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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1期：佛像的分类与造型样式
金申 《文物天地》2006年11期
16:18:08 &&&&　　鉴定和研究佛教文物，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认不清表现的是谁，是什么内容。佛教造像内容庞杂，形象众多，使人眼花缭乱，实际上，各类造像的规律还是很强的，各造像都是遵循着其天国阶次，或者说神格来塑造的。有的造像，说不上是佛还是菩萨，不伦不类，形象怪诞，独出心裁，往往可能是伪作。可见鉴定造像时必须弄清楚一些最基础的佛教常识。
　　佛教造像按其在佛国视觉形象，不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如来相：释迦佛、旃檀佛像、燃灯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卢舍那佛等。
　　菩萨相：观音菩萨（含度母）、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八大菩萨、思惟菩萨像（或弥勒、或释迦太子）、菩萨形的阿弥陀佛（长寿佛）等。
　　天部诸神：四天王、梵天、帝释、韦驮天、摩利支天等天部诸神。
　　愤怒神像：佛、菩萨所化现的各种愤怒像和其它各种忿怒形的诸神。
　　比丘相：罗汉、祖师、弟子、布袋和尚，地藏菩萨等。
　　其它神怪：西藏本地诸神、财神，罗喉星、墓葬主、各种吉祥动物等。
　　人间相：长寿老人、各种供养人、施主等。
　　如来相
　　如来相的特征：如来即释迦佛的另一称呼。不管什么佛，只要是佛的阶次，就一定头上有肉髻，有右旋螺发或水波纹佛发，两眉之间的白毫可有可无，即仅从头部也可分辨出是不是佛陀。（图1）
　　佛陀一般不戴冠，但9世纪后属于密宗系统的佛陀像，也有将佛陀头上加上冠，但佛发仍是高肉髻和螺发。（图2）
　　佛陀的大衣在早期，均为通肩式和袒右肩式，这两种大衣一直到今天仍为西藏系的佛教造像所继承，是藏传造像的主流大衣样式。（图3－4）
　　但汉传佛像则不然，北魏晚期造像由于受文人士大夫穿着的影响，多穿所谓褒衣博带式大衣，以后又发展出所谓双领下垂式等。(图5)
　　只要是具备佛陀的高肉髻、着大衣的造像（不可以袒裸上身），不论是何尊佛，都属于如来相，统称为佛像既可。
　　三佛：在我们参观佛寺时，常常看到在大殿内三尊佛像并排而坐。不论汉传、藏传佛教，当供奉三佛并坐时，一律都是如来相。诸佛可从手印和标识以及座次来确认。
　　三世佛∶燃灯佛（过去）、释迦佛（现在）、弥勒佛（未来）
　　三方佛∶阿弥陀佛（西方）、释迦佛（中）、药师佛（东方）
　　三身佛∶卢舍那佛（报身）、毗卢遮那佛（法身）、释迦佛（应身）
　　这些佛没有太多的固定标识，阿弥陀佛一般是双手重叠置膝上作禅定手印(图6 )；毗卢遮那佛双拳握抱，两手食指相并，称智拳印(图7)；药师佛右手往往捻一药丸，或左手托一小钵(图8)；其它的佛或作说法印或作施无畏印。按佛经上说，只要有降魔印、说法印、禅定印、施无畏印、与愿印等基本手印，各佛都可通。（图9-12）
　　旃檀佛像：佛经说优填王是用牛头旃檀木（木质的一种）造释迦像，称为优填王像，为立像，其胸前有如树轮一样的衣纹，多为木雕，至今日本京都清凉寺还完好的保存着中国北宋雍熙二年（965）张氏兄弟所造的旃檀像，传世品以明清所造为多。(图13)
　　藏传佛像也喜仿此典故作铜旃檀像，样式也仿木雕像 。(图14)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至于佛经上形容释迦佛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许多“相”、“好”在造像上是无法具体表现出来的。一般只有所谓“眉间白毫相”、“顶髻相”（即肉髻）等，能明确显示出来。(图15 )
　　第五相中所谓的“手足指缦网相”，也称“鹅王掌相”说佛陀的手、足指间有缦网相连，像水禽的脚蹼。我国北魏早期佛教造像上也可看到此种情况，北魏以后，此种鸟蹼形的手基本上看不到了，偶尔在唐代大型像上可以见到。(图16a-b)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据《法华经.见宝塔品》释迦佛说法时，多宝佛从地下涌出赞叹，分坐席一半与释迦佛与之并坐。北朝石窟和单尊像多见。(图17)
　　诞生像：表现释迦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形象，寺庙浴佛节时使用。为了供奉于水盆，一般多用铜铸，所见遗物以明清时代为多。(图18)
　　苦行像 ：表现的是释迦在开悟前在雪山修行的情形，造型上呈瘦骨形象，明清时的铜、石苦行像尚有可见。(图19)
　　涅槃像：即俗称的卧佛，表现释迦佛圆寂的情景，宋代大型木雕像较多，早年多流失海外，市场所见绝大多数所谓宋代木雕多为赝品。(图20)
　　菩萨相
　　所谓菩萨，是指天国中低于佛的阶次的诸神，又，释迦没成佛前也是菩萨的身份。菩萨束发，袒上身，下着大裙，饰有项链、璎珞、耳环、手镯、脚镯，肩上搭帔帛等等，一般情况下,菩萨的身份是不能穿大衣的。（图21）
　　观音菩萨：早期的观音菩萨像多是蓄须的男性。观音像的小胡须一直保持到五代，到明代还有时可见。据《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说，观音有三十二种应化，是非男非女的。观音都可根据对方身形幻化，和他平等对话。所以造像中还有丰髯长须老者形的所谓男相观音。 (图22－23)
　　还有一种是观音三十三身，基本上是女性的戴着风兜的形象，类似明代的德化磁观音形，但有各种职能，如送子观音、青颈观音、叶衣观音、鱼蓝观音等，在明清时最受欢迎。（图24）
　　唐以前的观音，都是一手拿莲花，一手提个净瓶,多为立像。唐朝中晚期开始出现一条腿翘着，坐在岩石上，像在休息的形象，称水月观音或南海观音，自在观音等，都是表现观音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道场休憩的样子，形象上大同小异。宋代最流行这种样式的观音。（图25）如果有刻款是北魏的自在观音，肯定此像有问题，一种是纯粹的伪造，或者是真品加刻的伪款。
　　观音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也最受尊崇、除二臂外，还有四臂、八臂、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等等。（图26）
　　度母：据说是从观音的眼泪变化来的,有二十一位，是藏传佛像。二十一度母身色不同，最受尊崇的是白度母和绿度母。白度母的特征是双腿跏趺坐，额上、双手心、双脚心各有一眼，身色白。绿度母只有两眼，右脚垂下踏莲花。（图27－28）
　　弥勒菩萨：弥勒像的造型比较复杂。因弥勒是未来世界的佛，现时身份还是菩萨，在北朝石窟上或者石碑造像上经常是位于最上方。姿态有思惟坐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右手支腮思惟状；还有交脚坐姿的弥勒菩萨。除了思惟弥勒,还有思维太子,是释迦佛出家前的形象。二者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要靠铭文和在石窟及造像碑上的位置判断。（图29－30）
　　唐时对弥勒信仰趋热，又宣扬武则天即弥勒化身，故弥勒多以佛装束出现。一般多以倚坐样式为标准像。表现他倚坐在兜率天宫宝座上，等待在龙华树下成佛，三会说法。（图31）
　　藏传佛教对弥勒极为尊崇，多弥勒倚坐像或站立像，呈菩萨妆，肩膀上往往有-或水瓶，这是弥勒菩萨的标帜。（图32）
　　阿弥陀佛：前面谈到三佛并坐时，阿弥陀佛作禅定印呈如来相。在藏传佛教造像中，阿弥佛在佛装三佛并坐以外，多呈菩萨装。梵文“阿弥陀”有“无量光”和“无量寿”两种意思，藏传佛教据此意造成了两尊，称为无量寿佛（或长寿佛）和无量光佛，又最尊崇长寿佛。长寿佛像呈菩萨相，上身暗红色，双手捧宝瓶趺坐。（图33）
　　文殊、普贤：文殊是司智惠的，有时骑在绿狮子上，藏传佛教文殊菩萨的左肩上有经书，右肩上坐宝剑，（或右手举宝剑）。普贤则骑白象。（图34－35）
文殊、普贤、弥勒、观音、大势至、虚空藏、地藏、除盖障合称八大菩萨，造型上都大同小异，只有根据冠中或肩上的标帜以及身相来判断佛名。(图36)
　　金刚五佛：密宗系统的以大日如来为首的金刚五佛（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佛）一般头戴宝冠，身饰璎珞、臂钏等、除了如来相外，也有菩萨装束的，俗称为装饰佛或宝冠佛，结跏趺坐，身形完全一样，只有根据他们所处的方向、手印、标帜以及坐骑来判断佛名，在藏传佛教中多见。（图37）
　　天部诸神
　　常见的有四大天王、梵天、帝释、韦陀天、摩利支天等， 天王殿中必有四天王，藏传佛教寺院的经堂入口两侧必有这四位的壁画。四天王的形象在中国石窟中是唐以后才逐渐定型化。所持法器，汉藏天王也多大同小异。明清造型中∶
　　持国天王 白 琵琶 护持东方（图38）
　　增长天王 黑 宝剑 护持南方（图39）
　　广目天王 红 绢索 护持西方
　　多闻天王 黄（绿） 宝幢 护持北方（图40）
　　在这四天王中，信奉者对多闻天王（毗沙门天）更为尊崇，因他又是财宝之神，故往往另提出来单独供奉。藏传佛教的多闻天造型上持伞，骑狮，身色黄，手中抱鼠，鼠口中吐宝珠，喻财宝。
　　韦陀天：韦陀天宋元后始定型，呈着甲武士形，双手合十，肘间横金刚杵，或手抚金刚杵，常位于寺庙天王殿的后出口处。（图41）
　　摩利支天：摩利支天则呈天女相，有三种样式。一种为三个头，正侧二个头是人首，一侧呈猪首。另一种为骑在猪身上，天女手持铃及绳索。还有一种为坐于七头猪所拉之车上。（图42）
　　金翅鸟：金翅鸟专门吃龙，常见于石窟的顶部和佛像光背及建筑卷门正上方，也是天部诸神之一。（图43）
　　鬼子母：鬼子母是佛经中的女恶鬼，自己生有五百个孩子，但每天还要食王舍城中的幼儿，受释迦教化而改恶从善。宋以来的塑像多为贵妇人，周围簇拥着幼儿，又被民间视为送子观音。
　　辩才天：辨才天，为天部伎乐之神，常做怀抱乐器演奏状。
　　天部的诸神最为复杂，由于所依经典各异，显密诸宗神格不同，样式截然异趣，又有汉传和藏传造像样式的区别，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
