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是暂时的，斗争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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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
&美帝国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对另一条道路的要求
桑萨拉?泰勒&&作
日，A World to Win News Service下面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报纸《革命》日第91号上一篇署名桑萨拉?泰勒的文章。这是对在美国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www.socialist.worker.org）的出版物《社会主义工人》中一篇文章的答复。
　　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人类罪行，对美国人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真诚地正视我们所面对的深刻挑战和责任并使罪行停止。出于上述精神，我欢迎由《社会主义工人》日上Hadas Their和Aaron Hess所写的题为《Standing Up to Islamaphobia》的文章的观点，虽然我发现他们的核心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害。
　　我不怀疑Their和Hess想要反对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附带的对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攻击。但他们却在面对真正的挑战，即反对美国“十字军”的时候停了下来，而且也没有给我们看到这里和整个世界新的现实的解放前途。他们使用错误的逻辑，有缺陷的方法论，在认识论（到达真理的方法）中刻意回避不愿看到的真相，最后观点停留在了不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看看他们具体怎么说的：
　　“坚持下去，”论述中引用乔治布什的话，“我们今天所打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它是一场在21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战争的一方禀承自由和现代化的价值观，认为所有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自由工作和自由生活的权利。而另一方则为专制和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所驱使。”
　　然后，他们写道：“不幸地，一些左派――甚至包括反战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的意见也采取了同样的措辞。”他们接着引用了本人一篇文章：“人类正愈加严重地面对两种不可接受的选择：布什的帝国主义十字军，或者一个反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击……布什政权犯下了极大程度的罪行，对人类有更大的危险……但这两者都完全是恶魔。双方都在加强和助长对方，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与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世俗力量和进步力量争夺呼吸的空气……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上数十亿人民必须提出第三种选择，一种在十字军的西方文化和反动的伊斯兰圣战之外的选择。
　　在他们看来，这两种立场完全就是“同样的措辞”；布什正在赞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我正在呼吁反对力量要强大到足以阻止它。但是Their和Hess忽略了这一明显区别，他们坚持胡说我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谴责采取了和布什政权同样的措辞。其次，对美国在中东行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形式，他们实用主义地不加区别。
　　面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非正义战争，广大人民发出正义的谴责，反对美国的占领和控制这一全部地区的野心，但同时，反动的主张神权的反对派却反映出这些国家旧社会阶层的利益。人民的正义要求必须不与那些反动的原教旨主义力量混同，那些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纲领也必然不能等同于在这一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把那些原教旨主义力量称为“旧时的”，并非某种咒骂用词，或如Thier/Hess的文章中所暗示的是某种“偏见”的反映。“旧时的”和反动分子的纲领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有很大的压迫性，这一特有形式表明了这个词的内容。从另一层面上讲，“旧时社会阶层”表达了有关的阶级关系。这些力量代表了这些社会中原来的统治阶层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利益。
“旧时的（Outmoded）”：一个科学的术语，不是一个咒骂用词
　　这些力量――和他们所提出的纲领（无论他们个人的阶级出身）――反映和鼓吹的是这些被压迫国家中“传统的”、主要是“封建基础的”阶级关系。这些阿訇中的一些人与大的半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直接关联（这是事实，比如在伊朗，这在下文中还要更多地讨论）。但无论如何，其纲领明确地要求加强这些社会中“传统”的关系。我们看到了这些力量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合作与斗争的复杂图景，从根本上反映出在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封建主义统治的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关系。简言之，帝国主义者在依靠和扶植这些旧的压迫关系的同时，他们也要用新的“现代的”剥削形式削弱他们，并将那些旧的社会关系改造和瓦解。
　　Thier/Hess反对把所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混同在一起，确实，在伊斯兰教各色各样的方向中存在一些区别。然而，任何人如果真诚地想理解该地区和正在制造事端的这种意识形态因素，他就不能忽略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些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推力。在该地区的国家中，这种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宗教）塑造了一种神权政治纲领的牢固形态，而不管当地的各种变化乃至大趋势上的冲突。在这个时代，将任何形式的宗教教条都奉为政治纲领，那就是秉奉一种充满旧时的和压迫性内容的纲领，这种内容正如宗教典籍所展示的，来源于古代社会。在这个现代世界强制推行这种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原教旨主义得到了立足点：凶恶的家长统治和顽固的宗教冲突，“荣誉处决”，非科学的无知迷信得到助长。妇女待遇是被压迫者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判定解放斗争程度的一项标准。在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和议程中，宗教典籍上的文字解释即“法律”或“最高法律”――无论是伊斯兰教法或是犹太-基督教法。这与基本的信仰自由权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背道而驰，而这些权利是一个21世纪的文明社会所争取和需要的。所有这些――无论是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朗政府或是“抵抗”运动正在强制推行――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而不是忽视、修饰或以同样的政见追随之。
　　这些反动的原教旨主义纲领的支持度随着帝国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耸人听闻的非正义进攻而呈正比例增长。如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非常有害和反动形态的影响正在中东掌握了主动。美国占领的残暴与合法政权的真空，引发了宗教派别间的暴力和迅速增长的抵抗力量，这些都使这个国家有了原教旨主义的前景。美国不顾过去它自己有关帮助受塔利班压迫妇女的所有言论，继续在它所占领的这个国家中支持和任命反动阿訇和教派势力。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地区的世俗的、进步的、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运动所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也对人民大众提出了另一条道路的要求。
