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让制造业回归”
感恩节(每年11月第四个周四)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40名服装工人在一家洛杉矶罗斯服饰厂直销店前游行示威。46岁的基洛斯(MaribeliaQuiroz)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市中心为罗斯服饰厂的一个承包商制作女士衬衫，每周工作长达60小时，收入仅为300美元，没有加班费，远不及加利福尼亚州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老板可以随时解雇任何要求加薪的人。”基洛斯说。尽管罗斯服饰厂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的零售商遵守劳动法，但联邦官员认为，基洛斯的工资反映了南加州地下服装行业的典型现状。厂商往往大量雇用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非法移民;采取计件工资制，比如，装个袖子8美分，贴个标签14美分;工人的工作车间往往充满灰尘并且不通风。如果说南加州服装业是美国服装制造业的一个缩影，那么，背后则是美国服装制造业岗位流失的现实。即便如此低廉的工资仍旧不能让厂商满意，所以，近年来，美国服装制造商将大部分岗位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越南、孟加拉国。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中心南加州，工作岗位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万多人下降到去年的4.6万人。即使留在美国本土的服装厂商，成本也必须向海外制作商靠拢，以获得在美国市场上更大的竞争力。这也是基洛斯们收入如此之低的原因。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成功地在多个民主党票仓州险胜之时，“铁锈地带”(RustBelt)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视线。“铁锈地带”喻指美国东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区的传统工业州，包括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等。这些地区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心脏地带，比如，俄亥俄州的钢铁炼油业、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冶金焦炭业都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骄傲。但是随着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兴起，尤其在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州不仅在产业上急剧下行“生出铁锈”，还在人口上迅速萎缩。工作岗位的丢失和10年不涨的工资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焦虑感。那么，特朗普的胜选在多大程度上能兑现“让制造业回归”、“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承诺?约1/3制造业工人失业今年70多岁的哈里·摩赛(HarryMoser)见证了美国制造业的变迁。他的祖父曾在胜家(Singer)缝纫厂设在新泽西州的港口城市伊丽莎白的工厂里当工人。这家工厂从1863年就在该市运营。作为胜家缝纫机公司的第一家量产工厂，其生产的胜家缝纫机曾经利用伊丽莎白市的地理优势行销全世界。摩赛的父亲在同一家胜家缝纫机工厂里当经理。摩赛曾经以为自己也会像祖父和父亲那样在这家工厂里工作一生，但是1982年2月，胜家缝纫机决定关闭这家曾拥有无数第一的工厂，把缝纫机生产线转往成本更低的海外。而且公司总部也从纽约搬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田纳西州。虽然没有如愿进入胜家，但并不妨碍摩赛进入制造业工作。与许多老一代制造业工作者往往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一样，摩赛2010年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名为GF机械方案的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25年，最后以公司主席身份退休。亲历了美国制造业由繁荣走向萧条的过程，现在，摩赛成了主张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Initiative的创始人兼主席。“到今年10月31日，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口仅剩1225.8万人。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数字稍好点，因为有些制造业公司把自己的信息技术部门、运输部门以及财务部门算作其他产业。”摩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美国制造业在1979年达到顶峰，当时有1900万从业人口。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口从1979年后就逐步下降，在2000年之前，约为1700万~1800万。但在年的10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从1730万急速下跌到1150万。虽然随后的经济复苏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出现恢复，增加了近80万个岗位，但是自2000年至今的16年中，美国制造业还是损失了超过500万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步的是制造业岗位数量占美国就业总数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创造了美国24%的就业岗位，随着美国人口的上升，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19%。到200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至13%。今年全美只有8%的就业者还在从事制造业行业。自由贸易的冲击美国制造业岗位之所以急剧流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摩赛认为，是国际贸易导致美国工人丢了饭碗，进口的制成品多了，对“美国制造”的需求也就少了。“美国进口货物的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从2008年以来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赤字就几乎没有下降，而美国GDP从2008年以来已经增长不少了。”