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 导 之 春—赵忠贤院士专访
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赵忠贤院士简历]赵忠贤，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学部咨询委员会主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超导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忠贤1941年生于辽宁新民。1959年考入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1964年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低温与超导研究。1974年-197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76年，赵忠贤开始从事高温超导电性研究。1983年，开始研究氧化物超导体及重费米子超导性。1984年-1986年初，在美国艾姆斯实验室等作访问学者。 1987年那场争分夺秒的超导竞赛中，赵忠贤小组在极端落后的实验条件下，夜以继日的工作，其研究成果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世界性的荣誉。1987年早春，赵忠贤与同事们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首先发现起始转变温度48.6K的锶镧铜氧系材料和钡镧铜氧70K超导迹象，震动了世界。同年2月20日，赵忠贤小组首先发现起始转变温度100K以上超导体。 1987年赵忠贤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赵忠贤院士曾获1986年度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1988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年陈嘉庚基金会物质科学奖，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2年获首届"王丹萍科学奖金"。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超 导 之 春
赵忠贤院士访谈录
(刘志峰) 刘：赵院士，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请接受基金会主席张上游教授的问候。 赵：谢谢。 ***寒窗苦读，跺脚取暖***刘：您1959年进入建校仅仅一年的科大，当时为什么报考科大？ 赵：当时科大招生简章保密，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我正好在中学副校长办公桌上看到了科大的介绍。 因为当时班里开会说我反对卫生大跃进。所谓卫生大跃进，就是除四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麻雀已经平反），这是好事，我不反对。但快考大学了，街道上老头老太太还在搞，还要学校乐队去捧场，我不想去，最后顾全大局还是去了，回来之后说了几句风凉话。我操行就变成了"良"，"良"就不能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些好学校。我觉得莫名其妙，挺不服气，就去找老师谈。这时我在桌上看到科大的材料，于是请示能不能看，老师说看吧。科大招生简章封面很吸引人，对中学生来说内容也很诱人：大师级的科学家都在科大做系主任或者教授，而且科大是科学院办的。我就报了科大。老师觉得我学习成绩挺好，人也挺好，为了操行是"良"不能上好学校也很遗憾，就把我操行又改成了"优"。那句反对卫生大跃进的话也就去掉了，我运气很好，也就考上了。如果我操行不是优，或者没有看到介绍，或许我报的不是科大，当然看到科大招生简章后，比较起来，当然是科大最好。 刘：您在科大的日子，科大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当时给您上课的都有那些大师。他们的课程都给您留下来什么印象？ 赵：一是已故的张宗燧先生，他统计物理的讲得很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跟国内另外一个权威有不同的看法，对大学生来说，课上得好，又和大牌的人有不同看法，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二是咱们的老校长严济慈先生，他把电动力学、普通物理的电学和电磁学结合在一块讲；此外还有教量子力学的朱洪元先生、及钱临照先生、教数学的曾肯成先生。曾先生虽然名气不如前面三位大，但教得很好。他们在自己领域里面都是一流的学者。 刘：您提到严老校长。您在科大的五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当时在北京也没有暖气，听说严老上课时，大家想给他开个电炉取暖被拒绝，因为想节约用电。你们物质生活上的是不是很困难？ 赵：我不了解其他学校，我们基本不去其他学校，功课紧张，交通也不方便。不光没地铁，坐公交车那个钱也舍不得花。从科大来说，主楼刚盖好，没有暖气。严先生上课时，不光技术物理系的人，很多其他年级的人都来听课。教室大概能作五百人，天气冷，他讲课讲到一半时，就跺脚，同学们也跺跺脚取暖，然后继续上课。严先生穿着高级的皮大衣也得脱下去。像张宗燧先生讲课越讲越来劲，一件一件脱下去，因为浑身都是粉笔末。条件是比较苦一点，但是老师热情很高，讲得非常认真。 刘：我知道您在科大毕业前前曾经大病一场，能否请您讲讲您五年的生活？ 赵：不是大病，跟别的也没有关系，是我自找的。我想要学的东西太多，还洗冷水澡（我现在对洗冷水澡的效果表示怀疑，周末还跑得很远的东郊出钱跟人学日文。正好得了慢性阑尾炎，又想不做手术。这样拖着对身体没好处，做了手术之后，我也不够注意，同学来看我时，又从楼上跑到楼下去，没有好好休息。