宗教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如今在中东占有统治地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其意识形态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开始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二战后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构建了新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结构，削弱了原来很多阿訇和另一些传统的封建势力的地位。这些力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完成了一个飞跃，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出于在这一地区与苏联对抗的需要而有意识地培养和助长起来的。由于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一次政变――这次政变使中国不再是这个世界上革命变革的精神鼓舞力量，连同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束，也使得这次飞跃加速。结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逐步成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世俗民族主义者、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 “领导真空”。
　　美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有着矛盾的关系：当适合利益需要的时候支持他们，而当同样的力量超出了美国利益需要或开始与美国利益冲突，则企图镇压他们。在这一战略地区，无论是不列颠殖民主义的衰弱还是新殖民主义的兴起，都经常包裹在“现代化”的伪装之下被强制推行，自由市场把成百万的农民驱逐出土地，把他们抛进城市里的棚户区或难民营。美国资本的渗透和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也瓦解破坏了传统的半封建力量中心和阿訇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旧的社会结构被撕裂，在这些国家中的混乱、贫穷、分裂、重建起更为脆弱的依附性经济，以及罪恶的剥削和掠夺，也都使得针对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制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经济）的反应更为发展。
　　那些挑战美帝国主义塞进特定国家的统治联盟形态的伊斯兰党派和运动，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发展起来，而且这些政治上的宗教运动往往都反映了这些地位受损的阿訇和封建势力等旧时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他们的反动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并不代表那些绝望的失地农民和那些作为基层战士所招募的穷苦并具有反抗性的城市平民的利益，正如一个像帕特?罗伯森这样的基督教法西斯主义者并不代表这个国家中追随他的那些人民的利益――他们中许多人是对帝国主义全球化所强加给其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寄生状态做出反应。仅因某样东西在被压迫者中拥有庞大追随者并不意味那就是个好东西。
伊朗的教训，必须汲取并不再重复
　　1979年，在一场百万人参加的反对美国支持的伊朗王朝的革命斗争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出现了。从此，霍梅尼这个反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亚图拉就上台巩固权力。成千上万真诚的反帝力量――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世俗的、民族主义的，甚至自由伊斯兰的力量――被逮捕，遭到拷打和屠杀，几万人被监禁和流放。拒绝穿戴伊斯兰头巾的妇女遭鞭抽、殴打和逮捕，法律体系被改变，一名男性的证词等于两名女性的证词。1988年，逾万名政治犯被伊斯兰政权系统地集体谋杀。
　　作为1979年的掌权者，这些神职力量犒赏了他们自己，却在“反帝”的姿态下抽空民众的诉求。虽然他们的确与特定的（美国支持的）政权（伊朗王朝）有矛盾，霍梅尼及其势力却是反动的神权主义者，而非一场反帝斗争的领袖。伊朗革命真实的悲剧和教训是，革命力量散布了幻想，认为他们是反帝力量而与之结盟，并做了他们的尾巴。故而，伊朗人民尝到了悲惨的后果。
　　伊斯兰运动其阶级基础的愚昧和政治上的满足――他们的议程是强制推行神权统治和伊斯兰教法――将使人民对布什政权对伊朗正在积极策划中的侵略战争缺乏准备。布什将再次迫使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和你们的国家站在一起，要么就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不是基督教（或者现代化，这取决于他的听众）就是伊斯兰教。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反恐战争”的人不得不坚定地把将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他们的政府，促使美帝国主义这一显然是更反动的力量停下来。但那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支持伊拉克反动阿訇的兴起，或目前统治伊朗的神权政治。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学会把民族解放的正义要求和斗争与旧时力量反动的和神权的纲领区别开，后者不过是故作姿态，把这些社会中各阶层要求民族解放的情绪引上邪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伊朗等被压迫国家，打破帝国主义的控制并战胜封建主义的途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并不类似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那种民主革命，而是要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所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与其他阶层联合是有可能而且一般是正确的。当然包括在农村的农民――直到被抛到棚户区受苦的那些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以及，还可以和部分小资产阶级联合，在民族发展相对于全球帝国主义利益的从属地位中，他们与帝国主义有着切实的矛盾。联合甚至可以包括那些非神权政治的宗教力量。所有这些必须由这样一个政党领导，在其纲领中，作为一个要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及其社会关系的革命纲领的第一阶段，要彻底打碎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结构和奴役性的封建主义。
　　上述这些都与那些向后看的神权主义的、封建的和“传统的”力量完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正如中国或越南等地在革命完结前所进行的那样，彻底铲除罪恶剥削农民的半封建形态。这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其目的还是手段都与中东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截然不同，那是依靠和团结人民去打击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甚至战争所使用的手段和他们所依靠的力量都可以反映出这些革命的目标，例如妇女解放。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在这些国家中有力的抵抗――这种抵抗无法向世界人民隐瞒，包括那些美国所要侵略的目标和有充分理由成为充满仇恨的“反美”温床的地区――越多，那么下述两个事项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一，有利于拖住这场在我们的名义下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并在美国内部创造更为有利的革命条件。第二，将为那些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真实存在的世俗、进步和真诚的革命力量提供更多“呼吸的空气”。[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1:14:2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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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伊朗的教训，必须汲取并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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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原教旨主义_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组织研究
