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概况　　　　抗战八年，共有4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几乎参加了抗战中的所有大型战役，数十万人战死沙场。但其装备、补给乃至医疗条件，比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军队要差得多。　　为避免嫡系部队遭裁减，且为民族前途计，刘湘积极申请出川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何应钦正奉命在川康整军，裁减川军。一者，为避免其嫡系部队被裁减，二者，为抗日之民族大计，刘湘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川杀敌。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备召开国防会议。刘湘发言明确反对蒋介石以消灭地方势力为目的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公开宣布：“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为调川军出川作战，刘湘召集高级幕僚筹商多日，决定将川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由刘湘统一指挥：第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41、45、47三个军（均非刘系部队）；第23集团军，司令刘湘自兼，以唐式遵为副司令，辖21、23两个军和三个独立旅〔全属刘湘嫡系）。为避免川军被分散瓦解，出川前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点要求：“不分割川军建制，并由自己整个的统一指挥；各留三分之一的部队驻守原防；对出川抗战部队的装备、武器要作必需的补充。”蒋一一承诺。因为担心“我的部队已大半开赴前方，我自己不去看照，恐将会被蒋慢慢吃光”，刘湘胃肠病此时虽已很严重，但仍然坚持亲赴前线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刘湘还特别叮咛邓、孙：“川军出去，一定不让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军和全集团军集中才渡河；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　　川军出川后即被分散处置；出川前所承诺的武器、装备，也未能到位　　但事情并不如刘湘所愿，川军出川后，迅速被打散：41、45军调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李家钰的第47军调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杨森的第20军则调往淞沪战场。刘湘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刘湘出川前所要求的武器、装备补充，也未能到位。据时任第22集团军第41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胡临聪回忆，当时川军装备极差：“当时各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简陋，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阳造，更因使用已久，质量太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搬不开枪机，有的枪上连刺刀也没有。至于轻重机枪，其数极微，每师多则十余挺，少则数挺而已。火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装备方面，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其所赴之地，则系气候多寒的黄河附近地区，真是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而川军薪晌待遇仅及“中央军”的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川军“有个别的旅团长以为中央已答应配换和补充武器，就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提留起来，作为自己失败后‘重起炉灶’的后路；更有拿废枪换好枪，迳自私运回家，以致一连之中，仅有一两只枪打得响者。至于机关枪一项，一个团或一个旅才有两三挺；手榴弹每兵只有三四颗；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还是靠‘背插一把大砍刀’，一切作战配属都没有（如医药、救护、兵站、补给……）。”（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然而当川军到达西安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并让他们找阎锡山。阎锡山则推诿说：因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所以在太原实无办法，拒绝补充。结果仅送了山西造的轻机枪20挺给第41军作为礼物了事。　　川军在山西：被零星分割成以营为单位投入战场；后勤不足伤兵被大量遗弃在战场　　川军第22集团军进入山西后的情况，与刘湘设想的“必待川军全部集中才参加作战”完全不同。川军“搭乘同蒲路的火车（窄轨），其装载情况，与陇海路完全两样。原来一列车（准轨）至少可以装载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现在一个团就须分两列车来载运，遂使部队刚一进人战场，就被零星分割为以营为单位了。由于日军猛扑晋东，娘子关方面吃紧。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兹急不暇择，就把一个还在行军纵列中的第四十一军，拿来分割逐次使用。”（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加上“当时各军师连作战地区的军用地图也没有一张，通信器材亦极缺乏……敌从何来、番号是什么、兵力有多少，有没有配合作战的部队，归谁指挥等，都不清楚。”