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易地做官”能解决腐败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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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易地做官”能解决腐败问题吗
网络时代，“易地做官”能解决腐败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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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官员对“流官”的感想或闲聊 L老是我的同乡，前几年离休之后，成为我的忘年交茶友，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离休前是川内一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工作既忙，也不太容易接近，加之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我们本该如太阳和月亮一样，不同处于一个空间并保持交往的，但因为前几年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采访时，与他相识，并认了同乡，从父辈那里，或多或少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传说，因了这一层关系，我们有了交往和交流，我们都因身体原因而不沾烟酒，于是以茶为饮，佐以各种令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种种话题。这些散碎的茶谈，既可以说是一种感悟，也可以说是些无目的的闲聊。其中不乏一些渴望从他人生经历中获得的更多见识的针对性提问（如本篇目的性很强，主题集中的文字）。在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以常年从政所养成的特有谨慎，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出现在文字中。他选择了一个让我无话再说的理由——要想把事情说得更透彻，就不要让我赤膊上阵。在他看来，许多事例和话语，在讲述者身份不明朗的前提下，更容易说得更清晰一些。这也许算我们这个国度固有的特色之一吧。 以下就是我们交谈的不完全记录。提问者曾颖，简称曾；L老先生，简称L老。 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流官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人的迁移史中，因宦游而流动的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它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L老：所谓流官，其实只是指一种状态，他包括官员的流动任职，和官员因任职而发生的流动和迁徙。前者是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而后者，则是前者的一种衍生。中国古代有流官制度，各个朝代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有的是深入政策层面的一种自觉行为，有的则是见子打子的应急行为。而且，它的目的也各不一样。比如，最早让官员异地做官，并不是像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防止腐败，而是为了防止反叛，因为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难免会形成势力，让官员与他脚下那片土地彻底断裂开，土地不动，而官员们则如水中漂萍，几年一换，如果没有来自皇权的支持，连立足都成问题，更谈不上长成大树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各级地方官员只扮演代理者的角色，他们不是所治理土地的归属人。从制度上看，流官的“根”在朝廷而不在地方，流官制对于朝政划一，令行禁止，有莫大的好处。 以上可能是流官制度的源头和初衷。流官制度的进一层含义，也即后来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反腐败功能。这是依据回避原理产生的，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害，就坚持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数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唐朝有《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甚至还具体到必须离家乡多远距离，有的朝代是“三百里”有的“五百里”，有的甚至一千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地方首脑脱离自己的生长地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的束缚。但这种制度设计，从最初开始，就基本只有理论价值，因为这一套制度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狗儿怎么才能不吃屎”的问题。但从历朝历代的执行效果来看，并不是很理想——清朝不是实行“离家三百里内不做官”的政策吗？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是怎么来的呢？最根本的问题，主要是封建社会最终没有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 曾：以你几十年的亲身工作经历，谈谈当代异地任职的官员流动情况，它与古时候那些流官，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L老：其实，在现当代，官员的流动性还是非常大的，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官员的流动也是一种常态。许多同志，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异地做官，这当然与建国以来的国情和人才培养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最早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刻意将干部的流动作一套专门的设计，当时所有的调动，都是以“革命的需要”为前提，无论“北上”还是“南下”；无论屯垦，还是支边，都是一声令下的事情。那都是战争状态下形成的一种非专门设计的实用状态。真正实行回避性质的异地任职制度，也是后来慢慢搞起来的。应该说前后两种状态，我都经历过。我年轻时，参加工作，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哪放，在中年时还担任过老家的县委书记，而后来，也经历过带回避性质的异地任职。 曾：在这些年的流动做官的生涯中，最深的体会和感想是什么？ L老：说不上最，因为这么些年，各种感触和想法也是挺多的，只是一直没有认真梳理过，今天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真把我将住了。不过细想起来，倒还是有些可以说道的。我就凭的感觉，随意说说。 应该说这些年在外面奔忙，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坐在车里的时间仅次于开会，但远比坐在办公室里多。这其中的苦和乐，都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在这种流动过程中，我也在思考，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家庭生活层面，还有文化这个层面，都有一些想法。比如，从制度层面，我曾经思考过甚至怀疑过官员易地做官的正面意义。按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和反制腐败。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远的古代的我们就不说了，单举最近几年揭露出的一些腐败例子，那些贪官们，又有几个不是易地做官的呢？官员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完全与社会不接触，大家从生脸混成熟脸，并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而且，现在某些人为了逢迎和建立关系，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比如，有一年，风传我可能会调到某个县去当书记，调令还没下来，我老家那边就有来自那个县以前从没打交道的各种关系开始前来探望和问候，这些人包括多年未见过面的同学，多年没有走过的亲戚，还有一些老同事或朋友，他们都是受某些人之托，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由头，没话找话、无事找事地套近乎，其心思之细致，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一两百里的距离，对于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距离。