发布时间： 16:47&&&&发布人：
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组织研究
摘要：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阿尔及利亚饱经内乱和内战之苦，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挑起的这场空前浩劫，已夺走了该国10多万无辜的生命。进入新千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国内和解进程曾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两年来，该国安全局势再度严重恶化，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特别是日和12月11日发生在首都阿尔及尔的恐怖爆炸事件，总伤亡人数近300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阿国内安全局势的动荡与反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政府和人民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本文试图从历史、现状等多个角度，来透视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发展轨迹。关 键 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作者简介：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广播部副译审（北京100040）。文章编号：（9-10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北非大国，其经济规模在非洲大陆仅次于南非和埃及。历史上，阿尔及利亚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列强争夺的对象之一，先后被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人占领。1830年以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当地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为主的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该国虽然是个伊斯兰国家，但伊斯兰教在反殖民统治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并不突出。一般认为，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势力是相对温和的。193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蒂斯创立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贤哲会，主要致力于维护当地的伊斯兰传统。贤哲会在成立初期并未加入民族独立斗争，直到1956年，贤哲会才明确表示支持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同年8月，贤哲会的代表被选入了解放阵线领导层，其成员也开始加入该阵线领导的阿尔及利亚解放军。[1]在贤哲会的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在1962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独立后，肯定伊斯兰教在这个新独立国家中的地位。1963年颁布的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阿尔及利亚的国教，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这一原则在1977年修订的宪法中再次予以确认。与此同时，国家成立了宗教事务部，由政府出资创办宗教学校，管理宗教场所，宗教人士也从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的官方色彩十分浓厚。1976年全民公决通过的国民宪章，也再次肯定了伊斯兰教在阿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阿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的影响和地位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排挤，作为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力量，伊斯兰宗教势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局限于“官方伊斯兰”的角色，并没能对民族解放阵线一党执政的格局形成冲击。一般认为，本·贝拉执政时期（年），是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政治中影响最为薄弱的时期。布迈丁执政时期(年)，是伊斯兰教的官方色彩在阿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受重视、地位最高的时期，不仅在国家的政策法令、政治纲领中，而且在执政党的政治文件中也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但宗教对阿政治的影响仍然有限。[2]在布迈丁统治时期，阿的宗教活动比较开放和活跃，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落地生根。马赫福德·纳赫纳赫（年）是穆兄会思想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埃及穆兄会的政治伊斯兰思想介绍到阿尔及利亚的宗教人士。20世纪六十年代末，纳赫纳赫在当地创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秘密组织——“统一旅”组织（又称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组织）[1]。该组织承认埃及穆兄会的领导地位，承认自己是穆兄会国际分支机构之一。“统一旅”在阿境内致力于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寻求恢复伊斯兰的政治功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1976年，布迈丁政权颁布了新宪法，将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此举遭到了自由派人士和新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纳赫纳赫及其秘密组织的同伙，同年因被指控破坏输电线路、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入狱。纳赫纳赫此后被判15年监禁，后于1980年提前获释。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并未因纳赫纳赫的被捕而中断。另一个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组织——“伊斯兰组织”于1974年在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大学成立，其领导人是阿卜达拉赫·贾巴拉。[3]237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埃及萨达特政权和穆兄会实现和解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的刺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快速上升态势，阿尔及利亚也受到了冲击，甚至首次出现了宗教暴力现象。年，由穆斯塔法·布阿里领导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组织”，在该国腹地发动了数次小规模的武装叛乱，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布阿里原是阿民族解放军成员，也是阿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成员，但他的宗教背景十分模糊，并不隶属于某一知名的宗教流派[4]237。布阿里的武装叛乱虽受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但它与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关系并不密切。从客观上来看，布阿里的武装叛乱加速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该国的传播。