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选调生”队伍的前途与命运分析报告（1）
从1980年开始，经历33年，选调生已经是一个13万人的群体。虽然他们一开始都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
选调生有多少“火箭神女”这样的传奇故事？
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袁秋年女儿袁慧中被网友称为“扬州火箭神女”，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昨天，记者来到扬州市委组织部采访时，扬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爱军表示，在袁慧中提拔任用问题上，很负责任地讲，整个过程体现了公正、公开、平等竞争（《现代快报》)
“扬州火箭神女”毕业三年升副处，整个过程没违规，其原因就是因为她是选调生。也就是说，只要进入选调生的“官二代”，火箭提拔都是公正、公平的。
扬州市组织部部长张爱军表示，按照有关规定，博士生成为选调生可明确为乡镇镇长助理，因此袁慧中当时就担任的原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副科）。的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有如此规定：博士研究生一般安排担任乡镇长（街道办主任）助理等职务；第二十三条规定，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后，适合做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经考核表现优秀的，及时提拔进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工作，适合从事其他领导工作的，也要及时选用。但是如果袁慧中不是扬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她的提拔能有如此“火箭速度”？尽管袁慧中公开选拔副处时,其父实行了回避，市委常委会无记名投票时，他没有投票，但不能说他对袁慧中没有影响力。真正回避，袁慧中就不应在扬州市选拔，因为她父亲是扬州市委领导。如果袁慧中是扬州平民百姓的子女，提拔就不可能有如此“火箭速度”。
不久前，遭受网友质疑的湖南湘潭县副县长徐韬，5年历任9职，实现了“三级跳”，虽比不上袁慧中的“火箭速度”，但可说他是步入了官路的“高铁”时代。能步入“高铁”时代，当然也是因为他是选调生。像袁慧中、徐韬这样的选调生被媒体曝光的已很多，比如， 1987年3月出生的侯轲，2009年7月参加工作，却是安顺市镇宁自治县简嘎乡人民政府乡长，去年8月拟任共青团安顺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又比如25岁的孙靓靓任泰州市团委副书记遭质疑；但因为是选调生，所以提拔同样是没违规的。这也是那些“官二代”削尖脑袋进选调生队伍的关键所在。
问题是这选调生当中有多少是“官二代”，又有多少是“贫二代”？见过几个“贫二代”是火箭提拔的？考公务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考选调生是比考公务员门槛更高的一座独木桥，对于“贫二代”来说，考上选调生就更不容易。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在网上发帖称，在贵州省选调生的招考工作中，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的她却被拒绝录用，原因是她体检中梅毒血清特异抗体测定呈阳性。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她不能被录用为公务员。而她到其他三家医院检查均显示阴性。（2012年8月5日《西安晚报》在这次贵州省的选调生招考中，其实不是唐海情“被梅毒”，梁鲲也称与唐海情遭遇的情况类似，他报考安顺市基层党政总成绩第一名，也因体检“被梅毒”未被录用。有网友说，这就怪了，咋都在贵州选调生招考中两名成绩第一名者体检出“梅毒”？其实，这不怪，假如唐海情和梁鲲是“官二代”，有背景、有关系，显然就不会 “被梅毒”。从“被梅毒”，就知道草根要进入选调生这个队伍有多难。
众所周知，选调生的目的，就是把优秀年轻分配到基层工作，从而加快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步伐。选调生的培养方向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这一做法是遵循年轻干部成长规律、加速领导人才成长的有效途径。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秉持了“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取到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选调生招考也已成了权力的潜规则。如今能入选调生的人，品学兼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后台和关系，否则，你就考得再好，也会和唐海情、梁鲲他们一样会“被梅毒”。
“扬州火箭神女”犹如传奇的故事，至今让人扑朔迷离。表面上看，如扬州市委组织部长张爱军所表示的，是公正、公开、平等的竞争；但实质上，在权力的笼罩下的选拔能有多少公正呢？袁慧中三年到副处级是不是背离了“公平、平等、竞争、择优”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背离这个原则，为何又遭受公众如此强烈质疑？从袁慧中到徐韬，再到侯轲、孙靓靓……都引来了公众的质疑，这一浪高于一浪的质疑声中，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是公平、平等的竞争，还能有这么多的声讨？假如选调生选拔背离了“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原则，那么，就应该取消这种“病变”的选调生的招考。只有取消，人们才会消除对这种“制度性疑虑”。 (洪巧俊的博客/)
选调生的选拔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时代，当时的选调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部分。196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高等教育部党委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写的《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不过，选调生的选拔刚刚出炉就因“文革”而夭折。
1980年，选调生工作在全国重新启动。1986年选调生工作戛然而止。
1999年10月，选调生工作又恢复。
目前有少数选调生已擢升为省部级、地厅级干部。
2.05，中央党校第一期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 69名学员，其中61名是地厅级领导干部，8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36岁，平均只有41岁。此后每年一期。
5.01，中央党校第三期选调生培训班44名学员，其中40名地厅级领导干部。
省部级干部的“选调生”
陈全国（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59岁的陈全国，1955年11月生，河南驻马店市平舆人。1981年12月，26岁的陈全国以郑州大学选调生身份从河南省平舆县辛店公社基层干部起步，28岁的陈全国跳过科级直接成为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办公室秘书（副县级），30岁的陈全国成为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副秘书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33岁的陈全国成为主政一方的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陈全国在县一级工作时间11年后，在地级过渡4年，43岁的陈全国升为河南省副省长[省长李克强]，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前，在省一级政府工作也长达12年。
王东明（四川省委书记）
58岁的王东明，1956年7月生，辽宁宽甸人，辽宁本溪出生。1982年6月，26岁的知青出身王东明以辽宁大学选调生身份任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西郊公社党委副书记，27岁的王东明升任共青团辽宁省锦州市委书记（副科破格升任正县级），32岁的王东明成为主政一方的辽宁省绥中县委书记。王东明在县一级工作时间10年后，从辽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到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地级岗位工作近4年。41岁的王东明升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省级）,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到中央编办主任，再到四川省委书记，在省级岗位工作已17年。
