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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解体教训的再认识
核心提示：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后果研究，深刻反思和总结其历史教训，从而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灾难，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为主要手段的进攻下，不费一枪一弹就轻易解体了，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反思和研究。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深入研究、深刻反思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认真吸取其历史教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一、要全面正确认识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原因中，苏共高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主要因素。苏联解体是历史悲剧，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苏联解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
1.放弃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在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建国初期，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苏联在斗争中不断强大，并在二战结束后，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不得不说，作为人类历史上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一种社会制度，苏联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后期的苏联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大刀阔斧地推行所谓&新思维&，大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实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弃守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二是经济上私有化，从计划经济一步迈到放开市场，实行私有制，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是在文化和国际关系上搞&非意识形态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化&，既没有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又推行一种妥协乃至投降的外交政策。不难看出，以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苏共高层推行的全方位改革，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翻版。马克思主义是指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是凝聚苏联人民的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不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必然造成全国上下思想混乱、人心涣散。
2.苏联解体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处于低潮，西方资产阶级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冷嘲热讽，美国政客布热津斯基高调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弗朗西斯&福山也鼓噪&历史终结&。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解体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一次挫折，苏共亡党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尤其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分化西化，另一方面也在体制内部做出了一系列改良，如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等等。资本主义的各种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有效延长了其寿命，但资产阶级的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伴随资本向全球的不断扩张，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全球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升级，资本主义的灭亡倒计时也会不断加速。看看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重创，放眼近年来发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民众的抗议活动，如&占领华尔街&&民主之春&&黑夜站立&运动等，再观察一下当下美国大选上演的乱哄哄的闹剧，就可窥见资本主义走向衰退的迹象和趋势。
3.苏联解体是一场民族灾难和历史悲剧。一方面，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灾难。这种灾难首先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以工业为例，数据显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从1928年到斯大林逝世，苏联工业总产值几乎增长了20倍，到1937年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至77.4%。而在苏联解体后，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3年内生产下降了1/2，投资减少了3/4，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2/3。经济的严重下滑使苏联人民苦不堪言。看似和平解体的苏联，事实上不同程度发生了战乱，除了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中有6个国家经历过战争。此外，苏联解体后走向资本主义的各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以俄罗斯为例， 1991年，俄罗斯10%的最高收入者与0%的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4.5∶1，1992年扩大到7.5&8倍，1995年达到13.5倍，2010年第一季度则升至15倍。社会的贫富悬殊不仅加剧了政治腐败、社会治安等问题，也为恐怖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社会矛盾激增，酗酒、盗窃、赌博、自杀、犯罪等问题频发，人均寿命一度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剧。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大冲击，世界共产主义凝聚力严重削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相继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由原先的15个减至5个，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员也不同程度地大量流失。同时，苏联解体也使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打击，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产党均出现了分裂与分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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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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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如何看待苏联解体？
日 08:57来源：
◆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国内已形成两大派观点，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苏共，另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体制，其实这二者都具“根本性”，并不是根本对立不可兼容的。◆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并不完全在理。体制问题确实具有“根本性、长期性”，但它并非解体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党的问题的确具有“全局性、致命性”，但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领导不能笼统地“一锅煮”，含糊地归结为“苏共蜕化变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平上去。◆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的那句名言行事：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从苏联解体汲取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苏联解体快满20周年了，国内各种活动热络起来。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众说纷纭，然而已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派观点。笔者无意介入双方的争论，但愿以一名读者的身份发表感言，以期打破“各说各话”的沉闷气氛，促双方往一块走。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从整体上把握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应按系统工程理论的要求，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要孤立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犯瞎子摸象的错误。几年前胡锦涛同志看望钱学森同志时，曾高度赞扬过他的系统工程理论。当时胡锦涛同志说：“您的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胡锦涛同志这里讲的处理复杂问题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对于我们研究苏联解体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们难以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错误路线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经济滞后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等等。