1987年，布阿里被政府军打死后，其2000多名追随者被捕，该组织此后逐步分崩离析。20世纪八十年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1965年，布迈丁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后，强化了中央集权和一党制，并对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整顿，清除持不同政见者，个人独揽大权。1978年底，布迈丁去世后，阿国内政治出现了“接班人危机”，在革命委员会“温和派”和“激进派”意见僵持的形势下，军队再次施加了影响，最后选举奥兰军区司令员本·杰迪德·沙德利上校为总统，并兼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沙德利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清除布迈丁政权的遗留影响，试图利用伊斯兰阵营的势力，与布迈丁政权的元老势力相抗衡，此举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国内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条件。[5]147-148沙德利的执政策略，与当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利用穆兄会势力与纳赛尔左翼阵营相抗衡的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果也同样是悲剧性的。萨达特最终倒在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枪口之下，整个国家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陷入了恐怖暴力的漩涡；而沙德利政权则把阿引向了此后长达10多年的内战，人民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沙德利新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国内的快速发展。在沙德利相对宽松的政策下，宗教部开始允许私人投资建造清真寺，数千座被称为“自由清真寺”的私人清真寺随后遍布全国各地。这些清真寺在宗教部的管辖之外，一些非官方色彩的宗教人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尽情发挥”的场所，这些清真寺成了他们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阿的伊斯兰阵营已分裂成四大派别：一、以本·巴蒂斯领导的贤哲会为主要力量的“官方伊斯兰”，该派别认同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致力于与官方构建和谐关系，在现行政策与宗教宣传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二、由一些从贤哲会中分裂出来的宗教人士为主体的“民间伊斯兰”，其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勒·拉提夫·苏尔塔尼和阿里·贝勒哈吉等人。该派别在官方伊斯兰的框架外活动，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私人清真寺，向年轻一代发表激进的宗教演说，猛烈抨击世俗政权腐败、行贿受贿等不良社会现象；三、由阿国内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组成的穆兄会，但这一时期的穆兄会已经分裂成了两大派别，一派由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行者纳赫纳赫为首，坚持与埃及穆兄会保持关系，被称为“国际派”；另一派由新生代代表人物贾巴拉为首，虽然也接受穆兄会的思想纲领和斗争手段，但主张独立于埃及穆兄会之外，被称为“本土派”；四、由主张伊斯兰阿尔及利亚化的宗教人士组成的“阿尔及尔派”，该派以阿著名宗教人士马利克·本·纳比（年）的宗教学说为指导思想，思想观念比较现代和激进，它与穆兄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赞成泛伊斯兰主义。总之，由于伊斯兰阵营势力分散，当时尚没有任何一派势力能对沙德利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6]77-109,144-145二、伊斯兰拯救阵线(FIS)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沙德利政权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首先，继布阿里武装叛乱后，阿的经济形势也每况愈下，特别是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使主要依靠石油输出的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赤字上升，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高达40%，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其次，阿人口增长过快，贫困人口增加，失业率上升，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有报道称，1988年阿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失业率达40%，占全国总人口数40%的人属低收入人群，430万人无收入[7]434；再次，由于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一党制，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导致阿官场腐败成风，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普通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最后，国际和地区局势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发生了剧烈动荡，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再加上苏东剧变、海湾危机等重大事件影响，使阿国内一些年轻人对未来产生了迷茫，纷纷转向宗教，以寻求安慰和寄托，希望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寻找一条新出路。～10日，阿终于爆发了全国性骚乱，在短短一周内，迅速从首都阿尔及尔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民族解放阵线的执政地位遭到了强烈冲击，沙德利总统于1989年2月宣布推行政治改革，以多党制取代一党制，开放党禁。同年7月，新政党法出台，宣布实行多党制，着手准备进行市镇、议会和总统等3个层次的选举。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局势下，面对阿伊斯兰阵营四分五裂的现状，伊斯兰拯救阵线（伊拯）石破惊天，异军突起。[7]435-436伊拯于1989年3月宣布成立，9月便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其主要领导人有阿巴斯·迈达尼和阿里·贝勒哈吉等人。伊拯强调，该组织不是传统概念的政党，也不属于某一个伊斯兰派别，而是致力于把国内一切伊斯兰派别联合起来、为实现一个全面纲领而奋斗的统一阵线，以拯救已丧失的革命成果，参与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用伊斯兰思想代替外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事实上，伊拯的一些领导人在纯宗教理论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从成立之初，伊拯就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组织，它把夺取政权、取代民族解放阵线的执政地位当作自己明确的斗争目标。而其宗教色彩，又使它在与世俗政权的交锋中，掺杂了“教俗之争”的色彩。[8]但由于执政党当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已江河日下，伊拯的成立，使一部分希望在伊斯兰中寻找出路的人看到了希望，这使得该组织在成立后迅速赢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1990年6月，成立不到1年的伊拯参加阿独立后首次进行的省、市、镇级议会选举，在侯赛因·艾哈迈德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等重要政治力量宣布抵制这次选举的前提下，伊拯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在48个省中的32个省、1541个市镇中的853个市镇处于领先地位，获得55.42%的选票。1991年12月，伊拯参加人民议会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便赢得人民议会430个议席中的188席，超过执政党解放阵线15席。如果原定于次年1月16日举行的人民议会第二轮选举如期举行，伊拯上台执政将成定局。