别人一个礼拜出院，我两个礼拜出院。出院之后就得补课，看别人笔记，还没补完，又期末考试，所以累的，有段时间睡得不好，有一次在澡堂还晕了过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刘：当时老师劝您毕业论文可以做得简单一点，但是您还是挑了一个难的方向做？ 赵：倒也不是很难。毕业论文我是在物理所做的。老师就和物理所讲我身体不好，随便给他点东西做做毕业就算了，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我就找了实验室能够做得到的铅铋合金，因为铅铋合金熔点也很低，实验室电炉就能炼。课题组要做一种均匀的磁场，我想结合这个课题，根据自己对超导的那点理解，看能否通过冻结磁场来做到这一点。选了这个题目歪打正着，因为当时看文献也很晚，做完之后看到美国的《Physical Review Letter》有文章，看到之后跟我的工作一样。由于当时通信比较慢，他们做得应该比我更早，这没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压力嘛。当然也没有放纵自己，我还比较满意。 刘：科大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六三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科大校友占了七分之一强，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赵：六三年科大才有毕业生。）我数了一下26位院士中，有20位左右是科大前三届的学生，您认为科大老三届校友如此出色的原因何在？ 赵：有很多原因，因为文化大革命，一代人都没有上完课，分到很多小厂耽误了。我想没有上课多数人受影响，这是主要原因。从能力上来讲，几届的学生区别不大，文革之前入学的学生都很强；从教课来讲，上课情况也差不太多。 刘：98年科大校庆有一项是58级老校友唱校歌《永恒的东风》。主持人说，58级校友唱的校歌是原汁原味的，是郭老校长、吕骥先生亲自教的。对年轻的科大学生，这一幕感人至深。第一代科大校友是后来者心中的传奇和丰碑。很多人把您作为科大第一代校友的杰出代表，您认为原汁原味的科大人应该具有什么特征？现在科大异地办学，您认为汁味还在么？ 赵：第一，说我是第一代校友的杰出代表，我不敢当。各人有不同的领域，做得都很好，我不敢当。 首先，科大办校强调八个字"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这到现在也没错。科大学生念书是不要命的，现在还应该发扬。现在条件好了，要像那么苦的念有点困难。依我看，再苦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念大学不就五年，一咬牙就下来了。 其次，就是我们心里要目标明确和理想，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钱三强先生到科大做过报告，其中讲过苏联卫星上天。郭沫若校长也强调这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中国要发展尖端科学，希望就在我们身上，尽管很多科学家已经再做了，但是我们觉得重任在肩。我们这届学生有些人赶上了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有些赶不上了，比如原子弹，64年就爆炸了。卫星是70年上天的，我自己也参加过几个月的空间模拟实验室的工作，不算参加，摸上了一点边儿。大家使命感很强。 另外，科大教学跟其他高校联系不多。老先生们上课，也不看高教部的教学大纲，他们对大纲具体有什么，不太在意。比如高等数学，58级有几个系是华罗庚先生讲课，华先生觉得年轻人应该了解什么，他就讲什么。讲完之后助教整理一下，他改改，这就是经典的《高等数学》。钱学森先生讲物理力学，中国是没有这个课的，他工作地点特殊，两个年级学生坐车去听。结果就出了一本书《物理力学》。这是其他高校没有的，这些老师讲课都是全力以赴，这些教授那么忙，上课对他们是业余的业余来做，而且全力以赴。学生也有很强的使命感。要是你学不懂，那是本事不行。比如上量子力学，朱洪元先生讲你听不懂？听不懂是你没水平。你还能请谁来讲量子力学能让你听懂，这是大权威。 科大创建情况比较特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比如负责建科大的聂荣臻元帅、陈毅元帅、徐向前元帅、谭震林同志。背后有科学院的领导，张劲夫，郭沫若校长那是不用说，还有国务院周总理都很关心。学生都觉得自己生活苦一点没关系，因为自己重任在肩。 刘：您提到科大的校风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勤奋学习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科大东区还立了一个校风纪念碑：勤奋学习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 赵：这不矛盾，这是校训、校歌里的，学校大礼堂墙上写的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刘：您在科大的时候"不要命的上科大"就流传很广？ 赵：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剑桥岁月***刘：您1974年，文革结束前您就到剑桥进修，您的这段经历媒体关注似乎不多，在这个星辉斑斓的研究圣殿，您感受到什么？而您作别康桥时，中国正百废待兴，是否想过留下来？文革的其他时间，您是否受到了冲击？ 赵：文革时我比较年轻，没有什么冲击，有那么一点点，跟别人比也是小事一桩，生活中的小插曲而已。我在67年2月开始搞国防任务，一直做到1972年。因为国防任务做得很来劲，常常两天不睡觉，一般政治活动对我们很照顾，可不参加。没有其他的事情，有时也参加，不特别花时间。 刘：可以介绍您当时参加的国防任务么？是否保密？ 赵：主要是做小型制冷机，红外、微波方面用的制冷机，虽然和我做的超导没有关系，但是跟低温有点关系。