　　愤怒神像
　　愤怒尊多数是依据密宗教理而来的佛、菩萨的变化身。佛、菩萨平时所呈现的肢体正常的平和相（寂静相）称为自性身、当他们以智慧力教令愚顽、警醒众生、摧破无明业障时，即显现出多面、多臂、表情凶恶的形象（忿怒相），称为教令轮身，并且还要晓以咒语，即明言，故也称明王。
　　不动明王：是密宗金刚五佛之首大日如来的化现，因他早在大日华台成佛了，但发愿要作为释迦佛的僮仆而尽各种义务，所以常呈现僮仆形而常住不动，故也叫常住金刚。造型上右手持慧刀，左手拿绢索，姿式呈叉立形。（图44）
　　大威德明王：藏语称“雅曼达嘎”，牛头，多头多臂多足，各面都呈忿怒相，惟最顶部（顶严）的佛头是寂静相的阿弥陀佛，以示是阿弥陀佛的教令轮身。（图45）
　　马头明王：马头明王逆发中必有一个或三个马头；西藏的大轮金刚嘴中横贯有一长蛇如轮状；金刚手是叉立的，袒腹，右手高举金刚杵。（铜46）
　　**天神（玛哈嘎拉）：为古代印度的军神、战神，身披象皮，腰围虎皮裙，脚下踏着仰卧的白象。有二臂、四臂、六臂和带翅的、除黑色外有各种身色形象。(铜47)
　　地狱主：即蒙语的却尔吉，是主管地狱的，也即阎魔王，形象为牛头，站立在牛背上，牛身下镇压着一仰卧男子，象征着镇压邪恶，地狱主也有双身的，明妃正在向他献骷颅碗内的人血。（图48）
　　吉祥天母：为女性护法神，她骑在一匹黄色骡子上，骡臀上又生一眼，故民间俗称其为骡子天王。(图49)
　　双身佛像：俗称欢喜佛，是源于古代印度教的性力思想而表征于造型美术，不能据此认为藏传佛教是纵欲的，称为双身造像较妥。
　　藏传佛教中，任何一尊佛都可以是双身的，这其中有忿怒相的，也有寂静相的，著名的如时轮金刚，胜乐金刚，喜金刚，威德金刚等都是双身的忿怒像。（图50）
　　女伴称为空行母、明妃、佛母。空行母种类很多，常见的佛母有狮面佛母，亦名狮面空行母，藏语名“森多玛”，为狮子头女性护法神。还有熊面空行母、虎面空行母，金刚亥母等等。（图51）
　　祖师也有双身的，如莲花生大师。
　　比丘相
　　大凡是剃发、着僧服（有的戴僧帽）的出家人形象都可归入比丘相。早期造像，多常见的阿难、迦叶二弟子像，一老一少，侍立佛旁。十六罗汉是唐末五代才开始流行的。以后又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等。比较特殊的是地藏菩萨，虽是菩萨的级别，但也是髡头的比丘相，也有头戴毗卢帽的形象。（图55－57）
　　布袋和尚：五代（十世纪中叶）后粱时浙江奉化有个疯和尚整天提个破口袋，自称弥勒下世，死后人们塑他的像，即布袋和尚，俗称大肚弥勒，这是中国化的弥勒，布袋和尚一般供奉于天王殿正面。（58）
　　祖师像：主要是藏传佛教常见，如宗喀巴、米拉日巴等等，还有些形象怪诞、不修边幅的大成就者，他们是用种种瑜伽修练法来得到成就的。（图59－62）
　　其它神怪
　　藏传佛教中还有许多神格各异的神怪，如财神、墓葬主等等（图52），可逐步认识。
　　财神：与毗沙门天的造型和神格近似的，是西藏佛教中的财神，其造型为袒腹的胖汉，嘴上有上翘的小胡须，手中托一硕鼠，鼠口中吐珠。财神有多种造型和身色，有骑龙、骑狗等形象、以黄色身相的胖汉称为“黄财神”的最受尊崇。（图53－54）
　　人间相
　　长寿老人、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男女供养人、宦官、施主等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物形象。（图63－64）这类像的数量也较多，有些并不属于佛教的范围，或者是佛道兼用的，遇到具体情况可再查资料。
　　由于作伪者缺乏起码的佛像常识，于是往往在作伪时张冠李戴，导致佛像的身份不伦不类，稍加注意就会识别出是伪造。例如这尊石雕像，上半身是佛的高发髻和通肩式大衣，理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禅定或者说法的形态，可是此像作出菩萨形的交脚坐姿（真品佛像极各别的情况也有交脚形的），这还不说，释迦牟尼佛竟然突然降格为伎乐天人的身份，膝上放置着琴， 稚弱的小手在弹琴。纵观古今的佛教美術，从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释迦牟尼佛弹琴的情形，稍有些佛教美術的常识一眼就可识破此像是无须深究、不值一驳的胡闹之作，可竟然出现在佛像鉴赏的图录中。
　　这种因没有基本的佛像常识而导致的笑话并不乏见，颇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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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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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1期：天价佛像背后的市场走向
阮富春 朱 威 《文物天地》2006年11期
15:44:32 &&&&　　永乐佛像改写中国佛像成交纪录
　　不出所料，中国工艺品的拍卖纪录终于在中国诞生并由中国人创造——10月7日下午，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中，一尊72.5厘米高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鎏金释迦牟尼佛像以1.166亿港元（落槌价1.04亿港币）成为最贵的中国佛像。此前成交纪录为一尊明代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保持，系香港佳士得2004年秋拍以1906.28万元创造。
　　这场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开的金钱战争吸引了全球收藏家的眼球。一位在场的朋友用“人山人海”描述拍场的壮观景象——据说，中贸圣佳总经理易苏昊先生走到场外接了个电话，就再也穿不过“人山”和“人海”了，只得站在门口透过人群的缝隙眺望。“大明永乐年施”铭款鎏金释迦牟尼佛像从4500万港元起拍，价格迅速拉升，至8000万港元后，主要是中国人的“内战”。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这尊佛像最终为中国内地藏家——手持353号牌的蔡铭超竞得。蔡铭超多年从事艺术品经营，2001年管理福建厦门国拍艺术品部，今年8月初创建厦门心和艺术拍卖有限公司——记者第一次知道这家公司是8月下旬在第9届北京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上，当时，“心和艺术”占据了精品展区的显著位置。蔡铭超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佛诞2550年之际竞得此尊佛像，自感注定有缘，必将择吉地供奉；1.166亿港币并不太贵，他的底线是2亿港币。
　　“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是英国古董商斯比尔曼（Speelman）数十载心血结晶。此次拍卖被誉为托起中国佛像收藏进入精品化阶段的重要杠杆，14件（第805号拍品为一对金刚舞姿菩萨立像，实为15尊像）明永乐、宣德时期金铜佛像拍品是迄今水平最高的一次拍卖，业界人士以“顶级水平”评价。除明永乐鎏金金刚橛外，13件拍品成交，总成交额3.2434亿港元，7尊佛像成交额超过千万元——且5件刷新中国金铜佛像的成交纪录。成交价仅次于释迦牟尼佛像的是一对明宣德鎏金铜金刚舞姿菩萨立像，以5052万港元成为目前中国金铜佛像成交的第二名。
　　“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的成功标志着中国金铜佛像拍卖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收藏者的鉴赏水平及价格的承受力在迅速提高。据当时在现场的业内人士透露：成交的13件拍品，中国人竞得6件：除蔡铭超外，一位上海藏家也竞得1件，香港古董商万先生和台湾藏家鲁先生各将2件收入囊中。分析人士认为，天价买家在内地的出现，将对中国佛像拍卖和收藏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中国古董板块未来的整体行情利好。中国内地市场巨大的吸纳量，势必将更进一步促进海外文物回流，同时，对回流文物也提出新的要求——高质量、精品化。
　　佛像拍卖趋向精品化
　　与香港毗邻的澳门，自今年春季崇源国际的挺进，标志着其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在10月5日该公司的秋拍中，佛教文物上拍了24件（佛教造像20件），成交15件，总成交额为885.73万港元。24件拍品中，金铜佛像、饰件占15件，成交9件，第104号高33.5厘米的明中期铜鎏金多臂观音菩萨像以310.5万港元成交；石质佛教文物7件，成交4件，第90号高34厘米的唐中期雕天王头像以23万港元成交；瓷质的2件全部成交，第107号高108厘米的清康熙景德镇窑素三彩佛塔以195.5万港元成交。
　　今年秋拍，中国佛像市场呈整体向好的趋势。9月的纽约秋拍，佳士得与苏富比的中国佛像成交理想。9月19日，佳士得上拍30件佛像，第127号一尊高160厘米的晋代木雕菩萨像以615.29万元（74.4万美元）成为中国最贵的木质佛像，一尊高33.3厘米的唐代石佛也以99.24万元（12万美元）成交。金铜佛像方面，一尊高39厘米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铜鎏金释迦牟尼像以254.05万元（30.72万美元）居榜首。9月20日，苏富比上拍的佛像约32件，成交21件，单件成交价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第123号一对明代珐华釉瓷质佛教立狮，以254.05万元（30.72万美元）成交，第115号一尊唐代大理石雕的菩萨头像以198.48万元（24万美元）成交，第110号是一尊仅存半面的北齐石雕佛头像，以148.86万元（18万美元）成交。从纽约情况看，明代以前的汉传铜佛像、石佛像占有相当比例。
