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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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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
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迷信？不少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香港。只要看过香港电影，对庙街的算命先生、手执罗盘的风水师和画符捉鬼的僵尸道长——这些港片中频繁出现的经典形象你一定不会陌生。
香港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师无处不在，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纸杂志，“神机测字”、“易经占卜”之类的专栏都是雷打不动的黄金板块，顶级算命先生的命理预测年年都是畅销书。他们的身份形象也足以让大陆同行嫉妒——名头一般不会是可疑的“大师”、“神仙”，而是“堪舆学家”、“命理顾问”，穿着打扮也不像大陆“高人”一样刻意返古，而是清一色的名牌西装——看上去都是投行精英。
▍身着西装、手持罗盘的香港风水师
算命先生的精英化，背后是香港各行各业普遍的求神问卜——商铺中贴灵符、请财神，警察、黑社会同拜关公，连企业办公室的物品摆放都要讲究风水。迷信之盛，甚至可以成为向全民发放的福利——与大陆每逢学雷锋纪念日组织免费理发、看病不同，香港公共团体往往会在节假日选择为市民义务算命。
更直观的是建筑。高楼林立的中环其实也是高人斗法的战场。以最显眼的汇丰、中银和长江大厦为例，占据“龙脉”入海口的汇丰大厦原本号称“风水第一”，但旁边新建的中银大厦外形犹如三棱尖刀，反射的阳光斩断了它的“运势”，为抵御“煞气”，汇丰只好在楼顶安装了两座像加农炮一样的外墙维护吊机。
▍汇丰大厦楼顶的“大炮”
李嘉诚的长江大厦不幸位于二者之间，为躲开尖刀大炮的两面夹击，它的四面设计成了盾牌的形状，高度定为283米，正好避过中银和汇丰最高点的联线。为保万无一失，李嘉诚还把长江大厦的玻璃墙全换成了防弹玻璃。
为财运不惜工本的并不只是商厦，浅水湾依山面海而建的公寓楼，中间会刻意掏空一部分，按风水师的说法，这里是山上的龙去海里喝水的必经之地，必须留出洞来给龙让道。
▍为“龙喝水”让路的中空高楼
商人迷信或许还能理解，但在香港，连最不可能迷信的人也抵御不了诱惑。2007年4月，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院长杨日昌被迫辞职，主要原因就是在研究院迁址时用公款看了风水。
香港人为什么这么迷信？
通常说来，迷信指的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盲从和崇拜，相信其能左右人的命运。这似乎在暗示，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必然越不相信超自然力量，也就越不容易迷信。但以文明程度论，香港不可能成为迷信之都——英国Pearson集团2014年公布的教育系统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不但远超中国大陆，甚至比一向以教育水平著称的芬兰还要高。
是什么让香港人如此迷信？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迷信
哪些人更容易迷信？
最突出的应该是运动员，各类运动的顶尖明星几乎都有自己的怪癖——乔丹每次比赛都要在球裤里套一件北卡罗莱纳队的短裤，虽然这件裤子比球裤要长；C罗比赛前总会先穿右脚的袜子，并坚持用右脚先迈入球场；费德勒在重大比赛中必须穿红T恤、戴黑头箍，坚信这样能带来好运；甚至围棋这样的纯脑力竞技也不能免俗，马晓春遇到宿敌李昌镐一定要喝人参鸡汤，因为“参鸡”与“胜机”谐音。
▍红衣黑发带的费德勒
除了五花八门的禁忌，神明崇拜在运动员中也很普遍，最典型的是羽毛球名将林丹，雅典奥运会开战前，他曾在毛泽东铜像前开了句“主席热不热啊”的玩笑，不巧当年第一轮即被淘汰，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在国家队集体赴韶山拜祭毛泽东时第一个跑上山顶，并在赛场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结果顺利获得冠军。
娱乐圈更是迷信的重灾区，类似明星养小鬼、找大师的八卦很多都街知巷闻。不过，体育娱乐明星还是无法与飞行员、海员相比，后者的迷信常常会造成尴尬，例如俄罗斯飞行员登机前有在机轮边上撒尿的习惯，即便众目睽睽也照尿不误；台湾海军官兵一般吃不到整条的鱼，因为吃鱼时把鱼翻过来就意味着翻船。
总结以上各类人的共同点，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职业都具有高度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体育届、娱乐圈往往赢家通吃，从业者除了自身实力外，能否成功常常靠的是运气，尤其是娱乐圈，一个明星红和不红有时很难找到合理解释；而飞行员、海员常常面临生死考验，技术再好，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平安归来。
▍台湾也曾有过水利官员带头祈求众神天降甘霖，恩泽万民的新闻爆出。来源：腾讯新闻《今日话题》：港台官员怎样搞风水迷信
