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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pdf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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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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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道”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元范畴，是其它美学范畴的基础。道家―道 教皆以求道为己任，以知道为能事，他们在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方面，自不免形 成一种特殊的体系。我们没有看到陶弘景就美学思想发表什么专门的意见，但在 他多方面的活动中，自然贯穿着与道相关联的审美意识，而他在艺术领域的活动 也获得了重要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
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张世英指出，道家以无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使人超脱世俗之羁 绊，复归于本真，实际上是审美意识。他认为审美意识才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 说精神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审美意识的天人合一是诗与思相结合的高级直观，它 不受功利牵绕而又不是不懂功利，它超出道德而又自然地合乎道德，既克服人与 自然的分隔，又克服自己与他人的分隔，如佛教所谓破除“我法二执”： 说得简单通俗一点，审美意识的天人合一，其核心在于感情的真挚，真 正的诗人都是最真挚的人，其活动不是出于应该，而是出于自然的真挚，故 有许多诗哲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1 陶弘景自然逍遥的人生境界 （已于第六章之三论述），实质上就是这种超越 本能欲望、超越知识、超越功利、超越道德意识的审美意识。 所谓自然逍遥的人生境界，主要是以庄子思想为依归的。庄子哲学的一大特 点，是把大自然的 “存在性”建立为价值原则。 《庄子》有云： “朴素而天下莫 能与之争美” （《天道》）， “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刻意》）， “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 （《知北游》）。陶弘景自幼熟读 《庄子》，他一贯追求名教与自 然同一的文化理想。十五岁作 《寻山志》，就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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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天人合一”缓解邻避问题
经过先秦至汉初长时段的思想演化,“天人合一”的观念终于在阴阳家的宇宙图像基础上产生,成为一个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的基础性与核心性的观念,这已成为今天中外学人的共识.“天人合一”就是世俗中的人通过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原理,从而使人间不完善的生活在现世的存在中趋近天的理想世界,并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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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丹道养生网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经常说天人合一，中国人的一切都是合一的，这来源于我们几千年文化思维的积淀。天人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三者合一，不是纯粹的天与人合一。因为我们知道，天不能单独存在，天单独存在就不会有功效。所以，凡是我们讲天的时候，一定包含地在内；讲地的时候，也一定把天包含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到野外郊游，发现以前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写两个字：后土，只要一看到&后土&，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就会马上抬头看它的上面，因为上面一定还有两个字：皇天。没有皇天，怎么会有后土呢？现代人没有这个修养，看到&后土&，就只是看到后土，不会去看&皇天&。中国人，看到天就会想到地，看到地就会想到天，缺一不可；讲道的时候，不会忘记这个道要使用出来才有用，否则是没有用的；谈理想的时候，要知道理想落实了才有意义，否则就只是空谈。可见，我们的思路是合一的。