《圣经》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似乎有点儿神秘--我二哥何光宁是1964年刚念完初中就下乡的知青，&文革&开始后我经常去他那个村寨。有一次刚进门，他就从枕头下取出两本古旧的线装书，神秘地递给我说：&这不是一般的书呀！&我捧看封面，楷体竖排标题，一本叫《马太福音》，一本叫《使徒行传》。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在村里烧书（把抄家抄来的书堆起来用火烧，在&文革&中是常事）的火堆里捡来的。我问他是这什么书，他说，是《圣经》。他看的书比我多得多，也许因此而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但竟然满怀敬畏，翻到施洗约翰的&绣像&，就不敢再翻了。回想之下，当时觉得真是&天书&、&圣书&，我还看不懂、不敢看吧？总之，我并没有带到&下放&的地方去阅读，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但是，尽管朦朦胧胧，我却有了对上帝的信仰。&　　1973年5月，下放者允许回城了。我回到城里，抱着在乡下自学英语时写满的一尺厚的作业本，到教育局找英语教学负责人。我不认识他，头脑里也没有贿赂概念，一周后他居然让我到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那种职位是随时可以解雇的&瓷饭碗&），月薪30元。我当时那种惊喜之情、感恩之心，难以言表！&　　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我历经磨难才报上了名。从我两个哥哥以往的经验（都是优等生，都不让上高中）来看，我担心能否录取（怕又是不看成绩，只看出身）。所以，为了求得一个&铁饭碗&，我在考试之后，又跑招生办打探，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但在考前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恩之余，心想应该知足，就没去考场。于是在1978年春进了贵阳师范学院。&　　可是第二年，刚上大二，我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专业研究生。全校学生只有我一人考上了研究生，同学们自然很奇怪（那时候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生）。他们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考&研究生&呢？怎么能考上呢？怎么会想到考&基督教&呢？&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铁饭碗&心思的余绪所致（因此第二年才会注意到招生信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矮子里面比高矮呗，也许来比高矮的人太少吧？第三个问题呢？我说出了一个答案：同别的专业相比，备考较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世界历史&这两门，我能找到书看；&基督教常识&一门，大家都同样没书可看，我却借到了校内唯一的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读了其中长长的Christianity一条。我没说出来的，还有一个答案：我很想&研究&一下，信上帝是不是有道理，基督教是不是有道理。&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整整研究了35年。越研究，越觉得有道理。信上帝有道理，基督教有道理。基督教里有一句名言：&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我这几十年的历程。它也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绝非迷信，而是经得起理性检验的、真正的、崇高的信仰。随着&信&而来的&望&，是个人生活最后的支柱；随着&信&而来的&爱&，是人际难题最后的良方。&　　蒋保信：您真正确认信教的时间，应该是上研究生期间吧？&　　何光沪：&信教&这个词有些别扭。基督徒都说&信主&，即对基督的信仰。说信上帝、信基督，而非信一个&教&，似乎更准确。至于时间，刚才说了，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上帝的启示，可以是突然的，也可以是渐进的。&　　我最近在看林语堂的《信仰之旅》，那是他的思想自传。林语堂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从小信仰基督。但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开始背离基督教，有意识地学习、钻研中国文化。他对儒家、道家、佛教，都有很深的理解、很高的评价，一辈子浸淫其中。但是在晚年，他还是回到了基督教信仰。我和林语堂当然不一样，我虽然开始时有一种信仰，但是很模糊，根本说不上是基督教，毋宁说类似于中国远古的上帝信仰。林语堂的基督教观点，总的来说是自由派的，但现在我觉得，保守派的观点也很有价值，甚至很重要。&　　我的信仰，从理性或社会历史条件来看，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我想，用上帝恩典和圣灵工作来解释，也许才说得通。&　　蒋保信：信仰对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何光沪：前面讲过，在&文革&期间，下乡的时候，自然觉得是最没有前途、最没希望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曾经酷爱数学物理天文，梦想进科技大学，当科学家），同现实的生活（为能有燃料煮饭，每天放学后必须上山打柴，暮色朦胧中在山上摸爬滚打），反差太大了！第二次下乡时，常常回忆和其他知青一起唱歌的时光，而那时（我住的山头只有三户人家）却连唱歌也只能唱给自己听，或者唱给大山听；而且即使步行一整天进到县城，也找不到一本可读的书！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却每夜哼歌--硬读《外国名歌200首》，每夜读报--细阅《参考消息》，每夜冥想哲理--沉思《古希腊罗马哲学》，常常直到凌晨，内心才最平静、最安宁。也许，这就是信仰的作用，它让我永不绝望。&　　若只说现实和理性，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若没有信仰，我会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因为有信仰，我又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在现实中常常失望，希望一次次地燃起，又一次次地熄灭，但却不会成为死灰！&　　基督教讲信、望、爱，&望&就是希望。我以前不太理解希望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理解了。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基督教信仰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永远抱有希望。&　　基督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正面作用&　　蒋保信：我在秋风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从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这种转向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外，还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完成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您怎样看？&　　何光沪：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转型，要有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其实，韦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家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的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食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政府为了收税获利，也保护鸦片贸易。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虽屡战屡败，仍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以土豆为主食，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Pollard，)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所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让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andAnne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吗？（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蒋保信：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社会转型中众多复杂的、尖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前面说到，我自己在乡下时，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从不绝望，更没想过自杀。现在呢？有些人感到绝望，选择自杀，最糟的是还杀害无辜的人，比如，去年厦门、今年贵阳的公共汽车爆炸，还有每天可以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无数惨剧？？那正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反映。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开始有了为农民工服务的教会，你可以想象，一个因老板欠薪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工，或者一个因婚恋纠纷而头脑发狂的年轻人，进入教会，得到牧师的安慰后，自然会减少在公共汽车上放炸弹的可能性。难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说，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发现，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因矛盾而产生的摩擦。&　　总之，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让人抱有希望，让人忍受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不公，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不致爆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太太是搞宗教社会学的，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游船上去开了。
[责任编辑：孔德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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