与之相比，风险低、稳定程度高的职业就不会出现普遍的迷信现象，律师不会在出庭前去庙里求签，医生虽然喜欢在办公室挂几面“华佗再世”的锦旗，却不会供奉华佗、扁鹊的神像。
迷信程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生活时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西太平洋上的领航者》一书中写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岛民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进入更危险的外海时，他们才会使用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
对比不同类型民族，我们也会发现，自然环境凶险复杂的海洋民族、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要迷信得多。例如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日常生活中就处处都是禁忌——在京族渔家做客，不能说饭烧焦了，因为“焦”与“礁”同音，暗示触礁；移动器物时要拿起来，不可拖着移动，否则会有“搁浅”之嫌；在船上把油叫做“滑水”，因为“油”与“游”谐音，只有船翻了才需要游泳。
▍日本静冈县祈求出海安全和渔业丰收的“大濑祭”
农业社会的迷信程度同样与风险大小正相关。农民祈求风调雨顺，因此司雨的龙王一度是中国各地普遍的崇拜对象，但德国学者博安德查阅地方志发现，各地对龙王的热情明显有别。更喜欢龙王的多是水源基本靠降雨、雨量不充沛、不稳定的地区，例如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曾建过龙王庙，而在水源充足的江南地区，龙王庙的数量就要少得多。
谁是迷信的敌人
迷信的敌人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科学。的确，传统社会的迷信主要集中于生产、生育和健康领域，随着科技进步，未知或不可控因素被大幅降低——有了天气预报和人工降雨，求雨成为历史；不孕不育医院断了送子观音的香火；寓意人丁兴旺的各类千奇百怪的闹洞房，现在已成为千夫所指的陋俗……
唯一幸运的可能是中医，现代医学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其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虽然原有的巫术成分已基本退化，但“阴阳调和”、“以形补形”等教条仍然有很大市场。
科学似乎是迷信唯一的敌人。但科技进步有时也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飞机的发明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而飞行员恰恰是最迷信的人群之一。
宗教也是迷信的敌人，有时它甚至是比科学更厉害。尤其是严格的一神教，它强调对唯一神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对教徒的生活作息、言行举止有着极为详细的规训，扼杀了迷信滋生的土壤。例如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徒因为要遵守“不敬天、不上坟、不跪死者”的训诫，在重大节日和丧葬仪式时就显得格格不入。
更典型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它在诞生之初就迅速把阿拉伯半岛上的各种多神教扫除殆尽。在中国，穆斯林可能是最不迷信的人群，他们对求签问卜、看风水以及佩戴护身符都绝对拒斥，各类伊斯兰教网站上，经常会出现“反对迷信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之类的口号。
▍某伊斯兰网站上呼吁反对迷信的帖子
一神教之所以杀伤力更强，正是因为教徒面临的所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用唯一神的意志来解释，这是科学家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组织制度创新对破除迷信也有很有用。以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邦为例，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城邦主要依靠远洋贸易，从风险程度看，它们完全应该发展成最迷信的国度。但早在12世纪，比萨海商法中就已出现航行过程中货物损失由船主、货主一起承担的“共同海损”观念，14世纪这些地区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商人不用担忧货船失事后血本无归。
现代商业对破除迷信的贡献不止于此。回顾西方企业制度发展史，从手工场、作坊到公司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股份制和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每个人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小，欧美商人很少迷信。相反，权力高度集中——风险也更集中的企业往往迷信之风盛行——定时出现在中国各大寺院拜佛求签的商人，大多都是统领家族企业的土财主。