直到后来，尘埃落定，我没去那边，才算消停下来。但来自另一个县的热情，却又开始沸腾起来…… 另外，我们当下的干部，与古代官员相比，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度更高得多，古时候，一个衙门两个班头七八个差役，主要功能还是司法和审案。很少像现在的干部这样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去，其细节，甚至进入到经济领域的具体操作和实施中，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更深入也更全面。这种表述是很中性的说法，往好里说，它可以促进经济更大的发展；往坏里说，则是某些官员上下其手从中捞利益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这两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这就确定现代的官员们，比古代的官员们，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诱惑，这两者，有时的外部表现是一样的，但对人的影响，却各不一样。在这面前的表现，和个人的素质品德有直接关系，而与所处的地域没有太大关系。说极端一点，不贪的官员，即使在家乡，也不会结党营私；要贪的官，即使到火星上去，也照贪不误。有人甚至说，因为本乡本土桑梓故土乡亲父老的关系，一些人在故乡当官，反而有一种看重影响的感觉。至少我在老家当书记那些年，就特别在意老父老母和邻里乡亲们的感受，不敢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当然，这种事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但这至少说明，官员在家乡与否，与是否贪赃枉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说到桑梓情感，我倒想说说流动的官员们在与本土精英阶层之间的微妙关系。空降的干部们，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是当地业已形成的一套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系，那些由本土干部、企业界人士和乡土精英阶层所结成的一套体系，如同花朵下面的土壤，流动官员则如上面的花朵，如果花与土的属性相当，则花团锦簇，风声水起；如果花与土属性不一，则残花凋零，苟延残喘。这样的倒子举不胜举，很难说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本土官员们的故土情节，在考虑问题时，会影响和左右他们的思路，使他们更加现实和实用主义一些。而外来官员，更多地看重政绩，而在考虑问题上，向上负责的思维更多一些。派遣官员体系最大的特征，就是向上而不向下，虽然在综合考核的时候，也会考虑民意，但这至多是象征意义的，在负主要责任的流动官员，民意至多被口头重视，而他心中在意的，却是上级的评价——这才是决定他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因而，在具体治理中，考虑形象立杆见影的东西要多些，而长远的如环境污染、人文建设等，则少得多。这也是当下流动官员与本土官员的主要矛盾点之一。也不能说外来官员搞投资与建设的冲动不对，只是在平衡上，由于考评体系所决定，而有所偏向。 除此之外，在生活层面上，流动官员们也有许多烦恼和麻烦。比如，家室的安置，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离家在外的孤独问题。这些我都不展开说了，如果必须要在我几十年流动工作生涯中找出一个“最”的话，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和娃娃。我们夫妻俩，各有事业，从少年夫妻到老年伴，总是聚少离多。两个娃娃长年与我隔开，每见一次长高一截，如同电影里的快放镜头一样。他们对我一直是敬和畏，而不是亲和爱，这是我这辈子最感悲伤的事情。现在，一些干部被讥笑为“走读干部”，这虽然反映了老百姓的一些爱憎，但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之中的人性与无奈，又岂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而且，在干部流动过程中，车费和油费，决不是最高的一块成本。我的一些老同事，年轻时，都或多或少地犯过男女方面的错误，这与远离家乡的寂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手中有权而内心寂寞的人，犯错误的机会和成功率，都比常人高。 曾：如此说来，异地任职，也有一些弊端和不足，是否有办法加以解决呢？ L老：也不能说异地做官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如前面我讲的那样，最重要的，还是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于权力由谁所授并向谁负责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易地做官只是一种形式，至多不过增加了腐败成本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健全的地方财政制度、充分体现民意的地方选举制度、以及有实质内容的民间监督，都是必要和必须的。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就是地方领导人，究竟是向下还是向上负责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听人说现在一些人正在讨论加强县域自治之类民主化举措的探讨，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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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辛酸的见证――看看我们中国到底多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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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34 发布在
辛酸的见证――看看我们中国到底多富有？作者： 佚名&&&&&&来源：新浪论坛&&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已经成了社会问题，这样的就业招聘会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少地方看到有人自称是困难学生，跪地向路人乞讨，面前的纸上写的乞讨原因让人难辨真假。因为不时听说有人借此骗钱，路人们既怕自己的一片爱心遭人欺骗，又怕万一真是走投无路的学生，不帮于心何忍。帮还是不帮？让人左右为难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合肥市淮河路上，寒冷的天气里，两个赤膊男孩先是蹲在地上玩弄着两只小碗变魔术，动作娴熟，然后其中一男孩躺在地上的铁钉板上，另一个男孩身上缠上几道铁丝站在小伙伴身上，并用“气功”把铁丝绷断，一些热心路人见后纷纷解囊。在现场的一位李姓市民说，10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年龄，家长不应该把孩子推上市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北京西四环四季青桥西南角的一片草坪上，50多名因被拖欠工资而无法返乡的建筑民工蜷缩在寒风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夜。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安徽阜阳和蚌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山东济南-卖血成了一些农民的谋生之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云南彝良――收工后，小煤窑工人享受个热水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老电影里似曾相识的镜头一对带着孩子的外地农民夫妇，在北京街头一家快餐厅前向过路人叫卖儿子。骑在他们肩上的小孩手中的纸牌上写着：小孩被当地汽车扎伤已成残疾，他们无能力追究肇事方责任也抚养不起小孩，期望好心人收留。