　　自十六国时期，佛像大量制作，信徒们将自己的信仰和精神寄托融入了各种材质各种形式的佛像之中。除较易保存的金、银、铜、铁佛和石质佛像外，还有竹木制、泥塑、漆制、玉石、翡翠、纸质等材质的佛像，其中，金铜佛与石佛存世最多，也最受人们的关注。金铜佛像可泛指一切以金属为质地的佛教造像，材质可以是纯金、红铜、黄铜、青铜、铁、银等，但一般特别指鎏金的铜佛像。金色是金铜佛像为彰显光耀灿烂的神性所不可或缺的，因过于珍贵，鲜有纯金佛像，绝大多数以汞镀金在铜佛表面贴金。石质佛像存世较少，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市场流通极少，海外市场上拍的石佛或者木佛，部分是传世品，大部分是非法盗运出境的。
　　自1993年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兴起以来，佛像零星现身拍场，只是数量尚构不成规模，价格偏低。天津市文物公司对佛像拍卖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除在1996年春季举办文物展销会中设立铜佛专柜外，自1997年春季文物竞买专场开始推出佛像拍品，并于1998年10月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之际，举办了“中国历代金铜佛像特展”，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了佛像拍卖业务，并使之成为天津文物拍卖的最大特色。次年冬，辽宁省文物总店又与辽宁国际拍卖公司合作推出佛像专场。自此，金铜佛像日益受到收藏家们的广泛关注，云南、江苏、四川、上海等地的拍卖行业陆续跟进，行情启动。2004年，佛像拍卖市场达到了高潮。
　　从去年成交价前十位的中国佛像看，石佛4件（北齐、北魏各占一件，唐代占两件，均在海外成交）。金铜佛6件，中国大陆市场2件入围：北京翰海1100万元成交的明代铜药师佛坐像居首位，中国嘉德132万元成交的明代铜鎏金观音菩萨位列第6位。中国内地拍卖公司夺得佛像十大天价的状元（2004年这个状元头衔为香港佳士得夺得），说明内地佛像市场已基本形成。
　　中国大陆市场中的佛像，90%以上是金铜佛像，时代以明清时期为主，数量以清代为多，明代以前佛像数量稀少。经常推出佛像的天津文物、中国嘉德、上海崇源等公司今年春拍成绩不俗。本月北京翰海与匡时国际将借香港苏富比的东风，继续演绎佛像专场。两家公司都有雄厚实力的合作伙伴：北京翰海借力北京尚仕雅集，匡时国际携手台湾观想艺术。两个整体水平较高的专场，规模和实力是内地表现最为强势的一次，值得期待。
　　明清宫廷造像风华正茂
　　金铜佛像收藏以宫廷造像最受追捧，特别是明清宫廷造像，拍卖高价通常也在这一板块中产生，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以1906.2万元成交的明代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2005年北京翰海秋拍以1100万元成交的明代铜药师佛坐像，2006年北京翰海春拍以495万元成交的清代中期铜鎏金财宝天王，等等。
　　明清宫廷造像之所以受青睐，业内人士分析：一是沾有“皇家”血统——凡与宫廷有关系的古董价值与价格都较高；二是明清两个时代离我们较近，文化传承和审美趣味尚有共同性，这一时期的金铜佛像，特别是藏传佛像，外表鎏金，气势辉煌，工艺精美绝伦；三是明清两代佛像存世量相对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
　　明清的宫廷造像也称“北京造像”，这两代皇室重视藏传佛像的制作，一方面是皇帝信奉，另一方面出于安抚和笼络西藏、蒙古地区的目的。明代宫廷造像铸造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当时宫廷专属的造像机构称“佛作”，归“御用监”管理，主要制作藏式佛像以馈赠蒙藏地方的官员僧众。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春和介绍，“永宣两朝造像主要特征是造像躯体浑厚，造型敦实，体态优美大方，面相宽平，双目平直，衣纹都采取内地传统的写实手法，有较强质感。佛像头饰螺发，身着袒右肩袈裟，菩萨戴发冠和梳发髻，上身饰网状的璎珞，下身着长裙。工艺上采取内地传统的失蜡法铸造，胎体厚重，表面都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莲座处都有封藏，固定座底封盖为剁口法。造像上分刻‘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铭款，一般在莲花座台面正前方，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造像一般用黄铜铸造（后世仿品多用红铜），艺术风格和手法基本一致，是汉藏艺术完美融合的典范，只是永乐造像藏式风格多些，宣德造像中原艺术因素多些，永乐造像比宣德造像精细。工艺的高下决定了价值与价格，永乐造像的数量和质量都远高于宣德造像，这也是市场上永乐造像价格比宣德造像高的原因。
　　清代宫廷造像集中于康熙、乾隆两朝，“造型挺拔，工艺精细”——学术界认为康熙造像工艺水平较高，但有款传世品极少，无款者只能从工艺和风格判断。据台湾《拍卖年鉴》统计，2005年至今年上半年，市场出现3件造型相同的康熙鎏金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即去年7月伦敦苏富比春拍编号193号的鎏金宝石漆制阿弥陀佛像（高41厘米，成交价19.84万英镑）及今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以348万港元成交的鎏金铜无量寿佛（高42厘米）、6月北京翰海春拍以264万元成交的鎏金铜无量寿佛（高43.5厘米）。
　　清雍正时期禁铜，铜佛像制作一度停止。乾隆时期，铜矿来源增多，加之乾隆帝喜好藏密佛像，造像逐渐增多，只是造型较康熙朝呆板，工艺相对简单，失去了内在的精神气质。但因收藏人群众多，价格走向非常可观。
　　明清佛教造像以宫廷造像最具代表性，存世精品也主要是宫廷造像，因此，宫廷造无疑将一直是中国佛像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大型佛像价格高
　　由于材质、工艺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历代造像中可移动佛像的尺寸普遍较小，藏式佛像尺寸也多在二三十厘米左右，超过50厘米以上者较少。正因为如此，近三年来，居成交排行榜前列的佛像多为大型佛，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以1906.2万元成交的明代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高105.4厘米，2005年秋拍北京翰海的明代铜药师佛坐像的更达215厘米，2006年崇源国际春拍以219.42万元成交的明代铜鎏金观音菩萨坐像高87.4厘米，2006年北京翰海春拍以484万元成交的明代毗卢遮那四面铜佛高51厘米。石佛、木佛高价成交的也是大型佛像，2005年巴黎佳士得秋拍以44.88万欧元成交的北齐大理石雕佛头高50厘米，2006年纽约佳士得秋拍以615.29万元成交的晋代木雕菩萨像高160厘米。
　　尽管不能仅以尺寸作为衡量佛像的标准，但在铜材紧缺的封建社会，体量硕大的佛像通常只有宫廷才有能力制造。同时，制作大型佛像的工艺和技术要求高，非普通匠人所能及，这也注定了巨型佛像的高质量和精品化，加之数量有限，传世至今者更为罕见，其价值和价格肯定领先于体量尺寸较小的佛像。香港苏富比以1.166亿元成交的永乐御制释迦牟尼佛像，通高72.5厘米，与之相似的另一尊仅59厘米，目前藏于大英博物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鎏金铜佛像而言，无论是否有无款识证明其御制身份，只要是大尺寸、造型精美的佛像，价格必定会年年上涨，升值的空间较大。
　　藏传佛像稳居市场主流
　　中国拍卖场上的藏传佛像数量占80%-90%。据台湾《拍卖年鉴》统计，2005年进入西藏文物十大排行榜的10件藏传佛像中，成交价最低的一件——北京翰海秋拍的明永乐铜鎏金“大明永年施”款佛像（高25.7厘米）也到了176万元，而成交价最高的一件达55.36万美元，是纽约苏富比春拍成交的7世纪铜鎏金辩才天像，高41厘米。“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的14件明永宣佛像属于藏式佛像。本月即将举槌的匡时国际和北京翰海的两个专场也将主推藏传佛像。
　　藏传佛像缘何广受藏家追捧？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赵强认为，主要是近些年“藏学”热带动了西藏文物，特别是藏传佛教文物的收藏热潮，自欧美扩展到东南亚、韩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藏传金铜佛像、唐卡也成为中国内地藏家投资的新热点，收藏者日众。
　　另外，黄春和认为，藏传佛像热还有其本身的原因，其一是藏传的佛像形态各异，造型普遍富于动感，加上每一种题材都具有丰富而神奇的宗教内涵，丰富多彩的品类远比造型单调的汉地佛像更能勾起收藏家的购藏欲望。再者，藏传佛像不同产地的风格变化各异，藏中、藏西、青海、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都有不同的制作风格，收藏家选择的余地较大。
　　藏传佛像在市场占主流地位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即藏传佛像成为明清宫廷造像主流，影响和波及面大，且损毁较少，北京故宫博物院仅清乾隆一朝鎏金佛像就达数万件之多，北京雍和宫也收藏几千件清代宫廷所造的藏式佛像。而汉传佛像损毁较多，特别是“文革”时期，很多佛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就制约了收藏人群的扩大。随着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国内行情见好（2005年西藏文物十大天价中5件在中国境内产生），未来给藏家可以想象的空间还很大。