摩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历史数据，1990年以来，除了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美国进口减少，从而导致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赤字下降外，在其他年份，这一贸易赤字几乎逐年上升，赤字占GDP比重也不断上升。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赤字成为了美国整体贸易赤字上升的主要贡献者。1990年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赤字为649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1.1%。到了2000年，该贸易赤字已经飙升到3172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到3.1%。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数值达到顶峰，为5585亿美元，占GDP的4%。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会(EPI)的报告认为，美国工业制成品贸易赤字的扩大与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在时间上近乎同步，国际贸易应该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主因。更巧合的是，北美贸易自由协定(NAFTA)于1994年生效，与美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赤字开始上升的时间极度吻合，也为国际自由贸易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现状增添了注脚。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国际自由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显而易见，美媒也曾大肆渲染美国工厂迁往海外，造成工人失业、当地服务业萧条，使得整个小镇陷入困顿的故事，但也有专家认为，即使工厂没有迁往海外，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也会失业。“目前，阻碍制造业创造工作岗位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包，而是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德国和中国等工业化国家也正在进行中。我们仅仅处在机器人革命的早期，恐怕无论谁当总统都无法扭转制造业岗位下降的历史趋势。”曼哈顿智库经济和政策分析师吉莱纳斯(NicoleGelinas)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于摩赛而言，即便胜家不关闭位于伊丽莎白市的工厂，恐怕也不需要雇用那么多像他爷爷那样的工匠，通过手工加工缝纫机的零件。如今，自动机床可以高速制造零件，而且只需要很少像他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对机器进行维护。就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而言，以使用自动机床为代表的自动化，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而且信息科技革命蔓延至制造业后，业务流程更加优化，库存管理日趋合理，这些应用虽然没有直接使机器代替工人的生产，但是也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但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告诉选民：“整个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关键就是欣欣向荣的制造业。但是在数十年的错误领导下，美国从被人嫉妒的世界制造业火车头变成了迅速去工业化的国家。”美国媒体也不时造势渲染：美国的产业工人在16年中减少了超过1/3.但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并没有下降。美国国会研究室(CRS)今年4月发布的《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制造业》报告显示，在2015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6.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6%，比起其他行业，比重大得多。自从1980年以来，尽管制造业就业工人数下降1/3，美国工业制成品贸易赤字不断攀升，但除了那些经济危机的年份，美国制造业的产出还是基本向上增长。减员增产的实现都是依赖科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收入领先，但失落感依旧无论是认为国际自由贸易，还是科技发展导致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专家都赞成，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收入相当不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要比全美平均水平高15%~20%”，摩赛说，“制造业工人还是能得到比服务业更高的工资，但是这个差距在缩小。因为工会明白，如果工资和福利的开支不下来，这些工作岗位就会消失。”吉莱纳斯说。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BLS)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20.5美元/时，与整体平均工资差不多，但是制造业工人的福利明显好过其他行业。如果把福利也算上，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小时的收入为35.1美元，而全美的平均水平是29.6美元。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远远高于美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使不纳入福利考量，美国制造业工人目前平均20.5美元/时的工资水平，也是美国最低工资7.25美元/时的近3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定义，在美国，家庭收入维持在收入中位数67%~200%间的就是中产阶级。以美国2014年的收入为例，家庭年收入在4.2万~12.5万美元的为中产阶级。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劳动部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包括工资和福利)为6.3万美元，在美国中产阶级中属于一般水平。“但是以前制造业工资领先的幅度更高，现在很多有工会保障的高收入制造业工作已经消失了。很多工作从高薪的北方州移到了南方州。”摩赛说。