针对弱势群体，许多地方开设了义务法律援助，但许多见识少文化低的民众在遇到纠纷或法律问题时仍找不到求助门径，一些人盲目地到北京用欠妥的方法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陕西靖边“创收有术” 歌舞厅小姐“执证上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某公交车站工作人员殴打老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无家可归的一对老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一张大学生照片反映出多少个问题 --性开放,导致校园男女关系已经不是问题 --美国文化侵入，喝百事可乐当开水 --新的知识无用论,导致上课睡觉 --教师责任感下降，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高校无限制扩招,导致课堂及其拥挤 --数码相机的发展，可任意偷拍 --网络发达，可任意传播如此图文信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小女孩举行街头募捐活动。一个捡废品的老婆婆步履蹒跚的走到捐款箱前，大家都没在意，因为她太普通、太不起眼，可是，当她走到我们的“爱心箱”时，她那饱经风霜的手里攥着1元钱轻轻地投向了爱心箱，然后默默地离开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撞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贵州的火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内蒙古赤峰市新华街菜市场塞外的春天乍暖还寒。4月的一个早晨，天空飘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一个中年男子的菜摊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孩子用给菜保温的被子围着，父亲不时用手给儿子掖掖被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这就是生活在贫困山区的父子，他们一生别无所求。只求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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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11 &&
我是流着泪把这篇帖子转载过来的，不在乎有多少的回帖率，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再多的人能看到它……希望某一些人能看到它，在他们心里感受到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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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49 &&
楼主,你想反贪官啊?想鼓动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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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的血和私有矿主的4千亿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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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10 &&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问题文章提交者：可南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问题[ 天父 ]我这里谈一谈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和现在的腐败分子有何区别，以及社会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何区别。试着做一次对比，其实这个大多来自老百姓街谈巷议或茶余饭后的随意谈吐，实际上也是在谈一种不经意间的变化。有遗漏之处希望网友补充。初步归纳一下，可见较大的区别是： 一、毛泽东时代的的干部队伍中，腐败分子较为罕见，既使有腐败分子也无论怎样潜伏极深，想不易发现绝无可能，一旦被人发现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基本上普遍很害怕党纪国法，轻易不敢触犯，一旦恶行败露，在无出头之日。现在的腐败分子常潜伏极深(现在腐败分子潜伏其实是很浅的，你问问老百姓，他知道不知道几个腐败分子？)，伪装十数年组织还发现不了问题(百姓都知道，就是“组织”不知道，就是公检机关不知道)，或者是胆大妄为，普遍有特权意识，视党纪国法为草芥(当年提倡胆子要大一点，其副作用就是大大消弱了党纪国法权威性。这点很重要！)，根本不把组织放眼里，既使他事迹败露，人所共知，只要想办法让上级不查他(怕上级，不怕百姓，这意味者什么？说明百姓对官员根本没制约力)，他照样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地当“好领导”开会作报告(看着这些人在冠冕堂皇地宣传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这让百姓如何信？)。即使出了事情，一是还可以易地做官，二是可以保留相关待遇，弄个闲职干脆回家钓鱼养花，或者搞第二次产业开公司去了。（这样的“名利双收”的腐败分子大有人在） 二、过去的腐败分子浅尝辄止、见好就收，什么钱能拿，什么物能捞，心里事先拨拉清算盘，贪污个一二百块也就算了(现在一些“专家”抨击毛泽东时代制度不完善。这是没根据的。毛泽东时代各种核算制度就很严格，能钻的空子很少。)。现在的腐败分子利欲熏心、欲壑难填，利用职务之便公开吃拿卡要，官商勾结如家常便饭，动不动成百上千万、上亿元捞进私馕，不管什么钱多多益善。 三、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后，不敢弄大的，搞些公家的边角料，白天不敢吃，半夜里叫起老婆孩子来偷偷摸摸地享用。偷拿回家一点肉，放了好长时间，都放烂了还没有吃到嘴里。使尽浑身解数装穷，极力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方面使之看不出区别，甚至比老百姓过得更穷。(这还是因为百姓的监督非常有效、有力的缘故) 现在的腐败分子是不怕露富，常常是不自然的就露富了，有的勇敢地做“先富起来”的代表，争着抢着露富，置备上私家车，小别墅，不少有高级套房和几套房子，私下入股成立公司企业做生意，儿女出国做买卖上学、旅游观光，甚至在国外出大手笔大购物房地产，想方设法使自己不同于普通人。(这跟前面说腐败分子潜藏很深是矛盾的，你这不明明说腐败分子很暴露吗？其实，关键问题是百姓明明知道谁是腐败分子，但百姓也毫无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四、老百姓对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对待腐败分子是口诛笔伐、争相揭发坏人坏事，“群起而攻之”。现在群众对贪污腐败份子是羡慕赞叹，“看人家ＸＸＸ，多有本事，那官才没有白当呢。” (这跟百姓的权力大小有关。现在百姓的嘴要么被动要么主动给封住的) 五、毛泽东时代对腐败分子的态度是，主要有违法乱纪问题一经揭发属实一查到底，决不姑息，错误、罪状的大小一定要对人民有个交待，贪污腐败分子很难有力锥之地。现在基本上是只查大案要案，一般的案件很难引起上级重视，很难立案，甚至查着查着就没影了。 (现在的腐败，是大面积、立体式的腐败) 六、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很难找到关系网，没人敢为他说情。现在的腐败分子很易结成关系网，总有人为其说情，开脱罪责，充当靠山。 (现在的腐败，是群体性的腐败。盘根错节) 七、过去的腐败分子一旦贪污腐败罪行认定，多课以重罪，很少有逃脱的。现在的腐败分子贪污个千数八百万判个十大几年，十来八年的占了不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民币不值钱了。(最新新闻报道，湖南高院院长主张废除对贪污受贿者的死刑) 八、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对待其如对待人民的敌人，阵线分明。现在的老百姓争相巴结贪污腐败分子，想方设法和他们搞上关系，不惜一切的混为一团，充分品尝和他们搞好关系的“丰硕成果”。贪污腐败分子也乐于扩大自己的阵营，常常表现出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百姓有趋利性，不能抑制，则趋之) 九、毛泽东时代对待有腐败份子迹象的人，总能及时发现苗头，多在早期采取批评教育，组织谈话等手段，及时告诫引导其改邪归正，咳及时避免人民财产、政府组织少受损失，在教育挽救了干部的同时，也教育了一大批人。现在很多的腐败分子平时发现不了，或对其违法行为时有显现，但无人干涉，常常是人卷走巨款都跑得没影了，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直到形成影响恶劣的重大损失才想起“亡羊补牢”。 (小平同志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老夫认为，信仰的丧失，是教育无效、无力的原因) 十、经过对比发现，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政治水平”“觉悟”和“个人素质”高于现在的腐败分子，过去就怕组织找他谈话，一旦事情败露绝大多数知错认错、知罪认罪，采取向组织“竹筒倒豆一干二净”的态度，更有主动投案自首，向组织交心的。