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自己的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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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自己的游击队
文章提交者：西北洗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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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看到有人谈到国民党游击，很偏颇，今天把这个老帖提出来看看打游击是不是很简单。一、发端国民党高层对游击战的初步考量，最早来源于共产党建议。芦沟桥事变爆发后, 国民党统帅部于7 月11 日至8 月12 日召开会议, 研讨对日作战方略, XXXXX领导人周恩来、、等应邀参加会议。8 月11 日, 周恩来、朱德在会上提出, 为维持战略持久作战, 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 在部署上不宜实行正面消极防御和一线配置, 而应将主力置于敌之侧后,“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 在正规战之外, 还须采用游击战术“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量兵力守其后方”。XXXXX的建议未引起统帅部应有的重视。但作为谈判成果的一部分，陕北红军整编之后，得到统帅部认可，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并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给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以很大鼓舞。当时, 国民党内一些将领也认识到游击战是对付日军的有效战术, 主张仿效八路军。胡宗南讲:“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关麟征也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 才能打倒日本。”国民党统帅部遂对敌后游击战刮目相看,在形势推动下，最终决定调整战法。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国民党有一是在敌后留下一些部队，命令河北保安两旅改编为第181师，留冀南游击。10月，又命冀西的万福林第53军及孙殿英部留驻太行山南部游击作战，这是我们现在从可信资料中所能见到的国民党最早确定的实战游击决策。国民党决定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部署是在太原失守之后进行的。日太原失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准备西渡黄河撤往山西，但正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命令第二战区所有部队共15个军30多个师立即转至山区实施游击，并令原支援太原保卫战的第一战区卫立煌第14集团军共四个半师留驻晋南，参加山西游击战，12月阎锡山将全省划分七大游击区，在南部中条山，东南太行山，西南吕梁山开展游击战争，至此，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策略开始正式确立并在河北山西初步实施。1937 年冬,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 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加强敌后游击, 扩大面的占领, 争取沦陷区民众, 扰袭敌人, 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 打击伪组织, 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 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12月13日国民党军委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军在战争中应以持久抗战为目标，广泛发动游击战，以牵制袭扰和破坏敌之后方，使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呼应”。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自己有目的的采纳并推动游击战是在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此次会战的战略构画中，蒋介石亲自部署敌后游击。5 月13日, 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速派正规部队到大砚山附近及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18日, 又指示石友三部到敌后扰袭, 施行游击。对国民党政府重视游击战,《新华日报》于2 月15日发表评论说“自从最高统帅部整饬前线以来, 我军战略战术的确有了许多改变和进步”,“我们的战略方针已表现出以运动战为中心, 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迄1938 年底, 在敌后进行游击的武装达60—70 万, 其中正规军约30 万（包含八路军及新四军）。鉴于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出色成就，为使各战区掌握游击战要领, 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 年2 月15日,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 由汤恩伯任主任, 叶剑英任副主任。未几, 改由蒋介石兼主任, 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 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教育长。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营以上军官。XXXXX还派李伯崇、边章五、李涛、薛子正、吴溪如等担任教官, 讲授游击战问题。在各战区, 国民党也办过游击训练班, 聘请共产党人帮助培训游击干部。1939 年冬, 军训部长白崇禧编成《游击战纲要》, 印发至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讲授游击战的教材。该书对游击战的政治、组织及作战要求、根据地创设、作战要诀与战斗要求、游击战后勤保障等均作具体规定, 成为国民党敌后部队开展游击战的官方指南。二、全盛时期各战区国民党所属部队游击战基本情况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第一战区。1937 年10 月, 国民党华北主力部队撤守山西, 该战区开始游击战。在冀南, 宋哲元将河北省两个旅的保安队改编为181 师, 留在该区开展游击。原晋军将领张荫梧组织河北民军, 继被国民党军委会委为河北民军总指挥, 统率河北民众武装。在冀西, 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第52 军军长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1938 年2 月, 军委会又派95 师北渡黄河, 到冀南一带游击, 以掩护太南地区国军补给线。