陈文清（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正部级）
54岁的陈文清，1960年1月生，四川仁寿人。1984年7月，24岁的陈文清以西南政法学院选调生身份任四川省彭山县公安局谢家派出所民警起步，陈文清的成长轨迹：四川省彭山县公安局谢家派出所副所长―→乐山市金口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26岁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局长、政委―→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32岁乐山市公安局局长―→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38岁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42岁的陈文清升任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52岁的陈文清由福建省纪委书记升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正部级）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新疆政协主席）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1962年12月生，新疆霍城人。1985年7月,23岁的努尔兰?阿不都满金以新疆大学选调生身份从新疆巩留县人民法院助审员起步，25岁升任新疆巩留县人民法院院长，5年后升任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副院长，1年另2个月后转正。40岁任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41岁任新疆副主席,51岁任新疆政协主席。
黄道伟（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57岁的黄道伟，1957年10月生，广西博白人。1982年2月,25岁的黄道伟以广西民族学院选调生身份从家乡广西博白县凤山公社党委宣传委员起步，从基层公社一步一个脚印,科级半年[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县级9年[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地级13年[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副省级已8年[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梁惠玲（湖北省副省长）
52岁的梁惠玲，女，1962年8月生，湖北宜城人。1983年7月,21岁的梁惠玲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选调生身份从湖北省襄樊市五中教师起步，22岁升任襄阳市团委副书记（副县级），10年后升任襄阳团委书记（正县级），后任孝感市委常委。42岁任孝感市市长（正厅级）,51岁任湖北省副省长。
马廷礼（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51岁的马廷礼，回族，1963年2月生，宁夏平罗人。1983年7月,20岁的马廷礼以宁夏大学选调生身份从家乡平罗中学团委书记起步，21岁升任石嘴山市团委副书记,4年后转正.37岁的马廷礼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外经贸厅副厅长,后在中央党校第一期选调生（2002.03―2002.05）培训班学习,45岁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厅长,后任中卫市委书记,50岁升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刘莲玉（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54岁的刘莲玉，女，湖南澧县人，1960年2月生。1980年12月,20岁的刘莲玉以常德师专(现湖南文理学院)选调生身份从家乡澧县县委驻大坪乡工作组干部起步，23岁升任澧县澧澹乡党委副书记；1年后转正任澧县方石坪乡党委书记,10个月后任桃源县副县长,28岁任常德团委书记，32岁的刘莲玉成为主政一方的常德市武陵区委书记，35岁任湖南省团委书记（正厅级），后任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怀化市委书记。48岁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向利（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
51岁的田向利，女，1963年3月生，河北邢台人。1984年7月,21岁的田向利以张家口师专选调生身份从石家庄市桥西区南长街办事处干事起步，22岁升任石家庄市桥西区团委书记,7年后升任石家庄团委副书记,32岁以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府负责人身份过渡3个月转正――石家庄团委书记,1年后升任河北省团委副书记,38岁转正――河北省团委书记（正厅级），7年后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48岁二线转一线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李鹏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54岁的李鹏新，1960年12月生，山西神池人。1983年9月,23岁的李鹏新以青海师范学院选调生身份从青海省治多县多彩公社党委秘书起步，24岁升任青海省治多县当江乡副乡长, 25岁越过正科升任青海省治多县副县长,6年后转正任共青团青海省委组织部部长,10个月后升任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6年后又转正任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正厅级），45岁升任青海省委常委、海西州委书记,6年后从青海省调任内蒙古自治区。
廖国勋（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51岁的廖国勋，土家族，1963年2月9日生，四川成都人。1983年8月,20岁的廖国勋以贵阳师范学院选调生身份从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四中教师起步,23岁进贵州省黔东南州委组织部工作,挂职任台江县良田乡党委副书记.30岁进贵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任主任科员,31岁升为贵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处级巡视员,4年后转正处,44岁的成为主政一方的贵州省铜仁行署专员，45岁升为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49岁升为贵州省委常委。
陈羽（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58岁的陈羽，女，蒙古族，1956年12月生，辽宁喀左人。1984年12月,28岁的陈羽以内蒙古医学院选调生身份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医院办公室副主任起步，30岁升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副县级），7年后升任内蒙古医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正县级），后任内蒙古医学院党委副书记。42岁任内蒙古医学院党委书记（正厅级）,57岁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刘日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刘日知，1958年9月生，广东连平县人。1983年8月,25岁的刘日知以华南师范大学选调生身份从广东省从化县吕田区公所党委宣传委员起步，26岁升任广东省从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6年后升任广东省从化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5个月后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副书记。35岁任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41岁任广州市委常委、秘书长,3年后升任梅州市委书记,55岁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王振有（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王振有，1954年10月生，辽宁鞍山人。1983年7月,29岁的王振有以武汉大学选调生身份从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办事员起步，31岁升任鄂城钢铁厂计划处副处长，6年后升任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处长，5年后任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45岁任宜昌市市长（正厅级）,54岁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部级）。