天人怎么能合一在西方人的思想里面，天跟人没法合一，因为他们所谓的天就是God，God就是上帝，而上帝永远高高在上，主宰人类。天是上帝，上帝跟人类当中有一条，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双黄线，是不能超越的，人再伟大，永远只是人，不可能是God，God是唯一的、无可取代的。天人怎么能合一？这也是外国朋友经常问我的问题。他们说：&笑话，天那么高，人怎么能跟它合一？只有你们中国人才做这种梦！&其实，这是他们不了解罢了。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看得见的部分，就有看不见的部分，而往往看不见的部分决定着看得见的部分，很遗憾，这是西方人所不重视的地方，他们太重视眼见为实。在看得见的部分，天跟人永远没有办法合一，要达到这个层面的天人合一，那真是做梦，但是在看不见的部分，天人是合一的。可见，看不见的部分比看得见的部分更重要，功能更大天人在哪里合一天底下只有中国人跟老天爷的关系最友善、最密切。我们从天那里得到很多哲学，这一点都不迷信，因为我们所谓的天就是自然，而非其他的东西。 自然对人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孔子提炼成一个字——仁，仁爱之仁。一句话讲完了，仁就是人与人互动的最基本的东西：道德。孔子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人除了尊重自然之外，还要重视人伦道德。我想，中华文化的中心就在这里了，一个是顺应自然，一个是自我修炼，提高品德修养。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天人在哪里合一？在我们的心中合一。所以，天人合一就是天理跟良心合一，就是说，我们想事情要凭良心。良心从哪里来？从天理来。所以，后来我们把&天理良心&这四个字浓缩成两个字，叫&天良&。中国人只要被人骂说&你这个人没天良&，这个人就会很丢脸，这是很严重的指责，骂一个人没天良，等同于说他完全没有做人的价值。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有天理良心。一个人最要紧就是观念要清楚，观念清楚了，就什么烦恼都没有，观念不清楚，那就什么都烦恼。所以，儒家所讲的反求诸己，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实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求改进。我们一定要天人合一，理想跟实际要合一，所讲的话跟行为要合一，自然跟道德要合一，凭天理良心来走好未来的路。关注人生国学，从这里开启新的旅程！↓↓↓ 点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人生国学(gxc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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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8余英时对“轴心突破”的研究，延续了其师钱穆的思考。《论天人之际》 作者：余英时出版社：中华书局2014年7月定价：58.00　　前不久，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论天人之际》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华文明的探源，他引用雅斯贝尔斯“轴心突破”的概念，梳理了从周初到战国各家各派关于天人合一认识及其演变过程。本报特邀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撰文评述。　　重新认识“天”“人”关系　　每读到人们探求“天人之际”的文字都会有几分敬畏，我是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知道这个词的。这封书信的核心意思也是人事与宿命的挣扎，从中我感受到悲壮。　　历史宿命与个人修为的矛盾是困扰司马迁一生的最大疑问。在“天”“人”交战之中，“人”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因之具有使命感的士人往往会以“尽人事”“听天命”自慰。不过这些应该是《论天人之际》的后话了。　　“天人之际”是汉代用语，先秦则用“天人之分”。如《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有天有人，有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认为弄清“天人之分”是士人立身行事的基础。荀子把它提得更高：“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汉人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用“天人之际”时，更注重“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司马相如的“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全汉文·封禅文》），都是偏重“合”的。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突破”的理论，考察了天、人思想（这也是古人思想意识的核心）从巫文化到诸子文化的演变，论述了两者之“分”，最后归结于“合”。　　汉字中包含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在其产生和流传中常常会发生演变、甚至突变，然而“字”没有变，这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都会关注的问题，“天”“人”也是如此。