至1940 年, 该战区由正规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游击纵队、游击支队、自卫军等近70 支,第一战区游击部队全盛时期优秀战例：河北民军1938 年春, 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 曾击败日军一个联队。孙殿英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 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 毁坏日机多架。第二战区。1937 年11 月上旬, 太原失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鉴于山西战略位置重要, 命该战区部队转入山区, 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保卫山西。年底, 阎锡山把山西划为7 个游击区, 将正规军分散于各区游击。南岳军事会议后, 阎锡山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商讨持久抗日之策, 决定以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五台山、恒山等山脉为屏障, 把二战区建成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该战区游击部队战绩相对较好，根据地基本区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该战区优秀战例：徐州会战期间第二战区配合作战并取得相当战绩。在晋东, 经长（治）高（平）晋（城）之役, 5 月1 日收复晋城；在晋南, 自5 月初起, 以主力攻击曲沃、侯马, 以一部扫荡晋南三角地带及临汾以南同蒲路沿线之敌, 至6 月中旬相继克复平陆、芮城、风陵渡、永济、禹门诸要地；在汾西, 至5 月中旬肃清蒲县、黑龙关之敌；在晋北, 傅作义部相继克复偏关、清水河及和林格尔等地。5 月底6 月初, 敌兵分三路会攻偏关, 傅部一度退出, 继与何柱国、门炳岳部合力围攻, 再度收复偏关。1939 年4 月, 二战区发动“春季攻势”, 分兵出晋南三角地带、静乐、宁武、离石、中阳、榆次、介休、朔县、代县等地, 至5 月中旬, 攻克日军据点及破坏道路多处。1939 年底, 蒋介石令第二战区发动“冬季攻势”。根据蒋的命令, 阎锡山下令卫立煌在南路、朱德在东路、陈长捷在西路、赵承绶在北路指挥所部向晋南三角地带日军发动进攻。其中,东、南两路攻袭日军持续3 个月之久.第三战区。杭州沦陷后, 蒋介石为指导该地区的游击战, 特委派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XXXXX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黄上任后又组织抗日自卫团, 自兼总司令该战区优秀战例：1938 年1 月下旬, 日军第13师团向蚌埠进攻, 第三战区为牵制日军于防地, 以主力向杭州太湖之间、宣城南京之间、芜湖贵池之间大举游击, 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 曾一度攻克富阳、海宁、海盐、安吉、当涂、宣城,1940 年4 月, 第32 集团军第147 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 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 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 还奇袭马当要塞, 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 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第五战区。抗战之中, 五战区辖区迭有变更。抗战之初, 山东、江苏属该战区。日军入侵山东后, 范筑先在鲁西领导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 打击敌人。在鲁北, 秦启荣于1937 年11 月组织“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 后转至沂水、莱芜游击。武汉失守时, 李宗仁派廖磊率第21 集团军开进大别山游击.该战区是国民党独立游击战开展最为成功的地区，其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战结束，虽最终向外开拓相当不足，但打击敌人的效果相对其他战区来看比较显著。该战区优秀战例：廖磊第21集团军驻节立煌(今金寨县) , 并在皖东津浦路之五河、皖北周家口、鄂东麻城开辟游击区, 形成以立煌为中心, 拥有豫鄂皖三省20 余县地域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1939 年5 月, 第48 军176 师师长区寿年率主力与林士珍游击队协同奇袭安庆, 攻入城内, 与敌激战数小时, 焚毁敌粮弹仓库后撤回原防1940 年5 月, 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宗仁令大别山游击军兼总司令李品仙辖21 集团军威胁敌后、李品仙亲率第7 军及游击队游击黄陂、孝感敌人后方。1941 年9 月, 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 大别山游击区奉军委会之命派48 军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进攻信阳, 第7 军一部会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向出击, 威胁平汉线; 第48 军袭击长江沿岸据点, 封锁江航; 驻皖东171 师配合地方游击武装袭扰津浦线南段。1942 年12 月18 日, 日军第11 军司令官冢田攻由南京飞往汉口, 途经鄂皖交界的太湖县上空时, 被48 军138 师高炮部队击中, 冢田攻等机上人员全部毙命。鲁苏战区。1937年，国民党山东政府委员秦启荣组织鲁北边区游击司令部，韩复榘被处决后孙桐萱率其第三集团军进驻鲁西南，1938年5月沈鸿烈任山东保安司令，在苏北，韩德勤组编个县保安团成立89军。1939 年3 月, 该战区成立, 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规定其任务是:“应于鲁南山区及苏北湖泊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展开广大游击战, 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 尽量牵制消耗敌人。”为便于游击, 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设立鲁南、鲁东、苏北三大游击指挥部, 还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队改编为10 个游击纵队。该战区成立之初, 对日游击较积极。但皖南事变之后该战区部队作战逐渐集中于限制新四军及八路军发展。优秀战例：1939年10 月初, 华北、华中之敌合击苏北, 韩德勤部在头涵洞、泾河镇、盐城、高邮、盱眙等地拒敌。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 韩部向淮安以东转进, 并乘虚袭击敌后, 一度克复高邮、宝应、蒋坝，盱眙等地长江中游水上游击。1940 年1 月20 日, 长江中游敌后布雷游击队成立, 以芜湖至湖口为第一布雷游击区。未几, 又组建湘鄂布雷游击队和4 个挺进布雷队, 将鄂城至九江段划为第二布雷游击区, 监利至城陵矶段划为第三布雷游击区抗战胜利, 布雷游击队共布雷1500 余颗, 炸沉敌人大小舰船135 艘.三、国民党所属游击区的最终失效从牵制敌人看, 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 倡导敌后游击后, 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鼎盛时期达到100 余万, 先后开辟山西、浙西、大别山、海南、冀察、鲁苏等游击区。敌后游击区的建立与游击战的开展, 严重威胁日伪统治。