肖旭明（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肖旭明，1955年3月生，湖北蕲春县人。1982年7月,27岁的肖旭明以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选调生身份从湖北省黄冈地区劳动局办事员起步，28岁升任湖北省黄冈地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1年后升任湖北省黄冈县副书记，4年后任湖北省黄冈地区城建局局长。41岁任湖北省建设厅副厅长,6年后任湖北黄石市市长,58岁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罗殿龙（广西高级法院院长）
罗殿龙，壮族，1952年5月生，广西贵港人。1982年7月,30岁的罗殿龙以广西大学选调生身份从广西河池地委宣传部理论科干事起步，33岁升任广西河池县委副书记，6年后主政广西东兰任县委书记，43岁任广西河池地委副书记,又6年后主政广西南宁任地委书记,7年后升任广西高级法院院长。
索达（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索达,藏族，1960年1月生，西藏江达人。1980年7月,20岁的索达以北京师范大学选调生身份从西藏自治区江达县文教科干部起步，24岁升任西藏自治区江达县西邓柯区委书记，3年后升任西藏自治区洛隆县委副书记，7个月后转正任西藏自治区洛隆县县长。33岁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挂职任区长助理,42岁任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厅级）,3年后转正任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正厅级）,53岁任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彦凯（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彦凯，回族，1958年5月生，宁夏海原人。1980年,22岁的李彦凯以宁夏财经学校选调生身份从海原县税务局干部起步，29岁升任海原县财政科副科长，5年后升任固原行署财贸处副处长，又5年后转正任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处处长。42岁以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身份到中央党校第一期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学习,48岁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税局局长（正厅级）,53岁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顾浩（江苏省委原副书记）
顾浩，1940年1月5日出生，江苏省南通通州人。1965年,25岁的顾浩以选调生身份从江苏淮阴农村社教团工作队长起步，后历任江苏南通县金南公社党委书记；南通海门县委副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46岁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历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罗海藩（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罗海藩，1937年6月出生,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集贤村)人。1965年,28岁的罗海藩以华中科技大学选调生身份从湖南省社教工作队副组长起步，后历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长沙水泵厂技术员、厂组织科负责人、政治处主任。党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任。41岁任长沙市委常委、经委主任,后历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市长。省纪委副书记。5年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地厅级干部的“选调生”
&中央党校第一期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学员（2.05）
选调生年份及起点职务
培训时职务
潘毅琴，女，回族
重庆綦江区委书记
1984.07，西南师范大学选调生；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街道党办组织干事
重庆市渝中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
河南省三门峡市委书记
1982.01，河南大学选调生；河南省宁陵县阳驿乡乡长
河南省焦作市委副书记
山东省烟台市委书记
1983.07，莱阳农学院选调生；山东省益都县云门山园艺场技术员
山东省潍坊市委常委、诸城市委书记
山东省莱芜市委书记
1985.07，山东师范大学选调生；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办事处团委副书记
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
黑龙江省鹤岗市委书记
1984.08,东北农学院选调生；兰西县农机修造厂技术员
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
1983.08,贵州农学院选调生；贵州省桐梓县元田区元田公社干部
黔东南州副州长
福建龙岩市委书记
1983.08，福建师范大学选调生；福建省南安县码头公社专职团干
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
湖北孝感市委书记
1985.07，华中农业大学选调生；湖北省红安县永河区桃花乡副乡长
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
湖北省荆州市市长
1984.07，湖北医科大学选调生，湖北省宜昌县鸦鹊岭卫生院医师
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
辽宁省丹东市市长
1983.12,沈阳农学院选调生， 抚顺市郊区千金乡经管会经管员
丹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四川遂宁市副市长
1984.07四川大学选调生；南充县高坪镇宣传干事&
资阳市副市长
西藏拉萨市委常务副书记（正地级）
1984.08，镇江师范专科学校选调生；江苏省丹徒县三山乡党委秘书
江苏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
青海海北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3.07，青海师范学校选调生，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主任科员
青海省海北州副州长
安徽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
1983.07,安徽大学选调生，合肥客车厂政治处干事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
1983.07，中山大学选调生；&广东省博罗县柏塘公社团委副书记
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四川久大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1983，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盐厂
四川久大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上午8时30分福建莆田市长张国胜从市政府办公楼坠落
1982.02福建师大选调生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中央党校第二期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学员（3.07&）
选调生年份及起点职务
培训时职务
四川广元市市长
1986.07，西南财经大学选调生,&巴中县清江镇团委书记、副镇长