中国思想变迁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书中说到的中国思想的轴心突破不很“激烈”而较为“温和”也与此有关。　　轴心突破以前的“天”通指鬼神世界，即墨子所谓“祭祀上帝鬼神，而祈福于天”之天。“天”是主宰整个世界的人格神，他是高踞天上的帝王（殷人称这个人格神为“帝”），也像人一样有其好恶，而且这种好恶会支配其行为。因此人们就要通过祭祀、也就是贿赂买得其欢心，使他降福给下土，主持这些事的就是巫。巫是人神之间中介，最早的巫就是部族的领袖，那时神权、王权是一体的。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和事神一套技艺越来越复杂，巫遂由一些专业人士担任，而王仍是众巫之首，因为一般的巫只有沟通神、人的能力，而真正受到上天眷顾仍然是“王”，王之所以是“王”，并非由于众人拥戴，而是上天授命的结果，正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中所说，自上古以来，所有“列辟”（历代诸王）都是“颢穹”（天）“历选”的结果（中国的“选”都是指自上而下的挑选），用现在的话说“天命”是“人王”合法性的来源。“人”亦非单个的人，而是指“人王”。天人之间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关涉国家大事的。　　《尚书·西伯戡黎》写道：西伯（即周文王）征服了商朝的宗亲之国—黎国，商贤臣祖伊非常恐惧（黎国距朝歌很近）、就周的强大和本朝的没落报告纣王说“天既迄我殷命”（上天要收回他的授命了），并揭示其原因就在于纣王与朝政的腐败。纣王不以为然，他满不在乎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我不是有上天的授命吗）意思是上天与我在一起你怕什么呢？无论正方反方都用“天命”说事，这个话语环境就是巫文化背景下的“天人合一”。　　雅斯贝尔斯还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公元前八世纪、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希腊、印度、中国、以色列、波斯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高瞻远瞩哲人，他们在追问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上飞跃。　　中国轴心突破也发生在轴心时代，新兴的士人建构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天”。这是前所未有的精神领域，各派都称之为“道”。人们在仰望上天时出现的是哲学性的理性思维，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与巫文化中原始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人”也从“人王”转换成有自觉意识的士人，到了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人的意义也就越来越普遍化了。“天命”的意义也变了，从上天对王的授命，变成士人自觉秉承的一种使命。这种转变是从孔子开始的，他的一些著名话语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都表明了孔子对承担“天命”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在不断克服个人私欲和勤勉修为基础上的形成的。孔子也常以“克己复礼”“克己服义”“修己以敬”等教育学生和勉励自己，目的是在超现实的秩序中，找到自己应该执行的使命。　　这种精神上的修行，并非儒家所独有，墨派虽然“非儒”，但也强调“修身”，而且是以“仁义”修身。《非儒》中，墨者与儒士辩论，力主“一道术、学业、仁义”，统一这三方面的认识“远施周偏，近以修身”；道家更是强调探求天命、或说向内心找寻“道”。老子强调“修之身，其乃德真”；庄子说“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求道的修行，要把内心打扫得如干干净净的空屋子，阳光自然而至。这些是在轴心突破之后的士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　　“内在超越”为第一要务　　《论天人之际》自然是余英时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他本有《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的论文，这本专著是对第一次突破深入和细密的考察与研究；但作为钱穆先生的高足，这本书也有执行钱先生学术遗嘱之意。在书的第一章《引论》作者介绍了钱穆先生去世前三个月口述《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情景。余英时认为此文可视为其“晚年定论”，文章虽短，但在其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　　《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1991年在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上刊登,在大陆引起持续四五年的讨论。许多名家如李慎之、何家栋、蔡尚思、季羡林、杨振宁等老一辈学人都参与了讨论。