《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制造业》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值目前依旧占全世界制造业的17.2%，远远超过日本、德国，只是同2002年相比，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迅速下滑。那时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28%。更重要的是在201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被中国超过，结束了一个世纪的霸主地位。这次在选举中大爆冷门的“铁锈地带”也是因为相对重要性下降产生的失落感，撬动了政治版图。其实，除去不能独领风骚的失落，“铁锈地带”各州的经济并不差。虽然底特律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但其所在整个密歇根州的人口不仅没有下降，同比还略有上升，尤其是底特律郊外的县人口更是大量增长。整个“铁锈地带”各州的人口也是不断上升，只是增幅不如美国整体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次特朗普意外险胜的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就业率处于全美中上游水平。只是当这些地区的选民回忆起祖辈曾经的辉煌，对比今天虽然不至于民不聊生但倍感碌碌无为的现状，止不住的是深深的失落。他们寄希望于特朗普政府能采取措施，使昔日的荣耀重归。特朗普政府有何对策?特朗普似乎已经在采取行动了。11月17日，特朗普与福特汽车公司CEO比尔·福特通话。福特表示，公司“已意识到税务和监管政策在新政府接管后可能会改变”，决定取消原本将林肯MKC车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的计划。此前，特朗普与苹果公司CEO库克等人就生产线外迁一事进行沟通。“特朗普曾说过要提高进口关税，重新展开贸易谈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加强高技术工人的培训，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开征增值税等，增加高端制造业工人的供给，调整美国企业的成本结构。这样最终能在未来数十年中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带回400万个工作岗位。”摩赛急着要为特朗普政府支招。根据摩赛的调查，低端制造业很难再回流美国了。即便中国、越南等地工人的工资今后出现快速增长，但是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迁回美国依旧在成本上不可想象。而拥有高技术工人的高端制造业，中美两国的工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如果美国政府能对就业岗位回流的公司减税，对工作岗位外包的公司通过征收增值税等办法加税，再加上美国的土地、能源、电力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还是有希望把一部分制造业拉回美国。“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工人工资也不断提高，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会逐步减少。但是需要担心的是，往后美国可能会对印度及非洲等地出现新的贸易逆差，从而影响制造业岗位回归美国。”摩赛说。而吉莱纳斯则对美国新政府可能出台的刺激政策有所保留。“特朗普要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这必然会增加建筑相关的机械、材料等领域的工作机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美国目前有很多基建项目急需进行，这些项目将持续10年以上。但是鉴于工业自动化的大潮，尤其是有些州推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终很难断言从长远来看制造业岗位是否能增加。”吉莱纳斯说，“而且，政府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效果也不见得好。”制图/张逸俊(原标题：特朗普“制造业重返美国”胜算几何)广东广播电台股市广播成立于1993年，是广东省唯一的股市专业，财富动力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股市广播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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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广州揭牌成立，备受海内外关...特朗普绞杀中国制造？
几乎每一年，中国制造面临危机的话题都要老调重弹。但竞争对象无外乎印度、越南、印尼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次，却要把目光投向美国。在前两篇系列专题中，我们详细谈了“税重”的中国给企业造成的沉重负担，现在，由于特朗普的重大减税改革，中国制造业会被美国绞杀吗？本专题为“三问赴美办厂”系列第三篇。
把企业最高所得税从35%减到15%，是非常激进的改革正好还有一个月，特朗普就将宣誓就职。在特朗普竞选时，经济政策核心之一便是大规模减税。毫无疑问，这将是里根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对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的调整先不谈；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特朗普准备将联邦企业最高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并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10%，用于投资经济困难的州。特朗普宣称将把企业最高所得税率降低至15%可以清晰地发现，特朗普减税之目的，是为了给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工作带回美国”。他大选时在铁锈地带(Rust Belt)获得巨大胜利，和此有关，因为“锈带州”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等制造业的凋敝，是白人蓝领失业的核心原因。11月30日，特朗普新任命的候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Steve Mnuchin）表示，他的工作重点将放在通过税收改革，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上。为什么说大幅降税的改革非常激进？因为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效果同样显著。一个显然的问题是，特朗普把企业所得税从35%减到15%，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如何保证？