（《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入晋抗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5-678）致使川军不但对敌我态势不明，就是自己所属部队的位置和行动也不明白。加上川军武器装备与日军相差实在太大，因此战场形势一片混乱。混乱的程度从第124师第370旅第739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团部和第一营（营长蔡征）搭乘的列车，半夜到达榆次，就又被拦着给予作战任务……此时团的另外两个营，还阻滞在下一趟北开的列车中。团部除了一部有线电话机外，什么通信器材也没有，向上级请示不可能。……吕团长即率团部和第一营占领阵地，连夜赶筑急造工事。由于士兵随身携带的工作器具太少、太劣，而这一带地质又是土少石多，官兵们虽然挖了一个通宵，工事还是不够使用条件。凌晨八点左右……敌人的炮击开始了。待到敌兵冲近我方阵地时，我们即靠手榴弹的威力打击敌人。但我位置一暴露，又成敌炮火的集射目标。两个钟头后，前线的官兵就冒着敌机的轰袭，退下来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　　更悲惨的是，由于后勤不足，川军的死伤士兵无法得到救治，甚至粮食都成问题：“第41军虽然参加了晋东的几次战斗，只因各师、旅、团，都是以平常行军的态势，进人战场，都没有配属战时卫生部队（如绷带所、担架队……），故在战斗中，凡负轻伤、能行动者，就血淋淋地自个儿往后走；凡重伤、或轻伤而不能行动者，多遗弃阵地、或留置阵地后方的临时收容所，任敌杀戮，弃尸于野，只有待敌去后，靠当地人民出面掩埋尸体。……又如第三七二旅在平定的西郊附近作战时，先将辎重（官兵的随身被盖卷等等）放于平定，战斗中负伤的官兵，即送入城内。由于城里军民已逃避一空，伤兵无人接运，只好满城搁置。晚间全旅撤退，数百名重伤官兵，见被遗弃，齐声痛呼：‘唉！连长！营长！团长！旅长！我们都是四川人啊，跟着您走了这么远，就忍心把我们这样丢下吗）？’‘唉！弟兄们！我们是同着来打国战的哟！带了伤，就不管了吗？’‘天呀！打国战就这样打的呀！”泪随声迸，凄厉难闻！其中有的恐落人敌手，于部队去后就急寻自尽的。当时在行进队伍中的士兵们，睹景生情，边走边哭，甚有痛哭失声者，也有义愤填膺，大骂；’‘狗日的xxx，这一下好吃空缺了！’翌日敌军入城，还是见人一刺刀，屠杀尽净。还有一件事：因为部队没有配属兵站，一入战场，就缺粮食，官兵生活，虽靠当地人民支持，但亦类于征发，因而影响军纪甚大。长途行军，连餐不得食，弄得官兵饥疲不堪。据第七三一团副团长张则荪说：‘我在转进时，硬是饿得住，过榆次，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连冷豆腐也得不到一块了。’”（雷云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抗战在山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679-690）但阎锡山在总结战役时，却屡屡指责川军作战不力、军纪太坏，闭口不谈川军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川军在淞沪：杨森的第20军以劣势装备打出异常惨烈的好成绩　　1937年9月，川军第20军在杨森的率领下开赴上海参战。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也最差。据何聘儒回忆：第20军26师装备是“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但就是以如此装备，26师成为淞沪战役中战绩最优的五个师之一，此足以显示川军之英勇。该师官兵在淞沪战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10月15日，八0四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　　20军的其他部队的战斗同样惨烈，据第20军第124师第805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回忆说：“当然我团的伤亡也很大。说来真是骇人听闻，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集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作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名官兵，其中很多还是轻伤未离队的。”（胡忆初《川军第一三四师在南翔战斗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530）　　川军在台儿庄：李宗仁说“若无（川军）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　　《正者无敌》剧中最后一仗，是为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的川军滕县保卫战。此战的重要性可从李宗仁的评价中看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此战之惨烈，剧中已予以充分展现，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进攻滕县的“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李宗仁语）。而一入晋便兵败如山倒的川军第22集团军面对比之前更强的敌人却能在保卫滕县中一战成名，据李宗仁的理解，这是他摒弃门户之见的效果：“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阎锡山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我问邓锡侯、孙震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困难要我代为解决的。邓、孙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即拨给新枪500枝，每军各得250枝。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大军出发前，我并亲临训话。举出诸葛武侯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李宗仁《光辉的序幕战》，《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川军此次战斗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据张宣武回忆说：“这天夜里从临城开来一列军车，装有粮、弹。