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房价为什么失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
埃森格林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规范股票市场，吸引小额投资者，人们选择这种投资方式，而不是买三套房”
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再度进入了疯狂状态，以苏州、南京、合肥、厦门为首的“新四小龙”领跑全国楼市涨幅榜，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不甘示弱，整体楼市涨势惊人。
楼市的发烧症状让监管层痛下决心进行了新一轮整顿。国庆期间，一场楼市监管大风暴席卷全国，包括北上广深和苏州、南京、合肥、厦门等15个城市都出台调控政策，以期对当前火爆的楼市进行降温。有的城市甚至限购、限贷双管齐下。
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巴里·埃森格林带着他的新书《镜厅》来到中国，他看到了那些正在疯狂买房的中国人。埃森格林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是“大萧条”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最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此 番疯涨的根源在于信贷增长过快。
企业未能随人才迁移
对 比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埃森格林发现，北京房地产市场和旧金山很像。大学生毕业后都试图留在北京、旧金山这些工作机会多的地方，每年新增就业的大学生会推 动当地房价的上涨，“旧金山有Google和Facebook，气候宜人，伯克利和斯坦福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想留在加州工作。而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则想去 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但不是所有应届大学生都能够留得下来。旧金山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方，很多学生因无法承担那里的房价而选择去芝 加哥。这种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平衡，“虽然气候和食物都没有加州好，但至少房价更低，可以承受。而随着学生的流动，一些企业也为了人才选择随之 迁往芝加哥。”
据他的观察，韩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每个人都想住在首尔，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大学，工作机会也多，例如三星就在首尔。但是当一半的人口住在一个城市，房价必然会蹿升，超过可承受范围时，人们自然就会搬出，这样企业也会随之迁移。”
在 这种情况下，埃森格林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加大其他城市的投资力度，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吸引人才，增强地域流动性。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毕业 后选择去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逃离北上广的讨论、返乡潮这样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但现实状况是，并没有同样比例的企业随之迁移。能提供更多机会的优质企 业依然集中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埃森格林的疑惑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美国、韩国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没有随着人才流动而产生相配套的外迁机制？埃森格林认为，美国的私营企业会综合各方面因素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
在上海光复里动辄千万元的豪宅背后，隐藏着世界上最贵的一片“废墟”。由于产权和补偿等问题，上海光复里拆迁陷入僵局，不愿离开的居民仍然住在废墟中
在 旧金山，很多新兴高科技公司无法承担那里高昂的租金，所以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比如到亚利桑那州，天气同样好，并且有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如果中国 私营企业壮大，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趋势：综合地价和人才流动是企业发展考虑的重要因素，并且企业会随着地价结构和人才流动的趋势作出相应的改变，首要的就 是企业在哪落地。
但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增长过快，它们并不会随着人才的流动而选择外迁办公地址。埃森格林提供的现实可操作方案是，“国有企业 属于国家和政府，不会随之迁移。因此，长远来说解决方案之一即加大对私营领域的投资，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如此以促进北京、上海等城市和其他地区的就业 平衡。”
经济结构性失衡
房价失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体外病症。埃森格林认为，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信贷资金错配，推高房价。因此对高房价出台打压政策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我 觉得结构性问题确实是中国发展最大问题，它面临着保持经济发展增速和再平衡这个困境。”埃森格林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为了维持增速在再平衡方面进行适度放 松，这样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性失衡。“如果对经济增长关注过多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再平衡，就会导致更多的公司债务、更大的资本负债比率和国企的产 能过剩，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
经济结构性失衡带来的问题是信贷增速过快，同时，新增信贷的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在埃森格林看来，私营企 业和国有企业之间投资增长失衡是一个重要病灶，“看看投资数字，你会发现私营企业投资一直在下降，而国企的投资却一直上升”，“过多的信贷增长和过多对国 企投资的依赖都是不健康的，公司应该在无需大量信贷的情况下实现发展”。
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其实有很多政策可以矫正这种发展趋势，但这样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所以在“保持经济发展增速和再平衡”这对矛盾关系中，中国政府要怎么取舍，成为间接影响中国未来房价的关键。
埃森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能够及时矫正各种问题，我觉得它可以保持未来十年5%到6%的增长率，这同样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否则，增长率只会更低。”