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4.4万亿至5.9万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份报告称，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能降低企业的纳税压力，可以促进投资和增加工作岗位，这无疑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会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倒退。若特朗普的改革成真，受影响的可不止中国把企业最高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幅度非常大。请看下图，降税后的美国，企业最高所得税率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仅比爱尔兰和瑞士高。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企业所得税是否真的会降到15%，目前无法肯定。但减税对特朗普而言，已经势在必行。12月以来，欧洲很多国家已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大规模减税和惩罚性关税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资本可能快速回流美国。特朗普的减税改革对欧洲层面的影响，已经体现在实处。上月，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本届内阁已决定，至2020年将企业税由20%下调至17%；对中国的影响，在曹德旺宣布赴美投资后引爆，就连中国前任税务高官也不否认，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如果美国大幅度减税，就缩小了我们性价比的优势，国内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低端制造业大量回流美国可能性低中国制造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是指玩具、纺织、制鞋、印染、造纸这些低端制造，还是指冰箱、玻璃、汽车、空调这些中端制造，还是指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民用航空这些高端制造？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和高端制造无关，主要指向低端和中端。自2009年开始，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低工资国家迁回美国的报道就屡见报端。但是，请看下图，在年的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子行业就业份额的变化中，增长的是建筑设计、管理、计算机、销售这些，无一和低端制造业有关。年，美国制造业中各类别就业份额的变化，数据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尽管今年以来，山东太阳纸业、中国天源纺织都宣布要在美国建厂，而这些确属低端中国制造，但个例并不能说明低端中国制造回流美国的趋势。相反，可以拿来作为趋势的是下图，越南纺织、布料和成衣出口的增势迅猛，在去年已经和中国相差无几。1995年至2015年，中国和越南纺织、布料出口份额变化，数据来源：FT中文网从总体上看，即便中国、越南等地工人的工资今后出现快速增长，即便美国大幅减税，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回美国依旧在成本上不可想象。低端制造业更可能流向东南亚、南亚等地。有人试图以“中国企业2016年上半年在美投资近290亿美元，打破历史记录”，来说明中国制造向美国回流。实际情况是，这些投资包括万达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包括阿里巴巴入股美国团购鼻祖Groupon。这些投资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没有关系，更和大众理解中的低端制造业抛弃中国赴美办厂没有关系。从2007年到2015年，这8年间，美国以外商投资和制造业回流的方式，增加的全部就业岗位，区区25万个，不及一个郑州富士康。过去8年，因为制造业回流给美国带来的工作岗位只有25万个 数据来源：《金融时报》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存在可能，中国跟随减税，是唯一选择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工信部在2015年的表态非常中肯：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而2017年的新形势是，由于特朗普要大幅减税，可能会对一些中端制造业品类是否留在中国产生动摇，因为相比低端制造业，他们并不用雇佣数量多且价格昂贵的美国蓝领工人。如果工信部在今年年末表态，或许应该这么说：发达国家中高端制造回流与低收入国家争夺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能否成为现实，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目前非常有争议，也需要时间观察。就以曹德旺为例，他赴美办厂背后，有两个背景被媒体忽略了：1，曹德旺不仅投资了美国，也投资了俄罗斯；2，2014年，福耀玻璃收购了一家通用汽车的老工厂，在美投资玻璃厂是收购汽车公司的配套措施，是“汽车玻璃跟着汽车走”。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但是，不管美国制造业能不能实现回流，多大程度回流，跟随美国减税，降低中国制造业成本，都是唯一可选的选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不只是美国。正如“双向挤压”论所说的，在中高端制造业，有我们的老对手――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低端制造业，也面临着越南、印尼和印度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三问赴美办厂”系列第一篇：“三问赴美办厂”系列第二篇：
对中国制造业时刻保有危机意识是件好事；自身没有动力改革，由外部环境逼着改革，也是件不错的事；呼吁减税，降低中国企业负担，更是件必须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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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和讯名家
　　较为低廉的能源电力等资源成本、特朗普声称的大幅减税政策、美元持续升值的加成效应……近期广受关注的福耀在美设厂话题，似乎一夜之间让中企赴美投资充满想象力和操作空间。
　　笔者参加了10月份福耀玻璃(600660)美国俄亥俄工厂、也是全球最大单体汽车玻璃工厂的竣工仪式，也曾拜访过多家美国市场的中资企业，从笔者了解到的信息看，受法律环境、文化差异、中美关系等诸多因素影响，中企投资美国远不如想象中那样美，中企入美之前都应该审慎评估、理性决策。
　　文&&|&&了望智库驻纽约研究员王乃水