特别是手榴弹很充足，它成为守城战斗中最得力的武器，东关和城墙上的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每箱50颗）。”（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另外，滕县老百姓也积极配合川军守城，“当敌军围城之口，民众自动协助军队抬沙、挖壕，在猛烈敌火之下，帮助军队运送伤员，故民众伤亡亦不在少数。尤可感者，当敌军完全占领县城以后，一部零星官兵无法突围，都化妆潜伏居民家中，俟敌军搜索完了再设法护送归队。王铭章遗尸城郊，由民众私下掩埋并暗立标记，后闻我军在徐州收容，又于夜间挖出，间道抬到徐州……民气之激昂，与对真能抗战者之爱戴可见一斑。”（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4师参谋长何仲伟《第四十一军参加徐州会战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P740-742）“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部少校副官鲁福庆，于18日上午在城内巷战为敌所俘，日寇把他和其他被俘的官兵二三十人，一齐拉到西南城墙外的沙滩上，当活靶用刺刀练习劈刺，把他们戳死。入暮之后，附近的老乡们前往收尸掩埋时，发现鲁福庆尚有一丝气息，就悄悄地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为他治疗创伤。一二七师陈离师长负伤后，也是多亏当地的老乡们予以掩护和护送始得脱险。”（张宣武《悲壮之役亲历记》，《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　　战争后期：川军自认杂牌队伍，是配角，抗战积极性消磨殆尽　　日，刘湘病逝，川军失去主心骨，后逐渐被拆分，然后边缘化，无论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还是奖惩，更无法与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相比。抗战中后期，川军的抗战热情也被中国军队内部的这种不公消磨殆尽，消极情绪开始滋生，在后期的大型战役中川军表现平平，远不如初期出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抗战初期，李家钰的47军颇具战斗力，特别是东阳关之战和固守长治城战时表现不俗。然而，据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张仲雷回忆，到了抗战后期，李家钰对抗战变得消极：“一九四四年春的豫中会战中，李家钰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开会说：‘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1942年秋，陈铁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摘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张仲雷《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82）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致使其不愿采纳部下多个主动阻击的策略，最后在战败西逃过程中被伪装成百姓的日军击中，当场殒命。　　八年抗战，总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战，为国捐躯者26.3万余人　　八年抗战中，川军除第22、23集团军外，还有两批川军出川抗战，分别是：第29集团军王攒绪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辖两个军，第36集团军李家钰总司令辖两个军和李宗鉴旅长的独立第35旅。抗战八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在40万人以上（不包括以后各部队自行补充数）。川军三期出兵抗战，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几乎全部大的会战。川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6）在抗战中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李家钰等川军高级将领殉国。川军参加的重要战役有：　　抗战中川军参战各主要战役一览表　　战名 　　主要地区 　　参战川军及指挥官 　　会战时间 　　备注 　　淞沪会战 　　上海大场陈家行 　　第二十军、四十三军，指挥杨森、郭汝栋 　　-11.9 　　太原会战 　　娘子关、忻门 　　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邓锡侯 　　～11.9 　　广德、泗安之战 　　广德、泗安 　　第二十三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潘文华 　　～11.30 　　11月30日，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职 　　安庆之战 　　安庆 　　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官杨森 　　～ 　　徐州会战 　　滕县 　　第二十七、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杨森、孙震 　　～6.12 　　4月17日师长王铭章在滕县壮烈牺牲 　　武汉会战 　　武汉 　　第二十二、二十七、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三军二十六师，指挥官孙震、杨森、杨绍宗、刘雨卿 　　～10.25 　　武宁战役 　　武宁 　　第二十、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1939.3 　　南昌会战 　　南昌 　　第三十集团军、二十六师，指挥官王陵基、刘雨卿 　　~3.29 　　襄樊战役 　　襄樊 　　