我认为，只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上述各种原因和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都可能是苏联解体不同侧面的原因，不应完全加以排斥和否定。但如果抓住其中某一“说”而否定其他“说”，那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当然对这么多原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有主次区分。首先是就“外因”和“内因”而言，当然应肯定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苏联是“自毁长城”，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在各种内因中，怎么区分主次，现在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僵化的体制，在于模式”。在我看来，两派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并不完全在理。双方所关注论及的问题，即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然而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作为“唯一”的问题孤立地存在。这两个问题因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没必要将其根本对立起来，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如能真正坚持“合力论”，真正承认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真正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的许多分歧是完全可以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流取得一致的。体制问题虽具“根本性”但用“深层根源”的概念更好
现在双方都将自己强调的问题称之为“根本原因”，而否定对方所强调的问题是“根本原因”，这种做法其实并无必要。因为何谓“根本原因”，内涵并不明确；究竟哪种原因是“根本原因”，也很难说得清楚。双方都引证邓小平的论述作根据。一派说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另一派则说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强调要重视体制和制度问题，这“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全面完整地领会邓小平的思想，应当既重视执政党问题的根本性、全局性，也决不能忽视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客观地讲，苏联的解体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错误或变质”。苏共执政74年，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显然与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关系密切。即使是因为领导人、领导集团或整个党“蜕化变质”了，这也应从体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党“蜕化变质”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建议不要过分去争哪个问题是“根本原因”，还是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此将其称之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迅速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他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中国的体制本是向苏联学来的，但经过30多年正确的改革已实现了腾飞和崛起。苏联体制上的问题虽然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起作用，“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上世纪末国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宫达菲同志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另一本是汪道涵同志题写书名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这两本书都强调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我认为，“深层根源”这一概念不同于“根本原因”的提法，在涵义上不易产生歧义，不会让人误解为“直接原因”。苏联解体的现实过程，是苏联国内各种力量和势力（包括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等），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催生下，借助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通过激烈的斗争和较量终于酿成历史悲剧。解体直接原因虽多，但最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将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深层根源”与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区别开来，绝不等于说它纯属“历史因素”，而在解体的实际过程中没发挥过“现实作用”。决不应当这么认为。实际情况是，当时局势那么严重，与旧体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分割的。首先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借斯大林“大清洗”等历史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以达到抹黑、否定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利用其控制的电视台，反复播放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一些恐怖场面，对鼓动老百姓起来否定苏共、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动员作用”。其次是，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促进作用”。这种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决不能否认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是关系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体制问题”不仅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是向苏联学的，30多年来中国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去“苏联特色”，搞“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突破和彻底超越了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执政党的问题具有“致命性”但具体提法值得商榷
有论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执政党”，“问题出在党内”，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苏联国内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由苏共造成的。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抓住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在我们党内开展教育很有意义，但首先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做到“论从史出”。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历史实用主义。不能把历史当“面团”，随心所欲地根据我们“立场、观点”的需要来揉搓裁剪。目前在强调执政党问题重要性的论者中，有些具体观点和提法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所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共的蜕化变质”的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第一，苏共的问题和错误很严重，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甚至已部分地发生了质变，但就总体而言不能说苏共早已“蜕化变质”了。至少到1989年5月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并没做这样的判断和结论。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只字未提“修正主义”。恰恰相反，他在谈到过去那场争论时，却明确表示：“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且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就等于说，当年的那场争论在性质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最近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也没有肯定当年的“反修”斗争。事实上当年的“九评”，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我们党由“反苏修”发展到在国内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现在从总体上不能肯定“九评”，也不能以“九评”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评价和看待苏共的问题。否则不仅对苏共的分析会不符合实际，而且可能导致动摇或否定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实践。第二，对赫鲁晓夫之后几任苏共领导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锅煮”，而且应明确主要问题究竟是“左”还是右，不能含糊地归结为“苏共的蜕化变质”。