　　1.福耀案例难复制
　　福耀案例具有一定特殊性，大部分其他中企恐怕难以推广复制。一是福耀在美投资不会遭遇本土企业竞争阻力。据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介绍，在福耀于2014年收购美国PPG公司浮法玻璃生产线后，美国本土汽车玻璃生产行业几乎就成为一片空白，福耀在美建厂堪称填补美国汽车产业空白。
　　二是福耀俄亥俄工厂已成为当地汽车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曹德旺说，福耀俄亥俄工厂位于美国汽车工业走廊的核心地段，周边有数家全球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俄亥俄工厂的地缘优势将使福耀成为完善美国汽车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事实上，本次福耀在美投资设厂本身就是应美国通用汽车邀请而设。
　　三是汽车玻璃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福耀玻璃美国公司副总经理王俊铭说，电力和天然气是生产浮法汽车玻璃的两种重要原材料，而这两种原材料美国的价格都明显低于国内，这会在成本上给福耀玻璃带来较大的独特优势，其他行业企业很难具备同样优势。
　　四是福耀国际化发展需要。目前福耀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商（按实际出货量算已排名第一），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为更好服务全球客户，福耀具有进行全球化生产布局的现实需求。
　　即便如此，福耀俄亥俄工厂也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人工成本压力较大。据福耀估算，美国蓝领工人成本大概是国内八倍，目前俄亥俄工厂已雇佣工人超过2000人。二是当地工人对汽车玻璃行业并不熟悉，简单培训后上岗的生产效率尚难以和国内工厂相比。三是工会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潜在风险。目前福耀俄亥俄工厂尚未成立工会，在10月份的竣工仪式上，一位政府官员在发言时已经敦促福耀成立工会，是否成立工会将对福耀俄亥俄工厂未来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包括工会等在内的中美企业文化差异会带来怎样的挑战也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市场层面挑战重重
　　在此之前，在美国亚拉巴马州投资设厂的铜管生产企业中国金龙集团，经历了投资初期的风光后便曾遭遇包括工会等在内的企业文化磨合之痛。当然，福耀和金龙并不具备完全可比性，不同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和人才储备差异很大，但毫无疑问的是，工会等企业文化差异问题会成为很多在美中企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绕不开的话题。
　　美国中国总商会的《2016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在美经营的中企所面临的人力成本问题非常突出。许多以价格为优势的公司都反映文化差异等客观因素给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带来了挑战。
　　近几年中企对美投资增长迅速，但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并不高。根据我国商务部数据，近几年我国对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仅占约二成，而服务业投资流量、存量均超七成。服务业大量涉及东道国法律、文化融合等问题，企业需要拥有强大"软实力"才能胜任。
　　法律环境是很多中企在美经营面临的另外一大挑战。比亚迪(002594)副总裁、美国分公司总经理李珂的说法是，美国是全世界律师最多的国家，法律意识已经融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家在法律风险方面没有任何准备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很容易成为"阻击"对象。中企在进军美国之前，一定要有会遭遇法律诉讼的认识和觉悟。
　　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宝钢美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萌也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但也十分复杂，中企容易在劳务、环保、生产安全防护、知识产权等方面遭遇法律纠纷。
　　3.政府层面限制多多
　　除了市场层面的种种挑战，在政府层面，美国对中企的种种限制和制约也不容忽视。很多在美经营中企的一大感受是美国的政策是公开、透明的，美国市场注重按规则办事，但在公开透明的掩护之下，美国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其实也同样未加掩饰，反而某种程度上因所谓的公开透明而被忽视。
　　美国政界经常用对华贸易逆差攻击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却从不提美国枉顾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则、一直坚持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进行管制，且不说美国消费者从中获得的巨大实惠。而在贸易逆差掩护下，美国频繁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301、337等花样繁多的贸易救济措施。就在12月初，美国又拒不承认根据15年前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国理应自动获得的市场经济地位。
　　近几年，伴随着中企对美投资的迅速升温，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熟知，因为根据2016年CFIUS公布的报告，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遭遇该机构审查最多的国家。
　　美国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继介绍，CFIUS从设立之初便有其特殊性。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信息透明的社会，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法律却赋予了CFIUS可以凭不公开信息否决外国投资的权力。一旦进入最终调查环节，企业是十分被动的。