并且, 游击区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 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 第三战区在天目山, 第五战区在大别山, 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 它们进可攻, 退可守, 直接威胁敌之要害部位, 迫敌以重兵防守, 抗战初期, 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积极, 在敌后的游击部队比较活跃, 为策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不断出击, 牵制、消耗敌人, 较好地发挥了作用相持阶段到来后, 随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方针的改变,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指导思想亦逐渐发生变化, 对日作战由积极逐步走向消极。国民党军队在对日军发动“有限度攻势”的同时, 对XXXXX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限、防”提上日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方针，国民党下辖的各游击区注意力逐渐从攻日转向了反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 日本必败, 中国得救, 遂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 对日作战更趋消极, 敌后游击区只有零星的游击战, 多数处于“游而不击”的苟且图存状态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鲁苏战区的韩德勤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掀起第一次反共大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事变”，1940年10月韩德勤部大举进攻新四军。同期冀察鹿钟麟部进攻八路军冀察军区部队，1943年韩部最终被新四军击溃，鹿钟麟部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其后, 鹿、韩两部在日军打击下, 溃不成军,冀察、鲁苏两战区名存实亡。1944年国民党军委会撤消鲁苏战区太南孙殿英、庞炳勋, 鲁苏孙良诚、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等在日军打击下屈膝投降,1943年1月，国民党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协同日军夹击于学忠部，于部于8月撤出山东，山东游击区基本消失。1941 年5 月上旬, 日军纠集10 余万兵力, 兵分三路, 采用钳形与中央突破战术, 由东、北、西发动进攻,国民党自己的评价是“第一战区疏于防守”，中条山根据地沦陷。1943 年4 月上旬, 日军调集5 万余兵力, 在30 多架飞机支援下, 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第24 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清第40 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 军于临洪、刘进第27 军于陵川迎敌。孙殿英庞炳勋投敌，刘进南渡黄河。8月上旬太行山根据地沦陷。1942年底，日军扫荡大别山,国民党评价：称“李部久居山中, 将骄兵堕, 战斗力下降”。仅十几天时间，大别山根据地基本沦陷，后在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反攻下收复。但已基本称不上“游击”区了。日，国民党将鄂豫皖，山东，苏北，豫东划为第十战区，目的最终是为了与新四军争夺华中。但基本毫无建树。至1944年，国民党山西，冀察，鲁苏，大别山，浙西等根据地基本消亡。仅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四块小根据地硕果仅存，所辖部队不足三万。四、国民党游击战略的失败，最终导致游击区的失败以正规军充当游击部队，未能有效发动民间自卫武装。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以现有正规军的三分之一配备与敌后担任游击。随后确立以战区司令长官为指挥中心，以正规集团军编制作为游击基干部队，以准正规军（地方保安团）作为外围，不分割集团军建制而进行游击战的总体策略。由于国民兵团制度的实施范围有限，实施效果相当不显著，而1939年之后实施的义务征兵制在游击战区相当不得人心。造成各游击区内，正规部队损耗很难保质保量予以补充，作为正规部队后备力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建制较少，尤其到相持阶段，由于群众动员工作相当不得力，地方武装规模剧减，民众自卫武装力量迅速变的薄弱，使得部队难以维持。而以正规战区指挥官和集团军指挥官担任游击指挥中心，固然整体统一，但严重限制了游击部队的灵活运动。地方政权建设严重滞后，部队未能融入游击区民众生活国民党敌后政权仍沿用其一贯治理方法，地主豪绅成为行政核心，固然在日军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充当保家卫国力量的召集者，但当日军压力减轻时，其旧有压迫手段借助于游击区政权，成为搜刮民财的便利条件。阎锡山滥发晋钞8000万，沈鸿烈滥发民生券，国民党中央所制定的二五减息，在各游击区均成为空话，因此李品仙有云：“到抗战胜利后，整治走上轨道就不能乱搞钱了。”这样的军民关系在大敌当前时固然可以抵御一时，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来自民间的瓦解力量造成游击区根本无法持续。以阵地战作为游击区的正规作战方式，部队运动不灵活国民党仅仅从战术上简单理解游击战，在实践上，仍以阵地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运动战及游击战基本没有得到有效开展，当部队阵地攻防实力下降之后，无法迅速分散展开，反而采用分兵把口节节抵抗的战术，造成部队严重损失。而由于游击区军令仍统一归战区主管，当地后敌我形势发生剧变时无法独立自主的展开作战，无法调动敌军和掌握战场主动权，造成惨重损失。投敌叛变严重，游击区力量严重削减1941年后国民党将领特别是敌后游击区部队将领大批投敌，甚至出现游击区主官叛变的现象，坚持抗日的部队数量剧减，伪军数量在一年多时间里增长了近两倍，直接导致敌后根据地丢失。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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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国民党真的打不了游击战啊！多看看书吧!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个团将近六百人见到五十几个日本兵就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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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游击队多以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出现，而忠义救国军也是伪军的最主要来源，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发动人民武装进行敌后抗战始终顾虑重重，对人民武装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害怕武装平民，总想凭正规部队进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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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444479 头衔：铁血王朝辅国大将军 工分:16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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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sunsun681013