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此文引起“正反两面的热烈回响”。话说得比较委婉，实际上是反对的意见比较多。　　许多学者认为“天人合一”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有的甚至讥笑说所谓的“天人合一”从来没有走进过现实生活，鼓吹其能量不过是“一个童话”。　　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只是梳理了从周初到战国各家各派关于天人合一认识及其演变过程，认为“直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国人心灵结构中的核心要素”，推测“它也许正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中国精神世界的众多门户之一”，并没有夸大天人合一的“世界意义”。经历了这次突破，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内在超越”的特色基本上稳定下来。对于士人来说，内在超越就是个人修德，把它视为人生第一要务，这种“内在超越”影响以后的两千多年，至今尚未消失。人们仍然习惯把社会问题归结到“修德”问题，不仅国产的儒家道家如此，就是外来思想一旦中国化以后，都要向这个方面倾斜，这是从佛教传入和后来的西学东渐都不能摆脱的命运。　　“天人合一”与世俗社会　　轴心突破以后怎么样？余英时提醒读者，不要以为经历了这次思想突破，文明马上进入一个更高的思维层面，“前突破时代”传衍下来的旧思维、旧信仰、旧习惯等便自然而然地遭到被淘汰的命运。有意识地与旧思维、旧信仰、旧习惯划清界限只是极少数的精英人士。　　这是熟悉中国思想史的学者都能理解的。例如“天”的观念虽然从人格神的定位中解脱了出来，但“天”的主宰能量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很少弱化；只是士人把“天”更倾向理解为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这种力量仍是人无法控制的，即使努力修德也是枉然。前面提到的《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就质问“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那些干尽坏事的人，生前作威作福，死而寿终正寝。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这些表明抛却鬼神之后，又产生无鬼神之后的问题。　　“天人合一”的正式提出应是董仲舒，他用天的自然属性比附人的生理功能，其目的是使至高无上皇帝有所畏。然而世俗社会权力仍是至高无上的，伯夷的“积仁洁行”，孔子的“七十子之徒”都是在权力面前轰然倒塌的。其实司马迁内心是懂得的，但这也是“缙绅先生难言之”罢，所以才悲愤地归之于历史的宿命。唐代半儒半道的李泌曾对唐德宗说：“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新唐书》卷139）把权力、把帝王的支配力说成“天命”。这就是轴心突破的世俗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操作，天转化为至高无上的皇权。打天下明太祖朱元璋深谙此道。　　冯梦龙《古今谭概·杂志》有《帝王言命》告诉读者什么是天命：　　太祖尝至国子监。有厨人进茶，偶称旨，诏赐冠带。有老生员夜独吟云：“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帝微行适闻之，应声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王学泰还没有开通你的开心账户？使用其他账号登录：
《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之　淺議階級鬥爭
天人合一& &《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三， 共和主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盐”与“镜”　　　& && && && &　共和，　调和政治小鲜（汤锅）的盐阶级斗争　　这是一个认识差异最大、是是非非最多、当前似乎又有点热闹起来了的名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类、这群、定义为阶层、阶级，似乎均可，如是，一万年、也即共产主义所谓无阶级之前，都会有阶级；　　人与人、伙与伙、差异总是存在，矛盾具有普遍性，相争也就有普遍性；　　否认阶级、无视斗争，是鸵鸟藏头沙堆里、是掩着耳朵取铃铛。　　政治领域所说的阶级斗争“是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相互冲突的表现，是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矛盾的基本手段”（见互动百科、百科名片）。显然，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与矛盾具有普遍性哲学意义的阶级斗争不是一个意义。但人们恰恰、常常将二者混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对马克思原著知之甚少，所知均为二手货，不敢妄评伟人。世人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怕也千人千面，各拜各的佛。本文所臧否者，或均为世俗走样异化之成见，与原著、原创者思想、与专家学者精研细究之经典无关）从人们的经济地位划分阶级，这同从肤色、性别上划分白马黑马、公马母马一样，在分类学上无可厚非。