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摘要]当时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自由主义党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多大气候。本文摘自《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图片来自网络)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自由主义党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多大气候。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有对外妥协之举？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对外依附都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中共在1920年代就支持蒙古独立、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时又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但是无论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中共都还是在野力量，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们奉送的，如果他们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付国家权益为“代价”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他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而遭遇皇姑屯之祸的。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依附于某个列强以战胜作为主要敌人的“以夷制夷”图谋，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典型的是当年莫斯科大公就是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而莫斯科公国就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使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如果蒙古汗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从蒙古人学的）。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他们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他们必死无疑。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图书简介本书是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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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苏联档案史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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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5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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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苏联曾驻军新疆：3000人的机械化旅驻扎哈密(2)
14:25:4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
&&&&吴忠信上任后，举起治新&三板斧&，打算在新疆干一番事业，其中之一就是&敦睦外交&，重点是坚持对苏联执行友好政策。为此，吴忠信建议把外交部派驻新疆的交涉员、有亲美倾向的吴泽湘调离新疆，而把曾在苏联留学、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多年、对苏联比较了解的刘泽荣调到新疆任职，以便积极开展对苏交涉。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及对外政策的需要，苏联支持新疆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方针没有变，因此，不仅阿勒泰地区反政府武装斗争的问题没能解决，而且随着1944年11月&伊宁事变&的发生，反政府武装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称&三区革命&）。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刘泽荣的对苏交涉活动自然不能顺利开展，更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这时发生变化，由过去支持新疆反政府武装斗争转变为支持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素有&和谈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到新疆，以便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刘泽荣便成了对苏交涉中的重要人物。9月13日，张治中一到迪化，立即派刘泽荣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约见总领事叶谢也夫，希望苏联出面调停新疆省政府与三区革命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以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刘泽荣一直是张治中的得力助手，一方面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充当张治中与苏联方面的联络中间人，一方面还担任部分翻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先后任新疆省主席。在这数年中，新疆政局虽多次变化，但刘泽荣的&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时又称&外交特派员&）的身份没有变，在对苏交涉中及在当时新疆的其他一些事务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1948年10月，刘泽荣以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的身份曾去苏联阿拉木图参加中苏航空公司董事会，并于回国途中，在伊宁市会见因新疆联合政府破裂而回到这里的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事后，刘泽荣把阿合买提江仍希望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见转告这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对新疆政局下一步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又如1948年底，包尔汉将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一事，就是刘泽荣首先把一消息转告包尔汉，并亲自陪他到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住处，以取得陶峙岳对包尔汉任职的支持。1948年7月，刘泽荣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尽管这时新疆解放在即，这个协定并没能执行。在1949年9月新疆的和平解放中，刘泽荣也是积极参加者、组织者之一，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置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仅说明新疆的涉外活动是中国政府整个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说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具体的涉外活动中，特别是在对苏联的有关谈判中，由于国内及新疆政局的变化和影响，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制约，往往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也帮助新疆当局解决了不少外交上的难题，对促进近代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在苏联中亚地区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新疆群众正当权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俄设在新疆境内的各领事馆不得不停止工作。1920年，苏维埃政府为了打破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派代表到新疆要求恢复新苏之间的传统经济往来和贸易活动。这年5月28日，新苏代表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规定双方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商务代表机构。1922年，苏方提出在新疆恢复沙俄时设立的5个领事馆，杨增新表示同意，但提出对等原则，要求在苏联中亚地区设立中国新疆地方政府的5个领事馆。对此，苏方虽没有反对，但此事因其他原因而搁置。
&&&&1924年5月，中苏两国缔结《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两国关系日趋正常。10月，经数年谈判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达成。在此条约中，新苏双方同意在对等条件下，苏联正式恢复沙俄时代在新疆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喀什、阿勒泰设立的5个领事馆。同时，新疆在苏联中亚地区的谢米巴拉金斯克（时又称斜米）、塔什干、阿拉木图、安集延、斋桑5处设立领事馆。1925年，苏联派驻迪化的首任总领事刘长炳到任。
&&&&新疆驻苏联5个领事馆开办之初，根据杨增新与北京政府达成的协议，这些领事馆名义上由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领导，但具体工作事务由新疆省负责，工作人员由新疆推荐，活动经费也由新疆负担，但须报北京政府备案追认。因此，这5个领事馆的工作主要是为新疆对苏交涉服务，在行政管理上也由新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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