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9.4 　　中条山之战 　　平陆县 　　第四十七军，指挥官李家钰 　　 　　随枣会战 　　随县、枣阳 　　第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孙震、王瓒绪 　　～5.20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10.6 　　枣宜会战 　　枣阳、宜城、宜昌 　　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6.18 　　晋南之战 　　茅津渡 　　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 　　～5.30 　　第二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10.8 　　马当之战 　　马当 　　第二十一军，指挥官陈万仞 　　～10.13 　　上高之战 　　上高 　　第三十集团军，指挥官王陵基 　　～3.31 　　第三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二十七、三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 　　豫南之战 　　信阳 　　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2.10 　　浙赣会战 　　金华、上饶、横峰、贵溪、鹰潭 　　第二十三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 　　～8.3 　　鄂西会战 　　沙市、宜昌、新安、石门 　　第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 　　～6.21 　　石门、慈利之战 　　石门、慈利 　　第二十九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 　　 　　11月20日，师长许国璋为国牺牲在畲田坪 　　常德会战 　　常德 　　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军，指挥官王瓒绪、杨汉域 　　～12.17 　　豫中会战 　　洛阳、渑池 　　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 　　～6.19 　　5月21日，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牺牲在陕县秦家坡 　　长衡会战 　　长沙、衡阳 　　第二十七、二十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8.8 　　桂柳会战 　　桂林、柳州 　　第二十军，指挥官杨汉域 　　～12.14 　　独山战役 　　独山 　　第二十军，指挥官杨汉域、杨森 　　～12.8 　　豫西、鄂北会战 　　襄阳、老河口 　　第二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5.1 　　四川还为抗战贡献了兵员和劳役各300万，所出钱、粮亦居全国之首　　40万川军只是川人抗战贡献的一小部分，此外，四川为抗战贡献的兵役劳役、粮食、税收等也是全国最多的。抗战中由于兵员损失严重，各地兵员征集任务随之加重。8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征兵320万，占1/5强。四川壮丁不仅总量大，且作战勇敢，遂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但川人也受尽国军抓壮丁之苦。为避免兵役，有的人忍痛割手指、挖眼睛；有的家庭青年被抓壮丁，老幼穷愁致死；有的为交免役费倾家荡产。彭县复兴乡万胜、麒麟两村的村民为了避免兵役，先后自断手指的有32人。1943年6月，四川宜宾县征集新兵考察报告称：“各乡‘愚民’，畏惧充兵。每遇征兵之际，常有以重碘或石碳酸等药擦入眼内，使其盲肿装病瞎；或有用巴豆擦拭下部，使其溃烂，伪装花柳；或有以刀斩断右手食指，以石、虫伤其筋骨致成残废……”。（《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73-474页）　　此外，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滇、川黔、川湘、滇缅等交通路，前后从四川征工总计在250万人以上。全川又新建空军基地33处，前后征工攻击90万人。两项合计征工在340万人以上。（金振声《四川人民对八年抗战的贡献述略》）　　不仅是出人，四川为抗战出钱也最多。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八年抗战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川军出川抗战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结语　　诚如日的《新华日报》所说：“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责任的……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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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佩服川军，，打了半壁江山，，，　　很鄙视东北军，跑的比谁都快，　　天天还喊东北纯爷们，纯你妹