　　此外，以各种各样的监管为名，美国监管机构对包括中企在内外资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向来不手软。以金融行业为例，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以违反"反洗钱"规定为名，通过所谓长臂管辖权，先后对荷兰ING、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巴黎银行等十多家银行处以了数百亿美元的罚款，其中近期对德意志银行的巨额罚单，一度引发德意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的市场担忧。近几年，伴随着中资银行在美业务的不断扩张，已经开始有中资银行遭遇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警告或罚款。
　　4.特朗普成最大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美国大选中胜出后，其一贯声称的"美国优先"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等，也让未来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被很多人认为可以较好发挥中美比较优势互补性的基建领域，中企的投资机会也并不乐观。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总裁袁宁的现身说法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几乎都属于政府公共工程，都有政府资金介入，而非政府资金介入项目的都会有一系列的限制条件，比如购买美国法、完全公开竞标、企业资质等，对大部分中企而言，要把握这样的投资机会殊为不易。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说，美国市场竞争激烈，还有投资审查等本身一些市场特点，包括中企在内的外国企业在美国绝非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对中国而言，国企往往是比较有实力走出去的企业，而美国恰恰不欢迎国企投资。
　　李珂、万向集团美国公司总裁倪频等均表示，中企赴美投资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否则要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劳动力成本、竞争激烈的陌生环境下取得成功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邓子梁就提醒，中企赴美投资应保持理性，很多中企盲目看重赴美投资进入门槛低，但是却不知后续经营竞争激烈，进入后的生存率并不容乐观。
　　但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市场之一，美国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仍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2016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中资企业对美国总体的商业及投资环境的评价普遍积极或中立，受访企业对美国的创新程度以及商业运作的专业性、透明度和合规性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量到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可以继续"扬长补短"深化各项改革，激发和释放经济新活力。伴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到位，除了国际市场，中国本土市场的未来增长空间，仍然十分值得期待。
　　附文：
　　特朗普能成功喊制造业"回家吃饭"吗？
　　文/新华社记者王凯蕾、孟盈如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完备产业链，是外贸企业的强大后台支撑&&"深圳前海维度新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如是说。他的企业从事纳米玻璃触控技术与高端硬件制造产业。
　　近期,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调整企业所得税、降低制造业成本、引导企业回归的政策引发全球经济体的高度关注。但是，许多制造业内人士都认同,即使面临西方重振制造业的压力,由于产业链、市场等因素，制造业剧烈回流美国的现象很难出现。
　　特朗普吸引制造业"回家吃饭"的减税政策一旦"靴子落地"，也许有可能引发"全球减税竞赛"，但暂不会引发企业"回归潮"。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收已不再是吸引企业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可以从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等方面加以应对，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一、"特朗普减税"如何产生虹吸效应？
　　为增加美国就业岗位，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将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将现行所得税从35%降至15%。除此之外，还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促使大量海外资金回流美国；将工厂迁往他国的美企将面临35%的进口关税，从而提高企业离开美国的财务成本。
　　其实，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方式吸引海外投资&&刺激国内经济活力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的观点是，假设减免税收政策真的成立，大幅度的减税有可能会吸引美国很多出于避税目的出走的企业回归本土。
　　青睐美国减税政策而做出迁移的主要集中在某些行业，比如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等则持观望状态。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的数据也显示和特朗普政策相关行业的股票以及基金有大量资金流入，基建类股票呈上涨趋势。普遍看法是，对于税收比较敏感的企业，可能会在税率降低后回到美国投资。
　　在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看来，减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需多方面考虑。"因为美国可能引流回国的制造业大部分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飞机&&汽车&&半导体等，这一部门主要分布在欧洲和日本。而中国目前和美国想引流回去的产业存在交叉，相对而言是以消费品为主，这一部分美国在成本上没有优势，回归可能性不大。"
　　佛山卡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做研发设计加工于一体的公司，其外销总监就认为，"我们感觉受到的影响比较小。首先，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的设计能力和差异化，这个即使跟美国的同行比我们也不输的。其次，整个环境来说，国际化分工这么久，也不是单靠特朗普调整税收就能马上改变的。"