现在的腐败分子却想方设法隐瞒事实真相，避重就轻、无理狡辩，死不认帐，逃避惩罚手段高明，或者稍有风吹草动，就携妻带子揣好早就办好的护照出国外逃，一飞了之。他贪污了个盆满钵流，到了国外却倒打一耙反诬遭受了迫害，要求“政治避难”。(信仰的丧失。甚至不知道抬头三尺有神明)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是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呢？或者是我们当今状态下的一种无奈？我们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变化，如果不重视这个变化，不整改限制这个变化，腐败行为“深入人心”的速度和影响还会继续扩大。你们要是认为这属于夸大其词看问题偏激不予重视也可以，究竟是不是说还是在可以容忍接受的范围内如不好说，那就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一段时间，在做进一步的观察以求证实也好。 毛泽东时代总体暂不在此文议论之列，当然那个时期有其特殊性，方法不当也好过时也罢，但现今腐败分子较之那时变化的几何级升级速度，可说是令人触目惊心了，毕竟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啊；以上几个方面这我看也算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变化，一种民意的变化，恰逢“两会”之际，希望能引起代表的注意。为国之患尤在吏治不清，以上现象是否属于吏治不清苗头？会给今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属于要及早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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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万美元以上富翁达34.5万人 本报讯中国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总数已居亚太区第二位，仅次于曰本，财富总值达到了1.73万亿美元，人均拥有资产达500万美元。昨天，凯捷咨询公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业副总裁曲向军在第二届中国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论坛上介绍了全球著名金融机构美林和凯捷公司发布的2007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 根据该报告，至2006年底，亚太区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达260万，较2005年增加8.6％，财富总值达8.4万亿美元，是全球富裕人士增长最快的市场。而中国富裕人士平均每人拥有资产500万美元，远高于亚太地区富裕人士资产的平均水平（330万美元）。其中，有4935人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在国内富人中占比高达1.44%，甚至高于全球1%的平均水平，占亚太地区超级富豪总数的28.2%。 调查还发现，中国富豪年轻化的趋势比较明显。31岁到40岁之间占了30%，31岁到55岁占了50%，50岁以下的人口占了将近80%。 亚太区富人与全球富人相比更钟情不动产，其资产配置中房地产、股票和存款(现金)所占比重位居前三位，分别占30%、25%和22%，而全球富人在这三项的资产配置分别为24%、31%和14%。中国富人现金存款的比例高达34%，不动产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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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我们都做了青蛙 作者：carls 前不久回北京母校，遇到以前对我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却不敢首先过去打招呼，因为在我毕业时，老师送我不少书籍，但是后来我把这些书全部烧了并且委婉地告诉了老师。此后我们就没有了来往。但是，当老师很显然认出我并走近时，我还是鞠了一躬，说：“老师好”，老师主动伸手握住我的手，说：“我还以为你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可是你的举止还是和以前一样啊”。我说：“老师您也还和以前一样精神啊”。我又说：“听说这些年学校条件改善了不少，您盼望的国家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时代终于来到了，难怪您这么精神。学生我在外就不敢报您的家门了，我现在还在一线做着苦力呢，连个企业里的任何管理职位都没有弄着”。老师摆摆手说：“我？别提了，现在学校改革教学制度，老师的成绩要由学生打分，和报酬挂钩。你知道的，我这人对学生一直以严格著名，可我这套现在吃不开了，现在收费教育学生就是财神爷啊，所以我被学生评成最差，学校不要我了，这几天正忙着办手续搬出学校呢”。我大吃一惊：“啊？教师由学生决定去留，这哪门子改革啊？那以后老师还怎么敢管学生啊”，老师苦笑着说：“唉，说来这也是我一直热爱的自由啊”。 “我爱自由”，这是我在学校时期听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位教政治的老师把我变成自由主义者的。我还记得，他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学的政治课本是错的”，然后他开始向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娃娃介绍大跃进怎么饿死多少人，介绍文革时期中国怎么尸横遍野，介绍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吹牛、撒谎的例子，在中国人民都噤若寒蝉。然后告诉我们，在南方，在我们认为是罪恶渊薮的香港、台湾，其实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做。让我忽然发现，原来我们居然被当局蒙骗了那么多年。所以，后来假期一回家乡我就向父老请教大跃进时期饿死多少人，但是却被乡亲们斥责“放屁”，又谈到文革，乡亲们说：“文革比现在安定多了，那时村民可不象现在怕干部，要说能说话，还是毛泽东时代我们能说话，你不也经常去凑队上群众会议的热闹么？”。这时，我就更加有老师那种深深的寂寞和孤独感，就越发觉得中国人实在被愚昧太久，开启民智实在任重而道远。所以后来毕业分配时，我毫不犹豫谢绝老师为我在北京联系的一份工作而选择南下，当学校团干部问我为什么这样时，我双手举着老师送我的一堆自由主义书籍说：“我爱自由”。 可是，不久我就体会到自由的真谛了。例如老师说内地是充斥谎言的社会，可是我来到沿海，连问路都因为没给钱被小贩故意指反，我以后就再也不敢对任何人――尤其老板――说真话了，也再也不会相信老板的什么“你们拼命干，早干完有钱加”之类的胡萝卜了，在吃了那么多年劣质快餐后，我再也不相信什么现在中国人比毛泽东时代吃得好之类的故事，在买了无数双能穿几天的皮鞋后，我终于明白了改革为什么能让商店货架琳琅满目了。老师说，在香港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可是我看到的是大批3、40岁满头白发的香港人在深圳每天忙忙碌碌出没（难怪在香港染发生意这么好），听香港人说：“我们香港人是不敢把客人往家里带的，因为没有地方，不过已经比和别人分时段合租床位好了”。后来看到香港的报纸，果然有大量的骂政府的文字，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批判让香港人民住不起的地产商主导政治这种制度的文字呢？更加不要说肯定共产主义的文字。而且，香港报纸上除了占一半篇幅以上的色情和赌博、骗钱广告外，即使在所谓的言论部分，怎么全部是一些右派专栏作家的文章，从来没有看到过低层蓝领工人能够发表政治性文字。有趣的是，后来有机会看到中国文革时期的报纸，居然新闻以外的大部分原创文章是出于工人农民之手。再说，我去香港母公司工作期间，看到公司的香港员工在老板面前就象电影里的日本、韩国人那样奴气十足，居然比我们大陆员工还战战兢兢。 这时，我就忍不住想起老师的话：“195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做了温水里的青蛙”。我由衷地庆幸我当年主动来南方的决定，我知道，从我来到南方起，我没有成为青蛙。 来南方不算很久时，一次，老板要我们做一个项目，事先信誓旦旦地说：“你们谁也别想偷懒，谁干得多我是看得见的”。我拼命做，整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还暗暗奇怪老板为什么不加钱，结果到最后，反而是我拿得最少，我问要好的同事，他戳我的脑壳说：“你傻呀，要说干得多，生产线上的民工干得最多了，他们拿多少钱？别人都想着怎么和老板搞好关系，表现忠诚，就偏你逞能对老板不闻不问，老板就怕世界上找不到干活的你吗？”。我象被泼了一盆冷水，当晚，我就把老师送我的书籍全烧了。 以前，我和老师都密切通信，讨论自由主义，老师不止一次提示我思想向专制堕落了。这次，当我委婉地把烧书告诉老师时，老师很快回信，表示理解我的做法，但是他依然告诉我，他最怀念80年代的中国，那时改革是得到几乎所有人拥护的，除了极少数极左分子.