　　市场将出现两极分化
　　外来的佛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独特的文化现象，历史上，虽屡罹禁毁之难，但“慈悲心”、“普度众生”的“济世”思想传播不息，成为民众的精神追求和寄托。深厚的文化因素是佛像更具受众的社会基础，黄春和先生坚信“佛像依托深厚的民族文化，生命力是没有止境的。”
　　就佛像市场而言，大陆与台湾走的是相似路径。台湾哑舍文物负责人龙惠农先生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佛教信徒在盖庙建寺之后，就在世界范围内搜寻佛像，“全世界的佛像精华都在台湾”。区别在于：大陆市场刚刚起步，前途无限好。
　　“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传播了斯比尔曼的收藏理念。在此之前，大陆收藏家甚至不知道收藏顶级佛像精品的概念是什么。“做任何行业，包括艺术品都需要有前瞻性”，北京尚仕雅集（国际）文化艺术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西认为，中国收藏家此次感受到的何止是震憾，更是一次棒喝！两年前，苏富比曾想向中国收藏家整体转让这批佛像，坊间有两个版本：最早的版本是苏富比以6000万元人民币寻找买家，另一个版本是欲以1000万英镑向藏家转手。转让价格有异，结果是一样的。
　　16岁开始收藏的一西，多年从事佛教文物经营和研究，他预测“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将提高中国收藏家对佛像收藏的认知，市场随之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精品价格越来越高，而中低品问津者较少。今年秋拍以后，“市场的行情暂时会进入一个相对的平稳调整期”，原因是精品较少，藏家入手后短时间不会换手。受此影响，内地藏家对精品的追逐会越来越强烈，藏传佛像行情走高的同时，汉传佛像精品的价格也有望借势上涨。北京收藏家邢继柱先生也认为，藏传佛像精品价格将继续攀升，较为常见的作品价格将下滑。今年春拍已有迹象印证了这一点：中小型拍卖公司推出的佛像专拍，因大部分属中低端拍品，成交价和成交率平平。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佛教艺术专家金申看来，“当前的佛像市场，港台及海外的拍卖是精品多，价格也贵。内地精品少，价格偏低，成交率也不如海外高。”成立仅一年多的北京时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坚持经营佛像拍卖，副总经理马金立建言收藏家，时下是收藏佛像的良机。
　　永宣佛像行情会重复中国书画的轨迹吗？赵强并不认同：“只要比较一下永宣瓷器和永宣佛像的价格就会明了。市场流通的永宣佛像数量有限，多数购藏者轻易不会转手，因此价格不会陡然下滑。从斯比尔曼收藏佛像拍卖情况看，新买家居多，这说明又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收藏者入场了，这些永宣佛像在短期内是不会流通的。换句话说，永宣宫廷造像的行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平稳的。”赵强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文物公司业务负责人，自1997年主持过十年天津文物拍卖会，特别是金铜佛像专场的征集和拍卖活动。
　　当收藏家都把目光定格在明清藏传鎏金佛像时，有专家指出，对早期汉传佛像的价值认识普遍不足，这导致了明清佛像火热，早期汉传佛像乏人问津的局面。这种情况与国际市场截然相反——今秋纽约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中国佛像还是早期佛像。早期汉传佛像不乏精品，北齐、北魏、隋唐、辽代等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高潮期，还有南诏、大理有着地域文化特色的佛像。佛像收藏者如何确定自己的收藏目标非常重要，从众跟风是很难做出成就来的。相对而言，很多西方的佛像藏家更看重的是佛像本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外表靓丽与否则在其次。一西期望收藏家能通过佛像了解佛教理论和思想，而不是停留在追求经济价值或单纯的顶礼膜拜上。“媒体说‘大明永乐年施’款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是天价，我说是无价”，蔡铭超更看重佛像的文化内涵及附加价值，以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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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铜佛像在德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一些带有明确年款的佛像成交情况一直都颇为理想。特别是大明永乐、宣德等年造的佛像明显要比清代佛像受欢迎。”& &
& & 北魏时佛教大盛，促进了佛像的铸造，当时大型的铜佛像供奉于石窟、寺庙的殿堂，小型的则供奉在善男信女的斋堂，一般只有二三十厘米高。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晋时的戴逵，是我国民族佛像的创始者，他与其子都善铸佛像与雕刻，所铸作品极其传神逼真，被称为“戴家样”而为时人所仿效，后世亦誉之为“二戴像制，历代独奇”。隋朝则是一个佛教过渡期，这个时期在佛像的制作风格上，改变了北魏以来“秀骨清像”的模式，而追求雍容华贵，并有所创新。
& & 此后，经过漫长历史的演绎，在各朝各代工匠不断的努力探索下，所铸的佛像更显精致细巧。特别是清康熙年间，由于珐琅原料的使用，佛像的装饰手段越发绚丽多姿，开创了铜佛像制作工艺的新天地。
& & 鉴于佛像流传有绪的毕竟有限，不少藏品又已锁入“闺”中，市场人士认为，近年来市场上出售的赝品，大多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作的。收藏者要掌握佛像在各朝代制作的艺术风格，仔细甄别，避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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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佛像成为艺市新热点
14:34:17 &&　　金铜佛像专场拍卖的成功无疑是2004年秋季艺术品大拍最耀眼的明星。
　　在2004年11月的秋季艺术品拍卖大战中，中国嘉德、北京翰海首次推出的金铜佛专场分别以57.8%、82%的成交率，1288.8万元、2712.9万元的成交额令佛像投资者、收藏者的投资信心倍增，同时也成为佛像投资市场成功案例的经典范本。
　　无独有偶，同在11月份，月初香港佳士得举办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瓷器工艺品专场编号为1016的明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估价1200万—1400万港币，最终以1906.2万元成交，成为近年金铜佛像价格最高者。据该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单菁小姐介绍，此件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在20世纪里的流传颇具有传奇色彩。最早现身于日，巴黎Drouot拍卖行成功售出了这尊佛像，编号为2352。Musee Guimet的M.E.Deshayes所撰写的拍卖目录说这尊铜像是Kongoya-sha造像，来自日本。日，这尊瞩目的铜像再一次出现于拍卖会。目录中注明是十五世纪护法天王像，是大日如来佛的忿怒相。后来经过学者深入研究，认定这尊造像很可能是五位“明王”之一的忿怒形象。
　　德国纳高在2004年秋拍时上拍佛像的数量上升至124件，占瓷杂专场的16%
　　而有着82年拍卖历史的德国纳高拍卖公司也在这个月份的12日上拍了124件佛像拍品，最终成交67件，成交率为54%。佛像拍卖突然之间成为拍卖市场的热点似乎让部分艺术品投资人士备感意外。然而，长期关注和参与佛像投资收藏的人士却又不同看法。业内资深人士周云先生表示，“自1993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形成以来，佛像拍品似乎每场拍卖会都有参拍品，只是数量的多寡不同而已。最近几年各大公司的佛像数量明显有所上升，这与艺术品市场的整体上涨的现状有着直接关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国际市场的佛像热带动了国内市场。”
　　世界著名的拍卖公司苏富比、佳士得、纳高等公司多年以来中国佛像的上拍数量和成交价格上一直保持上扬。以德国纳高为例，该公司的瓷器珍玩专场佛像拍品长期占有非常可观的数量。早在2004年春拍时，该公司的瓷杂专场即上拍了98 件佛像拍品；2004年秋拍时，上拍佛像的数量上升至124件，占瓷杂专场的16%。2004年10月底，该公司瓷杂专场主管Julia Dopfer,B.A女士在北京接受《宝藏》专访时表示，“中国佛像与中国瓷器一样，在德国拍卖市场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藏家，更青睐中国佛像。”据Julia女士介绍，“中国铜佛像在德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一些带有明确年款的佛像成交情况一直都颇为理想。特别是大明永乐、宣德等年造的佛像明显要比清代佛像受欢迎。”该公司秋拍时推出了一件估价6万—8万欧元的明永乐铜鎏金四臂观音菩萨坐像，保存极为完好，原为德国南方的私人藏品，于1949年时在德国购进，流传有序，目前仍保留着当年的介绍与收据，11月12日，从德国传来消息，此件作品最终不负众望，以高出估价近四倍的价格22万欧元成交。