巴中市副市长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1983.08,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更名为燕山大学）选调生,北安市农机一厂技术员
黑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田福德，土家族
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厅级）
1983.07，吉首大学选调生,湖南省桑植县沙塔坪乡工作
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
甘肃临夏州委副书记
1983.07,兰州大学选调生,靖远县东湾乡文书
甘肃省临夏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辽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
1982.02，沈阳师范学院选调生,北票市娄家店乡党委副书记
盘锦市委副书记
江苏信访局副局长
1984.07&扬州师范学院选调生,无锡市政治干部学校教师、校团委书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中央党校第三期选调生培训班学员（5.01）
选调生年份及起点职务
培训时职务
四川眉山市委书记
1984.07，绵阳师范专科学校（今绵阳师范学院）选调生，江油县三合乡团委书记
资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
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
1985.08,新疆大学选调生；新疆昭苏县经委干部
新疆新源县委书记
广东汕尾市市长
1983.07&中山大学选调生,&揭阳县梅云区委办公室资料员、团委负责人
揭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1980.10&浙江省泰顺县广播电视局办事员
吉林省通化市副市长
黄志伟，壮族
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正厅长级）
1981.07，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选调生,&广西百色市百色一小教师
广西百色市委常委、秘书长
降初，&藏族
四川林业厅副厅长
1983.07西南民族学院选调生,&丹巴县科委干事
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正厅级
益阳市政协副主席
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1983.07&山东大学选调生,大庆市人事局干事
大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宁波大学党委书记
1985.08&宁波师范学院选调生,宁海县力洋镇城建办副主任、党委委员
宁波市镇海区区长
河南漯河市委常委
1983.07，许昌师专选调生，河南省临颍县繁城乡干部；
河南省漯河市副市长
&&中央党校第四期选调生培训班学员（2005.10－2006.01）
选调生年份及起点职务
培训时职务
邓月楼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1984.12&内蒙古农牧学院选调生,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朝克苏木党委秘书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委副书记
甘肃信访局局长
1983.09,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选调生；甘肃省庆阳县（2002.09更名为庆城县）玄马乡政府干事&
甘肃省庆阳市副市长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84.07,河北师范学院选调生，河北省黄骅县周青庄乡组织委员
保定市副市长
广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1982.01&广西师范大学选调生，广西全州县龙水公社团干
广西北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山西运城市委副书记
1983.08,山西农业大学选调生,陵川县附城公社行政秘书；
山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主任（副厅级）
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正厅级）
&1984.07，华南工学院选调生，广东省海南屯昌县木色水库管理处副主任&
海南省水务局副局长
盛娅农，女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副主任（正厅局长级）
1986.07,重庆师范学院选调生，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乡党办干部
重庆市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
1985.07&枣庄师范专科学校选调生,&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党委秘书&
枣庄市委常委、市中区委书记
&（彭凯的博客/）
2012年6月底，作为甘肃省在清华大学引进的选调生，周杰就将正式毕业离开清华园，等待9月份到甘肃省委组织部报到。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称自己对去甘肃的选调充满了期待。
三个月前，周杰在甘肃省来清华的选调现场碰见了师姐蔡程程，清华大学法律硕士毕业的蔡程程2011年9月奔赴甘肃成为选调生。目前，仅毕业工作不到一年的她，挂职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党委副书记，拟任武威市安监局副局长。这一次的选调宣讲，甘肃省委组织部特意带来了蔡程程等几位清华生。现场很多想报考甘肃选调生的学生，对4位清华生考上副县级似乎更感兴趣。“我觉得能在年轻时代，在一个乡镇里面当乡长，要比你挣很多很多的钱高尚得多。”周杰说。
目前在武威市的清华选调生为7名。2011年年底武威市干部公开选拔时，这7位清华生有4位考上了副县级，其中焦三牛因是1989年出生的清华2011届本科毕业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县级”而广受关注。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更是在5月6日、7日、8日、10日连续做了《走基层，我在基层当干部――焦三牛和他的同学们》的特别报道。与2009年同是清华毕业的“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不同，清华大学对焦三牛等选调生的宣传更为高调。
在这个凡事“拼爹”的年代，焦三牛、蔡程程、周森锋等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的草根出身的清华毕业生，走出了另一种“火箭式升迁”的清华模式。
“清华式”升迁路径
“升职如火箭，半年升一级”，这曾是网友对“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升迁之路的概括。
2009年6月，29岁的周森锋成为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正处级）。两年后，他又成为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厅级)。
周森锋的“一鸣惊人”源自襄樊市（现称襄阳市）的人才引进计划。从2004年开始，襄樊市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从清华大学等单位引进了周森锋等硕士。受益于这种体制，刚硕士毕业的周森锋即担任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副处级）的职务。
焦三牛、蔡程程等人的升迁路径也大抵如此。在解释这种“火箭式升迁”时，甘肃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官员称，2009年底，甘肃省与清华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甘肃省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吸引清华大学毕业生到甘肃工作。
这种优惠政策和条件首先体现在选调生的职务上。2011年11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清华大学选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清华大学选调生博士、硕士研究生一律统一安排到乡镇挂职担任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镇长。
这些选调生将进行不少于两年的基层实践锻炼。两年之后，这些博士研究生可安排副县（处）级领导职务，硕士研究生可安排乡镇党政正职或正科级领导职务；表现突出的，可以破格提拔使用。在当地看来，焦三牛等选调生就是破格提拔的案例。