并向我列举了改革初期怎么让中国人民吃饱，城市改革让大家怎么摆脱计划经济几十年不加工资的困境这些例子。 可是后来偶然读到统计数据，原来改革前中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比改革后快得多，在1969年粮食产量创造记录的基础上，年全国粮食增产60%，速度比年的所谓“奇迹年代”还快，只不过因为备战备荒，这些粮食在80年代初被清出，成为农村改革让人民吃饱的成就。后来，我又注意到，在年的10年间，在物价上涨1倍的情况下，珠三角民工根本没有涨过工资，对比之下，计划经济时期物价与工资一起冻结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分，毕竟当时国家只能从内部积累，何况当时城乡福利在不断增加呢？ 是的，1980年代初，大家都加了工资，但是这是以国家大赤字，外汇储备花光，导致后来人民币贬值600%、中国GDP从1976年世界第六，到1994年变成世界第11（在苏联解体的情况下现在还是第七）为代价的。更加重要的是，从大家加工资起，大家都仿佛明白“吃人嘴软”的道理，从此，在知识分子精英的一套套改革大计――沿海优惠、企业承包、股份制、下岗、医疗收费、教育收费到最后大家都破产――面前，只要知识分子一说：“改革让你们得到的好处你们忘了？”，大家都哑巴了。大家都知道“文革”怎么整了一个国家主席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可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有哪项是经过人民讨论过的？哪项不是知识分子凭仗掌握的话语霸权制造舆论强迫人民接受的？民主与法制在哪里呢？ 所以每次听到知识分子居高临下要求我们愚民应该集体反思1950年代，反思革命时，我就好笑，好在我不止听到一个人说，现在最应该反思的，其实是80年代。 有趣的是，当大中学的老师们几十年为改革呐喊后，现在改革改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听说，已经有大学教师因为学生评议落聘而自杀。事实上，当听熟悉大学的人指出现在大学里的非正常死亡率一点不比文革时期低时，我就想起一句唐诗：“这回休得怨杨妃”。 当我和老师问寒问暖，最后道别时，我忍不住问老师：“您现在更加怀念80年代吧？”，老师怔了一下，哈哈一笑，摆摆手说：“小鬼，就你还记得，1980年代啊，我们大家都做了温水里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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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52 &&
阶级、阶层与底线赵磊：题记：两个月前，我的好友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这个发言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共鸣，说是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发言了。联想到我在9年前写的《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发表在《哲学研究》1998年第11期），以及6年前写的《质疑告别无产》（发表在《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心里不禁感慨万千。于是，有关“阶级”的话题，又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一）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精英们总忘不了控诉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说那个时代 “你斗我，我斗你”，搞得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然而，在否认了阶级斗争的今天，阶级矛盾和冲突难道真的就比毛泽东时代减少了吗？人们的安全感真的就比毛泽东时代增加了吗？如果比较一下这两个时代的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刑事案发率，看看今天防盗门的厚度和防盗栏的数量，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矛盾，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今天的阶级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生态的、生存层面的、赤裸裸的利害冲突。&& 今日中国两极分化的形势之严峻，以至于“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利益分化”等，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其实，但凡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利益分化”，不就是“阶级分化”嘛！滑稽的是，精英们就是坚决不准用“阶级”这个词。这有点像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其中有句经典的台词，叫做“打死我也不说”。我的一个学生和我讨论，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往事让人们记忆犹新，所以禁止“阶级”的称谓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幼稚：难道这就是“打死我也不说”的理由吗？有人说，阶级这个名称在当下成了某个数字，哪怕提一下，都是不吉利的。问题在于，自从阶级这个不吉利的名称不准再提之后，不吉利的各种“分化”却仍在加速前进。这就像数数，精英们可以不准人们说“4”，但人们总得与四层楼、四年级、星期四、四元钱打交道吧？实在回避不了，“阶级”摇身一变就成了“阶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秦代赵高的“指鹿为马”。然而，鹿并不会因为被指认为马，就不再是鹿了；阶级也并不会因为改称为阶层，就从此人间蒸发掉了。 &&&&（二）阶层并不等于阶级，也替代不了阶级。阶层是按收入和职业来划分的，阶级主要是按生产资料的归属来划分的。比如你是一个小白领，在某家合资企业打工，年收入在好年景可达5万元，家有电脑、电冰箱、大彩电、或许还有若干股票和10万元存款。若按阶级划分，不论你的彩电和冰箱有多大，不论你的电脑已经升了多少级，不论你的股票和存折又增加了多少钱，只要你受雇于别人，那么你与你的老板之间，客观上就存在着一个本质区别：占有生产资料的是你的老板，而不是你。你是“无产者”，你的老板才是“有产者”（这个“产”，不是消费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可是阶级换成阶层之后，你和雇你的老板之间的本质区别，从此人间蒸发。你们之间的唯一区别仅仅是 “富裕程度”的不同，是“大富与小富”的不同，一句话，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部门经理，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一个下苦力的兰领，你也不要过于自卑，更不能见外，你和你的老板的唯一区别仅仅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哥儿们。阶层分析的肤浅之处在于 ，它把一个未必和谐的社会描绘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用专业术语说，阶层分析的局限在于：（1）它无法真实地刻画“分化”的现状；（2）它无法深刻地揭示“分化”的根源。而阶级分析的科学之处在于，它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使人们能真正洞见到社会危机的真实存在，从而为我们指明争取和谐的治本与治标的可靠路径。于是我脑子里经常有个疑问：只准用阶层分析来把握中国社会分化的态势，是不是有误导我党决策的嫌疑？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命。大抵如此，大抵”。以阶层分析的观点来来看，这个“大抵如此”多半是心态不正常的表现；但如果懂得阶级分析，我们就会理解，“曾经阔气”和“未曾阔气”的，为什么总想革“正在阔气”的命。（三）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是要提倡“打打杀杀”。人类社会多数时候还是需要在安定的环境中，方能生存、发展、前进；只有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并不可调和的时候，“打打杀杀”才注定成为博弈的均衡解。遗憾的是，精英们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从来都不知道自我反省，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那些穷小子天生的“红眼病”，让平均主义的“仇富”心态把良心给搞坏了，因此，必须“告别革命”，否则“冤冤相报”没个完。“冤冤相报”的理论似乎很有道理，也蒙住了好些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谁没事整天价的想“革命”呢？