　　是在不行，就投八路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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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军咱不羡慕，因为咱有湘军。咱湖南人，恰得苦，霸得蛮，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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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对于我国侵略而发动的事变，可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惨重的后果。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但是也有着很明显的不同。七七事变是日本对于中国整个国家的蓄谋，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对于中国东北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图片九一八事变发生于号，可以说与七七事变都是因为发生的日期而得名的，在这一点上面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但是九一八事变则相对而言较为微弱，不如七七事变那么影响着全中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想要占领整个东北的阴谋计划，但是却拉开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对于七七事变有着十分鲜明的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便开始了极度的恶化，同时也滋长了日本对于侵略中国的野心，一步一步导致了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即导致了后来的七七事变的发生。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人民则是展现了十分鲜明的爱国情怀，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而言是国耻，而七七事变也是中国一个国耻，在我国的国家共同利益上面也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都是我国的国耻，都是源于我国的软弱才会面临着日本的欺压，这也是对于中国民众的觉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于我国爱国之情的一次重大的考量。 七七事变结果 七七事变又被人称为是卢沟桥事变，可以说七七事变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和历史地位，那么在七七事变中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七七事变历史图片七七事变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日本军队以少敌多成功地占领了中国的宛平城，而中国军队也进行了誓死抗争，最终也收复了永定河东岸失地，但是我国第二十九军也是损伤过大，可以说在这场事变中我国是迅速地惨败的。七七事变的间接结果便是导致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的全面爆发，并且造成了十分重大的伤害。七七事变结果可以说是十分惨痛的，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宛平城守卫军第二十九军可以说是经过了誓死的守卫，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日本军队，在七七事变中，中国可以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与此同时也激起了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因而七七事变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开端。七七事变中，我国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是经过了殊死搏斗，有一个连只剩下四个人，其余人都已壮烈牺牲。而日本军队则是开始了十分血腥的大规模的作战计划，七七事变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开始。七七事变结果是十分重大的，无论是从直接还是间接来说，都是无比沉重的，七七事变的失败只能说是一时的失败，同时激起的保家卫国的雄心也是成功之处，在七七事变中，我国国民革命军用自己的生命始终捍卫着祖国的尊严，而日本军队则开始了更加血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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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奉献所有！ 抗战中川军民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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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民族战争大后方的主要基地，无论兵源、粮源都是全国之冠。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全国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因此，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是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地区，四川的损失和牺牲极为惨重，但四川人民冒着空袭的威胁，仍坚持生产，支援抗战。日本投降后，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中指出，五千万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对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一、四川是抗战后方主要的兵源补充基地四川是最早出兵抗日的省份之一，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就电告蒋介石，表示愿率川军出川抗战，并通电全国，主张全国总动员，同心一德，共赴国难。同时川军将领纷纷表示愿率所部参加作战。9月1日川军先头部队即分三路出发奔赴抗日战场。