在第2楼的发言：国民党对游击战理解片面，且多用一些杂牌，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因此造成投敌叛变严重。游击重点是游，你不游那就不是游击队了。国民党游击队会游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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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游击战理解片面，且多用一些杂牌，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因此造成投敌叛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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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property="og:description" content="中国特战竞技军事七项新科状元，穿越1940年，关家垴，大获全胜，受命组建特遣分队，纵横抗日战场，敌后破袭，正面对杀，狙杀敌人高级将领，捕获敌人特种兵王，还深入太平洋战场，联合盟军战斗，突袭东京湾，加速了抗战胜利，还借调进入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各国特种兵斗法。&&&&舔舐着刺刀上的鲜血，咸腥的生活滋味凛冽着战地黄花的芳香，一个个俏丽的身影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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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国特战竞技军事七项新科状元，穿越1940年，关家垴，大获全胜，受命组建特遣分队，纵横抗日战场，敌后破袭，正面对杀，狙杀敌人高级将领，捕获敌人特种兵王，还深入太平洋战场，联合盟军战斗，突袭东京湾，加速了抗战胜利，还借调进入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各国特种兵斗法。&&&&舔舐着刺刀上的鲜血，咸腥的生活滋味凛冽着战地黄花的芳香，一个个俏丽的身影掠过……
《二战之狂野战兵》第一卷横空出世
《二战之狂野战兵》第二卷纵横驰骋
《二战之狂野战兵》第三卷晋南尖兵
《二战之狂野战兵》第三卷晋南尖兵VIP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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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狂野战兵》第五卷铁军雄风VIP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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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狂野战兵》第六卷第六卷恶魔之父VIP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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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工队是什么？有人将其比作西方的特种部队，也有人说武工队就是游击队，而实际上呢，这二三十年间根据冯志的小说《敌后武工队》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大概有五六部了，也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去打造的，其结果却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不象。
武工队既不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也不是抗战期间普遍存在的游击队。
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就是带有武装的工作队。工作队，才是它最本质的部分，而武装，则是为了在敌占区达成工作任务的掩护而已。
武工队是中共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今天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1943年后的华北游击区，大量的民兵组织也有称作武工队的。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影视编导们肆意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下半年）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武工队的队长副队长等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的民运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极其罕见。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便是由指导员调任，这是与当时的情况相一致的。但可惜的是，在今天的影视编导们这里，全给改了。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编版本的《敌后武工队》，里面的一号人物魏强全无例外的改成了连长。本来与史实极其吻合的形象却根据编导们的个人好恶而改变。你说他歪曲吧，他说是艺术的需要，让人说不出的滋味。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是武工队区别于其他特种小分队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是和编导们臆想的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任务的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中共军队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也曾广泛组织类似的特种部队，比如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这种专门为袭击某个重要目标而临时组建的小部队，对敌实施刺杀、破坏等屡见不鲜，这是可以类比西方的特种部队的。对越反击战及后来的轮战期间，我军曾组织多个侦察大队越境渗透作战和捕俘，这也类似今天西方的特种部队。但武工队则完全不同。综合八路军总部以及冀中、冀南、晋绥、山东等根据地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其总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或开辟游击根据地。具体的说呢，则有以下几项：（一）宣传战；（二）打击与改造伪政权：（三）建立秘密关系。现在一条条对比。