由于经济关系、地位不同，同类有同利、会同争，由此产生相同的政治集合，这也有一定普遍性。如果经济利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斗争也就对立、不可调和、会很残酷，只能斗争、甚至暴力、革命、以不择手段为手段。上一、两个世纪的国际社会政治生态，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国家冲突、世界大战，工人阶级（社会下层）觉醒抗争，统治者严酷迫害，抗争的与迫害的国际性形成两大阵营将世界一分为二，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充足依据与营养、增加了火药的分量。而在中国、私有皇权与民权的生死对立，列强侵凌的严酷危机、财富占有分配的巨大悬殊、军阀割据的极度混乱，革命者身上传统恶斗死争的劣质基因，缺乏共和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人权科学的社会环境等等，使这种斗争更加普遍、长期、复杂、反复、残酷。　　想想辛亥革命的壮烈、削平军阀的复杂、四一二的血腥、平均地权的奇伟、站起来的豪迈，前人们的所有作为、无论痛楚或快乐，都有时代的成因，均为历史的共业（或共孽）。　　鄙夷责难，谁有资格？事后诸葛，只增笑话。　　然近两年，　　老百姓阶级斗争之声又起，　　肉食者“文革复辟”警报吓人。　　探寻究竟，正本清源、以史为鉴，避免再交学费，才是正招，很有必要。　　１，不应把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决定阶级属相的粗糙公式绝对化。　　马、毛、刘、彭湃等许多共党领袖们家庭出身与政治信仰对立就是证据。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也有好的一面，就是面对国家、天下、民建构政治学说，讲的是安邦定国、经世济民，其真正践行者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面对的是全民而非哪一特定阶级。　　根据土地多寡划成分，作为平均地权时的依据，尚可；此后一直保持这种称谓，将人们分群定等、恒久政治定位，甚至血缘相传，龙生龙、凤生凤，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则大谬不然。列“黑五类”、搞“管制”，无论什么运动，都要先将其摆出来当成活靶子，触及灵魂触及皮肤，这与封建皇朝的“禁锢”、“株连”、与元朝残暴统治者将老百姓分几个等级没有多少区别，充满着野蛮愚蠢、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２，不应当只用一个视角观察历史、只从一种关系上寻找动因。　　社会生活多姿多彩，事物原因多种多样，不同视角认识或异。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从一个侧面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讲，科学实验、一些实验成功了、一些实验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等语。甚至，好奇、幻想、异想天开，也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因之一，说“一些好奇满足了、一些幻想成真了，这就是历史”，似乎同样成立。理，“人世难逢开口笑、上彊场彼此弯弓月”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总是相辅相成。　　一种场合，说话有侧重可以，但将其绝对化，套用到任何场合，不是辩证法。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人类社会五个阶段，言之有理。换个视角，从权力产生方式着眼划分公推首领、智慧威权懾服、强力夺取、选举（直接、间接）产生社会，从当政者对权力的自我标榜分为权&８，不要把反腐败搞成、逼成阶级斗争。　　当今，官员腐败、执政异化，几近“亡党”、“亡国”程度。　　对腐败有几种不好的态度，　　一为“阶级斗争说”，以腐败论证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也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腐败；　　二为“体制说”，将腐败成因一直推到所谓“毛体制”；　　三为“适度说”，认为其是发展的伴生物，社会上过度反应会“文革复辟”。　　允许“适度的腐败”，与允许“适度的犯罪”何异？　　“适度”的腐败。现在适度吗？　　 现在还不够吗？　　谁来确认“适度”与否？ 民众乎？ 官员乎？腐败烂透的肥官乎？还是未腐想腐正大腐狂腐的饿官乎？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　　　错！&　　　我们自己曾有过不、或不太腐败的记忆。　　　当今世界也非处处皆腐。　　　腐败，近二十年才成为群体性的现象，其越演越烈是不正常状态。其不是改革设计者、推动者的初衷，不是改革拥戴者、动力者的心愿，不是改革开放必然的宿命与代价，而是改革开放出了偏差、是改革开放成果里寄生的害虫，是不成熟的执政者执政的缺失或罪过。　　　勿须讳言，台上不少人、及其吹鼓手，已是腐败者或是腐败寄生虫。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的说道，　　　是“要说自家煤炭白、非说邻居面粉黑”，“自家庭院不干净，便向邻屋泼污秽”的最笨拙、最可笑、的乌贼术。　　　是近年来最赤裸裸的、为腐败、腐官、腐政、最强词夺理、最无耻之尤、最不顾观感、最不怕惹祸的诡辩词。　　　其昭示，腐败，已经到了为所欲为、厚颜无耻、不遮不掩、堂而皇之的地步了！　　　