　　日，中国嘉德推出的金铜佛专场以57.8%的成交率敲响了佛像专拍的第一槌
　　11月29日下午，北京翰海新任总经理勾惠贤女士在秋季大拍后接受《宝藏》专访时表示，佛像专场的成交佳绩出人意料。勾惠贤透露，其实此次推出的佛像专场最早计划是在2004年的春拍举办，但由于适逢秋拍北京翰海今年的十周年庆典，考虑到宣传的有力攻势，所以把佛像专场移到了秋季大拍。勾惠贤女士认为，佛像拍卖成交情况一直比较理想，与其他品类投资群体有着明显不同的是，佛像买家比较稳定，价格起伏不大，相对而言风险较小。11月22日，北京翰海推出的111件佛像拍品以82%的成交率、2712.9万元的成交额在中国佛像艺术品专场拍卖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佛像艺术品品类投资鉴藏新纪元。其中成交价为379.5万元的第2461号拍品15世纪药师佛及以 225.5万元成交的2465号拍品明永乐四臂观音分位居专场前两名。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十六国开始，中国广大佛教徒们掀起了无数次制作佛像的热潮。信徒们将自己对佛的全部信仰与寄托融入了雕像、塑像、画像、刻像及印刷的佛像之中。就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佛像来看，在材质上不仅有金铜佛、石雕石刻佛、木佛，还有泥塑佛、漆佛、玉佛、翡翠佛、瓷佛乃至用纸制的夹纻佛，其中则以金铜佛、石佛最受后人珍视。唐以前的石佛像艺术价值最高，但却因存世有限，市场罕见。明清的金铜佛像就构成了今日中国古代佛像市场的主体。
　　明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估价1200万—1400万港币，以1906.2万元成交，是近年金铜佛像成交价格最高者，由香港佳士得日拍出
　　为全面透析佛像市场的投资前景，把握它的行情发展脉络，《宝藏》记者全程跟踪采访了中国嘉德、北京翰海推出的金铜佛像专场拍卖，记录下了这两个专场从预展到拍卖的全部过程，给各位业内同仁提供一个真实的市场报道。同时，由于金铜佛像直接诞生于佛像文化，佛像的兴盛直接影响着佛像的风格和变化，也直接影响着今日佛像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市场价值及未来的增值空间。而佛像的造假历代不绝，如何辨别佛像的真伪，区分忧劣也是横在佛像投资鉴藏面前的一道难题。鉴于此，《宝藏》本期特别专访了目前佛像研究、鉴定界的几位权威专家，请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析，探求佛像市场的发展前景及佛像艺术的历代演变规律，以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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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海外的北魏早期石佛造像
金申 《收藏家》2006年02期
10:27:59 &&
(云冈第20窟佛头部)
(云冈20窟佛立像)　　中国的石佛造像，早年流失海外者甚多，内中不乏精品，有些代表性的作品，在王昶《金石萃编》、罗振玉《海外贞珉录》、阮元《山左金石志》、端方《陶斋藏石记》等亦有著录。流落到日本的佛像，在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和松原三郎著《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水野清一著《中国的佛教美术》等书中亦多有图版揭载。这些流失海外的石像， 颇具学术价值，今择其重要的数尊介绍如下。
　　早期的石佛像有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石佛坐像，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此像为砂岩制，高35.5厘米，出土地不明，背光后有发愿文∶
　　太安元年乙酉二月佛弟子张永敬造。
　　又有“弟子张秉”、“弟子张保”、“弟子张昌”等多人刻名，可知此像为张氏家族集资施刻供养（图1）。
　　释迦佛螺发，袒右肩式大衣，禅定印，趺坐于四方台座。台座正面为三个火焰形龛楣的小龛，正中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为二禅定佛；两边共刻四位供养人，台座两侧为二狮子。背光呈大椭圆形，纹饰分为五层，外缘为卷草纹，依次为千佛、飞天、千佛、佛养天人。佛像两侧又有二思惟菩萨，一手支颐，一腿翘起。
　　此像高度虽不甚高，但造型上具有许多早期石雕佛像的特征，内容丰富，颇值得探讨。
　　早期的铜石佛像经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灭佛运动，所见甚稀，此像为太安元年所造，系文成帝拓跋即位后，于兴安元年（452年）宣布恢复佛法后不久所造，故在学术上很有价值。
　　此佛像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是佛的螺发，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多为磨光肉髻，肉髻浑圆如丸，光润圆滑；或者是如汉式的束发状发髻，刻纹清晰。此像发髻如果没经后世修改，应可说是初期所见较早的螺发样式，此点在造像学上颇有意义。例如晚于此像大约五年雕造的云冈20窟大佛仍作磨光肉髻，云冈北魏初期的佛像也多数为磨光肉髻，或者是受犍陀罗影响的涡卷状发髻及浅水波状发髻。在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5窟中佛像螺发形几乎没有见到。这种螺发应是发源于马土腊地方的佛像样式，在晚期犍陀罗造像上也偶然可见，是马土腊地方佛像的一些特点也影响了犍陀罗佛像（图2）的现象。
　　中国早期佛像主要接受的是犍陀罗的影响，张永造像在公元455年早于云冈即出现了螺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此像还带有马土腊佛像（图3）的因素。与此尊造像风格相似的还有一尊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图4）（高41.5厘米，现在日本），其构图和衣纹样式均与张永造像极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佛像也为螺发，可见这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两尊造像风格和砂岩质地判断，应是同一地区制造。
　　张永造像为袒右肩式大衣，内着僧支。衣纹形式为扁弧状隆起，上刻阴线一道。左上臂部分的衣纹往往分二叉如燕尾状。这种衣纹是十六国至北魏初期石窟造像中常见的衣纹形式。此种衣纹起源甚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西亚一带的希腊化雕刻上，如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出土的飨宴图（2－3世纪）石雕像上即可看到（图5）。表现在中国主要还是犍陀罗的样式被加以归纳后的装饰性衣纹。在敦煌石窟早期的雕刻和云冈20窟大佛（图7）身上均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宿白先生所谓的云冈早期造像溯自凉州的特征之一。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的出土地不明，但从各方面风格分析，此像与云冈20窟大佛（图8）仍属同一系统的造像，估计是平城（大同）附近制作的。
　　台座的正面开小龛、内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在单尊石雕上出现，是早期石佛造像的特征之一。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像在昙曜5窟中即已出现，但多见于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477-499年）。在单尊造像上出现二佛并坐像，可以说张永造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
　　又佛坐像两侧的二思惟菩萨，思惟像作左右对称状，可见于云冈第5窟南壁下层西侧佛龛内，相当于云冈中期。在这单尊石像上出现二思惟菩萨像也是最早之例。二思惟像表现的是什么教理，学术界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是依据南北朝时流行的《弥勒菩萨上生经》和《弥勒菩萨下生经》而来的。
　　大椭圆形背光，最外缘为三叉叶状的卷草纹，这种三叉形草叶纹是犍陀罗柱头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含有希腊和波斯的因素。
　　上述两像作于5世纪中叶，是带有较多犍陀罗和凉州因素的早期佛造像，且都有明确纪年，可作为研究此期石窟造像和单尊造像的标准器。
　　宋德兴造像背光后浮雕“子本生”和“舍身饲虎”故事，也是同类题材在石雕上较早出现的例子。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冯受受造佛坐像（图6）（砂岩，高28.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也是屈指可数的早期单尊石佛像，此像制作相当于云冈石窟的第一期，故磨光肉髻、袒右肩式大衣、大衣领口的折带纹等都与云冈石窟一期造像风格近似，技法已经定型化，衣纹是扁平状的，流畅细密，较之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略显清秀。背后有发愿文：“天安元年四月八日冯受受敬造供养时”。此像也不明出处，从风格判断，当也是平城一带所出。