苏共不同时期的领导有“左”有右，但总体看还是“左”的教条主义在长期起作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上苏共的指导思想长期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斯大林1936年宣布已“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渡中断，战后的1952年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内超过美国，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鲁晓夫的估计，但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安德罗波夫时期改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了正宗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模式，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如在所有制问题上，片面强调“单一公有制”；在体制上固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视任何市场化改革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宣扬“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一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不仅阻碍了苏联，而且阻碍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平反了“大清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试图进行改革，但并未触动这一基本体制。“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看上去很右，但实际上是苏共超越发展阶段搞“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因为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还能不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所以“两全”口号是“左”而不是右。赫鲁晓夫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斯大林留下来的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不仅如此，苏共还对南斯拉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横加干涉、阻挠直至镇压。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改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日仍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进行指责。说什么中国“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的现象，“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是危险的”，等等。只是到戈尔巴乔夫后期，才突然由长期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跳到了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向西方思想和模式顶礼膜拜的极右立场。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退回到“九评”的认识水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如何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中国谋划战略对策和设计前进方向的呢？通观整个“南方谈话”，不难发现邓小平虽然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但是他的关注点、他谈话的中心和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而在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他沿途强调得最多的还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要敢闯敢试等。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坚持社会主义，但重点放在强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上，他谈到“左”的危害时痛心疾首，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要争论什么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南方谈话”的这些思想，与“九评”那个年代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似乎没谈党的建设问题，但其实这恰恰正是邓小平谈党建问题的一种新方式。不过他已超出“就党建谈党建”的传统思路，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如何去思考自己的“执政责任”、“执政能力”问题，包括怎样治国理政、如何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新的“执政理念”，这是一种“大党建”的思路。传统的“党建”思路，认为最关键的是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党不变质，党的事业才会发展。“九评”那个年代就是这种“党建”思路，现在有些论者坚持的仍是这种思路。这种传统的党建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够的、存在缺陷的。缺陷在哪？缺陷就在没有反映出新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应当加强和创新，特别是没有全面反映苏东剧变以来，邓小平在“党建”思路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党建”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论述。现在有些论者在谈论如何从苏联解体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一味地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去找原因和教训（这当然也是对的），而对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基本不予过问，甚至对别人重视经济问题的观点采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总之是沿袭“九评”那个年代的思路，是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当说，邓小平是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是为中国提出了最正确最全面的战略对策的人。“南方谈话”反映了我党在汲取苏东教训基础上的新认识，邓小平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决不应从这一新理论高度，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平上去。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就应拒绝“邪路”“老路”而要走“新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简短的名言，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苏联不坚持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邪路”，结果亡党亡国了；想坚持社会主义，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坚持走僵化体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新路”。苏共是由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戈尔巴乔夫的右，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左”的教训和危害时真是痛心疾首呀！我们现在谈到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也必须强调“发展”。我们决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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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影响了中国20年来的历史
part01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影响了中国20年来的历史
凤凰网历史：日苏联正式解体，至今已有20年，以您的研究，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房宁：苏联解体原因几乎讲了有20年，苏联解体如同苏联诞生一样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于苏联解体什么原因，我觉得谈具体内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重大事件认识历史。
人类历史充满了奥秘，是很难破解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历史规律难以认识，但人们又在锲而不舍地探求历史的奥秘，而探求历史奥秘的重要方法就是抓住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解读，重大历史事件是探究历史奥秘的窗口。历史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需要时机。
中国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影响了2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今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三大经验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从苏联解体以来，我们有三大学习，其中之一便是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意见，他认为中国20年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20年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定，与其对苏联解体的认识有关。这是我对苏联解体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看法。
我认为不是单一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是复杂的。也许20年前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多一些，但我现在觉得20年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更倾向于从多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一定说哪个就是主要原因，这似乎有简单化的嫌疑。“主要原因”也是从那个角度上看。
在我看来，苏联解体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有密切关系。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从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这种模式建立之初其实比较顺利，它推动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模式，作为主战场的苏联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其实仍然是比较奏效的，但后来这个模式失去了它的光彩。
