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军事名家谈抗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胜利重振国人信心，重铸民族魂魄，确立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70年后，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从即日起本报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联合策划推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专题报道，邀请享誉国内外的军事名家撰写纪念性反思文章，与读者一起回望气壮山河的抗日史诗，多角度、全方位解读抗战胜利的意义与启示。
（二十四）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4周年的特殊日子，本网特别刊发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撰写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文，既作为“胜利的启示——军事名家谈抗战”大型系列报道的收官力作，也作为另一组大型系列报道“父辈的抗战”的开篇鸿文。我们“父辈”的抗战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本报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继续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嘭嘭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毛泽东从不看重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强的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彭德怀掷地有声的那句名言“不过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何尝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第二强的军队。他的胸怀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紧。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7万吨的“大和”号。仅这一艘舰的吨位就超过了中国海军全部舰船吨位的总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因此，日本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结果，日本人看见麦克阿瑟，就像看见神一样。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对他说：“你要把明天当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气扬地去签这个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国人。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这个东方民族头上。事实证明，东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国利用雅尔塔体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时期的起点。它是不是想让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点呢？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在战略要冲。70年前两颗核弹爆炸的巨响声犹在耳边。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美国成功了。日本输得服服帖帖。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无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种袭击。不错，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这是在美国人强势主导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一点儿也没有了。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明朝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叫。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70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新华社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在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国民党军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败仗。但败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过在对待日本俘虏问题上，就远比不上共产党人了。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
（二十三）鲜为人知的中共海上抗日斗争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发生在苏中根据地、鲜为人知的海上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令人难以忘怀。
1940年10月，根据我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的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英雄传奇。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三纵队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如东地处黄海之滨，位于通如海启地区东北隅，与日本隔海远眺，历来为抗倭要塞、海盗犯乱之地。陈毅总指挥随东进先头部队沿途考察，进驻海滨古镇掘港后，凭着他的战略眼光认为，通如海启一带是围棋盘上的“金边银角”，战略地位重要，便向陶勇指出：“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根据指示，陶勇有了“让旱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的构想，计划创办海防部队，1940年底即向苏北指挥部粟裕司令员请示，要求建立海防团。对于这种为新四军职能扩展的动议，陈毅、粟裕、叶飞等党政军地领导都非常重视，取得一致意见。1941年初，粟裕对陶勇的申请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始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干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名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孙二富（亦称孙二虎）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开往长沙继续整训和守防。
1942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高层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庄重表态：“陈总，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黄海就是我们新四军的！”11月5日，我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粟裕对组团领导同志说：“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姬鹏飞）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列入苏中海防二团，并任命孙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9月，叶飞、季方、陶勇等按陈毅曾经提到给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的吩咐，经耐心规劝后，陆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由陆任团长。以上3团由一师拨进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丛书”《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进入新四军正规编制。
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补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不久为吉洛），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不久转正）。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还用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大任务：一、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到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实践证明，苏中海防部队是一支特别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屡战屡胜的海上轻骑兵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必须兼备陆上功夫和海上本领，苏中海防部队的战士练就了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沉着应战，突然袭击。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乘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9人。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两艘，生俘日军11名，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对待恶魔，决不姑息。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个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本海军投降，其余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迎难而上，视死如归。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吹散到海上，日伪船见机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和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硬是与险难搏斗，与日伪周旋，最后平安而归。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之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士冲上敌船，誓死与敌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日军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上船，转移到海上，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终于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年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
除了运送物资，海防纵队还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敌占区上海。