先后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计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豫中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之战，长沙三次会战，独山之战等大小战役近30次。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上 ，都有身穿粗布单衣，足登草鞋，肩背竹斗笠和大刀的川军健儿的身影。他们与装备精良的敌军相战，虽然奋不顾身，英勇冲杀，但损失和牺牲是很惨重的。（抗战时期川军死字旗）抗战八年中，四川先后出兵参加抗战的部队计有七个集团军，12个军，27个师，共出兵3025000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战场，以身殉国者达263991人，负伤者356267人，失踪者26025人，共计646283人。据国民政府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战死、负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3200000人，川军为64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20·20%。1944年湘桂战役失利，举国震动。在这紧急关头，国民政府急于组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四川立即掀起知识青年自愿参军的热潮，参军人数达4万余人，也是全国之冠。此外，国民政府还不断在四川各地紧急征兵300万。在当时抗日战场作战部队中，川军的出征数量最多，占全国征募入伍多人的21·53%，即在全国出征军中，每十人中就有两个川军，以致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然而，这体制运行起来就出现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是不思进取，既然要建立一个凝固的体制，那么一切变革就都是要被排斥的，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在明清进入一个黑暗时代(清朝也不自觉的继承了明朝的这一理想)。第二是儒者在得到这个好的条件之后，展示了他们丑恶的一面 -- 他们的贪婪，虚伪，不忠暴露无遗，丝毫不因为他们是自诩为道德化身的儒者而有丝毫不同。明朝的溃烂，最集中的体现在这些儒者出身的官员身上，而个别儒者的气节，又往往浪费在皇上的爸爸该怎么称呼这类对国家毫无用处的地方。明朝的失败，证明了儒家只能代表一种理想，在现实问题面前，老夫子们一败涂地。
　　如此高昂投资， 是不是值得？在已工作的留学生中，50.7%的人表示，所做与所学对口，这一指标要比国内大学生的就业高得多，但即便如此， 目前在国内工作的留学生对工作满意者仅11.8%，在海外工作的留学生满意度则要高得多，达到43.2%，但是考虑到目前在海外工作的留学生主要从事计算机、机械和化学等专业，在国内的工作机会和薪酬也比较有竞争力。（民工拉着沉重的混凝土碾子正在修筑新津机场跑道。朗朗天空中一架美军双引擎飞机正在降落）二、四川是战时军需物质的主要基地沿海城市及武汉沦陷后，华北、华东的军工厂，大多集中迁往重庆地区，致使重庆成为战时军工生产的中心。这些内迁的兵工厂，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下，经过调整和改组，尽可能实行了专业化生产，形成了新的兵工生产体系。在重庆地区的主要有第一兵工厂（原汉阳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迫击炮弹。第二兵工厂（原汉阳火药厂）生产各类枪弹发射药及化工产品。第三兵工厂（原上海炼钢厂的一部分）从事机械修配及工兵器材制造。第十兵工厂（原南京炮兵技术研究所）生产步兵炮弹。第十一兵工厂（原巩县兵工厂）生产步枪子弹。第二十一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生产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82毫米迫击炮、中正式及汉阳式步枪。第二十五兵工厂（原珠江兵工厂之枪弹厂）生产7·5毫米枪弹、木柄手榴弹。第三十兵工厂（原济南兵工厂）生产木柄手榴弹，27式掷榴弹掷弹筒、缓燃导火线。第四十兵工厂（原广西兵工厂）生产79毫米机枪弹、82迫击炮弹。第五十兵工厂（原广东第二兵工厂）生产60、150毫米迫击炮、弹，野炮弹及山炮弹。集中在重庆地区的这些兵工企业（包括少数民营厂）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据统计每年制造手榴弹300多万枚，迫击炮弹80万发，枪弹500万发，飞机炸弹7万余发。自太原失守后，前方所需武器，基本上由重庆地区生产提供，保证了抗战军需。为满足战时军工生产的需要，重庆地区新建和扩建钢铁厂36家，抗战前重庆只有磁器口一家钢铁厂。据《战时后方冶金工业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大后方有钢铁骨干企业12家，四川占十家，其中重庆占9家，云南有两家。据1945年统计数字，重庆钢铁产量达到41192吨，约占全国钢产量的三分之二。以1940年与1937年相比，四川生鐡产量约增加3倍，粗钢增加2·5倍。能源方面的煤炭、石油、电力亦相应得到发展，煤炭生产增加16倍，石油增加13倍，据统计，战时四川电力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年发电量2·6亿度，居战时全国第一位，这些都为抗战时期保证军工和民用的需要，起到重大作用。
三、四川是抗战时期粮源的主要基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四川负担起前线抗日将士和大后方民众粮食供应的重任。而此时的四川，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公务人员、难民、流亡、以及内迁工厂企业的职工不断拥入，四川人口骤增。至1940年四川省积粮早尽，粮食供应已很困难，粮价不断上涨。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收实物，从9月16日开征至12月止全川征购粮食1100余万市石，完成征购总额的90%以上，至1942年2月底止，已征粮1330余万市石，超过原1200万市石的11%，实物征收及实际征收数，四川均为全国第一。1941年据粮食部统计，全国21省实征实购粮食共计5430余万市石，四川实征、实购粮食各为678万市石，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以后逐年增加，除征收、征购外，还加征借、派募等名目加重负担。