按照当地的解释，焦三牛、蔡程程等人是在2011年武威市面向全国公选时的佼佼者，而破例毕业半年即成为“副县级”的干部。武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明生说，这并非对清华毕业生的特殊政策，对其他院校毕业的人才也是完全开放的。
但在武威市的这次全国公选条件中，还是特别规定了清华大学毕业、在武威市工作的可直接报考副县级领导职位；而那些“211工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需要在武威市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报考资格；条件中未涉及非重点的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报考。
选调生是国家面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一种干部选拔方式，通常而言并未限定毕业生的学校优劣，但绝大部分省市区的选调生都针对省内普通大学毕业生和省外的重点一本院校毕业生，一些省市区每年还分配近百名额选调生特意留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职务的安排上，选调生的原则是本科毕业定科员，硕研定副科，博研定正科。不过，在各地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名校的选调生中，职务通常都要高于这一标准。
比如，辽宁省盘锦市2012年向清华大学选调10名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直接任职为该市事业单位副科级领导职务，硕士直接任职为该市事业单位正科级领导职务。博士由校方推荐到盘锦事业单位副处级岗位挂职锻炼（挂职期为二年）。
据盘锦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2年针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的选调生职位有盘锦市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盘锦市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盘锦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等。一位参与盘锦选调的清华学生暗叹，这些都是“肥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针对特定的某校毕业生，放宽公务员招考的条件，是不妥当的，是另一种意义的“萝卜招聘”。
地方与清华的战略合作
不管是周森锋，还是焦三牛、蔡程程，他们的成功其实更得益于清华大学与这些地方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从2009年开始，清华大学已与甘肃省、辽宁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有一条宗旨是“为20年后，清华毕业生在国家重要的行业和领域成长为杰出人才进行战略性布点”。为此，清华大学由校领导亲自带队，赴重点地区走访，其中就包括这几年与省、市级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这种合作协议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地方政府将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吸引清华大学毕业生到当地工作。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选调生，是地方政府吸引清华人才的一个方面。这些选调生几乎都能受到当地省市级领导的亲自接见。
201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带队来甘肃省武威市考察焦三牛等清华学子在武威市工作、生活情况。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当即承诺，来武威市的清华毕业生，市委、市政府一定会培养好、使用好、照顾好。
除了职务上的优惠，在对清华选调生的生活等方面，地方政府也是无微不至。甘肃省的《通知》中规定，能安排单身宿舍的安排单身宿舍；在外租房的要给予租房补助；自购住房时，要协调优先安排经济适用房或保障性住房；并要妥善安排清华选调生配偶的工作。
除了甘肃省，2012年，河南、新疆、福建、重庆、吉林、广西等多个省市区也定向清华大学招聘选调生。这些省市区多为这两年与清华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的地方。清华大学这种“攻城略地”的态势，让一位北京大学的教育研究专家连称北大落后了。
地方政府从与清华的合作协议中获得的好处，就是当地党政机关和科研院所人员可以赴清华大学接受进修培训，可以与清华大学共同向国家申请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专项经费，可以优先引进清华毕业生完成地方的“人才政绩”等等。
清华也能给地方带来财富。在与地方的合作中，清华企业家协会代表团、清华科技园等都将成为地方项目转换的平台。比如，新疆自治区与清华大学双方的重大项目合同额在2008年就已达到1300多万元。过去五年，浙江省和清华大学的合同总额达1.3亿元。
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一位老师介绍，这些年清华针对学生就业有一套心得。他们积极引导学生向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就业。清华划定的9大重点引导行业包括重点高等学校、党政机关、重要军工企业、重要金融单位、三级甲等医院、省部级以上科研单位、重点国有企业、军队、主流新闻媒体。重点地区是京外，特别是西部、东北等地。
“凡是国家重要行业，都应该是清华毕业生的志向！凡是国家重要发展地区，都应该有清华毕业生的足迹！凡是国家重要战略的实施，都应该有清华毕业生的贡献！”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一位老师称这是清华生的价值观。
清华大学2010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8.5%，近八成的就业毕业生赴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工作，京外就业比例达43%。2011届毕业生就业率98.3%，79.9%的签约国家重点单位，京外就业比例为46.8%，184人签约基层党政部门，其中100人签约各地基层选调生。
“干预式”就业体系
除了党政机关，一些重点行业也成为清华大学就业指导的一个重要引导方向。李乐是2007届清华大学的博士毕业生。2007年毕业时，他的导师让他进某重点研究所工作。这位导师希望延续清华对这所研究所的影响力。该所的老所长、现任所长都是清华毕业生。
李乐所在的这个专业是清华大学21世纪初才恢复的院系。而目前这个行业的主导人物多为北京的另一所985工科大学。清华大学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培植这个行业的清华系。李乐在毕业后不久很快升为高级工程师和硕士生导师。
李乐职称升级的时候也正是周森锋事件持续发酵的时候，当网民纷纷质疑周森锋的家庭背景时，李乐也成为研究所一些人讨论的话题。“我也是所里比较年轻的高工，要说我们的背景，其实就是清华。”草根出身的李乐说。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南北主干道上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鼓励清华毕业生国家重点发展行业和地区就业，2006年开始，清华大学设立了“启航奖励金”，获得这一奖金的毕业生将被定向“跟踪”其发展动向。
目前，清华大学已实现了就业工作的“全员化、全程化”。这一“干预式”的就业体系在引导学生就业时会着力解决“我要去”和“我能去”的问题。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称这是“看得见”的手。
清华大学还成立了校系两级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动全体导师积极关心研究生的就业。李乐最终进入这家研究所就是导师的积极“干预”所致。李乐因女朋友在上海工作，毕业时一直想进入上海。但其导师却一直鼓励他进某二线城市的研究所。最终，李乐选择了现在的这家导师期望的研究所工作。清华的“招牌”让他在这家研究所如鱼得水。
如李乐、周森锋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常常会在每年的毕业季被邀请回到清华园做报告。这些毕业生的案例主要用来说明，清华生的成功在于时机问题（即在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入行问题（即选择了国家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和定位问题（即在关键的岗位上）。