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开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币。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如海启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互相配合抗日，黄海没有成为后顾之忧，相反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苏中海防部队为何能屡战屡胜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争、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像灯塔一样，对苏中抗战中的陆上、海上根据地产生了及时、实在和高效的作用，为苏中海防部队形成屡战屡胜、斩不断、摧不垮的抗战武装力量指明了方向。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 在一师三旅海防团建立后，就任命刘光汉任政治部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建的海防部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总的来说，每一个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其中，孙仲明被收编后，陶勇发现孙的思想开始进步、对党组织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员柴如奎、陈尔胜加以引导培养，1944年孙光荣入党。海防团还发展了其他海防战士加入党组织。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海船对海防团来说就是“脚”，水上无船，寸步难行。陶勇利用春节拜年的方式，与同情革命、拥护抗日的渔会会长高亚东结交朋友，交流思想，并借到了几条船。高亚东（建国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一席话体现了统战工作的魅力，他回忆说：“新四军东进后，抗日民主政府团结我、教育我，特别是粟裕、刘炎、钟民、吉洛，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上层关系和渔行老板的身份，出入据点之便，周旋于敌我友各方，为抗日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于是设计了“请君入瓮”的策略，进行规劝和教育，孙表示接受。但孙未履约并带信给陶勇去其驻地谈判，陶勇决定前往，刘先胜等均劝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孙再次生变，陶勇认为谈判主要靠舌战，谅孙也不敢与新四军作对，于是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进一步做好了孙等的收编说服工作。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 海上抗日更要斗智斗勇、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划子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复杂，沙洲多，我们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航行，即使撞上沙滩搁浅了，可以随时随地靠上岸，成为海军陆战队，日伪的洋海军对此无可奈何。孙仲明就惯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给予严惩。有一次遇到10多条海匪船，他将敌人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敌船在追击中不断搁浅，几个回合就被他打得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一条，并将船上10多名为非作歹的海匪当场枪决。
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充分依靠爱国群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之夜，海防团的船摇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掌舵的轮流值班。一位掌舵的船老大在风暴中只得将自己的身子绑在舵上，以稳住舵柄。可是，浪花夹着大雪打在他身上，再被西北风一吹，结起愈来愈厚的冰凌。当副老大换班时，发现老人已经成为冰人，而船还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战士们在海上为这位对国家无限忠诚的船老大召开了追悼会。
历史告诉世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艰难的14年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海上的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行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容忽视，不容低估。
（二十二）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争
毫无疑问，中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极为悲壮的惨胜：作为胜利方，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比失败方还要巨大，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实！
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细节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随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种回顾与反思文章对这场战争乃至百年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以我有限的阅读所见，其中极具深刻洞见者，莫过于刘亚洲将军的一段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这是对甲午战争的痛彻反思。但它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浸透和反映出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之外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大而化之、重言轻行的一面。适逢战时，军人是时代的主角，这些缺点在中国旧军队身上的投射尤为明显;而蒋介石为了荡平军阀割据，剪除共产党势力，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直接后果就是对近在肘腋的祸患、迫在眉睫的战争，从心理到物质都准备不足。这是导致抗日战争伊始，尽管中国军人气贯长虹，将士用命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铁血牺牲与强敌苦战，但最终还是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谋算，战斗的胜利则取决于细节。战争的胜利是由战斗的胜利累积的，因而也就意味着细节决定胜利。细节是准备出来的，战争准备就是细节准备。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每一次失利，都几乎不是由于将军惧战、士兵怕死，而是与细节准备不足有关。在这些细节中，有一项至关紧要的细节——“兵要地志”。在这方面，与早于半个世纪前就下手做准备的日军相比，中国军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上世纪之初，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终于设置了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在日本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来说如此重要？
用当今著名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了解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等，就成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战争中打不赢，谁就可能输在战争的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技不如人，是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顽强，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67年，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归政于明治天皇，统治日本600多年的幕府政治宣告结束，曾经长期一分为二的权力与权威合二为一地集于天皇一身，时为明治天皇。1871年，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这些整日在市井内胡混闲逛滋事的失业浪人，一度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祸患。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国运。
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口头上“和魂西体”，行动上“脱亚入欧”，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其国力骤然膨胀。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又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洲”，“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的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年轻的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开餐馆，开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了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志学中佐教官时，板垣就在他的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令同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看看本庄繁、河本大作、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这些人与板垣一样全都担任过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中国班的班长。
沈克尼在他的《日军编印的中国兵要地志纵横说》一文中这样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天候季节对水量的增减影响，以及桥梁徒涉场情况”，等等，要求之细微，之详尽，可谓无以复加。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一线部队的情报细节掌握就更加精准。如当时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当你的对手对你的情况熟悉到这般地步时，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战，自然也就可以进入《三十六计》中所说的“反客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军在侵华战争的早期打得较为顺手，除了其气焰正盛加之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优势因素外，对作战区域“兵要地志”情况先期掌握，不能不说是一大关键要素。
中国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既然历史和胜利都是由细节堆积而成，那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关键性细节，阻挡了“抗日主力”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赢得本该属于它的胜利？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的整军会上，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对于“国军”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又极为关键的原因，这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会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却是极其致命的:那就是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为这支军队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既是由于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指挥官把部队看作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么？而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卓绝，牺牲巨大。虽然以身殉国的将士们个个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几多是由于指挥官鲁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无谓牺牲？