　　二、中国手中有哪些牌？
　　制造业成本的动态变化一定程度上将促使企业重新评估、选取制造业基地，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发生迁移。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会多重考量，重新调整布局。而中国较低的成本、庞大的技术工人群、便捷的加工、运输、销售这一完整产业链以及其他因素，使得中国在制造业全球布局调整中握有更多的底牌。
　　从内部因素来考虑：
　　第一、人力成本仍然是影响制造业回归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中国庞大的技工群体是美国所不具有的。
　　广东麦斯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做体育用品和运动服装的公司，其负责人就介绍说，"目前美国的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美国人很难再去当工人，制造业的迅速回归不可能。且美国目前人力成本相当高，就像newbalance(新百伦)鞋子，美国制造要比中国制造贵一倍左右，这在批量生产中完全没有价格优势。"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过几十年积累，中国的机械水平和工艺水平已经和美国差距越来越小。而且，数量庞大的高水平劳动力也是极具竞争力的一个方面。
　　东莞市瑞泰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结合自身经验认为，在中国相对有优势的行业中，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机械化水平不会比美国低。"在纺织等机械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衣服裁剪等工艺技术水平和已经转移这类产业几十年的美国相比而言更有优势。而且，在纺织原材料成本上美国也没有优势。"
　　珠海三川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就强调，尤其是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制造和机床生产线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而高水平工人群体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也是相关制造业企业布局的战略因素。
　　第三、很多制造业的回归要从零开始，从经验设备技术基础搭建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短期内我国不会受到太大产业抽离的影响。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说："税收减免政策达到言行合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在华设厂企业也会衡量员工、厂房以及生产设备等的投入和获利以及税收是否可以弥补等等的问题，所以制造业回归本质上还是要看企业。是否有必要或者何时迁移要从综合收益角度衡量。"
　　从外部环境来考虑，中国制造完整便捷的产业链&&销售链"比较优势"明显。
　　国际分工和区域产业链的秩序不会被特朗普的税收政策突然打破平衡。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其背后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不是所得税下调可以弥补的。
　　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决定是否投资需要综合考虑外汇管制、金融、市场体系劳动力、宗教文化等因素。很多企业家都告诉笔者，企业选择将制造厂或代工厂设立在中国并非只因其廉价的劳动力，它依赖的更是产业链、销售链中多项业务大致在同一地区开展进行。
　　在美国重新建厂可谓不容易也不经济。如果要制造业回归美国的话，特朗普需要搬回去的是整个产业链，而不是单独的公司，需要太多人的协作和前期投入，仅仅税收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如何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成本竞争力的变化对全球运营的制造企业战略布局影响巨大。我国可以做的很多，把握机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达国家巨大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人口红利也在消失。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获得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产业自动化水平，加强相关机械化的创新研发，真正实现"中国智造"很关键。
　　其次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相关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应该立足于服务企业，与企业保持沟通，减少企业经营困难并给予软&&硬件的配套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李健说，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一旦产生，就不可能轻易转移。低端制造业对税收&&人力成本的敏感度比较高，但配合高端制造的产业链不可能轻易转移，只要我国妥善应对，不断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完全有能力应对西方的"复兴制造业"潮流。
　　再次是进一步降税减费，尤其要大力清理"乱费"。广东税务系统一位资深人士曾经告诉笔者，美国在中国企业大多是大型企业，不少是高新技术企业，税率已维持在15%左右，即使美国减税，这些企业马上撤回去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国政府部门高效的服务能力和不断提升的营商环境，正吸引海内外企业踊跃前来投资。"
　　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走访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看到的情况是，国家法定征收的税收负担是企业可以承受的，企业烦的是那些潜藏在各种法定税收背后的"乱费"。比如征收了多年的堤围防护费&&仍旧在收的工会费&&残疾就业保障金等，名目繁多，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降低费用，让企业轻装上阵。
　　此外，刘斌还认为，特朗普减税政策其实是把双刃剑。&&"如果减税政策真的靴子落地，美国制造业抽离的同时会为中国市场空出很大空间。在中国制造业水平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增强自身实力，布局更多国内的市场，扩大内需，增强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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