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准备对外开放，派留学生出国。比我们英文好的老先生基本上是五六十岁了。中国要做一些准备。总理负责科学院，我后来听说他要求排些年轻人去国外进修，给八十年代准备人才。我情况比较合适，作为候选人报上去了，就选上了。 我在剑桥时，基本上是早上九点钟去，晚上十点钟回家，呆在实验室，每天如此，做的工作也有新意。（剑桥）给我的贺年片，提到这个工作，也挺满意，工作也在国际会议上报告过。我们当时不让去参加国际会议。（刘：国内不让去？）使馆不让去，离开英国到别的国家不让去，这也可以理解。文章发表比较晚，78年发表，我走了之后一个博士后继续做这件事。 剑桥的经历，在科学选题方面对我是潜移默化的。英国有Morning coffee和afternoon tea。每人一次交五个便士（刘：自己出），对，自己出。我基本上每次都去。我们小组每月都有人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最近进展，各人看看新鲜文章，看完之后在会上讲讲，有兴趣再回去看看，我觉得也挺好。关于回国，我就是希望早点回来，也没有留在那儿的想法，（刘：没有觉得那儿条件更好？）好也要回来，就没有那（留下来的）想法。 刘：您当时的生活费大概很少？ 赵：我回来攒下的生活费就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手表；另外买了一个便携式的盒式录音机，便于学外语，就这么两件财产，别的都没有。 ***犹记超导鏖战酣，英雄不愧赵忠贤***刘：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几乎始终与超导相关，但87年初之前，您一直都默默无闻。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报道称此前您的研究并不如意，也不受领导支持，您是否感到沮丧？ 赵：没有特别的感觉。这种东西年轻人就受不了：自己觉得有用，人家不重视你.那时候虽然心里不高兴，也没关系。反正工资照发，手里也可以做一点事，另外从原则上，探索高温超导体79年也列入了科学院凝聚态物理方面的重点方向，那时属于计划经济，拨款还是能拿到一点钱，虽然条件差，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 刘：87年的超导研究成了一场竞赛，为了实现获得可重现的高温超导材料数据，你们当时是夜以继日的工作，曾经48小时没有休息，能否介绍当时的情况？这场超导竞赛中，您的小组几度领跑，您认为这个团队成功的原因何在？ 赵：我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差，外国的同行都不能理解，我也没法形容。基本的条件液氦可以保证，其他恒温器都很差，只能研究20K以下的问题，温度高了一些很困难。条件差，不是说物理所差，别人有些条件好些，不是别人的设备拿来就可以用。现在（物理所）有很多公共平台，排上队就可以测量。我们除了做材料之外，那时还要重新建立测量系统，现在有些系统还在用，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有效，外国人叫deep system，把杆插下去，就可以测量。也是利用原来的技术基础.，我们原来做的高温超导能超过23K以上的就不错了。 我认为有成功也有后悔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就是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干活比较苦。后悔的地方如果当时国际交流的经验和实验条件能够更好的话，我想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刘：当时国际交流的局限是否表现在出去开会的机会很少，获得国际文献太慢？ 赵：一是比较晚，二是开会还是很难，包括87年之后,美国的March Meeting之后，到了四月份材料会又请我去开会，我根本就没办法去。那时允许出国的经费很少，人家也不理解，现在开国际会议中国人也很多，那时出国是大事。 刘：您提到当时设备很差，现在国家超导实验室的设备是否已经和国际先进相差不多？ 赵：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个别的设备不错。现在问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难。要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你要研究的问题，还要改造自己有特色的设备，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刘：媒体对87年超导材料温度的不断攀升关注较多，请问最近十年您的研究进展如何？您是否看好将来出现真正可用的室温超导材料？ 赵：这十多年有一个过程，我们也想让材料尽快用上去，在应用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基础一点，或者关键技术方面的工作，超导的应用有一个大环境，不是说一家在做好了怎么样，国际上大家都在做。像移动通信地面站的超导滤波器，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是这还有一个市场接受的问题，而且还要便宜可靠。另外其他方面，工业界应用还有要求，光有先进性不够，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探索新材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有的是别人先做，我们很快也做出来，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也有的是我们先做出来，做新材料，从物理角度、应用角度要有意义，瞄准这方面在做。我们做了六十多种新材料，大概有这么一两种物理方面有特殊的性质，至少对了解物理机制方面有启发。超导研究有两方面：应用和机理。