武工队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战。而这所谓的宣传战，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词来说，就是心战。至于其开展心战的方法，又与今天国外流行的不尽相同。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比如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恐吓信，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动员某个伪军的亲属往据点里为我做劝说工作，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恢复和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最主要的心战方式。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击与改造伪政权。西方特种作战，从大的战略上讲，兴许也有这样的内容，但那基本是对国家政权的改造与扶持，而对于一二十人组成的特种小分队来说，则基本不会有这样的任务。武工队则不然，铲除伪政权中不听我警告的叛徒汉奸，或将伪政权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是武工队一以贯之的任务。在这方面，武工队是极具威力的，相对于西方枪战大片，也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比如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对其实施刺杀或警告；比如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比如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其残酷程度和恐怖效果是远远胜过西方枪战与黑社会大片的。曾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当要决定铲除某个汉奸时，先在集市、城区要道等处张贴布告，写明对其五日之内执行死刑，则这个汉奸绝对不可能活到第六天；也曾有这样的例子：当某个汉奸在鬼子面前吹牛说要三天之内活捉某个八路，可不过一晚上，他自己的老爹或儿子便成为武工队的俘虏和人质，这就迫使他除了赶忙认罪外，又不得不为八爷提供吃的花的和需要的枪弹与情报，有的便从此成为两面人员。这些做法，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中发现，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至于其第三个任务，在敌伪中建立各种秘密关系，武工队的做法就更是绝对的中国特色。敌占区的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上有老下有小又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要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叔四舅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这个数字的真实程度我们暂且先不管它，但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则是毫无疑问的。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二为寻找保护伞。很多时候，在鬼子搜捕刚刚刺杀了敌伪要员的我武工队员时，而这几个武工队员也许正在敌人炮楼跟前的某个伪军官家中给他的家属上政治课呢。在当时，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和伪官家中的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如果不能买或无需买，也可以向伪政权借用。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当八路要攻打鬼子炮楼时，往往会从伪军的关系户中借来机枪，打完仗再归还。这是任何西方特种部队大片中找不到的故事情节。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的哨卡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好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好赌的陪着打几圈麻将故意输点钱。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拿了人家手短，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这些作法，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以快打快出为主要行动方式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组织。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与地方党往往是合而一体的，有些军区或军分区则规定必须要有地方政权的领导参加。对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15师、129师等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强调。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罗瑞卿也曾说过，“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参加武工队。太行区的武工队在这方面是很差的，必须改造。如X分区【原文如此】五个武工队。全是军队的连排干部，没有吸收地方干部参加……由于他们缺乏地方性，与群众没有联系，所以工作也难于开展。”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第一小队的指导员是由区委的委员刘文彬担任，这是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他们的隐藏地点，必须也只能是当地的堡垒户，他们的情报收集，更多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随时密告，他们吃的穿的以及化装时所用的，全靠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给。武工队的成员与当地群众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头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脚的泥巴，也和群众睡同一个土炕，吃一样的糠菜窝头，也经常与群众一起担粪锄草，一起拉犁耕种。就因为这样，使得他们与当地的群众从感情上到组织上都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敌人搜捕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宁可丢掉羞臊，也敢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将武工队员认作儿子、认作丈夫。这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所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的。可以这么说吧，武工队在远离根据地和大部队的敌占区活动，没有当地人民群众的掩护，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他们连一天也休想坚持下去。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的掉渣。