如果政府监管层仍然通过增加资产流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来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地方政府会利用这些额外的流动资产、贷款和社会融资投资国有企业、工厂、钢厂和公寓（房地产）等领域。
显然，信贷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信贷申请门槛低是重要原因之一，方便快捷，因此很多人都选择申请贷款，社会信用总量正以15%至20%的速度增加。即使中国如今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这也会抬高各种物价，房价首当其冲。”
如 果政府能够压制信贷增长率，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其他投资市场的吸引力，这将有效控制房价蹿升。埃森格林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规范股票市场，吸引小额投资 者，让人们选择这种投资方式，而不是买三套房”。但政府也需要防止由此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大一部分贷款都流向了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如果中国房 价骤降，很多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无力偿还贷款，这将对银行和投资基金产生巨大冲击”。
对政府而言，埃森格林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压制信贷增长率，规避最坏风险，鉴别并重组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不良贷款，将它们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去除，股权转换，利用政府储蓄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并加强对银行和影子银行的监管，避免问题卷土重来”。
某楼盘根据摇号顺序选房，市民进入选房区争先选房
监 管影子银行是埃森格林特别提醒中国政府需要重视的。他在研究“大萧条”时发现，当时人们过于相信是银行倒闭导致大萧条，但却忽略了所谓的“影子银行”体 系：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商业票据发行机构。《巴塞尔协议》为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制定资本金标准的时候，考虑的只是商业银行；监管机构也总是只关注 商业银行。
低估危机周期
房 地产泡沫兴起、破灭并不是新鲜事。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研究过20世纪2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当时，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以及东北部、东中部地区出现了房 地产泡沫。到21世纪初，美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楼市泡沫与之如出一辙。因此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席勒就已经指出，当时的楼市从各个方面来看都 已经是完全暴露的泡沫。但即使是席勒也没有预料到房地产市场崩溃后的灾难性后果。
历史上，全球房 地产泡沫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并没有让人们记住惨痛的教训。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埃森格林在《镜厅》一书中告诉大众，任何一个时代，社会总是存 在低估危机风险的倾向，“部分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我想到的是，人们会持有持续性偏见”，“潜意识里认为未来就与刚刚过去的一样，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 倾向于认为会继续好下去”。
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对经济周期的驾驭能力。“两次危机之前都有一种天真的思潮，认为经济政 策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埃森格林的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据说世界已经进入经济稳定的“新时代”，这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而其他国家也 建立了独立的央行。与此相似的是，大衰退来临之前的时期，人们称之为大稳健，央行改进货币政策被认为可以预先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人们相信经济活动不会再 有剧烈波动，商业银行有更大的胆量增加杠杆，投资者也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埃森格林的理论解释了经济史上的繁荣、泡沫以及泡沫的破裂循环。但埃森格林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后，就可以防止所有的泡沫危机。
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后果的严重性”。借鉴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当前正在演变的高房价问题，埃森格林认为可以通过调整购房者的贷款-收入比和贷款-房价比来遏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实践这一点”。
(原标题：埃森格林 中国房价为什么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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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失控、实业凋敝、中产绝望 崩盘在即？
2016年，注定是中国房地产史上地标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连靠房地产起家的首富王健林都承认，中国的房产泡沫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特别是最近2个月的这波房价猛涨，已经击穿人们最后的心理防线，不断有传闻传出，实体经济几百家上市公司利润不抵一套北京房子，卖一套房子救活一个企业。全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恐慌抢购情绪，特别是这一波房价前年就开始上涨，56月份达到高点后国家一度出手调控，减少信贷，人们以为之后会迎来冷却。没想到在高调调控之下，7，8月份房价不降反涨，继续保持迅猛势头，多地房价同比涨了60%，深圳甚至比去年涨了1倍。房价似乎越过了人们心理最后防线，正式宣布与收入水平脱钩，中产阶级刚需则完全绝望。这是中国楼市从未有过的。一时间从官方到民间，媒体上各种绝望惊呼，各种分析文章，满满的刷屏。人们甚至更多的开始讨论泡沫破裂后的场景，有些人则开始行动逃离大顶，甚至转移资产，换外汇或移民。
这样的场景，几个月前曾讨论过，但未曾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迅猛。中国经济的末日危局拉开序幕了么？中国的楼市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暂时吸纳过剩资金，助中国经济度过严冬的一剂良方？来源:华尔街见闻