[7]443-446此时，阿独立后一直实际掌控局势的军方对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军方声称为了阻止在阿产生“伊斯兰独裁政权”，在第二轮议会选举前，即日，逼迫已经声明接受第一阶段选举结果的沙德利总统辞职，建立了以布迪亚夫为主席的“最高国务委员会”临时集体领导机制，进而取消了第二轮选举，并宣布任何党派不得使用清真寺作为政治宣传场所，这一系列举措使伊拯试图通过走选举道路上台执政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军方的阻挠引发了志在必得的伊拯的强烈愤怒，伊拯称沙德利的辞职是军方策划的一次反对伊斯兰政权的政变，号召支持者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取消第二轮议会选举。日，军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伊拯公开活动，并开始大规模逮捕伊拯成员。3月4日，阿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拯悲剧结果的产生，有其内部原因，如观念过于偏激、拒绝与其他政党合作、低估了国内世俗力量等；也有其外部原因，亦即，阿尔及利亚军方阻止伊拯掌权的一系列行动，实际上得到了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的默认甚至支持。这些国家担心的是，一旦伊拯上台执政，将有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将有可能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掀起新的夺权浪潮，将对这些国家的世俗政权形成严峻挑战。三、伊斯兰武装组织无论在其成立之初的合法斗争以及被取缔后转入地下的非法活动中，激进、甚至是极端手段一直是伊拯采取的斗争方式之一。例如，伊拯的二号人物贝勒哈吉就一直主张伊斯兰圣战，清除“叛教者”，以实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的目的。伊拯成立不久，即于日发起向总统府进军大游行，要求解散全国人民议会，声势浩大。日，伊拯号召无限期总罢工，要求废除对该组织不利的“选举法”和“选区划分法”。两天后，该组织又在首都市中心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直接引发了6月动乱。6月3日晚，警察开进阿尔及尔烈士广场和五一广场，强行驱散已滞留广场长达11天的伊拯支持者，恢复首都秩序，双方发生冲突，数百人受伤。5日，伊拯再次号召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约有2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此后，阿国内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冲突蔓延到首都以外的省份。伊拯领导人甚至威胁发动圣战，与军警对垒。6月30日，贝勒哈吉和迈达尼先后被捕，其罪名是“策划、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危及国家安全的武装谋反”和“企图夺取政权”。此后，另外6名伊拯主要领导人也陆续被捕入狱。但迈达尼等人的入狱，并没有遏制伊拯在阿政坛的上升势头。1991年首次多党制首轮议会选举揭晓后，伊拯击败了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只需在第二轮选举中再获28席即可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为了阻止伊拯上台执政，阿军方取消了第二轮选举，沙德利总统被迫辞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伊拯的暴力倾向急剧升级。1992年初，伊拯制定了名为“伊斯兰解放战争”的行动计划，开展武装暴乱，以世俗政权及其支持者为打击对象，以边远地区作为“解放区”，以国民议会选举的选区为“作战区”，发动阿第二次“解放战争”。从此，阿陷入内战的深渊，恐怖、暴力活动持续不断，迄今仍未能完全肃清。同年3月，最高国务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取缔伊拯，该组织的活动此后被迫转入地下。[9]97-119阿尔及利亚长达10多年的内战，共夺走了10多万人的生命，政府和政党的领导人、官员、军警、知识分子、记者、外国人，甚至普通平民，都成了这些组织的袭击和暗杀目标。日，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在安纳巴被暗杀。10多年来，阿国内涌现出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最著名的有伊斯兰武装运动、争取伊斯兰国家运动、伊斯兰武装组织（集团）、武装圣战伊斯兰阵线、伊斯兰拯救军、伊斯兰圣战和宣教协会、塞莱菲耶宣教和战斗组织等等。由于内部分歧、力量分散，加上暴力活动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总体上来说，这些武装组织都未能对世俗政权构成太大的威胁，却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恐怖暴力的漩涡，也增加了肃清这些组织的难度。从不同的斗争目标来看，这些伊斯兰武装组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叛乱型。此类武装组织主张通过暴力建立伊斯兰政权，认为议会选举结果被取消，充分说明伊斯兰通过合法选举赢得政权的道路行不通，伊拯已经终结，只能通过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因此，此类武装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推翻世俗政权，袭击、暗杀的目标多为安全机构人士和一些被这些组织认定为“叛徒”的平民。叛乱型组织的代表是以阿卜杜勒·卡迪尔·希布提为首的伊斯兰武装运动和以赛义德·马赫鲁非为首的争取伊斯兰国家运动等。[1]2、恐怖型。此类武装认为，真正的伊斯兰政权必须建立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上。因此，其首要斗争目标不是建立伊斯兰政权，而是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用严格的教规教义指导日常生活，将那些不遵循教规教义者，视为不信道的“卡非尔”（异教徒），主张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消灭。恐怖型武装组织的代表是迄今仍在阿境内活动的伊斯兰武装组织（集团），其核心成员是约3000多名在20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参与阿富汗抵抗前苏联入侵的阿尔及利亚人。自伊拯被取缔以来，伊斯兰武装组织一直以烧杀抢掠、滥杀无辜而臭名昭著。3、政治型。此类武装组织主要是指1994年以后宣布成立的伊斯兰拯救军。由于伊斯兰武装组织内部分歧重重，目标和斗争手段千差万别，已严重削弱了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整体实力。另外，一些武装组织滥杀无辜、无恶不作的行径，已使他们与盗贼和恐怖分子无异，令普通老百姓深恶痛绝。因此，在伊拯流亡人士和秘密活动分子的竭力撮合下，一些原来的叛乱型武装组织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斗争策略，不少派别逐渐聚集到了伊斯兰拯救军的旗下，主张暴力手段应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斗争目标也从原来不切实际的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政权，转变为相对务实的要求世俗政权重新确认伊拯的合法性。实际上，伊斯兰拯救军是伊拯的军事派别，承认在狱中和流亡国外的伊拯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地位，其暴力手段是为伊拯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目的是迫使世俗政权与伊拯对话，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四、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在各色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中，伊斯兰武装组织（集团）被认为是最强硬、最血腥、最残忍、实力最强的极端组织，且其核心成员中，约有3000名“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这些人曾参与过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1]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与绝大多数圣战分子一样，信奉穆兄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的理论，认为伊拯成立政党、参加选举等，都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做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问题根本不容讨价还价，指责他人是“异教徒”或“卡非尔”，指责政府和社会是“卡非尔”政府和社会，宗教立场十分极端。