保险和法律只是表面，意大利城邦商人能安心做生意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力量对海上贸易的主导和掌控，有国家托底，任何失败都可以重头再来。这也是现在的西北欧国家相对不太迷信的原因——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大大抑制了个人暴富和赤贫的可能，降低了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国家，不但迷信失去市场，甚至连根基深厚的宗教信仰都在逐渐淡化。根据盖洛普公司年的民意调查，西北欧国家的宗教信仰淡漠度在欧洲全部名列前茅。
▍年欧洲宗教信仰淡漠度民意调查
在消灭迷信上，有一种国家力量比福利制度更有效率，那就是列宁主义。这方面最自豪的应该是中国人，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出现了砸菩萨、夺庙产的反迷信活动，到了中央苏区，发展为“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等人改换职业”，之后经过延安改造“二流子”运动（主要对象就是巫婆、神汉）和文革中彻底的破“四旧”，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迷信的人群。
列宁主义之所以比福利国家更有效率，原因其实很简单，福利国家通过为个人风险买单使国民对迷信失去兴趣，而列宁主义则从根本上消灭了迷信需求——在全民被纳入计划体制的社会，个人命运完全系于单位领导之手，不确定性几乎被降低为零。
不过，这种非正常状态一旦松动，迷信就会立即抬头。1990年代初中国掀起全民“气功热”，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北京大学还开办了官方认证的风水班，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商人，就连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学者也转而为迷信背书——大跃进中论证亩产万斤科学性的钱学森，当时又成了狂热的特异功能爱好者。
▍1993年北京市某气功培训班，学员们头顶“信息锅”接受宇宙大气场
必然是迷信之都
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适合迷信滋长的城市。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影响。香港前身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原住民均以捕鱼为生，恰恰是传统社会中风险最高的职业。1841年被英国接管之后，它凭借便利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转口贸易航运中心，商人又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渔业、商业本身的职业特色为迷信培植了深厚土壤。
20世纪下半叶，香港逐渐演变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实体和第15大银行中心。但它的经济结构主体始终是金融服务业，缺少足够的实体经济支撑，经济极不稳定。近半个世纪来，香港的GDP一直在大幅波动，一旦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动荡，更显得异常脆弱。
▍香港年均GDP增长
与脆弱的经济结构对应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香港视为自由经济的典范，《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已连续20年排名全球第一。而经济越自由就越适合创业，据瑞士银行的报告，2014年香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共有3335人，相比它的城市规模，这个数字足够惊人。
但自由放任同时也意味着个人财富的高度不确定性，联合国人居署发表的《年度世界城市状况》中，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基尼系数高达0.53，超过了以贫富差距闻名的拉丁美洲。
▍年部分发达经济体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年香港基尼系数
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政治上始终缺乏安全感，也导致香港人的神经更加脆弱。
1949年后，香港成为两岸角力的前沿，往往引发社会震荡。1956年10月，市政卫生局职员撕去青天白日旗时与居民发生冲突，继而引发骚乱，至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伤。而在10年后的“六七暴动”中，香港左派在多处策动暴乱，导致包括802人受伤，51人死亡。暴力阴影之下，香港人大量移民，直到文革结束才渐渐平息。
此后，香港人对政治风向的变化极为敏感，尤其回归前夕，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从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到1997年成立特别行政区，香港移民人数达数十万人，人才资金大量外流。