反观日军，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时期完善了从法、德军队学来的参谋制度，建立起了“参谋本部”。这一制度虽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方坐大，也把日本国民引向毁灭的法西斯战争之路，但客观地说，其在与对手交战时，还是充分发挥了参谋制度的效能。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日军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参谋制度，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为什么日军精于对“兵要地志”的研究，而中国军队却疏于此道？试图解答问题的结果必然带出更多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读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书带给我的震撼:同样是种植水稻的民族，为什么日本人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形成了团队合作精神，并一以贯之，直到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业精神，而我们却在数千年里始终安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敌当前，铁蹄践踏，才奋起反抗。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迥异的国民性格的细节中。
抗日战争发起的时间怎么认定呢？习惯上常说：“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指的是从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算起，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只能算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了侵华战争，随后东北就很快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标志着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抗争的开始，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序幕。
从以下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虽然中国各地军阀林立，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同红军作战，蒋介石忙于安定国内局势而采取了消极抗战或者是片面抗战，但在长城抗战等战斗中，也投入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十四年抗战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一、“九一八”事变——义勇军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部队有16.5万余人，在关内还有近10万人。由于蒋介石、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零18天，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3000万中国人成了亡国奴。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是共产党永远的根据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决议，明确了“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民族战争”的目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派杨靖宇等中共将领在东满、南满、吉林、北满等地创建了十几支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最后发展成为具有11个军的东北抗联。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部分官兵、警察部队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没有退缩，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展开了英勇的抗争。
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武装斗争。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先决条件和重要经验，奠定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于1932年初又在上海自导自演了“一·二八”事变。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中日军队交战，此战使中日战火从东北内陆燃烧到了长江以南滨海地区，进一步扩张了日本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
二、长城抗战——国歌诞生
东北沦陷和淞沪抗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元旦夜，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东北军爱国将领、第九旅旅长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天下第一关”再次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在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布防守备，但最终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军备不良导致战力消耗殆尽而撤退。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搏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诞生于1935年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在长城抗战期间，由词曲作者田汉、聂耳亲临热河、古北口前线采风之后创作而成的。这首颤动着历史回声的国歌，不仅反映了长城抗战的悲壮历史，更发出了全国抗战的动员令！
三、西安事变——国共合作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吞华北地区，致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军民抗日热情急剧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劝谏”、“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于西安华清池发动了“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真正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四、“七七”事变——全民抗战
日爆发的“七七”事变震惊了全中国。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等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七七”事变的谈话。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迅速掀起，使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自掘了走向灭亡的坟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经过了14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包括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时期。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前为局部抗战时期，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和上海地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此时期国民党是边内战、边抗日，国民党爱国军队进行了东北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共产党是边抗日边与国民党斗争，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等人民武装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全面抗战时期。“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开端，在世界的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全民性的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回应。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及爱国民众支援下，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忻口、徐州、武汉、台儿庄、长沙、衡阳会战及1944年的缅北、滇西大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抗日前线，大胆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以伏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打击敌人，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使日本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中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围绕侵略与反侵略展开和进行的。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中国为遏制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罪恶野心进行不屈不挠抗争历史链条上的一环。确定抗日战争起点的“七七”事变不是最靠前的一环，而是整个艰苦卓绝抗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一切历史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确定抗日战争发起时间，也必须要尊重历史。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郭沫若也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一文中说：“‘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下。”从领袖到学者都比较明确地将“九一八”事变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因此，我以为，应该将抗日战争爆发时间前推至“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而不是八年抗战。这样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充分肯定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虽然国民政府起初消极抗日，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东北各界组成的义勇军等力量，却一直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特别是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和东北接合部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广大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惨烈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有效阻止并延缓了日本侵略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进程。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既有国民政府主导，也有中共的积极参与，尤其是“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中共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全国叫响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迎来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曙光。