这其中的原因和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或者说跟经济全球化有关。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从上升到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当其到达一定发展极限后，资本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二战结束之初，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发展。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个时代比较混乱，充满了战争与冲突，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危机是呈规律性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远，一战从1914年到1918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而且更加严重，持续1945年，破坏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6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稳住了阵脚，从美国到欧洲，以及朝鲜战争之后的日本，西方阵营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反观苏联模式，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来很清楚，经济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什么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的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相比之下苏联却失去了早年的风采。
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苏联没有，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那个小范围里循环，经济慢慢停滞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层面看，苏联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继承问题，苏联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继承制度。从列宁这一代开始，在我看来，苏联所有的政治交接都是有问题的。
列宁到斯大林的交接就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冲突，这和后来的肃反扩大化都有关系。苏联是比较集中的体制，而任何一个集中体制的权力交接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或者集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看看苏联，首先是从列宁到斯大林，斯大林总体上还算是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但是他清洗了列宁的战友：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又译为托洛茨基）两个集团。后来还有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把当年“胜利者代表大会”中央委员都搞掉了，斯大林对列宁的接班伴随着政治清洗。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内部又发生了政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集团清洗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大林的继承者被清洗掉了不少。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我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下台的，那也是一场政变，这说明苏联的政治交接一直存在问题。
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进入了老人政治时代。当然斯大林也是死在任上，列宁死在任上，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就更加体制化。勃列日涅夫之后，包括他在内的三个总书记都死在了任上，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从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七位领导人的六次交接，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
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老人政治呢，这也是吸取以往教训的结果，因为政治交接充满风险，减少交接次数就可以减少政治风险。苏联的老人政治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更好的交接办法，所以不交接就没事了。但很可惜，又不可能不交接，这是自然规律的问题。结果老人政治的风险反而更大了，因为老人会去世，会死，他一死怎么办？那就更麻烦了。政治继承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苏联一直没有搞好，到最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跟我们讲过，当时情况很简单，因为老人政治带来了严重问题，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找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
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没有政治基础，虽然老的领袖去世了，但整个党内的老人政治还存在，老政治家还在，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干部，上来以后受到很大牵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标新立异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标新立异的趋向是迎合社会上的、非主流非苏共的意识形态，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寻求社会支持。他要扮演一个所谓的改革者形象。这是苏联解体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不批判他了，也不替他辩护，这种今天批判和辩护都没太大意义。有人说不怪戈尔巴乔夫，有人说怪戈尔巴乔夫，我们要尊重基本的事实，苏联就是在他手里毁掉的。至于他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人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但是我想从制度上来揭示，因为我是政治学家，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当然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很重要，但老人政治是个很具体而直接的问题，对老人政治最后的反动，使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
凤凰网历史：有这样的因素。
房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还面临着困境，他没有政治基础，他是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体制，但他又是名义上的领导，这样问题就产生了，毁灭苏联的因素就出现了，他要去动员社会力量，在党外寻求支持。而在党外寻求支持，就必然要标新立异，必然要搞所谓的“大民主”，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原有体制，或者说破坏原有体制，把原有体制撕开一个口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旦撕开，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可惜苏联没能经住这种冲击。
苏联体制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军备竞赛等等，但从苏联体制看，为什么僵化？为什么缺乏活力？还和苏联的老人政治有关，苏联是保守的，不愿意出事儿。从全球化角度解释，从苏联体制的核心制度--政治继承制度上看，这是导致苏联解体两个重要层面的原因。同样一个体制，可能在有些情况下是好的，有些情况下是坏的，甚至是无法存在的。
part02斯大林晚年便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完美的
凤凰网历史：西方和苏联媒体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房宁：西方当然起了很多作用，这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是苏联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搞破坏，这个好理解。但苏联失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被西方打败的，还是自己的经济、政治模式出了大问题。
谈到媒体的作用，从意识形态、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苏联解体也是有意思的。苏联诞生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之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生于危难与忧患的苏联文化原来很豪迈，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苏联意识形态出现了停滞和僵化的趋势。一个是价值观问题，借用宗教学的角度看苏联，苏联意识形态应算是“一神论”，“一神论”是要走向完美主义的。到了斯大林晚年，苏联的一切被描述为美好的，苏联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基本上已经走进了理想天国的门厅，还没完全进去，那是苏联谦虚。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的楷模。
我最近刚刚去过俄罗斯，和俄罗斯大使馆的同志有些接触，他们给我讲了不少小故事。孙公使在苏联解体时就在莫斯科。宫大使，中国俄语首席翻译，给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历史性的会谈做过翻译。他们谈到当年有一个任务，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给国内写报告。可是当年报纸上的第一版、文章的前几页几乎不用看，完全一样，他们当时都觉得困惑。苏联官僚体系到了这个程度，所有人都照抄照搬到了这步田地，这是文化上退化的严重表现。党及其官僚体系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不思考，不努力，历史终结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事实上，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世界在变化，苏联在落伍。
这样的状况在人民群众中自然会造成不满，首先就是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活跃，比较了解国外。
写《让历史来审判》麦德维杰夫兄弟，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了解世界，知道苏联在落伍，所以对苏联有意见。刚开始也就是有意见，苏联当局压制他们，结果闹对立了。
现在又反过来了，包括麦德维杰夫的弟弟，现在说如果再选择，就选择苏联，多悲剧啊！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苏联文学反抗，包括死掉的哈维尔那些东欧人，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对立者的立场上。