“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大概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地球人都知道，革命的根源并不是从马克思的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泥腿子造反也不是几个赤色分子挑唆的杰作――正如孔庆东所说：“革命或是改良，是不由理论家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阿Q来决定的”（《阿Q的革命》）。其实，导致“冤冤相报”的原因，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都是由于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造成的，比如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吃多了撑的、穿暖了燥的、钱多了烧的，而无一不是被黄世仁、南霸天之流的精英给“逼上梁山”的。（有人说，杨白劳既然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就活该让喜儿当二奶。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放狗屁！）什么是“逼上梁山”？用后现代的话语说就是：“你欺压我已经越过了‘底线’，老子跟你PK了！”处在“底线”之下，不论你是杨白劳还是黄世仁，你不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恐怕都晚了（先是杨白劳喝了卤水，后是黄世仁被人民政府镇压）。所以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信然！什么是“底线”？自然界的“底线”是生态平衡，动物界的“底线”是食物链的平衡，虽然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差不多，但人类社会的“底线”总要高于动物世界吧？封建社会的地主尚且知道要搞“让步政策”，资本主义政府也知道必须支付必要的社保和福利，富人才能睡得着觉，难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还比资本主义低？所以，“和谐社会”的提出、“以人为本”的提倡，就是要向世界宣布，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真的要无愧于“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必须把阶级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这个起码的底线之上，而不是无视阶级矛盾的存在，更不是为激化阶级矛盾火上浇油。这就意味着，一个弱肉强食、以钱为本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应当让它持续下去。 （四）人们经常说什么“底线不可逾越”，可是有人却悲哀地发现，“中国的底线就是用来被击穿的”，他痛心疾首地质问（何必：《中国的底线就是用来被击穿的》）：“卖国求荣算不算底线？逼良为娼算不算底线？劫贫济富算不算底线？卖官鬻爵算不算底线？无法无天算不算底线？无法可依算不算底线？有法不依算不算底线？执法不严算不算底线？违法不究算不算底线？口是心非算不算底线？背信弃义算不算底线？利令智昏算不算底线？寡廉鲜耻算不算底线？损公肥私算不算底线？中饱私囊算不算底线？以强凌弱算不算底线？贪赃枉法算不算底线？妻妾成群算不算底线？男盗女娼算不算底线？……” 他的质问虽然很悲观，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很不幸，这些底线在今日中国都已经被击穿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场全民腐败，一场民族性的整体堕落，一场无处不在的底线沦丧”。（五）精英们拒绝“阶级分析”，甚至连“阶级”这个客观事实都不予承认，这是否说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或许他们本来就不屑于知道：这个社会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他们凭什么这么嚣张？难道否认了阶级的存在，精英们就可以高歌“天下无贼”，从此“高枕无忧”了么？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击破任何“底线”了么？好一副“我是精英我怕谁”的德性。什么叫掩耳盗铃，什么叫自欺欺人，这就是了。然而仔细想想，我未免过高地估计了精英们的胆量和智商。说高估了他们的胆量，是因为我看到，一旦涉及两极分化、阶级矛盾之类的话题时，精英们总是要拿“破坏和谐”的罪名封别人的嘴。至于精英们从教科书中删除《包身工》的猥琐心理，以及在黑砖窑事件前后的张皇失态，更是人尽皆知的旧闻了。看来，精英们并非不知道，或并非不屑于知道阶级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不敢”承认这个客观事实罢了――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着呢。这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说高估了他们的智商，是因为历史经验早就千百次地证明，要想减少甚至避免“打打杀杀”的均衡解，以为禁用“阶级”这个名称就可以摆平一切，恐怕只是一相情愿。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承认阶级的存在与否，而是在于如何缓解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可叹的是，如果面对“阶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客观事实，人们只能选择性“失明”、“失聪”、“失语”，那么“底线”就真的是“用来被击穿的”了。复可叹的是，对于精英而言，你们什么底线都可以击穿，就是有一条底线不能击穿：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如果精英可以肆无忌惮地击穿任何底线，那么，民众就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底线的约束。更可叹的是，“前车之鉴”这么简单的教训，自以为是的精英们怎么从来就没有认真吸取过？冥顽不化到了这般地步，夫复何言！这真应了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六）当然，说今天的阶级分化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必须用阶级斗争方能解决问题，我但愿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是“危言耸听”。因为，毕竟文明的进步为人类缓解阶级矛盾，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手段和选择，并非只有“你死我活”一条道。但是，如果任由阶级分化下去，执意将阶级分化进行到底，甚至不惜击穿民众的生存“底线”，那么，我们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天，恐怕也就真的不远了。谓予不信？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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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看越象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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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旦学生的心里话:“繁荣”的背后&&&&我的背景,天津的，家境也不错，基本上属于从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过马上毕业，一个月8000基本上很难，呵呵。那么长时间以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过、愤青过。但是最能触动我的确是今年夏天的经历。&&&&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去深圳实习，第一次挣了那么多的钱，也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了那么多事。深圳可谓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灯红酒绿、夜夜欢歌。我实习的地方是特区报社,深圳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再前面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后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后面是莲花山。