_________________独在异乡为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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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血医生+重农学派=魁奈
弗朗索瓦-魁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重农主义著作家，是今天的经济学理论最早的缔造者。魁奈原本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当时人们关于经济的一个常见隐喻仍然是人体，因此魁奈从对躯体的研究转向对政治实体的研究，并不像我们今天看那么不自然。魁奈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一本736页的长篇著作，在1730年出版：《放血效果的观察》是关于放血的实践和技巧，放血在当时被视为能治愈大多数疾病的方法。魁奈及其时代的放血理论，和他的经济理论之间至少有两个共同的要素：都假定可以治愈大量的疾病，而导致这些疾病的一系列不同的要素和因素却被魁奈忽视了；它们也都认为迅速的、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全球化）和放血一样，对健康基本上是无害的，然而，事实上这对于弱者来说却是一种潜在的极端威胁。一个有着坚实工业基础的强大且发展良好的国家是不会被魁奈的让&自然&市场自由运行的理论伤害到的。虚弱的人可能会死于出血，就像今天的贫穷国家经历的由于&自然&市场自由运行造成的工业化倒退和贫困增长。
【Reinert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一观点】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北京时间15日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Alvin Roth)与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获得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生于日，美国经济学家，目前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工商管理乔治-冈德教授。罗斯在博弈论、市场设计与实验经济学取得卓越贡献。
　　主要著作包括:谈判的博弈论模型（1985）、《实验经济学：六个》（年翻译为中文版）、《实验经济学手册》（1995）、《鲍勃-威尔逊传统中的经济学（2001）
&&&&&&& 罗伊德-沙普利，生于日，美国著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数学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在数理经济学与博弈论领域有卓越贡献。在40年代的纽曼(Neuman)和 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后，沙普利被认为是博弈论领域最出色的学者。
　　沙普利与1943年入学哈佛，同年作为一名中士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前往成都支援中国抗战。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哈佛校园，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在美国兰德公司工作一年后，他回到校园，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毕业后，1954年他回到兰德公司工作，直到1981年，他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
　　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的主要著作包括：《n人博弈的价值》（1953）、《随机博弈》（1953）、《评估委员会制度中权力分配的一种方法》（1954）、《高校招生与婚姻稳定性》（1962）、《简单博弈论》（1962）、《市场博弈论》（1969）等。
林毅夫推新结构经济学 对比较优势做动态性规划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资料图)　　著名经济学家从后，带来了他最新的心得&&，并在北大做了回归后的第一场演讲。他此前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不断发挥源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威力，从某种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比较&的一个演进和扩展。　　&&&&&&& 比较优势强调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如果是劳动力充沛而资本不足，那么搞重工业是不利的，搞劳动密集型才是靠谱之举。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论关系，跟产权状态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鼓励私人去做重工业，肯定也行不通。于是，林用比较理论证明了过去中国&赶超战略&的悲剧性。　　&&&&&&& 现在，。什么意思呢？每个比较优势对应在一个特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也是变化的，过去资本稀缺，随着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形成的积累，现在资本过剩。那么最优产业结构就会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形成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　　举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不是以研发为主，而是采取成熟的传统的技术，强调销售渠道和紧密的短距离市场关系。但如果进入了资本密集型阶段，那么更强调技术、专利和制度的支撑，以及远程的市场网络的构成（软基础）。这个阶段的金融安排，是适合大量资本进出并分散风险的丰富金融生态。而这时候的物流网络，也必须对应着大距离尺度的基础建设&&大量的高铁、机场和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不同比较优势不仅刺激出来的&新结构&，同时也将要求着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硬基建&和&软基础&）。&　　于是林跳出了&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旧结构主义强调政府的意志和外在经济地位（比如中心&依附模式），政府可以强硬启动投资，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控制汇率，以进口替代和政府补贴试图促进产业进步，但实际上，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做法是无效的。而市场经济才真正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因为市场是最知道什么丰裕什么匮乏。&新结构主义&同市场机制是相容的。&　　但是，跟新自由主义不同，&新结构主义&并不觉得政府是个负担，比如&新结构&要求不同量级的基础建设水平，而政府可以比较圆满甚至超前提供对应的基础建设水平，从而消除&瓶颈&，可以说，&新结构主义&是有很强的血脉。&　　&新结构&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疑惑，我们并不清楚政府是否那么聪明？因为林的比较优势里面的&容纳物&比过去丰富许多，不仅仅是资本、劳动，甚至将基建、制度支撑水平都纳入其中，那么政府有这个智力像造物主式地&丝丝入扣&的推动经济发展进程？政府中的集体决策和官僚私人利益会如何理解当前的比较优势呢？(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南方日报:邹恒甫炮轰独董“以爱国之名发财及资本之走狗”