从1941年征收实物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三分之一。田赋年年增加，主要落在四川农民头上，而农村的青壮年又大多参军离乡，完成这样高额的田赋，农民都节衣缩食积极交纳。正如四川一位老农所说，庄稼欠收，他们是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他们缴纳公粮是为了支持抗战。他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无粮吃不饱，虽有命也不能拼，只要能打胜仗，驱逐日本鬼子，我们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这朴实的语言，充分表露了中国农民不愿做亡国奴，而愿忍饥挨饿也要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同时，各种税收、捐献，其最大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抗战期中全国财政支出为14640余亿元，四川负担44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四川担负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左右。四、努力增产节约，支持抗战抗战时期，四川空袭不断，特别是重庆地区的工矿企业是日机空袭的重点目标，许多工厂都是厂房机器被炸，们日夜抢修，又恢复生产。为加紧生产，大多数工厂都是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在安全设备极差，空袭不断，工资低而物价又疯漲的情况下，工人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为抗战加紧生产。除上述军工、钢铁、煤炭和电力，年年增产外，军需民的食盐、酒精、棉纱、肥皂、机制纸等都年年增产。重庆较集中的机器棉纺业，年生产棉布19万匹，还动员了近6万台铁木织机，生产圡布，供应了大部分军用民用布匹。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成都、重庆两地的水电工人，不顾安危，随炸随修，始终保持水电供应。 多次受到政府和和防空部门的嘉奖。 & & & & & &在水运方面，广大川航工人更是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战时抢运工作。当时入四川的唯一通道是靠水运，民生公司出力最大，功不可没。民生公司有轮船135只，职工7000余人，他们是舍死忘生地参加了抢运物资和难民的工作。从1937年至1942年，运送川军到抗日前线达200多万人，运送政府入川物品40万吨以上，抢运兵工器材物资近17万吨，军用辎重26万吨，民营内迁企业设备9万吨。运送难民、伤兵、流亡师生、公务人员共16余万人。他们在日机的轰炸和扫射下，抢运物资和人员中，有116名职工殉难，61人伤残，20多艘轮船、驳船被炸沉炸坏。还有上千只木船也投入物资抢运，更见艰苦危险，入川全是逆水行舟，船工全靠手足触地拉纤爬行，还要不时遭受日机的袭击。1938年1月集中在武汉的41家民营工厂迁重庆时，川江水浅轮船过不去，全用木船850只，要过72处险滩，船工们千辛万苦拉纤爬行，把机器物资运送到重庆，据当时交通方面的统计，1944年川江木船达16436艘，广布全省各水运航线，载重量达266600吨，在抢运物资，疏散人口，运转人民必需品等，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和贡献。广大四川职工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避艰险，努力工作，充分表现了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五、百万民工抢修军用飞机场和国际交通线路1943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缘于“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并选定在大后方的成都地区，修建一批轰炸机场和驱逐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因此，修建这批飞机场就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业最紧急的任务。1943年12月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成都地区修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个轰炸机机场，扩建或新建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黄田坝）、德阳、华阳等五个驱逐机机场。因为时间紧迫，工程浩大，先后动员了150余万民工，日夜投入抢修。新津机场是美军当时现代化设备机场，是B－29型轰炸机的主要基地，B－29型轰炸机号称超级空中堡垒，是专为轰炸日本设计的。仅跑道就比一般机场要大大加宽加长，工程质量要求也十分严格。这次扩建抢修，紧急动员华阳、崇庆、大邑等22县的民工，计20余万人参加。修机场所需石方，全靠民工肩挑运送，肩挑时间过久，常常出现双肩红肿以致肉破血流。土方工程也同样艰巨，全部土方在100万立方米以上，挖土工具是锄头，运输仍靠扁担，撮箕等原始工具。民工们听说机场是用来美国飞机起飞轰炸日本的，非常振奋，他们说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流汗修建军用机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少民工出于爱国热情，主动要求参加。仅参加修建机场的郫县民工达12223人，工作热情很高，成绩十分显著，但工程时间紧，强度大，生活又艰苦，两个月内先后死亡27人，伤残4人，他们不仅劳累，还和前方抗敌战士一样流血伤亡。