　　太和十三年（489年）或太和十九年（495年） 定州赵氏一族造定光佛立像 （图9）（砂岩，高约370厘米，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尺寸高大、气势夺人，在北魏单尊立像中颇具代表性。此像为磨光肉髻，面相丰圆，微含笑意。通肩式大衣，左手握大衣一角，右手作予愿印（手部微残），大火焰纹背光，较少见的例子是背光正面浮雕着几列身着交领短衣的供养人，且左右不对称，供养人身旁刻有人名。此像衣纹流畅，起伏较小，姿态和衣纹样式与云冈第18窟东南角的佛立像极为近似，可以认为云冈石窟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其佛像形式成为了北魏辖境内各地仿效的样本。背光后上方刻有弥勒菩萨像，交脚坐在藤座上(图10)，下方为发愿文：“太和十九年岁……定州唐郡唐县固……皇帝陛下七妙之零……造定光像一区赵寄赵□赵雅赵买赵双。”背光侧刻有“太和十三□年造像……”可知此像是今河北中部一带制作的。
　　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的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比丘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是北魏中晚期有代表性的石坐像（图11）。像后有发愿文云∶
　　大代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为生缘父母并眷属、师僧造弥勒石像一区。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下生人间侯王子孙,与大菩萨同生一处，愿一切众生，普同斯福，所愿如是。
像为石灰岩，高94.6厘米。高肉髻，上有浅水波纹，面相丰颐适中，通肩式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叉腰，持大衣一角。双腿突显，大衣下露出内着之裙，如重叠的水波状。
　　此像胸前和上臂部之衣纹，呈Ｕ形平行分布，臂部衣纹与前述张永造像相同，分二叉如燕尾。衣纹为扁平状，上刻阴线一道。值得注意的是其双腿突显，两腿间衣纹呈Ｕ形，层层分布如水波涟漪。膝盖亦极力刻化，突起成圆球形。
　　此种衣纹组织结构，排列分布，一眼看去无疑还是从犍陀罗佛像衣纹演化来的。但犍陀罗造像衣褶立体感较强，质感厚重。腿部也是自然的隆起。而僧欣造像大衣有如湿衣，呈出水状，尤其是双腿膝部，极力雕琢突显，可见作者是有范本依据并特意强调这种出水特征的。
　　虽然此像的犍陀罗痕迹浓厚，但这种出水大衣的处理手法应看到是有马土腊的薄透大衣样式的影响在内的。尤其是双膝盖极力雕琢成球形，与马土腊造像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凸显膝盖的表现手法，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和中印度的马土腊佛像腿部是个不可或缺的细节，此特征一直遍布于西域，如现在新疆丝路南北线所有石窟的塑像和壁画上，在河西的诸北朝石窟甚至东达青州的北齐石佛立像也莫不如此。可说是个带有西部佛像样式的外来信息或符号。 僧欣造像混合有犍陀罗佛像和马土腊佛像因素，但其范本不是直接来自外国，还应该是从西域间接而来的，成为当时艺匠感兴趣的样式并极力模仿。
　　与僧欣像造型极相似的为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图12）（日本大仓集古馆藏，砂岩，高363.3厘米），像身高大，据传为河北涿县永乐村东禅寺之物。
　　石像背刻有“清信士桓俭之侍佛时”、“桓□□为父母菩萨一区侍佛”、“清信士桓保胜侍佛”等等。发愿人多为桓姓、可知为桓氏宗族集资供养之佛像。桓姓，据《魏书》“官氏志”，是鸟丸（又作鸟桓）族内附于魏后改称的姓。鸟丸为东胡族一支，魏建国前亦将诸方杂姓总谓之鸟丸。可推测河北涿县永乐村一带当年为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后的村落。
　　此像造型颇为古朴，高肉髻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尚有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型及五官特征。通肩式大衣，大衣紧贴躯干。双腿极突显，大衣成湿衣塌陷状。膝关节刻意突起成圆球形。小腿部露出内着的裙，边缘如重叠的水波纹，裙摆向两侧飘出。
　　佛立像一手叉腰，一手施无畏印，双腿叉开，站立的姿式颇为雄健有力，其原 形使人想起印度萨尔那特地方雕刻的最早的一尊菩萨像。此像上有迦腻色迦王三年比丘巴拉所造的铭文，称为菩萨，高2.7米，据宫治昭先生考证为马土腊地方制作后又运到萨尔那特的， 关于此像年代有诸说，一般以为是130年左右，王镛先生认为是公元81年。在佛造像上左手叉腰的情况极为少见，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的姿势与印度初期的这尊佛立像颇为近似。衣饰上努力表现腿部的出水状也引人注意，可窥见仍有前述西域佛像的渊源。
　　此像直观甚为古朴，故国外有学者认为系十六国北燕之物。但若与前述太和二十三年比丘僧欣造像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尤其是双腿突起、膝部成球形、大衣塌陷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又从背光看，背光纹饰分为五层，中心为莲花，依次为千佛、连珠和柿蒂纹，最上端为禅定佛与飞天，外缘为火焰纹。其背光纹饰的组成与云冈20窟大佛多有近似之处。
　　从发愿文的众多桓姓推知，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改鲜卑及所统部落复姓而改姓桓，故此像实际上应作于太和二十年之后不久。
　　太和时期的佛像普遍极为精美，形体端庄，雕镂既细致又不失雄健之风。 太和十八年（494年）尹受国造石佛坐像 (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高54厘米，砂岩，出土地不明) 堪称此期石雕造像的代表作。背光后有发愿文云∶
　　夫至道虚寂，理不自兴。然众像不建，则真容无以明；群言不叙，则宗极无以朗。由是释迦能人，见生王宫，应权方便，广设津渡。清信士尹受国，为亡考造释迦文石像一区，作功以就。
　　谨发微愿，上愿七世父母，未来见世，常与三宝共会。又愿亡考，生生之处，遇佛闻法。自识宿命，永不退转。此愿一切运途有生之类，离诸有结，地狱众苦，咸皆休息。缘少微福，普同斯愿。
　　维大代太和十八年岁，次甲戌四月己巳朔八日壬子敬造讫。
　　此像为高肉髻，浅水波状发纹、宽额，面型丰颐适中。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作折带纹，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施无畏印，趺坐于束腰四方台座上。束腰中部为二供养人持供物，二蛟龙衔供盘，盘中有供物。两侧为二狮子。大 火焰纹背光，外缘为火焰纹，内缘有坐佛，正中部为火焰及莲花（图13）。
　　整体观之，此像造型端庄凝重，纹饰精美，背光比例舒展，是太和时期的代表作。与此尊造像形式相似的有多尊太和年间的金铜佛像，如原为日本新田氏旧藏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释迦佛坐像(图14)、太和八年（484年）杨僧昌造佛坐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佛坐像（内蒙古博物馆藏）、大代某年铜佛坐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述几尊虽为铜佛坐像、然均为同一格式，即都是释迦佛说法像，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为折带纹，内着僧支，束腰形四足方座，方座上饰卷草纹及供养人，束腰部有二狮子，大火焰纹背光，都是太和期间佛坐像的流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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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藏北魏金铜佛像
《收藏》2006年第02期
09:45:08 &&