张维迎等中枪
&&& &所有独董乃资本之走狗。&&他们都说回来是爱国，干脆说是为了摸钱权色多好啊。&近日，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2005年入选首批长江教授的邹恒甫通过其新浪认证微博连续炮轰独董以爱国之名发财。
　　张维迎、蔡洪滨、陈志武、吴敬琏等知名经济学家都在邹恒甫的炮轰名单之列。但截至发稿时，以上学者均未做出回应。而业内早已掀起了一场&是否要废除独董制&的大讨论。
　　独董敛财？
　　25日，邹恒甫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上发文炮轰&贪婪的独立董事&。微博称，据21世纪网报道，银行上市公司的94位独立董事中，有34位来自高校。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浦发银行独董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任光大银行独董蔡洪滨。现任耶鲁大教授、交通银行独董陈志武，&这些学者在国内混不过是为了敛财，他们当然是富人官商腐败贿赂的走狗代言人。&
　　此后，邹恒甫迅速将矛头直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等人。他在微博中写道，蔡洪滨担任了启明星、光大银行、中国联通等多家上司公司的独董，严重违反光华管理学院每位教师不能当三个独董的规定。&张维迎是中国移动、浦发银行、汤臣倍健、亚信、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国旅联合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此外，邹恒甫细数了吴敬琏担任独董的公司，并宣称吴敬琏不能公布其财产。&他在中金拿多少钱，他在上海中欧拿多少钱，他在中国联通拿多少钱&&他还是国家公务员呢。他摸的钱太多了。&
　　邹恒甫的轰击不可谓不猛烈。然而，被炮轰的学者们却没有一个站出来回应。在张维迎、吴敬琏的新浪认证微博中，记者并没有看到有关独董一事的微博。
　　独董制弊端早受业内诟病
　　引发邹恒甫炮轰一事的导火索，是21世纪网一篇名为《独董江湖四派混战 学者独占半壁江山》的报道。随之7起独董辞职事件更是引人关注，不过现在尚未有证据证明，媒体报道是着一些独董辞职事件的导火索。
　　据了解，21世纪网于5月18日披露了《人大系主任身兼六上市公司独董年薪33万》，并从5月21日起推出独董系列专题，包括《A股5500名独董档案：50名触红线5职在身忙过杜甫》，《独董入行指南：4.5亿薪酬谁在塔尖？》、《独董江湖四派混战 学者独占半壁江山》等五篇报道，从而引发了业内的热烈讨论。
　　而据21世纪网统计，5月21日至5月25日五个工作日间，A股已有包括北京旅游、ST皇台、张家港、宝莱特、三一重工、南宁化工等7家上市公司的独董向公司提出辞职的请求。　　其中，除了ST皇台的独董吴晓萍是因将要为上市公司提供技术顾问服务，故提出辞去独立董事一职，其他的都是因为个人原因辞职。
　　虽然邹恒甫的炮轰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但国内独董制的弊端其实早受业内诟病，尤其是提名制度。此事爆发之后，包括独董圈内的巴曙松、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等在内的诸多业内人士也均呼吁废除独董制、或对独董制进行改良。
　　巴曙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当前应改变独董的提名机制，增强独立性，更多转向独董自我任命、或有一个独董协会的评估推荐。&　　南方日报记者 钟啸　　实习生 吴丹
社科院：2012将是房地产最艰难一年 房价或回落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5月24日发布的2012年《房地产蓝皮书》指出，2012年将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最艰难的一年，行业赢利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小企业倒闭破产风险增大。&　　房地产蓝皮书指出，2012年房地产行业整体赢利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小企业亏损将加剧。2012年对部分房地产企业而言，其房地产开发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经历2011年房地产交易量的持续低迷后，房地产企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降价销售，要么囤房囤地。但当前房地产开发销售环境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当时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多发生于2006年以前的低地价时期，房地产品的降价空间大，大幅降价仍能保持可观赢利，而当前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大多发生于年的高地价时期，房地产品降价空间小，降价可能出现企业亏损，不降价则资金占用上升，资金链紧张压力增强。因此，当全行业因为市场低迷而赢利下降时，中小企业将面临艰难境遇，赢利空间缩小，亏损现象将不断扩展；而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融资成本低，资金压力较小，生存能力会强很多。&　　同时，蓝皮书指出，房地产行业并购加剧，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由于行业整体赢利下降，部分前期土地购置成本较高、融资成本较大、商品房积压较多的企业将面临亏损和债务压力，破产、倒闭风险增大。全行业破产、倒闭增加，也将为大型企业集团和财团并购提供良机，并购将提高行业集中度，市场垄断格局将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战Rap——哈耶克VS凯恩斯（第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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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大战哈耶克part2（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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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这一轮经济周期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的，大的环境与美国经济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有关。2002年底，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每年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放1万亿贷款而奋斗。彼时朱镕基总理正好严抓不良贷款，各级行长都非常谨慎，严控贷款。