悲乎，中国！醒吧，国人！　　　本人经历过腐和不腐的年代。本人甚至可见证近二、三十年腐败从小到大，从暗到明，从偷偷摸摸到堂而皇之，从个别到普遍，从声名狼藉、人人喊打到竟然有人公然提出“适度腐败”、竟然厚颜无耻地要人民理解的全过程。　　　老百姓会容忍“适度的腐败”吗？　　　否！　　　“体制说”是把现官责任推前朝。　　　体制不是贪腐猖獗的主因。　　　同样的体制。曾经有过“开后门”脸会红的时代。现在呢？当官搞祚才自然，不搞就是另类。　　　曾经有过当“头”的怕群众知晓自己多吃多占，开会要发言、要放炮。现在当下属的生怕“头”不多吃多占。看着、跟着“头”多吃多占、最好是一块做点坏事、丑事，一下子成为自己人，或是许多人的真实用心。　　　过去，腐败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在呢，能腐则腐，只恨自己腐不了。　　　曾经有过以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为荣的社会氛围。现在呢，怕多给白眼：这是多事的瓜娃子。　　　以前的举报、多出于公心，多是一个单位的熟人。现在呢，没有私仇、如失宠的二奶、争官的败将，怕大多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什么时候，下级共产党支部、党组、党委，开始堂而皇之召开会议研究向上“送”、对内“分”？　　　什么时候，“老大”（地方党委书记）对辖区内的贪腐官员从查、捕、判各环节上都实际上行使直接干预与最大、最终决定权。&　　体制，说一样又似乎有差别。　　就算体制一样、似乎人已不一样。不一样的人，事情才两样。　　国民党也曾经青春年少、活力四射，最后贪污腐化成风，基本腐朽，落花流水般去了台湾。　　共产党长时期清廉，近些年贪污腐化愈演愈烈，事必有因，岂是简单“体制”二字轻轻带得过的！　　近代百年，国共两党血火相拼，构建过不同的体制。然而又都在不同体制内经历了清廉有为与腐化堕落的阶段。　　　　简单“体制”二字能说清腐败恶疾的病因？　　轻巧“民主”一法就是中国百年内斗的良药？　　民主是个好东东．可惜百年内斗乃至当今，其似乎都只是战斗的旗帜、攻击的号角、标榜的油彩、好象从来没有显出过清热消火的药效。　　　　　体制不是积木房说拆就拆，说建即建。　　体制的构建许多时候得靠白骨搭建。　　人类社会不应当不断地、无休止地在体制“建”与“拆”中翻烧饼。　　稍有不顺，即推倒体制重来。能这样轻巧？这与曾经“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有何两样？　　现体制内就没有反贪治腐的机制？　　请不要忘记，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原因之一正是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　　请回忆，杀刘青山、张子善时国人如何景仰．　　请再三深思，大跃进、文革，让老百姓吃了那么多的亏，老百姓还是屁颠颠地跟着共产党，其原因难道没有因为共产党人虽然政治上好斗、管制上较严，官风上却比较清廉？　　请想想现在，经济上有成就、生活上大提高，人们骂声却连连，社会危机却显现。原因何在？　　是对宗旨的背离。是主人翁全体缺位。也因过去极左，导致历史大反复。　　而最近几年确实形成了一个以权贵勾联的利益体。　　当下，有人在现体制下不认真治贪反腐，一推、推给体制，自己一干二净，没有一点关联；　　有人自己不廉洁，把原因说成大家如此、大势所然，你不腐败、才是异类怪物；　　有人反腐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却说让我先改革体制。　　世上有那么安逸的玩法？　　所有这些，其目的、其结果，是遮掩不反腐的本质、回避反腐不力的责任，是寻求继续尸位素餐找的借口。　　　体制内，真没有反腐治贪的希望？　　胡说八道！　　翻翻既有宪法、党章、法律，什么地方有容留腐败存活的空间？　　随便那一一条条款，不能置腐败黑恶于死地？　&　　越来越腐， 缘由未能坚持体制中的好东东、真精髓！ 缘由执政者异化而非体制变坏！　　雄心勃勃的政治热心肠，不要满心思中南海、紫禁城，管管身边的黑与恶吧。　　善良可怜的老百姓，莫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盯着你眼皮下的局长科长烂芝麻吧。　　人人喊打，老鼠才不敢过街。　　我们不是有那么一段履行人民权力、正义、正直、捍卫原则、维护公利的主人翁时光吗？　　履行自己的权力、做好随手便可做的事吧！　　莫要坐等天上掉下个不腐败的体制。　　任何体制，离开了真正反腐败的人，都会异化成腐败者的温床与乐园。　　中国不缺骂者而少真做者。　　从反身边具体的腐败开始吧、从自身不腐反腐做起、从最简单、最原始的目标要求起、一步步来吧。　　　侈谈体制，妄言革命、等待变天，会把反腐推得更远、更久、甚至到白头，会把好事搞得变味、很累、很危甚至掉人头。　　　“阶级斗争说”是不负责任在玩火。　　　腐败，于各种社会都是恶疾，都是危害、都是过街的老鼠人人要喊打。　　　异化，对所有执政者（团队）都是背叛、都是伤害，都是在把执政者导入孤立失败甚至灭亡。　　　腐败，源自人性之阴恶；异化，贯穿事物之始终。　　　把腐败说成地主、资产阶级所独有、其特性，而所谓无产阶级就根正苗红、天然纯洁，即使腐了也是地主资产阶级传染、责任，这是典型的对对手抹黑泼污、对自己毫无自知之明，是对自己及其阶级固有恶习的放纵。　　　腐败、异化的是自己、自己人，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只应向自己开炮、拿自己人开刀。　　　建国以后，永恒、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毛泽东，洞察到了共产党人腐败异化的危险，不断疾呼“就在共产党内”，始终把矛头指向“当权派”、指向“最大的”。