四大机场先后完工后，日，美军空中堡垒B－26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地区起飞，轰炸日本八幡的制铁炼钢基地，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和打击。随机美国记者罗伯德（Robert）当天晚上在重庆大厦的报告中 说“八幡为日本钢铁工业之中心，所生产钢铁占全国钢铁总量的五分之一，其所有炼钢炉占全国67%，轰炸该地之重要，于此可见。“同时盛赞中国民工，他说这次抢修机场“人力之大，为二千年前修筑长城以来的仅见”“所有之机场均有若干层（石基）由中国农民双手造成。”从此以后，美军轰炸机都从成都地区机场起飞，不断对日本进行轰炸，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适应抗日需要，1938年国民政府决定赶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大公路，要四川加紧完成川境内部分。1938年8月开始修筑汉渝公路，这是重庆经四川东北与陕西相连的重要通道。1940年前，重庆通往越南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路，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就成为重庆通往国际的唯一交通线，也是我国接受国际援助军事物资的补给线。可见赶修四川滇公路的重要和紧迫。修筑四大公路在四川部分，先后于1940年完工通车，仅修川陕、川滇两条公路，先后征用民工250万人。当时修路技术和设备都很落后，大多使用錾子，工程十分艰巨。民工们不计报酬，日夜赶修，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从滇缅公路和西北国际运输线路两大国际通道，载运了大量美、英和苏联的援华物资，对维持大后方的经济，改善和充实抗战军备，都起到重要作用。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12月13日は濃霧の朝であった。西側を脱出南 下する支那軍第74軍と退路遮断のために北上する第六師団45連隊主力との交戦で始まった。深夜のうちに南京城内にすでに日本軍は入城しており、勝ちは決 しているが、脱出する6千人の攻撃は熾烈である。第11中隊が撃破すると将兵はちりぢりに逃走した。”(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45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6000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炙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不管信不信，卫生间可能是内向的人最好的朋友了，当然同样的好朋友还有去复印材料或是送文件的路上，当然还有下楼买杯咖啡等等。你得允许自己在工作的一天当中有几次充电的机会。心理学家安娜认为：“作为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你可能会不太适应接连不断的会议和连续不停的谈话。所以你得主动去寻找能够离开办公室的机会，哪怕只是绕着办公楼走一圈，这样你才能整理好思路，在下个会议开始之前给自己加满油。”（被日军轰炸死的军民）六、承受日机大轰炸的灾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航空部队即重点转移为攻击我后方战略基地，四川是抗战大后方主要战略基地，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点之重。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六年中日本空军不断对四川进行轰炸，涉及全川61市县，其中空袭成渝两市次数最多，损失和牺牲也最为惨重。重庆遭受日机空袭计72次，其中震惊全国的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月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日日机夜袭重庆，造成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8月无6小时间断的”疲劳轰炸“等，损失最为惨重。
　　信息通常不涉及情感、价值、期望与认知，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可以排列、储存和复制。而沟通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但不能完全依赖，对于沟通者来说，信息过多过少都可能造成阻碍，一定要经过自身的处理才能有效利用，达到预期效果。成都是四川省会，遭受日机轰炸的强度仅次于重庆，从日至1944年10月止，五年中日机空袭成都共24次。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是日，日机80架分三批对成都进行连续轰炸，损失最惨重。日机空袭四川长达六年之久，一次起动 飞机竟达190架，轰炸频率高达六小时无间隔，造成四川人民生命财产极大损失，其中以重庆损失最为惨重。1940年5月，日本统帅部采取大规模空中进攻“101号作战”的战略行动，企图迅速解决中日战争。5至9月，竟对重庆进行了2020架次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其强暴残忍，无以复加。但始终未达到挫败我抗战意志的目的。在敌机六年空袭中，四川死亡人数达22519人，伤26010人。前方将士在战斗中流血牺牲，大后方四川人民在日机空袭中，也同样流血牺牲，其伤亡人数并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伤亡损失。其次，空袭中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大致归为两项：（1）被炸毁的共233600间，衣物器皿不计其数，牲畜2100余只，粮食34700余市石，田园80余亩，树木18200株，各种车辆200余辆，木船3500余艘，轮船20余卜二艘，现金余元，以上各项共损失125665万元，若以1945年物价指数折算，应为万元。（2）被炸伤亡人员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共计2420余万元。如以1945年物价指数折算，应为1260561万元。两项合计应为万元。这只限于各市县上报的材料，实际损失更大。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四川人民的血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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