这种“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的方式，往往会增强清华毕业生的择业信念。蔡程程在签约甘肃选调生时，已签约北京一家允诺年薪20万的银行。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甘肃。“清华人的人生价值是在这个国家的事业中，对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事业中来实现的。”
在与师弟周杰的交流中，蔡程程希望他不要以“升官”作为价值取向。而周杰也希望自己能在甘肃实现年轻时代就能做些事情的梦想。在经过了与几位导师的沟通之后，这位本科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的福建男孩，最终如愿加入了甘肃选调生的行列。（应当事人要求，文中的李乐为化名，原载《经济观察报》）
日前，北京大学校领导带队前往吉林省，看望即将在当地就业的选调生。今年是北大首次与吉林合作定向招录选调生，签约多达66人，超过了过去五年北大赴吉林就业人数的总和。记者发现，同样的公务员身份，更灵活的选拔方式，更快的升迁之路，继创业热、公务员热后，现在各地的选调生正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的新路径。
早在今年年初，抢在大部分应届毕业生还未开始找工作之前，吉林、甘肃、四川等省市选拔选调生的公告就挂到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网站上。与一般录用公务员不同，许多省市都是面向特定的高校定向录取选调生，“不需要参加公务员统一考试，相对容易一些。”一位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般选调生都要求党员、学生干部，研究生学历则会优先考虑。而这些条件，在一线城市就业市场上其实早已经不算什么优势了。
与普通公务员相比，选调生除了选拔更加灵活，无需参加公务员统考外，升迁也更快。小王200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过选调生选拔分配到了天津某区县的乡镇工作，“在乡镇我属于基层锻炼，待不了很长的。”小王说，一年后工作成绩如果突出他就被“借调”回区委机关。今年年初，1989年出生、工作仅半年的清华大学选调生焦三牛，被破格提拔为甘肃省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为副县级，更是引发了社会关注，他也被称为“火箭干部”。
“一般要选调生的都是中西部地区，谁都知道那里艰苦，但在那里我会得到重视，提拔也更快。”北大毕业生小许说，自己打算在基层努力工作取得成绩，过几年后再选择其他发展方向，“从科员到处级，级别提上去了，去哪儿都好办。”
事实上，选调生机制也受到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欢迎，“这里很艰苦，没有特殊的人才机制，清华、北大的学生几乎不可能来这里工作。”四川某市的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而焦三牛就业的武威市，恢复高考后的30多年中，56000多人考上大学本科，但仅有5000多人回到家乡工作。
如今，情况正在好转，今年北大有313名学生选择签约西部和基层地区就业。而与北大一街之隔的清华，3323名本科毕业生中也有45%的学生到京外就业，其中482人选择到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选调生。
这几天，小王正在整理当地城乡建设的材料，经常通宵工作的他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而北大毕业的小许，则踌躇满志，准备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开启自己全新的职业生涯。（张航 《北京晚报》）
同样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同时进入大陆官员系统，如果按照一般公务员招录，半年之后毫无悬念仍是一名普通科员，不过，如果按照选调生招录，有可能半年之后会跨越前者若干年，直接擢升副处级干部。比如，23岁的焦三牛去年才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选调生被安排到甘肃工作，今年年初就被破格选拔为副县级的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特例被官方媒体不吝赞扬，代表中共中央中组部的“仲祖文”亦发文肯定。
以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招录为参照系，各地“火箭式提拔”现象背后隐藏着体制性焦虑。选调生制度是一条富有特色的党管入仕之路。它的存废，走过波折曲线，而现在正为冲破科层制度下年龄老化，而被重新“激活”。
官员快升电梯
两年时间内，甘肃共从清华大学引进优秀选调生21名。焦三牛这一批，一共14名，有2名博士，9名硕士，3名本科生，全部都是“80后”。他们到甘肃的第一站，就是兰州市委党校旁的宁卧庄宾馆。省委书记陆浩亲切接见，寄语他们“都将大有用武之地”。
今年年初，留着小平头，还显得稚气未脱的焦三牛一下子成为了焦点人物。
在武威市县处级干部选拔公示名单中，还有焦三牛两位校友，两人均出生于1986年，同为清华选调生，他们都将迈入副县级干部序列。另外，比焦三牛早来一年到武威工作的清华选调生康石，一年时间成为一地行政首长，现任凉州区清水乡的乡长（正科级）。
虽然地方政府可以证实这些高材生都是严格按照程序公开招录，非“潜规则”，也非“朝中有人”，但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按照《公务员法》招录之后，哪怕成长为乡镇主要领导，正常情况下大约需要5年至10年时间。如此升迁速度自然令人侧目。况且，仅在武威一个地级市，“火箭式”提拔选调生就有此三例。
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普通的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虽然他们同是千挑万选，挤过独木桥考试的幸存者。
无论是通过选调生推荐和考试，还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都一步迈入了官员升迁通道，开始端上公职这金饭碗，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选调生是中共通过高校党委组织部、团委等组织发现推荐应届毕业生中有政治觉悟的优秀青年（本科生要求是中共党员和学生干部），进入官员培养“第三梯队”，由各省委组织部牵头，下派基层培养，为挑选出一批未来党政干部做储备。选调生依据的是党内文件，而非《公务员法》。
一位学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去年年末仔细思考后，他下定决心选择了选调生，而不是公务员考试，理由是，相比之下，同样的机会，“选调生提拔的机会更大”。
成为选调生就进入党组织特别培养通道，虽然一开始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高于所在单位多级的省委组织部会为他们专门建立了人事资料库，这在官员升迁队列里意味着“优等出身”，一旦出现上一级后备干部需要补位，选调生将是热门人选。
陕西省延安市2008年实施“延安市选调生成长计划”。当地党委发文明确提出，力争在未来10年内，平均每县区进入县级党政班子的选调生不少于2人，选调生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乡镇不少于本县区乡镇总数的1/3，要使一大批选调生进入市、县直部门任职或工作。限时，明确数量，强制规定，这是标明选调生“优等出身”的突出例子。
在“焦三牛”之前，一批“80后”选调生在地方官员选拔中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现任山东济宁市市中区委书记张辉，是内地最年轻的厅官，他从学校选调到成为厅级官员的转换仅用大约9年时间，现年32岁。
出生于1985年的范洁自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后，通过选调生直接担任江陵县滩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升迁四次，现任江陵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滩桥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另外，现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孙靓靓（1984年出生），新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1984年生），现任湖北省宜都市五眼泉镇镇长牟阳（1986年生），均为大学毕业通过选调生进入地方官员队伍。
政治需求曲线
从2012年开始，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应届生中招录公务员，意味着应届毕业生进入中央官员系统的最便捷道路，仅剩下先选调地方再连续提拔往上这一条路。
官方数据显示，1965年至2004年，中共招录选调生总量为7万名。2004年后，国家整体人事盘面上，选调生成为官员补充的稳定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各地重视选调生人事培养的趋势持续强化。截止到2月底，已有14省市区发布2012年度选调生计划。