当然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非常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批判的苏联的那些弊端，大都是有道理的，《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看了也很震撼，也同情。他们揭露的是弊端，鞭挞的是罪恶，有没有罪恶？镇压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是有罪的。图哈切夫斯基怎么死的？也有说是中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但斯大林无论如何是有错误的，苏联有严重问题和弊端。知识分子揭露和鞭挞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今天的反思，历史多么无情呀！但这的确是当年许多苏联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尽管我相信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苏联解体。
说到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今天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媒体从业者，他们是有正义感的，他们看到了许多社会的弊端，许多人世间的不公平，他们希望拿起手中笔，批评出一个新中国。但愿可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呀。中国需要批评，但新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讲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所以，批评希望具有建设性，具有责任感，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批评者也要有科学理性的头脑，应该适度，要有底线，不能无限上纲，无限扩大。媒体说的一件事可能确有其事，但是如果媒体上只说这种事，那什么叫做真实？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还是一个整体的真实？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媒体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要考虑到的问题。
当年苏联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是好的，是爱国的，但他们揭批了弊端，倒下的却是祖国，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这是经验教训的总结，俄罗斯人早已体会到了。当然俄罗斯今天又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我相信俄罗斯人明白他们的利益在哪儿，应该怎样去认识自己，怎样生活得更好的。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善良的人容易被愚弄，所以特别要警惕，不能一厢情愿，要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要考虑到怎样才能真正去解决问题。
part03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凤凰网历史：由苏共党员构成的官僚群体在苏联解体和苏共覆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的官僚阶层拥有大量特权，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房宁：官僚主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有诸多争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凤凰网历史：恩，他认为苏联解体源于上层精英集团的变质。
房宁：你熟悉他的观点？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在历史重大关头，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说苏联的官僚阶层开始对改革抱着怀疑，后来又积极支持改革，似乎看不出这种变化。尽管科兹讲的有道理，但我感觉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在几十年历史中，他们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行将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也许并非像科兹讲的那样，苏联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也许并非像科兹讲的那样，苏联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并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现在看来，苏联官僚集团更像是由于僵化而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不见得是由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转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苏联精英集团被意外冷冻了，原因是改革来的猝不及防，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知道一旦开放选举会是什么样。连叶利钦恐怕也不知道，而一旦选上他就明白了。在一个没有竞选的国家里，忽然被选出来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尽管他没有一兵一卒，但他简直就是上帝。
中国1989年的情况似乎可以印证一些东西。89年的时候，许多中共干部也不明白，北京很多部委的干部居然也跟着上街了，那些部委的干部难道已经是资产阶级了，难道他们是“经理革命”的受益者吗？不见得。由此推断，我认为就是糊涂，集体无意识，集体麻木，多可笑。
一个群体站在自己利益的对立面，来促进这个事，把自己往悬崖底下推。苏联官僚集团在整个大楼倒下的时候，跑都没跑，麻木地站在那里。
part04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是最大受益者
凤凰网历史：苏联解体中民族矛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各个加盟共和国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苏联最终走向解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房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认为多数人都是不明白的。除了西方以外，在苏联内部有两批人是最明白的，而且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像科兹讲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谁呢？他们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纳扎尔巴耶夫，另一个就是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时候，用那些极其漂亮的民主、自由、公开性的词藻，把苏联人民、苏联的党政干部迷惑得头晕目眩，其实有两批人最清楚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们利用了这个形势，成为历史最终的驾驭者和受益者。这些人就是地方上的领导，包括叶利钦，他也算是地方领导，只不过他的地盘大而已。苏联官僚集团中的地方首长最明白这个（苏联解体）的价值，苏联恰恰是被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解体的。
这些官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知道只要苏共的权威没有了，苏联中央政权的权威没有了，那么这个权威绝对不是被“民主”了，结果绝不会是一人一票，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永远不会落到普通人手里，中央不拿地方就拿，这个他们非常懂。20年的历史证明这些人很明白，对这一点当时看不清，现在看得太清楚了。地方大员在静静等待着苏联中央政权的瓦解，从而继承苏联部分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权力没有落到别人手里，都落到他们手里了。
可以说是加盟共和国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是官僚次精英集团，他们是最明白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次转移，从原来的苏联中央集团精英手里，转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手里，所以俄罗斯并没有解体，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解体，到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还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统治了20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有西方。
part05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
凤凰网历史：今天研究苏联剧变与俄罗斯转型有什么意义？苏联改革失败为后来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房宁：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
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
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苏联改革的弱点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
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官僚主义能改吗？腐败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方似乎是在消除弊端，但问题是采用这些药方要有条件。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现在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清醒多了。尽管原有的相对集中的体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取消这样的体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强化了社会主义，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有其他的改革），所以中国才有这20年的机遇期，20年的充分发展，中国与原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谁是谁非，哪个对哪个错，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事实证明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是错误的，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不断地调整和修正，但不是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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