(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古代佛像”极限明信片)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以其文化源自华夏的缘故，故其国民对于中国的历史文物，多能理解洞悉其深邃之意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上百年，中国国力积弱，民生凋敝，多少日本收藏家乘机聚敛搜求中国文物。其中住友春翠收藏的青铜器、阿部房次郎收藏的高古绘画、山口谦四郎收藏的佛道造像、岩崎弥之助收藏的古籍善本、中村不折收藏的敦煌文书皆名重一时。个中堪称直追前贤的后起之秀、跻身日本第一流中国高古文物收藏家之列的新锐闻人，应首推旅居东京的日籍华裔——新田栋一莫数。新田氏集藏中国金铜佛像之际，已值战后搜求精品颇为不易的时期，然有志者事竟成，新田最终建立起数量既多、品质上乘，为海内外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家艳羡不已的金铜佛像王国，“新田”二字几竟成为了“中国金铜佛”的代名词。谁曾想到有这样一尊造像，一见之下竟然令新田栋一怦然心动，以致常跪不起。此尊金铜佛像通高40.3厘米，即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以1.5亿新台币（约合3600万人民币）天价自新田处购藏的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阳氏造鎏金铜释迦佛坐像。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日本弥生画廊的小川敏夫最终得见梅原龙三郎庋藏的本尊金铜佛像后，新田嗟叹再三，倾倒不已，遂凭借早年经商积累的丰厚财力将其购为己有。1995年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总共3亿余新台币高价，购藏新田栋一庋藏金铜佛像名品30余件。台湾有关部门于2001年特别遴选其中三尊名品印行了《古代佛像》邮票以志纪念，其中即包括本尊太和元年阳氏造像（图1）。险些被实力更为雄厚的日本出光美术馆购藏的本尊造像最终得以入藏台北故宫，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艺术价值并重的流失国宝回归祖国怀抱的罕例。
　　太和金铜佛驰名于世，其中又以具佛床、光背的坐佛最有特色。存世太和年间的单尊金铜坐佛十余尊，其中具有确切纪年铭者皆集中于太和初年（太和元年至太和八年即公元477～484年）。国内所藏此式造像最为著名者，当为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1977年出土于延庆宗家营那尊金铜坐佛（图5）。若以保存之完好、体量之巨大、造型之古雅、光背之华美、鎏金之厚重、工艺之精湛而论，当首推新田氏旧藏太和元年阳氏造像（图2、3），不愧为托体山阿、真容高大的云冈20窟露天大佛具体而微的肖像缩影（图7）。北魏堪称中国佛教美术史上金铜造像的颠峰期，其名品如日本文化厅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铭菀申造佛立像、大英博物馆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铭仇寄奴造莲花手观音菩萨立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北魏金铜大立佛、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馆藏熙平三年（公元518年）铭释迦多宝并坐像、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铭交脚弥勒菩萨坐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铭王富如造佛装观音菩萨立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铭魏氏造立姿释迦佛三尊祭坛、美国纽约大都会艺博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铭午猷造立姿弥勒成铺大祭坛……然而即使将新田氏旧藏本尊太和元年金铜坐佛置身于上述旷世名宝之列，实亦不愧白眉翘楚之誉。放眼纵览长达千余年的整个中国金铜造像美术史，就历史艺术价值而言堪与阳氏造像分庭抗礼者亦仅只午猷造像、端方祭坛寥寥数尊名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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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金铜佛像的鉴赏与收藏
14:28:15 &&　　主持人：佛教艺术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佛教造像以其最能体现佛教教义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艺术风范。我国自两汉以来，各个时代都创造出了不少工艺精湛、纹饰绚丽、造型优美、面目慈悲的造像精品，佛教造像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神圣与庄严感，也总能给人一种心灵上的抚慰，并有着其他艺术品难以比拟和替代的价值。
　　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鎏金的佛造像，俗称“鎏金铜佛像”。这种佛像是供宫廷、寺庙使用；它的出现始于两汉时期，盛行于隋唐，一直延续至明清，跨度两千多年。而中国式的佛像雕刻艺术，在南北朝时便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鉴赏家 ***：南北朝的时候就崇尚一种“秀骨清像”，佛像菩萨是很清瘦的，秀骨清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一种菩萨比较清秀，一种清秀飘逸的美，他的服装是褒带博衣，衣褶是层层叠叠，给人一种很秀美的感觉，这是南北朝的一种特点。比方说著名的西方三圣是一个造像碑，碑中间是阿弥陀佛，碑的左边是大势至菩萨，碑右边是观音，统称西方三圣，上面是飞天八个飞天，飞天上面是两个小飞天，把一个净瓶捧在手里，把幸福撒向人间，这个著名的西方三圣，石雕比较多，铜鎏金的非常少。
　　到了隋代，佛教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这一时期虽是佛教历史的过渡时期，但产生了一批中国汉族化的佛教形象。因为隋炀帝比较重视佛教，所以说隋代制造出我国不少的金铜佛像的顶级之作。
　　***：到了唐代，唐代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鼎盛期，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了艺术的发展，而佛像的制作也到达了辉煌的地步，很多我们国家金铜佛的定级之作也就在唐代。那么唐代的菩萨制作，制作得非常精美，非常华丽，整个是博衣飘带，整个是比较飘洒、秀美，那么由于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的佛像面部都非常丰满，鼻子高高的，樱桃小口，身材都是以胖为美，这些艺术家们就把唐代的宫女作为模特。我们经常讲，叫唐代的宫女像菩萨，菩萨像宫女。也就是讲，这个时期的作品一般比较好鉴定。
　　在宋代佛像作品中，菩萨的形象塑造的成就最高。创作手法以唐代造像的理想化为基 础，进行了个性化的写实加工，作品以普通人为原型，佛像逐渐走向民间，就像身边的你我他，表现出亲切的生活情趣，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
　　***：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弥勒佛是很清秀的，到了宋代以后，由于人们的需要，就改为大肚弥勒佛，现在大肚弥勒佛我们经常见到，宋代的佛造像总之言之走入世俗化，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一种写实的东西比较多。
　　元代以后，社会更为动乱，战争连连不断，汉传佛教的影响逐步减弱了，藏传佛教逐渐扩大。在老百姓当中，藏传金铜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大多都是藏传金铜佛。
　　***：在国际市场上，汉传金铜佛拍卖价钱在逐渐提高，有的价格令人咋舌，非常之高。前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尊24厘米高的菩萨造像，估价是80万到100万，结果拍了150万左右。所以汉传金铜佛，因为它存世量很少，由于多年的战乱，其他的因素，所剩的东西非常少，所以它的价钱昂贵也是正常的。在市场来看，汉传金铜佛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价格，就是说我们有心的话，偶尔能到一些古玩市场，有些文物商店能看到汉传金铜佛，在国内有时候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得到广大藏家的认可。
　　由于汉传金铜佛的造像跟藏传金铜佛有很大的区别，有些造型很多人不一定看得懂，这便是汉传金铜佛的高难之处。除此之外，汉传金铜佛历史跨度长，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并且千姿百态，因此，要收藏汉传金铜佛，一定要对各个时期的金铜佛的特征有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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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tr][td=1,1,770]明清铜佛像的鉴定、辨伪和收藏
[/td][/tr][tr][td=1,1,770]艺术网
14:48:16 [/td][/tr][tr][td=1,1,770]&&[/td][/tr][tr][td=1,1,770]　　明清铜佛像的鉴定、辨伪和收藏
　　金铜佛像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它的宗教性。佛像体现佛教的庄严、神圣、慈悲的精神。所以在造型的制作上，它必须严格遵循佛教的教义规范，也就是造像仪规。这就决定了佛教造像中佛、菩萨、罗汉、明王、护法、祖师等等造像的造型。二是它的社会性。造像要有人崇拜，就必须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在不同的时代，为了让人们理解和接受佛教精神，就要迎合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这就使各个时代的佛教造像，体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三是它的艺术性。无论是宗教性也好，社会性也好，要体现出来，都必须经过艺术手段的加工。所以，对于金铜造像必须从造型、时代和工艺三方面来欣赏和鉴定。