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我们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首先看出口。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其次看消费。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可以说，由1998 年住房改革开始，到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刚才讲的是主要银行，在非主要银行，在影子银行中间，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销量下降，房价下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爆发?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保证不爆发。如果爆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爆发方式?我以下用第几波概念来描述，实际上在时间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后是第二波，并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质量最早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紧房企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上下游40个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 GDP，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产。去年一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的八项税收加上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共有6.4万亿。狭义的土地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达到53%。有些地方更高，100%多的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市价量齐跌，首先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地产企业拿地的积极性会减弱。今年5月份，武汉、沈阳、长沙、佛山已经纷纷出现地方政府拍地拍不出去，因为房地产企业房子卖不出去，价格都跌了，老板不愿意拿地了。报纸上各种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经出现土地拍卖流标，二次流标。今年10个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8月份的数据没有放进去。我们假设今年下降5%到10%，地方政府由于资金压力，没有钱了，怎么办?收缩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金配套不够，保障房建设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发生困难。直接影响是，地方GDP马上下滑。　　现在全国每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80%都是银行的钱，或者金融系统的钱。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来撬动了这80%的基础设施资金。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银行融资，如果地价进一步下跌，对地方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卖土地。但越加快拍卖土地，地价跌得越快，这是必然结果。地价跌得越快，会从房地产企业、地方债等各种渠道，激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样的话，使整个社会债务慢慢陷入倒塌的恶性循环，银行就不敢贷了。　　第四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随着银行对房企的信贷紧缩，理财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频出现，由此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短时间内会集中爆发。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讨论刚性兑付不兑付的问题。对此，我是坚决主张不能刚性兑付，否则老这么下去，中国的金融市场秩序怎么建立?但是不刚性兑付，老百姓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要坚决打破刚性兑付，目前可暂时有些变通措施。现在整个中国面临着全社会道德风险。什么叫全社会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钱干，还不了，过两年退休下届政府还，因此政府谁也不怕借钱。政府不怕借钱，银行也不怕，通过银行在柜台上向老百姓销售地方举债的各种金融产品。地方政府不怕，银行怕吗?中国的国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银行也有积极性，银行也有道德风险。老百姓觉得政府不怕，国有银行不怕，我们怕什么?你只要敢卖，我就敢买。例如12%的债券利率，银行拿2%的“通道费”，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还剩8%点，比银行存款还高4.5%，为什么不买?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面对这个情况，所以我坚决主张，买可以，最后还不了应依法办事，它不是固定收益，是预期收益率，合同早就告诉你了。最后到底怎么办?这就看执政者的水平问题了。　　金融天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的特点。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刚刚开始有点戳破之初，房市的价量齐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引起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银行从自保角度出发，会紧缩信贷，由此必然会发生整个社会债务陷入自我紧缩的循环之中。一旦发生以上情况，我预计，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够渡过7.5%左右的难关，但是未来两年内，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国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萧条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事先的政策干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我的意思是，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准备，不是提前开始一点一点布局干预，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应该要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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