在伊拯被取缔后，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成立了“统一者”组织，加入了反对世俗政权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的行列。该组织领导人赛义德·卡里就是基地二号人物扎瓦赫里所领导的圣战组织的成员，曾在白沙瓦担任过为圣战组织招募阿尔及利亚成员的重任。[1]伊斯兰武装组织原是反叛组织伊斯兰武装运动的分支之一，最初的领导人是曾经参与过布阿里反叛团伙的曼苏里·梅利阿尼，此人同样也是库特卜理论的追随者，立场强硬，拒绝与世俗政权对话。1992年7月，梅利阿尼被捕后，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控制权落入了以卡里为首的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手中。从此，该组织手段日趋残忍，扬言要杀死阿境内的所有外国人，经常袭击外国游客，屠杀村民，无恶不作。到1993年底，伊斯兰武装组织已跃为阿境内所有伊斯兰武装中影响力最大的极端团伙。1994年，伊斯兰武装组织吸引了另外三个武装团伙前来加盟，它们是伊斯兰武装运动在阿中部地区活动的一个分支、由赛义德·马赫鲁非领导的争取伊斯兰国家运动以及在中部地区活动的阿尔及尔派秘密武装团伙，实力进一步壮大。但壮大后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内部矛盾重重，马赫鲁非派等新加盟的武装派别并不主张滥杀无辜，而倾向于接受新成立的伊斯兰拯救军相对温和的立场，赞同与世俗政权对话，寻求伊拯合法化。同年秋天，以穆罕默德·赛义德和阿卜杜勒·拉扎克·拉贾姆为首的阿尔及尔派秘密武装团伙试图控制伊斯兰武装组织，促使该组织软化立场，同世俗政权实现对话。但赛义德和拉贾姆的努力并没有成功。1995年11月，“定叛与迁徙”派别的贾米勒·宰托尼继任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人，上台后立即进行内部清洗，赛义德和拉贾姆两人以及500名追随者全部被处死。[1]在经历了赛义德派夺权事件后，伊斯兰武装组织在宰托尼的领导下，其极端立场变本加厉。1995年阿尔及利亚成功举行大选以后，该组织指责“整个阿尔及利亚社会都是卡非尔社会”，就连不愿戴面纱的妇女、不愿停业的发廊老板、不听从他们命令的普通平民和记者、甚至伊斯兰阵营的温和派人士，都成了该组织屠杀的对象。与此同时，伊斯兰武装组织与支持政治解决伊拯地位问题的伊斯兰拯救军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由于立场过于极端，“定叛与迁徙”派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布迈尔达斯和西部部族地区、西部三个地区的地方埃米尔宣布脱离组织，各自为战。1996年7月，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人宰托尼被组织内部的阿里·本·希贾尔派所杀。在同样极端的安塔尔·扎瓦巴里继任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人以后，1997年2月希贾尔派宣布分裂，自行成立伊斯兰圣战与宣教协会。1996年底、月以及1997年12月和1998年1月，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所经历的最血腥的日子，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被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极端分子杀害，有的甚至整个村庄都惨遭灭门之灾。当时，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领导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已渐成气候，主张把袭击矛头对准“远敌”，即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伊斯兰武装组织在本国滥杀无辜。此后，伊斯兰武装组织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有报道说，本·拉登还曾专门派特使潜入阿尔及利亚境内，试图说服伊斯兰武装组织停止屠杀无辜平民的疯狂行径。这段时间的疯狂屠杀，客观上加速了阿境内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分化瓦解。[10]日，由迈达尼·马兹拉克领导的伊斯兰拯救军在与军方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后，宣布自10月1日起全面停火。紧接着，伊斯兰圣战与宣教协会等多个武装组织也加入了停火的行列。与此同时，伊斯兰武装组织也于1998年9月分裂成3个组织，即由扎瓦巴里领导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由卡达·本·谢哈领导的塞莱菲耶宣教卫士组织和由哈桑·哈塔卜领导的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2002年2月，扎瓦巴里被击毙，伊斯兰武装组织被剿灭，残余势力大部分加入了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据阿尔及利亚当地媒体报道，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被击毙的该组织成员中，曾发现多名非阿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9·11”事件发生后，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日，阿警方在该国东南部击毙了一名也门籍的极端分子，名叫伊马德·阿卜杜勒·瓦希德·艾哈迈德·阿勒旺（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据称此人是基地组织派往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的特使。另外，美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也证实，该组织在阿南部地区的领导人穆赫塔尔·贝勒穆赫塔尔与基地组织关系十分密切[11]。2003年春天，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在南部沙漠地区绑架了32名欧洲游客，其暴力手段与基地组织极为类似。但是，尽管该组织曾于2003年9月和2005年3月两次公开表示愿意效忠基地组织，但基地组织总部方面一直对此反应冷淡。[12]2007年4月，该组织与摩洛哥伊斯兰战斗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宣布合并，成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2005年夏天，本·拉登在一份录音讲话中首次提到阿尔及利亚“有我们的兄弟”，但并未对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的加盟予以肯定。直到2006年“9·11”事件5周年之际，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才在他的一份录音讲话中，肯定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已加入了当时由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机构。[13]有分析人士认为，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和基地组织最终走到一起，是因为双方对这种结合各有所图，前者希望靠后者的支持，更容易地筹得活动资金和其他急需物资，后者则希望利用前者在北非建立分支机构，扎下据点。而对于塞莱菲耶宣教与圣战组织而言，寻求“国际发展”等于默认其国内夺权目标的失败。虽然时至今日，该组织仍不时在阿国内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但也只能在偏远的山区和沙漠地带展开行动，因此，在国内濒临绝境的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希望在与国际极端主义势力的合作中拓展生存空间。一些反恐专家指出，有了基地组织的支持，将有助于塞莱菲耶宣教与战斗组织与其他国家的极端主义组织迅速结成伙伴关系，这些组织分布在摩洛哥、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等国。摩洛哥内政大臣沙基卜·本·穆萨在扎瓦赫里宣布塞莱菲耶宣教与圣战组织加盟基地组织后说：“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基地组织已经授权塞莱菲耶，委托其代为协调在马格里布地区的行动。”马格里布即北非濒临地中海的地带，包括阿特拉斯山地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的沿海平原。穆萨还补充说：“基地组织的目的是在萨赫勒地区建立一个大本营。”[13]萨赫勒指的是撒哈拉沙漠南沿一条宽广的半沙漠地带，跨越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迹象表明，寻求向外发展的塞莱菲耶宣教与圣战组织已经渗透到了欧洲。早在15年前阿内战爆发时，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逃往欧洲，寻求庇护。现在，该组织利用这些人在欧洲的发展网络，有可能危及阿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安全。