然而，惜乎其为激烈阶级斗争的过来人，习惯别人全错，自己人全对的思维模式与攻击异己、吹嘘同类、护短本阶级的宣传口径，总是把问题、不好、罪过推给别人，　　　于是，信手拈来，对明明是自己队伍一员的蜕化变质分子，却冦之以地主、资产阶级大帽子；　　　于是，这个阶级“人还在、心不死”；　　　于是，阶级斗争便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于是，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成了永恒的妖魔化了的符号；　　　于是，一群已经被剥夺物质条件成为无产者的前资产阶级，作为前社会残渣余孽成了新社会久远的斗争对象、成为无产阶级中腐败异化分子即所谓新生资产阶级的同刑人、陪杀犯、伴斗者。　　　这，或就是文革的起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新中国长期未能将人民转口为公民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毛思想的本质，不是毛本人的真意，而是长期对立恶斗社会的误读，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是国人历史的悲哀。　　　腐败，就是非法占有、滥权掠夺、违反执政规范获取，跟先富后富、钱多钱少、姓资姓社，没有关联。　　　腐败，就是腐败，哪需挂阶级的面具。　　　反腐就是反腐，不能用阶级斗争的作法。　　　腐败分子就在执政团队内部，怎能偏离斗争的方向。　　　反腐败、防异化，跟阶级、阶级斗争无涉。　　　值得警惕的是，当今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会成为国人政治pｋ的角斗场。　　　幼稚的政治热心肠难以把稳反腐方向．　　　无良政客会把反腐工具化．　　　百姓的无名火或成`玉石俱焚势．　　　而腐败异化者反倒会在阶级、同党、稳定、政治合格的画皮下得到掩护、保护，会在阶级斗争、对立、恶斗、混乱的环境里自由自在、浑水摸鱼、悠然自腐。力神授、权力德居、权力民约、权力民有民选社会，难道不可？　　在中国的政治权力史上，明显存在一条公权力从神权、君权神授、经君相分权、科举向平民大众渡让放权、间以平民革命轮流坐庄的不同于西方的公权演变线索；文化观念上则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体，君舟民水，民为邦本，乃至诛“独夫”等等。以此着眼，或可划分公权力神有、私有、民有诸般社会形态。　　从近代中国最广泛、最包容、最现实、最紧迫，也是两岸及全球华人热切期盼的愿望看，我们完全可以将近百年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称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伟大的复兴期。如此、两岸间、海内外、不同政治分歧均可消融，各种利益藩篱自然崩塌，国际遏制势力消于无形。　　盲人摸象，人人都真，不得象之整体；庐山看峰，峰峰皆实，难识庐山真面。世界上，没有终极了的真理，没有包罗万象的体系、没有只此一家的道理，多一点视角、多一点思索、多一点比较、多一点争论、多一点主意（义），真理才会越辩越明、人祸才会越来越少。　　３，不应把阶级斗争神圣化。　　任何斗争都是双轫剑，都可能负作用，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何况许多时候不是杀敌而是殘友自殘；错误的斗争不是进步、是倒退；过度的斗争、扩大的斗争，不能缩小对立，只会越斗越红眼，为更大更烈的斗争提供依据与能量；阶级之间，不仅仅是斗争，还有合和，不仅仅是对立，还有妥协。不一直在对抗、还有转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更多的是哲人、诗人、战略家自信、浪漫、夸张的一个方面，君不见，其与王佐和、与陈济裳和、与蒋介石和、与苏联和、与尼克松和，其与第三世界、与旧友、与降将、与民主人士，尤其与普通百姓，处处都是亲，那里只有“斗”。　　在中国恶争死斗最祸国殃民。　　４，不应让阶级斗争异化为政客恶争。　　中国政治领域，有许多曾经界定为对抗性阶级斗争者，其实未必，至少并没有那么纯粹。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地主阶级（封建主义）的斗争？地主们就没人造反、资本家就没人保皇？当然不是。其为民权对皇权的斗争，无论资本家、地主，还有别的什么阶层，都在“民”之列、都有造反者。　　国共党人北伐路上头一天还是同一堑壕的战友，反目后一夜之间即成对抗性的“对立阶级”，是本来就是对抗的阶级，还是四一二因屠杀激化对立而对抗对立？打倒蒋介石集团，主要原因怕是因其腐败、专制、黑暗，与全民对立而非仅仅与一、两个阶级不对头、仅仅为一、两个阶级、阶层的心愿与胜利。　　百年来，更多、更常态化的倒有这一类斗争，如军阀混战、派系倾轧、同志内斗、共产党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样惊心动魄、惨烈异常，这自然无法用“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定位。还有一些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斗争，根本不是阶级间的对抗，而是政治人物个人、团体、圈子之争。　　看当今政坛，有的斗争或许不过源自羡慕嫉妒恨、表现为勾心与斗角。　　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就是把个人、小圈子的利益说成公益，把私斗美化为公争，把几个年轻人超出僵化语言做几件体制内标准的份内事拔高到路线、道路、阶级地步，这异化了的“阶级斗争”或许反复出现、祸害深烈，国人自然应当警之惕之。　　５，不应从阶级斗争导致专制专横。　　阶级划分简单粗糙僵化后，孰敌孰友未必清楚真实。阶级斗争神圣化后，阶级利益成了最高利益。