二是有利于告慰先烈，鼓舞全民士气。纪念先烈，我们同样要记得那些在抗日战争前期，为了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奋不顾身的革命先辈，正是他们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和荣光。铭记先烈功绩、景仰烈士精神，正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在不断地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新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三是有利于凝聚炎黄子孙的民族力量。回顾“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看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有志之士的英勇无畏，更体味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感召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海内外炎黄子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同仇敌忾，共御外敌。有的舍生忘死雪国耻，有的捐钱捐物打日寇，有的奔走呼号唤民众，有的以笔为枪揭暴行。这种精神是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大更会历久弥新，从而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激发和释放强大的正能量。
（二十）两岸须共同铭记抗战历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始终铭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使惨痛历史不再重演；始终铭记中华儿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民族共同抗战是胜利之本，使这一光荣传统得到永续传承；始终铭记抚平两岸分裂的百年之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可歌可泣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一系列大规模侵华举动的恶劣开端。日本侵略者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攫取了巨大财富，仅赔款一项，就达二亿多两白银。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使其一步步地走向企图吞并中国、亡我中华的罪恶道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民族耻辱和灾难。
八年抗战，日军所到之处，中国人民血流成河、尸骨成山，他们将中国作为杀人比赛的场所、活体实验的场所、残酷奴役的场所。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以中央档案馆2014年公布的日本战犯相乐圭二自供口述为例，仅他一人就杀害中国同胞831人、伤害519人，强奸妇女34人，抓捕平民踩地雷、做苦役等1171人。手段之残忍、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令人唾弃。
今天讲抗日，主要指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事实上，抗日从甲午海战就开始了，而且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启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河。日，清政府同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噩耗传来，台湾民众满怀悲痛，纷纷立下“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豪迈誓言，团结一心、奋勇抗敌，在5个多月的反割台斗争中，与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对抗。经大小百余战，台湾人民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台湾被击毙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共4800余人，重伤者500余人。由于力量、武器等相差悬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等相继失守，10月21日，日军进占台南府城，台湾沦陷，但台湾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
合力反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德国用实际言行虔诚地谢罪。德国总统、总理、外交部长都曾向被侵略国和人民道歉。同样是战败国，同样是面对历史，日德两国为什么态度差距这么大？
德国在战后推翻了纳粹独裁政权，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彻底的清理和了断，实现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没有追究头号战犯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致使右翼分子没有正确的历史观。
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相反，日本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认罪和道歉，而且还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右翼分子对二战的态度，很像德国二战前对一战的态度，即胜者为王败者寇，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战败了。这种历史观所引导的方向，可能就是想通过战争来改变一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和理由，也很像希特勒当年取消限制国防军人数的做法。这让日本具有了重新挑起战争的现实危险，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
两岸中华儿女，全球炎黄子孙要警惕啊！要坚决反对、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今日之中华，已不再是70年前的中华。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全球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年货物进口额就接近2万亿美元，出境旅游达1亿人次。这些数字还在扩大，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更多需求和机会。
说到底，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特别需要两岸龙的传人、中华各族儿女的大团结。过去失败的耻辱，原因说千道万，是全国一盘散沙，形不成抗敌合力。比如，甲午战争中，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主战与主和分歧严重。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海军各成派系，军人们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甚至出现中国人给侵略者带路的可悲情况。
有人讲，毛主席的功劳很多，最大的功劳是把中国一盘散沙凝聚成百折不挠的一股巨绳。“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当前，两岸迫切需要做的，是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牢记两岸同根、同种、同族。这是基础，基础不动摇，一切都可以向前走。要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这是宗旨，宗旨不变，就可以不断探索合作方式。要加强两岸交流，多沟通、多来往。这是纽带，纽带连紧，血浓于水的感情就会加深。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着眼大局，求同存异，甚至聚同化异，不断增加互信。这是重要方法，方法对头，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广，机会就会越来越多。要团结互助，锐意创新。这是关键，关键抓住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由于精神的懈怠、内部的分裂，国家蒙受了耻辱，民众经受了苦难。1911年，梁启超在访问台湾时曾写诗一首:“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台湾的命运从来是和大陆母体连在一起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越来越清晰可见，两岸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千载难逢，必须紧紧抓住。
（十九）游击战为何能撑起抗战“半壁江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推动了机械化军事革命走向高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游击战的大发展。与历史上的游击战相比，二战期间的游击战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是游击战发展创新的集大成者，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军事理论家指出，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机械化战争提升游击战地位
作为一种以攻击敌军后方为主的特殊作战样式，游击战在二战中的大发展与机械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机械化战争是一种作用范围很广的战争形态，这恰好有利于发挥游击战的特点。二战期间，仅被法西斯军队全部和部分占领的欧、亚、非国家就有30多个，占领区总面积约850万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战场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军的兵力因此极大分散，游击战也因而拥有了避实就虚、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特点的广阔空间。
此外，机械化战争强化了后方与前方、作战与后勤的关系，使军队对后方交通线、通信保障和各种物资需求的依赖达到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由于战争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军队的物资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一战时每个士兵日均消耗物资6公斤，二战时达到20公斤，是一战时的3.3倍。美军在二战中消耗弹药696万吨，是一战时的7倍，苏军消耗弹药1000万吨，是一战时（沙俄军队）弹药消耗量的10倍。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还带来了诸如油料等许多新的物资需求。战争期间，苏军1个机械化军的耗油量就相当于一战时整个沙俄陆军耗油量的总和。这些由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和需求种类，不可能通过“现地征集”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后方来提供。由此而来的交通运输等一系列后方支援保障问题，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也为游击战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游击战攻击敌人的后方，成为机械化战争中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其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战争期间，凡是被德、日、意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游击战，苏、美、英等国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和支援各国的游击战。据统计，二战期间的游击战覆盖了德、日、意占领的广阔空间，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民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仅南斯拉夫、波兰、希腊、阿尔巴尼亚、捷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苏联，共有不下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战。而在中国，仅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就有约100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200万民兵。如果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二战期间参加游击战的人数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种普遍开展的游击战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