我关心应用问题但是我本人不做，我主要做的还是与机理有关的材料研究，特别是单晶做得较好，是世界上做同一种样品的最好单晶的实验室之一。因为现在也开放了，搞机理研究合作交流也很多。有的是比较固定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有临时性的合作研究。最近几年我们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些自己的想法，通过实验上去验证，不断的改进样品质量。机理问题，因为属于强关联的电子系统，有些特殊性，如果做好了，不光对超导，对凝聚态物理也会有影响。但是现在也很困难，虽然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实验结果，但是具体那些是解决机理最关键的实验，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这是很难的工作，但是很有意义。 刘：您谈到最重要的是两点：应用和机理。可以请您解释一下机理具体指什么吗？ 赵：机理就是找到一种微观理论来描述它，为什么在这种材料在这么高的温度出现超导性。 刘：是否由于现在没有很强有力的机理，导致实验有一定的偶然性？ 赵：实验的偶然性，有些有，但是很多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提高认识.一般做的过程中，原来想的和得到的有时会不一样。重要的是结果可靠，对实验的结果做出一定解释，最好能提出概念。至于如何揭示它，这是下一步的事情。 液氮温区超导,当时的思路，有的想得很可笑，但歪打正着。说起来很简单，稀土元素很难分离的，我们用的材料有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商品。也容易想到杂质的影响，当时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比较注意杂质问题，所以就先做出来。反倒独立思维不受外界影响，原创的东西还多。后来文章越来越多，我发现好像有人又走回老路去了。交流是有好处，过去我们长时间跟人家有一段距离，文章看得多了以后，按自己的想法走出自己的路，反倒难了。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小型国际会议，我讲的东西大家觉得很特别。当然不一定对。我相信实验结果在这里摆着，大家可以去分析我们这个想法，讨论这个想法对不对，可以用实验来验证。 ***怒斥妖雾必成灾，愿负全责不居功***刘：您曾经揭露过"水变油"的骗局，但是类似的骗局似乎层出不穷，比如酒变油。你怎样看待这些现象？ 赵：最近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好像也不太大了。这总也免不了吧。中国有，外国也有。水变油事件，不是我带头的，是政协开会时，大家都把名字签在后面，就把前面地方留给我签，他们说你就把你名字签在第一个，我想签就签吧，我不是牵头的，但我同意批评水变油。他自己说说也就算了，造成损失比较大。有些人不懂这些东西，作为科学家不出来说几句话不行。有人后来寄给我的材料，居然还说氢和氧确实变成了碳氢化合物，还有这种话？这种东西有科学常识的人一看就不可信，化学反应怎么能变出碳元素？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批评它，减少损失，对不对？以后再出现这种东西，随着科学素养的提高，要别人相信它甚至投钱在上面，总要有个科学决策。他说归他说去，往里头投钱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如果没有造成损失，说他没有用，如果造成了损失，我要站出来说两句话。批评水变油事件，我名字确实写在第一个，但不是我组织的，是郭正谊先生他们做起来的。打头就是负这个责任嘛，那我就负这个责任，我同意观点，但是功劳不能算在我头上。 刘：您签名时是否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赵：不满？那也总得说实话吧，他不满意也就算了。 刘：周光召院长曾经在科大35、40周年校庆两次提到他看好科大出现大陆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您作为大陆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科大校友，是否看好科大校友获得诺贝尔奖的前景？ 赵：说我是最接近诺贝尔奖，我也承受不起，但是超导这个工作，我们整个研究集体做得还算不错吧，国际上也承认的。因为高温超导拿诺贝尔奖的Muller教授和Bednorz博士，对我们工作也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是我们做得工作还不够，应该做得更好。 至于本土拿诺贝尔奖的问题，我认为要靠水到渠成。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我现在业余做一件事，我们把每年拿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的poster翻译成中文，送中学和大学,放在图书馆里，这也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支持，也得到了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支持，因为印刷需要钱。也参加过91年和99年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我认为能做出诺贝尔奖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科研传统，需要有研究传统的群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探索到更深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得奖多数是年轻人做出的工作，有人得奖年龄很大，但是做出工作时很年轻。