五、穆兄会势力的急剧上升伊拯被取缔后，阿尔及利亚陷入了连年内战，稳定局势、遏制恐怖暴力成为摆在当局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一方面，阿军警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武装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阿政权又与反对党对话，试图孤立伊拯及其支持者，摆脱国内政治危机。1994年1月，最高国务委员会卸任，泽鲁阿勒被任命为“过渡时期”总统，奉行“毫无例外地与所有放弃暴力的政党合作”的方针，同包括狱中的伊拯领导人在内的一切反对派人士举行谈判，并开始陆续释放该组织的领导人。同年8月，泽鲁阿勒同5个政党举行对话，呼吁各党派参与政治进程，筹备大选。次年11月，泽鲁阿勒在大选中获胜，成为阿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其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从1996年4月开始，泽鲁阿勒政权进一步扩大了对话范围，收到了明显成效。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首次全国和解会议召开，38个政党和组织签署了《全国和解政纲》，终于使阿国内局势逐步趋向稳定。[7]451-4571999年4月，阿尔及利亚提前举行第二次总统大选，获得军方支持的前外长布特弗利卡以73.79%的得票率当选。布特弗利卡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国内和平与安定。1999年9月，《全民和解法》在全民公投中通过。2005年9月，阿尔及利亚再次组织全民公投，通过了《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上述法令对恐怖团伙起到了有效的威慑、分化和瓦解作用，不少恐怖分子弃械投诚，阿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布特弗利卡政权稳步推行政治、经济的有序改革，以期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泽鲁阿勒和布特弗利卡政权恢复国内和平的策略，为相对稳健、避免与世俗政权发生直接冲突的阿穆兄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阿穆兄会势力是由平行的两派组成的。一派由马赫福德·纳赫纳赫领导，主张与穆兄会国际组织保持关系，被称为“国际派”。1976年，纳赫纳赫被捕入狱后，穆兄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倒向了1974年在君士坦丁大学成立的伊斯兰组织，该组织由阿卜杜拉·贾巴拉领导，虽然也接受穆兄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但反对隶属于穆兄会国际组织，坚持走“本土化”的道路。贾巴拉派因此被称为“本土派”。1987年协会法颁布以后，穆兄会纳赫纳赫派注册成立了改革与指导协会，而贾巴拉派则成立了伊斯兰复兴协会，两人正式分道扬镳。1989年3月，伊拯在阿政坛异军突起后，其激进的主张和非凡的煽动力，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穆兄会的追随者，伊拯一时成了阿伊斯兰阵营的代言人，穆兄会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即便如此，穆兄会仍坚持其相对温和、稳健的立场，公开拒绝加入具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倾向的伊拯。1991年，纳赫纳赫派成立了伊斯兰社会运动（其阿文缩写音译为“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哈马斯同音），而贾巴拉派则成立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两大穆兄会组织分别参加议会选举，但选举结果很不理想，败给了立场更为激进的伊拯。直到伊拯被取缔后，阿穆兄会才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在1995年举行的阿尔及利亚首次多党制大选中，纳赫纳赫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这是世界上首位穆兄会领导人参加总统竞选。选举中，他以25.58%的得票率仅次于当选总统泽鲁阿勒。日，阿尔及利亚全民公决通过修宪草案，禁止各政党以宗教名义从事政治活动。1997年4月，伊斯兰社会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分别更名为和平社会运动和复兴运动，在政党名称中删除了“伊斯兰”字样，表面上淡化了这两个组织的宗教色彩。在同年6月5日举行的首次多党制议会选举中，和平社会运动赢得了14.8%的选票，在总共38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占据69个议席，一跃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派，仅次于占156席的全国民主联盟。此后，由于该党与世俗政权的合作立场，引起了伊斯兰激进阵营的不满，民意支持率有所下降。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和平社会运动仅获得7.05%的选票，在议会中获38个席位，退居第四大党派。复兴运动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也赢得了8.72%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据了34个席位。1998年至1999年间，复兴运动内部因是否支持布特弗利卡竞选总统发生分裂，贾巴拉失去了对该党的控制权。1999年1月，贾巴拉从复兴运动中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了民族改革运动，原复兴运动由哈比卜·埃达米领导。贾巴拉拒绝与世俗政权合作的强硬立场使复兴运动中的一些强硬派纷纷倒向新成立的民族改革运动。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改革运动赢得了10.08%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据了34个席位，超越了他的老对手和平社会运动，也沉重打击了复兴运动。复兴运动在此次选举中仅获得3.58%的选票和1个议席。[14]阿穆兄会的两大派别并不存在重大理论分歧，两派同属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宗教政党，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实行多党制，支持全国和解，尊重宪法和法律，既倡导伊斯兰化，也主张民主、共和、轮流执政和提高妇女地位，鼓励推进私有化、努力解决失业和住房等问题。但两派在政治上存在分歧，纳赫纳赫派主张参政，自1995年以来，便加入了内阁；而贾巴拉派立场相对强硬，拒绝与世俗政权合作。日，和平社会运动的历史领导人纳赫纳赫逝世，该组织遭受巨大损失。同年8月8日，和平社会运动选举产生了新领导人艾布杰尔·苏尔坦尼，1994年9月曾险遭极端分子暗杀，1997年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六、结语从20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历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迎合了当地穆斯林朴素的宗教情感，在阿国内已经根深蒂固，特别在阿社会下层民众中已赢得了较广泛支持。从伊拯的昙花一现、到阿国内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的猖獗一时、再到穆兄会势力的重新崛起，可以看出，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推翻世俗政权的奋斗目标一直未变，其指导思想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斗争手段却据形势需要而作了灵活选择。在暴力手段失败后，现阶段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主要选择和平方式寻求与世俗政权实现阶段性共存。因此，可以肯定，阿世俗政权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之间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复杂的过程。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双方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是阿世俗政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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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tries to follow the growth trail of Algeria’s Islamic fundamentalist forces by analyzing their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Key Words Islamic F Islamic Salvation F Muslim B Al Qaeda