我上班在35楼，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一流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可是当我从这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们当中，我是那么的突兀与另类。一次去关外的工厂区采访，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钱的。在肮脏简陋的厕所门外，墙上挂着的打卡机是日本进口的，精工，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厂房里最先进的东。这还不是最"仁慈"的，因为厕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也就是领班来顶替，生产线不能停，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万一要赶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会礼貌的请回家"休息"，外面排队等着上班的进来一个顶上。生产线24小时不能停。当然，休息时没有钱的，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在报纸和电视上才会有。&&&&我面对着他们，问了一个很幼稚，而我却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吃饭怎办？"一个看起来比我还要小很多的女孩腼腆的笑了笑："门口大排档，一顿一块三。"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头，因为手底下的活儿还要干。想起在写字楼的时候，记者们是不屑于去食堂吃七块钱一顿的自助餐的，因为花样少，开饭时间又短。下馆子是必要的。当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个老板请客，或者找个下午开车去惠州吃海鲜，渔民现打回来的，你上船买，他船上做，你沙滩上吃。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吃就是了，这样一顿，三四个人最多也就两百块，他们说这些东西如果在酒店的话，每一样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钱，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钱。我刚到的时候很天真的在报社的饭卡里加了一百块，到三个月后我走的时候，里面还剩七十九，也就是说，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顿七块钱的饭。&&&&现在想一想，真的有点鄙视自己。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于奖励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大概是五等，奖励人民币五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大该就是奖金吧，不过五块钱对于深圳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笑话，我亲眼所见，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悲哀。在宽敞明亮的经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老板，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人，红包我没有收，因为我的手没法对不起我的良心。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里用的，有多少是深圳、东莞、中山、汕头产的，我敢说，这些东西，这些可以堂而皇之摆在恒隆，摆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柜台里，标出天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工厂区里，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由这样的人生产出来的。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我私下里问老记，那个红包能有多少。他说这种事，少说也有两三千吧，偶尔后悔之后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最起码的良知。&&&&还有一回我去龙岗卧底传销。可能很多同学很惊讶，传销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吗？没错，政府令是发了，可那是一窝蜂的。我们的行政一直是抽风式的，阵痛式的，出了问题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厉风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网吧大火和现在轰轰烈烈的围剿食人鱼，从来缺少持续性与连贯性，行政问题不能逐渐转化为法律形式。&&&&我还记得那天去的时候，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没有牌子的衣服。于是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teva"，唯一没动的是在襄阳路花一百块买来的军包，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时尚，很酷的东西这个时候竟然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本能，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多余，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其实就算你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准儿会以为是和那个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在"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而所谓教室，就是一个单元的客厅。听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围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却笑不出来。为了采访，我认真的记着笔记，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没记过这么认真的笔记。&&&&那天下午我记了十页，现在我还好好的收藏着，不知道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课，写下这样的东西，但愿不会。没错，复旦随便找出一人，谁也 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希望着，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着。&&&&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忍痛将"学历"写成了大专，"何处来深"一栏因为我的普通话太标准，没法写成什么西部的国家级独县，只好写了上海，其他的地不敢写，怕穿帮。就是这样一份"简历"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人们不由得不信。&&&&晚上去"串亲戚"（他们术语，指传销者互相走访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多一点的屋子，大家打地铺，一共28个人，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上海随便哪个超市都有的价格不会超过八十的那种。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个炮兵团的，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这次也是他们向报社举报的，因为别的部门没有人管。一个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里面什么都没有，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感谢，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们有的只是这个。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现在也记在我心里。第二天，终于抓人了，高层一个没逮到，抓到的都是"兵"们，因为他们是"盲流"，等待着的是遣返。稿子还是出来了，不过是我们的公安们如何如何英明，一举破获特大传销团伙之流的鬼话。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后来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板，想招这些退伍兵当保安。