虽然是年轻人做出的工作，但我认为还是要老中青结合。老的作用并不在于他本身的研究，而是他创造的环境能让年轻人冒出来。所以周光召主席的早期工作也和诺贝尔奖工作有密切关系，他讲的话是一个期望，是希望年轻人能有原创性的动力，要有献身科学的精神。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大学和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优秀传统，开始创造好的环境，营造这个环境的过程中，包括年纪大和中年人，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年轻人冒出来，我坚信这点:水到渠成，不可阻挡。像穆斯贝尔，在德国战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但靠着德国研究传统，他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有这个成就；像冯.克利钦，也是很年轻时候，置身于一个有传统的环境当中。这些工作出在年轻人头上，所以应该珍惜不排斥年长者的研究群体的这种符合科学规律的环境。 刘：您提到研究环境的营造和研究集体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问题。对科大的环境，您认为是否有由突出的特色或弱点，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取得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赵：科技大学年头也不少了，当然中间受了冲击，搬到合肥去了，迁校后动荡了几年，但是别的学校也受到了冲击。科大位置相对较偏，但现在网络发达，学术上交流不受太大影响，真正要做出有深度的工作，偏远的地方或许还好，只要一门心思做学问。 我这回到西安去，看到一个年轻人，家在北京，但是他喜欢从事的专业，就是研究几万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问题，他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愿意离开北京到那儿去。喜欢研究，努力去做，才能找到一个适合发挥能力的研究环境。我们毕业那时有人宁愿到偏远的地方去，只要专业对口。对于中国科大，我相信领导的期望。虽然并非所有人终身从事研究，但总有一部分要献身科学，应该到研究环境好的地方去。 刘："所系结合，全院办校"是科大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科大的地理位置和多方面的原因，中科院对科大的支持有所弱化，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强科学院和科大的协作关系？除了科学院，科大还应该加强与那些方面的合作？ 赵：所系结合随着科大搬迁弱化了很多，科大已经成熟了，可以自立，当然也需要加强和研究所的关系。 科大的发展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想能不能把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分析清楚，把弱点也分析清楚，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办学特点。因为到科大念书的学生都是尖子，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师资力量方面，有年长的教授，年轻人也在不断地回国工作；跟国外的交流也很密切。不要过分强调不利的地方，要发挥自己特色，照样可以办成很优秀的大学，我认为全国都在重视科教兴国，科大只有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能再创辉煌。 刘：请问您以前是否听说过科大校友基金会？作为科大资深的科大校友，您对校友基金会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赵：我知道，也曾经见过校友基金会的成员，当时在郭沫若校长的故居。也知道校友基金会做了不少的事情。科大从毕业生来说较少，算少数民族，加强互相的沟通和团结，不仅可以为科大也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校友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我们在国内的校友其实也很关心科大，有时也和领导见面谈谈。 校友基金会做得很不错，有效果。科大办学时间很短，其他学校在企业界成功的多，可以捐个楼什么的。我们还需要时间。你们钱用的效果也很好。其实校友活动比较多的大量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出去的人，已经很有成就，但发展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也借这个机会向校友基金会的领导和成员表示我的敬意，也祝愿基金会更加成功！ 刘：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校友基金会的访谈，也谢谢您与校友分享您的成功经历和见解。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赵忠贤院士近影您好，欢迎来到广州分析测试中心科力技术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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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科研长跑40年：“热爱它，热爱它，就是热爱它”