游击战通常以各种小型、分散和随机性的袭击战斗为主要作战方法，但在二战中，除了大量分散实施的小型游击战斗之外，还出现了各地游击武装在统一计划下的联合作战，从而将分散孤立、各自为战的游击战斗发展为步调一致的游击战役。
日至9月5日，在苏联“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下，活动于德军占领区的167支游击队约10万人，实施了代号“铁道战”的大规模游击战役。此次战役在正面1000公里、纵深从两军对峙的战线直到苏联西部边界的广阔地域内同时展开，目的是通过集中进行的大规模铁路破击，瘫痪德军的供给、后送，支援苏军的库尔斯克战役。同年9月19日至10月末，苏联又组织193支游击队计12万人，在正面约900公里、纵深400多公里的德军后方发动了大规模破坏铁路的“音乐会”战役。
与欧洲的游击战相比，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役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中的经典战役——百团大战。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周密部署下，位于日军后方华北各省的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同时行动，对所在地区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铁路、公路、煤矿发起全面袭击。此次游击战役自日起至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参战八路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大量的民兵游击队协助作战。
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看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所有论述谈论的都是游击战而非游击战争，都将游击战看成是正规战的辅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战术框架里去谈论游击战的作用。这种将游击战定位在战术性从属地位的认识，实际上低估了游击战的能量，限制了游击战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毛泽东则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他的论述中通常使用的是游击战争的大概念。从游击战到游击战争的一字之差，包含着毛泽东对传统游击战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而是战略层面的更为宏大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可以是一种辅助配合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为，在被占地区不大或战争时间较短的国家，游击战争通常表现为战术战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实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家将游击战称为“民众之战”。毛泽东继承了前人的认识，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游击战争乃至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刃有余、成就卓著，而国民党尽管也意识到游击战争的价值，但却有心无力、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首先，他严厉批评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轻视民众组织动员的倾向，反复强调说，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而“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其次，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在组织动员民众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因此，组织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其三，以持续不断的组织动员来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在组织游击战争问题上的又一深邃见解。毛泽东认为，在强敌入侵的时候，动员和组织民众比较容易，因为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敌人给我们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广泛参与，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极具远见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动员才能发挥出持久强韧的力量，中国的游击战争才能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典范。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游击战理论的内容，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构建起更加丰富、完整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崇尚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堂堂之阵”，期望以死打硬拼的战法来抗击日军。针对这种简单机械的战略战术倾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以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为原则，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在游击战争的力量运用上，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体上是分散的，但在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时，“仍须集中大力，打敌小部”，要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集中和机动兵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敌人后方建立能够持久坚持的游击战争根据地，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又一独到之处。毛泽东指出，虽然游击战争孤悬敌后，脱离国家的总后方，但是，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游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在敌人后方建立各种形式的根据地，以此来建立游击战争自己的后方，支持游击战争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中国游击战争的三大特点
在毛泽东全面、系统、充满创意的游击战争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游击战争，迸发出极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二战期间普遍存在的游击战中，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世界之最。
一、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第一个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最早发动游击战争的国家。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持续了整整14年，比欧洲的游击战早了8年，比亚洲其他地区早了10年。
二、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二战期间，世界各国被占领地区有上亿人民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游击战发展充分的欧洲各国有总计超过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武装。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1.6亿人口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完整意义上的敌后战场。
三、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二战期间的游击战遍及世界各地，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大的能量和战略作用。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从一开始就立意宏大：要在日军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造就一个持久稳定、规模庞大、能够长期吸引、打击和消耗日军主力，对战争全局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新战场。为此，区区几万装备低劣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逆势而上，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日军所占地区，打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敌后战场。
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展开是决定中国抗战前途命运的关键之举，它不仅改变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迫使日军陷入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的困境，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使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不得不放弃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方式，被迫回师后方，以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如此一来，中日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战略作用之显赫，远远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各国的游击战也无有出其右者，堪称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十八）中国抗战是世界性抗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由于西方的绥靖纵容，法西斯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侵略的战火从亚洲燃烧到欧洲、非洲，人类文明面临空前浩劫。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曾经是友好邻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炮声打乱了东亚既有的秩序，没落的清王朝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同样遭受西方炮舰叩关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于列强行列。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急剧膨胀。经过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政党政治终结，国家迅速法西斯化，一步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此时在日本眼中，中国既是唾手可得的盘中美餐，也是一击即倒的东亚病夫。“卢沟桥事件”后，日本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陆军省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然而，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同以往。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了日军当头一棒。从上海前线回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展开激战，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日军“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更令日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日军惊恐不安地称之为“治安之癌”。