武工队不是游击队
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1943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甚至有些村子的民兵，只有几杆独撅枪，也借着武工队创下的威名号称武工队，这往后的武工队还就真的很乱很不一致了。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1943年秋以前，在为开辟新区和恢复老区而组建的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的武工队，与游击队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而我之组织则全部破坏。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连排长、战斗骨干中精挑细选的，按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中的要求，“所有人员，均须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每支武工队的人数都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如果人数再多，则分成若干队，开展活动时基本以三至五人一组，绝少全队集中。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说到政策二字，大概是许多时髦的网民与愤青观众最不待见的，以为这又是大道理了。如果谁这样认识，那绝对是百分百地错了。中共领导下的武工队，它最最犀利的武器，就是能够准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与策略，没有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了。对于远离根据地独立在敌占区活动的武工队员来说，准确地掌握政策，会做敌伪军工作，会做群众工作，会写标语传单，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比使用二十响更看重的武艺。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军分区领导，“有些地区把武工队当作游击队去使用，过于强调其武装的运用，而忽视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政治斗争，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不仅因为武工队的任务是规定为政治进攻而非打仗，还因为其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所配备的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当时最牛逼的盒子炮，长枪则既有相对短小便于隐蔽携带的骑枪，也有抗战时比较罕见的冲锋枪。以曾经担任支队侦察科长和武工队领导的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钢》为例，他在书中描写的武工队，共22人，其中正副队长是每人两支盒子炮和一支护身的撸子，20名队员，是每人一支盒子炮和一支四四式骑枪。军教片《地道战》中反映的真假武工队，队员也都是两大件，即三八式骑枪、长苗盒子炮。这是与事实相吻合的。实际上，冀中的武工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都还有冲锋枪和轻型掷弹筒的配备。笔者访问过一名曾在冀中武工队战斗过的老者，他说他们武工队组建时有11人，全是分区敌工科和部队大班长以上的骨干和手枪队员中精选的，其中配备的德国造二十响盒子便有13支，山西造仿汤姆逊冲锋枪4支。
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实际上，在敌占区里，敌伪对武工队的围捕是远比任何一支游击队所遭遇的都更残酷更惨烈的。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当敌人对你实施捕杀时，你就空着两手老老实实等敌人来绑你杀你吗？再说了，在敌占区锄奸，杀一儆百，也和根据地公安局的镇反不同；在敌占区搞宣传，做演讲，也和今天韩红、蔡国庆那样的慰问宣传不同，它是经常会伴以激烈的战斗的。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
有些人和我讨论说，既然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武工队打仗的功夫肯定不如游击队。错了。说这话的人大概将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想象类比成今天某个党委书记做报告，或类比成居委会大妈走家串户防火防盗的宣传了。不是的，远远不是的。虽然武工队的任务规定为政治进攻，但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险恶，他们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可没那么轻松。给伪军官或其家属上一次政治课，往往便会有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在伪政权的大门口上写一回标语，可能就会引来十倍百倍的敌兵的围捕；深入虎穴锄掉一个汉奸，则无不伴随着激烈而残酷的打斗；改造一个两面政权或帮建一个秘密支部，又不知要经历多少回合的血腥较量，其惊险程度，却是比一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更紧张更富传奇色彩的。就因为这，其单兵及分队技战术水平，也是一般的游击队员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打仗，不会硬碰硬地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1942年秋组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比如奔袭保定南关火车站打死大平，比如智取乌马庄炮楼枪毙王警长，比如集市刺杀汉奸丁化成，比如津南歼灭鬼子勤农队，比如马棚口镇压汉奸刘坏水，都是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奇袭手段，连一发子弹都没多打，连一根毫毛都没伤到，便达成了作战任务，足见其斗争策略的得当。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用不了十天，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要回答武工队相当于什么，答案就是：武工队就相当于武工队。武工队当然是特种部队，但它是中共特色、沦陷的国土上、人民战争背景下的特种部队，不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古今中外军事斗争史上，找不出任何一个组织形式是可以与它相类比的。西方的特种部队不能与之相比，抗战时的游击队不能与之相比。它的组织形式，它的斗争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再有。
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李达、徐英、张梓桢等抗战将领都有专门文章，已经回答的一清二楚，冯志原著小说中，也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明明白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懂得尊重历史的编导们给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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