暴富神话和破产悲剧不断上演的同时，香港自身的前途也始终未知，无论是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巨贾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迷信自然会盛行。
独特的行业构成也为迷信提供了土壤——没有第二个城市像香港一样聚集了如此多的高风险行业。除了金融，它还有高度发达的博彩业，7百万人口的城市，热衷赌马的人数竟超过百万。此外，作为华人世界明星密度最高的城市，娱乐圈的迷信氛围也会对大众产生深刻影响。
▍某“香港十大风水师”排行，其中多数风水师都与娱乐明星过从甚密
如果你热爱八卦，对香港明星养小鬼、下降头的种种传闻肯定不会陌生，这种恐怖阴暗的古老迷信只有娱乐圈才会出现——赢家通吃的生态导致明星们不会满足于祈求神明佑护，诅咒竞争对手才能真正感到安全，所以泰国是他们最爱去的国家。
不过，近几年北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新宠，和降头、小鬼比起来，朝阳区群众显然要好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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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香港人是这么看内地的！
编者按：2012年去世的作家韩素音曾形容香港是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精辟地描述了香港回归前的情况。香港的统治者明白，他们只是托管者，这座城市早晚会物归原主。而他们的愿望仅仅是把归还的时间定在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一刻。这种过客的心态，缩窄了他们的视野，局限了他们建设这座城市的魄力。但意外的是，他们的撒手不管，反而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胼手胝足、自由发挥的空间，令这座城市在后来大放异彩。回归后的香港，虽找到了归宿，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这几年，关于香港的报道很多，但大多集中在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产生的冲突上。在很多内地人看来，香港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今日的经济远不如从前，而内地的经济却蒸蒸日上，香港人以前的优越感丢失，又接受不了这种改变，便把怨气撒在内地人身上，现实真的是这样吗？香港这些年究竟是怎么看待内地的呢？外人看，只会看到皮毛，也许港人自己的体会才是最实在的。从“阿灿”到“港灿”——香港人对内地观感的转变撰文 | 徐天成节选自《我们香港那些年》图片来自于网络1979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它的影响力体现在一个流行词汇里，就算如今已过去30多年，它还是会出现在香港人的对话中。这部电视剧是《网中人》，而这个词汇便是“阿灿”。《网中人》在日首播，共80集，编剧是后来拍了多部通俗但很受欢迎的港片导演——王晶，而主角是周润发饰演的程纬和郑裕玲饰演的方希文。程纬还有一个弟弟，是廖伟雄饰演的程灿——“阿灿”指的就是他。程纬在内地出生，后来随家人从内地移居到香港，在香港成长；而阿灿就被遗留在了内地，等了20多年，才跟香港的家人重聚。图片来自于网络在剧中，程纬被美化成有学识、勤奋、摩登、有礼貌、有上进心的“香港人”，而阿灿就被丑化为贪小便宜、怕吃亏、不守规矩、懒惰、愚昧、落伍、贫穷的“内地人”。阿灿以为香港遍地是黄金，不用做什么就能发财。他常常妄图不劳而获，随处乱扔垃圾，喜欢插队，与不良分子为伍，在舞厅只会笨拙地扭动，还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偷窃。他处处带给家人麻烦，仿佛隐喻了内地人是香港人的负累。图片来自于网络《网中人》有一幕，我辈香港人一定记得：别人跟阿灿打赌，只要他能把桌上30多个汉堡包吃掉，就给他一笔钱。阿灿为了赢，把肚皮撑开狂吞，汉堡瞬间吃得精光。这一幕在香港轰动一时，成为荧幕经典。它既生动描写了阿灿好吃懒做和贪财的性格，也侧面反映了当年香港人眼里的内地人形象。从70年代开始，社会上多了一批在战后出生，并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思想、处事态度，都跟内地的新移民不同。香港人的身份在他们之间渐渐形成，而《网中人》的播放，就加强了香港人与内地人的区别。通过取笑阿灿，香港人凸显了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并以此感到骄傲，这种自豪感一直主导了香港社会20年。近年，两地经济差距缩窄，使得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定位，想一想：除了比谁钱多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呢？我们需要以攀比来找到自信吗？现在，两地间良性互动、互补，已慢慢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想。除了“阿灿”以外，当年的香港人是怎么看待一水之隔的内地呢？如果我说，三十年前的香港人觉得内地什么都好，你肯定不相信；但若说我们对内地尽是轻蔑，也不准确。要了解这种矛盾的情感，大家先把时间点设在这一年，也就是1979年。