由于中国抗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格局，又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有力支援，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苏两国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在外交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但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援中国抗战。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做朝鲜第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以此为跳板北上进攻苏联，进而与德国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昭然若揭。斯大林洞察到这一切，1940年，他叮嘱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低息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为帮助中国抗战，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还派出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作战，先后击落击毁日机544架，有200多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在物资、人员上，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中国输送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53238.74吨，其中以钨、锑、锡为主，都是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金属；向苏联运送的农牧产品包括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万张。在情报方面，中共党员阎宝航利用在重庆社交场合的关系，获悉德国准备在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发给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参考。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侵华日军的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增援西线苏德战场。其间，在苏的许多中国人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刘亚楼、唐铎等人以苏军指挥员的身份直接参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参加了苏军，并转战南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多为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尽管年龄幼小，但与苏联人民一起，挖战壕、缝军衣、照顾伤员等，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抵抗日本，日本得以进攻苏联后方，那么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国之英勇坚毅，为盟国之有力堡垒”
在中国抗战初期，英美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换取自身安全，或试图以缔结条约形式，防止法西斯的入侵，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抗战。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随后横扫欧洲，英法被迫对德宣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全面卷入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这个时候，英美等国才真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国战场。中国是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他说，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苏、美、英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正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美英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陈纳德率美国“飞虎队”转战中缅印战场，开辟驼峰航线，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中国战场。美国政府还为中国提供了价值约5.2亿美元的飞机、坦克等装备物资。
由于中国的艰苦抗战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等国争取到宝贵的备战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军队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大大提振了盟军士气。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1942年，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远征军，出兵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美国著名评论家伊利奥时少将称：“苟无中国，战争或已无期进行。中国之英勇坚毅，已证明为盟国之有力堡垒。如果中国崩溃，则对于盟国之后果，当颇惨痛。如果其军队投降，日本可毫无阻碍以搜刮中国庞大之天然富源，而使战争无期延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等盟国共同作战的历史启示我们，世界大国在面临共同敌人的时候，不能绥靖纵容，以邻为壑，或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而不顾及他国的安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各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不应相互猜忌，围堵他国，更不能有意挑起事端。要摒弃冷战思维，共同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尽最大可能帮助亚洲弱小国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渴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饱受殖民侵略压迫，对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这种渴求感同身受。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和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庇护所和坚强后盾。
朝鲜在1910年就沦为日本殖民地。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与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胡志明说：“越南解放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同盟军。”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和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组建了援华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援华活动。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自身面临异常困难的情况，但仍然尽最大可能为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提供支援和帮助，成为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广阔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战略后方。中国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大批青年骨干。1942年10月，在中方的协调下，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广西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国政府容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帮助以金九、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组织“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者。金九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中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作为亚洲弱小国家的代表，中国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极力主张要充分考虑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愿望，适时给予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地位，表达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心声。日，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一如既往地倡导国家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时候，都在竭力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和民族。今天，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进步的主要力量，更是亚洲人民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的发展只会惠及亚洲各国，给亚洲带来共同的繁荣与稳定。
（十七）为何说共产党是全民抗战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攸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决战，也是检验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团能力作用的试金石。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决定着自身力量的消长和地位的升降，也重塑着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发展的格局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正确思想指导抗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支撑抗战，以自己的钢铁意志稳固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不但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成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先驱模范。
“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屡次遭到外国入侵，且总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力、军力落后固然是客观实际，但要害在于貌似全国统一，实则“一盘散沙”，难聚全民之力御侮。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集全国之力、坚决抗战的主张，并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实现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走出了关键的一步