正常的政治歧见，为本阶级利，往往不能分辨是非；一般性质的斗争，在对抗中,常常容不得半点退让。因为党同，所以伐异；因为成王败寇，所以不择手段；因为你死我活，所以没有宽容。在阶级利益的共性下，个性往往被限制、扼杀，甚至人类共同价值被冷落、忽视。极易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制，进而异化为少数所谓的阶级代表者对所有阶级、所有人的专制专横。　　６，不应让阶级、阶级斗争成为和平建设时的主旋律。　　阶级斗争之说，在社会极度对立、暴戾的时期，对处于弱势、深感不公不平、甚至被捕被杀、撵得钻山沟的一方确实管用，剥夺剥夺者、复仇屠杀者、造反有理、反抗必然的口号，寻找谁、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的方针，使革命者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了清晰的策略与战术、立于不败之地；使被革命者成为不义、陷于孤立、困于必败之途。其是乱世之道理、革命之利器、砸烂旧时代之重锤。　　当革命成功、乱世结束、社会更新，对立的阶级失败溃散，造反者成为治理者的时候，和平建设自然应当成为主旋律。四九年具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五四年《宪法》均无阶级斗争术语。“阶级斗争”一词首次入宪是七五年。其显然系文革“继续革命”观念所致。其实，四九年内战胜利，所谓官僚买办阶级在大陆即不复存在，土地改革、一化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80年代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已经将其划入到人民内部。既然阶级斗争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应当是在对立的阶级之间才存在，显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哪怕是初级阶段，只当是民与民、官与官，以及职务没有高低、职业不分贵贱的社会化分工关系。何来对抗阶级、何提阶级斗争。　　７，谨防步入仇富、限富、劫富的陷阱。　　上一、两个世纪，中国处于乱世之秋，阶级对抗、社会分化、权力崩溃，革命、战争连连。孙中山们打碎皇权、蒋介石们荡平军阀、破坏了旧社会的上层。毛泽东们平均地权，摧毁旧的社会基础。想想土地改革前，不到人口10%的所谓地主、富农们占有土地的52%，人均18亩,占人口52%的所谓贫、雇农们仅占土地的14%，人均不足0.9亩（源自维基解密数据）,而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状况，便可清楚,无论是阶级斗争的冲动、或者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需要、社会危机的化解，平均地权势所必然。这场革命的最高形式、土地改革，让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显而易见（台湾后来耕者有其田改革亦证明这种必然性）。　　现在有人以现今土地需要而且正在集中经营、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发出对当年土地革命、改革的置疑，将其描绘为一场劫富济贫的绿林运动，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与反动。诚然，如果没有四一二类的屠杀将对立推向极致、如果中国已经形成坐下来慢慢谈的机制、如果养成了有道理有冤曲也只能按法律、讲人道行为的习惯，如果大陆有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时的家底（大陆运转的黄金、没收日伪的资产）、较从容的时间、别人土改的先例，大陆的平均地权也许更加理性、平和、完善，少一些后遗症。但这不是这场革命的错，而在“革命者”本身多了一些恶斗、少了点共和。全盘否定是没有道理的，搞极端是危险的，也是难以引发共鸣而无济于事的。　　冷静分析，土地革命过程中，确实有极端、过火、甚至不人道、酿祸害的行为，有将阶级斗争庸俗化为穷人对富人斗争、将平均地权理解为平均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在旧的经济不平衡、不公平被打破后，社会引领者没能在新社会新平衡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对待跟随者，而是用政治上的不平衡不公正替代之。长时期唯成分、政治管制、分别对待、阶级歧视，延续了旧的历史仇恨，造成了新的社会对立。　　改革开放，这些失误基本得到了纠正，全民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求富裕、奔小康的竞赛场。然而，由于发展过程中本身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由于共富不完善甚至失误所造成人为的贫富分化，由于执政者腐败异化而出现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且为富不仁，社会思潮出现极大异动：正直者对腐败的痛恶，未富者对现实的不满，贫困者对前景的绝望，落伍者对降位的不安。如不在理论上厘清，潮流上引导，过去将阶级斗争庸俗化为穷人对富人斗争、将平均地权等同劫富济贫、将政治公平公正搞成经济绝对平均主义的历史极会重演。步入仇富、限富、排富、甚至劫富的陷阱，将是绝大的悲剧与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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