如果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在这一年，改革开放才踏入第二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年中国GDP大约是4 000亿人民币，而同期的香港此值是约1 100亿港元。虽然币值不同，但大概也可以看出，小小的香港，当年人口才500万，产值就已经是拥有十亿人口的内地的1/4，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无疑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不难想象，当时的香港人因为比较有钱，而产生出一份优越感，优越感一旦太强烈，自然就演变成了对内地人的歧视。“阿灿”并不是香港对内地人的唯一贬称。客气一点的，叫内地人“大陆佬”、“同胞”（其实大家真的是同胞，但香港人互相之间不会这样亲昵地称呼对方）、“北佬”（对我们来说，岭南以北就全都是北方人）、“捞松”（其实是“老兄”，但用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读出，就变成“捞松”的音）。嘴巴再毒一点的，就叫“表叔”，以泛称那些在内地等待香港人接济的远房亲戚。图片来自于网络近来，网络上还流行了一个称呼，叫“强国人”，形容那些趾高气扬、财大气粗、自以为中国是强国、不尊重当地文化的中国人。也有其他用于内地特定人群的贬称。比如从内地跨境来港犯案的团伙，香港人管他们叫“省港旗兵”（源于一部1984年的电影《省港旗兵》，讲的是来自广州的匪帮在香港抢劫的故事）、“大圈仔”；而从内地来港从事卖淫的，就被称为“北姑”——粤菜中有一道菜叫“北菇滑鸡”，人们点这道菜时，总会惹来旁人贼笑。图片来自于网络到了90年代，电影《表姐，你好嘢！》上映。这个系列电影共有4部，导演是张坚庭，而主角还是郑裕玲，不过这次她饰演的是内地女公安。虽然到了90年代，香港人仍在挖苦、嘲笑内地人，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改观。女公安虽然土里土气，还做了不少丢脸的事，不过跟阿灿相比就能干多了，而且心地善良，角色比较讨喜。其实，阿灿也好，表姐也罢，这些给外来人的绰号或标签，并不是单给内地人。在香港，我们管白人老外叫“鬼佬”，黑人叫“黑鬼”，南亚人叫“阿差”、“阿星”，菲律宾人叫“宾妹”，而日本人叫“嘎仔”、“萝卜头”，这跟大家动不动叫人家“阿三”、“小日本”、“高丽棒子”等并无二致。一般来说，这些只是脱口而出的称呼，无伤大雅。图片来自于网络在21世纪的香港影视作品中，描写内地人所呈现的角度越来越丰富。我们再看不到有一个作品能笼统地概括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看法。比如《无间道3：终极无间》中陈道明饰演的角色：他的背景复杂，曾当过兵，是民企老板，资金来源不明，但最后竟然是内地公安卧底！这仿佛描述了香港人对曾经的穷亲戚、穷邻居突然间富起来所产生的迷惑。图片来自于网络又比如《月满轩尼诗》里汤唯所饰演的新移民，倔强、寡言、不卑不亢，没有刻意地融入香港主流社会，也没有因为新移民的身份而仇恨香港社会。除了有一幕汤唯为了逃避相亲，把自己打扮成香港人眼中的内地土包子外，她的穿着跟一般香港人无异。导演没有凸显香港人与内地人的二元化，反而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如果只看电影，还以为内地人一来到香港，就可以立即被主流社会接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阵子接连发生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事件”和“蝗虫事件”，就可以从中感受到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产生的冲突。图片来自于网络“D&G拍照事件”发生于2012年1月初。当时，位于尖沙咀海港城的D&G专卖店禁止香港市民从店外的公用空间拍摄店铺，但据说对内地游客同样的行为却视而不见。这引起了香港市民的不满，引发了逾千港人聚集在店铺门外拍照。其实，明白事理的人应该知道，问题在于D&G，而不是内地游客，但确实有港人为此把矛头指向内地人。图片来自于网络到了2012年1月下旬，“孔庆东事件”发生。事件起因是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里面一对母女在香港地铁进食，被一个香港人用粤语指责。北大教授孔庆东就此事在内地“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评论，大骂“有些香港人是狗”，又称“用法治维持秩序的地方就证明人没有素质”。其实，确实也有内地网民声援孔庆东的言论，但明白事理的人也应该知道，孔庆东说话偏激，并不能代表大部分内地民众的想法。图片来自于网络事件持续发酵，直到2月1日，“蝗虫事件”爆发。一些香港网民通过网上集资，在当天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题为“香港人，忍够了”的全版广告，副标题是“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1 000 000养育‘双非’儿童吗？”，反对父母双方均为“双非”（非香港居民的人）赴港产子。广告中，一只蝗虫正伏在狮子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暗讽内地人为蝗虫，蚕食着香港的公共资源。其实，明白事理的人应该知道，“蝗虫广告”跟孔庆东的言论一般无二。