《凤凰周刊》记者进行最新不完全统计，2004年之后，每年稳定增长将近1万名选调生成为中共官员新鲜血液。2011年，内地共有21个省市区招收选调生规模达到12664人（参见下页图表）。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最近三年间大约有500多名选调生分配至7省市区，一些地市也自主招录了一部分选调生。
选调生的选拔始于毛泽东时代，当时的选调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部分。不过，选调生规则刚刚出炉就因“文革”而夭折。
“文革”后，领导干部青黄不接。中共元老陈云提议下，中组部设立青年干部局，选调生制度被拾起，且成官员“育苗”的主要手段。
通过选调生，地方一时出现了许多20来岁的县级领导。来源主要是高等重点院校中一部分往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的团干部、辅导员。选调人数，大省每年200名左右，小省50名左右。但是接班梯队度过短暂的“人才荒”后，便进入按部就班的轨道，地方官员升职通道有了连续的资历排队承接，怎么还会需要从学校招来大量新人插队到他们前面？于是，选调生选拔在1986年戛然而止。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大潮席卷内地，许多精英更愿意“下海”而非进入政府，一度导致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不像今日人气如此旺盛，基层官员层面更难以吸引人才。各地组织部门出于现实需要，不得不部分激活选调生机制，在1999年更是全国性恢复选调生选拔，充实基层。
中共中央党校还从2002年始，开办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此后每年一期。2003年之后，中国政治顶层换届，选调生以每年1万名左右稳定增长，而最近几年，在党委四级换届窗口期，选调生在各地受“关照”的热度急剧升温。
政情观察人士分析，排队升职的官僚体系一旦运作够一个周期，层层下压的年龄累积使得人事更新滞后，以选调刺激基层僵化人事体系，从源头注入新鲜活力当是组织部门有所考虑。
换届窗口期中，类似选调生制度这样相对灵活的组织手段，成为地方党组织人事新陈代谢的方便方式，并得到中共机关报在内的官媒赞许。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官方媒体连续评议“焦三牛”，就连中组部也发表署名“仲祖文”的署名文章，鼓励各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期许，同时也反映着当前组织系统的某种焦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认为，选调生制度回潮与目前基层政权权威削弱有关。中央的方针是向基层倾斜的，公务员越来越要求具备基层工作经验，这样的趋势从李源潮出任中组部部长以来越来越明显和强化。
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选调生制度。当年，中组部下发《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暂行规定》，成为地方选调招录的宏观指导。
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2010年的讲话中，选调生作为“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紧密一环，成为中共未来10年干部培养规划组成部分。
基层官场“外来客”
选调生第一次晋升，一般发生在工作两年后，本科选调生如何从科员到副科，硕士选调生如何从副科到正科，博士选调生如何从正科到副处，这是他们仕途的第一道关卡。
选调生有政策优势，组织部门已经把他们放在目的地为“党政主政官”的起跑线上，等于为这个初入官场的群体一开始就许以日后升职的政治承诺，不过他们在基层的锻造，在本土官员看来也许只是“过客”。
晋升机会的竞争中，选调生拥有政策优势，他们是上级组织部门优先考虑的对象，他们往往拥有高学历，往往很年轻，但是本土官员往往拥有本地官场“亲友团”的人脉支持。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人脉。
并不是所有的选调生都能交上“火箭提拔”的好运，也有可能陷入地方官场泥潭。
河北省2004年选调生招录，为冀西北偏远的县委组织部分配了四个名额。四名从大学校门走出的选调生到当地乡镇工作不到九个月，就有三人辞职，只有家在本地的一个女生留下。辞职的三人选择了到外面打工。其中一名已经辞职的选调生张显（化名）坦言，“待遇太低，每个月只有500多元，作为选调生，大多不是本地人，工作后面临吃饭，租房、社交等，我们期盼已久的年终奖，已经减半再减半了。”
而未来升官的渺茫更是促使他下决心转行，他说，“省市里在搞选调时，对选调生有一定的培养计划，但在地方，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发展得最好的也才进县直机关。地方对选调生不重视，他们不敢用、暂缓使用、不想用，更别提提拔重用！”
据张显观察，在地方上，有的本地干部为了媚上，让有关系、有后台、有背景、有门路的先上；有的为了保护小团体的既得利益，拉帮结派，堵住别人成长的道路；有的为了搞平衡，一个让上一个不让上；有的为了控制选调生，怕被原先由自己领导的选调生成为自己的上级，恶意诋毁，千方百计地阻挠选调生成长。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在地方上有时被扭曲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一再被舆论屡次声讨的“官二代”现象中，选调是一条常被“官爸爸”私用的便道。“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待几个月就坐“直升机”，步步高升，这并不鲜见。
白智立认为，依照党内文件可以变通灵活使用的选调捷径不受国家法律约束，地方党组织拥有太多自主权，游离在社会监督之外，体现中国官员入口管理的混乱。应该在法律和社会监督框架之下，让选调生在内的所有基层公务员公平公开竞争领导干部职位，堵住官场“捷径”。
选调生也有天花板
即便比一般公务员能更快地冲破地方困局，进入省直机关，很多选调生将会发现，后面的仕途与一般公务员差别已不大。
省直机关级别高，一般是正厅级单位。一位官场人士透露，省直机关“论资排辈”现象比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选调生升职在省部级阶段有一个像天花板一样的横截面，很多选调生到了厅级，个别的到副省级，就到头了，因为选调生一开始就由省委组织部招录，这注定了他们起步比别人高，有更多晋升机会到达省级干部层，也注定了之后再无特殊优势跨越省级层面。
本刊记者统计，现有13万多选调生中，仅有2名正部级官员，分别是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东明。另有10名副省（部）级官员，其余皆为厅级或以下级别。
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的权限是地厅级干部和一些重要的正处级干部（比如县委书记和各省直单位的组织人事处长），这才是在官场成长起来的选调生扎堆的层级。本刊记者粗略统计，选调生总量中，有一半都为最近几年才被招录，还处于基层锻炼阶段，即使如此，13万选调生中，县处级官员仍能够占比到10%，地厅级官员占比到5%。
对比近年公开选调政策，地方差异化明显。例如安徽省公有民营高校也可选调；江苏省只招收应届毕业生，重庆市只招收清华、北大、“985”、“211”工程院校毕业生；四川省不限地区、不限高校、不限专业，单独组织选调生考试；广西选调生考试与招录公务员考试同时进行，一并组织；福建省博士研究生不参加笔试，直接进入面试。
白智立说：“我们这里有博士一通过选调去广西就任副处级公务员，这不仅违犯《公务员法》里对公务员凡进必考的规定，而且初定官职级别也不是按法律来的，地方政府有发展的冲动，可是，选调生选来了，怎么用才合适？高学历、学生干部就是优秀人才？很多地方没有很好地考量这些问题。”（《凤凰周刊》）
湖南湘潭县的徐韬、江苏扬州市的袁慧中、贵州安顺市的侯轲、江苏泰州市的孙靓靓、甘肃武威市的焦三牛、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朱松泉、湖南醴陵市的易翔、甘肃武威市的康石、山东济宁市的张辉，他们原本是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的“80后”，因为“火箭提拔”在最近两年里引来持续关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选调生。
从这9个人扩展到全国来看，从1980年开始，经历33年，选调生已经是一个13万人的群体。虽然他们一开始都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
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普通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但很多选调生却实现了。因为是选调生，他们的提拔反而不违规。这时，就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追问：选调生的管理制度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状态?
为能够解码选调生，本刊通过对不同省市的调查和采访，围绕选调生的群体特征、职业状态和管理制度等层面，为选调生群体画了一幅素描。
什么样的群体?