基督教没有“原教旨主义”
基督教没有“原教旨主义”手机UC新闻日20点21分国际版一条新闻题为“凶手或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说的是前一天挪威发生的造成近百人遇害的两起恐怖袭击案。该文引“环球网记者李亮”的报道，第一段这样说：“挪威奥斯陆两起袭击案的凶犯已经被捕。据挪威警方称，这位32岁的挪威本地男子持右翼的政治观点，曾为收集化肥制造炸弹而经营1个农场。他也可能是1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最后一段说：“法新社7月23日则称，一位挪威警察称安德斯是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最后括号内的署名是“编辑：谭伟”。读了以上内容，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什么都可以“借用”，连“原教旨主义”这个伊斯兰教的专有名词，也可以套用在基督教的身上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是所有基督徒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里我要强调：这个生造的词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究竟始于何时？何人所创？我们都没法细考了，只因我首先看到该报道，所以本文就直接对着它说。“原教旨主义”原指以霍梅尼为代表人物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也可能仅是什叶派的一部分），意即不能认同伊斯兰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友好，故要回到伊斯兰教原来的教旨里面去，他们大举宣传伊斯兰教的原教旨，反对基督教，反对西化，同时也反对包括佛教在内的拜偶像的宗教。故此，像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伊斯兰教国家，也成为他们所厌恶、歧视甚至憎恨的。本来，反对归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既是伊斯兰教徒，宣传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也好像是情理之中，但问题是，他们的“原教旨主义”是教导他们些什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也许因为这样，不少阿拉伯国家才走向温和的亲西方立场；当然也有经济利益的关系）。原教旨主义者近乎疯狂地大肆发表政治谬论，从霍梅尼到内贾德，常常说出让全世界都反感的慌话，但他们的信从者却如痴如醉地吹捧、赞扬。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下面，出自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就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令人望而生畏。所以，911事件发生后，各国都发生歧视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的事件，就连中国也发生过航空公司拒绝穆斯林登机的事。我们也还清楚记得，1992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库尔德人流离失所，在被政府军杀害、驱赶的同时，幸存的人向西迁移，那时，西面的土耳其原本与萨达姆政权交恶，按想他们应该会帮助那些可怜的库尔德人，接纳他们到土耳其境内避难；可事实却是，他们不但没有接纳他们，反而派军队监视，拒绝他们入境，有时，土耳其军甚至越境打劫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初时实在不理解，后来1个名词的出现，令我们恍然大悟：什叶派！——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与霍梅尼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同1个派系。而当时，伊拉克人的信仰，大体上都属于相对温和的逊尼派。由此看来，“原教旨主义”是臭名昭著的，它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矛盾的怂恿者。在基督教神学史上，从来没有“原教旨主义”这个词。若按字义解释，“原教旨”就是指（任何宗教）最原本、最原始的教义；“原教旨主义”就是倡导这个原始教义的。若是这么说，它就不属某一宗教所独有，而是所有宗教都可能拥有的。但是，由于它已经被霍梅尼为代表的人物沾污了，它已经成为宗教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谁还愿意把这件脏衣服往自己身上套呢？所以我强调：基督教没有“原教旨主义”。16世纪由马丁路德开头的宗教改革，本义也是回到基督教原本的教义中去，所以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进行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由于所追求的目标是回归圣经，所以“宗教改革”这个名词其实还用得不对，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宗教还原”、“宗教复原”。不过已经叫了500年了，大家也习惯了，再加上“改革”本身没有贬义的成分，所以我们还是认同“宗教改革”这个叫法的。在这里，是不是说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就是倡导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我想，如果在当时就这么说，也许还行得通，可是现在就行不通了，因为上面说过，这个名词已经被沾污了。我们的宗教改革，提倡的是回归圣经，回归圣经使我们更加温和，更加以爱处世，一点都没有恐怖主义的成分。所以，我们的回归圣经是对全教会以至全人类都是有益的。在近代史上，明眼人都明白，基督教从来就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基督教提倡以爱的精神来改造世界，基督教给世界各地带来文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和睦友爱。因为基督徒知道，我们的家在天上。所以基督徒为了更多的罪人能悔改归主，一同得着天家福份，基督徒能忍人之不能忍，能爱人之所不爱，能谦卑服事，能真正奉献而不求回报。这就是基督教原本教义所要求的。这是1个大爱无疆的荣美境界，可千万别跟“原教旨主义”这个恐怖主义代名词挂钩。至于上面所引，那新闻网站所说，那个凶手可能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说此话者若不是对基督教存有偏见，就是严重的无见识。就像我上面说的，基督教不能有这个词，即使有，基督教的“原教旨”（暂且迁就代用）也是好的，讲的是信、望、爱。那个名叫安德斯的凶手一定不是基督徒！今日有许多人挂着基督徒的名号，其实心里并没有相信主耶稣的道；有的更是被不良分子所利用，或者是心理变态，他们曲解圣经，编造做坏事的理由。无疑，有基督徒的名号而做出恐怖袭击事件的人，应该属于后者。历史上只有假冒基督教名号搞分裂斗争或恐怖事件的事，但是那些事的发动者很快就被全世界的正统的基督教会指出他们的假冒，如美国的摩门教、中国的东方闪电，等等。基督教会洁身自爱，以宣传主耶稣基督救赎罪人的福音为己任，宣讲“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主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路6：32-33）很清楚，基督徒不能只满足爱那爱我们的人，而应该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能没有爱。认识基督教的原委，也就不会像那位警察一样说出那么没见识的话
（请特别留意上面引用文章，不是记者说的，记者只是引用而已）。说这样话的警察不详加思考，随便套用1个词，没理会到他一句轻率的话会给基督教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试剖析他说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汇时，他自己是怎么理解的：1，他以为像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一样，基督教也存在1个“原教旨主义”，同样是憎恨异教人士，搞恐怖袭击；2，在他的心目中，早已把“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等同，所以他其实要说的是“基督教恐怖主义”。可是基督教有恐怖主义吗？没有！但问题是，有的人不加以追究，就以讹传讹，如果基督徒不加以纠正，“原教旨主义”这个劣质名词不久就真的会使用在基督教身上，进而使教外人以为基督教也有像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样的恐怖主义组织，那时就很不好了。但我们更加相信，上帝掌管着一切。即使这个名词流传开来，也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虽然明白这道理，却也不可坐视不理，基督徒应该尽一点力，阻止它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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