这种现象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出了问题，光埋怨“双非”孕妇并无助于解决问题。不过，这个极富煽动性的广告，确实得到了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响应。一些年轻人甚至组织起来，向内地游客唱起了歌词极具侮辱性的歌，叫《蝗虫天下》。一连串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幸而还有有识之士，纷纷出来谴责“蝗虫论”。有大学生出来游行，反对歧视并烧毁“蝗虫广告”。曾拍过《表姐，你好嘢！》并跟内地人开过玩笑的张坚庭，也站出来说了一句我很赞同的话：“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这些事件都像过眼云烟，媒体炒作了几个月后又复归平静了。但事件的背后原因，以及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负面看法，却值得我们深思。图片来自于网络香港是个移民城市，大家其实都是“阿灿”，都是从内地来的，只是早来还是晚来的区别而已。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香港土生土长，虽然视自己是中国人，但对祖国的概念并不清晰。香港本土意识的崛起，再加上经济提前起飞带来收入的差距，使得香港人产生了对内地的负面看法。负面看法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是香港人对中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投射。香港人一方面仰慕自己民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却同时感慨当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既然改变不了大环境，一些香港人唯有把自己区分开来，嘲笑比不上自己的人。说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但香港人对内地的看法并不尽然是坏的。从小，老一辈的人便向我们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大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小至吃饭要有规矩、不能浪费每一粒米。别看到香港人普通话不好，就以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多。在学校，我们从小到大都要读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古代的辉煌，我们也备感自豪；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也有涉猎，我在中学二年级就看完了《三国演义》。我们学过毛笔字，也背过不少文言文，只不过是用粤语背的。图片来自于网络在80年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虽弱，倒也不是完全没有。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轰动全国，也风靡香港。其中李连杰硬桥硬马（真枪实干）的真功夫，香港观众就看得目瞪口呆，深叹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此外，当年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国货的品质上。我家附近就有两家中国国货公司，虽然基本没有时下流行的服装，但国货公司所卖的内衣、毛衣，还有不讲究款式的校服，质量都很好。我家还会在国货公司买食品、运动用品，以及象棋、跳棋这类小玩具。食物中我最爱的是葡萄干，只要一去国货公司，就总嚷着要妈妈买。图片选自《我们香港这些年》在国货公司，有很多民族品牌，我们还能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堆：跟上学有关的，有中华牌铅笔、英雄牌钢笔、大地牌校褛（ 校服外套） 、回力牌“ 白饭鱼” （ 香港人叫白布运动鞋作“白饭鱼”）等；食品类的，有“大白兔”奶糖、山楂饼、竹蔗茅根精冲剂、麦丽素，还有各种珠江桥牌的罐头……竹蔗茅根精的电视广告歌，仿佛在我脑里柔柔响起：“Drink，drink，drink，饮竹蔗茅根精，妈咪冲定晒，你返学记得带。”（喝，喝，喝，喝竹蔗茅根精，妈妈冲好了，你上学记得带。）童年回忆，一时涌上心头。这些国货都是性价比甚高的消费品。以前香港发生过几次罢买日货的运动，人们都转去国货公司淘宝。这些运动虽短暂，但仍反映了港人爱国的热情。说回香港人对内地观感的改变。香港回归以后，我们越来越少听到“阿灿”这样的称呼了。相反，我们创作了一个新称呼，来形容那些见识比内地人少，却嫉妒内地人比自己有钱的香港人——“港灿”。一本写香港老百姓真实生活状态的书，生动地讲述40年社会变迁之下，香港老百姓自己的悲喜人生，展现一个最朴素的香港社会——这些年香港老百姓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本文选自《我们香港这些年》，作者：徐天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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