虽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想的是让我们写后续报道，诸如某某公司解决就业之类。我打了无数遍那个传呼，没有人回，可能在局子里被没收了，可能他们已离开了深圳这块伤心地。&&&&采访水客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更不是赖昌星，他们只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面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当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东西大概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内外差价30%，甚至还多。当然也有从深圳这面带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样，我没敢接触。&&&&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么许文强，只是一个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告诉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行情好的话一天他可以赚五百。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呢。他还开玩笑，说自己长得不够帅，要不就可以去当"鸭"，虽然一样是卖，但总归安全系数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罚款。我也和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的脱光衣服，然后把手机用胶纸绑在身上，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专业"，身上一次可以绑一百部手机，他很自豪的和我说，这样还要保证身材不走样，走路不变型。他也知道这样的代价，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个十年八年的。面对着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想想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私下里的官方纪录。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张香港身份证，这张卡片可以让他们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罗湖桥和沙头角，但他们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为他们很少去港岛，更没法住在中环或者山顶。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没有和报社的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带走。&&&&还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库边上的一家茶楼，我第一次面对面，平等的面对一个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对一个妓女。她很漂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职业，我只能用贤淑端庄来形容她。&&&&开始她还很开朗，笑话我说如果让我看出来的都只能是洗头妹。但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她一直是哭着说的，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静静的听她倾诉，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说话，因为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话语中饱含着忧郁、无奈和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soda衬衫，资生堂化妆品背后的灵魂，一个妓女。她也有爱，也有男朋友，同样在深圳，但她越来越不敢面对这个自己爱的人。我问她深圳那么小，就不怕万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说不会的，因为打工的爱人是不会，也没有能力来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么叫做距离，更知道爱情会把这个距离缩小到零。她说自己出台一晚上要五千块，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缴，至于小费，出台之前老板就会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国人或是香港佬、台湾佬则要加倍。这也是要交的，超过的才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小气的话，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垫上。&&&&其间她接了几个电话，铃响的时候哽咽声便停止，手机拿起之后又是温柔的声音，职业的笑容。在她眼里，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后会付钱。我感到惭愧，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是身为男人除了听她倾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结束之后从包厢出来，她擦干了泪角，又变回了那么的贤淑端庄，唯一坚持的就是要买单，我没有争，不是没钱，而是我知道她的心会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受到尊严，更何况她请的是一个男人。&&&&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版，我去梧桐山，去采访一个山顶哨所。那天心情特别好，坐着一辆帕杰罗屁巅儿屁颠儿出来了，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不时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还有一辆这辈子我第一次见的右舵莲花。我很奇怪，奇怪着偏僻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好车。司机用标准的广式普通话跟我解释，深圳有钱人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来打山泉，养生、健康。我恍然之余，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干活，他们在铺一条从深圳市区到盐田的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那么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么甜的"农夫山泉"。&&&&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谁能出钱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给谁。没人理她，我听见的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老们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因为报社里全都装了摩托罗拉的门禁系统，她是混进来的。"卖身救夫"，这个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透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挥杆的"人"们……&&&&写了那么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应该落在纸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现在的我还住在北区，那个无数人投诉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自己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 我们寝室还是那么脏，那么乱。衣服穿过之后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轮完了就再拣相对干净的穿。我很懒，很少打扫，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对请小时工，也没请过。不是没钱，而是怕那种爸爸妈妈们在外面打扫，自己坐在屋里电脑前听音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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