2013年7月3日，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费高云为常州市代市长，1971年出生的费高云，将会是江苏省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他是1993年江苏省选调生，起步于乡镇团委副书记，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担任过16个职位。作为江苏省选调生的优秀代表，费高云曾被邀请到江苏省委党校为年轻选调生做报告。
按照选调生的制度设计，费高云是从选调生队伍中培养的一个人才。“选调生工作的重点就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在2000年1月，又增加了一项，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选调生研究的广西2003年选调生肖桂国告诉《决策》。这意味着选调生一开始就是组织部的后备干部，而且未来发展是县级以上的。这就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和普通公务员等，有了制度性的差别。
那么，选调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从人数规模上来看，最早的一批选调生产生在1965年，后因“文革”中断。
从1980年重新启动到1986年再次中断，全国共选调12700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从1999年10月全面恢复选调生工作以来的10多年里，人数规模持续扩大。在安徽，从1999年开始，每年选调50名左右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2004年增加到115人，此后每年人数都在增加。从1999年到2013年，安徽省15批次选调生共3800多人。
根据2005年以后的招录公告统计，2005年到2012年，全国各地选调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仅在2011年一年就选调了1万多人。
从不同省份来看，从2005年到2012年，四川省选调人数最多，超过9000人。其次是山东省，有7000多人。接下来是湖北省，有6725人。
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04年，全国有6万多名选调生遍布大江南北。按照选调生的制度设计，他们的第一站都是下到乡镇基层。
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相比，选调生是“空降兵”。他们一般会在实际工作中分化成四种不同的类型：积极进取型、满足现状型、无所作为型，还有一部分就是另辟蹊径型，他们选择离开选调生队伍，从事其他职业。
围绕选调生的未来职业走向，85%的受调查者表示要在基层踏实做事、谦虚勤恳。另据《当代贵州》杂志在2008年采访的30名选调生发现，有12人表示如果不能去县城工作，会继续留在乡镇;有8人认为“两年后如果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会去考研或从事别的行业”;有10人希望能到县城或省城工作。同时，16%的人希望工作一年后能到上一级党政机关工作。实际上，选调生通过借调、挂职和正式调入等方式进入上一级党政机关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理论上说，一名政府公职人员从大学本科毕业到考取公务员，再到晋升乡镇或县直机关科级正职，最快可在28岁完成。但在多名接受采访的基层选调生看来，这种人生跳跃可谓凤毛麟角。在一个中等县，正科级官员超过百人，正科实职的官员不超过50人。
因此，破格提拔便成为选调生都希望的一条快捷通道，但近两年发生的一些“火箭提升”事件异化了这一途径。《人民日报》曾联合人民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接受调查者担心被提拔的年轻干部身后有背景，选拔任用不透明。仅2012年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连续多起有着“官二代”背景的年轻选调生被曝光，舆论质疑之声不断。
但少数选调生的违规提拔，不能掩盖整体的成长。“缩短成长期、提高成才率”，是选调生制度中的一条核心内容，他们在成才率上会是什么状况?
成才率是多少?
“工作环境好，不见得能力提高快，环境差更能锻炼人，更能很快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工作在贵州省安龙县德卧镇的选调生马晓龙说。贵州省的调查显示，70%的接受调查者支持马晓龙的观点。有76.3%的人认为，成长成才与选调生经历密切相关;另外有79%的人认为，基层工作锻炼使自己增强了能力。
另据肖桂国提供的材料，截止到2004年，对20个省的选调生调查统计，选调生中有6800多名进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有420名进入地厅级以上领导班子，有7名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根据此调查计算，成才率是11%。（据初步统计，到2001年底，在全国近四万名选调生中，有近四千名进入县级领导班子，有300多名进入地厅级领导班子，有9名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选调生被列了县级以上后备干部。――曾庆红）
具体到不同的省市县，会更有说服力。
首先从两个选调生工作持续开展的省份四川、河南来分析。从1983年到2006年，四川23年选拔了6000多名选调生，成长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有30多个，一共产生了400多名县处级干部和800多名科级干部。其中县处级干部占全部选调生的比例是6%。河南省从1981年开始选调生工作，不间断进行了20多年，截止2004年底，河南省市两级组织选调生3866人。走上副省级领导干部的1人，厅级领导干部的32人，县处级干部365人。县处级干部占选调生总人数的比例是9%。
其次从市县两级来看。在山东省潍坊市，从1980年到2007年，全市共有526名选调生工作，从中产生县处级以上干部28人，科级干部15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部选调生的比例为5.3%。在湖北省浠水县，从1995年到2007年，共有32名选调生派到浠水县工作，有3人成长为县处级干部，10人担任科级干部。担任县处级干部的比例是9%。
通过以上对全国、省、市、县四级的梳理统计可以发现，选调生中成长为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基本上都保持在5%-10%之间。
对选调生来说，他们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个“梯次渐进”、成长与成熟相互交叉的上升过程，并伴随着多次的学习培训、借调和多岗位的循环反复环节。
成长中的选调生一般都会经历基层锻炼、挂职、借调、轮岗等交流锻炼，所以说，“在选调生的培养上，首先必须抢占时间和空间制高点，早发现素质高的早培养；其次是抢占培养和管理的制高点，避免形式化、功利化，激发选调生的内在成长动力。”肖桂国告诉《决策》。
调查显示，有98%的人希望在基层工作期间，可以多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比如早在2001年，潍坊市就推荐4名担任县市区长助理的选调生赴德国进行三个月的国际经济管理知识培训。
说到选调生培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党校2002年开始举办的选调生培训班。在第一期培训班中，共有69名学员，其中61名地厅级领导，8名县处级领导;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36岁，平均年龄41岁，是当年中央党校所有培训班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孝感市委书记陶宏、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烟台市市长王良等人，都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选调生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干部人事制度，是国家、省级组织人事部门从高等学校挑选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到党政基层工作，在实践中接受培养，历经磨练，积累经验，逐步造就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举措。许多选调生下基层后产生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行选调生制度的一些弊端。为了寻求合适的解决这一现状的途径，笔者对浠水及周边县市选调生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做了一个系统的调查。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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