　　（1）鉴定
　　佛教进入中国二千年了，佛教思想如一颗种子，落入土地后一禾三穗会结出诸多果实；一部佛典经过再三翻译，又经摘要、问答、论释后，会衍生出许多旁支学问，另立出许多宗派。佛教造像也一样，各时期传入的有限的印度造像如同种子，在各时代、各地域形成不同风格的造像。随着中国佛教文化的成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像在中国工匠的手中逐渐脱离原有风格，加入了中国自身的造像形态，建立、发展成独特的中国佛像，在这艺术融汇、交流中，呈现出各时代多姿多彩的鲜明特色。所以，要正确鉴定佛像必须具备四方面的知识概念，这就是地理概念、历史概念、文化概念和宗教概念，这就是要了解中国和古印度的历史，了解佛教产生和发展的有关知识。这样对我们正确判断和选择收藏是极为有益的。
　　金铜造像是一种三维立体的雕塑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体艺术，其主题是一致的，即都为“人”像，不同的只是其面部表情、手印、服饰、坐姿及周围的陪伴物、台座、持物等等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把一般的鉴定要点归纳为以下六点：一看面相和体形，二看手印与坐姿，三看标识与坐骑，四看细部与装饰，五看材料与质地，六看铭文与题记。如果能注意到以上几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正确的鉴定了。
　　首先，所谓标识和坐骑、佛像的手印、坐姿都是有定规的，只要仔细观察和对照，就可正确地为一件造像定名，分清是佛还是菩萨，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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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tr][td=1,1,770]佛像鉴定收藏序说
[/td][/tr][tr][td=1,1,770]金申 中国文物信息网
14:12:12 [/td][/tr][tr][td=1,1,770]&&[/td][/tr][tr][td=1,1,770]　　佛教艺术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故中国古人也将佛教称为像教，可见佛像在佛教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随手翻翻佛教史籍，历代高僧传之类的书，里面关于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建寺起塔之类的记载，真是极为丰富浩瀚，令人有读之不能穷尽之感。
　　在佛教文化圈内遗存至今的大小石窟，塔庙数量庞大，而流布于全世界的公私立博物馆、私人收藏家以及古董店、杂货摊的佛像等，就更是浩如烟海，不可数记了。
　　这些流散的单尊佛像，由于脱离了当年供奉的环境，缺乏可靠的断代依据，有的即使有铭文题记，也不能完全凭信。因此，对佛像的研究、鉴定就要凭藉着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判断了。
　　佛造像的鉴定和鉴定陶瓷器、铜器、书画等，应该说方法和规律是一致的，但某些方面可能较之涉及的面更广，知识面更宽。佛造像公认的产生时代，应该已有２０００年左右的历史，时间跨度极大；地理上可以说分布于整个亚洲范围内，分布地域广阔，信奉的民族众多，使用的语言也多种多样，传布的系统至今可归纳成三大语系，即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可以想像，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有如此众多的信奉者在亚洲大地的每个角落年复一年的制作佛像，虽说都依据着不同语种和版本的佛经，而作出的佛像必然会依历史的演变、民族的审美观、地域出产的不同材质等因素，而产生纷繁的样式与风格。
　　佛像是人们崇奉的法物，供奉祈福，以求平安，古代还没有人是出自爱好而收藏佛像的，这和书画、青铜器等不同。见于史籍的，至迟在唐朝，人们即已开始收藏书画，例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北宋时开始收藏瓷器，至于明清以来，收藏书画、金石、文玩等更是为人称道的雅事。但佛像因属宗教法物，一般人多少心存敬畏，所以一直到清代，各种文物收藏家都有，却很少听到有专门收佛像的。
　　清乾嘉时期。这时期金石考据学兴盛，金石学家对钟、鼎、碑刻文字广为注意，许多石佛教造像因有文字题记，故被金石学家加以著录，如《金石萃编》、《环宇访碑录》、《中州金石记》等，著录了不少石佛像。
　　造像上刻有铭文的最有名的有很多，例如北魏正光六年（５２５）的《曹望僖造石弥勒像》（台座），原出山东临淄县西桐村民宅墙闾，现流失国外。《山左金石志》、《神州国光集》等书都有著录，是金石学上的名碑。
　　雕工特别精美。清乾嘉以后，金石考据学家出于金石学的目的，加以著录，既然著录了这个像的文字，佛像也就被人注意，可以说这就算是人们研究或收藏佛像之始。
　　小型铜佛往往上面也有铭文，也就被金石学家所注意，因此也著录了一些小铜佛。还有所谓的五代吴越国钱氏所造的阿育王塔，都是清代被人们注意的，在这之前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收藏佛像。
　　近代的金石学家马衡所著《凡将斋金石论丛》，陆和九著《金石学讲义》以及卫聚贤等都提及了佛教造像的研究。但这时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轮廓阶段。此外，一些古董商人和文人也注意将佛像拓成拓片或珂罗版影印成帙。如黄伯川氏编《尊古斋陶佛留真》和王潜刚的《观沧阁藏魏齐佛记》等。内中部收有铜、石佛像，印制颇精，不少名品已流入国外，可惜也有许多伪品收录其中。
　　总之，这时期人们对佛像的研究还很不深入，有的北魏和唐铜佛造型，时代不分，断代不准。
　　科学地研究佛教造像，是西方人开了这个风气。如瑞典人希莱著《中国佛像艺术》二巨册，收佛像数百尊，系统地将中国佛像分类，是研究佛像的开山巨作。此外又有日本人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水野清一著《中国的佛像》、松原三郎著《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都是研究佛像的重要著作。仅于时代局限，难免也有伪品混迹其中。
　　综上述我们可以得知，出于学术研究和爱好，收藏佛像不过是近百年的事。近代的大文学家、画家对文物的兴趣也很浓厚，在其学术生涯中也多有涉及佛教造像，如鲁迅收集魏晋造像拓片颇丰富。又有郑振铎也搜集汉唐古俑兼及佛教造像，编印《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内中也有原出云岗、龙门后流入国外的佛像。
　　当我们面对着每尊单独佛像来分析它的时代、产地、尊名、真伪等问题时，那就要动用我们全部的知识储藏，用佛教史和历史的知识来判断时代；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来分析产地；佛学方面的学养来辨别造像的神格、尊名和典故；佛学、历史、地理、工艺制作等诸方面因素来考证真伪，可以说每尊造像背后都涉及了很多门类的学问，考证起来其乐无穷。特别是伪作，作伪者出于获利的目的，不管怎样费尽心机，精心模仿，若运用上述的综合学识鉴定，总会有露出破绽之处。有的伪作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在博物馆、拍卖会上招摇过世，就是因为鉴定者的学识不足，眼界不宽所致。
　　佛造像鉴定的重要性在于，赝品一旦被人承认，财力上招致损失尚且事小，有的精心伪作，甚至被某些学者要用来修正和补充佛教史和艺术史，那可实在贻害不浅了。
　　至于个人收藏，可依每人的兴趣与财力而言，有些辉煌巨制，文质兼美，可遇而不可求，纵拚万金也值得。但也有表面华美、制作甜俗并无深层意趣的作品，过目也即忘却了。倒是有些残躯断臂、乍看相貌平常的作品却蕴藏着深层的意味，或者说很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流派的风格，有窥豹一斑的效用，也如同买不起昂价的元青花大器，却不妨揣摩几块釉色纯正的元青花瓷片一样，是极有用的研究资料。真正能把元青花瓷片的釉色、胎土、造型等规律吃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真的碰上好运气呢！
　　东晋人的脚印
　　吴　炜１９８１年春，文物工作者对江苏仪征化纹工业联合公司基建工地上机械化施工中发现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一座古墓。该墓残长３．５、宽２．２、残高１．０５米，均用长３０、宽１４、厚５厘米的长方形砖砌筑墓壁和铺墓底。墓顶已不存，从墓室内残留的刀形砖（长３０、宽１４、一侧厚５、另一侧厚３．６厘米），推知其墓顶应是券顶。砖为素面砖，在部分长方形砖的侧面上发现模制铭文：“晋泰和五年岁在庚午秋九月”；在部分刀形砖的端面上亦发现模制铭文：“晋泰和年岁在辛未”，铭文均为阳文。
　　有趣的是，在寻找纪年砖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块当时的窑工劳作时赤足踩的脚印砖，惜已断为二截，此脚印为左足，位于砖面的中央，足长２４、前掌宽１０、深１．８、后跟宽６、深２厘米。“泰和”是东晋废帝司马奕的年号，泰和五年、六年分别为３７０年和３７１年，距今已有１６００多年的历史。
　　那么，此人的身高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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