发布日期： 1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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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日，物理学家赵忠贤与屠呦呦一起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研长跑选手，他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物理学家赵忠贤与屠呦呦一起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研长跑选手，他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截图
　　赵忠贤1941年出生，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五十多年来，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他一直从事超导研究，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超导临界温度很低，极其影响超导体的广泛应用。寻找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体，甚至室温超导体，是科学家长期的梦想。公开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项目展示中，对赵忠贤的主要贡献描述是：
　　在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出现过两次高温超导重大突破，赵忠贤及其合作者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即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和发现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
　　上个世纪70年代，赵忠贤等一批年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
接触到了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1986年，科学家柏诺兹与缪勒对铜氧化物超导电性的发现引起了赵忠贤的注意。因多年坚持”结构不稳定性可以导致高临界温度”，他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在Ba-Cu-O中存在可能高达35K超导性”(后获诺贝尔奖)重要意义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1987年2月，赵忠贤及合作者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大大推动了全球高温超导的研究进程。1987年赵忠贤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此奖项。同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标志着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了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舞台。1989年因“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电性的发现”，赵忠贤等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集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长期的坚持和积累，赵忠贤在探索新的高温超导体方面逐渐发展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在具有多种相互作用的四方层状结构的系统中会有高温超导电性”。2008年日本一小组报道了LaFeAsO有26K的超导电性，赵忠贤认识到这一类铁砷化合物(后来被称作“铁基超导体”)很可能是新的高温超导体。基于LaFeAs(O，F)压力效应研究，赵忠贤提出轻稀土元素替代和高温高压的合成方案，带领团队率先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从26K提高到52K，显著超过了40K的麦克米兰极限。很快又合成了绝大多数50K以上的系列铁基超导体，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最高临界温度记录，为确认铁基超导体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提供了重要依据，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这是赵忠贤的第二个主要贡献。
　　2013年，赵忠贤因“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4年，赵忠贤获得2014年度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15年获得国际超导领域重要奖项Matthias奖。
　　赵忠贤坚持高温超导研究40年，同时注重培养人才，积极为年轻人营造良好环境。他曾说：“虽然超导研究的两次热潮我都赶上了，而且也都做出了成绩，但仔细分析我也错过了好多机会。我希望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教训分享给年轻科研工作者，让他们能少走些弯路，取得更大的成绩。”
来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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